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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01-01

“守护最后的堡垒”——新编《近代中国研究入门》读后

作者:戴海斌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3期

昔人治学,主张循阶而进不可躐等,非辨门径,无由窥堂奥。邓广铭先生有古史入门“四把钥匙”的著名说法,即包括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吕思勉先生总结生平治学,亦谓“指示研究学问之方法,愈具体愈善,最能具体地指出研究之门径者,殆莫目录之书若”,并忆及“苏常一带读书人家,本有一教子弟读书之法,系于其初能读书时,使其阅《四库全书书目提要》一过,使其知天下(当时之所为天下)共有学问若干种?每种的源流派别如何?重要的书共有几部?实不啻在读书之前,使其泛览一部学术史,于治学颇有裨益”。【1】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在晚清读书人中几近“家置一编”,被许为上继四库提要的佳制,而张本人也颇以自得,谓此撰“于学术源流门径,开示详明,令学者读书,即可得师”。【2】民国以降,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型”转入加速度轨道,新派学者当然不满意旧学的“含混”、“笼统”和“支离”,然而于新学“门径”能够郑重其事、详明真切有所解说者,却殊不易得。“旨趣”、“宣言”、“发刊词”一类,殆属登高一呼,言简意赅,在听众未免觉得渺茫;充斥坊衢的“概论”、“通论”、“概说”,则多转抄稗贩,以空对空,脱不去ABC教科书气味。近代最有资格谈、也最喜谈方法论的胡适,除了开列“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最让人熟记的也只有那八字或十字“真言”,此或许为最具象征性的一例。至于当代学者,自然也有擅开“必读书”清单,或乐意向公众展示其“秘密书架”者,但终嫌其性灵多过实学,与志于学者期待的厚实周全兼平易可行的“研究入门”稍有距离。老实说,包括笔者在内的晚学有关学问门径的一点初体悟,仍多来自对经典著作的阅读和揣摩,而实际起到帮助作用的,或还有一些专家(未必为名家)相对个人化、片段式的治学经验谈。【3】

有意思的是,倒是邻国日本,诸如“研究入门”一类书籍却有相当悠长而且牢固的编撰传统。笔者没有能力追溯这一传统的渊源和流变,但就目力所及,不独中国史然,几乎所有重要的、甚至不太重要的地域国别史或专门史研究,都见有相应“入门”或“案内”,并且随时代迁易不断更新。众所周知,山根幸夫编《中国史研究入門》 上下册(山川出版社1983年初版,1991年再版),很早就被译介到国内,为学界所看重。岛田虔次、狭间直树等编《アジア歴史研究入門》全六卷(同朋舎1983—1987年版),前三卷全部是有关中国的内容。本世纪初,礪波護、岸本美绪、杉山正明又合编《中国歴史研究入門》(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年版),基本反映出日本学界中国史研究的最近成果与动态。至于更加专门的中国近现代史,“入门”书籍亦蔚为大观。由坂野正高、田中正俊、卫藤瀋吉合编的《近代中国研究入門》(东京大学出版会1974年版),执笔者汇集一时名家,堪谓典范之作。接踵问世者,有野村浩一编《現代中国研究案内》(岩波書店1990年版),山根幸夫编《近代日中関係史研究入門(研文出版1992年版),辛亥革命研究会编《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門:現状と課題》(汲古書院1992年版),小岛晋治、並木赖寿编《近代中国研究案内》(岩波書店1993年版),野泽丰编《日本の中華民国史研究》(汲古書院1995年版)。进入新世纪,饭岛涉、田中比吕志相继编写出版了《中国近現代史研究のスタンダード:卒業論文を書く》(研文出版2005年版)、《21世紀の中国近現代史研究を求めて》(研文出版2006年版)。

