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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06-28

明代白银货币化研究20年——学术历程的梳理

摘 要:回顾明代白银货币化研究的学术历程,沿着“白银货币化与中外变革”的学术理路,在大力发掘、整理利用中外一手资料基础上,从国家、市场、社会之间关系和中国与全球关系出发,以白银货币化过程切入,尝试进行全球化开端关键历史时期贯通中外变革的综合性研究。主要在五个方面展开:一是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市场起源;二是明代白银货币化过程从国计与民生两条线索的探讨;三是明代白银货币化与中国和世界的连接;四是明代白银货币化与一系列赋役改革;五是白银货币化与张居正财政改革。结论是在整体世界形成的前夜,白银货币化源自市场萌发,标志着古代中国从农业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引发了一系列国家制度变迁与整体社会多元变化,启动了中国传统国家与社会向近代国家与社会的转型。中国市场扩大发展与世界市场连接,直接推动了日本银矿大开发和间接推动了美洲银矿大开发,中国不是被动纳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而是主动走向了全球近代化的大合流,积极参与了全球化开端时期全球第一个经济体系的建构,为经济全球化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关键词:明代; 白银; 货币化; 货币经济; 市场经济; 全球化;

作者简介: 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资深学科带头人,北京,100732。;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明代中国白银货币化研究”(批准号:17FZS057)阶段性成果之一;

原刊: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9,(06),6-17

Research on Ming China’s Silver Monetization for 20 Years:Sorting out Academic Process

Wan Ming

Abstract:Review of the academic process of the silver monetization study in the Ming dynasty, along the academic path of “silver monetization and China and global reforms”, on the basis of exploring and making use of first-hand inform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e topic cut through the process of silver monetization, start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market, societ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trying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 key historical perio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t was mainly carried out in five aspects: the first was the origin of silver monetization from market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second was the discussion of the clues of silver monetiza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from the national finance and the people’s livelihood; the third was silver monetiza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the fourth was silver monetization and a series of tax-and-corvee reforms; the fifth was silver monetization and Zhang Juzheng’s fiscal reform. The conclusion is that on the eve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whole world, the silver monetization originated from the market germination, which triggered a series of changes in the state’s institutes and the overall social diversity, mark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China from agricultural economy to market economy, initiating China’s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state and society to modern state and social. The expansion of the Chinese market and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world market had direc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silver mines and indirec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silver mines in the Americas. China was not passively integrated into the globalization dominated by the West, but had taken the initiative to move toward the convergence of the global modernization process. Ming China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s first economic system during the beginning of globalization, and made a historic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globalization.

Keyword:Silver; Monetization; Monetary Economy; Market Economy; Globalization;

我提出“明代白银货币化”概念进行研究,至今已经20年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开展与深入,市场经济进程迅猛发展,总结历史上市场经济的经验教训也应该提上日程。明代中国白银货币化过程,是古代中国从农业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值得我们特别关注。源自市场的明代白银,改写了中国史,也改写了全球史。

回顾走过的学术历程,研究明代白银货币化的缘起是在1999年。那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重点课题“晚明社会变迁研究”正式立项,2000年申报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自立项起,我个人的研究专题已定为“明代白银货币化与中外变革”。2002年,课题以“优秀”结项后,因SARS而延迟,至2005年才出版。1从2001年在“香港大学建立九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首篇论文,2至今已发表相关论文约40篇。

中国经济何时又如何从传统转向近代,是经济史、也是中国古代史需要着力研究的中国独特的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问题。明代的特殊性就在于是古代中国大转折的时代,也是经济全球化开端的时代,从明代中外关系史出发,提出“明代白银货币化”概念,问题意识是突破旧的制度史框架,从货币经济视角来探讨中国走向近代化,走向世界的研究新路径,将研究融入全球史学术潮流,最终归结到经济全球化大合流问题。在2015年第22届历史科学大会主旨会议“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上,我发表“白银货币化:明朝中国与全球的互动”的报告,是多年研究的一个简略总结。3现研究仍在继续进行之中。

下面依序从五个方面大致梳理明代白银货币化研究的学术历程。

一、发现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起源:来自民间社会,来自市场

我的研究是从白银货币化的启动开始的。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观点,最早在2001年庆祝香港大学创校九十周年明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当时提交的论文题为《试论货币经济与明朝统治》,经修改后更名为《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最终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我的问题意识很明确:明初白银作为非法货币,不是国家货币制度的法定货币,是如何启动货币化过程的?

