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分流”到“大分流之外”——《大分流之外： 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述评

　　提到“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美国汉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出版于2000年的著作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中译本为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我们比较熟悉的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来自该书中文版译者史建云的述评文章：

　　18世纪以前，东西方走在一条大致相同的发展道路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18世纪末19世纪初，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距离越来越大……这个分道扬镳的过程称之为“大分流”

　　这是一个需要拆分开来进行解读的概念。它的后半部分叙述了一个清晰可观的历史事实，几乎是没有什么争议的。而它的前半部分，则是彭慕兰个人的观点，关于大分流问题的争论也几乎都集中在这一部分。即：18世纪以前，东西方的发展道路是否相同？18世纪以前，东西方的经济、社会究竟有没有内生的优势（或劣势）？所以即使研究者不同意它的前半部分，也可以以它的后半部分作为事实起点展开研究和讨论；即使研究者在某种程度上认同它的前半部分，也可以进行更加广泛、深入、细腻的研究，因为东西方的历史比较实在有太多题目可做，每一个题目又有极大的纵深可以发掘。这就是“大分流”这一概念的包容性和延展性之所在。

　　在《大分流》英文版问世11年之后，王国斌和罗森塔尔出版了《大分流之外》英文版 ，这一对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欧洲史研究者和中国史研究者的组合，这两位彭慕兰多年的学术伙伴，究竟想讲一个怎样不同的“大分流”故事呢？

　　这一部分将简述《大分流之外》一书的主要内容和篇章结构，在此之前，有必要交代一下这个中文题目的由来。这本书的英文原名是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读起来简洁、清晰且音韵流畅。但是如果将这个题目直译成中文，就变成“提前和超越大分流”，既不符合中文读者的表达习惯，也失去了英文原名的表述力度和识别度。所以经笔者与作者的多次商议，最终将中文译名定为“大分流之外”，用“之外”来概括before和beyond的意思。这样一来，当然比较简洁上口，但是在准确性上却打了折扣。

　　这是翻译过程中常见的尴尬：一种语言中的措辞分寸、思维方式、微妙内涵、乃至文字、音韵之中的美感，很难恰到好处地被另一种语言所表达。本文的第四部分将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此处暂且打住。笔者通过这段交代想要强调的是：尽管书名做了模糊处理，但before和beyond仍是全书内容和主旨的关键性提示，不仅展现了本书在时间、空间上的论述重点，而且表明了作者跳出“大分流”既有视野和讨论模式的决心。那么作者究竟怎样实现这样的高远预期呢？且看下面的内容简介：

　　在此书的“导言”中，作者开宗明义地提出：真正促成欧洲和中国经济“大分流”的，其实是一些政治性的因素，政治制度和政权的空间规模将是本书最重要的关注点。在接下来的七章中，作者对于中国和欧洲历史的不同层面展开比较，探讨促成“大分流”的根源。

第一章“空间与政治”，回溯了中国和欧洲自公元100年至1850年的历史，阐述了中华帝国历经治乱兴衰却保持相对稳固，而欧洲在罗马帝国覆亡后陷入列国纷争的不同历程，勾勒了中国和欧洲在政权规模方面长久以来存在的惊人差异。

　　第二章“人口、资源与经济发展”，挑战以往研究之中一些具有“马尔萨斯色彩”的观点，对1400年以来中国和欧洲的人口、工资水平和家庭结构进行比较，认为清代中国可能并未陷入“马尔萨斯陷阱”，中国和欧洲的家庭结构并不能一概归入“核心家庭”或“扩大家庭”，而且核心家庭和扩大家庭对于经济的影响，可能并没有那么大。不论是核心家庭还是扩大家庭，都曾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网络和资源。因此，人口和家庭结构并不是中欧经济大分流的根源。

　　第三章“市场发展中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驳斥了“欧洲经济发展主要依赖正式制度，中国人更钟情于非正式制度”的观点，证明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欧洲人，都既可能使用正式制度又可能使用非正式制度，而且正式制度并非无条件地优越于非正式制度，成功的经济体制往往要混合使用两类制度。人们选择何种市场制度，取决于交易本身的情况和整体社会经济结构。因此，市场制度的差异也不是中欧经济大分流的根源。

