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振华 | 六朝时期的南海商人及其贸易网络

作者简介：

谢振华，男，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

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北朝石刻文献所见青齐地缘性研究”（项目编号：22DLSJ04）的阶段性成果。

［摘  要］六朝时期连接海洋与陆地贸易的群体，最初因肤色较黑被统称为“昆仑”，齐梁之际始称“南海商人”。这一共同的身份标签，实际掩盖了群体成员之间地域、身份的差异，其中既有异域商贾，也有本国替主人经商的奴客。南海商人概称的变化反映出海商群体结构的变化，是南海贸易发展的结果。经营策略上，南海商人与高僧结成共生关系，这并非完全出自商人的宗教信仰，而是隐含着依托高僧规避盘剥及获取商机的现实考量。高僧与南海商人同行，受其馈赠进入建康，结交权贵可帮助其扩展人脉，营建法事则为其带来巨大商机，故二者交往不绝。南海商人的贸易网络随佛教传播由沿海深入内地，形成通江达海、往来吴蜀、北上青徐的格局，并与陆上丝绸之路形成了贸易闭环。

［关键词］六朝；南海商人；传法高僧；贸易网络；丝绸之路

六朝时期的海外贸易及其带来的社会影响，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古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学界在六朝南海贸易的开展、欧亚贸易图景及其与六朝货币经济的关系等方面积累了丰硕的成果。刘淑芬细致描绘了六朝时期南海贸易开展的条件及面貌，力图消除六朝南海贸易的沉寂与唐代飞跃发展之间的突兀感。吕博深入挖掘《梁四公记》背后的故事细节与历史记忆，再现了六世纪以建康为中心的欧亚物质文化交流图景。薛海波则以建康丝绸贸易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这种畸形繁荣对六朝货币经济造成的冲击。总括而言，这些研究主要围绕南海贸易展开，关于贸易主体“南海商人”身份标签的探讨尚不充分。

六朝国家财政严重依赖商税，甚至物资调配、赈灾救济诸事亦悉仰商旅，而在众多商贾群体中，“南海商人”尤为特殊，它是六朝时期的海商。“南海商人”出现在《梁四公记》与《高僧传》中，前者是唐初传奇小说，后者是由萧梁释慧皎编撰的僧人传记。“南海商人”的社会属性如种族、国别及身份等较为模糊，它是基于地域构造出的商人共同体。正是这一共同的标签，实际掩盖了“南海商人”之间存在的地域、身份等差异，因此需要详加甄别。

“南海商人”在南朝具有很强的社会渗透力，为底层民众的社会流动提供了新的途径。唐长孺指出，商人的地位是很低微的，他们只有依靠贵族、官僚的势力才能顺利地开展商业活动。“南海商人”自然也不例外，但其所寻求的庇护不全是直接来自王公贵臣，也包括传法高僧，这就涉及经营策略的问题。与粟特商人在东西贸易网络上建立殖民聚落作为中转站不同，域外“南海商人”的业务开展具有周期性，这显然是受季风的影响。季节性的往返使其难以在内地长久立足，结果便是“南海商人”普遍不热衷于身份的改变、阶层的跃升，与北齐境内活跃的粟特商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士庶天隔”的南朝社会，“南海商人”如何依托高僧开展业务，尚有待探究。

揆诸上述，“南海商人”作为六朝时期的海商，其面貌远不如同期的粟特商人清晰。因此，本文拟从内典开拓史源，探讨南海商人身份标签的形成、扩散及固化，考察其经营策略及贸易网络等问题。

在“南海商人”称呼出现之前，“昆仑”才是南海客商的通称。南海商船常被称作“昆仑舶”，南海生口作“昆仑奴”。这种称谓习惯源自肤色，“昆仑”指六朝时南海诸国皮肤近黑者，如林邑国有“昆仑兵”乘象以斗，其国“人色以黑为美，南方诸国皆然”。这种审美观念甚至体现在染齿习俗上。《太平御览》引《异物志》载：“西屠国在海外，以草漆齿，用白作黑，一染则历年不复变。一号黑齿。”当然，“昆仑”除特指南海诸国人外，也指汉人较黑者。东晋孝武文李太后“形长而色黑，宫人皆谓之‘昆仑’”；释道安因“形貌甚陋”而被呼作“昆仑子”“漆道人”，同样是色黑的缘故。演至隋唐，南海诸国仍被称作“昆仑”。《旧唐书·南蛮传》载：“自林邑以南，皆卷发黑身，通号为‘昆仑’。”《旧唐书·王方庆传》载：“（武）则天临朝，拜广州都督。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续高僧传》载，梵僧那提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受敕，“往昆仑诸国采取异药。既至南海，诸王归敬，为别立寺”。两相比较，东晋南朝之“昆仑”只是肤色黝黑者的专称，而唐朝时期的“昆仑”与南海地域相连，实为东晋南朝对南海诸国色黑者称谓的延续。

