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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普塔克:島嶼學何以可能——以宋明之際浙閩粵島嶼史爲例

〔德〕普塔克 撰  王洋 譯
澳門學(2022年第1期)|文明大視野

摘  要:中國島嶼史是中國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直到宋代,有關中國東南沿海島嶼歷史的記載都不豐富。明代以後,關於島嶼歷史的諸多細節纔逐漸清晰起來。這些記載通常遵循“大陸標準”,因爲撰寫這些文章的作者大多來自大陸,且主要從大陸的視角介紹這些島嶼。當然,也不乏一些到訪島嶼的人留下文字記載,提供了諸多關於島嶼的信息,但這些信息同樣代表一種外部視角。事實上,文獻記載裏甚少有島民對“自己”的記述,這使得研究者很難確定當地人自己的態度和觀點。因此,應從內外聯動的視角構建學科意義上的島嶼學。首先,聚焦於澄清地名,研究自然現象和事實,檢視文本材料和版本流傳過程等,在純粹知識層面還原史實,勾畫島嶼自然、人文的歷史演變過程;其次,從內部視角考察島嶼文化,試圖剝離附着在島嶼之上的他者的眼光或觀念,重建島嶼自身的物質、制度及其精神世界;再次,以相對化的眼光重新梳理島嶼的外部視角、外向聯繫及其對於所聯結各方的影響,展示一種流動的不斷變化的歷史;最後,嘗試建構中國境內島嶼學的某種或某些類型,且從全球範圍內通過比較、歸併的方式抽繹出某些類型的內涵與特徵。


關鍵詞:宋明之際  島嶼學  島嶼的歷史與文化  內部和外部視角

近年來,不少地理學、社會學、歷史學學者從事“小”島研究,有些甚至衹關注島礁。學界將各類島嶼研究統稱爲“島嶼學”(nissology),此詞源自希臘語νῆσος(島嶼)。若將島嶼學看作一個獨立的學科分支,由此觸及的問題將會一一展現:以何標準界定被海洋包圍的陸地是“大島”還是“小島”?僅以面積作爲衡量標準足夠嗎?島嶼研究是否可以弱化空間地理維度的影響?比如,將德國赫爾戈蘭島(Helgoland)和格陵蘭島從歐洲和美洲大陸版圖抽離出來,歸爲一類,或者更多圍繞着“大”“小”島嶼功能進行討論。又如,人們從何時,爲何目的,以何方式和頻率開發利用島嶼?他們如何看待無人定居的海中沙洲?又如何處理湖泊河流沖積島?而這些不同“類型”的島嶼是否應加以區別對待?
若定要從空間維度找出適配的島嶼研究方法,我們將很快陷入無路可尋的瓶頸。因爲,這當中存在許多偶然性和任意性因素。而加入時間維度來考量,將會出現新的視角。比如,如何處理那些曾經是島嶼,但後來由於土地開墾或自然沉積而與大陸結合在一起的區域?時間對自然環境的影響隨處可見,比如黃河的分流和珠江三角洲的變遷。我們從古籍和地圖推斷,早期的廣州幾乎直接與水域相連,確切地說是連接後來被稱爲伶仃洋的北緣。但由於西江主流和支流各個水道經年纍月源源不斷地將泥沙帶到海裏,伶仃洋水域的面貌以不同速度被強有力地改變了。這樣的歷史進程對許多學科的研究者都極具吸引力,包括地理和地質學家致力的地質地貌研究、關注遷移歷程的微觀史研究、對島嶼景觀的經濟學研究等。
在此之中有一件事情愈發清楚:我們更慣於從“大陸”角度看待島嶼世界。當地少人稀的小島沒有與比它更大且資源豐富之地建立穩定聯繫時,人們似乎就不會關注這些小島了。比如,地處“偏遠”的大西洋南部阿森松島(Ascension)和聖赫勒拿島(St. Helena),兩地人口極少,但早期它們卻是穿越那片未知海域漫長航路上的中轉站。換言之,如果沒有國際貿易潮以及由此與其他地方建立的穩定聯繫,小島居民幾乎無法生存。
較大的島嶼,如海南或臺灣,應歸入其他類型。固然它們在一定程度上也對“外部關係”抱有興趣,但縱觀歷史可知,這種“規格”的島嶼可以長時間保持近乎封閉的狀態,包括當地土著部落。這說明,早期島嶼史通常是由他者重構書寫而成,其中不乏那些祖上來自大陸的本地人對“島嶼”的思考。
基於歷史維度,我們可以關注馬來世界。它的複雜歷史似可說明:對於小島的關注,往往始於那些生活在(部分地區)人口稠密的大島、置身於多元文化之中、且與遙遠分支網絡保持聯繫的居民,而住在小島或群島的本島居民,嘗試去瞭解自身歷史及自身影響的可能更少。所以,這項任務主要落在外來者身上。他們在物質、軍事等方面更具優勢,因爲他們擁有一套相應的廣泛的“外部感知”(perception of the other)工具。如果這個非常籠統的說法切合實際,那麽——如開篇所言——島嶼“規格”問題是有重要意義的,但這一次不是由空間來定義,而是由人口統計學來定義。
當然,最好在一個整體模式框架下去闡述此類思考。但這不是本文的宗旨,因爲這需要更多具體案例。本文更想將目光集中在中國南方沿海島嶼,提出相關問題,即使有些問題無法得到答案。

