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的宋史研究，北宋史的关注程度一直强于南宋史，但是随着近年来南宋史研究的不断加强，较多的南宋史研究成果出现，特别是以往较为薄弱的晚宋史研究，也出现了丰硕的成果。对于晚宋史的界定，目前有胡昭曦《略论晚宋史分期》（《四川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将其界定于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至帝舄祥兴二年（1279）南宋灭亡，共72年。由于篇幅所限，笔者的考察视野主要集中于1234（宋理宗端平元年）至1279年南宋灭亡，这一时期宋蒙双方开启战端，国家又处于新一轮的内忧外患之中，南宋王朝经历了在抵抗中不断走向崩溃的过程，在政治制度、军事组织、文武关系等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因此，研究晚宋史对于完整认识宋史，深入了解宋元变革或转型乃至于宋、元、明历史的变迁，都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在一百多年的晚宋史研究中，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内政、宋蒙（元）关系、政治人物、文献与历史地理等方面。
一、整体性研究
至今尚未有一部完整的晚宋通史论著。日本学者桑原骘藏《东洋史要》（商务印书馆，1908年）一书有“元世祖灭宋”相关章节，这是较早有关晚宋史的论述。然而这种章节写作范式，却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我国后世宋史学者对于晚宋史的认识，加之当时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导致了晚宋史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此后我国多个版本的通史教材都沿用此种体裁，对于晚宋史的论述多是一带而过。晚宋史的整体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宋代通史著作中，且主要是政治和军事两方面。
晚宋史研究早期多聚焦于人物研究。桑原骘藏《提举市舶西域人蒲寿庚之事迹》（连载于《史学杂志》，1915 -1918年）考证了蒲寿庚仕宋与降元等主要史实，后由陈裕菁译订，定名为《蒲寿庚考》（中华书局，1929年），其中译者为译著增加了一些重要的注释。其他涉及的人物还有孙毓修《文天祥》（商务印书馆，1925年）、杨德恩《文天祥年谱》（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 年）、蒋逸雪《陆秀夫年谱》（商务印书馆，1936年）、刘宁《陆秀夫》（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翟宗沛《郑所南》（胜利出版社，1946年）等。纵观这一时期国内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晚宋忠义之士，这与当时同样面对着外来侵略的政治环境是分不开的。
对于晚宋史的相关研究著作还有史卫民《大一统——元至元十三年纪事》（三联书店，1994年），将1276年发生的重大事件连缀成篇，重点描述宋元易代所带来的政治冲突和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影响。法国学者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细致描述了蒙元入侵前南宋下层社会民众的生活状况。加拿大学者谢慧贤《王朝更替：十三世纪中国的忠义主义》（西华盛顿大学出版，1991年）对于宋末元初部分政治人物的忠义主义作了重新认识和评价。美国学者戴仁柱《十三世纪中国政治与文化危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从政治和文化的角度切人，论述了南宋王朝的灭亡，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把政治上的忠义和文化上的价值联系起来；《剑桥中国宋史》（剑桥大学出版社，2009年）的最后两章亦为戴氏执笔，重点讲述了理、度两朝的政治史，这些成果使晚宋史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二、晚宋内政研究
关于晚宋内政研究应从当时的内外政策，政治、经济发展与改革等重要问题人手，目前相关论著较少。主要有张荫麟《南宋亡国史补》（《燕京学报》第20期，1936年）从当时的军备、国计民生检讨了南宋的灭亡。黄宽重《晚宋朝臣对国是的争议——理宗时代的和战、边防与流民》（《台大文史丛刊》，1978年）通过对理宗朝三个最受争议的问题人手，探讨了宁宗末年至理宗初年的党派之争和政治得失，因此并未完全覆盖理宗朝的政事；黄氏《政局变动与政治抉择——以宋元之际东南地区三支地方军的遭遇为例》（《台大历史学报》第21期，1997年）对南宋东南地区摧锋军、左翼军、飞虎军三支地方军进行个案研究，透过政局变化，说明了这三支军队的最后命运。段玉明、胡昭曦《宋理宗“端平一淳桔”更化刍论》（《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讨论了1234至1252年宋朝内部进行的改革情形，指出当时的改革大致有：拔贤黜佞、整顿吏治、部署防蒙和整顿财政等。方震华《军务与儒业的矛盾——衡山赵氏与晚宋统兵文官家族》（《新史学》第2期，2006年）讨论了赵氏祖孙三代以文臣身份统兵；进而以军功入朝的历程，分析统兵文官在士大夫阶层中的地位，藉以呈现晚宋政治和士人文化的特色。另有吴涓《试探南宋中、后期之文武关系（1190-1279年）》（《嘉南学报》第32 期，2006年）等文。
