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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卫国:郑天挺与明清档案整理




作者介绍

      孙卫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中朝关系史、中外史学比较研究。


文章来源

     《中国史研究动态》2024年第1期,第45-56页。


      郑天挺(1899—1981)是20世纪中国著名史学家,以研究明清史著名,尤以对史料重视而为学界所知,民国时期就被贴上“史料派”的标签。在他走向学术之初,因为“八千麻袋事件”,清朝内阁大库档案备受关注,成为当时学术界的大事。郑天挺当时系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生,参加了北京大学国学门明清史料整理会,从此开始,奠定他一生对于明清档案史料的重视,也为他以后研究明清史,打下了史料基础。有关明清大内档案的研究,成果甚多,虽然也有讨论郑天挺与明清档案史料关系的文章,但还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笔者在整理郑天挺遗稿时,发现一部油印稿本《明清史料整理会纪事》(系北京大学国学门明清史料整理会的活动记录,大体一季度一期。后皆刊于《北京大学日刊》和《国学季刊》,大同小异),以此为基础,兼及相关史料,力求系统考察郑天挺与明清档案的关系,以增进对郑天挺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成就的认识。

      一、郑天挺在北京大学国学门参与明清档案整理。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建立“新史学”,史学学科化与专业化不断发展,一大批新史料得以发现,其中殷墟甲骨、敦煌文书、战国秦汉竹简与内阁大库明清档案,被誉为中国古代资料的“四大发现”。因为“八千麻袋事件”,明清档案“被发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行动最为迅速,随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清华大学历史系、禹贡学会等学术机构,纷纷加入明清档案整理的运动中,掀起了一股整理明清档案的热潮,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胡适提出“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掀起了“整理国故”运动。1922年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沈兼士为主任,蔡元培、胡适、朱希祖、钱玄同等为委员会委员。恰在此时,传闻教育部下设的历史博物馆将放在午门的八千麻袋、约15万斤明清档案,以4000元卖给北京西单同懋增纸店,罗振玉以三倍价钱赎回,此系“八千麻袋事件”之始。激起学界关切,将清内阁大库档案带入了公众视野。1922年5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向教育部上了一道公函,请求将尚存于历史博物馆的明清档案拨归北京大学代为整理。公函曰:


      稔知教育部历史博物馆收藏明末及清代内阁档案,如奏本、誉黄、报消册、试卷等甚夥,皆为清代历史真确可贵之材料……惟是此项档案,积久尘封,卷帙又复繁重,整理良非易事……现在本校对于清史材料,需要甚殷。拟恳钧部将此项档案全数拨归本校,即由史学系及研究所国学门组织委员会,率同学生,利用暑假停课之暇,先将目录克期编成,公布于世,以副众望;然后再由专门学者鉴别整理,辑成专书。(蔡元培《请将清内阁档案拨为北大史学材料呈(1922年5月12日)》,《蔡元培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8年,第198—199页)


      当时陈垣为教育部次长,极力促成此事,5月22日,遂获批准。6月17日,北京大学国学门师生就从历史博物馆运来61箱又1502袋明清档案,分皮北京大学第一院和第三院,从此开启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大规模整理明清档案的序幕。

      郑天挺与张煦、罗庸于1921年秋一同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研究生,师从钱玄同。郑天挺的研究生论文题目是《中国文字音义起源考》,属于语言学。当时他一边读书一边兼课,所授课程主要是国文和人文地理学。郑天挺在学术研究初始阶段,并非专攻历史学。诚如他自言:“我在作研究生期间,在研究所加入了‘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参加了明清档案的整理工作,这无论对国家,对我个人都是一件大事情,从而奠定了我以后从事明清史研究的基础。”(《郑天挺自传》,孙卫国编《郑天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560页)一定意义上说,这次参与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对于他学术转向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郑天挺在一份《明清史料整理会纪事》油印稿封面上写道:“检阅日记,余以民国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参加整理大库档案,时在北京大学第三院。”郑天挺早年残存的日记中,还能见到这天的日记,其曰:


      上午至北京大学整理档案也。民国成立,前清内阁档案移至教育部历史博物馆,近复移至大学整理。大学因设专员司之,余与其列。今日余整者为雍正题本,即奏折也。有可记者数事:

      一、题本皆白折无格,前汉文(多小楷或宋体字)后满文。本至内阁,摘由粘于后,而后进呈。皇上则朱批或蓝墨批于首。

      二、朱批诸字字体整齐,近赵孟頫,亦有甚劣者。

      三、满洲诸臣题本亦皆称“臣”(如刑部尚书德明等),与旧闻概称“奴才”者不同。

      四、京中各部均方印,总兵亦方印,而巡抚反长方印。

      更有一事最有趣者:今日见一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云南提督蔡成贵奏《贺雍正即位表》,文中云“近奉到即位恩诏”云云。按雍正在位止十三年,此表到日,恐帝崩久矣。但不知贺表何竟迟至是时方发,而即位诏何至是而至也?(参见郑克晟《忆郑老与明清档案的二三事》,《档案工作》1982年第2期。文中有此日记之影印件)


      无论是郑天挺本人,还是其家属,都非常重视这篇日记。郑克晟在《忆郑老与明清档案的二三事》文中曰:“记得1950年暑假,我拿到了家中一本1922年商务印书馆印的日记本,其中所记不多,不过一、两页。他看到了其中的一页,感到十分珍贵,就对我说:‘这页日记要好好保存下来。’我答应了。日记是这一年(民国11年)7月26日(阴历壬戌年六月初三)星期三所写。”(《从未名湖到新开湖:郑克晟师友杂忆》,中华书局,2023年,第94—95页)傅同钦《忆郑先生对博物馆事业及档案工作的重视》中也记录了几乎相同的细节,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从《明清史料整理会纪事》中,亦可得到一些旁证。

      1922年6月17日,档案运至北京大学国学门,沈兼士当即给校长蔡元培致函,征询整理办法。6月28日,蔡元培主持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委员会,除各位导师外,国学门研究生十余人,是当然成员。人手依然紧张,1923年3月,朱希祖提议允许北京大学史学系本科生加入整理。因为档案量大,整理事务相当繁琐,需要大批人员参与整理,史学系的本科学生人数也不多,后来只要是北京大学学生,愿意参与档案整理,都予以欢迎。制定了具体的整理方法,师生分工合作:


      兹将其办法分为两项说明:一、史学系各级学生韩树模、姚揖让(列了53个名字)……各自认定时间到会整理(每人每周二小时至四小时)。再由助教胡鸣盛、毕业生王光玮、郭振唐,学生潘传霖、李开先、傅汝霖……等专责照料,并摘录要件事由。教授沈兼士、朱希祖、单不庵、陈汉章、马衡、杨栋林、马裕藻、沈士远、张凤举、李革痴及导师陈垣……亦皆认定时间到会指导。

      二、整理时,先将档案出晒去垢,铺平抑直,仍照前一步办法,先分别种类及朝代,装架(大部分为题本、报销册);然后抽出某种若干件分交史学系诸生在整理室据文填表,并将各人排定之字号(用千字文编号)及数目,记于原件之背面,以便查核。填表手续既完,乃按字号再行装架;复由照料指导者审查一通,如遇事由异常者,特别提出加以考证,或付装潢;若有错误遗漏,再付修改,俾归完善。然后搬置陈列室,依时代先后,事类异同,排比陈列。至各人所填之表,则录副登载日刊,底稿仍与原件并陈。(《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之《整理档案会纪事》,《国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23年,第395—396页)


规定了师生合作的办法,学期中每位本科生每周到会整理二到四小时,假期时间充裕,另作安排。研究生参与多少时间,未见提及,应该只多不少;所做工作,“专责照料,并摘录要件事由”,前面所提郑天挺之日记,恰可印证。如何分类,也有详细规定:


      (1)此项档案,原以麻袋与木箱杂载。前次整理,每开其一,必待分类摘由完毕,方行再开。今以此法迂缓,改变办法;将所有之麻袋木箱,在第三院大礼堂逐渐开拆,案照案件原名,分为题本,报销册,揭帖,贺表,誉黄……等类。再区别朝代先后,插架陈列。每日由午前七时半至十一时半,以三十余人分组工作。大约暑假期内可以完毕。至于摘由一层,则拟俟此项手续完了后,再行着手。