一、外部視角:更大感知系統的一部分

按一般方法繼續探討上述想法仍是可行的。從局外人眼光來看,人口稀少的小島幾乎總是與當地關係、區域關係乃至國際關係等不同的結構體系捆綁在一起,而這大概也存在於當地常住居民自我意識中。對於大型島嶼而言,這種情況可能會發生,但未必一定會發生,因爲它們常被視爲小型大陸。人們可以想想加里曼丹島上許多所謂的或實際上相當封閉的族群。在早期,他們顯然是相當自給自足的。也就是說,即便沒有延伸到鄰近海域的複雜網絡,他們的生活也不太受影響。相似的情況也出現在過去的安達曼群島,當然它們是更小的島。其中一些島嶼由於其原住民的防禦態度外人無法進入,而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當代。
研究小型島嶼,在最廣義的範圍內討論其自然空間、人口統計和歷史變遷,意味着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都要把視角從外部轉向其自身。這又提供了許多值得研究的新問題:我們該如何解釋島上小團體(island communities)在不同類型網絡中的嵌入?這些群體是否衹有在物質和(或)知識交換的系統中,或者僅僅是在突發的或長時間連續不斷遷入這兩種移民潮中纔會被關注?這部分人群到何種程度纔可以社會結構化?更確切地說,外部因素對島內群體的影響有多大?是否可以通過某種方式對其進行測量或評估?我們能否看到小島內部對外部的逆向影響?這種影響是否可以“類型化”?從何時開始“類型化”?
爲此,這裏將引入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和其他學者的理論。“地中海模型”涉及很多島嶼以及諸如“封閉孤立性”或“孤島性”(insularity)這類概念。而其價值更在於,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將這個模型應用於亞洲海域及島嶼。若將南海視爲一種類型的地中海,那麽廣東、福建沿海地區以及離岸島嶼和群島就處在一個廣闊的,以海洋爲導向的“感知系統”(system of perception)中。以長時段視角來看,當代政治邊界在這個系統中衹能起到次要作用。在這樣的視角下,複雜空間裏的島嶼研究也是有局限性的,包括南海北部的島嶼學研究。它也處於一個方法(論)上的次要位置,並被“更高”級別綱領所指導,甚至因爲利益而工具化。
除了布羅代爾那種帶有歐洲筆觸的“跨國”全景圖模型,我們當然也可以設想另一種模型:構建一個抽象的“封閉孤立的矩陣”,讓它脫離具體的區域。人們可能傾向將這種具有“典型”海洋特徵成分組成的大雜燴稱爲“中立”。但是,這種模型真的“中立”嗎?這是一個根本問題。普遍性的定義受制於定義者思維方式的影響,人們會有意地否認,給出無關緊要的解釋,並通過選擇性比較來達到其“目的”,這種主觀影響甚至是無意識的。事實上,可能並不存在一種無所不包的客觀性。打個比方,人們就像透過一扇永遠擦不乾淨的窗戶去尋找真相。無論人們如何嘗試,島嶼學研究都會囿於這樣或那樣的限制。而視角的選擇依舊兩難,我們幾乎無法擺脫這種困境。

二、關於概念選擇的任意性

這裏嘗試勾連出更多的關鍵詞。像“封閉孤立性”或“孤島性”(insularity)這樣的詞彙更多是在現代文本中出現。這個詞除了與島嶼相關,也有超出本意的引申義。引申義茲不贅述。值得注意的是,英語的“insularity”或葡萄牙語的“insularidade”在互聯網上出現的頻率比德語的“Insularität”高得多。這是不是因爲德國人更喜歡從陸地而不是從海洋上看世界?而德語又比歐洲近海的其他語言更遠離島嶼?那麽,什麽是“封閉孤立性”或“孤島性”?是島民自己創造了這樣的術語。他們用合適的內容填充了複雜的音序,還是這種(再一次)創造是來自異域的“神靈”?當人們爲了尋求相應的表達而不得不在其他語言人爲造詞會帶來什麽影響?例如,漢語“島嶼性”一詞在很大程度上表達了“島嶼屬性”(德語:Inselhaftigkeit)或“島嶼特徵”〔英語:island(-like) character〕之意,它類似於德語的“Insularität”(孤島性),但這種判斷有多準確?“島嶼性”一詞是否能在歐洲語言裏找到使用範圍一致的對應詞彙?詞語的選擇以及詞義變化是否會對中國的島嶼學研究產生影響?
另一個主題是“認同”(identity)。數十年前人們對這個概念還很陌生,也幾乎意識不到它。今天我們已能在許多語言中找到它的對應詞彙,但學界還無法評估這一詞彙在不同語言的語義和應用範圍是否一致。“認同”真是等於歐洲語境下的“identity”?“認同”一詞經過中國本土化闡釋後是否已經內化成人們的常用詞彙?人們是否進行過“認同尋找”,並有目的有意識地將“自己”與可能的他者認同邊界界定出來?新興詞彙是否會無意間促進新差別的形成?
這樣的思考也可以擴展到島嶼社會。什麽是“島嶼認同”(island identity)?如果這個術語首次出現在一個對此陌生的社群會引起什麽反應?我們是否可以認爲,那些主要在大陸形成的概念無形中促進了島嶼群體的自我認知,從而使以前少被提及的島上群體和鄰近大陸居民之間的差異“最終”顯現出來,即便兩個群體同屬於一個語組。
猜想無邊無界。也許“島嶼認同”是突然發生的。島民出於憤怒或抗拒,在精神或其他形式上挑戰鄰近的具有文化影響力的大島或大陸,進而產生對本島的認同。事實上衆多因素會滲入這一圖景,甚至是滲入產生這幅圖景的根源。而頗爲一致的是,島嶼往往是陸地居民的憧憬之地。小島則受益於旅遊產業,受益於人們對島嶼的積極印象,以及受益於對大陸的消極偏見。但是之前是怎樣的呢?一直以來都有這樣“狂熱的小島愛好者”嗎?
在這裏,人們會想起天堂般小島的故事,想起那些無法估量的財富,想起昔日的金銀島,或想起圍繞蓬萊和許多仙島神話的隱喻。許多典籍中都有相關記載。由此產生的文學母題幾乎存在於所有形式的文學作品中,並流傳下來。我們不必在此敍述這些耳熟能詳的故事。值得探討的是,這種精神上的“避世”在多大程度上會觸及“普通人”,而不僅是知識分子?
島民自己呢?那些長期往返於山東“蓬萊”地區的漁民是否知道,內地士人們在幻想着島嶼之外還存在充滿無盡寶藏的夢想之地?很難說。誕生於陸地視野下的宇宙模型,對於不熟悉寫作和閱讀的沿海居民來說是陌生的。在這樣的想象中,山和水、陸地和海洋,各有其處。而真實的島嶼往往與那些從未見過海洋者在陸地上所構想出來的圖景相去甚遠。