对于晚宋的经济政策与社会发展也是研究热点。全汉异《宋末的通货膨胀及其对于物价的影响》（《史语所集刊》第10本，1942年）认为宋末因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高涨对于民众、军人以及政府本身都有非常恶劣的影响，并认为这也是南宋亡国的重要因素之一。张金岭《晚宋时期财政危机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对晚宋财政危机的演进和不断加深的原因以及财政危机与晚宋政局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在晚宋地方社会发展方面，张伟《从黄震的仕履看南宋后期的地方政情》（《宁波师院学报》1996年第2’期）指出这一时期南宋内政已腐败不堪，走向灭亡不可避免。兰新让《论晚宋以后绍兴地区传统经济衰落的原因》（《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认为从南宋中晚期开始，人地矛盾突出导致了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和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绍兴经济逐步走向衰落。其他还有日本学者赤城隆治《宋末抚州救荒始末》（《中岛敏先生古稀记念论集》，汲古书院，1981年）、寺地遵《南宋末期台州黄岩县事情素描》（《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综合研究成果报告书》，1994年）等。
另一个研究焦点集中在晚宋推行的公田法。华山《南宋统治阶级分割地租的斗争——经界法和公田法》（《山东大学学报》1960年第1期）对二者进行了比较，认为公田法施行的时期处于民族和阶级矛盾尖锐的历史条件下，并加剧了上述矛盾，无法挽救民族危机。吴旭霞《论南宋末年的公田法》（《江西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认为公田法的出现是南宋财政危机发展的必然结果，并探讨了其失败的原因。赵雅书《贾似道与公田法》（《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年）重新评价了贾似道实行公田回买政策的优劣得失，认为它是一种应时政策，但政策实行产生的弊端和未能解决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是其失败的主因。寺地遵《南宋末期公田法的背景》（《史学研究》第231号）深入探讨了公田法推行前后，南宋的政治形势对其开展的影响。日本学者的研究还有周藤吉之《南宋末的公田法（上、下）》（《东洋学报》第35、36卷）、草野靖《贾似道公田法之系谱》（《田野开三郎博士颂寿记念论集》，中国书店，1987年）。何忠礼《“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论贾似道的公田法》（《宋史研究论文集》，巴蜀书社，2006年）认为早在贾似道推行此法之前，这项措施业已处于萌芽状态，并非贾氏凭空想象，也不能因政治腐败执行得不好，就对其作出全面的否定。
三、宋蒙（元）关系研究
宋蒙（元）战争史研究在晚宋史研究中是最有成绩的，相关专著就有多部。李天鸣《宋元战史》（食货出版社，1988年）注重战略的分析，试图将所有史料可考的战役都记入书中，详细叙述了战争经过，全书主要是从战略、战术出发，尚缺乏对史实的分析与考证。陈世松等《宋元战争史》（四川社科院出版社，1988年）叙述了宋蒙战争的主要经过，该书以元南侵为主和南宋防御为辅的写作构架，因篇幅所限，相关论述不够深入，论断过于简化。胡昭曦等《宋蒙（元）关系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与顾宏义《天平——十三世纪宋蒙（元）和战实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叙述了双方的和谈与战争经过。
宋蒙（元）战争主要集中在西、中、东三个战场，且相关研究也多是据此展开。西线战场主要是指川蜀地区，相关研究成果有姚从吾《宋余玢设防山城对蒙古入侵的打击》（《大陆杂志》1955年第9期）、《宋蒙钓鱼城战役中熊耳夫人家世及王立与合州获得保全考》（《宋史研究集》第2辑，1964年）、《元宪宗（蒙哥汗）的大举征蜀与他在合州钓鱼城的战死》（台北《文史哲学报》1965年第14期）等。其他还有胡昭曦《略论南宋末年四川军民抗击抗击蒙古贵族的斗争》（《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傅宗文、吴如嵩《钓鱼城之战浅论》（《厦门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等。此外，胡昭曦、唐唯目主编的《宋末战争史料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为研究宋元之际四川地区的民族关系、战争情况做了资料的搜集和汇编，为深入研究该地区的历史提供了史料参考。