本文想要介绍的冈本隆司、吉泽诚一郎合编《近代中国研究入門》(岡本隆司、吉澤誠一郎編『近代中国研究入門』、東京大学出版会、2012)就是诸多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书中最新的一本。据编者交代,“本书的最早缘起,在于二〇〇九年夏,两位编者共乘东北新干线时的一次闲谈”,而最终成书于二〇一二年,全书凡七章,具体分工如下:第一章“社会史”(吉泽诚一郎,东京大学);第二章“法制史”(西英昭,九州大学);第三章“经济史”(村上卫,京都大学);第四章“外交史”(冈本隆司,京都府立大学);第五章“政治史”(石川祯浩,京都大学);第六章“文学史”(斋藤希史,东京大学);第七章“思想史”(村田雄二郎,东京大学)。另冈本隆司执笔序章“导言”,书末附录题为“近代中国研究的现状与课题”的全体执笔者座谈会纪要。7位作者均活跃于各专门领域的第一线,除村田为五〇年代生人,其余四人为六〇后,两位为七〇后,可以说集合了新一代有代表性的学者。他们对于学术环境的剧变感同身受,对于外来之势,譬如“全球化”问题的逼迫亦有强烈意识,“研究既然是社会的产物,那么也必须在时代的骇浪中炼成”(前言,ⅰ页),正是这样一份现实感和危机意识诱发了本书的产生,而细绎诉诸实践的因应策略,却又相当独特。编者强调,“如果仅仅是应对状况的话,并不意味着能使有魅力的学问有所发展。毋宁说即便环境、条件变化了,但研究核心并不会轻易的改弦易辙,这一点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研究核心中理所当然者,也应不断地重新确认、习得与实践”。这里“研究核心中理所当然者”,可由三十八年前坂野、田中、卫藤所编同名前作中寻得——“前作放在今天,确实可以说有部分内容陈旧了,但其披沥的学问理想,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研究手法,我辈仍受到言之不尽的影响,真不愧一代名著”。(前言,ⅰ—ⅱ页)

两本同名著作,出版间隔近四十年,面对的时代显然不同了。追溯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最初以“近代”命名晚清民国史,实有与“时事论”对等的意味,换言之,正是在“晚清以后不算历史”、“它的研究只不过是新闻而已”这样的氛围中,酝酿了近代史研究的起点。这首先与日本支那学/东洋史学的方法、性质相关,复因晚清民国研究接近于时事问题,造成与之相表里的“为政治所左右的危险”。对现实政治抱积极态度的人,热衷于时事论的、新闻报道式的“研究”,而清高者有意回避晚清民国,选择“逃回往昔”、“回归传统中国”,如此两分的趋势,亦见于战后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明清以前的研究,即如“时代分期”的论争尚保留一层学术外衣,而晚清民国史则直接受到左翼革命史观的支配。(2—3页)坂野、田中、卫藤等一辈学人接受过汉学传统尚存的战前中等教育,洞悉支那学/东洋史学之短长,他们在一九七〇年代编写《近代中国研究入门》的一大动力,即出于对研究现状的不满,亦因如此,该书虽然主要处理十九世纪后半期至二十世纪前半期的问题,但也没有停止与“现代”接续的努力。

进入九〇年代,在加速“改革开放”的中国发生的剧变,成为日本自身吃紧的课题,当时井喷式出现的大量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中国的著述,即包含前揭多种“入门”与“案内”。“现代中国”研究成了当务之急,“近代”只不过处在附属位置,曾存在于晚清民国史的强烈的“现代感”消失了,将之视同“时事问题”的感觉和关怀也悄然转移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世纪后半期。(5页)历史学家必须直面的现实是,当下日本对“中国”确实异常关心,也有很多日本人愿意学中文,只是这一对象更多指向的是经济、军事、政治上大国化的中国,而非古典汉文表现的历史的、文学的、思想的中国。配合近年信息化、全球化潮流,“现代中国”研究盛行一时,相反,对“近代中国”的关切急速消退,专门研究呈锐减趋势。第一线的学者无法忽视这样的冲击,对于现当代研究者的越界发言,也不得不做出反击:“目前对于近代中国历史认知的关心并非不活跃,相反从关联领域、其他领域出发涉及中国的言论日渐增多。然而,说到它们的内容,杜撰史料、轻视先行研究等等比比皆是,总觉得完全没有对历史学的尊重。历史学家、中国研究专家自不必说,非专家者也涉足历史学、近代中国研究领域,造成鱼龙混杂难以分辨的话,就难办了。故而提示‘最低限度’的东西,也并非是无意味的吧。”(前言,Ⅱ)

相较于前作出版的七〇年代,形势似乎出现了某种倒转,那时是“逃向古代”,现在则无意识地“逃向现代”。编者还是努力看到积极的一面:“这未必是一种悲观事态。晚清民国的‘近代中国’研究从‘只不过是新闻而已’的氛围中解脱,‘为政治所左右的危险变少了,作为一个历史时期,一个纯粹客体对象而研究的时代终于来到了。这样看,也是一种建设的态度吧。”(5页)本书处理的“近代中国”,时段明确定义为“十九世纪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也体现与前作的一大区别——尽管承认“前作同时处理‘历史研究’与‘当代中国研究’的手法,无疑极具魅力”,但还是选择将“历史研究”专门化,即某种意义的“画地为牢”。(前言,ⅱ页)

