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於《中國邊政》第198期（2014年6月）：第43-55頁。註釋已刪去。全文參見：https://www.academia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 By MATTHEW W. MOSC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408 pp. $60.00 (cloth).
蔡偉傑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博士候選人
自1990年代初起發軔的美國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作為一個比較鬆散的學派，近年來受到頗多關注。然而焦點主要放在第一代的新清史學者如Pamela K. Crossley與Mark C. Elliott等人身上。而忽略了新清史自身的新發展。特別是第一代學者所培養出來的學生也日漸嶄露頭角。而在這些第二代學者中，Matthew W. Mosca（馬世嘉）博士2013年出版的新書《從邊疆政策到外交政策：印度問題與清代中國地緣政治的轉變》正是所謂「新清史2.0」的代表作之一。
作者於2008年獲美國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言聯合學程博士，師承Philip A. Kuhn、Mark C. Elliott與Peter C. Perdue。後曾於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與香港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現任美國維吉尼亞州威廉與瑪莉學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歷史系助理教授。其研究興趣包括了中國與內陸亞洲史，主要關注大清帝國的對外關係以及清代地理與史學思想史。
本書所處理的兩大問題：1) 自1750至1860年間，清朝皇帝、官員與學者們如何看待大英帝國勢力在印度的崛起？2) 對此一局勢的了解又如何影響清朝政策以便維護自身安全？本書鑑別了發生在這段期間的兩個主要變遷：一是清朝政府在對外政策上存在從多元化的邊疆政策過渡到一元化的外交政策；二是清帝國內部的資訊階序的變遷──即邊疆相關資訊從初期由中央內廷獨占到後來在地方官員與學者間得以自由流通的情況。清帝國並非用政策上的差異來區分不同的邊疆，而是帝國自身對威脅的感受主導了外交政策的選擇。基本上清朝在18世紀中葉平定準噶爾後，就認為自身的安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
但為何清朝會相信在平定準部之後，自身的安全會得到基本保障？特別是此後發生了一連串國際重要事件：例如七年戰爭導致了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印度掌握了主要地位、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戰爭對亞洲局勢的影響、以及英俄兩國在中亞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等等，這些都將清朝週邊的國家與民族捲入當時歐洲帝國主義的擴張當中。但是清朝卻沒有對周邊的局勢產生危機感。造成這種情況的關鍵在於清帝國的地理與地緣政治思想。在內亞邊疆上，清朝與準部的領土相毗連，朝廷中也有許多出身滿蒙大臣嫻熟草原環境，因此在情報的蒐集與追蹤上相對容易。而在征服準部後，清朝就將目標轉向於維持新領地的穩定與和平上，對於蒐集外邦情報的熱情也降低了許多。大英帝國在亞洲的擴張及其威脅事實上比準噶爾更甚。為了此一威脅很有可能迫使清帝國放棄多元化的邊疆政策，而採行協作程度更高的一元化的外交政策。但是要認識到這樣的威脅需要對不同邊疆的資訊進行同步分析，而這正是邊疆政策所禁止的取向，因此清朝實際上陷入了一種惡性循環。簡言之，清朝缺乏所謂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考量（第9–11頁）。
