2016年12月15日 09:46 来源：《全球史评论》 作者：张旭鹏
内容提要：作为迄今为止最为宏大的史学叙事，大历史深深根植于西方人对普遍历史的追求中。从古希腊时代到20世纪上半叶之前，普遍史大致经历了政治的、宗教的和理性的三种形态。2010年，大历史的奠基人大卫·克里斯蒂安提出，当前的大历史是对古代普遍史传统的回归，但它是一种新形式的普遍史，可以被称作科学的普遍史。本文从西方普遍史的传统入手，分析了大历史与其他普遍史的异同，并重点强调了大历史的科学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大历史在实践中的一些不足之处以及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批评和建议，指出大历史在描述人类历史统一性和整体性的同时，还应去重视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关 键 词：西方普遍史/传统/大历史
作者简介：张旭鹏，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从已知最大的时间和空间尺度对人类历史作出整体描述，是西方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无论是世界史、全球史抑或大历史，都可以在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①中找到其认识论的根源和基础。然而，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宏大叙事遭到质疑、挑战乃至颠覆。与此同时，两极世界的坍塌以及多元政治格局的形成，为一种基于地区主义和特殊主义的诉求带来了复苏的力量。这种文化和政治形势的剧变，使得一些历史学家宣称，普遍史的传统似乎不可能在短期内再次到来。②不过，近年来大历史的异军突起，却让一些历史学家大胆预测，普遍史的回归将会是下一个50年历史学的重要进展。③显然，普遍史的式微与兴起总是与人们对宏大叙事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的，不同时期，人们对宏大叙事的理解和要求也不一样。作为迄今为止最为宏大的史学叙事，大历史的产生固然有其特殊的时代和学术背景，但它并不是一个“全新”的事物，更不是一个因为与自然科学的联姻而模糊了史学边界的“另类”，它建构新的宏大叙事形态的努力，无疑深深根植于西方人对普遍历史的追求中。因此，从普遍史的角度去审视大历史，能够让我们更为清楚地看到大历史的渊源及其历史意蕴。
一 普遍史及其类型
作为一种史学“文类”(genre)，普遍史不同于编年史或谱系学等早期史学编纂模式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它是以一种单一的叙事，按照时间的顺序对全体人类的历史作出描述，通常从人类的起源开始，到当时人类所处的现在结束，具有十分明显的线性结构。普遍史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于西方的史学传统中，至少在古典希腊时期，就没有这样一种单一时间架构内的单一叙事。希罗多德的《历史》，通常被认为是一部具有“世界史”意义的著作，但却不是一部普遍史。因为它强调了希腊人与非希腊人之间不同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突出的是差异性。而在时间结构上，希罗多德也没有在希腊人、吕底亚人、埃及人和波斯人的历史之间建立一种统一的年代顺序，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有着自己的编年结构。④真正意义上的普遍史必须有一个统一的主题和单一的线索，以便将不同地区、民族或国家的历史纳入到一个有意义的整体中来。
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阿(约公元前200-前118年)的《历史》是第一部称得上普遍史的著作。该书集中论述的是罗马的崛起及其对(地中海)世界的征服，正是在这一主题下，所有分散的历史才具有了一种统一性。正如作者所言，之所以选择第140届奥林匹亚德(公元前217-前216年)作为其著作的开端，是因为“在此之前，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完全是分散的，因为每一个事件就其所发生的那部分世界来说，自始至终都是特殊的。但是，从那以后，历史就变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因为发生在意大利、利比亚、亚细亚和希腊的事件全部联系在了一起，万事万物趋向于一个唯一的结果”⑤。除了统一的主题外，波利比阿还为普遍史设定了另外两个标准。一是普遍史的背后总有一种既定的动因。在分析罗马何以征服整个世界时，作者就将之归结为命运(fortune)：“命运使已知世界的几乎所有事件转向唯一的方向，将一切事物推往同一个目标。”⑥正是由于某种原因，不论它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推动历史从分散走向统一，从多样的特殊性走向单一的普遍性。二是普遍史发展具有封闭的线性结构。波利比阿指出，主题的整体性带来了单一的行动和单一的场景，这就意味着普遍史“有一个公认的开始，一个确定的过程，一个无可争议的结果”⑦。这一点决定了普遍史一定具有某种必然性，它排除了偶然性和其他的可能性，因而不是开放的。