      (2)去年第一次整理时,将各种无类可归之文件,收度一室,名为杂件。其中重要者亦颇不少,今拟于暑假中,请少数教员学生清理此项杂件,期于暑假内整理竣事。

      (3)暑假期内,仍将未整理完毕之明末要件,摘由报告。其经过第一项手续之报销册,则按各件内容性质,分为财政,军政,工程,宗教……等类。摘由之人,得就其性质所近,任选其中之一类,编号摘由。(《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国学季刊》第1卷第3期,1923年,第560页)


经过一段实践,逐步有所调整,使之更为简便有效,如:“其清理清代题本一事,将第三院大礼堂之桌椅分为二十余组,每组列成‘ㄇ’形,桌面帖有顺治……等九朝年号,与满文,杂件,残件等标识;令校役一人坐在‘ㄇ’内,先将档件去垢,验明,分别阁置。由照料员巡视检查,并随时告以整理方法。自七月十八日起,至十月三日止,整理结果,解分七百余麻袋,所存仅五分之一。至杂件一项,则先分为刑事案件,考功簿记及行文档册等类;再由考功类中,分为考核,履历,议叙,画到簿,名册……等;行文类中,分为行文底账目,画行簿,移会,知会,杂项账目,缴奏清册、注销册、挂号簿、丝纶簿……等,皆按照原件标目,登记编号,清理无遗。”(《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民国十二年七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国学季刊》第1卷第4期,1923年,第772页)在1924年9月25日会上规定,今后拟趋重档案内容之整理及出版,故将会名改定为明清史料整理会,进一步明确其目的与任务。这项工作持续了三年,取得了不小成就。“共整理了五十二万三千二百多件和六百多册档案,先后印行了数种档案汇编,并于北大25周年校庆时举办了大规模的明清档案展会,共展出24种明清档案”(张娜《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流散与北京大学对档案的整理》,《北京高校档案学术论文汇编》,北京高校档案研究会,2006年)。既开创了学术机构合作整理明清档案的先例,也总结出来一套档案的整理办法。

      郑天挺后来多次提过国学门的档案整理方法,在《纪念顾颉刚先生》一文中说:“一九二一年,北大筹设研究所国学门,就是后来的文科研究所(在前研究所分在各系),主持人是沈兼士,主要助手就是顾颉刚先生,还有黄文弼、胡鸣盛。他们认为学术工作主要是给人们以方便……于是他们从事古类书的还原工作,重新按书、按时代、按有关人物加以剪贴……确实为旁人提供了极大方便。”(郑天挺《终身以发展学术为事业的学者——纪念顾颉刚先生》,《及时学人谈丛》,中华书局,2002年,第563页)在晚年所写的《郑天挺自传》中,也详细记录了这段往事。可见,在郑天挺自我认知中,参与明清档案整理的这段经历,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郑天挺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主持明清档案整理。1924年秋,郑天挺担任北京大学预科讲师,后南下浙江、广州。1930年冬,蒋梦麟任北京大学校长,郑天挺随之回北京大学,任校长室秘书,并在预科讲授国文课。1933年12月,任北京大学秘书长,兼任中文系副教授。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妥善安排师生撤离。11月,才与罗常培、罗庸、魏建功等人南下长沙。12月转任长沙临时大学历史系教授,讲授隋唐五代史。1938年1月,孟森在北平逝世,5月22日,郑天挺在西南联大历史社会学系谈话会上,特地讲述孟森晚年著述与生活,寄托追思。1939年6月,他在《治史杂志》上发表《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以兹纪念。此后他开始讲授明清史课程,学术研究渐渐转向明清史,郑天挺遂被视作孟森的学术传人,王永兴《忠以尽己,恕以及人——怀念恩师郑天挺先生》即言:“他是精于清史的史学大师孟森先生的传人。”(封越建、孙卫国编《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9年,第65页)郑先生继承孟森遗志,以研究明清史为志业,他对明清档案的整理与研究,就更为关心。