“昆仑”在南朝礼乐制度所展示的四夷结构中占有重要位置。《酉阳杂俎》“礼异”条载有梁武帝正旦元会的场景：“马道南、近道东有茹茹、昆仑客，道西近道有高句丽、百济客。”周一良据南齐王琨得名由来，推断东晋南朝之“昆仑”疑是西南少数民族，进而认为梁元会上的“昆仑”当即西南獠人。这有以偏概全之嫌，“昆仑”是色黑者的总称，不特指獠人，梁元会上“昆仑客”的身份是有班位的南海蕃客。《隋书·礼仪志》载梁元会之礼：“群臣及诸蕃客并集，各从其班而拜。”另梁《职贡图》最早的底图就是《蕃客入朝图》。南海昆仑与茹茹、高丽、百济并举，远较西南夷更能突显出萧梁天下中心的地位。

随着南海贸易的兴起，除“昆仑”外，该区域还出现了天竺、西域、波斯等地的商人。南朝宋永初元年（420），幽州沙门昙无竭经陆路西行求法，“后于南天竺随舶泛海达广州”。南北分立之际，西域商贾沿两条通道抵达南朝：一条是唐长孺论证的“河南道”，另一条便是南海通道。《高僧传》载：“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南朝宋元嘉十九年（442），天竺僧伽跋摩在华译经事讫，“随西域贾人舶还外国”。波斯香料较早出现在内地，《高僧传》所见安息香被贩运至西域，故佛图澄“常遣弟子向西域市香”。石勒时襄国水源枯竭，佛图澄正是焚烧这种安息香祷祀。此外，波斯香料还通过海道东传，《梁书·诸夷传》称：“大秦人采苏合，先榨其汁以为香膏，乃卖其滓与诸国贾人，是以辗转来达中国，不大香也。”伴随着异域客商的增多，“昆仑”称谓的局性限愈发突显。

东晋兵革屡兴，赋役转繁，百姓纷纷弃农从商。《晋书·庾亮传》载：“时东土多赋役，百姓乃从海道入广州，刺史邓岳大开鼓铸，诸夷因此知造兵器。”鲁西奇指出，东土百姓主要是会稽郡的沿海居民，于东晋咸和五年至建元元年（330—343）浮海至广州，落脚于南海郡的东部沿海地区。东土百姓避役从商在南朝非常普遍，移民并未完全割断其与乡里的联系，相反，他们通过贸易构建起会稽与南海的商业网络。《宋书·孔琳之传》载其情形：“事有讹变，隆敝代起，昏作役苦，故穑人去而从商，商子事逸，末业流而浸广，泉货所通，非复始造之意。于是竞收罕至之珍，远蓄未名之货，明珠翠羽，无足而驰，丝罽文犀，飞不待翼，天下荡荡，咸以兼本为事。”孔琳之是会稽人，他目睹当地百姓浮海至广州经商，将南海商货“明珠翠羽”“丝罽文犀”等“罕至之珍”贩运至东土，清楚泉货可利国富民，故而反对桓玄辅政时甚嚣尘上的废钱提案。这说明从事南海贸易者，除东南亚等地的“昆仑”外，还有滨海地域的百姓。

此外，南海之利还吸引了王公贵臣的奴客前来交易。《晋书·宗室传》载：“（司马）奇亦好畜聚，不知纪极，遣三部使到交广商货，为有司所奏。”类似事件在南朝多有发生。《文选》中录有任昉《奏弹刘整》一文，讲述的是刘氏家族的财产纠纷案。刘整在南齐时都督交、广、越三州，其兄刘寅官至南齐西阳内史。刘寅死后，刘整屡夺侄子刘逡家财，遂遭任昉弹奏。此案中，家奴当伯是案件的焦点。兄弟分家前当伯属于“众奴”，即家族的共有财产；后来刘寅“以私钱七千赎当伯，仍使上广州”，“当伯遂经七年不返”。梁武帝天监二年（503），当伯从广州归来，刘寅已去世，刘整复夺当伯，称其“应当充众，准雇借上广州”。当伯在广州七年不归，疑是替主人经商的奴客。这种情形在刘宋时期的三吴地区非常普遍，尚书王准之“昔为山阴令”，常见“有奴客者，类多使役，东西分散，住家者少。其有停者，左右驱驰……典计者在家十无其一”。这些不住家的“典计”与“当伯”相类，受主人驱驰，经商在外。

