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不少地理學、社會學、歷史學學者從事“小”島研究，有些甚至衹關注島礁。學界將各類島嶼研究統稱爲“島嶼學”（nissology），此詞源自希臘語νῆσος（島嶼）。若將島嶼學看作一個獨立的學科分支，由此觸及的問題將會一一展現：以何標準界定被海洋包圍的陸地是“大島”還是“小島”？僅以面積作爲衡量標準足夠嗎？島嶼研究是否可以弱化空間地理維度的影響？比如，將德國赫爾戈蘭島（Helgoland）和格陵蘭島從歐洲和美洲大陸版圖抽離出來，歸爲一類，或者更多圍繞着“大”“小”島嶼功能進行討論。又如，人們從何時，爲何目的，以何方式和頻率開發利用島嶼？他們如何看待無人定居的海中沙洲？又如何處理湖泊河流沖積島？而這些不同“類型”的島嶼是否應加以區別對待？若定要從空間維度找出適配的島嶼研究方法，我們將很快陷入無路可尋的瓶頸。因爲，這當中存在許多偶然性和任意性因素。而加入時間維度來考量，將會出現新的視角。比如，如何處理那些曾經是島嶼，但後來由於土地開墾或自然沉積而與大陸結合在一起的區域？時間對自然環境的影響隨處可見，比如黃河的分流和珠江三角洲的變遷。我們從古籍和地圖推斷，早期的廣州幾乎直接與水域相連，確切地說是連接後來被稱爲伶仃洋的北緣。但由於西江主流和支流各個水道經年纍月源源不斷地將泥沙帶到海裏，伶仃洋水域的面貌以不同速度被強有力地改變了。這樣的歷史進程對許多學科的研究者都極具吸引力，包括地理和地質學家致力的地質地貌研究、關注遷移歷程的微觀史研究、對島嶼景觀的經濟學研究等。在此之中有一件事情愈發清楚：我們更慣於從“大陸”角度看待島嶼世界。當地少人稀的小島沒有與比它更大且資源豐富之地建立穩定聯繫時，人們似乎就不會關注這些小島了。比如，地處“偏遠”的大西洋南部阿森松島（Ascension）和聖赫勒拿島（St. Helena），兩地人口極少，但早期它們卻是穿越那片未知海域漫長航路上的中轉站。換言之，如果沒有國際貿易潮以及由此與其他地方建立的穩定聯繫，小島居民幾乎無法生存。較大的島嶼，如海南或臺灣，應歸入其他類型。固然它們在一定程度上也對“外部關係”抱有興趣，但縱觀歷史可知，這種“規格”的島嶼可以長時間保持近乎封閉的狀態，包括當地土著部落。這說明，早期島嶼史通常是由他者重構書寫而成，其中不乏那些祖上來自大陸的本地人對“島嶼”的思考。基於歷史維度，我們可以關注馬來世界。它的複雜歷史似可說明：對於小島的關注，往往始於那些生活在（部分地區）人口稠密的大島、置身於多元文化之中、且與遙遠分支網絡保持聯繫的居民，而住在小島或群島的本島居民，嘗試去瞭解自身歷史及自身影響的可能更少。所以，這項任務主要落在外來者身上。他們在物質、軍事等方面更具優勢，因爲他們擁有一套相應的廣泛的“外部感知”（perception of the other）工具。如果這個非常籠統的說法切合實際，那麽——如開篇所言——島嶼“規格”問題是有重要意義的，但這一次不是由空間來定義，而是由人口統計學來定義。當然，最好在一個整體模式框架下去闡述此類思考。但這不是本文的宗旨，因爲這需要更多具體案例。本文更想將目光集中在中國南方沿海島嶼，提出相關問題，即使有些問題無法得到答案。
一、外部視角：更大感知系統的一部分
按一般方法繼續探討上述想法仍是可行的。從局外人眼光來看，人口稀少的小島幾乎總是與當地關係、區域關係乃至國際關係等不同的結構體系捆綁在一起，而這大概也存在於當地常住居民自我意識中。對於大型島嶼而言，這種情況可能會發生，但未必一定會發生，因爲它們常被視爲小型大陸。人們可以想想加里曼丹島上許多所謂的或實際上相當封閉的族群。在早期，他們顯然是相當自給自足的。也就是說，即便沒有延伸到鄰近海域的複雜網絡，他們的生活也不太受影響。相似的情況也出現在過去的安達曼群島，當然它們是更小的島。其中一些島嶼由於其原住民的防禦態度外人無法進入，而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當代。