如果说罗马普世帝国为普遍史的写作提供了最初的素材，并由此产生了一种政治的普遍史的话，那么基督教普世宗教的形成，则带来了另外一种普遍史类型，即宗教的普遍史。宗教的普遍史的代表人物是优西比乌(约260或265-339或340年)，他在《编年史》和《教会史》中，详致地描绘了一幅基督教化的普遍史图景。《编年史》主要开创了一种新的纪年方法，它以《圣经》中亚伯拉罕的出生为元年，重新将不同民族的历史加以编年，并将之整合到希伯来人的时间体系中来，这样所有纷繁复杂的历史便形成一个统一体，所有已知的历史事件就可以从一个确定的起点加以考察。⑧这种新的纪年体现了一种全新的关于世界的时间性(temporality)。在《教会史》中，优西比乌则试图以这种新的时间性来构建一个新的历史体系，这一历史体系的标志是基督的到来，主体是一个在预定的时候出现的“新的群体”即基督徒。与以往人们对自身所处时代的凌乱记载不同，这一历史记述的是基督徒或基督教会如何从一个弱小的群体，历尽艰辛，最终成为主宰者的胜利的历史。这样，通过刻画基督教的实践，《教会史》提出了一种对历史的新的普遍解释，即历史是推进上帝的目的的实现而展开的普遍进程。用优西比乌的话说就是：“我将会处理一个崇高无比、超乎人类理解范围之外的概念，即[上帝]的安排和基督的神性。无论是谁，如果他想写一部教会史的话，他就必须从基督开始写起。正是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得到了[基督徒]这个名称；这是上帝的安排，它远比绝大多数人认识到的更为神圣。”⑨
优西比乌之后，通过哲罗姆(约340-420年)对其《编年史》所作的拉丁文翻译和补遗，这种新的基督教的普遍史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并为中世纪类似的普遍史编纂确立了内容和形式上的规范。奥古斯丁(354-430年)的《上帝之城》、奥罗修斯(Paulus Orosius，约385-420年)的《反对异教徒的历史七书》(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都延续了这一传统。⑩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的普遍史与波利比阿的政治的普遍史一样，同样排除了历史的多样性和特殊性，也排除了历史的其他可能。柯林伍德对基督教普遍史的这种排他性有过精辟的论述：“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民族都包罗在上帝目的的规划之中，因此历史过程在任何地方和一切时间都属于同样的性质，它的每一部分都是同一个整体的一部分。基督徒不能满足于罗马史或犹太史或任何其他局部的和特殊主义的历史：他要求一部世界史，一部其主题将是上帝对人生的目的的普遍展开的通史。”(11)
及至17世纪，基督教的普遍史依然是探索人类整个历史的重要模式。在博絮埃(1627-1704年)的《论普遍史》中，推动历史发展的“上帝的目的”更是被转化为“天意”(Divine Providence)这样的终极意义问题。一切历史事件都通过一种神秘的指导和有计划的安排在有序进展，并指向同一个目的。然而，历史的行动者却无从知道这种终极原因。在博絮埃看来，“这完全是因为我们不能理解整个设计，我们看到的只是特殊事件中的巧合或陌生”(12)。但是，一个世纪以后，这种不可抗拒的天意将被推翻，历史的行动者将用理性来探求人类历史的规律，一种超越宗教意义的普遍史出现了。
这种新的普遍史认为，人类的历史是由普遍的自然律即规律决定的，人类可以凭借其理性认识和发现这些规律。正如康德所言：“历史学是从事于叙述这些表现(即人类的行为——引者注)；不管它们的原因可能是多么地隐蔽，但历史学却能使人希望：当它考察人类意志自由的作用的整体(着重号为原文所加——引者注)时，它可以揭示出它们有一种合乎规律的进程……”(13)尽管康德依然将普遍史归结为天意(providence)的规划，但这里的天意已经不再是上帝而是自然，这种自然神论的观点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宗教的影响，但已经完成了对宗教的普遍史的超越。理性的普遍史与中世纪宗教的普遍史和古代政治的普遍史的另外一个本质区别在于，理性的普遍史提出了一种新的关于历史时间(historical time)的观念。不论是古代政治的普遍史还是中世纪宗教的普遍史，它们叙述的终点都止于作者所处的时代或之前。比如，波利比阿的普遍史终止于公元前146年罗马对科林斯的征服，博絮埃的《论普遍史》结束于800年查理曼加冕罗马皇帝，它们对于人类的未来都没有作任何展望。而理性的普遍史则将未来纳入到历史叙述中来，显示了其面向未来和预言的特征。理性的普遍史的这一特征是由理性的特征所决定的。康德指出，理性指的是“不是单纯享受目前一瞬间的生活而是要使自己面向未来、往往是异常之遥远的时代的这种能力”，进而理性的一个特征便是“深思熟虑地期待着未来(着重号为原文所加——引者注)”(14)。