南北互市开通后，南海舶来品北流，北朝官僚及门客也随即加入南海射利的行列。《魏书·食货志》载：“自魏德既广，西域、东夷贡其珍物，充于王府。又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革之属无远不至”，“南达交广以增京洛之饶”。这里的“羽毛齿革”属于南海商货，可与庾信在《哀江南赋》中回忆的萧梁“西赆浮玉，南琛没羽”相印证。可见北魏时亦有北方商贾前往交广，贩运南货以通京洛。至北齐时，南海商利甚至还吸引了上流社会，有贵族遣其门客南下代为经商。《北齐书·魏收传》载：“（魏收）以托附陈使封孝琰，牒令其门客与行，遇昆仑舶至，得奇货猓然褥表、美玉盈尺等数十件，罪当流，以赎论。”刘淑芬误认封孝琰为陈国使臣，其实不然。据《北齐书·封孝琰传》记载，封孝琰为“聘陈使主”，返命后“坐事除名”。南北通好，使臣以使命为重，封孝琰受魏收请托，携其门客入陈与昆仑交易，有损国威，故除名。但事后不久，武成帝称魏收“前者之罪，情在可恕”，封孝琰亦复出，“迁中书侍郎”。由此可见，北齐君主对官员从事南海贸易最终持容忍、默许的态度。

南朝时期，诸多异域商贾、内地奴客及流民加入南海贸易的行列，改变了孙吴至东晋初年“昆仑”独大的群属结构。与之相对应的是，齐、梁之际，地域超越族属，“南海商人”成为海商群体新的概称，这个新称谓始见于《高僧传》。南齐高僧求那毗地“为人弘厚，故万里归集，南海商人咸宗事之，供献皆受，悉为营法。于建业淮侧，造正观寺居之，重阁层门，殿堂整饰”。南朝建康城内的土地价格极高，时有“王畿陆海，亩号一金，泾渭土膏，豪杰所竞”之谓，求那毗地在南海商人的资助下，于建业淮侧建造佛寺，可见其资产之雄厚。“南海商人”的称谓还见于《梁四公记》：“间岁，南海商人备火浣布三端，（梁武）帝以杂布积之，令杰公以他事召。”火浣布产自南海，被南海商人转运至建康后，梁武帝在其中混入杂布，以此考验杰公对南海物产的熟悉程度。六朝海商群体概称的变化反映了海商群体结构的变化，地域对族属的超越则是南海贸易不断扩大的结果。

东晋至隋唐，“昆仑”的边界不断萎缩，说明这个称谓表达的内涵更加精确；新称谓“南海商人”的核心清晰，外延开放，因而涵盖的群体更广。《南史·萧劢传》载：“广州边海，旧饶，外国舶至，多为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过三数。及劢至，纤豪不犯，岁十余至。”唐代开元年间，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舶，不知其数”。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昆仑”渐成异域商贾中的一部分，而非概称。此外，本国各阶层相当活跃，底层民众逃避赋役，弃农从商，王公贵臣在南海商利驱使下也遣奴客到广州治生。概言之，六朝海商的成分渐趋庞杂，南海贸易对不同地域、身份的人群起到了整合作用，因而产生了“南海商人”这一新的称谓。

南海商利是南朝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通典·食货典》载：“岭外酋帅，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南朝政府署任岭外酋帅，准许其从事南海贸易，但酋帅需向政府纳税，这属于政府间接取利，同时还存在直接获利的模式。《梁书·王僧孺传》载，外国商贾每岁数至以通货易，“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历政以为常”。蕃客货物上岸后，南朝政府强制以半价入市，入市后由政府优先采购，政府通过贱买贵卖，直接获得数倍的利润。可见蕃货登陆后不得自由交易，先由政府定价，是南朝政府垄断南海商利的主要手段。