此文开篇即指出:明朝大规模行用白银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明代白银成为主要货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以至于我们将晚明称为中国的白银时代也不为过。但是翻开《大明会典》,发现明代典章制度的记载中,惟见“钞法”和“钱法”,不见“银法”。这说明白银不是明朝的法定货币,也就没有制度可言。由此可见,明初禁用金银交易,白银不是国家的合法货币,它经历了从非法到合法,并普及于全社会的货币化过程。白银作为货币,自古已然,然而白银在明朝的货币化过程,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特的不同寻常的现象。那么,白银是如何在明朝货币化,又是怎样形成实际主币地位,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是一个十分值得探讨的问题,而这也是以往研究中一个比较容易忽略,有必要专门加以研究的问题。此文沿着傅衣凌以第一手土地买卖契约文书入手探讨通货演变的路径,4经过对明初洪武二年(1369)至成化二十三年(1487)的119年间427件徽州地区土地买卖交易契约文书的统计分析,获得了明代白银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的宝贵信息。大量一手土地买卖契约文书证明,白银货币化自民间开始,经历了自下而上的发展历程,到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以后,为官方所认可,自上而下地展开。沿着民间与官方的两条线索进行论证考察,可以认为民间社会存在一种自下而上的白银货币化趋势,作为明初法定货币的宝钞最强劲对立物的白银,最终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逐渐占据了主币的地位。

此文亦提出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进程,是由自下而上转而为自上而下全面铺开的,其间最显著的转折点不在正统初年,而在成、弘以后;并对《明史·食货志》中正统初年“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的记载提出了质疑。更重要的是,此文揭示了白银货币化起自民间,是市场发展促动的结果,而不是国家法令推行的结果;这种白银货币化的趋势,正是明代社会经济发展内在动力的客观体现,是市场经济萌发的过程。由此明确提出白银货币化是源自市场。

二、明代白银货币化过程:国计与民生两条线索的探讨

探讨明代白银货币化过程,关于明代白银如何形成完全货币形态的过程,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2003年我发表长达4万多字的论文《明代白银货币化与制度变迁》,5对于中外学界研究明代白银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学术史回顾,提出“迄今为止,学术界缺乏对明代白银货币化过程的专门研究,而这无疑影响了对明代货币经济发展达到何种水平的认识及其作用的评估,更影响到对明代社会发展的整体评价。有鉴于此,本文着意于白银货币化如何自下而上而又自上而下的极大影响了明朝制度层面,促使发生了制度变迁,出现历史事实上的‘银法’的动态过程”。我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白银从贵重商品,最终走向了完全的货币形态,是在明朝时期。因此,研究明朝白银本身,已经构成了货币史上的重大意义。然而,其意义却又绝不仅此而已。长期以来,晚明社会出现的令人瞩目变化,引起了中外学术界广泛关注,对此变化,中国学者一般认为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或称中国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研究则主要是从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发展方面加以论证和解释。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于以往形成的“规范”认识,不少学者进行了深层反思和质疑,因此,在切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上,研究范式的转换势在必行。我认为资本主义萌芽论和商品经济发展论使学术界长期没有足够注意到货币经济发展的存在,很少留意白银在明代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更极少注意到白银货币化的重大影响。对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考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试图以此作为一个全新的视角,进行实证研究,从中归纳认识,具体探讨和重新诠释明代社会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

在“晚明社会变迁”课题的研究中,我尝试从国计与民生两条线索,探讨来自市场的白银货币化自下而上与国家自上而下合流的全面铺开过程。来自民间的白银作为货币,如何被官方认可?自下而上的白银货币化趋势何时发生了自上而下的展开?国家推行的通货目标与民间货币发展趋势是完全不同的,二者在什么时候开始调和?这里有一个交界点的问题。依据官方与民间文献记载揭示的大量事实,明朝成、弘以后,白银货币化自上而下全面铺开,带来社会经济货币化过程的急速发展,无论是从国家财政上,还是从社会各阶层人们日常生活上,即从国计与民生的两条线索来考察,这条轨迹都是清晰可见的。

在国计方面,白银货币化与一系列制度变迁并行。我具体列举了国家财政收入货币化的大量事实,包括田赋货币化、徭役货币化、盐课货币化、茶课货币化、关税货币化等;还有国家财政支出货币化的大量事实,包括皇室方面、官俸方面、军费方面、政府开支等,并专门探讨了国家财政与白银货币化的空间分布关系,还提出了一个应该澄清的问题,就是自成化、弘治以后白银货币化趋势已经深刻影响了明朝财政和税收的货币化,引发了明朝一系列制度变化,晚明赋役归一,惟征白银,但是直至明末,赋税仍称“钱粮”,这种名实不符的现象为研究设置了障碍,亟待澄清。