清朝邊疆政策得以維持的原因有三：首先是清朝內部的科層責任制。一般而言，邊疆官員的奏報對於皇帝的世界觀有一定的影響力。然而清朝皇帝一般又認為邊疆的穩定繫於封疆大員的能力上。若是邊疆發生亂事，責任主要會歸咎於疆吏的能力不足或舉措失當。因此基本上，疆吏多半會秉持大事化小的精神，儘量將遇到的問題視為小規模的地方性動亂，以避免獲罪。這不代表他們沒有意識到問題背後的意義，但是常常會有意無意地低估這些意義的重要性。而這種報喜不報憂的傾向，也限制了皇帝對於外界的了解。
第二、對清朝皇帝而言，帝國邊疆可以被分為數個區域，而對這些邊區的管理則交由所屬官員利用當地所採得的情報與資源來達成。這種邊疆政策的極簡主義取向對清朝政府這種小規模的官僚結構來說也很合適。
最後，這種制度上的區域劃分又被當時清朝學術界的輿地學所強化，無論是官員或是學者，對當時的地緣政治知識都缺乏一個標準化的框架。這也不利於整合不同的區域知識。這種情況要到後來政策辯論的非官方渠道、戰略性挑戰的新意識，以及地理學的進步打破了邊疆政策的獨占後，清朝才出現了首次將不同邊疆視為整體的外交政策。而在這三個重要因素中，重構清朝的地理世界觀是最為困難的。因為這需要在不同的區域與學者團體間傳遞一致的地理認識，而這種認識又必須跨越不同語言與文化的障礙才能達成（第12–15頁）。
David Morgan曾經以中世紀波斯的例子將知識區分為一般知識（ordinary knowledge）與實用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一般而言，商人，水手或旅人對於關於外國情勢的實用知識更加豐富，但一般並未形諸文字，而這類知識也為一般清朝官員與學者所採用。然而對於前者所知的政經趨勢之一般知識卻缺乏管道為後者所用。
清代分析國外情勢的三種模式由三種不同的文類來決定：1) 操作型地理學，由官員訪談地方專家所得；2) 學術型地理學，由文人分析古今文本所得，通常出現在帝國方志中；3) 私家型地理學，由單一作者所寫成，內容涵括範圍可大可小，視作者的學問見識而定，而其受歡迎的程度也與時代環境息息相關。而在清代，上述三種形式的地理學並沒有任何一種能夠獲得普遍認可，而對外國地理有興趣的人也都會參考這三種材料，因此無法僅憑其中任何一種就能夠說明清朝的世界觀，因此必須綜合分析。因此而在這些不同形式的地理學中，透過分析當時的地理詞彙（其中又以地名為主），可以描繪出三者發展趨勢相同之處的輪廓，因為這是當時的官員與學者共同關注的焦點（第15–18頁）。
本書除前言與結論外，正文一共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清帝國的世界視野」（The Qing Empire’s Vision of the World）由第一章「印度的財富：清朝地理實踐中的印度（1644–1755）」（A Wealth of Indias: India in Qing Geographic Practice, 1644–1755）構成。
在第一章中，作者從庫恩（Thomas Kuhn）的科學史典範理論出發，說明清初的地理學就類似於其理論中的前典範科學（pre-paradigmatic science），充滿了各種互相牴觸與競爭的理論（第39頁）。不管是儒家《尚書‧禹貢》中的九州四海論、佛教中以須彌山為軸心的四大洲論、伊斯蘭教中以麥加為世界中心的論點，或是歐洲傳教士傳來的七大洲五大洋的理論，都無法找到一以貫之的世界觀來整合解釋。然而當清朝學者試圖弄清楚何者為真時，他們能仰賴的對象一般是本國商人、水手與旅人，但是這些人很可能吹噓自身經歷，而外邦人又被懷疑可能故意提供不實資訊，因此雙方說法都無法輕信。到最後清朝地理學者只好將各種異聞「姑錄存之，備參考焉」，導致了地理不可知論的產生（第42頁）。相較清朝地理學以文本敘述為主，而西方地理學則以數學地圖製作為主，因此為了得出準確的位置與地名，西方發展出一套評估資訊階序的系統，而引入經緯度系統則是西方地理學的巔峰，這是雙方最大的差異（第45頁）。