三、具體來說:中國沿海島嶼和大陸的力量

在歐洲觀念中,島嶼的價值作用有別於中國。若無島嶼,希臘文化的誕生與繁榮不可想象。圍繞着地中海發展壯大的羅馬帝國,控制着位於重要貿易路綫交匯處的多個島嶼,地中海因此就像一個羅馬治下的大內陸湖。而站在不列顛群島、波羅的海這樣的大西洋陸地上,我們的目光很快便會落向海洋的盡頭。無論哪種類型的島嶼,它們都彼此聯結,有時甚至影響着大陸的命運。
在中國漫長的海岸綫上也曾出現過以海洋爲導向的權力中心。雖然其政治和文化中心都地處海岸,但決不能將其描述成典型的海事國家(基於希臘語的thalassocracies)。比如,三國時期的孫吳,五代十國時期短暫存續的閩(909—945)、吳越(904—978)和南漢(917—971)。
中國東部沿海區域內部的交流並不限於島嶼與海路。陸路也起着重要作用,有時甚至比海路、河路更重要。人們曾穿越東海、黃海與朝鮮半島和日本建立聯繫,但歷史上這個區域從未出現過政治上或文化上的統一,即使地理上海洋把它們勾連在一起。儘管海洋可以作爲相似系統之間的空間交流區,但沿海地區的政治運作自有其道。隱晦地講,這意味着島嶼之於曾經的中國沿海政權也不過是“附屬物”而已,所以它們很少成爲歷史的焦點。可能衹有一些地方勢力曾依靠島嶼短暫獨立存在過,但其大多被大陸視爲“法外之地”。
這些勢力包括幾個倭寇集團。除了附近大陸的港口和據點外,他們還曾短暫控制一些群島和偏僻小島。在16世紀中葉情況尤是如此。史料爲我們提供了許多詳細信息,也已有論著對此進行論述。另一個爲人熟知的例子是統治臺灣和福建部分地區超過二十年的鄭氏貿易集團及其執掌者鄭成功。對於鄭氏來說,澎湖列島、南澳、金門和其他島嶼非常重要。由於集團內部成員大多來自福建,鄭氏對臺灣的管理依然沿用中國大陸行政體系。那麽,“在那個時代從特殊島嶼環境中誕生出一種特殊政治和行政文化”這種說法就值得懷疑。
拋開上述具體語境,重新梳理一下:大陸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離岸島嶼島民的“自我認知”及其生活?這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我們無法在腦海中重演歷史,衹能進行大致的猜測。那麽,斗膽提出假設:直到宋代,人們對中國沿海島嶼帶的地理、歷史和文學詳細信息還知之甚少。儘管當時的數個地名得以留存,但文獻材料對島民歷史及島上社會經濟狀況的準確信息記載很少。更確切地說,文獻內容更多呈現了一種印象主義手法美化後的歷史真實。所以,脫離大陸視角,從內部去看島嶼自身其實並不容易。
宋末以降,特別是明代,情況似乎發生了變化,即書面材料提供了更翔實的關於中國島嶼地理及其他“實況”信息。但我們依舊不能忽視文本材料和版本流傳的問題。許多保存至今的明代方志爲我們呈現了豐富的歷史細節,而明以前的方志大多佚失了。從現有資料看,我們並不清楚明代以前人們對島嶼興趣如何,又記錄過多少與島嶼有關的信息。如果這些文獻得以完整保存,我們將會更瞭解歷代情況,而宋至明的史料也不會跳躍得那麽突兀。
暫時先擱置解釋性問題。無可爭議的是,明代資料從不單獨記載倭寇在中國近岸島嶼的非法活動和侵擾,而是同時記載小島當時的個別地點、廟宇、建築、漁業、農業、手工藝品、動植物資源、行政機構和軍事設施等情況。顯然,這些小島承擔着多種職能。從海員角度來看,特定島嶼可以作爲陸標,提供錨地,充當補給站,成爲構建複雜海運網絡的一部分。這就回答了爲什麽明代以降“針路”、包含衆多島嶼信息的海防圖及各種地方志,數量劇增。宋元時期雖有類似記載,但就其材料的豐富度和準確性而言無法與明代相比。
明代比前朝對中國島嶼有更具體的記載是否因爲島嶼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這個問題尚待研究。毫無疑問的是,明代對於中國近岸島嶼的記載通常是從大陸視角出發,且由“大陸人”執筆。由此我們推出一個假設:明代島嶼資料在各方面都爲大陸服務,甚至可能超過前朝。我們也的確很少在文本中找到例外。
而歐洲的島嶼發展路徑則完全不同。巴利阿里群島、馬爾他島、西西里島、撒丁島等並不輕易進入大陸視角下的敍事。他們有自己的歷史,並且總能意識到自己的獨特存在。換言之,一個歷史的轉捩點便影響島嶼敍事的方式,如上述對明朝中國的假設,在地中海地區並沒有相關發現,因爲歐洲沿海國家普遍具有多層次的海事傳統。而中國的島嶼幾乎總屬於另一類型。
也許各自地理條件的差異及其由自身或其他因素所導向的不同島嶼功能造成了兩者根本上的差異,比如,決定性因素之一就是相關島嶼的人口比重。若考慮這個因素,海南島和臺灣島之於其他中國沿海島嶼可能會產生一幅稍微不同的圖景,而它在某種程度上與我們所熟悉的歐洲全景圖(panorama)相似。不過這個觀點仍待驗證,也不爲所有人認同。