　　第四章“中国和欧洲的战争、制造业布局和经济发展”，全章围绕着一个问题展开：为什么欧洲的制造业集中于城市，而中国则大多分布在乡村？作者认为是频繁的战争使欧洲工匠躲进城市寻求庇护，从而形成高工资、高资本投入的城市制造业生产模式，成为技术革新的重要推动力；而中国长期相对和平的环境，使工匠更倾向于选择低工资、低资本投入的乡村制造业，形成高度发达的乡村制造业网络。但是这种原始工业化并不必然发展为现代制造业。由此可见，战争在很早以前就预示了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大分流，但欧洲式的政治竞争并不是万应的灵药，它的正面效应是意料之外的，而且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第五章“信用市场与经济变迁”，这一章探讨中国和欧洲资本市场的差异。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和欧洲信用市场的关键性差异在于信贷需求。欧洲的信用市场是经济变迁和频繁的战争共同催生的，而中国无论是政治层面还是经济层面，信贷需求都比欧洲低。中国的历史上尽管没有形成一个像欧洲那样的信用市场，但信用交易仍是多样的、有效率的。而且中国和欧洲的差异并不是固化的，中国可以模仿欧洲的成功经验，也可以改进内生的信用机制以因应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资本市场的差异也不足以导致中欧经济大分流。

　　第六章“专制君主、战争、税收和公共产品”，这一章挑战了“代议制政体比专制政权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观点。指出：工业革命前，中国的财政制度比欧洲的财政制度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欧洲最终能够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平衡局面，是因为增税的政治压力导致了统治者和民众之间的冲突，民众逐渐学会用“呼吁”的机制来制衡统治者，从而促成了未来的政治和经济转型。但欧洲能成功克服竞争型政治体制的阻力，其实是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代价也非常沉重。

　　第七章“发展背后的政治经济：1500-1950”，这一章主要探讨国家行为与中欧经济大分流的关系。作者指出：欧洲的分裂促使统治者向外扩张。凭借在几个世纪的争霸战争中积累起来的军事实力和战争经验，欧洲人掠夺了许多地区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国际格局。与此同时，中国的国内治理和国际交往却变得越来越困难和代价高昂。但是这样的落差格局并不是固定的，今天的欧洲政治格局正变得与中国越来越像。

　　在本书的“结论”部分，作者尤为强调的有三点：

　　1、促使中国和欧洲发生经济大分流的最关键因素，是他们各自的政治进程。在大分流真正显现之前的几个世纪，差异的种子就已深埋在其中了。

　　2、大分流的发生不是一个自动运行的程序，而是具备了初始条件，又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互动，饱含曲折与变数的宏观进程。

　　3、欧洲和中国的历史仍然影响着这两个地区今天的发展，但我们应该非常谨慎、动态地去把握这其中的关联，因为制度和人们的行为应时而变，而潜蔵于其中的政治经济进程则更加难于辨识。

概括起来，本书可以划分为四个单元：

　　第一单元，导言和第一章。交代全书的核心问题、理论视角、研究方法和大历史背景，为些后的专题讨论做铺垫。第二单元，第二、三章。反驳大分流讨论中影响颇深的“人口、资源决定论”和“市场制度决定论”，这是全书“破”的部分；第三单元，第四、五、六、七章。探讨以战争为主轴的政治进程如何促成了中欧经济大分流。这是全书“立”的部分。四单元：结论。给出大分流根源的答案，以及本书诠释大分流问题的思想方法。

　　作者在谋篇布局中不仅前后呼应、有破有立，而且善于用一个问题引出另一个问题，使全书的各个篇章之间层层递进、自然衔接。当然，网络上也有本书篇章不合逻辑的评论。笔者认为评论者的观点是合理的，因为对同一个问题的讨论本来就有多样化的路径。但是与其否定与自己不同的思维，不如以包容的心态去理解对方未及言明的逻辑与考量。