有异,也有同。“同”当然不止体现在书名的延续性,以及作者群多数为东大、京大出身的背景。近代中国领域的入门书已有不少,再加概论书、教科书、译著的话,更难仆数,编者却说“不顾叠床架屋,决定出版本书,还是因为不能彻底去除的危机感”,“陆续出版的类型书中,可以继承前作者,反而不可得。失掉了对美妙学问的憧憬,相应研究技法日益低下的现状,明显地表现出来。”(前言,ⅱ页)此处表达的遗憾,主要针对侧身“入门”之列的一批“文献目录”、“研究指南”而言,按笔者理解,编者实颇不满于前者的“简”与后者的“陋”。全面搜罗论文、著书、史料,分门别类加以呈现,即制作所谓“文献目录”、“文献案内”,为入门书籍的一般模式,包括日本著名的《史学雜誌》每年五月“回顾与展望”专号,承担的也是类似功能。近年又有若干新变化,入门书更强调实用性,侧重指导论文写作法及如何利用研究资源/工具(特别是电子资源),广告宣传语往往冠以“对外发信力”、“竞争力”、“全球化”诸名词,更有甚者堂而皇之径用“指南/便览(manual)”为书名。既然是指南,仿佛按图索骥就能写出像样的毕业论文,“这样的话,也真有点到头的感觉”——本书编者之一冈本隆司非常担心“简易”流为“简陋”,造成对年轻一代研究者的不良影响。他说:“日本的中国研究或历史研究,以前被称为‘世界第一’。尽管要尽力恢复到那样的水平,但现在光讲‘技法’、‘技术’、‘指南’的话,根本是不可能变成那样的。到底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稍微想一想。”(234—235页)

同样的问题,作为中国读者,不是也感到熟悉并需要“稍微想一想”吗?吕思勉有谓:“昔人读书之弊,在于不甚讲门径,今人又失之太讲门径,而不甚下切实工夫,二者皆弊也。”【4】又古之目录学,有属目录家,史家,藏书家、读书家之别,以目录作“入学门径书”,“其意义皆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由与藏书之簿籍自名鉴赏、图书馆之编目仅便检查者异也”,“凡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账簿式之书目,盖所不取也”。【5】前揭吕氏提示江南读书之家重视四库提要,相当于“使其泛览一部学术史”,然后世以目录学为门径,常易流于见书不见学,更有等而下之,止以目录为学。近已有学者注意到当代著述序论中的“学术史”,即多受低层次目录学的影响——往往充斥着何处何人写了何作品的罗列,却少见具体问题的研究如何发展之陈述,明显可见偏重作品(Works)而隐去问题(Issues)的“藏书人”倾向。【6】国内期刊常见各类“综述”、“述评”,有账单式的罗列,少结账式的整理,仍可谓“述”远多于“评”。近时电子文献资源大量开放、海外中国学信息蜂拥而来,渐有乱花迷眼之感,材料去取成了“幸福的烦恼”,而以转译、转录、整合为功用的新型目录学也有了用武之地。学术全球化背景下,中日两国学界面临信息泛滥的挑战其实是近似的。

回到本书的定位,则自觉向同名前作靠拢:“不是罗列名论卓说,无论有怎样的学风,大凡是论述作为学问研究所必需的基础素养,及资料与工具的使用方法、论文的写作方法等instrumental的东西。”【7】编者认为正是这一点,体现出前作区别于目录、指南的特征,在其“基础素养”与“方法”中,有着研究实践的原理、不易的核心。(7页)本书对于“文献目录”非一味排斥,仍予市古宙三等前辈的工作以“意义非凡”的评价(12页),指出课堂上、师生间口传身授的东西有必要书面解说,不应为个别人“独得之秘”,从“职业人”角度出发,需要有人本着严肃认真的态度来撰写目录、指南。(236页)各章中均有相应篇幅处理工具书、数据库、信息化等问题,不过,这些讨论更多带有反思性,如斋藤希史执笔的第六章专门分析了“信息陷阱”。(194—197页)冈本隆司还比较传统资料卡片与计算机处理数据的利弊,并援引田中正俊的名言,“动脑动手一字一笔抄写的东西,是理解内容最有效的办法”、“植根于学问研究本质的正统方法”,指出现在的问题,“不如说容易被这种便利所埋没,头脑对于信息技术不能善用。未咀嚼消化史料内容的论述激增,正为其典型表现,而本人尚懵然不知”。(16—17页)诸如此类,卑之无甚高论,或许还会予人迂执的印象,然而竟也有一股力量,令闻者倏然而惊。编者用自谦的口吻道出心底的抱负:

我们不顾力量微薄,想继承前作的精神,写一部新的《近代中国研究入门》,意图也是向这样的现状投入一块小小的石子。也许,这不过是逆潮流而行的反时代的尝试,但既然作学问,感觉到抱有这样的“意气用事”也还是必要的。(前言,ⅱ页)

相较两书作者群,已经发生至少两代以上代际更替,他们处理时代的范围未必一致,但在史学理解、精神气质、使命感以及那一点“意气用事”上,却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哪怕只是隔代遗传。

全书章节设置,一本前作,仍循传统专史分野,编者承认这些都是“非常古典的部类”。【8】吉泽诚一郎执笔“社会史”一章,从“社会”、“社会史”概念的“暧昧感”入手,指出其研究对象、方法与史料的多样性,继由人口、家族、民族、村落等视点具体讨论研究前提和可能性,并提示近来盛行的田野工作中农村社会及其调查存在的问题。或许会让中国读者略感意外的是,目前在海峡两岸都相当火热、引领“新史学”趋势的社会生活史、物质文化史等,在书中几无体现,这当然不代表日本没有人研究,只是至少还未深刻地反映到学界主流视野当中。无论概念厘定,或问题提出,吉泽发言的前提都在于对既有社会史(包括社会学)相关研究学脉的内在把握,同样的,西英昭再三叩问滋贺秀三的老问题——“什么是法””,在确认了“没有这一问题意识的研究,不可能是‘法制史’”的立场后回顾研究史,村上卫以积累了最丰富成果的地域经济史为焦点,指出“模式化”意义的同时,提示避免琐碎实证的可能方向,斋藤希史在文学史语境继续讨论“近代中国”的位置,基于传统观点的批判,呼吁视点转换,这些论说,无一例外都体现先因后创的取向。

各章执笔者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相应的对手方,但在史料重视程度上几无差别,均注意对其位置、相互关系、使用原则与方法作细腻解说,从而响应编者初衷:“历史研究说到底以史料为基础,清楚表现研究领域个别特征的也是史料。本书没有对史料作网罗性质的介绍,但既然是‘研究入门’,那么展示处理史料方法之一端,也是不无意义的。”(前言,ⅳ页)村田雄二郎执笔“思想史”一章,由丸山真男的“思想史”类型说阐发,在区分中国思想史叙述类型为“学案型”、“运动型”、“主题型”的基础上,强调语汇概念、文体及语境研究的重要性,分别与第四、五、六章形成呼应。首先以郑观应《盛世危言》屡次修订、再版为例,说明文本与语境的互动关系,“先应了解各时期《盛世危言》编纂的动机与意图,进而对郑氏思想与行动的全体像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其次,强调“史料精读”,其援引国内学者桑兵的话——“‘看得到’不一定‘读得懂’”——在史料总量极端丰富、研究者面临选择障碍的今日尤具针对性。复次,依据研究实践的经验,总结文献解读中的“四重苦”,即“文体混杂”、“语汇流入”、“编纂史料的圈套”、“笔名与年代误植”。最后,提醒避免从现代价值观出发去理解历史,而应经由史料将过去“去熟悉化”。“总之,研究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要谛,在于尽量精读现存史料,同时理解史料书写、编纂、解读的背景与状况,也是极其关键的。”(225页)这样就把史料批判从真/伪、一手/二手、间接/直接的简单二分法,拓展到更加丰富和多元的的层次,相应解读也立体化,从而逼近整体的“实相”。石川祯浩在检讨政治史研究动向时,也非常注意“史料性质”问题。他将传统政治史研究类型定义为“旧案新探”、“破案型”(又称“揭秘史学”),与之区别者为“新境开拓型”,特指将信息传送(包括误传)、情报操作等要素纳入的政治史路径。石川指出,在情势瞬息万变的紧急事态下,信息处理方法本身也是一种政治行为,一旦意识到信息与政治的双向互动性,信息(伪信息)不只是单方面受到政治规定,那么也就有可能规避“阴谋史观”的窠臼。(167—169页)姑不论他对“揭秘史学”评价公允与否,以“史料本身来源为分析对象”,确正体现了政治史研究的精髓。