南朝政府盘剥外国商贾的另一手段则是课以重税。《南齐书·荀伯玉传》称：“世祖在东宫，专断用事，颇不如法。任左右张景真，使领东宫主衣食官谷帛……又度丝锦与昆仑舶营货，辄使传令防送过南州津。”“南州津”亦称作“南津”，置有津司，负责征税、稽查货物等。津内有大市，税敛甚重，故张景真交通豪人大吏，使防送过南州津以图免税。此即“由来王侯势家出入津，不忌宪纲”之谓。由此看来，昆仑舶驶抵长江，需至南州津报关，待完税、查验货物后，才能进入建康市场。这些情况在唐代依旧，唐文宗曾敕令：“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从历史的连续性来看，唐代蕃货上岸后不得自由流通、官府课以重税，皆为唐代财政制度“南朝化”倾向的表征。

这种情况下，南海商人便通过结托传法高僧以规避政府盘剥。《高僧传》记载，刘宋元嘉元年（424），京师名德沙门慧观等人面启宋文帝，请迎高僧求那跋摩。跋摩随商人竺难提舶至广州，宋文帝听闻后，“复敕州郡，令资发下京”。另据《比丘尼传》，“元嘉六年，有外国舶主难提，从师子国载比丘尼来至宋都”；元嘉十年（433），师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搭载竺难提的商船来到刘宋。值得注意的是，南海商人竺难提也是传法高僧。《历代三宝记》称：“竺难提，晋翻云喜，西域人……以恭帝元熙元年己未，爰暨宋世译《大乘方便经》等三部。”在南朝崇佛的社会氛围下，竺难提作为奉敕来华高僧的傔从，自可规避地方官员的侵削。

南海商人亦商亦僧并不鲜见。南齐永明二年（484），扶南王上表称：“臣前遣使备杂物行广州货易，天竺道人释那伽仙于广州因附臣舶欲来扶南，海中风漂到林邑，国王夺臣货易，并那伽仙私财。”林邑王劫夺了高僧那伽仙的私财，所谓“私财”，即那迦仙归国夹带的私货。《续高僧传·释道仙传》载：“释道仙，一名僧仙，本康居国人。以游贾为业，梁、周之际，往来吴、蜀，江、海上下，集积珠宝，故其所获资货乃满两船，时或计者，云值钱数十万贯。”这位“往来吴、蜀，江、海上下”的胡商，贩运的“珠宝”疑是南海商货。据《冥报记》载，泉州富商严恭于陈太建年间乘船往扬州市易，因途中赎鼋而得善报，后举家徙居扬州，专写法华经，扬州道俗共相崇敬，遂号严法华，这一称号还流传至豫章宫亭湖。由此可见，泉州人严恭皈依佛教前，也是一位通江达海的海商。

僧传文本中常有高僧度化海商的佛教故事。据《法苑珠林》载，阎浮提有五百商人“欲入大海，办具资粮，行到大海，即祠海神。备诸船舶，雇得五船师，求觅珍宝”。诸商人在海中忽值恶风，船舶破散，漂至罗刹国，被罗刹女救起。但罗刹女贪食人肉，将诸商人置于铁城。诸海商遭此厄难，幸有佛祖化身马王将其救出，海商得救后诣佛所，成为佛教徒。“海神”是海商的原始信仰，海商作为跨文化群体，最终皈依佛教，体现了佛教传播与海商的紧密关系。周一良指出，南海诸国接受印度文化，皆事佛道，各国“国书”措辞语气及表达方式，均深受天竺文化及梵文文体的影响。南海商人改奉佛教，类似于晚明华南海商皈依天主教，从而在西方殖民者控制的东南亚海域获取更广阔的商贸空间。

海商敬佛可获得广阔的贸易空间，在法显归国经历中有清晰的体现。据《高僧传》，法显附南海商人舶东归广州，忽遇大风，众人皆惊惧，咸议曰：“坐载此沙门，使我等狼狈，不可以一人故，令一众俱亡。”共欲推之，法显呵斥商人：“汝若下此沙门，亦应下我，不尔，便当见杀。汉地帝王奉佛敬僧，我至彼告王，必当罪汝。”商人相视失色而止。南海商人遭遇风暴时合谋弃僧保船，可见南海商人结识高僧并不完全出于信仰，他们畏惧的只是“奉佛敬僧”的汉地帝王，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生意能否顺利进行。不仅如此，南海商人还可通过高僧获取商业信息。《续高僧传》称，迦臂施国（今印度西北）“乃是北路之会，雪山北阴商侣咸凑其境，（达摩笈多）于商客所又闻支那大国三宝兴盛”。这是陆上丝路商僧共生现象，海路上高僧常将经像“寄附商客”，信息共享同样存在。