四、島嶼文化?

以上思考可以激發更多對中國近岸島嶼的討論。例如,如何看待文化概念在島嶼地區的應用?如何談論“島嶼文化”?島嶼文化發展到何程度?其源自原住民還是移民,抑或是兩者文化的交融?學界經常談及的“島上遊牧民”(island nomads)與“海上遊牧民”(nomads of the sea),所謂的疍家顯然屬於這一類。他們生活在船上,靠捕魚、手工業和零售貿易爲生,往返於廣東和福建沿海的小島。A他們是否對某些“島嶼文化”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島嶼文化僅體現在他們的生活上嗎?包含哪些具體的內容?多大程度上由疍家人主導?這種文化在過去幾百年間何時又爲何發生了改變?如何定義“內部視角”和“外部視角”?
不止這些問題。浙江舟山群島如今已開發爲旅遊區,建有完善的交通系統,通過橋樑、機場、輪渡與大陸連接。舟山群島對古代的吳國、越國可能也很重要,不過相關文獻記載甚少。雖然有相關考古發現,但舟山群島是否被納入越文化圈尚有很多“模糊”的地方。可能的原因之一是,人們對越地區或所謂百越的認知是由中原文人建構的,他們幾乎沒有具體描述南方當地的情況,而其塑造出的南方刻板印象卻代代相傳。
但即便到了明朝,有些事情仍晦暗不明。因爲那些出自大陸文人之手、出於中央及地方政府需要記載的資料有時過於簡要,主要著錄諸如舟山群島一帶的倭寇流賊、往來的外商、騷動的平息、重要的雙嶼港錨地盡毀等信息。舟山群島的媽祖廟雖被提及卻沒有深入描述,僅三言兩語言及其拆除之事。基於此,即便島嶼文化確實存在過,我們對其的探索也已無計可施了。
甚至有種猜測,16世紀中葉的明廷有時也把沿海地區多元的文化傳統視作威脅。其自成一體的身份認同、宗教信仰讓明廷如芒在背。因此,邊緣文化要盡可能貼緊内陸主流文化,避免其獨樹一幟。島嶼作爲沿海地區的一部分,也被捲入這股激流中。若以上論述準確,那麽與其說是大陸以某一固定模式接納了島嶼,還不如說是朝廷與沿海地區之間存在一種“對立”。這就開啓一個在漢學中老生常談的話題:將目光聚焦於島嶼學要素,邊緣與中心的問題覆蓋了想象的島嶼與大陸相對立的問題。這類事情是否曾以弱化的形式存在於更早的時代?這需要精確的驗證。此外仍需考察:所謂的邊緣地帶向“內陸”延伸了多遠?從時人角度看,想象的或實際的島嶼帶又延伸到了哪里?類似的問題可以放在許多由大陸與島嶼組成的國家或地區考察,比如波羅的海周邊國家、希臘、韓國和加拿大東部等。它們複雜的島嶼世界都擁有一段獨特的歷史。
讓我們回到舟山群島。有一些從外部視角,而不是島民自身視角記載的資料,比如費爾南·門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的名著《遠遊記》(Peregrinação)。此書運用虛構與現實結合的寫作手法,描述了16世紀中葉那些獨立行動的團體在中國沿海從事貿易時,非法的強盜活動相伴而生。這正如大陸官方所載。平托讓我們相信,在海上確實有行徑惡劣的團夥,他們襲擊沿岸的村莊和城鎮,燒殺搶掠。同時,他還強調了雙嶼港的國際地位。按他所說,葡語寫作Liampó的雙嶼港居住着數千人,其中包括一些擁有房產和教堂的葡萄牙人。總之,在平托眼中,雙嶼港是一個蓬勃發展的島嶼港口。然而,關於島嶼本身的文化他沒有留下隻言片語。平托的作品更多的是從葡屬印度角度寫作,展現葡萄牙商人和探險家的視角。無可否認,這其中融入了非常個人的成分,伴隨着對自己和同胞的評判,交織着嘲笑、諷刺和幽默。
回顧明以前的材料,我們似乎對舟山群島情況的掌握有所缺失:僅介於陸地漢人記載和外來者所留少量信息之間的本地島民對自己的看法。而中古時期和近代早期島民對自己情況瞭解如何,我們衹能臆測了。