王国斌老师和周琳老师在认真工作

　　在本书的英文标题中，beyond是一个最醒目的词，它不仅表明了作者超越既有研究的决心，也激起了读者对本书相当之高的期待，但是作者是否完成了这样的任务呢？笔者愿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视角解析这个问题。

　　较之《大分流》一书和以往的大分流讨论，《大分流之外》的确提出了有冲击力的新观点，概括起来就是：

　　第一，before。尽管中国和欧洲清晰可辨的、经济上的大分流出现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但其根源却“草蛇灰线”似的掩藏在公元11至13世纪的历史之中，也就是牵出了一条向更早时代延伸的大分流时间暗线；

　　第二，beyond。尽管中欧经济大分流明显地体现在经济上的差异，但其真正的根源，是中国和欧洲数百年来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格局。是中国的相对统一和欧洲的长久分裂，使中国和欧洲形成了不同的政权规模，从而导向不同的经济成长道路。也就是说要跳出经济看大分流。

　　然而这些观点（或思想方法）是否有更强的解释力呢？笔者的看法如下：

首先，突破了《大分流》的偶然性、断裂性叙述。

　　在历史叙述中，究竟需要给偶然性留下多少空间？这是所有历史学家都必然会面对的大问题。正如那个由来已久的“如果克利奥巴特拉的鼻子生得短了一些，世界历史是否会为之改观”的争论一样。对于中欧经济大分流，彭慕兰鲜明地提出了一套偶然性的解释。他认为：在原始工业化和工业化前期，西欧和中国的江南地区一样都面临着人口增长和资源不足带来的生态制约，然而英国的煤矿恰好位于经济发达的核心地区，节省了运输成本。而更重要的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为英国提供了一笔“生态横财”，使其获得了对于经济转型至关重要的资源、土地密集型产品、贵金属和经济空间。彭慕兰还非常直白地将大分流称为一种“意料之外的重要的断裂”。然而在《大分流》整本书中，这大概是引起争议最大的一点，直至今日仍是如此。即便不上升到“历史偶然性与必然性关系”的探讨，人们也直觉地认为，能将中国和欧洲经济核心区的发展道路生生掰开，而且直到今天仍在影响着世界的力量，怎么可能只来自于一些无心插柳的“意外”或“好运气”呢？

　　《大分流之外》的两位作者认为，中欧经济大分流的确不是偶然的。促成大分流的种种机缘和动力，早已埋藏在欧洲和中国长达几个世纪的政治经济格局之中。具体地说：在公元11-13世纪，中国相对和平统一，欧洲长期战争分裂的格局就逐渐固定下来，使得中国的政权规模远远大于欧洲国家。所以中国民众更倾向于从事长距离贸易、经营低工资、低资本投入的乡村制造业，国家的信贷需求较少，民众和国家之间是一种相对宽松和保守的统治关系。这样的经济环境更易于促成“斯密型增长”而不是工业革命；而在欧洲，由于战争频仍，国与国之间存在着许多经济和制度壁垒，所以人们更倾向于投入本地市场、依赖正式制度，发展高工资、高资本投入的城市制造业，而国家也有着旺盛的信贷需求，从而促成了民众和国家之间相互协商、制衡的政治体制，这样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更有利于经济的近代化转型。

　　更直白地说，两位作者认为：尽管如彭慕兰所言，在大分流之前，欧洲和中国的经济有着“无数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但是因为它们的经济社会进程从根源上是不同的，所以注定会走向分流的结局。就像童话《丑小鸭》中的鸭子与天鹅，虽然在幼年时期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它们终究是不同的物种，所以总有一天它们会看到彼此的差异。然而这样的观点是不是又回到了最为“加州学派”所诟病的“宿命论”甚至是“欧洲优越论”呢？这也是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