在民生方面,白银货币化与社会变迁同步。我认为货币化即货币经济化的进程,但是绝不是说仅仅发生的是经济变革,以商品货币为引擎,以市场为推动力,整个社会形成了连锁反应,是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社会嬗变,也即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提出正如马克思所说:“货币不是东西,是一种社会关系”。6随着贵金属白银成为社会上流通的主币,白银货币体系将社会各阶层无一例外地全部包容了进去,货币化带给晚明社会的是社会关系的变化,包括生产和交换关系的变化。明初形成的旧的社会等级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和整合,推动了人们的社会关系从对人的依附关系向对物的依赖关系,也就是经济关系转变。我的考察是从影响方面展开的:一是白银将社会各阶层卷入市场之中,二是白银货币化与新的经济成分增长,三是社会各阶层的商业性行为,四是引起社会价值观的巨大变迁。提出了最为重要的是专业的商人群体——商帮的兴起。著名的徽、晋、闽、粤等商帮,都是在15世纪下半叶至16世纪这一历史阶段形成和发展起来的。7这说明资本的积累过程与白银货币化进程是相互吻合的。货币化使商业性行为扩散到全社会,普遍出现在社会各阶层。在全社会上下对白银的追求中,商品货币流通加速进行,从乡村集市——城镇市场——区域市场到全国市场,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大发展。8在白银货币化过程中,王朝显然是被削弱而不是被强化了,9王朝拥有的资源更多地让位给市场,国家作用则更多地让位给社会,市场经济新的契机在此时出现。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来看,经济繁荣与政治衰败是成正比的,政治迟早要随时代变化,市场经济的萌发,本身就意味着王朝统治的危机。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导致旧的统治走向衰亡,这是一条历史规律。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忽略一个基本事实,白银货币的扩展,不仅改变了旧的社会生活,而且改变了人们旧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更改变了人们旧的思想价值观念。白银货币化,官可以买得,学可以进得,僧道可以当得,徭役可以代得,有了罪过,也可以通过纳银,即纳赃赎银化得。银子强有力的实用价值远远超出了陈腐的本末说教,社会风尚焉得不大改?!社会秩序焉得不大变?!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社会行为,社会心理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对财富的观念转移,从对白银千方百计赤裸裸的追求上表现无遗。嘉靖年间,整个社会已经呈现出“不以分制,以财制”的时代特色,旧的等级制分解,充分说明了晚明中国社会正沿着从传统向近代发展的路径前行,处于社会转型之中。

美国学者珀金斯曾认为:“一般说来,同农业最密切相关的制度,自十四世纪以来并未发生显著的演变。另一方面,人们也不是真正需要去改革这些制度。”10这无疑是聚焦于农业生产力得出的结论;然而,从白银货币化的角度考察,就会发现与此相反的历史事实,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制度不仅发生了显著演变,而且一切正是根据当时人的需求而改变的,因此变迁有着社会基础。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考察证明,中国社会转型,近代开启,在多层面的深刻变迁上表现了出来,具体表现在六个层面上:一是货币形态层面,从贱金属铜钱向贵金属白银的货币形态转变;二是赋役制度层面,从实物和力役向货币税的税收制度转变;三是经济结构层面,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结构转变;四是社会关系层面,从人的依附关系向物的关系转变;五是价值观念层面,从重农抑商到工商皆本的观念转变;六是社会结构层面,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由此,我提出白银货币化过程,是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的过程,也是中国市场经济萌发的过程,具有划时代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意义。

三、白银货币化与中国和世界的连接

我认为中国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不是以往认识的那样,是西方大航海东来开端的,而是中国白银货币化奠定,中国与世界的连接。2004年撰文以实证研究表明,中国以白银货币化为媒介,主动走向了世界。而中国走向近代,走向世界,是有社会内部强大驱动力的。沿着一条白银货币化—市场扩大发展—与世界连接的道路,中国以社会自身发展需求为依托,市场扩大发展到世界范围,与世界接轨,并深刻地影响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11

考察明前期的官方朝贡贸易,几乎没有白银的份额。白银货币在市场崛起并加速扩张,到成化年间出现一个关键点:民间文书已经证明在市场白银独占鳌头的情况下,丘浚在朝堂之上根据社会流通提出以银为上币的建议;明朝在郑和下西洋后府库中的海外物资枯竭,白银需求使得朝廷大规模在赋役方面改革折银—征银,也促使私人海外贸易蓬勃兴起。这些变化集中在成化时出现,应该说不是偶然的。至嘉靖初年,即16世纪20年代,白银货币化已基本奠定“益专用银”的态势,白银渗透到整个社会,促使社会各阶层上上下下产生了对白银的巨大需求,并在促使全国性市场初步形成后,进一步向海外世界扩展。中国银本位制的基本奠定,中国丝银外贸结构的确立,为以白银为中心的世界市场网络或体系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也使晚明中国的变革与世界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既往一般所认识的,是西方东来导致了中国被动地与世界衔接起来,而是中国巨大的日益增长的白银需求,使当时国内白银储存量以及银矿开采量严重不足的矛盾凸显了出来,求远大于供,白银价值增大促使中国市场超出国界走向海外成为必然。中国市场的扩张与海外市场的连接,首先直接刺激了日本银矿的大发现和大开发。这一点从全球史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的需求在前,日本的银矿开发在后,日本货币史专家黑田明伸曾明确指出:“可以认为石见银的需求在日本国内几乎没有,专门向中国出口。”12正是印证了这一点。美洲白银更是涌入中国在此后,首先日本白银涌入中国,是明代中国巨大白银需求促使中国市场扩大到海外的一个典型例证。