      1925年以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明清档案的整理,处于相对停顿状态,组织机构也有所变化,1932年改为研究院文史部,1934年6月改称文科研究所。1934年7月19日,《郑天挺北大日记》(待刊稿)载:“晨八时,孟邻师招往谈,谓研究院文史部已与适之师商定,决全部改组,仅留白涤洲、蒋经邦二人。其古物、图书、稿件等,由卢逮曾、陆宗达接收保管;语音仪器由魏建功、白涤洲接收保管;明清档案由蒋经邦接收保管;校志编纂处结束,稿件由章矛尘(章廷谦)接收保管。”“七七事变”后,文科研究所基本停顿,1939年方决定恢复。在《郑天挺西南联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中,多处提及此事:1939年5月27日,“孟真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决恢复,由孟真任主任。孟真意增置副主任一人,由余承乏,谢之。以学以德,以齿以才,皆非余所敢僭窃也”(第155页)。5月31日载:“五时至孟邻师寓,商谈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恢复事……仍议以余任副主任,力辞之。愿以秘书负事务责,尚未决。今后研究生之生活拟采取书院精神。于学术外,注意人格训练。余拟与学生同住。”(第155页)6月12日载:“七时孟真、金甫、公超、叔伟来寓……开文科研究所会议。决议所中设工作室,余主明清史工作室事,从吾主宋史工作室。”(第158页)

      经过三次会议,遂恢复了文科研究所。学界以为当时傅斯年为主任,郑天挺为副主任,实际上稍有出入。《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1940年载:“北大文科研究所主任胡适之师假,傅孟真代;并推余为副主任,辞未就,但仍理所事。”(第227页)名义主任是胡适,傅斯年只是代行主任之职,郑天挺虽理所务,但并未就副主任之职。因为傅斯年事情太多,经常不在研究所,“孟真不在所时,请锡予代其职务”。(第332页)1941年以后,因为傅斯年常年不在昆明,遂以汤用彤为正所长,郑天挺为副所长。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除了招收、培养研究生外,也延续国学门的传统,依然从事明清档案的整理工作,尤其是抗战结束,复员北平后,在郑天挺主持下,这项工作得以继续展开。1946年10月,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复员,成立五室,明清档案室仍由郑天挺任主任委员。罗福颐特别谈及明清档案室之工作曰:


      明清档案室由郑天挺先生为主任委员,竭力整顿。查旧有之明清档案幸鲜损失,大部分仍存清太庙中。不过纷乱无章……三十六年夏,始由唐立庵先生介绍,属予为之整理明清档案。极小程度,需复原民国十三年时之形状……予乃竭四月力,为之分析种类,编系年月,摘由编号。并将原物上加号目以便检阅,成目四卷,总题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藏明清旧档目录》。明史料,中分七类……共计二千一百余件。(罗福颐《清内阁大库明清旧档之历史及其整理》,《岭南学报》第9卷第1期,1948年)


      特别谈及在郑天挺主持下,文科研究所明清档案室之整理情况。经过数年战乱,北京大学几度播迁,好在明清档案保存尚好,得以编成《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藏明清旧档目录》等书,且提出今后拟将整理清代史料为十九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1947年11月刊出《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分别由蔡元培、单士魁与王梅庄、郑天挺撰写书序,既是原来内阁大库明清档案整理的成果,也是文科研究所复员之后,继续整理档案的体现。

      蔡元培的《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序》,介绍成书经过,作于1936年2月1日。书目编成不久,“七七事变”发生,出版受阻。抗战结束后,直到1947年,偶然发现这部书稿尚存,才得以刊行。郑天挺于1947年11月21日作《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后序》,详细介绍了此书出版之周折,也可谓一传奇:


      首组明清史料整会理,于档案中检出黄册七千余册,十四年十一月编成“清九朝京省报销册目录”一种……二十五年四月复编成“内阁大库现存清代汉文黄册目录”一种。两书既行世,学者始知黄册之足贵。于是复有辑印联合目录之议,由文献馆主其事。二十五年十一月编竣,凡收汉文黄册一万七千又三十三册,得部院十四,为类七十五,为目一百六十四,交之北京大学出版组印行。工垂毕,而卢沟变作,北平陷敌,北京大学印刷所沦为日本宪兵监狱……而黄册目录仓卒移徙,变乱相寻,不复详其存亡……三十四年敌人请降,兼士先生既返北平,余亦北上,踪迹目录,久之不得。一日察视图书馆,见有闲室,杂纸充盈,忽焉心动,检之,果得散页于乱堆中,凡自第一至第千二百十六页,灿然无缺,惟第千一百六十九至千一百八十四页,所存仅足百分,千二百十六页以后一无所见。今年三月兼士先生议竟其功,嘱撷华印书局续为补印,足成二百部……今全书告成,而兼士先生已不及见!虽然,清代黄册历二百六十八年得兼士先生始董理而扬挹之,逮夫编录成编,付印十年始行于世,数经浩劫,幸卒获全,先生或亦无所憾矣!(郑天挺《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后序》,见《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北平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联合出版,1947年,第1—2页)