五、移民與(海洋空間)網絡:對島嶼文化的反作用

雖然對中國沿岸島嶼的看法是基於內陸人和朝廷的想法和期待形成的,但和平遷徙以及引發遷徙的相關機制在當時文獻記載中卻無足輕重。通常衹有整個沿海地區遇到危險,人們纔會關注往返於各島及大陸港口的船舶和人員。但是,正如我們所見,戴着“海洋眼鏡”的平托對此看法截然不同。
但我們必須要問,海島地區的遷移是如何進行的?遷移是島嶼學的熱門話題。在我們的案例中可以將它們分類嗎?於文化意義上,島嶼特有元素在本地或區域內傳播貢獻如何?可以說這是一種特殊的“基於島嶼的”(海洋空間)網絡嗎?若可以,從何時開始?疍家在近古時期是否促進了某些造船傳統的傳播?又是否與烹飪飲食以及其他傳統習俗的傳播有關係?在疍民普遍還不爲人所重視的時代,葡萄牙人已和年輕的疍家女子(即tancareiras,有不同寫法)通婚。這是海島文化傳播到澳門的例子嗎?
我們將視綫轉到媽祖信仰。媽祖信仰始於一個面積衹有約15平方千米的小島——湄洲。據傳,公元987年湄洲林氏升天,自此以後她頻頻顯靈,如保護海員和商人,滿足信衆的願望,有時也爲朝廷和地方衙門服務。媽祖信仰和圍繞着觀音發展起來的民間信仰在一些方面很相似,甚至也可以與聖母瑪麗亞崇拜的某些要素相比。
媽祖信仰的傳播很廣泛。在中國它從湄洲沿海向北至山東和天津,向南延伸至海南和西沙群島,其海外信衆也頗多。這首先得益於福建海商的推崇,他們把媽祖奉若船神來敬拜。有些商人和移民則捐資建造新的寺廟。這無疑有助於解釋爲什麽中國沿海地區的媽祖信仰能夠遍地開花,佔據其他信仰的發展空間。
我們如何將所有這些納入主題?發端於小島的媽祖信仰被岸上民衆接受並傳播到全世界,這是一個成功的海島文化例子嗎?還是我們應該將這種宗教現象視爲一種始於福建港口及周邊群島以經濟爲主導的移民過程伴隨現象?它具體是如何傳播的?通過島嶼,也就是從一個小島到另一個小島,還是主要通過大陸有影響力的口岸?還是兩者皆有?媽祖信仰是否讓那些彼此幾乎沒有交集的小島,以一種更上層島嶼文化的方式緊密地聯繫彼此?我們可以由此推導出島嶼文化認同的遞升過程嗎?
無論如何,現存方志提到了很多沿岸小島和大陸港口的媽祖廟。誠然,記載並不總是可靠,但它反映了一種迅速且富有生命力的民間信仰的傳播,也反映出在此之前中國沿海地區還未曾出現過比它更重要的宗教現象。
人們可以反對,認爲這種忽視古老傳統而從外部和事後強加於中國海島的觀點是不充分的。確實,《山海經·海內南經》中已出現名句“甌居海中,閩在海中”。通常“甌”字與我們熟知的溫州及其周邊地區相關,或被直接視爲民族名稱。後者指的是“居於海中”的“甌”或者說“甌越”,可能在浙江沿岸的一些島嶼上,也就是可能與“閩”相接的區域。而“閩”衹與今天的福建省或其沿岸有關。有時“閩”也會被理解爲“閩人”,或者是“閩越”。無論如何,閩人(或閩越人)在海上生活了很長時間,至少大海於他們而言是重要的,這與那些在內陸安家的人完全不同。但是,上述文字背後所指的空間概念是什麽?作者通過這句話想表達什麽?其後面文字亦無助於我們理解作者的看法。不過,人們對這句話有諸多不同的解釋和翻譯。其實這個問題值得深入探討。
爲了回到出發點,我們必須要問,是否應該將分散在文獻中的信息片段視爲獨立的島嶼文化存在的模糊綫索?這些片段是獨特的島嶼神靈文化的證據嗎?可以由此產生特殊的文化認同嗎?基於此,一些早期出現的思想概念是否與媽祖信仰有相似分量?是否可以找出從迷蒙的上古時代到宋明時期共有的主題?是否早期在島上已有本土宗教思想,並由移民在各島嶼間傳播,卻由於記載的缺漏或模糊而湮沒在歷史的塵埃裏?疑問接踵而來,所以本文開始便提到,要回答這樣的問題並不容易。