南海商人与高僧的共生关系，除结伴同行外，还有结交赠遗。南齐高僧求那毗地“为人弘厚，故万里归集，南海商人咸宗事之，供献皆受，悉为营法”。校勘记“供献皆受，悉为营法”作“赠往来，岁时不绝，性颇蓄积，富于财宝。然营建法事，已无私焉”。高僧名动京师，誉传遐迩，则“缁素结辙，华俗邀延”。这种名僧因信施者多，财物往往周赡。另外，正观寺的选址亦值得留意。《隋书·食货志》载：“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正观寺居秦淮河畔，是建康要道上显目的建筑物，靠近大市方便南海商人布施与供养。

南海商人宗奉高僧，得到的现实回报是扩展人脉及抢占商机。高僧入建康，若颇得时誉，则“王公贵胜，迭相供请”。据《续高僧传》，高僧欲建斋会，寡乏人力，需“求寄王宫、官府、有势之家”，这是高僧背后的人脉资源。《南史·沈客卿传》载：“旧制军人士人，二品清官，并无关市之税。”南齐恩倖张景真与昆仑交易，利用的正是这种税制漏洞。《隋书·食货志》载南朝制度：“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典计”就是替达官贵人经商的奴客，海商、士族与高僧三者间的关系，于此隐约可见。

高僧在建康受到皇室礼遇，继之而来的还有营建法事所催生的对香料、木材等大宗商品的巨大需求。丹阳尹萧摹之针砭崇佛之弊：“自顷以来……不以精诚为至，更以奢竞为重。旧宇颓弛，曾莫之修，而各务造新，以相夸尚。甲第显宅，于兹殆尽，材竹铜彩，糜损无极，无关神祇，有累人事。”在以儒家为信仰的官僚看来，崇佛“有累人事”，但对信众来说，“金铜土木，虽靡费滋深，必福业所寄，复难得顿绝”，尤其在“金陵都会，朝宗所依，刹寺如林，义筵如市”。崇佛开启了利竞之路，为南海商人带来了巨大的商机。

六朝时期南海商人“泛海陵波，因风远至”，商舶因西南季风“循海而行”。刘淑芬曾指出，海舶的航线是经广州北行，沿着今福建、浙江、江苏省海岸线，转入长江上溯至建康，甚至越过长江口北上山东半岛。循此航线，沿海之会稽、青徐，内陆之建康、江陵、巴蜀等地，俱是南海商人重要的贸易市场，即贸易网络的核心节点。中古滨海地域的流民及其带来的历史变迁是备受关注的话题，但南海商人在加强滨海联系中的作用有待细化。

广州北联吴、会还存在一条内陆航线，即翻越大庾岭，沿着赣江水道转入长江，顺流而下至建康。东晋末，卢循“密欲装舟舰，乃使人伐船材于南康山，伪云将下都货之”。正因这条商路上行旅繁多，卢循遂以此为北上夺权的掩护。南康是内陆航线上重要的贸易节点，《高僧传》载：“耶舍有弟子法度，善梵汉之言，常为译语。度本竺婆勒子，勒久停广州，往来求利，中途于南康生男，仍名之南康，长名金迦，入道名法度。”竺婆勒定居广州，名其子曰南康，可知竺婆勒常在广州与建康之间“往来求利”。此外，高僧耶舍在建康译经，竺婆勒子执弟子礼，服膺供事，这是南海商人与高僧共生关系的体现。

广州至吴、会内陆航道上海商与僧侣共存，这条通道上的异域之名也反映出佛教东传的轨迹。据《高僧传》，求那跋摩从广州到建康，“路由始兴，经停岁许，始兴有虎市山，仪形耸孤，峰岭高绝，跋摩谓其仿佛耆阇，乃改名灵鹫”。“灵鹫峰”乃“耆阇”的汉译，亦名“鹫峰”“鹫台”。“灵鹫峰”是如来演说佛经之地，属于佛教圣地。无独有偶，灵鹫之名亦见于会稽剡县。《高僧传》载，东晋高僧于法开在升平五年（361）还剡石城，“后移白山灵鹫寺”。南齐高僧释僧柔“后入剡白山灵鹫寺”，“有终焉之志”。由此可见，“灵鹫”之名相连即佛教经海路东传的轨迹，与南海商人的商业版图高度重合。