与此同时,西方葡萄牙人东来,恰于16世纪20年代到达日本,他们立即发现中日之间丝银贸易可以获得巨大利润,于是积极参与其间,开展了活跃的中介贸易,并将贸易范围扩大到全球;西班牙扩张到亚洲以后,也几乎立即发现了需要大量白银才能换取中国商品的事实,紧接着就出现了美洲银矿的疯狂开采和运输。这些事件的发生,似乎不能以时间的偶合来说明,我认为从时间和动因上看,中国的白银需求曾直接影响和推动了日本银矿的大开发以及间接影响和推动了美洲银矿的大开发。国外学者提出世界贸易在1571年(即明隆庆五年)诞生的观点。13我认为,如以中国活跃的白银贸易为起点,那么时间应该提前到16世纪40年代,也就是中国白银货币的主币地位已经基本奠定,整个社会对于白银产生巨大需求,国内显然不能满足这种需求,于是开始向海外寻求的时代,则更为贴切。正是从那时起,一个世界贸易网络开始形成,世界市场雏形已开始运作;白银成为世界货币,其在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历史(即所谓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极为重要的作用,也已经显示了出来。由此我提出,中国积极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初步建构,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全球化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与此同时,通过与世界的联接,中国社会的白银货币化最终奠定,整个社会加速走向货币经济化。白银货币化即中国近代化进程,晚明中国出现了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和全球化的参与。白银货币化代表了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的发展趋势。以货币为引擎,农业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变,市场扩大发展,市场经济萌发并以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极大地扩张。从中国方面来说,是市场扩大到世界范围;从世界来说,是逐渐形成了一个世界市场,这正是经济全球化开始的一幕。中国货币化过程与中国乃至世界的近代化过程重叠在一起。关键的是,大量一手资料无可辩驳地证明:在时间上,中国白银货币化发生在前,西方的到来在后,这说明在全球化的前夜,中国有着内部自身独特的变革运行轨迹,揭示了中国由内生型经济转型主动走向全球;在空间上,16世纪全球化开端,中国与全球互动关系凸显,中国凭借自身的实力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建构,从而走向了全球历史的趋同。在这里,我认为确实应该重新建构近代早期的全球史,那就是,16世纪的全球史,一个世界体系形成的历史不是西方人带来的,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

可惜的是,迄今为止,虽然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采用经济全球化视野来考察历史,但是众多中国学者仍然持有16世纪西方大航海的全球史观。典型的是“中国被纳入(或卷入)世界经济体系”,这种立场与话语至今还是西方中心论的。西方东来与全球贸易开始的时候已是16世纪以后,相对明初中国已开始的货币化进程为时过晚,所以不可能是促成明代前期中国内部经济增长和货币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更构不成中国市场经济启动的前提。对于白银货币的实证研究,我们的出发点只能是对于中国本土历史事实的探求,明代白银问题必须上溯到全球贸易以前更早时期本土历史的深入发掘与研究。

四、白银货币化与一系列赋役改革

着意于白银货币化与赋役改革的关系,我认为中外史学界关于一条鞭法的研究成果积累深厚,然而就视角而言,则基本上不出赋役制度的范畴,相对而言,不免忽视了改革的整体发展线索及其宏阔的社会意义。为此,我于2007年撰文《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14指出:明代的赋役改革并不始自一条鞭法。如果从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周忱改革算起,发展至明世宗嘉靖初年(约1530年左右)出现一条鞭法,再到一般所说的明神宗万历初年(1580年左右)向全国推行,整整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明代白银货币化——赋役白银化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赋役折银与明代白银货币化密切相关,是白银货币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更重要的是,商品货币经济的极大扩展,也就是市场的扩大发展,货币化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由此可以得到解释。一条鞭法的实行,是此前明代一系列赋役改革的延伸与总结。

明代白银货币化趋势,其内在动力来自市场,推动了一系列赋役改革出现。以赋役改革的形式,经历一个半世纪,白银货币化基本奠定,并迎来新一轮改革,即一条鞭法全面折银,促使白银货币化最终完成。这也正是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的重要里程,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我感到似乎还可以进一步阐释货币化过程对于促进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具有的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

进程一:赋役折银——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从身份到契约——农民与土地分离——雇工人和商帮群体形成——市场化进程。

进程二:赋役折银——农业从单一到多元——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农业商品化——商业化进程。

进程三:赋役折银——农村从封闭、半封闭到开放——市镇兴起——城市化进程。

以上三个进程,总括起来是一个农民、农业、农村的大分化的过程,晚明社会所谓“天崩地解”就由此始。折银最关键的作用体现在第一个进程上,即直接推动了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从身份走向契约,这是社会的巨大进步。而农业经济向商品货币经济转化,打破了农村封闭、半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由此,农民、农业、农村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货币化与市场化、商业化、城市化同步,晚明社会遂进入一个变动不居的发展状态。