六、國家機關和島嶼:南澳和香山

考古發現表明,中國沿海的許多小島很早就有人定居,或者有人到訪過。但即便到了近代,這些小島上也少有獨立的行政建制。若有,通常也是由大陸發起而建。而島嶼上民事及軍事組織都處於行政等級體系中的下層。當然管轄的情況也隨着時間推移而變化,但原則上保持不變的是:擁有高級行政管理權的島嶼是例外。這裏將討論兩例海島行政機構:南澳和香山。它們地處今天的廣東沿海,某種程度上都算特殊情況,不過基於具體情況,兩地又經歷了不同的發展歷程。

南澳是中國較大的沿海島嶼之一,面積約115平方千米,位於廣東和福建相接處。在它面前的離岸地帶是較小的島礁和淺灘。南澳本身有幾個可以停船的天然避風港,過去也曾供應海產和用於修繕的木材,並且可以很快從附近的大陸獲得補給。考古挖掘也表明,此地很早就有聚居區。一般認爲,直到公元前3世紀或前2世紀本島仍屬於百越或越文化地區。據史料載,漢代時,此地因政治格局發生變化,南澳由隸屬於南海郡的揭陽縣接管。自那時起,南澳被併入大一統中央王朝。從此後各朝官方記載可知,此島的行政管理格局變化不斷,但無論何種情況下南澳都屬於大陸的下級行政區劃單位。明朝也一以貫之。1485年開始,南澳成爲潮州府(即義安)饒平縣的一部分。由於該島位於廣東省東緣,地處偏僻,明朝行政機關常常難以控制它。16世紀中葉,許多走私者受益於其地緣優勢,甚至吸引葡萄牙和其他外國商船前來。最後,廣東和福建有關當局接到任務,共同監管南澳。

因此,該島經歷了一段動盪的行政管理期,這主要歸咎於其地緣條件曾有利於非法活動。與其他島嶼一樣,南澳在這一點上也沒有例外。但情況特殊之處在於,無論是廣東還是鄰省福建顯然都沒有對監管南澳保持長久的興趣,可能是出於財政短缺等原因。而這一切似乎都發生在明朝。早期資料並未顯示南澳此前的國際海運地位可以與明代相比。因此,這個例子展示了島嶼的地位變化的可能性,它有時處於幾個“陣綫”之間。而有別於規律往返南澳的商人、大陸官弁或駐島官兵,本地人對南澳秉持什麽看法?關於這點我們也無法通過文獻追溯。

香山則分屬不同情況。這個島嶼今天已成爲廣東南部陸地的一部分。在文章開頭已經提到,由於西江和珠江各河口的泥沙淤積以及圍海造陸的措施,幾個世紀以來極大地改變了整個地區的狀貌。B這個過程一直持續到今天。易言之,香山老島原本是由天然水道和一個淺而寬的海灣與大陸隔開的。香山一開始並不爲廣東官府重視,宋代以後纔逐漸顯露其重要性。且它最初可能經過了北方移民改造,所以其製鹽業、農業和漁業得到了長足發展。至遲在宋代末期,福建移民湧入了香山,兵敗的宋軍士兵也有可能偷偷在此和周邊小島定居。隨着時間的推移,香山的行政管理發生了變化,島嶼變成了縣城。原因之一便是南來的船隻進出廣州時會經過香山水域,香山由此加入國際貿易的鏈條。

總而言之,南澳與香山屬於一類,至少是相似的一類。起初大陸幾乎沒有注意到這些島嶼,直到它們在行政上與大陸掛鉤,但兩者與大陸的聯繫又有所區別。因香山較早設縣,它獲得了比南澳和南中國沿海其他島嶼更高的地位。在第二階段,香山的發展在明以後不斷深入海洋,由此完成了新角色的轉換。走私者常利用香山島及離岸島礁從事非法活動,間或也有往返廣州的進貢船隻停泊在香山港口。面對香山海域日益增長的海上活動,有關當局不得不進行就地監管。更爲重要的是,葡萄牙人在香山南緣進行貿易,並自16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定居澳門半島南部。這樣的個案在當時不曾出現在中國沿海其他地方。

衆所周知,澳門的多元文化發展過程迅速。由於移民的湧入和海上交通的影響,老香山也可能具有多元文化風貌。明代澳門擁有與廣州、日本、東南亞和其他地區的貿易綫,並由此致富。香山則得益於毗鄰廣州的地緣優勢和到訪的外地客商,儘管這個影響並不如澳門那麽強烈。但縱觀中國沿海島嶼,這種情況依舊可以稱爲特例。

明代地圖裏香山的標示相當醒目。連那些粗糙潦草的複製地圖也把此地置於要位。因爲它不僅是縣級大島,更是通往廣州的大門。這是非常值得關注的。所以,香山似乎比同時代周邊島嶼更趨近於被認爲是一個“獨立”島嶼社會。當然,無論從形式、結構還是內容,宋元明三代對香山的記載依然參照大陸視角一貫的認知。即便是來自香山並參與撰寫多部地方志的黃佐(1490—1566)也把這視爲慣例。所以,一個真正的“不依賴於大陸的”、“島嶼專有的”、從島嶼自身視角出發的記載在當時似乎是不存在的。不過,地方志對各沿海島嶼和群島、其行政管理及島上機構的細節記載,比以前豐富了很多。