在這種世界觀的脈絡下，中國傳統上對印度的稱呼源自於梵文的Sindhu，這個詞被認為是《史記》中的身毒、後來又被天竺所取代，而佛教傳入中國後則引入了印度一詞（一般認為有東、西、南、北、中等五印度）、滿蒙同源詞的厄訥特克（滿語Enetkek、蒙語Enedkeg）、源自藏語的甲噶兒（Rgya-gar）、源自察合臺文的痕都斯坦（Hendustan）、明末耶穌會士引入的印第亞與莫臥爾（源自波斯語的Mughul）（第47–48頁）。另外利瑪竇（Matteo Ricci）為了區別大西洋與印度洋，而創造了小西洋一詞來稱呼印度洋，後來被陳倫炯的《海國聞見錄》所沿用（第50頁）。在漢語穆斯林著作中則習用源自波斯文的欣都斯塘（Hindustan）（第58頁）。自西藏進入清朝領土的印度商人自稱來自大西天（第63頁）。上述諸詞構成了流行於清代與印度相關的稱呼。縱然這些稱呼的來源極度多元化且存在庫恩所言的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但由於清初對於追蹤印度的情報並無迫切需求，也因此能夠容忍這種不可共量性。這種情況直到1755年清朝進軍準噶爾後才有所改變。
第二部分「打造多民族帝國：邊疆政策的極盛期」（Forging a Multiethnic Empire: The Apex of a Frontier Policy）包括了第二章「征服新疆與『欣都斯坦』的出現（1756–1790）」（The Conquest of Xinjiang and the Emergence of “Hindustan,” 1756–1790）、第三章「圖繪印度：製圖學脈絡中的地理不可知論」（Mapping India: Geographic Agnosticism in a Cartographic Context），與第四章「發現『披楞』：從西藏看英屬印度（1790–1800）」（Discovering the “Pileng”: British India Seen from Tibet, 1790–1800）。
第二章從「欣都斯坦」一詞的出現討論乾隆朝中葉對於印度認識的提升。在征服東突厥斯坦的過程中，當地和外國報導人提供的情報引起了清廷對於葉爾羌以南地區的注意。這些情報提供了北印度與莫臥兒帝國末年混亂的政情。對於熟悉印度作為佛教發源地的乾隆皇帝而言，這些可信度高的情報對他的世界觀構成了極大的挑戰。而他吸收這些資訊的結果後來也反映在他的詩文當中。然而由於忽略了來自南方海疆的情報，「欣都斯坦」與印度的關聯仍舊是一大問題（頁71）。
在第三章中，有別於之前對文本資料的分析，作者從清廷所製作的地圖來分析清朝對印度的認識。清廷的地圖製作始於康熙年間，這些地圖的範圍不僅涵括了清朝以外的國家，如阿拉伯、波斯與印度，同時也已經開始使用西方地圖常見的經緯度。然而前述的地理不可知論仍舊影響了清廷的地圖製作與接受效果。在有關清朝治下的領土時，這些宮廷地圖所提供的資訊被認為是具有權威性的；然而在描繪外國時，宮廷地圖的權威性則大為降低。清朝官員和學者僅有在查無其他相關材料時，才會參考這些地圖的相關資訊，因此這些地圖僅僅被視為是解釋外部世界的諸多版本之一，並不具權威性（第101–102頁）。
第四章從廓爾喀之役與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出使中國探討清廷對於英屬印度的了解。正當清朝將注意力放在欣都斯坦時，大英帝國的勢力已經悄悄在印度半島上立穩腳跟。1765年，英屬東印度公司獲得莫臥兒皇帝的允許，能夠自己徵集與管理稅收，而且孟加拉也在其實際控制之下。而這些情勢的轉變都未受到喀什米爾與葉爾羌等地的注意。然而英屬印度距離西藏更近，而且孟加拉也透過海路貿易與廣州有所聯絡。1791年廓爾喀二度入侵西藏，乾隆皇帝派兵平亂。基於情報與外交聯絡的需求，清朝將軍與位在加爾各答的英國總督取得聯繫。