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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06-17

童杰 | 郑舜功生平大要与《日本一鉴》的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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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郑舜功的《日本一鉴》是研究明代倭寇及中日关系的重要史料,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但历史上《日本一鉴》的流传不仅十分有限,而且迄今尚无学者对全书予以点校整理,相关的研究文论亦寥寥可数。作者从郑舜功的自叙中发现,郑氏的出使日本与受害下狱,是该书成书的两大缘由,故作者以此二事的考订为基础,进而论述《日本一鉴》的成书。作者认为郑舜功对于治平倭乱有着非常高的期许与自信,无奈身陷媢嫉,志业难酬,遂以张骞出使西域为自况,撰《日本一鉴》著录当年出使日本的业绩,抒发胸怀,等待知者,以求公议。但该书撰成之后郑舜功似乎未曾寻求官方的支持,交付刊刻,或为该书流传不广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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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童杰,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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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243-247页。

 

摘要:倭寇现象贯穿整个明代,与之相伴,明代产生了数量众多的御倭著述,《日本一鉴》是其中很特出的一部。该书作者郑舜功曾两赴日本考察,书中众多的内容皆融合了作者亲身的经历与见闻,其关于日本的记载与倭寇的考述,极具研究价值。《日本一鉴》撰著的原由同作者坎坷的人生经历紧密相关。嘉靖时期倭寇肆虐东南沿海,为了应对危局,明朝廷推行了广开言路的政策,在此背景下,郑舜功以布衣的身份进京建言,由此获得兵部的举荐,为浙、直、闽诸省军务总督杨宜所辟用,授命出使日本。郑舜功回国后却受到了续任总督胡宗宪的迫害,被执下狱,后来虽得平反,但有慨于抱负未展,遂以张骞出使西域为自况,撰著《日本一鉴》以记录当年出使日本的业绩,以待知者。

 

关键词:郑舜功;《日本一鉴》;倭寇;胡宗宪;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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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舜功的《日本一鉴》是研究明代倭寇及中日关系的重要史料,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全书凡十六卷,由三部分组成,其中《穷河话海》九卷,为全书的重心,内容涉及明嘉靖以前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语言、地理、气候乃至民俗宗教等;《绝岛新编》四卷,记叙日本的地理情况,并附有多种日本地图;《桴海图经》三卷,主要记录郑舜功当年出使日本的随行见闻。由于此书还涉及到古代中国对钓鱼岛的管辖问题,所以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学界内外的重视。历史上《日本一鉴》的流传十分有限,明清各类书目文献对之皆无著录。民国时期,王庸《明代海防图籍录》与吴玉年《明代倭寇史籍志目》,收录筹海御倭类文献不下 150 种,却都没有著录《日本一鉴》。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现在,迄今尚无学者对全书予以点校整理,仅有台湾学者郑樑生依据民国二十八年据旧抄本影印本,点校了和倭寇问题相关的《穷河话海》卷六至卷九共四卷的内容,当前相关的研究文论亦寥寥可数,学界对于《日本一鉴》成书由来、编撰体例、思想等内容的发掘尚十分薄弱。据郑舜功自叙:


日本之区悬绝沧海,自汉以来常通中国,魏晋隋唐亦常遣使,未究其□。北胡闰位虽屡使人,遭夷中沮,不得要领,辄恃兵卒致海患。逮今圣朝入贡出使,乃得要领,海患寝息百数十年矣。自岁庚戌以来,奸宄祸乱,荼毒东南。功思旧章,冒干天听,荷蒙圣明,遣使海外,奉宣文德,化道裔夷,得其要领,期致治安。归罹媢嫉,卒致偾事。愤思张骞出自草茅,非奉使命终老无闻。功亦草茅,时际圣明,奉使化外,功将垂成,不罹媢嫉,然东海荡平矣,而功岂下张骞耶!蠢尔海寇十有余年,汛动风生,徒报燋烂,奚为长治久安之道哉!孤愤不已,遂以见闻类编成集,目约《穷 河话海》,及凡古今驭夷之事,知则悉载。上陈天览,下匡时政,庶见草茅奉□□□□……。


由此可见,郑氏的使日与受害下狱,是成书的两大缘由。笔者将以此二事的考订为基础,进而论述《日本一鉴》的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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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使日本