　　两位作者认为，中国和欧洲的分流是注定的，但是“欧洲胜出、中国落败”的分流结果却不是注定的。在第二章到第六章中，作者用非常多的篇幅去展现中国传统经济、社会制度的效率与合理性。比如中国人利用血缘关系搭建经营平台、构建非正式制度，其实很有利于展开长距离贸易；中国信用市场在体量和运作方式上虽与欧洲不同，但是中国的信用交易仍然是有效率的；中国的政治制度虽然是专制的，但是从某种角度来看反而有利于维护民众福祉，保持财政平衡。而且若以中国为主体进行比较，欧洲的一些做法倒是显得被动。如欧洲发展资资本密集化的城市制造业、形成大规模、高效率的信用市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战争的逼迫。新的生产模式和资本供应制度固然重要，但是欧洲人在频繁、长期的战争中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沉重的。而且在第六章中，作者还特别强调，欧洲之所以能成功地实现近代经济转型，并不是因为实行了代议制，而是借助代议制克服了经济发展的种种障碍。然而退回到16、17世纪，欧洲人似乎并没有必定能跨越这些障碍的底气与信心。因此作者特别指出：许多像欧洲一样战乱频仍的国家，并没有成功地完成近代经济转型；中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较量中落败，却未必没有弯道超车的机会。

　　总而言之，关于中欧经济大分流的起源，本书的两位作者比彭慕兰看得更深更远，但是作为历史学家，他们的叙述也充分地关照到历史的变数、异数和峰回路转。然而本书的突破不仅限于讲述一个加长版的、更强调内在视角的大分流故事，还在于思想方法的提升。

第二，突破“因素论”，提供了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大分流解释框架。

　　在过去十几年的大分流讨论中，“因素论”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换句话说，就是将大分流的起源归因于某一种或几种关键性因素。如彭慕兰特别强调生态和资源禀赋（煤矿、美洲新大陆），杰克.戈德斯（Jack Goldstone）通特别强调知识传播和技术变革，里格利（E.A. Wrigley）特别强调能源的转换与利用，皮尔.弗里斯（Peer Vries）认为政府行为和国家政策对经济转型有决定性意义，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认为是市场、技术和能源的结合催生了英国的工业革命。此外还有许多中外研究者的论著，呈现了各种不同的答案。因素论的解析路径便于研究者在特定的维度展开深入探讨，但却很容易形成各执一端的“罗生门”。因为研究者们站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依据长期积累的历史事实和研究工具，自然可以揭示出特定因素与大分流之间的关系。但是若将这种关系视为“决定性的”或“根源性的”却颇令人生疑，那些落选的因素究竟是没有那么重要，还是未得到同等程度的考量呢？正如两位作者所说：

有一些分析试图找到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点，而且希望交代清楚那一个时间点     上所有的相关因素。这样的描述通常比较细致，囊括了许多可能起到作用的因素，但是这些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和显著性是很难确定的。

　　那么《大分流之外》是如何突破这种方法论上困局呢？就是用“系统”来代替“因素”，用对政治、经济的结构性观察，代替对个别因素的重点评估。在本书的不同章节，作者反复强调这样的思路：

欧亚大陆两端迥然相异的政治经济格局，导致机械化的技术革新更有可能发生在欧亚大陆的西端 ，而不是其东端。

　　促使这两个发生经济大分流的，其实是她们各自的政治进程。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必须从中国和欧洲迥然有别的政治结构中去寻找。

引文中打着重号的地方虽然措辞有所不同，但是很容易看出，作者是着眼于一个宏大的政治、经济系统。他们坚信关于大分流问题的答案，都藏在这个系统之中。因为这个系统是包罗广大的，所以其中的因素都有可能与大分流产生关联，不必“选精集粹”；因为这个系统内部是交互作用的，所以对大分流的观察必须要在一个完整的、相互勾连的政治、经济场域中进行；因为这个系统是应时而变的，所以大分流必然是一个具有偶然性的、动态的过程。

　　当然，这个系统并不是在混沌中运行，而是有赖以启动的初始条件。在本书中，作者认为，在中国基本确立帝国体制，欧洲进入列国纷争模式之时，这两个系统的初始条件就已经具备了。在这两个系统中，也会存在影响力特别强的因素，如本书从第四章到第七章一直在讨论的战争。作者在原书中提醒读者：

通过论证欧洲比中国更有可能成为近代经济的策源地，我们几乎发展起一种与社会科学更为接近的解释方式：即某些因素或某些情况的出现，带来了某种后果的可能性。但结局究竟如何，还取决于特定环境中的另一些影响因素。