沈兼士主持北京大学国学门时编成《清九朝京省报销册目录》,主持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时编《内阁大库现存清代汉文黄册目录》,遂引起学术界对于清代黄册的关注。在此基础上,综合二者,再加扩充而编成《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1936年11月,交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刊印,后因卢沟桥事变,此书未能刊出,书稿亦失,不知所踪。复员之后,1947年11月,郑天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一闲室中,偶然发现,虽偶有损失,书大体尚存,故此刊印,实为学界之大喜事。《凡例》曰:“一、本编系将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四处所藏之黄册,汇编成目。”(《凡例》,见《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第1页)对于明清档案之整理,最初是各个学术机构各自为政,而这部书是综合各家同类资料而编成,是一种相互合作的学术成果,显示了对明清档案的整理进入一个新阶段和新模式,即按照专题性质,相互合作,总其大成。

      在1948年刊行的《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中,特别介绍了文科研究所对于明清档案的整理情况:“民国二十三年以前,已将明代题行稿、清代黄册、清九朝京省报销册及杂件中之要件,整理完竣,并编就目录。自民国三十四年以来,即继续整理清代顺治、康熙、乾隆三朝之题本。余暇并将明代题行稿中兵部、礼部两类分别写为目录,成明史料目四卷。民国三十五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又以旧存于午门内之三法司档案移交本所整理,材料续有增加。今后于整理编目保管外,拟分类进行研究。”(《文科研究所展览概要》,载《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1948年,第3页)除了介绍文科研究所整理档案之成就外,特别提到史语所将三法司档案移交给本所,这也是一种合作整理的体现。

      1950年5月,郑天挺辞去北京大学秘书长职位,兼任史学系主任,并负责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同年5月4日,郑天挺主持了一个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展,反响很好。郑天挺继续主持明清档案史料的整理:“集中到下列几项:一、已清缮的明题行稿,分类整理印行,没有抄齐的补抄。二、整理题本的摘由,凡不明确、不详细的加以补充,并尽可能的指出每件内容的特点。三、过去整理题本,全按内容分类,有许多混淆不清,现在改按机关的职掌从新分类。四、系统地整理研究本所所藏黄册——报销册及其他档案。”(郑天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序》,《清史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7页)在原来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公开印行《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和《宋景诗起义史料》等书,系当时较早刊行的农民起义档案史料。该书出版不久,就流布海外,胡适亦曾购得。1954年3月8日胡适给经常代为购买中国内地图书的学生程绥楚的信中说:“郑天挺兄的《明末农民起义史料》,我已经有了,可不必买。”(参见笔名今圣叹的程靖宇《新文学家回想录》,文化·生活出版社,1977年)

      郑天挺在1951年写了《《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序》,相当重要。一般在谈郑天挺先生代表性论文时,很少会关注到他这篇文章,笔者以为在20世纪后半期中国明清档案整理史上,这篇文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49年以前,讨论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整理的文章,以徐中舒和罗福颐为代表,详尽交代了明清档案整理的始末。1949年10月之后,史学风气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此时过于强调档案史料的重要性,似乎不合时宜。但郑天挺在此文中,原原本本地介绍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之渊源、经过、方法、成果及整理中的问题,并详细介绍了题行稿、题本与报销册的内容,这是对1949年以前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的回顾与总结,但同时也表明在新的时代进行历史研究,如农民起义研究之时,依然要关注档案资料,“现在我们不但还维持着这个传统,而且更加强向这方面去作”。(《清史探微》,第158页)郑天挺表明要担负起明清档案整理的责,并加弘扬。只是1952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撤销,所藏档案全都移交故宫明清档案馆。由北京大学国学门所保存、整理的档案全都送走,从国学门到文科研究所,北京大学跟明清档案整理相关的学术机构也从此撤销。一年以后,全国高校合并重组,郑天挺也离开北京大学,调往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但他对明清档案的关注,并未停止。