七、類型學的嘗試及其問題

香山和南澳因其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和特殊的行政管理而引人注意。如我們所見,早期的香山島在一定程度上也從屬於交叉文化。但這並不適用於所有島嶼,普通島嶼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徵。拋開如何處理視角差異這類棘手問題,可以轉而勾畫符合當地情況的類型學,也就是草擬出一份具有某些典型特徵的“島嶼類型”列表。這樣一個列表,必須涉及“靜態”(static)元素,即長時段內保持穩定的現象,也必須包含在長時段內我們看得見變化的元素和現象。也就是說,共時和歷時維度應共同存在。此外,在這兩種情況下,有必要嘗試區分影響島嶼命運的外部力量等外部因素和島嶼自身“天然”條件等內部因素。

這聽起來容易,然而系統地付諸實踐卻困難重重。分類會如同落入大雜燴一般,很快消失於無形,且島嶼分類幾乎無任何客觀標準可依。以實用爲目的的分類標準,鑒於資料的特殊性和難以定義的情況,很快就會受到人們的質疑。如上文所提到的湄洲島便是能夠闡釋這種困境的個例。在媽祖崇拜興起之前,這可能衹是一個居民以捕魚爲生的小島,僅有在該地區貿易的商人偶爾光顧。可以想象,那些在中國重要港口之間直航往返的大型船舶,爲了節省時間和金錢也會避開這座島嶼。不過,在宋朝,這樣的光景改變了,湄洲因媽祖文化的萌芽逐漸成爲一個“宗教”島。那麽此地之前的信仰情況如何?難道媽祖信仰憑空而降?應該如何處理這個發展過程?小島憑藉媽祖獲得了一種新的身份認同嗎?在轉型之後,曾經的小漁島能被歸爲一個影響極大地域範圍的精神文化中心嗎?一個附加問題是,歐洲人會如何看待這個小島?比如,米格爾·德·洛爾卡(Miguel de Loarca)稱其爲“馬島”(Isla de Cavallos,即Island of Horses)。可能是由於“媽祖”的“媽”字包含聲旁“馬”。這種奇怪的名稱可能要追溯至錯誤的註解、誤會或傳說。無論如何,我們依然可以從中窺見,不同人群對湄洲“認識”各不相同。

觀音菩薩的道場,隸屬於舟山群島的普陀山是另一例。此地約自唐宋起成爲宗教中心。唐以前該島的情況如何?小島的核心功能變更過幾次?後世記載對這些功能的重構或與真實的歷史有出入?從何時起前往普陀山朝聖真正變得重要?朝聖者來自各地,這種情況如何與佛教教義觀念的變化相適應?地方性的發展對更廣泛的宗教網絡的傳播發展有何影響?抑或是後者影響前者?島民如何看待自己?今天它是否面臨進一步的轉型,即從最初“純粹”的宗教聖地轉向以旅遊爲主的風景名勝?

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例子是澎湖列島。儘管它是位於臺灣西側的群島,與大陸相距比較遠,但順風時從福建出發一天或一天半即可到達。一開始我們會天然地將島嶼與漁民聯繫在一起。比如,源於葡語“pescadores”的“漁民”一詞,可以說明在16世紀捕魚依然是島上生活的標誌之一。當然,在其他時期,貿易也同樣重要。另外,有模糊跡象表明,個別島上曾飼養過家畜,但這幅圖景真實嗎?澎湖列島上的“勞動市場”經歷過更多階段嗎?

此文無法全部提及。至遲在宋代,澎湖列島已經成爲福建到呂宋航路上的中轉站。因此,它就具有了“戰略”意義,不久大陸便在此建立了軍事崗哨,以便更好地控制航路。崗哨的具體情況如今已不可考,連它是在元代還是宋代初建也頗具爭議。不過它確實存在過。明初曾短暫地擱置澎湖列島,因爲朝廷擔憂來自外部的干擾。也就是說,明廷對於外商的私人貿易以及沿海地區自由海上交通持拒絕態度。這些政策在後來再次發生變化。澎湖列島因此經歷了不同的行政管理階段,隨之展現出不同的特徵,這使得它可以被歸入其他類別。

上述三個例子表明,將單個島嶼或群島歸入某一類別絕非易事。因爲那些基於纂述者視角的史料爲我們呈現出:人們對島嶼的想象隨其面貌而變。當然,這衹是一種感知,一種“外部的”感知。我們不瞭解內部視角,或許它是完全另一種視角。它是否真的經歷了如外部視角所看到的“轉變”,即便衹涉及上述時代,也不能給出確鑿答案。所以,創建島嶼類型將很快陷入瓶頸。


八、迴避終點:島嶼是逃離現實世界的大門

當然,我們依舊可以繼續探討島嶼類型,但這個話題幾乎永無止境。這種冗長有時會把我們帶到“純粹”的島嶼想象,帶到“蓬萊仙境”,帶到文學或含有隱喻的各種概念裏,甚至是“孤島”哲學。針對非中文語境的“西方”文學尤是如此。島嶼是公認的“世外桃源”,因爲它中斷了與別處的聯繫。相反它也可以重新建立聯繫:當人們的目光越過礁石和沙灘遊移在遙遠的地平綫時,讓人逃離現實的小島又突然變成連接具有強大影響力陸地國家以及各大洲的橋樑。此外,性別研究者也對小島興趣高漲。有觀點認爲,島嶼更像女性。不少大陸上的“知識燈塔”認同這樣的觀點。這是否能解釋我們身上潛在许多魯濱遜似的冒险因子,所以開發太平洋,殖民那些如“天堂”般的小島?歐洲殖民的擴張,是否不衹是經濟現象,而是歸於永恆的女性主題?島嶼學研究是否需要精神層面的觀察?希望讀者可以原諒這些大膽的問題。