　　认真分析这段话就会发现，作者对大分流起源的解析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初始条件、直接影响因素、宏观政治经济系统（对应于引文中加着重号的三处）。这样一来，既包容了与大分流进程直接关联的方方面面，又区分了主次，避免了“胡子眉毛一把抓”。就好像要深入刻画一个人，虽然更多的篇幅会聚焦于他周围的人和事，但他的先天禀赋、人生境遇、时代大环境一样都不可忽略。

　　正因为如此，两位作者十分自信地宣称：“我们的研究抓住了促成中国和欧洲经济变革最关键的因素，而此前所有的研究都未能做到这一点。”但略显遗憾的是，作者在原文中并未对这一思想方法做集中、清晰的表述，相关的提示散落在各个章节之中，若不反复精读，很难领会。而且作者在叙述中还常常掺入类似“因素论”的语句（如本段中的引文），致使许多读者认为此书的核心观点是“战争决定论”，且为大分流起源的讨论提供了另一个“因素论”的解答，这实在是对作者很大的误解。

第三，出人意料的历史比较。

　　虽然同样致力于欧洲与中国的历史比较，《大分流》和《大分流之外》的比较手法却非常不同。《大分流》的第一部分，作者搜集了大量生产力、人口、生活水平、技术水平的统计数据，展现了1800年以前，中国和欧洲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诸多相似之处。这是《大分流》最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但也是其最明显的软肋。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国内外学者针对大分流数据准确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而且偏重于生产要素的比较，也并不能完全说服读者。王家范先生就曾提到：“《大分流》对经济发展相关的内外制度的分析，明显有搁置甚至虚化的倾向，这是我不大理解的地方”。赵鼎新更尖锐地指出，这种相似性很可能只是一种表象，其背后迥异的制度逻辑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彭慕兰也承认，这一评价“很可能是正确的”。然而《大分流之外》的历史比较，却充分地回应了上述质疑。

　　《大分流之外》的比较对象是：家庭结构（核心家庭/扩大家庭）、市场制度（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制造业组织（集中的城市制造业/分散的乡村制造业）、金融制度、政治体制（君主专制/代议制），每一项都是《大分流》未及深入的制度层面的议题。不仅如此，两位作者对他们的比较对象也有着堪称高明的洞见。他们认为，他们所比较的每一对制度或规则都是极不相同的，如果从这些层面来看，大分流之前的中国和欧洲就是“绝不相似的两个世界”，这和彭慕兰的“中欧相似论”完全不同。但是每当论述及此，他们又会杀个“回马枪”，提醒读者：这些表象上的差异固然重要，但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即使这些差距真的存在，也不意味着两个经济体在效率上的差距，更不决定近代经济转型的成败。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两位作者对“制度”有着独特的看法。他们不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标签”，比如核心家庭虽然在欧洲更为多见，但扩大家庭也比比皆是；中国人虽然更偏爱非正式制度，但也并不拒绝正式制度；他们也不认为制度是可以简单比较的，因为任何制度都是为了回应经济、社会的特定需求，任何一个制度被一个社会所选择，“都足以说明它们同样是有效率的，或者至少都是有用的”。所以制度与制度的比较，归根到底是衡量其与特定社会的兼容程度，而不是主观评判中的“优劣高下”；他们更不认为制度是有决定性的，因为经济和社会并不是一个自动运行的程序，把一种制度放在一个经济社会系统后会碰撞出什么，多半都在未定之天；他们还不认为制度一定会固化或“锁闭”，因为在经济社会情境变化的情况下，制度应时而变的例子实在太多。

　　如此说来，难道《大分流之外》的所有制度比较都归于无效吗？当然不是。作者进行这些比较是想告诉读者，历史的表象可能是有迷惑性的，有些看起来很不相同的东西，未必有那么大的差异；有些看起来至关重要的东西，未必有那么重要。那么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作者认为，是能把这些制度和规则调动、整合起来的那个经济社会进程。所有的相似和差异只有放在这个内在关联、生生不息的整体之中，才会运行出像“大分流”这样深刻改变历史和社会的结果，其实这又回到了前文所说的系统性思想方法。一直以来，论者都十分强调“加州学派”的“交互式比较”（reciprocal comparison），但是笔者认为，不管使用什么样的比较策略，研究者的思想高度和洞察力都是最重要的。