      三、郑天挺对明清档案的认识与用明清档案所进行的学术研究。诚如郑天挺哲嗣郑克晟所言:“郑老一贯关心档案工作,尤其是对明清档案有着深厚的感情。”(《忆郑老与明清档案的二三事》,《档案工作》1982年第2期)“从这以后,因为郑老多年在北京大学任教,讲授明清史,又兼任过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的负责人,因此这部分档案总是和他的教学、研究工作分不开。”(傅同钦《忆郑先生对博物馆事业及档案工作的重视》,参见《郑天挺先生学行录》,第412页)因为自从1922年7月在国学门为研究生时,接触了内阁大库明清档案,郑天挺一生学术研究都离不开明清档案。他不仅积极投身于明清档案的整理之中,对于明清档案的重要性及如何整理明清档案,也有很多认识。他在进行明清历史的教学与研究中,自觉运用明清档案,刊出了多种影响深远的学术论著。也正由于郑天挺在明清档案整理和研究上的成就,1981年11月郑天挺被邀请参加中国档案学会成立大会,并被聘为顾问。

      首先,在40余年明清史教学之中,明清档案等资料,是他重点介绍、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他引导学生进入明清史研究的入门砖。前文提到,1937年11月,在长沙临时大学,郑天挺转任历史系为教授,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39年开始转向明清史教学,从此在明清史领域逐步开拓,最终成为继孟森之后,中国又一位明清史大家。

      郑天挺非常重视档案的作用,指出:“历史档案是原始资料的原始资料,应该占最高地位。”(《清史研究和档案》,《清史探微》,第311页)在《漫谈治史》中说:“研究问题不能光靠别人已整理过的间接材料,主要是掌握直接材料,特别是新材料。考古发现、档案材料等就是直接材料。”(《及时学人谈丛》,第463页)要严格区分档案资料跟其他资料的区别,即历史档案是最直接、最原始的资料。

      在笔者主持整理的《郑天挺明史讲义》(中华书局,2017年)中,有“明史史料”一节,在介绍各种明清史料之后,他特别提到《整理明清史档案报告》(北京大学《北大日刊》附刊本);在1958年开设的“史料学与年代学讲义”中,有“近年来的史料辑录工作”条目,提到“辑印”,第一类就是档案,“1.依照年代次序编次:《明清史料》。2.依照性质汇集:《明末农民起义史料》、《清三藩史料》、《清文字狱档》、《清外交史料》。3.分类合印:《文献丛编》、《掌故丛编》、《史料旬刊》(又称《史料丛钞》)”。(第1196页)这些正是历年来各学术机构对明清档案整理的成果。郑天挺在讲授明清史的课堂上,介绍给学生,也为他们以后的学术研究之路,指明了研究的途径。

      20世纪50年代,在南开大学历史系他还讲授过史料学课程,乃是在档案资料基础上,结合当时向苏联学习的时代特色而开设的课程。他发表过《史料学教学内容的初步体会》,其中提到:“史料学不是史料的记录,而是史料的研究方法和利用方法。”(《南开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1954年开设史料学课程最初有八项内容,即叙说、史料的分类与辨别、中国历史上大批史料的发现与利用、《明史》的纂修与明史的史料、《明史》史料的研究、清史的纂修与清史的史料、清史史料的研究、史料的辑录工作。(郑天挺《史料学之一:从史料的角度看中国的史书》,《及时学人谈丛》,第326—406页)以后多次讲授,每次都有一定调整。1957年秋再度开设,进一步强调理论性,课程主要内容为:史料学的概念与任务、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历史资料的来源、史料的搜集、史料的批判、史料的利用等六章,已形成独特的史料学体系。(郑天挺《史料学之二:史料的分类、鉴别与利用》,《及时学人谈丛》,第407—461页)实际上,这是郑天挺在档案整理基础上,加上对于史料的全面介绍和讲授,不断完善而开设的课程,是郑天挺明清档案整理体验与认知的理论升华。

      其次,如何整理档案,又怎样用档案资料去研究历史,郑天挺对这些问题,也提出了系统看法,至今依然有指导作用。1963年12月4日,他应邀到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作报告,题为《清史研究和档案》(《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下文凡引自本文者,不再另出注释)。在当时,清史是中国古代史中研究最薄弱的王朝史,“专著最少,研究最少”,想必这也是他在1939年以后转向明清史研究的一个客观原因,所以他提出要加强清史研究,而清代档案的整理,对于清史研究至关重要。如果“把历史档案与历史研究结合,一起推动,就可以用整理历史档案带动清史研究”。