倭寇现象贯穿明代,在嘉靖以前,倭寇的行动均系海盗式的劫掠。嘉靖中期以后,由于中国的海盗与倭寇合流,此前的“倭患”演变成了“倭乱”,据《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一年(1552)条载:


漳、泉海贼,勾引倭奴万余人,驾船千余艘,自浙江舟山、象山等处登岸,流劫台、温、宁、绍间,攻陷城寨,杀虏居民无数。


结合《明史·日本传》所记:


海中巨盗,遂袭倭服饰、旗号,竞分艘掠内地,无不大利,故倭患日剧。于是廷议复设巡抚。三十一年(1552)七月,以佥都御史王忬任之,而势已不可扑灭……三十二年三月,汪直勾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破昌国卫。


由上述史料可知,嘉靖三十一年(1552)大规模的倭寇首先在浙东沿海府县劫掠,到了嘉靖三十二年倭寇开始深入到浙西抢掠,并蔓延到江苏南、北,沿海数千里同时告警。为此,明朝廷相继委派张经、周珫、杨宜三任总督,全权负责剿倭,但倭乱没有得到控制。面对危局,明朝廷推行了广开言路的政策,允许朝野各界人士建言献策。明朝兵部还就此发出了告示:“一应人等,但有御侮平倭长策者,俱许具开揭帖,不时赴部,以备采择”。

明代理学繁盛,广开言路的政策推行后,士人用世热情高涨,倭寇相关的奏议、策论乃至布衣言论充斥朝野,这些言论之外,更有谈兵入幕之士或赴阙陈言之士。《日本一鉴》的作者郑舜功就曾以布衣身份进京建言,据其自称:


于岁乙卯(嘉靖三十四年,1555),赴阙陈言,荷蒙圣明不以愚昧罪功,特下兵部咨送总督军门,文移浙江司道议。功使往日本国,采访夷情,随机开谕,归报施行等因。


由于获得兵部的举荐,郑舜功为直隶、浙、闽诸省军务总督杨宜所辟用,并受遣出使宣谕日本。其后郑舜功招募从事沈孟纲、胡富宁等,歃血为盟,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五月从广东出港,经由钓鱼岛附近,顺琉球沿岸海域北上。本打算直抵京都,可是遭遇暴风雨袭击,最后于当年七月漂至日本九州丰后。随后,郑舜功与丰后大名大友义镇取得了联系,其交涉的结果如下:


丙辰(1555)汛月,舟至日本丰后国,自以大明国客之名,随谕西海修理大夫源义镇,禁戢所部六国地方,其余列国,止可移书,由其禁否。功按:大体必先晓谕日本国王,乃得编行通国,协一禁止……渐次晓谕修理大夫源义镇与国臣鉴、续长、生鉴、增鉴、治亲、守鉴、速鉴、直国、僧清梁等,议欲遣人附舟报使,请奉国典,还国一体遵照施行,以顺天朝之意,此其先知向化之心也。功以白手空谈,仰伏圣德,用竭愚忠,获其听信,自谓一奇。遂不顾非时之险,与报使清授俱来,遴流溯风,延廻大小琉球国,凡四十昼夜,万死一生,乃克至广,归报军门,奏闻区处,庶使东南之夷早定,边鄙之民早安,南顾之怀早舒。


郑舜功具体何时为总督杨宜所辟用,现已不可考。但杨宜的任期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六月至三十五年 (1556)二月间,可见,郑舜功受命宣谕日本至迟为嘉靖三十五年二月,可郑舜功至嘉靖三十五年(1556)五月方才从广东出发,原因如其自序“功前奉使日本时,浙、直、福皆有贼,故取道广”,因为途中遭遇暴风雨,所以延至该年七月漂流到日本九州丰后。据《日本一鉴·绝岛新编》载“馆彼六月,咨其风俗,询其地位,得闻其书”。可知郑舜功在日本呆了半年,而郑舜功与日僧清授回国旅程亦颇不顺畅,途中经过琉球,前后花去四十天,待到达广东最早也在嘉靖三十六年三月以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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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害下狱



早在嘉靖三十五年二月,杨宜的军务总督之职已由胡宗宪接任,而胡氏在嘉靖三十四年任浙江巡抚期间,也曾派遣蒋洲与陈可愿二人赴日宣谕,个中原委如《蒋陈二生传》载:


蒋生名洲,字信之,陈生名可愿,字敬修,皆鄞人也……今天子二十九年(1550),倭寇,东南骚动,军连摧败,创罢日甚,公私益累岁不得休息,重臣往往得罪。首倭而作之乱者,徽人王直也……掳萨摩州三十六岛夷属之……中国视王直者,居然敌国比,竟又不可奈何。先是言官奏请悬立赏格,曰:有能生获王直者,获万金封伯;又能使海致王直降者,予世袭 指挥佥事。于时,都御史胡宗宪,又请得上命。命有日,人难之,莫敢行者。则蒋生请行,又荐陈生行也。


另据黄宗羲《南雷文定》载:


胡梅林开府浙直,历访奇士,而宗信之里人都督万鹿园表,留心人物,谓梅林曰:里有蒋生者,纵横之士也,梅林遂介鹿园置之幕府。宗信曰……自王直航海,遂有东南之祸……直之母妻与子,尽在我地,彼虽作贼,骨肉刺心。公如开丹青之信,未有不就戎索者。梅林曰:此名计也,请于朝,授宗信提举,以陈可愿为副,复赦海上亡命十余人,使之向导。直之子澄,亦啮血致书于父……乙卯九月,开洋至小衢山,七日抵五岛……直至,殊作意气。宗信谕之曰:君即不念祖宗坟墓,独不为老母妻子计乎?国家方急东方,诚以此时罢遣冲鲸,网络波臣,此万世刻石之功也,兼官重绂,舍君谁适……直感其至言苦意,遂与同食递衣,言无不尽,偕返松浦。


胡宗宪在杭州开设幕府,招揽人才,都督万表推荐乡人蒋洲,为其所用。蒋洲入幕后,分析时局,认为东南倭寇之患的关键人物是王直,其家人尚留在国内,可以此作饵,胡宗宪采纳其建议,并获得朝廷批准,派遣蒋、陈二人前往日本劝说王直归降。蒋、陈二人至五岛,起初王直姿态倨傲,蒋陈展开游说,强调总督胡宗宪与其为同乡,且已将其母亲、妻子从狱 中救出,优待照顾,劝其归降立功,胡宗宪允诺予以照应,让明朝廷赦免其过往罪行,并开市通贡。在亲情的触动下,王直态度大为缓和。谨慎起见,王直以倭寇归属于各名主需要逐个宣谕为理由,留下了蒋洲。遣其养子毛海峰、叶宗满、王汝贤等,随陈可愿回宁波,以探明朝廷之真意。陈可愿一行于嘉靖三十五年四月回国,胡宗宪知悉后,即上疏云:


州等奉命出疆,法当径抵日本,宣谕其王为正。今偶遇海峰等于五岛地方,即为所说阻而旋,就中隐情,未可逆睹。以臣臆度,大约有二:或惧传谕国王,于若辈不便,设难邀阻;或有怀恋故土,拟乘此机会,立功自归。乞令本兵议其制驭所宜,俾臣等奉以从事。


胡宗宪这份奏疏,读来令人费解,蒋洲与陈可愿系由其本人批准出使日本的,这时陈可愿带来毛海峰等人,回告王直有归降之意,蒋洲继续留日宣谕各藩倭寇。应当说,宣谕工作颇有斩获,同时下一步行动也有了眉目。可胡宗宪在奏疏中奏称蒋洲等人宣谕工作不利,并强调应当以宣谕日本国王为重。事实上,明朝方面早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之时已经认识到 王直为“东南祸本”,扑灭倭寇的关键在于剿平王直。而蒋洲出使前亦已作过类似的分析,胡宗宪也是采纳了蒋洲的意见才派遣他们的。那么胡宗宪何以如此奏对呢?

笔者以为,当时胡宗宪对于陈可愿回报王直有归降意图这件事相当疑虑。第一,王直是否真心归降不好把握;第二,即便王直真心归降,那么其答应王直多为关照,赦免过往罪行,开市通贡,这些事情又如何措置。在胡宗宪接任之前的三年中明朝廷已连续更换了三任总督,稍有不慎,非但权爵不保,亦有丢命之虞。为了避免这些麻烦,精于权术的胡宗宪绕开问题的关键,以退为进,奏称蒋洲、陈可愿宣谕工作不力,夹杂私心,强调宣谕日本国王是平息倭寇的关键,最后希望朝廷给予指示。这样就把问题完全抛给了明朝廷,结果礼部回复:


东南自有倭患以来,有言悉帆海奸商王直、毛海峰等,以近年海禁大严,谋利不遂,故勾引岛夷为寇者;有言彼国荒,米贵,各岛小夷迫于饥窘,乃纠众掠食,国王不知者。用兵数岁,捕获亦多,招报参差,茫无可据。故昨岁礼部从抚臣之请,遣使侦之。今使者未及见王,乃为王直等所说而还。其云禁谕各夷不来入犯,似乎难保。且直本我编民,既称效顺立功,自当释兵归正。乃绝不言及,而第求开市通贡,隐若夷酋然,此其奸未易量也。宜令宗宪等,振扬威武,严加堤备,仍移文晓谕直等,俾剿除舟山等处賊巢,以明诚信。果海壖清荡,朝廷自有非常恩赉。其互市通贡,故俟蒋洲回日,夷情保无他变,然后议之。


这份回复,直抵问题核心,篇首就指出“东南自倭患以来,有言悉帆海奸商王直、毛海峰等,以近年海禁大严,谋利不遂,故勾引岛夷为寇者”,另外,指示胡宗宪与王直交涉,探明其诚意。后续事宜,等蒋洲返回再做定夺。嘉靖三十六年七月,蒋洲回国,其在日本宣谕的经过及返回后的遭遇颇为曲折:


直与宗信同行宣谕……十二月,天文王下教所部周昉、长门等一十二岛,遍行禁约……丁巳四月宗信同王直发松浦,海舶数十只,贡使四百人,流寓六百人,锭定海关。七月,宗信及贡使僧德阳先入,而直舰为飓风飘堕朝鲜,不得偕来。宗信在日本三年,诸帅疑其掌握之内,价盈兼金,从之索贿,不应。分宜亦望有海外奇货,宗信无以自通,乃因王直之不至, 谓其空言无实事。巡按周斯顺劾奏,遂下宗信于狱。九月,直始叩阙,先遣王滶入见曰:吾等奉命而来,宜有使者迎劳道路,今行李不通,而戈鋋戒严,公得无诳我乎?梅林曰:国法宜尔,毋我虞也,与之设誓甚苦,直终不信,曰:果尔,可遣滶出。梅林立遣之,复以指挥夏正为质。直于是使毛烈、王滶守舟,而身入见,顿首言死罪,且陈与宗信驰驱出百死……梅林多方慰劳,权寄狱中。梅林与直同乡,宗信出使,本许其互市授官,及直至,流言梅林受赂数十万,为之贷死,朝议哄然。科臣徐浦复劾宗宪滥课军需,阴纵蒋洲勾引东倭。梅林大惧,因尽易曲贷王直之疏,谓以诱直为秘计,直罪在不赦,且谓宗信曰:吾方不自保,何能叙君功,不忘息攘,酬君谓俟他日。遂疏云:蒋洲宣谕日本,已历三年,所宣谕者,止及丰后、山口。丰后虽贡方物,而无印信勘合,山口虽有金印回文,而无国王名称,是洲不谙国体。计其擒直,合应功罪相准。有诏诛直,王滶、毛烈遂杀夏正,据舟山,征之逾年方解。宗信出狱,茫然自伤。


蒋洲与大友义镇的使者德阳,七月先期到达,王直一行因为遭遇飓风,漂流至朝鲜,至九月才抵达。在此期间,相关官员认为蒋洲从海外归来,应当赚取颇丰,因此向其索贿,蒋洲无以自通,索贿官员以王直未至为把柄,咬定蒋洲诳骗,经言官弹劾,蒋洲被执下狱。其后,王直抵达,同胡宗宪见面后陈诉其与蒋洲宣谕日本诸蕃的经过。胡宗宪将王直扣押后,本打算为其说情宽宥,但当时舆论认为王直罪大恶极,法不容贷。胡宗宪犹豫不定,迟迟没有措施,结果就有流言传说他从王直那里收受金银数十万。为了自保,胡宗宪将原来准备上呈奏疏中为王直说情部分内容全部删去,同时强调之前他与王直过从甚密是为了诱其入毂,其罪行不容宽贷。蒋洲出使前,胡宗宪曾授权他,只要王直归降,就允许开市通贡,并授予王直官爵。若这时候胡宗宪为蒋洲辩护,就等于承认其确有招降王直的想法,这样难以洗清受贿的流言。因此,胡宗宪在之后的奏疏中讲:


洲等奉使宣谕日本,已历二年,乃所宣谕止及丰后、山口。丰后虽有进贡使物,而实无印信勘合、山口虽有金印回文,而又非国王名称。是洲不谙国体,罪无所逭。但义长等,既以进贡为名,又送还被掳人口,真有畏罪乞恩之义。宜量犒其使,以礼遣回,令其传谕义镇、义长、转谕日本国王,将昌乱各倭,立法钤制,勾引内寇,一并缚献,始见忠款,方许请贡。


胡宗宪奏折中略去蒋洲等曾经招降王直的经过,再次强调出使工作以宣谕日本国王为首要任务,在此前提下,由于蒋洲等人未曾见到日本国王,即可认定出使工作毫无成效,并以“丰后虽有进贡使物,而实无印信勘合、山口虽有金印回文,而又非国王名称。是洲不谙国体,罪无所逭”为说辞,罗织罪名。

如前文推断,郑舜功回到广东的时间在嘉靖三十六年三月之后,胡宗宪的督署在浙江,郑舜功见到胡宗宪自然在数月之后。据《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六年八月辛已朔甲辰条记载:“前总督扬直所遣郑舜功,出海哨探夷情者,亦行至丰后。丰后岛僧清授附舟前来谢罪,言:前后侵犯,皆中国奸商潜引小岛夷众,义镇等初不知也。”可见,郑舜功见到胡宗宪还在蒋洲回国之后,而郑舜功同样没有见到日本国王,宣谕的地方也是丰后。胡宗宪既然以此罗织罪名将蒋洲下狱,郑舜功自难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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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愤而著书



郑舜功本是抱着舒张才志、建功立业的理想往赴浙江的,但其后的经历远非所料。

郑舜功愤慨于“军门(胡宗宪)非惟不用功谋,而更陷功于狱”,殊不知自己只因“连坐”的缘故而成为无辜受害者,为此郑舜功下狱长达七年。历经艰险,罹遭困厄,郑舜功心意惨淡,惟夙愿难伸,孤愤不已:


念昔效忠,痛罹媢嫉,弥缝岁久,难得要领,忠不能摅,乱不得已,故忧世者有悬断遥度之差,故贼寇也有东灭西生之患。患今不息,良由中国流逋之隐诱……夫驭东夷,奠安中国,而功自谓尽一之说也。草莽僭议,万罪何辞,抑仰皇上,勿究媢嫉匪人,既往之欺,庶不复乱,孤忠经国之大谟,如蒙明良察,功之言行,功之议,如夷狄不诚服,东南不太平者, 甘受误国之诛矣。


最终,在赵文华、胡宗宪相继倒台后,郑舜功方得平反,个中详情如其所述:


前此事情,功于丁已、己末岁三次奏闻,痛遭弥缝,今数年矣,而忠勇智谋之人,虽历抱火积薪之忧,盖以功与沈孟纲等为戒,无敢复言者,自匪人去位之后,诉蒙宪司哀怜释狱,赤心未灰,步走京师,上言兵部,以心迹蒙哀,朴忠津咨浙江军门收录之……盖忧世者不得其情,得其情者不得其位,得其位者不得其信。世人皆醉,何忍独醒?故将宣谕之旨,节略微情,俾救世者宣昭文德忠信,以明赏罚劝惩。不惟孤愤得伸,奇冤得白,荒夷得所,堂堂天朝奠安矣。大抵奉使而难任人,若非成仁取义之怀,视死如归之志者,不能绥远,必致误国。故《易》有云:开国承家, 小人勿用。甘难国家之难者,非怀忠信,不亦难乎!


郑舜功对于治平倭乱有着非常高的期许与自信,无奈身陷媢嫉,志业难酬,遂以张骞出使西域为自况,撰《日本一鉴》著录当年出使日本的业绩,抒发胸怀,等待知者,以求公议。由《日本一鉴》撰著的原委来看,对于作者郑舜功而言,真是非常不幸的人生遭遇。但正如司马迁《报任安书》所谓“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日本一鉴》这样一部煌煌巨制亦未尝不是因郑舜功之“意有所郁结”而产生。郑舜功以布衣身份完成《日本一鉴》后,似乎未曾寻求官方的支持,交付刊刻,或为该书流传不广的重要原因。

 

 



信息采集: 孙中奇

媒体编辑:刘书羽

文字编辑:肖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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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学忍堂史学

                       
最后编辑:
作者:马光(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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