研究小型島嶼，在最廣義的範圍內討論其自然空間、人口統計和歷史變遷，意味着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都要把視角從外部轉向其自身。這又提供了許多值得研究的新問題：我們該如何解釋島上小團體（island communities）在不同類型網絡中的嵌入？這些群體是否衹有在物質和（或）知識交換的系統中，或者僅僅是在突發的或長時間連續不斷遷入這兩種移民潮中纔會被關注？這部分人群到何種程度纔可以社會結構化？更確切地說，外部因素對島內群體的影響有多大？是否可以通過某種方式對其進行測量或評估？我們能否看到小島內部對外部的逆向影響？這種影響是否可以“類型化”？從何時開始“類型化”？爲此，這裏將引入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和其他學者的理論。“地中海模型”涉及很多島嶼以及諸如“封閉孤立性”或“孤島性”（insularity）這類概念。而其價值更在於，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將這個模型應用於亞洲海域及島嶼。若將南海視爲一種類型的地中海，那麽廣東、福建沿海地區以及離岸島嶼和群島就處在一個廣闊的，以海洋爲導向的“感知系統”（system of perception）中。以長時段視角來看，當代政治邊界在這個系統中衹能起到次要作用。在這樣的視角下，複雜空間裏的島嶼研究也是有局限性的，包括南海北部的島嶼學研究。它也處於一個方法（論）上的次要位置，並被“更高”級別綱領所指導，甚至因爲利益而工具化。除了布羅代爾那種帶有歐洲筆觸的“跨國”全景圖模型，我們當然也可以設想另一種模型：構建一個抽象的“封閉孤立的矩陣”，讓它脫離具體的區域。人們可能傾向將這種具有“典型”海洋特徵成分組成的大雜燴稱爲“中立”。但是，這種模型真的“中立”嗎？這是一個根本問題。普遍性的定義受制於定義者思維方式的影響，人們會有意地否認，給出無關緊要的解釋，並通過選擇性比較來達到其“目的”，這種主觀影響甚至是無意識的。事實上，可能並不存在一種無所不包的客觀性。打個比方，人們就像透過一扇永遠擦不乾淨的窗戶去尋找真相。無論人們如何嘗試，島嶼學研究都會囿於這樣或那樣的限制。而視角的選擇依舊兩難，我們幾乎無法擺脫這種困境。
以上思考可以激發更多對中國近岸島嶼的討論。例如，如何看待文化概念在島嶼地區的應用？如何談論“島嶼文化”？島嶼文化發展到何程度？其源自原住民還是移民，抑或是兩者文化的交融？學界經常談及的“島上遊牧民”（island nomads）與“海上遊牧民”（nomads of the sea），所謂的疍家顯然屬於這一類。他們生活在船上，靠捕魚、手工業和零售貿易爲生，往返於廣東和福建沿海的小島。A他們是否對某些“島嶼文化”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島嶼文化僅體現在他們的生活上嗎？包含哪些具體的內容？多大程度上由疍家人主導？這種文化在過去幾百年間何時又爲何發生了改變？如何定義“內部視角”和“外部視角”？不止這些問題。浙江舟山群島如今已開發爲旅遊區，建有完善的交通系統，通過橋樑、機場、輪渡與大陸連接。舟山群島對古代的吳國、越國可能也很重要，不過相關文獻記載甚少。雖然有相關考古發現，但舟山群島是否被納入越文化圈尚有很多“模糊”的地方。可能的原因之一是，人們對越地區或所謂百越的認知是由中原文人建構的，他們幾乎沒有具體描述南方當地的情況，而其塑造出的南方刻板印象卻代代相傳。但即便到了明朝，有些事情仍晦暗不明。因爲那些出自大陸文人之手、出於中央及地方政府需要記載的資料有時過於簡要，主要著錄諸如舟山群島一帶的倭寇流賊、往來的外商、騷動的平息、重要的雙嶼港錨地盡毀等信息。舟山群島的媽祖廟雖被提及卻沒有深入描述，僅三言兩語言及其拆除之事。