会稽是中古沿海航线的中心，即陆云所谓的“北接青徐，东洞交广”。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会稽北接青齐的情况。南北互市开通以后，滨海地域的南北贸易极为繁荣。《魏书·郦范传》载，郦范在孝文帝时出任青州刺史，镇将元伊利诬陷其“造船市玉，与外贼交通”。所谓“外贼”，指的是南朝，这虽是构陷之辞，却也是青州商船至南朝交市的现实依据。至北齐时，齐州刺史崔季舒因“遣人渡淮互市，亦有赃贿事，为御史所劾，会赦不问”。刘宋泰始年间失淮北诸州后，遂在郁洲侨置青州，岛上多青齐侨民。郁洲是连接青齐与南朝的中转站，《晋书·孙恩传》载孙恩叛乱后北寇广陵，泛海而北至郁洲。《梁书·张稷传》载：“初郁洲接边陲，民俗多与魏人交市。”郁洲侨民与青齐乡里仍旧保持着联系，南北互市是其重要的生计来源，故与魏人交市演化成为岛上的民俗。

南海商人活跃于青齐，留下了零星的历史痕迹。高僧法显、释觉贤附南海商人舶东归，均在青州登陆。东阿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表明异域商贾活动于青齐。《续高僧传》载：“元魏中，（释僧意）住泰山朗公谷山寺聚徒教授，迄于暮齿，精诚不倦。寺有高骊像、相国像、胡国像、女国像、吴国像、昆仑像、岱京像，如此七像并是金铜，俱陈寺堂。”泰山朗公谷山寺堂陈列的七座金铜佛像，是以不同地域人群为样式建造的。“高骊”为“高丽”，青州的东莱郡是北魏驶往高丽的港口；“胡国”为中亚粟特，青齐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东端；“女国”在葱岭以南，地接于阗，因“其国代以女为王”而得名；“吴国”是指南朝；“岱京”应作“代京”，拓跋鲜卑之谓；“昆仑”与高丽等国并举，泛指南海诸国。泰山朗公谷山寺中的“昆仑像”说明，南海商人的贸易网络在北魏时已延伸至青齐地域。

蜀地也是南海商人重要的贸易市场，陈寅恪即曾指出：“六朝、隋唐时代蜀汉亦为西胡行贾区域，其地之有西胡人种往来侨寓，自无足怪也。”陈寅恪所论侧重于经陆上丝绸之路东来的中亚商人，事实上，西胡中亦不乏“往来吴蜀，江海上下”者。江陵是南海商人往来吴蜀的重要一站，也是北魏“南达交广”的中转站。《高僧传》载，释觉贤从长安至江陵，“遇外国舶至，既而讯访，果是天竺五舶”。释慧成因“荆南佛法希鲜，承都下大弘法席，有心远慕，遂因商船往造建业”。前述南海商人与传法高僧存在共生关系，两者互为表里，荆南佛法既少，蜀地当更少，故南海商人在荆、益的贸易规模不宜高估。

南海商品的货值可定位江南市场层级。《太平御览》引《梁四公记》载：“扶南大舶从西天竺国来，卖碧玻黎镜，面广一尺五寸，重四十斤，内外皎洁，置五色物于其上，向明视之，不见其质。问其价，约钱百万贯文。帝令有司算之，倾府库偿之不足。”海商将如此贵重的物品运抵建康而非其他地方，根源就在于萧梁时的建康是购买力最强的消费市场。这与江左大族并聚京邑有关。胡宝国注意到，东晋时的会稽因侨人求田问舍，而成为南方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但东晋后期到南朝，会稽士人多集中在建康。江左豪族向都城聚集，使建康取代会稽，成为南海商人贸易网络中的核心节点。

广州是南海贸易的通商口岸，先是蕃货集散地，后逐渐成为蕃货加工地。《晋书·吴隐之传》载：“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太平御览》引《南州异物志》云：“外域人名船曰舶。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二三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这种大船以昆仑为水匠，故名“昆仑舶”。广州的蕃货价值巨大，《太平御览》载西晋交州时事：“太康四年，刺史陶璜表送林邑王范熊所献青白石碗一口、白水精碗二口。”又引《抱朴子》曰：“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百厌以作之，交广间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今以语俗人，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是自然之物。”水精铸法，中国本无，其物在西晋时多由朝贡所得，故视若珍宝，演至齐、梁，葛洪见交、广百姓已多得其法。

综上所述，南海商人在华贸易网络呈现出广州、建康双核心格局。广州辐射沿海，并且通过内陆航道连接吴会，建康则是海路与陆路的交汇点。从建康泛海北上，经广陵、郁洲与青徐市易，逆江至江陵、巴蜀。广州与建康是六朝时期的核心市场，南海商人贸易网络的末梢已经触及胡商活跃的巴蜀、青徐地区，海上丝路与陆上丝路初步形成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