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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要|【文研讲座261】金国平:中西交汇于澳门——葡萄牙人东来与海上丝绸之路

2022年10月13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261期在线举行,主题为“中西交汇于澳门:葡萄牙人东来与海上丝绸之路”。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研究员金国平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欧阳哲生主持。本次讲座为“西方知识形态在中国”系列活动之一。



葡萄牙人的东来缘起于地理大发现。讲座伊始,金老师由起因、机构、船只、图籍、火炮、船队等六个要素讲解葡萄牙的地理大发现活动。1453年,奥斯曼(Império Otomano)帝国封锁了丝绸与香料贸易路线,导致了意大利城邦失去对东方贸易的垄断,而欧洲对东方奢侈品的需求却依然不断,故其被迫寻找到东方的替代路线。显然,政治与军事环境导致贸易格局的改变,是欧洲地理大发现最主要的动因。至于葡萄牙人东来的动机,其自身总结为去寻找“基督徒与香料”,可见宗教原因和商业动机的叠加,是推动地理大发现的主要动力。


早期地理大发现的主角是一“蕞尔小国”:葡萄牙。地处欧洲西南角、濒临大西洋的葡萄牙是最早稳定政治疆界的欧洲国家之一,统一国家的形成为葡萄牙航海事业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前提与制度保障。事实上,葡萄牙的海上活动更早于西班牙。早在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之前56年,葡萄牙人便开始了对大西洋的探索。他们在1336年便可能对加那利亚(Canárias)群岛进行了第一次远征。1415年,葡萄牙国王唐若昂(D. João I,1357-1433)一世领导的葡军征服了休达,该事件成为葡萄牙地理大发现之始。由此,葡萄牙人继续探索和开发大西洋西非海岸。其在大西洋上的探险要早于任何欧洲国家,历史性地承担了欧洲寻路人的角色,带领欧洲走出了中世纪的黑暗,拉开了全球化的序幕,谱写了世界历史近代篇的序章。


关于海外扩张时期葡萄牙对外探险事业的管理,位于里斯本王宫广场(Terreiro do Paço)河畔宫(Palácio Ribeira)旁的“东印度之家”(Casa da Índia)是统筹葡萄牙海外事务的核心机构。其前身是“休达之家”(Casa de Ceuta)(1434)和“几内亚之家”(Casa da Guiné)(1443)。从1503年开始,启用“东印度之家”之名,并将基督骑士团十字架作为自身的旗标,印到远航船帆上。次年起,所有与海外有关的活动,特别是亚洲事务均集中于此,由葡萄牙王室直接控制。与航海贸易有关的一切,例如造船只、配备火炮、绘制海图和地图、备置和销售货物等亦均由其负责。输入物品需先在此并在王家官员的监督下,卸载和入库,收取相应税收,然后才能被运往佛兰德斯(Flandres)的安特卫普(Antuérpia)的贸易商站出售,投放到欧洲市场。总之,一切来自海外的货物、信息、资料、情报、书籍、地图和报告均需送到“东印度之家”保留和存档。至于“东印度”的概念,在16世纪的葡萄牙地理知识体系中,在原有的“印度”之外,还有“东印度”(Índia Oriental),或称“葡属印度”(Índia Portuguesa)。所谓“东印度”是一个横跨非亚两大洲的广阔地理范畴,从好望角一直到日本,中国也包括在内。“东印度”是一个人为的“国体”,称“Estado da Índia”(东印度国),其首府初设于科枝(Cochim,1505—1510),后迁移至果阿(Goa,1510—1843),最后落在新果阿(Nova Goa,1843—1961)它既是葡属印度总督和“东印度国”政府的所在地,又是天主教在东方的辐射地——东方罗马。澳门便曾在其管辖之下,后来才成为一个独立省。