　　在比较单位的选取上，《大分流之外》也有巧妙的做法。在进行中欧历史比较的时候，比较单位的选取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大分流》中，彭慕兰谨慎地选择了英格兰和江南作为比较对象，因为它们都是经济核心区，面积、人口、地理环境也比较相当。但即便如此，仍然有难以回应的问题，如：江南是一个地区，而英格兰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和一个国家自然有许多难以比较的层面；即使忽略江南和英格兰不具可比性的层面，江南与英格兰的比较又何以能够等同于中国与欧洲的比较呢？所以，以“相当”为标准选取比较单位，很容易遭遇尴尬，因为任何两个比较对象不论“相当”程度再高，也总有不那么“相当”的地方。而且“相当”本身就暗含着一种主观的比较，一人眼中的“相当”未必是众人眼中的“相当”，而且那些不那么“相当”但又具有某些可比性的比较对象又怎样处理呢？那么为什么不反其道而行之，承认比较对象的某种特质是不相当的，比较这种不相当给双方带来了什么。基于这样的思路，《大分流之外》的两位作者将“政权规模”引入了比较视野。以这个概念为统摄，中国就既可以与欧洲进行比较，也可以与欧洲的具体国家进行比较。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通过透过政权规模来探讨政治经济进程，并不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做法，因为我们太习惯于一个如此规模的国家。然而欧美研究者却更能直观地感受到欧洲和中国政权规模的差异，以及政权规模和政治经济的关系。早在上个世纪中期，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就从空间的维度探讨中国的市场与社会，《大分流》也特别强调空间（海外殖民地）对于欧洲近代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性，而彭慕兰将要完成的著作，就是专门探讨“中国为什么那么大”。《大分流之外》对“政权规模”的分析就明显带有施坚雅和彭慕兰的影子，但论述的框架更大，处理的问题也更多。两位作者认为，政权规模的差异造成了中国和欧洲家庭结构、市场规模、商业制度、战争频率、制造业布局、资本供应、金融制度、国家财政、治理方式各个方面的差异。这样一来，就用一个比较项穿起了全书所有的比较项，而且因为不必以“相当”作为比较的前提，研究者也可以更加放开手脚进行比较，这可以说是本书历史比较手法的匠心独运之处。

第四，加州学派的再出发。

　　十年前，笔者曾撰文讨论加州学派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当时就深刻地感觉到，所谓“加州学派”其实并不是一个高度一致、刻意维系的学术群体。其成员虽然研究领域相互交叉、研究旨趣比较接近，但是在著述风格、研究方法、具体观点、研究侧重点等方面又有着或隐或显的差异。所以越想对这个学派下个定论，就越觉得难以落笔。

《大分流之外》的出版，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这本书中的许多观点和研究方法，其实都推翻了学界此前对加州学派的印象。比如有研究者认为：加州学派主张“西方的兴起，外部和偶发的因素（或）经济/人口机制比宏观结构条件更为重要”，“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只是意外结果”。而本书其实就是要告诉读者：欧洲的兴起和中欧的经济分流，绝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而是两个政治经济系统数百年运行的结果。彭慕兰在《大分流》中强调：“欧洲并没有什么内生的优势”，而《大分流之外》的两位作者则是想要说明：尽管欧洲没有内生的优势，但是中欧的经济、社会却有内生的差异。而且这些差异被放置在两个复杂运行的系统之中，其结果有时并非人所能掌控或预知；笔者曾经对加州学派聚焦于“因素”的历史比较提出质疑，认为：