对于理性的笃信，或者说对于历史规律的执著，使得人们对于历史的观念和时间的概念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在前现代的历史观念中，时间的概念总是和过去联系在一起，未来并不在历史学的时间之内。未来作为一种历史时间，或者说未来被纳入到一个完整的历史体系中从而具有一种历史特性(historical quality)，完全是现代社会的产物。18世纪之前，传统的时间概念总是与过去一些特定的和不变的内容联系在一起，比如黄金时代、黑暗时代、中世纪等。18世纪之后，新的时间概念指向了抽象的和尚不明确的未来。与18世纪之前人们将未来视作是对美好过去的复归不一样的是，18世纪之后人们已经意识到，未来全然迥异于过去：未来是进步的，是对过去的超越。未来与过去的对立与分离，是现代或“新时代”(new time)的典型特征。(15)因此，康德会说，理性的普遍史的进程“并不是由善开始而走向恶，而是从坏逐步发展到好”(16)。
理性的普遍史对于未来的展望以及相信未来是进步的和美好的观念，在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得到了最为清楚的表达。在这部以人类的进步为主题的普遍史中，孔多塞开宗明义地说道：“依据推理并依据事实，自然界对于人类能力的完善化并没有标志出任何限度，人类的完美性实际上乃是无限的；而且这种完美的进步性，今后是不以任何想要遏阻它的力量为转移的。”(17)在此基础上，孔多塞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十个不断进步的时代，第九个时代即启蒙时代达到了迄今为止人类发展的顶峰，在历数欧洲这一时期的思想、经济、政治、文化、科学诸领域的巨大进步后，孔多塞总结道：“只有达到了整个锁链的这最后一步，我们对过去事件的观察才真正变成有用的。只有达到了那个终端，人们才能欣赏他们自己对光荣的真正资格，或者能确实欣然享受他们自己理想的进步；只有这时候，人们才能判断人类真正的完善化。”(18)而所谓的第十个时代，正是孔多塞对人类未来命运的预测。
理性的普遍史以理性来洞悉历史规律，以进步来展望历史未来，无疑为后世所有类似的宏大叙事提供了一种范型，同时也产生出不同的变体。不论是在黑格尔的世界精神中，还是在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中，抑或在科耶夫普世同质的国家理念中，都可以找到这种普遍史的影子。
二 作为科学的普遍史的大历史
与注重史料和以实证研究为特点的传统史学相比，理性的普遍史因其展示的更多的是一种哲学构想或世界观，而对具体的历史实践并没有太多的指导意义。布鲁斯·马兹利什在评价博絮埃之后的普遍史时指出，这种世俗化的或者理性的普遍史只是一种历史哲学，它“与其说是探求历史之中的意义，还不如说是将一种意义强加于历史之上”(19)。因此，到了20世纪，普遍史除了在一些受黑格尔影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领域之外的作家中还有一席之地外，并不受到专业历史学家的青睐。(20)20世纪后半期尤其是80年代以后，西方史学的发展呈现出一种两极趋势，一方面是以微观史、新文化史、后现代史学、后殖民史学为代表的解构性历史研究，一方面是以世界史和全球史为代表的注重整体和比较的宏大叙事，两者虽时有抵牾，但并不至于对立。(21)尽管世界史和全球史在对人类历史的整体描述上，与普遍史有一脉相承之处，但基本上已经放弃了那种从人类的起源开始直至人类的当下的时间框架。威廉·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的那种全景式的世界史叙事，业已让位于对特定时间、特定空间和特定主题的更具操作性的研究。因此，至少在专业的历史学领域，普遍史确实成为一个很少被人触及的领域。