不久後，1793年英皇喬治三世派遣的馬戛爾尼使團在造訪北京時，馬戛爾尼本人已經預料到清朝對於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擴張有所擔憂，後來也有跡象顯示，最晚在1794年清廷已經知道東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擴張及其在廣州貿易之間的關係。然而由於葉爾羌、西藏與廣州三邊的報導人在人名地名等用語上的不同，加上滿文、耶穌會士與中文在用詞上的差異，在情報整合上出現極大困難。這也導致清廷並未意識到大英帝國威脅的嚴重性，也因此這兩起事件並未成為清廷由邊疆政策過渡到外交政策的契機（第127–128頁）。
在橫跨喜馬拉雅山鄰近地區的外交關係中，三世班禪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與乾隆皇帝關係密切，同時也是英藏關係中的關鍵人物。自1760年代起，英方就希望能開通從西藏進入中國通商之路。並且期望透過三世班禪說服乾隆皇帝。而在英藏外交文書中，關於英屬印度的稱呼主要是波斯語Farangi，該詞源自阿拉伯語對法國人的稱呼，在印度則用來稱呼歐洲人，藏語形式則從原本的外來語Phe-rang變成本土語phyi-gling，意為外國人。西藏對於英屬印度的看法影響了清廷在廓爾喀之役中的官方用語（第129–135頁）。
1793年英屬印度與清廷在廓爾喀之役中首次直接接觸。在此之前，1792年清朝遠征軍指揮官福康安為了從尼泊爾的鄰國（其中也包括英屬印度的加爾各答）尋求支援，而向乾隆皇帝上奏，這也是「披楞」一詞首次出現在清朝官方文書中。披楞其實是Farangi之藏語形式Phe-rang的漢文翻譯（第139頁）。後來根據加爾各答的方面的回覆與其他情報，福康安了解到尼泊爾以南的廣大地區原名甲噶兒，其中最大的國家由德里大王（Delhi Padshah）所統治，而德里大王又受披楞（即英屬印度的加爾各答）所節制，而且與廣州有貿易往來。然而披楞與在廣州貿易的西洋各國之間的關係則不清楚（第143頁）。後來在1793年7月清廷也得知披楞已經遣使（即馬戛爾尼使團）前往北京覲見乾隆皇帝（第146–147頁）。然而由於英方使節在相關文書中被稱為英吉利，並未提及披楞字眼，且原先其動機被認為是前來為乾隆皇帝八十大壽祝壽，因此清廷起初並未將馬戛爾尼使團與披楞連結在一起。但是後來透過尼泊爾方面的報導人提供的情報，清廷在馬戛爾尼使團訪問結束前已經認知到該使團代表的是西藏附近的鄰國，並且最遲至1796年，清廷已經認識到，在廣州貿易的英吉利人與統治加爾各答的披楞事實上是同一群人（第156頁）。但由於披楞與英吉利的關係並未被清廷放在大英帝國的全球擴張脈絡下理解，因此並未對清廷造成如準噶爾一般的強大危機感，其地緣政治的世界觀亦未改變（第160頁）。
第三部分「過渡期（1800–1838）」（The Age of Transition, 1800–1838）則由第五章「十九世紀初的英屬印度與清朝戰略思想」（British India and Qing Strategic Thought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與第六章「在中國海岸發現英屬印度（1800–1838）」（The Discovery of British India on the Chinese Coast, 1800–1838）組成。
第五章討論十九世紀大英帝國在亞洲的進一步擴張與清朝的反應。1798至1805年間，英屬東印度公司打敗了印度半島上最強大的對手馬拉地人（the Marathas）後，英國在印度的勢力已經無人能挑戰了。在拿破崙失敗後，英國海軍在印度洋與中國海上也無人能敵。許多亞洲與歐洲國家當時都已警覺到英屬東印度公司的威脅，其中有部分也曾經向清朝求援。然而清朝卻置之不理，僅持續蒐集相關情報而已。在印度與歐洲國家努力尋找盟友時，清帝國卻有意地避免與其他國家結盟，並且準備僅靠一己之力保護邊疆。如果要了解清廷的動機，有必要重建從海疆、西藏與新疆眼中當時的清朝觀點（第163–164頁）。