18世纪,里斯本的王宫广场和河畔宫


船只是从事水上活动、征服江河海洋而认识世界的载体。15世纪后,欧洲凭借其掌握的地理知识与远航技术,如海图、罗盘、六分仪、三角帆、艉舵、“卡拉维拉船”(Caravela,亦称“三桅帆船”)、“大帆船”、指南针、沙漏、钟表、十字测天仪和星座盘等航海工具,开创了辉煌的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于15世纪开发了“卡拉维拉船”,其长约25米,宽约7米,重约50吨。早期装备两桅,后发展到三桅,其排水量可达160吨,单层甲板,船尾隆起。船帆使用地中海普遍使用的三角帆(亦称“拉丁帆”),因而转舵性能变得更高,船帆更易鼓起,航速亦大幅增加并能够进行Z字形逆风航行(bolinar)。其显著的特点为快速、易于操纵,卓越的机动性和稳定性为航行提供了便利,满足了当时海上探险所要求的经济性、普遍性、操舵性及速度,因而成了当时欧洲最盛行的帆船。该船也装备有数十门大小火炮,守卫和攻击自如,成为葡萄牙人早期航海探险的首选船型。其次是“大帆船”(nao),其体积更大、吨位更高,是大航海时代最具代表性的船型。这是一种在欧洲—美洲—非洲—印度—东南亚—澳门—日本之间进行贸易的船只,因此,被称为“贸易大帆船”(Nau do Trato),亦称“银舶”(nau da prata),“澳门贸易大帆船”(nau do trato de Macau),“中国大帆船”(nau da China)或“黑船”(日语:Kurofune)等。嘉靖年间的汉籍称之为“牛头大番船”。中国学界常用的“马尼拉大帆船”只是其中一种不通用的讲法,西班牙学术界主要使用“中国大帆船”之名。



卡拉维拉船(上)和大帆船(下)


在技术层面上,“大帆船”既可用于货运,也可用来打仗。其拥有多重甲板,承载能力为100至600托内尔(tonel,原意为“桶”,后为容积单位,“tonelda”, 即“吨”的词源便来自于此),有三桅和一船艏斜桅,主桅和前桅挂直角帆,后桅挂三角帆。四桅足够提供动力令船只航行速度增加,即使逆风时也无碍航行。总结而言,“大帆船”是一种主要为远海航行设计全靠船帆推动的军商大型帆船,为船队的主力船型。葡萄牙最早的“大帆船”是1497年建造的圣·卡布列尔号和圣·拉法尔号。关于大帆船何时首次来到中国的问题,金老师指出其确切年代——明正德十二年(1517),为葡萄牙首位来华大使皮莱资(Tomé Pires,1465?—1524或1540)所乘。时带管广东海道的顾应祥在《静虚斋惜阴录》中称:“正德间,予为广东按察司佥事,时巡海副使汪鋐进表赴京,予带管海道。蓦有番舶三只至省城下,放铳三个,城中尽惊,盖前此番舶俱在东莞千户所海澳湾泊,未有径至城下者。即叙此事。而据葡萄牙文史料,护送皮菜资出使广州的船便是一艘“大帆船”,名叫“西蒙·德·安德拉德”(Simão d’Andrade)号。其吨位达300托内尔,在印度查乌尔(Chaul)打造。


其四,图籍在葡萄牙的地理大发现中曾起到过非同寻常的情报作用,被视为国家秘密。伴随着葡萄牙人航海范围的日益扩展,图籍,包括海图、航海图和地图逐渐增加。在全球航行中,葡萄牙人利用测量技术与实测经验,绘制了世界地图与详细的地区性海图、航海图和地图,反映了更为准确的地理信息。客观上,图籍成了知识传播与文化交流的媒介,无疑影响了葡萄牙人东来的航程和世界历史的进程,也奠定了近代西方地图学的发展。著名的1502年的坎蒂诺平面球形图(Planisfério de Cantino)是唯一现存的葡萄牙王室制式图(Padrão Real)的副本,它最早显示了葡萄牙地理发现的进展。其述中国南部的图例称:“这个城市所有的物产,如丁香、芦荟、檀香、安息香、大黄、象牙、名贵宝石、珍珠、麝香、细瓷及其他各种货物,绝大部分从外面进来,从粤地(terra dos Chins)运来。”这是葡萄牙语文献上有关中国的最早明确记载。在葡萄牙人抵达中国沿海及稍后相当一段时间内,“Chins”是指粤人/广州人,而不是现代词义的“华人/中国人”。因此,“China”的含义是粤地/广州。这是葡萄牙语从梵语借用的词义。唐僧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写道:“支那即广州也。”