2010年，大历史的奠基人大卫·克里斯蒂安在《历史与理论》上发表《普遍史的回归》一文，将大历史与普遍史传统联系起来，这让沉寂多年的普遍史再次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当中。克里斯蒂安指出，大历史是对古代普遍史传统的回归，但它是一种新形式的普遍史，新在其实践上的全球性以及精神和方法上的科学性。(22)实践上的全球性这一点并不难理解，重要的是如何看待大历史是一种科学的普遍史。我们知道，从古代至20世纪上半叶，普遍史大致经历了政治的、宗教的和理性的三种形态，其中理性的普遍史对于规律的强调已经使之具备了某种科学的性质，但它更多地还是一种观念的产物，缺少成为一门科学的足够的物质基础。20世纪后半叶新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的科学成果的积淀，都为大历史成为一种科学的普遍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具体说来，大历史的科学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大历史与自然科学的联合愈发紧密，模糊或者打破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界限。如同传统历史学一样，大历史也研究人类的历史，但这只是其极为宏大的叙事的一小部分。大历史的研究重点还有人类之外的其他物种的起源与发展，以及地球和宇宙的起源与发展。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甚至人文与社会科学方法已经无法满足大历史极富雄心的抱负，大历史需要借鉴自然科学，比如生物学、地球科学、天文学、宇宙学的知识和成果，并将之纳入到这个无所不包的历史的框架之内。由于是一种单一的历史叙述，仅仅将各种知识罗列并置在一起是不够的，大历史必须诉诸一种统一的理论将这些知识整合在一起，同时还要融会贯通，以达到认识宇宙的复杂性、地球的复杂性以及人类社会的复杂性的目的。因此，大历史是一门真正的跨学科研究，不仅完成了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更实现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融。大历史的这一特点，让弗雷德·斯皮尔得出结论，认为大历史正在实现从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向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的转变。(23)
其次，大历史必须借助新的科学技术手段，才能有效地进行超长时段的研究，比如放射性碳定年法、遗传分析、数学建模技术等。放射性碳定年法利用碳—14同位素的放射性来确定物质的年限，可以准确地测定早至5万年前有机物的年代，已经在考古学中得到广泛应用，并成为历史学家认识过去的一个有力工具。而电子自旋共振(Electron Spin Resonance，ESR)技术，通过测量样品自形成以来其本身受时间影响的放射性损伤来进行定年，将测年范围扩大到几百万年以前，几乎覆盖了整个第四纪地质年代。这无疑使历史学家的视野得到无限放大。同样，遗传分析对某一遗传性状的基因数目、基因性质、属于哪一连锁群及其在染色体上的座位等的测定，对于了解物种进化的历史也大有裨益。不过，最引人注目的或许是数学建模技术在历史学中的应用。2008年，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生态学和数学教授彼得·图尔钦在《自然》杂志上发表《历史动力学的兴起》一文。图尔钦指出，如果想从历史中真正有所获得，就必须将历史学变成一门科学。具体来说，就是用数学建模的方法分析长时段的历史现象，比如帝国的发展、社会的不满情绪变化以及民族国家的崩溃等。其目的是使历史学成为一门分析性的，甚至是可预测的科学。这种新的历史学被称作“历史动力学”，它使历史学在继续关注特殊性的同时，也可以利用收集而来的数据建立普遍的解释理论，并用这些数据对之进行经验上的验证。(24)
再次，自然科学的历史化，也推动了大历史的科学化。对那些与大历史有着密切关系的自然科学门类而言，比如古生物学、地质学、宇宙学等，它们在一点上与历史学是相一致的，即都以研究过去为其目的。20世纪下半叶以来，新的更为准确的测定年代技术的出现，使这些具有历史导向的自然科学发生了一次重大突破，克里斯蒂安称之为“精密计时革命”(Chronometric Revolution)。这一技术突破，让这些以过去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对遥远过去的探索也变得更加可行。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和宇宙学家可能会意识到，他们与历史学家一样，都是在利用碰巧留存到现在的很少的线索，去进行一项棘手的事业，即重建一个已经消失的，通常又具有高度偶然性的过去。自然科学的历史化必然会给历史学家的思维带来根本性的转变，历史学家会认为，历史学不过是用精密的纪年方法研究过去的整个学科家族的一分子，他们与具有历史导向的自然科学家的区别，不在于他们对时间变化的关注，也不在于对精确纪年的关注，而在于他们关注的仅仅是一个单一的物种即人类本身。(25)