第六章探討1800至1830年間，清朝的邊疆政策與其對於拿破崙戰爭期間英國在亞洲的擴張不聞不問之間的關係。在這段期間，雖然清廷的對外政策並沒有顯著的改變，但是在正式的官方通訊以外，對於外界已經出現更為完善且靈活的看法，而這也逐漸動搖了清朝邊疆政策的基礎。在十八世紀的清朝，國家壟斷了對外政策的討論。然而1799年乾隆皇帝駕崩之後，清帝國的軍事史、方略與外國地理作品開始引起了漢人文士的討論。這也受到當時經世學風的影響。這些成果主要反映在阮元所編纂的《廣東通志》上（第199–202頁）。另外，西方地圖雖然在這個時期得到更加廣泛的利用，例如蔣有仁（Michel Benoist）的《地球圖說》，但是清朝的官員與學者仍然對其存有疑慮（第222頁）。然而雖然當時少數清朝學者認知到大英帝國的擴張，但是他們相信這對清朝威脅不大。只要清朝斷絕和英國的貿易往來，英國就會屈服（第230頁）。1830年代由於鴉片問題被認為是白銀外流與銀價高漲的主因，而成為朝野與經世學者關注的議題。英屬印度作為鴉片產地也因此受到注目。而由於後來鴉片戰爭的影響，使得整合不同邊疆的情報日漸重要，因而促進了外國地名的標準化。這也為後來破除清朝的地理不可知論與外交政策的出現奠立了基礎（第232–233頁）。
第四部分「外交政策及其侷限」（Foreign Policy and Its Limits）包括了第七章「鴉片戰爭與大英帝國（1839¬–1842）」（The Opium War and the British Empire, 1839–1842）與第八章「外交政策的浮現：魏源與清朝戰略思想中對印度的再詮釋（1842–1860）」（The Emergence of a Foreign Policy: Wei Yuan and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India in Qing Strategic Thought, 1842–1860）。
第七章討論鴉片戰爭的爆發與英屬印度的地位在清朝戰略中的提升。1840年鴉片戰爭英國戰艦進入渤海灣，這也是自1690年準噶爾蒙古大汗噶爾丹以來，再次有外國軍隊進逼北京。然而清朝發現自己對於來自海上的攻擊，缺乏有效的反制能力。因此朝野大臣開始苦思應對之道。在各種反制方案中，英屬印度的重要性浮上檯面。林則徐等人接受了外籍顧問的建言，認為英國地狹人稀，其財富與力量主要來自印度。因此若能切斷印度與英國的聯繫，英國的實力將大受打擊。雖然鴉片戰爭的範圍主要限制在南方海疆，但是清朝官員與學者的注意力逐漸轉移到英國在印度與阿富汗的勢力，並且思考應對之策。隨著新需求的出現，過去的戰略、官僚制度與地理思想也開始轉向（第237–238頁）。
第八章討論鴉片戰爭結束後清朝對於英國戰略的轉向以及當中印度角色的轉變。1842年鴉片戰爭結束後，最早開始反思清朝地理與戰略困境的學者首推魏源。在他努力收集各種材料（特別是西人著作）的情況下，他才可能提出跨越清朝海疆與陸疆的外交政策，而這也打破了過去邊疆政策的地理與地緣政治設想，即地理不可知論以及進取的外交政策，利用所有潛在的戰略優勢以達成單一目標。到了1840年代中葉，思考清帝國在內亞的戰略位置時已經不能忽略英國與俄國帝國主義在當地的勢力。雖然魏源的進取主張遭到駁斥，但是防衛性地緣政治思想已經變得更加一致與集中。把各個邊疆視為彼此孤立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第271–273頁）。
結論以「在邊疆政策與外交政策之間」為副標，說明此一政策轉向在清史與歐亞歷史上的意義。1842年以後，清廷的邊疆政策已經破產，而1846年英國在征服旁遮普後取得與清朝劃定西藏邊界的權利。而1846年廓爾喀再度警告清朝，如果尼泊爾被英國征服，那麼英國將對西藏造成威脅。清朝對此事的處理則標誌了從邊疆政策朝外交政策的轉向。駐藏大臣琦善在奏報Joseph Gabet與Régis-Evariste Huc（古伯察）入藏經過時，首次確認披楞即英吉利。此後，即便清朝在對外政策上採取守勢，但已經不能再忽略不同邊疆之間的政策協調需求。1861年總理衙門的設立就是例證，後來李鴻章與左宗棠對海防與陸防的辯論更說明了清朝的大臣深刻理解到海疆與陸疆息息相關（頁305–309頁）。然而此後，清朝在考慮其基本利益時，是否與所有臣屬與區域的利益相符合？又有誰能合法決定？這些群體的利益與愛新覺羅皇室的統治延續是重合或獨立存在？若後者為真，那麼在清帝國崩潰後，共同利益是否能夠用來強化原清朝領土內部的統一？而這種希望是否又與對全球趨勢更佳的了解有所關聯？這些問題都是未來可以繼續研究的方向。可以說，發現英屬印度一事對於理解曾在清帝國治下的地區及其現代史而言，具有深遠的意涵。