应该说明的是,第一,纳银不当差,即以银代役,是赋役改革折银以后实现的一个总的征代原则,相对纳粮当差而言是重大的变革。虽然在具体实行中出现有大量纳银仍派差的现象,情况复杂,但是明后期以银代役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也是毋庸置疑的。第二,史学界对于上述进程二、进程三的研究,即晚明农业商品化和市镇兴起与繁荣方面的研究,成果极为丰硕,为避免重复论述,所以我的研究集中于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的方面。我认为最为关键的变革不是发生在制度上,而是体现在直接推动了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农民逐渐摆脱了土地的束缚而获得独立的自由雇工身份。这一重大变革,无疑就是英国历史法学家亨利·梅因所谓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也无疑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人的依附关系向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变,是社会的巨大进步,成为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重要标志,对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大量史料说明,在一条鞭法于全国普遍实行之前,伴随着一系列赋役改革,源自市场的白银已经基本奠定了流通领域主币的地位,中国由此走向世界,更成为一条鞭法实行于全国的基本前提条件。在学术界以往的认识中,这一过程却是被颠倒了的,大多观点认为是外银流入促使“一条鞭法”实施,白银才成为主要货币,社会才普遍用银。这不符合明代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有予以澄清的必要。

五、白银货币化与张居正财政改革

聚焦白银货币化过程的探讨,摸索新的研究模式,是对《万历会计录》(简称《会计录》)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会计录》共43卷,约百万字,产生于明朝万历初年,即16世纪80年代,是张居正改革中坚阶段的直接产物。不仅如此,这部《会计录》在中国古代史上还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和意义,那就是它是迄今存留于世的中国古代唯一的一部国家财政会计总册。这是一部包含4.5万多数据的大型财政数据文献,就如同一座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首次对《会计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与研究,由我与徐英凯教授合作十余年才完成《〈万历会计录〉的整理与研究》一书。15财政改革历来是惊心动魄的,处于社会转型、制度变迁、世界巨变关键时期的16世纪明代财政史,尤其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当时户部编纂《会计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改革需要所作的国家财政会计现状报告及其分析,是在各省直册报和档案、条例基础上编制而成。其内容备载全国十三布政司两直隶田赋旧额、见额、岁入、岁出总数;各边镇饷额;内库和各库各监局物料额;商价、光禄寺物料供应、宗藩禄粮、官员俸禄、营卫俸粮、漕运、仓场、屯田、盐法、茶法、钞关、商税和杂课等,林林总总,包括财政的方方面面,主要是万历六年(1578)户部掌握的明代中央财政会计数字,也有少量万历八年的数字。

长期以来,与其他的断代财政史比较,明代财政研究相对薄弱和滞后。研究集中在一条鞭法,对明代财政史特别是财政体系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总体把握。《会计录》是16世纪80年代明代国家财政的实态记录,数据记载非常琐碎,数字达到小数点后七八位之多,仅田赋税目已达30多种;对于户部所掌握的全国经济资源,直至府州县,几乎达到了锱铢必较的记载,整理和研究具有很大难度。而没有系统整理与研究,也就很难全面加以利用。从宏观的财政体系结构及其运动规律中去考察明代整体财政体系的研究,一直付之阙如,而由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探讨,认识到以白银作为统一计量单位出现于明朝,使我产生了以白银作为统一的计量单位,全面整理《会计录》,将《会计录》中所有收支数据全部折算为白银,得出明代户部掌握的财政主体的规模、结构以及货币化程度的想法。计量方法的运用,可以帮助我们在处理大规模资料时,克服例证性和罗列性的不足,不仅从质的规定性上,而且从量的规定性上去理解货币化问题,从而使研究结论更为可靠,更令人信服,有助于深化对明代财政改革的真实发展过程。

我们的研究成果主要采用了统计列表的形式,总共编制统计表555个,附图28个。整理录入明代财政会计数据达4.5万,全部处理的数据多达20万以上。全书分为三篇,第一篇为整理篇,系统整理了原书数据,编制出133个甲表。这些表格严格依据《会计录》原书的卷次顺序,保留了原书的全部内容,使得《会计录》这部大型数据文献,首次具备了现代统计表格的形式。整理篇解决了长期以来因原书内容繁杂、数字量巨大等特点,给应用者带来的困惑与麻烦,可作为工具书使用。第二篇为统计篇,分为13章,根据整理篇原始统计表所记录的数据,编制了134个统计表格,主要是对整理篇133个甲表分别进行比较、归类等简单的统计分析,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下一步以白银作为统一计量单位,对晚明国家财政结构分析和财政收支总额的推算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三篇为研究篇,分为10章,顺序编制排列表格,编制的货币化统计表288个,是从明代白银货币化理论出发,以白银货币作为统一计量单位,将《会计录》中所有收支数据全部折算为白银,对户部掌握的全国财政状况进行统计分析,从而客观还原了16世纪末明代财政的实态。由于《会计录》提供了其他史料所没有的财政详细数字,这些数字对于明代经济资源规模与分布、地区税负分布等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我们的聚类分析结果,与今天行政地理区划有着相似之处,说明明代与今天的国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研究视角上,我们以白银货币化为主要线索;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史学与数学方法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尝试以统计表格形式复原16世纪明代财政体系的变化实态,在对《会计录》中田赋的数字材料进行开发性初级处理的基础上,首次将数理统计多元分析中的系统聚类分析模型应用于历史学研究领域。我们将15个省直作为样本,按照其在田赋水平上的紧密程度进行分类,以同一类中已知省直的实物折银标准的加权平均值,作为未知省直相同实物的折银标准,由此确定各省直田赋项目的折银标准。最终统一以白银为计量单位,将全国田赋折银,进而得到16世纪全国各省直田赋的分布及其货币化比例。