最后，在对未来的预测上，大历史一改过往普遍史强烈的决定论和目的论色彩，力图较为公允地提出一种开放的和科学的未来观。预测未来是所有普遍史都具有的一项重要功能，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为人类的未来蒙上了一层晦暗的阴霾。与基督或理性的最终胜利不同，大历史学者对未来表现出一种审慎的乐观态度。他们认为，人类的未来有着多种而不是一种可能性。弗雷德·斯皮尔指出，在预测未来时，我们必须考虑到没有什么趋势是完全持久稳定的。除了那些具有循环发展特点的趋势，比如昼夜变化、四季更替外，更多趋势是不确定的。这些不确定的趋势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可知的未知”，比如新传染病的出现、地震、火山爆发、陨石撞击等，我们知道它们有可能发生，但不知道它们何时和如何发生，也不知道它们有可能带来的影响；另一类是“未知的未知”，比如人类可能会发明各种开发能源的方法，但我们现在完全无从知晓，也无法对其未来作出判断。(26)同样，克里斯蒂安也认为预测是有限的，并强调只有两种情形可以预测，一种是那些缓慢而简单变化的事物，一种是其后果对我们至关重要，并且我们能够对其施加某种影响的复杂过程。(27)在此基础上，克里斯蒂安将未来划分为三个层次，并对每个层次是否能够预测作出了评论：第一，大约100年后的近期未来，人们可以作出预测，因为这个范围内的事物会对人类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且它们的变化不是任意的；第二，数百年到数千年之后的中期未来，人们不能作出预测，因为人类对这个时间范围很难产生影响；第三，时间范围更大的远期未来，比如整个星球或者银河系甚至整个宇宙的发展，作出预言又变得比较容易了，因为在这个范围内，人们研究的是比较缓慢、比较可预测的变迁。(28)预测的不确定性，以及未来的多种可能，使得大历史不像以往的普遍史那样是一个封闭的结构，而是保持着无限的开放性。
作为科学的普遍史的大历史，其实质是想整合查尔斯·斯诺所谓的“两种文化”，即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29)使大历史成为一门真正涵盖一切学科的知识。大历史的这种抱负，或许能够超越“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一持续多年，至今尚无定论的争论。但是，需要看到的是，在大历史长达130亿年的时间架构里，人类的历史特别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不过才5000年左右。而如果以13年来衡量130亿年，人类的文明史仅仅出现在3分钟前。在大历史过于宏大的时间框架内，人类的历史显得极为短暂，人类历史的所有多样性、复杂性、偶然性、异质性、不确定性统统消失在时间的长河中。留给人们的似乎只是冷冰冰的科学解释，而缺少温情脉脉的人文关怀。特别是，一旦用自然科学的理论去解释人类的历史，得出的结论就会显得更加牵强。正如国内有论者指出的：大历史确实蕴含着一种革命的气息，要改造传统的历史观念，但仅把“史前人类的进化与其后人类历史的进程”归结为一个“寻求控制能量储备和流动的过程”，仅以诸如“能量流”、“复杂性”、“金凤花原理”、“集体知识”等概念去界说人类社会的起伏变故，人内心中涌动的情感和信仰便显得天真和乏力。(30)如果大历史还被认为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这种用自然科学理论去解释人类历史的做法，有可能既不是科学的也不是历史的。
三 大历史与普遍史的未来
将人类的历史放在宇宙的框架内加以审视，无疑是大历史对以往一切普遍史最大的突破。随着人类历史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出现比大历史还要宏大的叙事。克里斯蒂安指出：“如果人类果真向其他行星大量移民，那么本书迄今所描绘的人类历史只不过是某个发展在地球以外的历史篇章中的第一章。”(31)大历史的另一位实践者克雷格·本杰明(Craig Benjamin)也认为，如果还有一个比大历史更大的历史，那就可能是研究人类与外星人(alien)之关系的历史。(32)当然，这种更大的历史充满着强烈的不确定性。虽然我们无从预知这种历史发生的可能性，但人类对于不确定性总是充满了好奇心，这足以激发人类对未来之过去的多重想象。不过，历史研究的毕竟是过去，而在发现新的史料之前，过去总是确定的，只是历史学家对之的解释有所不同。大历史借助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宇宙学的知识，得以重建遥远的过去，但是如何更为准确和客观地再现遥远过去，史料的匮乏依然是个严峻的问题。因此，大历史如同任何一种普遍史那样，很难展开具体的研究，它提供的只是一种对从宇宙诞生到当今的历史的整体性描述或统一的理论。