一个运作的经济社会机制绝不会是各种因素的简单叠加，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此消彼长，往往也会使经济社会的运作产生很大的变异。而目前加州学派的许多论著就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然而在本书中笔者看到，自己十年前的担忧终于成为多余。两位作者已经把所有的比较和观察，都放到了一个动态关联的政治、经济系统之中，还引入了一条“政权规模”的暗线，巧妙地收束住所有的单项比较。尽管本书中所展现的政治、经济系统还并不完整，但一种全局化、结构化的研究取向已经十分清晰；笔者还曾认为：加州学派的多数研究将15-19世纪单独剥离出来，使人难以看到前近代种种经济社会征象的来处和归宿。但是本书的作者坦率地表明，这项研究的终极意义就在于追溯历史、了解今天、照见未来。虽然仅就这本书而言，在“现在”和“未来”这两个面向上还显得浅尝辄止，但从作者后续的思考和学界对这一转变的敏锐感知来看，未来应是可期的。

　　总而言之，这本书是一本需要读者“深潜”于其中，展开阅读和思考的书。只有这样才能够体会作者波澜不惊的文句之下的苦心孤诣和自我扬弃，正如业师李伯重所说，这本书是“从加州学派的初衷出发，而追求一个更高的目标”。

　　在《大分流之外》中译本正式出版的五个月之中，对于本书的批评已陆续见诸媒体。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

　　1、不同意“财政体制引发大分流”“战争引起中欧制造业分布差异、制造业差异引起大分流”的观点；

　　2、认为书中的比较可以更加精细化，充分关照欧洲和中国内部的区域差异，更加明晰地选取和界定比较项；

　　3、认为书中涉及到中国近代的复杂层面，论述浅尝辄止；

　　4、认为本书缺乏对一手资料的研究，致使历史信息和经济数据都不够坚实。

　　笔者认为：第1项批评，其实是对本书的误解。本书作者最反对的就是用“因素”（不管是一个还是多个）来解释大分流，而且全书的主旨就是要构建一套超越“因素论”的历史解析思路。这一点在前文中已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言；第2、3项批评的确点出了本书存在的问题，但是第2项批评其实是一个完美化的要求，任何历史比较都会遇到比较单位的划定、比较项的选取、精细地描述比较对象、恰如其分地衡量比较对象等问题。作者在写作的时候要谋篇布局、安排每个问题的叙述分寸，还要受到篇幅和自身知识结构的限制，所以在进行比较的时候，很难做到无懈可击。客观地说，为了呈现一个更具整合力、洞察力的历史比较，本书作者已做了很大的努力；第3项批评是本书未来可以延展的层面，也是本书作者正在倾注心力探索的问题，所以目前下结论还为时过早；而第4点批评则命中了本书的要害，所以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笔者常常被一些突如其来，却又显得十分确定的关于中国历史的结论所震惊，如：

　　明清的统治者一方面改善了贸易环境以增加财政收入，一方面也督促地方官府根据儒家的统治理念提供旨在保境安民的公共服务。（第23页）

　　（中国）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的工业产值增长，大多是在没有正式司法审判制度和契约制度的情况下实现的。（第100页）

　　在公元1000年至公元1800年期间，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从事经济活动（包括制造业生产）并不一定需要一道起着防卫作用的城墙。（第121页）

　　（中国）某些地区或某些省份遭遇内乱、天灾以及其他难以预料的突发情况，但只要这些危机是地方性的而不是全国性的，借贷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帝国的官员可以比较容易地从比较富庶、稳定的省份调取资源，以协济动荡、饥馑的省份。（第175页）

　　在帝制时期的中国，公共产品的供给却更加充足，而且大部分的经费都来自国家财政。不仅如此，这些开支项目还必须让民众可以承受，又可以接受。(第187页)