我们也选取个别省进行了个案分析。《会计录》卷6的山东田赋数据全部阙失,我们在由系统聚类分析模型得到的山东与南直隶为一类的结论基础上,结合文献记载,应用系统聚类分析模型和随机数学中的线性回归模型,以白银作为统一的计量标准,对万历初年山东省及其所辖府州县田赋数据进行了补遗,并给出了田赋货币化结构。以田赋为因变量,积谷为自变量,对于所分各类分别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在显著性水平α=0.01下,模型回归效果显著,误差百分比很小,模型的拟合度R2较高,回归效果理想。最终,严格依据《会计录》记载的实物与折银部分,将财政收支细目全部采用白银为统一计量单位货币化,又在财政货币总额中除去实物部分,以白银作为统一计量单位,考察晚明财政整体规模、结构与货币化比例,从而获得财政收支总额的货币化比例,以期切实了解16世纪明代国家财政的总体结构与货币化比例,归纳晚明中国财政体系的变化实态和基本特征,进而了解明代财政体系的发展趋势与走向,深化明代财政史乃至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

以白银货币化理论为主导,我们认为,万历初年白银货币化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会计录》是张居正改革的直接产物,充分证明了马克思对于“簿记”的经典论断——“过程的控制和观念的总结”的正确,清楚地反映出16世纪80年代明代财政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主要体现于两个层面:一是以白银为统一的财政计量单位,二是以白银为统一的赋税征收形态。根据我们的个案分析可知,《会计录》已经展现出一个新的财政体系雏形,它建立在白银基础之上,也就是建立在货币经济基础之上,与明初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财政体系迥然不同。这一点前贤没有指出。而当我们以白银作为统一计量单位,将《会计录》中财政收支数据全部货币化,求得财政的整体结构时,财政结构的变化是极为明显的,一个实物与货币二元结构的出现,凸显了白银货币化的意义,反映了财政在从实物财政向货币财政急剧变化之中的过渡形态。

《会计录》表明,实物折征银的过程曲折反复,新旧混杂,国家财政面临艰难转折。我们提出,张居正主政期间不存在清修《明史·食货志》所载的张居正向全国推行一条鞭法的史实,当时只有福建清丈试点成功。那么,正是在以《会计录》了解全国财政实态的情况下,张居正于万历八年向全国颁行了《清丈条例》,为一条鞭法的水到渠成、白银最终成为财政主体奠定了坚实基础。从理论上对张居正改革进行了重新诠释,指出张居正改革明确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治国目标,核心是财政改革。这场改革是此前一个半世纪赋役改革的延续,也是一个半世纪赋役改革由渐进到突进的关节点,说明地方赋役改革集中到了中央财政改革的层面。考察《会计录》,清晰可见“折银—征银”曲折反复,国家财政已出现以白银为计量单位的部分会计收支总账,财政二元结构业已形成,并具有全面转向白银货币的明显趋势。根据统计,我们计算出晚明全国财政收入总额共计白银18 100 167.73两、全国财政支出总额共计白银18 544 545.37两的结果。这样一看,明显收不抵支,两者相差444 377.64两。其中,实银的收入为7 589 182.91两,实银的支出为9 163 098.67两,在实银收支上有高达1 573 915.76两的赤字。因此,我们认为16世纪70—80年代明代国家财政明显处于危机之中,这无疑意味着明朝的财政改革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财政体系转型必须加速进行。清丈田亩是财政体系转型的根基,此后“计亩征银”落到实处,一条鞭法便水到渠成。从《会计录》到《赋役全书》,明朝实现了从实物税到货币税的财政体系转型。事实上,以往研究过度集中在一条鞭法上,忽略了财政体系整体转变的研究。到万历后期,即使一些地方仍不免有实物征收,但以白银作为统一计量单位,是以排山倒海之势遍及全国的。就此而言,虽然世间已无张居正,但是16世纪财政改革是成功的,明代财政体系从实物向货币的转型到明末已基本完成。也正因为如此,清初才能完整沿袭万历年间的改革成果。16《会计录》表明,明代财政正在进行脱胎换骨的转型,是从以实物为主的财政体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财政体系转型,这是中国古代两千年前所未有的财政变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里应该说明的是,《会计录》中的“通计”仍然是复合单位。我认为这是一种滞后现象,《会计录》处于改革过渡时期由此而凸显出来。我在《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绪论”中专列了“明朝人以白银作为财政计量标准理念的形成”一节,说明景泰年间始见“米银”之称。最典型的是,成化二十一年,巡抚辽东左副都御史马文升应诏言事,其中“计亩税银”、“量增商税”、钞关“折钞收银”、田税“量增折银分数”、“差官铸钱”、天下户口食盐钞“俱收折银”,“通计一年亦可得银百余万两”,这些都是以银为计量单位的会计理念的完整体现。《钦依两浙均平录》的研究说明,伴随白银货币化,地方财政货币化,出现了明初不具备的地方财政体制,以银为计量单位的会计理念在浙江地方已全面实现。17实际上,《会计录》的“滞后”本是有因的,因为只有在全国普遍清丈田亩统一征银后,以白银作为计量单位的中央财政会计数额才可能出现,所以这里凸显的仍然是一个过渡阶段。