或许是意识到了展开具体研究的困难，弗雷德·斯皮尔为大历史列出了四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或主题：(1)对大历史的理论研究；(2)运用大历史的理论进行跨学科研究；(3)小大历史(little big history)研究；(4)对大历史的历史的研究。(33)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第一项和第四项属于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范畴，第二项涉及跨学科研究，只有第三项与史料和实证研究有关。至于什么是“小大历史”，斯皮尔作出了如下界定：“将某个研究对象置于大历史的视野之内，最好但不总是将其一直向后回溯到大爆炸，看一下这样做是否能丰富我们对特定研究对象的理解。”(34)但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研究对象都可以和宇宙的诞生发生联系，如果执意为之，势必会显得牵强附会。而不这样做的话，它和传统的历史研究又有什么区别？斯皮尔将《哥伦布大交换》的作者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誉为小大历史的重要的实践者，但我们知道，克罗斯比更准确地说是一位全球史学者。
不过，斯皮尔的“小大历史”的研究模式还是得到一些人的践行。荷兰女学者埃斯特·奎黛克斯于2011年发表了《天安门的小大历史》一文，试图用大历史的视角研究具体而微的事物。奎黛克斯首先列出了动物进行建筑的三种原因，即定居的需要、建筑行为标准化的需要以及展现自身优势的需要。为了保存自身的能量，动物通常会尽量降低建筑时的消耗。奎黛克斯提出，动物的这些建筑行为和模式同样适用于人类。在将这些“大历史模式”应用到对天安门的研究时，奎黛克斯首先指出，天安门的建造是为了预防外敌和内患，因此采用了防御式的建筑。而中国皇帝之所以选择用城墙围起一个建筑群，而不是去加固和增高各个单独的建筑，目的就在于减少建筑时的消耗，同时也为了节省木材。(35)奎黛克斯这种解读虽然新颖独特，但也恰恰表现出她对中国历史知识的严重匮乏。其实在建造紫禁城时，为了保证木材的质量，人们往往前往出产优质木材的中国西南地区遴选所谓的“皇木”。为了广择良木，人们甚至采用“伐十取一”的苛刻原则。(36)奎黛克斯还认为，中国皇帝建造城墙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隐藏权力”，并援引老子《道德经》第三十六章中的“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和《韩非子·主道第五》中的“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加以论证。(37)然而，按照中国人的正常理解，高大的城墙恰恰是为了显示皇帝威严的权力以及这种权力的不可企及。不仅如此，克阿达克斯对两句引文也存在误读，原文的真实含义其实是要表达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策略。
这一例子表明，小大历史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用自然科学的原则去解释文化现象还需更加慎重。大历史在未来，尚需在其理论范式与具体实践上寻找一种平衡，从而更为有效地进行对历史的研究。尽管大历史在解决实际的历史问题时还有许多不足和缺憾，但它对过去进行的整体研究和大尺度研究，已经给当今的史学界带来了新的思考。一些传统的历史研究领域甚至某些有着后现代导向的历史学家纷纷意识到了大尺度的重要性。美国思想史学者大卫·阿米蒂奇在2012年撰文指出，在史学著述的许多领域中，大尺度正在回归，望远镜而不是显微镜日益成为历史研究的工具。(38)后殖民研究主将迪皮什·查克拉巴蒂则以气候变迁为切入点，认为当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着人类史与自然史的断裂，他主张在有记载的历史(即人的历史)与更具时间深度的历史(如地球进化的历史)之间进行对话，从而克服历史理解的局限性。(39)