基於此，即便島嶼文化確實存在過，我們對其的探索也已無計可施了。甚至有種猜測，16世紀中葉的明廷有時也把沿海地區多元的文化傳統視作威脅。其自成一體的身份認同、宗教信仰讓明廷如芒在背。因此，邊緣文化要盡可能貼緊内陸主流文化，避免其獨樹一幟。島嶼作爲沿海地區的一部分，也被捲入這股激流中。若以上論述準確，那麽與其說是大陸以某一固定模式接納了島嶼，還不如說是朝廷與沿海地區之間存在一種“對立”。這就開啓一個在漢學中老生常談的話題：將目光聚焦於島嶼學要素，邊緣與中心的問題覆蓋了想象的島嶼與大陸相對立的問題。這類事情是否曾以弱化的形式存在於更早的時代？這需要精確的驗證。此外仍需考察：所謂的邊緣地帶向“內陸”延伸了多遠？從時人角度看，想象的或實際的島嶼帶又延伸到了哪里？類似的問題可以放在許多由大陸與島嶼組成的國家或地區考察，比如波羅的海周邊國家、希臘、韓國和加拿大東部等。它們複雜的島嶼世界都擁有一段獨特的歷史。讓我們回到舟山群島。有一些從外部視角，而不是島民自身視角記載的資料，比如費爾南·門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的名著《遠遊記》（Peregrinação）。此書運用虛構與現實結合的寫作手法，描述了16世紀中葉那些獨立行動的團體在中國沿海從事貿易時，非法的強盜活動相伴而生。這正如大陸官方所載。平托讓我們相信，在海上確實有行徑惡劣的團夥，他們襲擊沿岸的村莊和城鎮，燒殺搶掠。同時，他還強調了雙嶼港的國際地位。按他所說，葡語寫作Liampó的雙嶼港居住着數千人，其中包括一些擁有房產和教堂的葡萄牙人。總之，在平托眼中，雙嶼港是一個蓬勃發展的島嶼港口。然而，關於島嶼本身的文化他沒有留下隻言片語。平托的作品更多的是從葡屬印度角度寫作，展現葡萄牙商人和探險家的視角。無可否認，這其中融入了非常個人的成分，伴隨着對自己和同胞的評判，交織着嘲笑、諷刺和幽默。回顧明以前的材料，我們似乎對舟山群島情況的掌握有所缺失：僅介於陸地漢人記載和外來者所留少量信息之間的本地島民對自己的看法。而中古時期和近代早期島民對自己情況瞭解如何，我們衹能臆測了。
這聽起來容易，然而系統地付諸實踐卻困難重重。分類會如同落入大雜燴一般，很快消失於無形，且島嶼分類幾乎無任何客觀標準可依。以實用爲目的的分類標準，鑒於資料的特殊性和難以定義的情況，很快就會受到人們的質疑。如上文所提到的湄洲島便是能夠闡釋這種困境的個例。在媽祖崇拜興起之前，這可能衹是一個居民以捕魚爲生的小島，僅有在該地區貿易的商人偶爾光顧。可以想象，那些在中國重要港口之間直航往返的大型船舶，爲了節省時間和金錢也會避開這座島嶼。不過，在宋朝，這樣的光景改變了，湄洲因媽祖文化的萌芽逐漸成爲一個“宗教”島。那麽此地之前的信仰情況如何？難道媽祖信仰憑空而降？應該如何處理這個發展過程？小島憑藉媽祖獲得了一種新的身份認同嗎？在轉型之後，曾經的小漁島能被歸爲一個影響極大地域範圍的精神文化中心嗎？一個附加問題是，歐洲人會如何看待這個小島？比如，米格爾·德·洛爾卡（Miguel de Loarca）稱其爲“馬島”（Isla de Cavallos，即Island of Horses）。可能是由於“媽祖”的“媽”字包含聲旁“馬”。這種奇怪的名稱可能要追溯至錯誤的註解、誤會或傳說。無論如何，我們依然可以從中窺見，不同人群對湄洲“認識”各不相同。
本文原題“Nissologica Sinica: Zum Umgang mit der Geschichte küstennaher Inseln vor Zhejiang, Fujian und Guangdong (ca. Song bis Ming)”，刊於Minima Sinica 31 (2019)，經作者授權翻譯於本刊發表。*為方便手機閱讀，微信版刪除了註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