综上所述,明代初年禁用金银交易。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在铜的资源匮乏、钞币不行、国家大一统货币制度失去信用的反弹下,白银崛起于市场。我认为最根本的,就是白银货币化崛起于市场这一点,是市场自发调节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白银本来不是国家制度设计,也不是国家制度安排,是在市场与国家的博弈中崛起,这正是明代中国从农业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启动。此后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在从未有国家公开颁布以白银作为法定货币的情况下,国家采取了逐步默认态度,白银自下而上的市场机制运转与国家自上而下大规模通行赋役折银相结合,国家支配与市场联系的平衡点到成化年间显现出来,市场与国家的合力,促使白银货币化过程向全国迅速铺开,这一阶段显露的更多的是市场,也就是社会与国家的合作,即“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合力作用,促使中国经济货币化加速发展,从农业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市场全面渗透到国家制度方方面面,整个社会各个阶层与领域。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博弈始终存在,终至明末,每一次国家铸币或恢复宝钞的举措,都可以视为国家与市场的博弈,国家试图掌控货币,也即掌控市场,但是直至明末,宝钞在流通领域消失,财政上也几乎见不到铜钱,“内无关给,外无征收”,明朝认可来自市场的称量货币白银占据流通领域主币地位,遂使历朝历代垄断货币得以获利的财政收入之一——铸钱这项收入,在明朝基本上化为乌有,在市场与国家的博弈中,国家一直以失败告终。白银货币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推动了社会资本积累、消费和净出口,成为拉动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更成为拉动外银流入中国的重要因素。

关于白银货币化的负面影响,应该进行综合考察,绝非只是表现在赋税方面。关于赋税方面的负面影响,明朝人论述非常多,前辈在研究一条鞭法时也已有比较全面的论及,我在研究晚明社会变迁时,主要聚焦在展现货币化主流过程,也述及了一些赋税的负面作用,但没有展开,不是有意回避。白银成为主币,成为财富的主体,也存在人为追求财富或者说贪欲的问题。经济转型期泥沙俱下,白银货币化是多刃剑,白银货币化引发的一系列制度变迁,往往是“一利生而一弊生”,引发晚明社会形成一个“天崩地坼”的多元社会,不稳定因素更是急剧上升,因此关于白银货币化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的深远和重大的正负面影响,都应该成为我们研究关注的重点,必须进行综合考察。

在“晚明社会变迁”课题结束后,我几乎立即认识到晚明社会有“变”,还有“不变”的一面,于是开始以国家与社会的综合研究代替“变迁”的片面视角。对待负面影响也是同样,如果专门研究负面,也同样会导向片面,乃至迷失主流发展趋向。我认为国家、市场、社会之间关系的探讨,既是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历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和元问题。迄今为止,有关国家与社会的理论主要是西方的理论。那么,如何构建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理论?我们的基点必须建立在本土历史经验之上,即进行一手资料的实证研究。从学术史角度来看,不仅需要突破中国传统国家与社会高度一元化模式,也要突破现代西方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模式;既要避免国家至上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倾向,也要避免社会至上的以社会为中心的倾向。明代国家与社会研究在理论上需要关注三个关系的综合考察:第一,国家、市场、社会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国家与社会的转型关系;第二,国家、市场、社会具体问题与重要理论问题的关系;第三,明代中国与世界,也就是全球化开端之时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18

白银形成货币,自古已然。我早已指出,追溯以往中国的白银货币化趋势在唐宋以后就开始显示了出来,但在历史上白银从没有形成不可逆的主导货币的事实,因此明代白银货币化,包括货币白银化,形成一个白银时代,是历史上一个特殊事例,是特定历史时间段的产物。明确明代白银货币化的独特性,其核心是货币化,不应脱离明代特定历史背景,将明代白银从非法到合法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泛化或者说简单化为一个纯粹的货币形态问题。突破以往制度史的窠臼,透过现象看本质,明代白银缘起于市场,是国家货币制度外生货币,是市场经济的萌发,不是国家设计、法令推行的结果,是市场主导形成流通领域的主币,这是在历朝历代都不曾出现的货币现象;更重要的是,明代白银货币化,不仅是白银本身形态演变问题,而且是崛起于市场的白银,代表的是货币经济。货币经济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市场经济。因 此,明代白银货币化具有与历朝历代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白银的扩张就是市场的扩张,当16世纪市场经济成为全球经济的主流时,白银需求促使中国国内市场与全球市场连接起来,中国白银货币化是从市场经济崛起的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与全球的经济货币化发展大势趋同。经济货币化的含义主要指相对于自给自足的物物交换而言,货币的使用日益增加,在交易过程中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部分的比重越来越大。白银货币化过程的探讨,揭示了中国古代史上史无前例的独特的经济货币化现象,崛起于市场的白银,在明朝 从非法到合法,形成流通领域中的主币,成为明朝统一的计量单位,更成为明朝统一的财政征收形态,可以说财政的“统计银两化”由此才出现。不少经济学家把经济货币化作为研究重点,如戈德史密斯(Raymond W.Goldsmith)、高斯(S.Ghosh)、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施瓦茨(Anna J.Schwartz)等对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国家经济货币化的比重进行分析,得出一个结论:经济货币化比率的差别基本上反映了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货币化比率与一国的经济发达程度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所谓经济货币化,指作为交换手段的货币作用大大加强,经济活动中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份额逐步增大的过程。明代白银崛起于市场,白银货币化进程,即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发展迅速,货币的作用渗透到各个经济领域和社会环节,随着货币体系、财政体系转轨进程的基本完成,货币对经济发展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货币使用范围不断扩展的过程,是市场经济扩大发展的过程。明代中国就这样由国内市场扩大发展到与全球市场接轨,发展趋向与经济全球化趋同,参与了“大合流”的全球化历史潮流,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足以说明明代中国不是停滞的。