当然，作为一种普遍史或者说宏大叙事，大历史满足了在当今这个变化越来越快，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年代，人类通过回顾他们共有的过去，重建一种新的集体认同的需要。但是，正如任何一种普遍史或宏大叙事一样，大历史存在着漠视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危险，而缺少了多样性和差异性，大历史有着走向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神话的可能，尽管这种意识形态被冠以科学主义的头衔。果真如此的话，大历史在未来将会丧失其活力。早在20世纪初，克罗齐就对普遍史作出过如下批判：“这样的历史已经和类似的各种乌托邦例如应该作为各时代的范例的艺术或永久有效的普遍正义等一同消失在错觉的世界中了。”(40)所幸的是，一些敏锐的大历史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历史学要恢复其作为一门学科的整体性，它可能不得不再次关注它所忽视或压抑的许多隐蔽的历史，许多普遍史的‘他者’。”(41)
注释：
①Universal history又被译作“普世史”，但这种译法具有较强的宗教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它似乎暗示了这一历史编纂模式的终极性和唯一性。虽然universal history与普世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它存在于不同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中，并没有一种单一的universal history，而是有着多种universal history。从universal history的指称来看，它研究的对象是普天之下的所有事物，并体现出一种与混乱相对立的有序的整体性。至于将universal history对译为中国史学中的“通史”，则更为不妥。因为通史对应的是断代史，它强调了时间上的延续性，而universal history不仅具有时间上的整体性，同时具有空间上的整体性。对universal history研究对象的分析，可参见Ewa Domanska,”Universal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Storia della Storiographia,no.35(1999),p.129。
②Allan Megill,”Universal History”,in Kelly Boyd,ed.,Encyclopedia of Historians and Historical Writing,London and Chicago: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Vol.Ⅱ,1999,p.1245.
③David Christian,”The Return of Universal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Theme Issue 49(December,2010),p.7.
④Ernst Breisach,Historiography.Ancient,Medieval,& Modern,2nd ed.,Chicago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11.
⑤Polybius,The Histories,trans.Robin Waterfiel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4.
⑥Polybius,The Histories,p.5.
⑦Ibid.,p.132.
⑧优西比乌在编年上的创新，可参见Brian Croke，”The Originality of Eusebius,Chronicl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103,No.2(Summer,1982),p.200。
⑨[古罗马]优西比乌：《教会史》，瞿旭彤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1页。
⑩对中世纪早期基督教普遍史的详细论述，可参见Michael I.Allen，”Universal History 300-1000:Origins and Western Developments”,in Deborah Mauskopf Deliyannis,ed.,Historiography in the Middle Ages,Leiden:Brill,2003,pp.17-42。
(11)[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0页。
(12)Jacques-Bénigne Bossuet,Discourse on Universal History,trans.Elborg Forster,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p.374.