中线战场主要指的是长江中游地区以及两淮地区，其中主要集中在襄樊之战的研究，黄宽重《宋元襄樊之战》（《大陆杂志》1971年第4期）、周宝珠《南宋抗蒙的襄樊保卫战》（《史学月刊》1982年第6期）、匡裕彻《浅析宋元襄樊战役胜败的原因》（《历史教学》1984年第4期）、刘振志《从襄樊之战看南宋的国家战略》（《战争与中国社会之变动研讨会论文集》，学生书局，1991年）、方震华《贾似道与襄樊之战》（《大陆杂志》1995年第4期）等叙事详略以及观点或有不同，但多以描述战争经过和分析战略为主。相关论述还有宫崎市定《鄂州之役的前后》（《官崎市定全集》，岩波书店，1972年）、杉山正明《鄂州之役前后再论》（《东方学报》第54册，1982年）、屈超立《简析宋蒙鄂州之战与“鄂州合议”》（《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增刊“历史研究专辑”）、傅骏《端平年间京胡襄阳地区的战事》（《军事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何忠礼《贾似道与鄂州之战》（《科举与宋代社会》，商务印书馆，2006年）等。
东线战场研究主要集中在东南部沿海地区以及南宋政权的溃退途中。目前这一方面的研究还略显薄弱，且多着眼于宋元崖山之战，有汤翼海《宋末匡门之役史实补遗》（《大陆杂志》1969年第2期）、陈智超《崖门海战的研究与崖海沉船的探测》（《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年）、邱树森《宋元崖山之战与粤、港、澳》（《元史论丛》第7辑，1999年）和《宋元崖山之战与宋遗民迁徙海外》（《文化杂志》中文版第48期，2003年秋季刊）。王曾瑜《南宋亡国的匡山海战述评》（《南开学报》2008年第1期）认为宋军之彻底失败源于张世杰的指挥失误，并肯定了压山海战在世界海战史上的地位。其他研究则有韩丁《宋末潮州人民抗元斗争述略》（《汕头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等。
关于宋蒙（元）关系研究的成果还有黄宽重《辩“端平入洛败盟”》（《史绎》1973年第10 期）、段玉明《宋理宗时期的宋蒙关系剖析》（《宋蒙（元）关系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陈高华《早期宋蒙关系和端平入洛之役》（《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1991年）。王颞《端平入洛——三京收复与蒙、宋的开战》（《元朝史探索初集》）认为蒙古初时无意经营河南，当然也无意与南宋发生战争。孙克宽《元王楫使宋事补》（《大陆杂志》1962年第6期）、黄嫣梨《贾似道与蒙古私定和约考实》（《史地》1974年第4、5期）、杨德华《蒙古与南宋的外交》（《云南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任崇岳《郝经使宋与宋蒙关系》（《黄淮学刊》1990年第2期）等均从外交的层面论述了两国关系。寺地遵《南宋末期对蒙防卫构想的推移》（《广岛东洋史学报》2006年第11号）与《贾似道的对蒙防卫构想》（《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9年第3期）两文对1230-1270年对蒙防卫战略中南宋内部的政治和权利的斗争以及南宋亡国的过程作了描述。黄宽重《晚宋军情搜集与传递——以（可斋杂稿）所见宋、蒙广西战役为例》（《汉学研究》2009年第2期）探讨了皇帝与前线指挥官之间如何进行讯息传递与情报搜集等问题。
四、晚宋政治人物研究
这一时期人物研究主要集中于宋末皇帝以及英雄人物，然而对于人物的研究不能简单的看这个人是否忠义来判定其在时局中的重要性。就此来看，相关研究成果虽然多，但有些文章的选取角度和认识深度是不够充分的。
关于宋末皇帝的研究成果有胡昭曦、蔡东洲《宋理宗宋度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 年）、张金岭《宋理宗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曾庆瑛与刘耕荒《南宋末三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以及陈香《宋末二帝在闽行迹》（《东方杂志》1967年第3期）、王尧《南宋少帝赵显遗事考辨》（《西藏研究》1981年创刊号）、近藤一成《南宋末端宗与帝昺》（大修馆书店，1999年）、王颈《南宋二王流落广东史事考辨》（《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6辑）和《蛮子合尊——南宋少帝遇害与元顺帝身世传奇》（《西域南海史地考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等。
关于文天祥的研究可以说是晚宋史研究中成果最多的，主要有梅原郁《文天祥》（东京人物往来社，1962年）、李安《文天祥史迹考》（正中书局，1976年）、万绳楠《文天祥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修晓波《文天祥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俞兆鹏和俞晖《文天祥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以及袁飞翰《文天祥辗转入粤考》（《珠海学报》1978年第10卷）、王曾瑜《文天祥事迹四种》（《文史》总46辑）、李华瑞《文天祥与南宋末年宰执之关系考》（《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等百余篇论文，并多次召开纪念文天祥的相关学术会议。