在史料上，作者主要運用了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大英圖書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國家圖書館、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及日本東洋文庫等處的檔案與圖書資料。涉及的研究語文包括了中、英、滿、日、法、德、藏、蒙、波斯與察合臺文等。這不僅延續了美國新清史第二代學者延續了使用多語種檔案以反映清朝作為多民族帝國的研究旨趣，並且在深度與廣度上也有所提升。
在過去討論清朝對外關係的研究中，清朝被認為是閉關自守且拒絕現代化的天朝，對於英國的富強一無所知。 然而作者在本書中透過整合廓爾喀方面的情報與馬戛爾尼（George Marcartney）在信件中表達的顧慮，說明了在馬戛爾尼使團訪問北京前後，至少清朝在當時已經認識到英國在印度與廣州的勢力。即便這種認識還是相當模糊，且並未感受到英國的強大威脅，但清朝對於外界並非一無所知。可以說，本書對之後研究清朝對外關係的學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來學界勢必得整合更多元的角度和材料去看待清朝的對外關係，才可能有更加全面的認識。
其次是有關魏源所繪製的地圖與其中的意識形態問題。本書封面的地圖取自魏源《海國圖志》中的地球正面全圖。其中溫都斯坦被放在正中央。這樣的地圖繪製格局，與《山海輿地全圖》、《坤輿萬國全圖》等西方傳教士所製的地圖相較，似乎都不盡相同。這是否反映了魏源重視印度的戰略思想而有意為之？抑或另有來歷？這也許是可以再作補充討論之處。
另外則是清朝如何認識俄國的威脅問題。與英國相比，沙俄在更早之前就已經與清朝有往來，包括了戰爭、外交與商業關係。從康熙年間的中俄雅克薩之戰，到後來的尼布楚條約與恰克圖條約的簽訂，俄國已經證明自身與清朝具有平起平坐的實力。在準噶爾蒙古被擊敗以後，俄國在滿洲、蒙古與新疆（雖有哈薩克與浩罕汗國做為緩衝）的勢力也都對清朝形成包圍態勢。但為何俄國並未先於英國被清朝視為威脅？這也是值得作者補充探討之處。
作者所謂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也與過去的討論有所不同。本書認為清朝在對外關係上缺乏大戰略的考量（第9–11頁）。過去如Alastair I. Johnston以明朝與蒙古和戰關係對傳統中國的大戰略所作的討論， 也許會讓人認為作者是延續了Johnston的主題。然而Johnston與作者兩人所謂的大戰略其實並不相同。Johnston討論的是傳統中國在面對戰爭的態度上，存在「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哲學思想與「權變」的實際策略之間的落差。而作者討論的則是為了達成單一的全球戰略目標而協調不同邊疆的大戰略。然而回顧歷代中國王朝之邊疆政策，不禁讓人想問，作者所總結的清朝邊疆政策特點是否存在於之前的中國王朝？
例如作者認為和英國相較，清朝並不願意介入鄰國與他國的糾紛，除非該糾紛會波及其邊境的安全。同時也不傾向與他國結盟。這又可以從三方面來解釋：1) 在策略上，一方面可以防止清朝被鄰國利用作為談判籌碼，另一方面也可以減少勞師動眾的機會；2) 從地理學來看，與大英帝國相較，清帝國去中心化的資訊蒐集模式也不利於獲取標準化的情報。而且在考證古今地名上的困難，也使得清朝官員在面對新地名的態度上更為被動；3) 從官僚體系上來看，英國的邊疆官員通常是鷹派，然而由於清朝皇帝視邊疆動盪為邊吏無能的象徵，因此清朝的疆吏通常更傾向於息事寧人（第195–197頁）。