(13)[德]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页。
(14)[德]康德：《人类历史起源臆测》，《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64页。
(15)对未来作为一种历史时间的详细分析，参见Reinhart Koselleck，Futures Past: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trans Keith Trib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
(16)[德]康德：《人类历史起源臆测》，《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78页。
(17)[法]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何兆武、何冰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18)同上书，第154页。
(19)Bruce Mazlish,”Terms”,in Marnie Hughes-Warrington ed.,Palgrave Advances in World Histories,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5,p.22.
(20)在20世纪上半期的西方，比较著名的普遍史著作有：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1918-1922年)、赫伯特·乔治·韦尔斯的《世界史纲》(1920年)、亨德里克·威廉·房龙的《人类的故事》(1921年)、汤因比的《历史研究》(1934-1954年)以及威尔·杜兰的《文明的故事》(1935-1975年)。除了汤因比是历史学家外，其他几位作者的身份多为作家和哲学家。对于20世纪前期普遍史传统的背景分析可参见Allan Megill，”Universal History”，p.1245。
(21)乔瓦尼·莱维指出，微观研究可以成为宏观研究的基础，并纠正其简单化的毛病。参见Giovanni Levi,”Microhistory and the Recovery of Complexity”,in Susanna Fellman and Marjatta Rahikainen,eds.,Historical Knowledge.In Quest of Theory,Method and Evidence,Newcastle: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2012,pp.121-132。
(22)David Christian,”The Return of Universal History”,p.7.
(23)Fred Spier,”Big History:The Emergence of an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World History Connected,Vol.6,No.3(Oct.,2009),45 pars.,http://worldhistoryconnected.press.illinois.edu/6.3/spier.html,2013年9月8日访问。
(24)Peter Turchin,”Arise ‘Cliodynamics'”,Nature,Vol.454(3 July,2008),pp.34-35.
(25)David Christian,”The Return of Universal History”,pp.17、19.
(26)Fred Spier,Big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Malden,MA and Oxford:Wiley-Blackwell,2010,pp.189-190.
(27)[美]大卫·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晏可佳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506—507页。
(28)同上书，第507页。
(29)对两种文化的详细讨论可参见Charles Percy Snow,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9。
(30)孙岳：《超越人类看人类？——大历史批判》，《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4期，第54页。
(31)[美]大卫·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第519页。
(32)克雷格·本杰明的这一观点来自与笔者在2012年4月27—29日于韩国首尔梨花女子大学召开的“亚洲世界历史学家学会第二次大会”上的对话。
(33)Fred Spier,”Big History Research:A First Outline”,in Leonid E.Grinin,Andrey V.Korotayev,Barry H.Rodrigue,eds.,Evolution:A Big History Perspective,Volgograd:Uchitel Publishing House,2011,pp.30-33.
(34)Fred Spier,”Big History Research:A First Outline”,p.32.
(35)Esther Quaedackers,”A Little Big History of Tiananmen”,in Leonid E.Grinin,Andrey V.Korotayev,Barry H.Rodrigue,eds.,Evolution:A Big History Perspective,pp.270-275.
(36)蓝勇：《四川汉源明代皇木七年探秘记》，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中国人文田野》(第4辑)，巴蜀书社2011年版，第30—53页。
(37)克阿达克斯对中国典籍的引用，参见Esther Quaedackers,”A Little Big History of Tiananmen”,p.276。两处引文的英文翻译分别是：”The instruments of power in a state must not be revealed to anyone”,”The way of the ruler lies in what cannot be seen,its function in what cannot be known.
(38)David Armitage,”What’s the Big Idea?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longue durée”,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Vol.38,No.4(December,2012),p.493.
(39)Dipesh Chakrabarty,”The Climate of History:Four Theses”,Critical Inquiry,Vol.35,No.2(Winter,2009),pp.197-222.
(40)[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2页。
(41)David Christian,”The Return of Universal History”,p.16.
（原文刊于《全球史评论》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