本书衡之于史料利用的标准,可以说非常苛刻,但并不狭隘。比如公刊编纂史料,即使在档案至上的外交史领域,仍予以适当的位置,冈本隆司接续日本前一代中国外交史学者坂野正高的话头,平实地解说已刊史料的利用价值及与未刊档案的关系,并无抑扬的偏向。(131—137页)村田雄二郎亦提醒利用者,史料复制、拼贴、编辑过程中会有信息的误传和遗落,包括数据化的场合,如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pan Center for Asian Historical Records,简称JACAR)的电子文档亦并非完璧。(261页)他另举大陆学者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一文为例,提示这篇极具原创性的论文所用主体史料,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八〇年代已经出版,建议“从极常见的编纂史料开始,好好拾阶而上,这是非常重要的”。(264页)以上种种,对于日下横行的档案原教旨主义,无疑具有解毒的作用。

实证而外,本书在表述、思辨层面着墨不多,这亦非意味着轻忽。编者强调的一点是,“掌握基础素养,临时磨枪肯定不行,要注重平素的留心和修炼……直接使用理论、术语、概念当然不用说,即使不用,影响到构建思考框架的例子也不少”(9—10页)、“实证是论文中表现出来的部分,支撑它的、看不出来的非实证部分的素养与积累有多少,这是相当大的问题。阅读文本,没有职业训练,是无法胜任的”。(245页)这里贯彻的依然是长期累积、循阶而上的思路,而对偏离此思路、挑衅“基础素养”者,则缺少容忍。“导言”中罕见地点名批评了美国学者何伟亚(J.L.Hevia)《怀柔远人》(Cherishing Men from Afar)一书,然后重新确认以下一点:

只有正确理解字词意义、文献来源,才能确定事实,通过持续的积累,描画时代,这是非限于历史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但现在从这一初始就变得反常。不管世界潮流如何,既然是学问,就必须是这样。(10页)

书后附录了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八日全体执笔者座谈会纪要,就各章写作未尽的问题及平常研究中的疑惑、想法展开讨论,很多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实已经溢出近代史范畴,差不多也适用于观照日本整体的中国史研究,甚至,还可以反照中国的研究。比如针对来势汹汹的“现代中国”研究的冲击,正文批评相对委婉,而座谈会上的言论则要直接犀利得多——

冈本:近年来一个趋势是,历史研究的形势不佳,可以说是置身逆境之中。并不是说对历史的兴趣减弱了,现状分析的研究者谈及历史的场合非常多,尽管对历史也有兴趣,但是对历史“研究”是否有兴趣和尊重,确是让人怀疑的。(235页)

冈本:我本人,明白地说吧,反正那些搞现代中国喜欢谈论历史的家伙实在是靠不住,很气人的。(248页)

村田:基本的问题是,研究现代中国者的历史视野,俨然对历史学成果持无知、不关心的态度。一部分人虽已意识到该问题,但因相互研究过于细化,不知道从何进入。……搞现代中国的人至少需要有一百至一百五十年的视野来看中国。(249页)

当然,批评以外,仍然有反省——

村田:另一方面,近代史研究一方也许努力不足。如果说近百年到一百五十年之间,反复出现的类似现象之下存在着历史的底流,或者说有构造变动的话,那么对此做清楚地提示,也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像冈本隆司《中国反日の源流》【9】、笹川裕史《銃后の中国社会》【10】,是给关心现代中国的人启发的历史书。(249页)

关于“研究入门”、“研究案内”,执笔者均有自己的切身经验与感受——

村田:特别近十年,大学、研究机构的状况发生剧变。研究指南或者详实的解说书一类是必要的,并非没有意义,但真正的研究,必然是超越研究指南的,这也是本书作指向的目标。……对于学生,不要只谈效率,毕竟好好地踏实读书,比什么都重要。……制作文献目录、文献案内,写研究指南一类的书,我是不干的。我感觉,这种事情应该让学生自己去做。……京大的情况不知道,东大有一种“放养”的说法。

石川:惭愧,到执笔之前,前作都没读过。……大学时过于“放养”,谁都没有教给我研究上的心得。连口头传授,也就是教你“读这个”、“读那个”的人也没有,更不要说有人告诉你有这样的入门书。

村田:说到“口授”,学会和研究会的作用大。今天稍微有些变弱。……我觉得能够读书的地方不是研究会,而是读书会。”