然而回顧傳統中國王朝的對外關係，與外國結為軍事聯盟似乎並不是一個禁忌的選項。例如漢武帝遣張騫通西域以制匈奴；唐代王玄策借尼婆羅與吐蕃兵擊天竺，及後來唐朝聯回紇以制吐蕃；兩宋之聯金滅遼與聯蒙滅金；明朝援朝抗日，以及後來援助察哈爾蒙古以便制衡滿洲等都是例證。而就算是在非漢民族建立的征服王朝中，元朝也曾與伊利汗國聯盟，以便抗衡以盤據中亞的海都（Qaidu）為首之窩闊臺、察合臺及欽察汗國聯盟。 無論這些例子能否納入Johnston所謂廣義的「權變」範圍，但都或多或少說明了無論在傳統中國王朝中或是征服王朝，與外國結為軍事同盟是可以被接受的策略。
因此，相較於傳統中國王朝與征服王朝的態度，可以發現清朝在尋求外國同盟的態度似乎要來得保守許多。即便我們可以把乾隆皇帝拒絕馬戛爾尼請求視為是傳統中國儒家影響的天朝上國姿態（雖然不無爭議），但後來的嘉慶與道光皇帝拒絕廓爾喀求援與聯盟要求之舉，則明顯與傳統中國與征服王朝不拒絕與外國結盟的態度有所差異。這種態度的發展與清朝皇帝的現實政治考量與對過往歷史教訓的借鑑又有何關連？相信這是值得未來學界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對前述問題的回答最終都會聚焦到對清朝歷史特殊性的討論。西方學界對近現代中國史分期的主要理論範式有三：早期現代（early modern）、晚期帝制（late imperial）與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早期現代是從西方現代化理論來討論中國歷史，因此無論是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西方挑戰與中國回應論認為1840年為中國現代史的開始、或是從馬克思主義出發以明末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為中國現代史的開始，這都是以西方歷史發展為參照所得的分期。
而晚期帝制理論則強調從中國內部的發展來對中國歷史進行分期。這個理論也受到以內藤湖南為代表的日本學界所提出的「近世」概念與唐宋變革論所影響。從貴族制走向極權制，經濟中心的南移，商業的發達與都市化，以及理學興盛等特徵，這些學者認為中國社會在唐宋時期出現了巨大的轉型，因此宋代以降可以被稱為晚期帝制時期。這個理論後來也引起了許多細部爭議。但是基本上強調從中國內部發展的趨勢來對中國歷史進行分期的立場則沒有太大變化。
然而在這三種分期框架中，唯有新清史是以中國朝代命名的。其寓意是清代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特別的時期與政體，值得被區分出來進行討論。而由於中國史做為世界史中的重要一環，清史對於世界史也就具有了顯著意義。第一代新清史研究在這方面已經累積了許多討論，包括了清朝的滿洲統治特性、在內亞的擴張，以及藏傳佛教對於清朝意識形態與邊疆治理的影響。
過去新清史一向被認為處理清代內亞相關的歷史，且主要關注的時期集中在19世紀以前或20世紀初的歷史。 因此新清史強調使用非漢語材料的方法以及對內亞的關注，似乎對鴉片戰爭後的清朝對英法等國的關係並未能提供有效幫助。然而與同為新清史第二代學者Pär Cassel對討論中日領事裁判權的比較研究一樣， 本書將新清史討論的時段擴展到1800年以後至鴉片戰爭前後的清史。同時透過分析多語種的檔案與資料，從清帝國的陸疆與海疆資訊蒐集與理解的角度來討論清朝的對外關係，在討論的視野、議題與時代上都有所突破。因此本書可以說是2013年最重要的美國新清史代表作，對於中國史、內亞史與世界史研究者來說，具有重要的啟發性。
最後針對書中中英名詞對照表的幾個疏漏進行補充，例如第250頁的xupo bing為敘坡兵，而landun wangjia bing為蘭頓王家兵。另外，本書若能附上詳細中文人名索引，與內亞及印度的細部古今對照地圖，將更有助於讀者的閱讀與理解。（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