1502年,葡萄牙《坎蒂诺平面球形图》


此外,葡萄牙人也绘制了最早的珠江口“大湾区”地图。1510年,阿丰索·德·阿尔布科尔科(Afonso de Albuquerque,1453—1515)挥师占领果阿;此后,开始向印度洋与太平洋的交通要冲满刺加挺进;次年其占领满刺加后,欲挥师北上。约在1512年,葡萄牙人便绘制出了《珠江口至广州全图》。其声称地图信息来自爪哇人,实际上是在当地(明朝曾设旧港宣慰司)生活的中国人提供了地图与信息。因此,尽管葡萄牙人尚未进入中国海域,这幅地图却异乎寻常地详细。这幅珠江口“大湾区”——广州图,在中葡关系,乃至中西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地理大发现中,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都曾先后称雄海上。火炮便是他们横行天下、战无不胜的利器。地理大发现时代,葡萄牙王室富冠欧洲,可斥巨资,不遗余力地在欧洲各地采购技术所允许生产的最佳舰船炮。最早详细报道葡萄牙火炮的中国人是顾应祥,其在《静虚斋惜阴录》中称:“蓦有番舶三只至省城下,放铳三个,城中尽惊。……铳乃其船上带来者,铳有管长四五尺,其腹稍大,开一面以小铳装铁弹子,放入铳腹内,药发则子从管中出,甚迅。每一大铳用小铳四五个,以便轮放。其船内两旁备置大统四五个,在舱内暗放,敌船不敢近,故得横行海上。”由此可见,顾应祥虽然只看到甲板上的佛郎机铳(berço),但能准确断定甲板下也装备了更多的火器。根据1525年的船队装备清单,此时船舱内置放的应是多种前装炮,即所谓“红夷炮”或“红衣炮”。换言之,其在嘉靖年间就已来到中国,不过是国人未能得见真容,故认为是万历年间传入的。


“东印度之家”的另外一项重要工作是以葡萄牙王室的名义组建“东印度船队”(Armada da Índia)航线遵循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c. 1469—1524)于1497—1499年首次开辟的“东印度航路”(Carreira da Índia)。1487年,葡萄牙航海家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Bartolomeu Dias,c.1450—1500)发现了非洲西南端的“风暴角”(Cabo das Tormentas),后改名为“好望角”(Cabo da Boa Esperança)。由此,欧洲人首次打通大西洋与印度洋之间的海上通道,可以绕过伊斯兰世界,直接与印度及亚洲其他地区展开贸易。十年后,葡萄牙再次派出舰队,前往印度洋。1497年6月8日,瓦斯科·达·伽马率“圣·加布里埃尔”号大帆船等四艘船只离开里斯本,绕过好望角,来到了莫桑比克(Moçambique)。从此沿东非海岸而上,抵达蒙巴萨(Mombaça)和马林迪(Malindi)。在当地苏丹提供的一位阿拉伯领航员的带领下,船队穿越阿拉伯海,直航印度的古里(Calecute),开通了“东印度航路”。总之,这一航道的凿通使得陆上丝绸之路不再是通往东方市场的唯一陆径。


珠江口至广州全图,绘于1512年


接着,金老师详细讲述了葡萄牙人东来以至进入澳门的过程。在1415年征服休达后,葡萄牙人继续扬帆,对西非和南非进行探险航行,探索大西洋。其于1419年发现了马德拉(Madeira)岛,1444年发现佛得角(Cabo Verde)和帕尔马(IIha de Palma)岛。葡萄牙人在大西洋两岸建立了四个殖民地:几内亚比绍、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佛得角和巴西。印度洋方面,作为葡萄牙人在大西洋航行经验与航海技术的结晶,好望角航线(Rota do Cabo)具有重大的政治和商业意义,它直接连接了大西洋的欧洲市场和印度洋的产地。好望角航线产生了即时的经济效益,为葡萄牙王室带来了巨大的收入。事实上,在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前,好望角航线在世界经济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且为葡萄牙人所垄断。最终,葡萄牙在印度洋沿岸建立了三个殖民地:莫桑比克、锡兰和印度葡属飞地。