不可否認,島嶼學已經成爲一個包羅萬象的學科。人們可以確定漢學語境下島嶼學應該包含哪些部分,比如《太平廣記》卷四六四及其後的內容就給予我們足夠的材料來進行新的解釋。島嶼冒險總是與落難的漂流者、奇特動植物以及林林總總的危險與誘惑聯繫在一起。當然,古代小說也提供了闡釋的空間。島嶼時常被賦予一種符號性角色,然後在更宏大的敍事框架中完成特定的命題。

但若涉及中國沿海某個島嶼或群島的純粹歷史時,則將相關考察聚焦於澄清地名、研究自然現象和事實、檢視文本材料和版本流傳過程等。因爲,單憑理論和模型是不夠的,非有史源不可。近年來,中國史學工作者也致力於追本溯源、闡明史實。一些現代專業詞典等書也對此助益良多。可惜,歐洲漢學界還很少關注到這些。

我們很難預測廣東、福建和浙江沿海島嶼帶歷史研究的走向。它可以被視爲海洋學的一部分,可以作爲海洋科學(marine science)或海洋研究(ocean studies)的課題。如果不僅限於地理和自然學科的話,甚至可以作爲諸如海洋文化(maritime culture)或者海洋歷史(maritime history)的子領域。關於島嶼的詩詞和故事,則留給海洋文學(maritime literature)。如果要將島嶼世界擴展到內陸水域,那麽問題將是如何將其與湖沼學(limnology)區分開來。因此,對於無論是發端於中國之外的學科與概念,還是流行於中國的學術觀點與理念,中國島嶼學都爲其提供了研究的切入點,甚至可以將典型的島嶼問題放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下探討。運用比較視角研究中國及其他地區沿海島嶼也是有趣的課題。所有這些提議僅是爲了鼓勵進一步的研究和學術討論,當然有時也會出現讓人捧腹的空論。


作者簡介

普塔克(Roderich Ptak),德國人,漢學博士,德國慕尼黑大學漢學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海交史、海洋與文化交流、澳門史、中國古代動物史等研究,代表作有《中國、葡萄牙與南洋:海洋與商路,宗教與貿易》《普塔克澳門史與海洋史論集》《海上絲綢之路》等。


譯者簡介

王洋,德國慕尼黑大學漢學系博士生,主要從事中國海洋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研究。


本文原題“Nissologica Sinica: Zum Umgang mit der Geschichte küstennaher Inseln vor Zhejiang, Fujian und Guangdong (ca. Song bis Ming)”,刊於Minima Sinica 31 (2019),經作者授權翻譯於本刊發表。
*為方便手機閱讀,微信版刪除了註釋。

“澳門學”是以文獻檔案、文化遺產為基礎,以歷史文化和現實生活為對象,探尋和建構澳門文化價值和知識體系的綜合性、國際性學科,致力闡釋澳門歷史文化、社會形態在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所形成的知識體系、發展模式及其對人類文明互鑒的意義和價值。

《澳門學》(國際刊號,澳門出版,半年刊)由澳門科技大學澳門學研究中心主辦,林廣志主編,是以研究澳門歷史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為宗旨的學術雜誌。該雜誌既是澳門學研究成果發表的國際平臺,也是培養澳門學青年學者的青蔥園地,更是澳門學學術共同體的心靈家園。其欄目“文明大視野”開展以澳門爲樣態的關於中外文化互動相生乃至人類文明互動發展的討論;“澳門史新論”鼓勵基於新理論、新方法、新材料的原創研究成果;“專題研究”秉承回歸以來學界注重專題史拓展的傳統,定期對某一專題進行縱深研究和集中呈現;“澳門學學人”則是學術史研究,評述和致敬長期以來從事澳門學研究的知名學者。






創刊詞

加強澳門歷史研究 服務澳門發展繁榮(高翔)

研究澳門歷史與編撰《澳門通史》(吳志良)

 

文明大視野

島嶼學何以可能——以宋明之際浙閩粵島嶼史為例(普塔克 撰  王洋 譯)

“雙視野人”與民族覺醒——以香山人在澳門、香港和上海的實踐為例(熊月之)

 

澳門史新論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湯開建)

澳門議事會的成立及其早期運作(博克塞 撰  趙殿紅 譯)

亞洲革命浪潮中的澳門——東南亞反殖民民族主義者的避難地傑弗里·C. 岡恩 撰  項方 譯)

小橫琴:中外文地名考釋及其歷史地位(金國平)

澳門路環島村落建置與客家民系遷入考析(黃文輝)

 

防疫史研究

瘟疫對近代澳門社會經濟的衝擊及其疫後恢復(趙新良)

近代澳門的疫情信息傳播及其防治效應——以1894-1895年鼠疫防治為中心(何寧宇)

清末民初澳門的瘟疫防控與城市發展(張中鵬)

19-20世紀澳門霍亂的流行與防治(文德泉 撰  楊楚喬 譯)

1895年澳門流行病腺鼠疫報告(高斯華 撰  田一言 譯)

 

澳門學學人

黃漢強與澳門學(楊開荊)

 

編者的話

澳門學:歷史闡述與現實關懷(林廣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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