　　上述引文中涉及到太多的问题和相关研究，并非这篇小文能够理清，但是作为一名中国古代史研究者，我本能地怀疑这种抽象、绝对且未经论证的表述。在本书的“参考文献”部分，与中国相关的几乎全部是二手研究论著。这就使得本书关于中国的论述，存在着很大的商榷空间。尽管有学者认为，像《大分流》这一类的著作并不是实证研究作品，而是将许多二手研究放在作者设计的框架下进行讨论。但即便如此，既有研究成果的广泛搜集和比对、基本史实和数据的谨慎考证还是必不可少的。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另一本书，就是由荷兰经济史学家皮尔.弗里斯（Peer Vries）所著的《国家、经济与大分流：17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和中国》。这本书与《大分流之外》有诸多相似之处：都聚焦于大分流现象，都致力于中欧历史比较，探讨相似的政治经济问题，作者都是主要依靠英文研究论著进行写作的汉学家，就连其中译本也几乎是同时面世。但是本书所呈现的中国历史和对大分流问题的解析，却与《大分流之外》迥然不同。在这本书的“导言”部分，皮尔.弗里斯宣称，该书的写作“利用了我所读过的所有文献”和“在实证方面力图精确”那么，这两本书的差异是否与作者处理数据和历史细节的具体做法有关呢？读者不妨将两本书参照阅读，一探究竟。

　　接下来，谈一谈本书的翻译问题。许多中文学界的读者是通过中译本阅读和了解《大分流之外》这本书，并不同程度地将中译本等同于原著。但是作为本书的译者，笔者最想提醒读者的是：译本其实只是理解原著的一个“拐杖”，如想真正意义上理解这本书，必须要将译本和原著参照阅读，或者至少要清楚译本和原著之间的差异存在于何处。

　　关于译者与作者的关系，历来有许多不同的看法。解构主义认为，文本一经翻译，便意味着“译者的诞生和原作者的死亡”。但也有翻译理论将译者比作奴隶，认为“奴隶只能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给葡萄追肥整枝，然而酿出的酒却是主人的”。在翻译的过程中，笔者也常常在这两种取向之间烦恼纠结。因为在本书的作者、译者和校者之间，有很多东西并不是共享的。本书的两位作者兼具历史学和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结构，惯用语法结构复杂、体现缜密逻辑思维的长句子，善用概念，但语言面貎稍显晦涩；本书的校译者张萌，兼具经济学和历史学的知识背景，特别讲究语言的简洁、准确，非常熟悉两位作者的观点，但同样不太擅长语言的修饰；笔者的知识结构以历史学为主，更加注重语言的生动可读和照顾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但却对社会科学的概念和表达方式有些隔膜。以下面这句话的翻译为例：

　　原文：We will argue that political factors made it increasingly likely that parts of Europe, rather than any parts of China, would make the transition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 by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irrespective of their relations to the New World or the location of their coal deposits.

　　译文一稿：而我们试图证明的是：在十八世纪末期以前，真正使欧洲与中国分道扬镳走上近代经济成长之路的，既不是与其声息相通的新大陆，也不是便捷可取的煤炭资源，而是一些政治性的因素。

　　校译稿：而我们将试图证明，是政治性的因素决定了到十八世纪晚期近代式的经济增长更有可能发生在欧洲的某些地方而不是中国的任何地方，而这些因素与新大陆或者煤炭资源的分布鲜有关系。

　　定稿：而我们试图证明的是：在十八世纪末期以前，是一些政治性的因素使得近代经济增长更有可能发生在欧洲的一些地方，而不是中国的任何地方，这些因素与新大陆和煤炭资源的分布鲜有关系。

　　从这句话的修改过程可以看出：笔者的第一次译稿将长句子拆成了更适合中文读者阅读的短句子，虽然理解了原著的意思，但修饰太多。张萌的译稿更加准确，忠实于原著的语言风格，但读起来并不顺畅。在最后的定稿中，我们都接纳了对方的一些主张。由此可见，要既精准还原原著，又恰到好处地促成作者和读者的沟通，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邱澎生老师曾经告诫我：读译著时，如果遇到语言不通顺、意义不清晰的地方，一定要查找原著进行核对，因为这意味着译者可能没有很好地理解原文。但是我想要告诫读者的是：在《大分流之外》的中译本中，如果遇到语义特别通顺，特别符合中文读者阅读习惯的地方，可能也需要查找原文进行核对。因为这可能意味着译者没能恰当地“隐藏”自己，做了过多的润色。另外，社会科学概念和模型构建也是译者的短板，尽管译文中的相关部分，校者和译者一起做了多次核查，但恐怕仍有错误和疏漏，请读者阅读时小心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