      在报告中,他也对1949年前明清档案整理的方法与体例进行了概括与总结:“第一是摘要选辑,抄录全文。就是把重要文件选出,全文辑录。”像罗振玉编的《史料丛刊》、史语所编的《明清史料》等都属于这一类。“第二是按年编列,抄录全文,甚至保存原来格式。如沈阳出版的《明清内阁大库史料》,全按年代排列,不分类”。“第三是专题编辑,抄录全文。同一专题的档案按年代先后编在一起。故宫文献馆及北大文科研究所编印的属此类”。实际上这是郑天挺继1951年《<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序》之后,对于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从方法上再一次的总结与提炼,希望从中学习方法,吸取教训,以便找到更为合理的档案整理办法。

      在报告中,郑天挺非常坦率地指出了档案整理的困难。“第一个困难是档案数量多……太多就要求整理,越多就越要求赶快整理”;“第二个困难是乱”;“第三个困难是档案不全……正因不全,才要求非深入研究不可,有头无尾,有尾无头,到底联系如何,不深入研究,无法弄清”。他同时批评民国时期整理档案所犯的错误,“就是把档案的满汉文两部分硬给拆开了”。原来很多文档是“清汉合璧”“题本也是满汉合璧的”,但“为了减少皮藏占用的空间”,而硬生生地拆开,“不但破坏了文物的完整,违背了清代制度,而且造成误解,以为满汉文件都是独立单行的”。接着批评了档案整理中的“从文物观点出发”的缺点,只要见到完整的,就保存起来,残存的,就丢弃,实际上造成了很多问题。郑天挺提出档案整理的办法,“一是结合历史整理档案;二是根据档案改造历史”,进而提出“研究历史要根据档案来研究”,而“要整理好清代的档案,也必须对清代的历史有所了解”。尽管如此,也要认识到档案的局限性,“以题奏本章为例,一定要封进才起作用……不封进就无法知道”,“官文书中的诉讼文书,只反映一时一地情况,全国不平衡……如果误作一般现象就错了……用历史档案材料还要广泛地反复地与其他资料进行对比”。可见,郑天挺虽然重视档案的作用,但并不迷信,因为即便是最初的记录,也有其局限性,所以他提出要进行对比研究,要进行“史料批判”。如何解决档案的局限性呢?郑天挺提出需要理论指导,“如果没有理论指导,档案资料就不能发挥应起的作用”。全方位介绍档案整理的办法、问题及明清档案原来整理的情况,力争为当下档案的整理提供指导和借鉴。他提出的对档案也要进行“史料批判”,无疑是超出时代的认知,这成为当代史学十分关注的问题。

      1964年8月15日,郑天挺又一次应邀到中央档案馆作报告,他的题目是《清代史上的乾隆时期》,“报告共分三个部分:一、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国际大事;二、乾隆时期的分期;三、乾隆时期的特点”。(郑克晟《忆郑老与明清档案的二三事》,《从未名湖到新开湖:郑克晟师友杂忆》,第98页)从世界史上,将乾隆时期跟英国的工业革命、美国独立运动和欧洲的启蒙运动相对比;在中国史上,把乾隆跟前后几个时代进行对比。以世界史与长时段的眼光,对乾隆时代进行定位,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反响。

      总之,20世纪60年代,因为工作调动,郑天挺尽管已离开了明清档案的整理工作,但他对于明清档案整理依然关心,他应邀赴中央档案馆所作的两次学术报告,将他对于档案整理的意义、办法、困难,等等,进行了系统讲解,对于当时档案的整理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他不只是关注明清档案,甚至为医学档案写序推介。在《《慈禧光绪医方选议》序》中谈道:“最近……在清代历史档案中,发现大批太医院医药档案,加以研究整理,编成《慈禧光绪医方选议》《清宫医案研究》《清宫配方研究》三书,使我异常高兴。我不懂中医,但我关心档案,重视档案,认为历史档案是完全可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郑天挺《<慈禧光绪医方选议》序》,《郑天挺文集》,第475页)可见,在郑天挺看来,不只是历史研究需要档案,各行各业,只要有档案,都应该重视起来,医学档案亦不例外,故而大力推介。