随后,葡萄牙人继续东进,驰骋西太平洋。1509年迪奥戈·洛佩斯·德·塞盖拉(Diogo Lopes de Sequeira)穿越孟加拉湾(golfo de Bengala),到达苏门答腊(Sumatra)和马六甲(Malaca),1511年占领东西洋交通的要津马六甲。与此同时,杜阿尔特·费尔南德斯(Duarte Fernandes)受派去暹罗(Sião)王国,鲁伊·努内斯·达·库尼亚(Rui Nunes da Cunha)也受派去勃固(Pegu)。关于葡萄牙与中国(明朝)的交往,1513年欧维治(Jorge Alvares)从马六甲乘坐中式帆船出发来华,成为第一个登陆广东沿海的欧洲人。1516—1517年,拉斐尔·佩雷斯特洛(Rafael Perestrelo)乘船抵达广东。1517年葡萄牙国王唐曼努埃尔一世的大使皮莱资入穗城,企图与明朝建立官方关系。但随后,中葡之间屡次爆发冲突,如1521年屯门之战、1522年西草湾之战等。1525年,澳门的古称“濠镜”首次出现在一张由葡萄牙籍制图师绘制的西班牙王室标准图上——这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地图标示。1535年,中国的市舶检查从广东电白县迁至蚝镜澳。葡萄牙人开始光顾澳门。在一张约1537年葡萄牙地图上始见在澳门上方标有葡萄牙国旗并有“meacom”(澳门)的注记。1548年,葡萄牙人被逐出自1524年起开始活动的浙海双屿,随后重返粤海,游商于上川岛,最终于1557年获准正式租居澳门。总之,葡萄牙人在西太平洋沿岸建立了两个殖民地:马六甲与帝汶,以及四个居留地:马鲁古群岛的德那第(Termate)、舟山六横岛双屿港(Siongican/Syongican/Liampó)、长崎(NagaSaqui)和澳门。


1525年,澳门古称“濠镜”首次出现在一张由

葡萄牙籍制图师绘制的西班牙王室标准图上


一般认为,1415年征服休达为葡萄牙海外发现之元年,从此以后,欧洲人前赴后继,大举向海外扩张。地理大发现延续了数百年。这与此前人类历史上的扩张运动有着根本不同:其规模浩大、持续长久,最终构成了大航海时代,形成人类历史上的千年剧变。自15世纪末起,人类历史便与海洋紧密相连。海洋成了一个蓝色的竞技场。葡萄牙一马当先,开发大西洋,成为了欧洲的“寻路人”,来到南美、非洲、东南亚和东亚广袤地区。继之,西班牙发现了美洲,16世纪成为伊比利亚二国在海上独领风骚的百年。稍后一个世纪,荷兰人凭借其发达的造船业和航运业,加入了海上竞赛,赢得了“海上马车夫”的美誉。17世纪后期以降,海上优势又转入英、法两国手中。中国也被卷入了海洋时代“全球化”的第一波。明末,欧洲早期“海上三强”纷至沓来,葡萄牙人租居澳门,西班牙人立足菲律宾和台北,荷兰人占据台南。其中,澳门的出现形成了大航海时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连接了中国和世界。人类由此进入了“一体化”,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才正式拉开序幕。

 

评议环节


讲座结束后,欧阳哲生老师围绕本次演讲主题,提出多个讨论议题。首先是大航海时代中西方造船技术的差距问题,当葡萄牙人到达古里时,郑和的航海行动早在七十余年前便结束了,难以比较二者造船技术。中国自郑和下西洋后不再有远航任务,故不再造远航船;葡萄牙则相反,随着越来越远的航行路程不断开辟而需要不断制造远洋大船。总体而言,在具体船舶制造方面,很难说葡萄牙领先于中国,但由于中国限制造两桅以上帆船,限制了造船业发展,因此总体上葡萄牙的造船技术更优,造船数量也更多。面对这种情形,中国在引进佛郎机铳等武器之外,也仿制过外国的船舶,如蜈蚣船。其原型是地中海地区经常使用的多桨划船,船上五十余桨手均持单兵武器,船头置炮,但其作为快速攻击艇,根本无助于中国沿海日常巡逻,也无配随大船出行的机会,故在短暂试造后即告终止。


金国平《“中国大帆船”与“丝银之路”——“Parián”研究》


关于澳门开埠,租予葡萄牙的原因,金老师将其精炼地归纳为四大要素:进口龙涎香、佛郎机炮、自鸣钟、白银。其中,白银是最主要、最持久的决定性因素。澳门的长期存在,主要是因为其成为白银进入中国的关口。澳门成为固定进口白银的港口后毕竟受制于葡萄牙,为有一条自己可控的进口渠道,明廷于隆庆年间开放月港,其意义在于允许华人合法地将菲律宾和日本的白银带到福建,在明廷的主持和管理下再进入内地,与被葡萄牙人控制的澳门一起形成两大白银进口渠道。至于“东印度”概念的变迁问题,金老师认为,本次讲座主要介绍了葡萄牙人地理中的概念,因而需要对多语种的材料进行广泛收集、考究后才能得出一定的结论,仍待详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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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一航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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