冈本:在东大、京大,有前辈或者老师实际在那里。我自己是地方大学出身,周边谁都没有。……在“放养”这点上是一样的,一是通过研究会露脸,二是找手边的书看。田中正俊先生的话,简直当做金科玉律一样。”(237—238页)

又谈到“项目中心主义”的流弊——

斋藤:写研究提案什么的,对文学研究来说还是挺难的……

村田:“预测效果”和“社会效果”,很难写。

斋藤:不知道写什么啊。

冈本:因为不知道,所以有研究的必要。

村田:只能写“丰富人的心灵”。(众笑)

村田:这不仅是日本的问题,韩国、中国也能看到“项目中心主义”。五年、三年,年轻人都被牵涉其中。以前日本的研究会、读书会招来外国学者,在恳亲会上常常说:“自己也想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回去后,即便想做似乎也不顺利,现在项目化趋势早已超越日本。(241—243页)

在言语交流向来温和的日本学界,如此直率陈说、自由讨论,其实并不多见。刺耳的批评与不断地反躬自问,都有原汁原味的记录,很可以一读。这中间可以窥见执笔者的心声与苦恼,也能读出对后辈的期待,由周遭环境、压力出发的平易可行的建议,而不尽是居高临下的批判。谈到读书法——

斋藤:可以说不是光了解那些指南化的研究,而是完整地了解某个学问体系,然后才知道自己到底想做什么。

吉泽:不是从某个学者的论文中选择一两篇来读,而是好好地读全部,在研究生阶段作为训练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说,全集是个好东西。(240页)

作为日本式读书会的典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共同研究最有成绩,与会者均追念不已。不过,事随时迁,读书会的形式和作用也在变化——

石川:和以前相比,京大人文研的共同研究班对年轻研究者的养成作用更强了。研究会在平时白天进行,由于最近大学事务繁忙,一般大学教员不能来参加,研究生占的比率增大。在这里发表、讨论,对应该读的史料提出建议,重点转移到这里了。”(243页)

归根结底,日本学者无法回避变动的时代,同时又在保守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东西。由新一版《近代中国研究入門》反映的因应策略,与其说更新,毋宁说以回溯的视点展望,与其说开拓,毋宁说以致敬的姿态创造。如村田雄二郎所言,“文本、原典的精读,大概是日本百年以来,或者说近世以来的传统。和老师面对面,慢慢地精读原典,此谓‘读书’(本読み)。”(246页)在他看来,这在由老师单向教授的中国和“工场生产”、“大量生产”模式的美国,都是没有的,而这一点正是日本的优势所在。故而,也有这样的自信:“说日本的中国研究‘空洞化’,悲观的人有很多,我对这方面相对乐观,在方向上应该考虑如何守住日本的优点会比较好。”换用另一作者冈本隆司的话说,即“守护最后的堡垒(最後の砦を守る)”。(247页)也许,我们可以把这理解为日本人在给自己打气。不过,可以反问和思考的是,在鼓励“创新”、打造“工程”、争取“与世界接轨”的今天,我们自己有什么是值得和能够守护的呢?

注释:

【1】 吕思勉:《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吕思勉论学丛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78页。

【2】 《抱冰堂弟子记》,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13页。

【3】 近见桑兵先生新著《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5月),或为国内近代史研究领域第一部径以“为初学者提示读书治学的门径”为题旨的专书,而其主张“良法必然高深,不可专为小夫下士乃至坊间流俗道”,“基本的途辙门径,看似简单易行,实则暗藏玄机”(同书“绪论”,第3页),则书中所论说的“门径”取向,有较为特别的意味。

【4】 吕思勉: 《经子解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自序。

【5】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余嘉锡 杨树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6页。

【6】 罗志田《经典淡出以后:20世纪中国史学的转变与延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自序,第5页。

【7】 坂野正高、田中正俊、衛藤瀋吉编:《近代中国研究入門 》,东京大学出版会1974年版,第ⅳ页。

【8】 据编者交代,本书设计原有“军事史”一章,因为“不光是近代,整个中国史的现实过程也是严酷的武力政权交替的历史,军事史是必须进行的研究课题”,只是限于目前研究兴趣的偏向与研究程度,尚不足以开辟专章解说。参看同书,前言,Ⅴ页。

【9】 岡本隆司:《中国「反日」の源流》,讲谈社2011年版。

【10】 笹川裕史、奥村哲:《铳后の中国社会——日中戦争下の総动员と农村》,岩波书店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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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编辑:
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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