对于张世杰的研究则是重新审视其军事才能，如喻学忠《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宋末大将张世杰军事才能考察》（《鄂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俞晖《张世杰抗元的失误》（《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贾似道作为南宋末期的重要人物也受到了关注，学者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作全面的否定，如乔玲希《祸国权奸贾似道》（《文史知识》1985年第3期）、任崇岳《误国奸臣贾似道》（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等；另一种则是将其与时局结合，客观评价此人，如官崎市定《南宋末的宰相贾似道》（《东洋史研究》1941年第3期）、傅海波《贾似道论》（《世界华学季刊》1980 年第2期）等。
其他人物的研究还有姚从吾《余玠评传》（《宋史研究集》第四辑，1969年）、黄宽重《孟珙年谱》（《南宋史研究集》，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陈世松《余玢传》（重庆出版社，1982 年）、王德毅《宋季忠烈汪立信年谱》（《台大历史学报》1988年第14期）、王颋《汪元量籍贯、旅踪、生平考辨》（《古代文化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林顺夫《论南宋末期文及翁其人、其事及其西湖词》（新竹《清华学报》2009年第1期）等多篇。
历史人物与当时政治环境间的交互关系，是人物研究的核心和重点，相关论述主要见孙克宽《晚宋政争中之刘后村（上、下）》（《大陆杂志》1970年第7、8期）、中砂明德《刘后村与南宋士人社会》（《东方学报》第66册，1994年）、王德毅《郑清之与南宋后期的政争》（《宋史研究论文集——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编刊》，2000年）等。
五、晚宋文献与历史地理研究
晚宋现存史料零乱，整理起来极为困难。目前已出版的宋末元初的史料多以文集、笔记为主，主要有《文天祥全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癸辛杂识》（中华书局，1988年）、《郑思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方凤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谢叠山全集校注》（华东师大出版社，1994年）、《汪元量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黄潘全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等。
王瑞来《宋季三朝政要笺证》（中华书局，2010年）依据现存宋代文献对全书所有记事进行了检核比勘，追溯了书中大部分史料来源，订正了大量的诸如系年、史实之误，不过该书在文献引用与互校，元人姓名等问题上还有待提升。相关研究有宋唏《黄景源（江汉集）中的（宋理宗论）和（宋端宗论）》（《第七、八届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1995年）根据上述两篇文献探讨了朝鲜学者对于宋史，特别是宋末历史人物及事件的评价。汪圣铎《试论（宋史全文）（理宗部分）的史料价值》（《文献季刊》2005年第4期）将《宋史全文》的理宗部分同《宋史•理宗本纪》进行了比读，认为《全文》成书早于《本纪》，并保持了较多的历史文献及其原始风貌。饶宗颐《九龙与宋季史料》（万有图书公司，1959年）对《宋史•二王纪》、邓光荐《填海录》、陈仲微《广王卫王本末》等十一种晚宋史料作了介绍和评述，并对宋末相关地理沿革进行了考证。简又文《九龙南宋石刻考》（《大陆杂志》1972年第8期）对这块1274年的石刻碑文进行了详尽的考释，并肯定了其在九龙文化史上的重要作用。日本学者近藤一成《从黄震墓志和王应麟墓道谈起——宋元转换期的庆元士人社会》（《南宋史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对黄震墓志和王应麟墓道进行了考察，对其后世的生活状况进行了描述。
晚宋史料的辨伪是难点，比较集中地体现在郑思肖《心史》真伪的争论。姚从吾《郑思肖与（铁函心史）关系的推测》（《庆祝蒋慰堂先生七十荣庆论文集》，学生书局，1968年）、《郑思肖生平与行事杂考》（《食货月刊》1974年复4卷1、2期）认为这部书不全是郑思肖一人的作品，并指出该书中只有《一是居士传》、《先君菊山翁家传》等少数作品为郑思肖自作真品。姜纬堂《辨（心史）非郑所南遗作》（《文史》总18辑，1983年）和杨志玖《（心史）中记载的阿合马被杀事件——兼论（心史）的真伪问题》（《中国民族史研究》，1987年）先后对这个问题发表了看法，前者认为《心史》作于明亡之后，作者是一位志在复明的遗民；后者认为该书不是伪书，纵非郑所南作品，也是与其同时的亡宋遗民所作。杨讷《（心史）真伪辨》（《元史论丛》第5 辑，1993年）在二人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心史》并非明遗民所作，并断言该书作者就是郑所南。