      再次,郑天挺提出将历史研究与历史档案整理结合起来,用历史档案研究历史,以历史研究帮助历史档案的整理,事实上,他一直是这么做的。他的学术研究,正是以档案史料为基础,才作出了令人称道的研究成果。

      早在1922年,郑天挺为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生时,兼任中国法权讨论委员会秘书,利用该会档案资料撰写了一部学术著作,书名为《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郑天挺在此书封面,亲笔写下“编纂附记”(未印在书中):


      民国十一年秋,余始入法权讨论委员会,得读历代条约及外交公牍,暇辄择其有关领事裁判权者私录之。今年三月,张委员长欲列次领事裁判事迹,汇为一篇,并示以范围数事。翌日,余遂详列细目以进,越半月而上篇成,又半月而附录一成。稿凡数易,迄五月而始定,六月付梓,入月工竣,计凡五阅月。参考引据,尚堪自信。


这是郑天挺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就是在法权讨论会所保存的中外文献和一些外交档案基础上编成的,1923年以法权讨论委员会的名义出版。因为是依照档案资料而写的专著,郑天挺很有底气,故自言“参考引据,尚堪自信”。法制史专家张仁善总结该书有五个特征,“开拓性著述”“体系完备”“信史记录”“世界眼光”“正义情怀”,(《郑天挺先生与法权讨论委员会》,《南开学报》2022年第6期)十分允当。

      而在明清史领域,采用档案进行研究,则是郑天挺的习惯做法。他的成名作《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国学季刊》1936年6卷1号),乃是以明清档案资料为基础作出的精湛考证。孟森曾发表《清初三大疑案考实》,论及太后下嫁多尔衮一事,认为以多尔衮称“皇父”为太后下嫁之证据,不足为据,因为满人之“皇父”即如汉人之“尚父”“仲父”,只是一种尊称而已。胡适则认为证据不足。郑天挺基于各种史料的考证比对,考证出“皇父摄政王”是清初的一种爵禄,显示尊贵而已,并非太后下嫁之证据。1936年以明清档案为据,作《墨勒根王考》(《益世报》1936年10月22日《读书周刊》),多尔衮被削爵后,清人内部档案中出现了“墨勒根王”,意为善射者,考证出此即指多尔衮。1936年3月利用启本档案,作《清世祖入关前章奏程式》,考证出“世祖未入关前,于臣工言事均称‘启’”;“至世祖入关后,则称‘奏’”。“自顺治元年五月多尔衮入北京,以迄世祖迁都……当时章奏皆上之多尔衮……称多尔衮为王上……官员于多尔衮自称臣……上书称启……称多尔衮之言为令旨”。(郑天挺《清世祖入关前章奏程式》,原刊《益世报(天津版)》1936年3月26日,收入《清史探微》,第125—129页)从各种奏折的用词、程式、称谓入手,考察历史变迁,是相当成功的典范之作。这都是他基于清代档案所作的代表性论文。

      1953年11月,郑天挺被调到南开大学历史系,虽然离开了清代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整理,但他后半生几乎大半精力都在进行明清史料的整理与研究。20世纪50年代组织南开大学历史系编纂《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来又组织编纂了《明实录资料选编》。20世纪60年代,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20世纪80年代初,主编了《明清史资料》。在所有整理出版的明清史资料中,最重要的就是主持清官修《明史》的点校。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花了相当多的精力,带领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同仁,点校清官修《明史》,1963年9月至1966年6月,他只身前往中华书局,专心点校《明史》。1973年春,又校对《明史》三校稿,为《明史》点校出版立下了汗马功劳。郑天挺对于明清史料的整理,成就卓著;而且他所缔造的学风,早已嘉惠学林。

      冯尔康是郑天挺20世纪50年代培养的研究生,早已名重学林,他曾道:“毅生师讲授史料学,令我开阔了眼界……获知史料学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及一些史料的搜集、考订方法。在我后来所走的学术道路上,我以相当大的热忱和精力投注于史料学,写出《清史史料学》、《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两部专著。追本溯源,受启发于毅生师的史料学课程。”(冯尔康《我的南开老师》,《南开学报》2019年第5期)事实上,最初就是郑天挺参与明清档案的整理,进而重视史料,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和学术传统,已被继承和弘扬,融入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学脉之中了。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明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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