陈福康《井中奇书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对郑思肖和《心史》的出井、刊刻以及史学价值等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从而认定《心史》绝非伪书。钟焓《（心史•大义叙略）成书时代新考》（《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1期）以《大义略叙》所记的若干细节与同其有关的非汉文史料和蒙古传说民俗相互参证，确定其为一篇史料价值很高的元代文献。其他关于《心史》争论的文章还有刘兆佑《心史作者考辨》（《东吴文史学报》1982年第4期）、《心史的著者问题》（《文化论集》，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3年）以及杨玉峰《（心史）作伪略论》（《大陆杂志》1986年第5期）等。
晚宋历史地理研究主要是关于晚宋一些历史地名的争论。简又文《硐州何在》（《大陆杂志》第36卷第5期）认为碉州在宋时属广州东莞的大屿山。罗香林《宋王台与宋季海上行朝》（《东方文化》1956年第2期）也对宋末行朝所经九龙、大屿山附近的地理进行了考证，认为硐州即今日大屿山。饶宗颐《论碉州非大屿山》（《九龙与宋季史料》）则力主碉州在化州而非广州，同时又对梅蔚、官富场、浅湾、井澳、谢女峡等宋末行朝所经九龙半岛附近地理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简又文另著有《宋末二帝南迁撵路考》（香港猛进书店，1957年）。此外，饶宗颐另著有《宋帝迁播七洲洋地望考实兼论其与占城交通路线》（《选堂集林》，香港中华书局，1982 年）。
关于七洲洋，谭其骧与夏鼐先后多次就“七洲洋”问题进行探讨，谭其骧先后发表《七洲洋考》、《宋端宗到过的“七洲洋”考》（均载《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社科文献出版社，1981 年），认为宋端宗流亡海上所经过的七洲洋只能是珠江口内澳门东北的九洲洋。夏鼐则用多次复函的方式与谭先生进行学术商榷，对谭氏的论述作补证。此外，韩振华《七洲洋考》（《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宋端宗与七洲洋》（《南洋问题研究》19 81年第．3期）则对七洲洋、广州七洲洋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指出宋帝所到的七洲洋为今西沙群岛的上七岛。此后学界再无相关学术争论。
其他相关史地考证还有匡裕彻《宋元战争’中几个地名的考证》（《江汉论坛》1987年第3 期），陈学霖《宋遗民流寓安南占城考实》（《宋史论集》，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王颞《西域南海史地研究四集》、《明中叶以前的香山县》（《西域南海史地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
六、结语
以上对晚宋史百年来的研究状况作了简要的综述，可以看出相关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许多问题也有了深入研究，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一）史料的整理和发掘尚待突破。晚宋史史料繁杂，对于一些稀见善本古籍和宋元之际文集研究要引起足够重视，注意史料的对比研究。例如《宋史全文》、《宋季三朝政要》、《宋季朝事实》、《通鉴续编》以及刘克庄、王应麟、方回等人的文集中都保留了比较多的晚宋史料，其中诸多事件的记述时间并不相同，需要仔细校勘，在呼吁新史学、新方法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我们中国学者在文献运用上的优势。同时在运用史料时，要注重分析作者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立场。
（二）晚宋内政和人物研究还需加强。这一时期人物关系错综复杂，朝廷内部纷争不断，不能用单一的研究方法和观点来否定某个人和事，要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来考察。当然，对于南宋末年的政治发展缺乏了解的话，宋元战史也不能同样深入。在人物的发掘上，要注重真正对宋末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研究，同时对人物及其家族的历史发展要有一种跟进的眼光，关注其发展的脉络，从而考察持续性家族在宋、元、明等时期因时局与思想认识的变化而产生的不同表现。
（三）晚宋史的研究要结合宋元之际的变化，因篇幅有限，笔者未涉及这一部分研究成果的综述。宋史与元史学者要找到合作与对话的焦点。无疑，晚宋这一历史时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切人视角。宋、元史学界都面临着旧史料的穷尽和新史料开发的难题，而这一时期的历史或许能为二者找到新的研究领域与方向提供有益的参考。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文章难免挂一漏万，关于晚宋思想、文学以及晚宋遗民等问题上还少有涉及，同时在引述学者观点时若有理解不到之处，敬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