以全球史的视野来看明代白银问题,明代白银研究使中国史跃居全球史前沿地位,是经久不衰的话题,与西方的兴起相联系。同时,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应该揭示的是中国本土在世界一体化的前夜发生了什么?我们不能只看到西方市场经济的兴起,而看不到中国发生了什么?中国本土悄然发生的市场经济自发调节,推动国家发生一系列制度变迁,“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合力,推动中国经济从农业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推动中国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相连接,明代中国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中国不是被动纳入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之中,是主动参与了世界第一个经济体系的建构,白银货币化是一个典型的例证。需要说明的是,中国进入白银时代,发生了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国家转型,是在中外变革互动发生的。但是我们应该强调的是中国内部的变化在先,而不是相反。结论应该不是西方理论的套用,而是建立在明代中国一手资料基础上历史经验的提炼。

明代白银货币化概念,其内涵与外延包括以下7点:

第一,白银从贵重商品完全走向了货币形态,是在明朝特定时间段经历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从市场崛起,并在国家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博弈与调和中,最终走向了完全的货币形态。

第二,白银货币化过程从市场崛起,在民间社会自下而上与国家自上而下相结合,向全国铺开,货币应用在时空上不断扩大,与国家财政、税收和行政管理的一系列改革,即制度变迁并行展开,是一个“市场渗透”或者说市场扩张的过程,是国家与社会需求合力推动的货币化进程。

第三,白银从非法货币到合法货币,然后再到整个社会流通领域的主币,这是一个社会经济货币化过程,推动了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专业商人——商帮形成;打破乡村的封闭状态,城镇兴起,劳动力市场形成,农产品市场化,特别是社会关系的市场化,导致整体社会向多元变迁,即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过程。

第四,白银成为国家财政统一计量单位和征收形态。这是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不具备的货币财政特征,从古代财政复合计量单位进化到统一的货币计算单位,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货币化与明朝一系列赋役—财政改革同步,导致二千年中国古代财政体系以实物和力役为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转型,标志明代货币财政体系的出现,是明代中国从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的转型,这是从第一手史料中提炼出的国家转型理论。

第五,白银不可逆的形成了货币体系主币,适应市场的实际上的银本位制确立。虽然与现代的本位制概念标准不能吻合,但出自市场的白银在流通领域形成主币,包括了货币白银化过程,建立了一种实际上的白银本位制,形成了中国的白银时代。此后清朝虽然建立了银钱复本位制,但白银主币地位不变,直至1935年,中国白银时代存在了500年。

第六,白银成为世界货币。中国以白银货币化为媒介,市场扩大走向海外与全球市场连接,直接推动日本银矿大开发和间接推动美洲银矿大开发,主动与全球发生互动关系,推动白银形成世界货币,同时积极参与了全球第一个经济体系的建构,或者说经济全球化开端的建构过程。

第七,贵金属白银在明代的货币化过程,是货币经济的扩大发展,货币经济的本质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扩大发展,也是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进程。明代中国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近代化进程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相重合,中国走向全球的大合流。

因为水平有限,我知道自己做得还很粗浅,应该进行全面回顾、反思与补正。白银货币化研究,无疑印证了凯恩斯的论断:“如果以货币的角度发掘历史,整个历史将会被颠覆。”19对《会计录》整理和研究的完成,使白银货币化研究告一阶段。但俗语说老鼠拖扫帚,大头在后面,我感觉白银货币化问题关联着晚明国家与社会转型,包括国家与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涉及明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中外关系等领域的方方面面变化与转型,更涉及中国与全球化的关系,是一个综合大课题。20林甘泉在《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序言》中提出“晚明国家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问题”21更是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的新课题。我撰写的待发表的《全球视野下的明清鼎革——基于白银货币化的分析》一文,既是对此问题的初步思考结果,也是对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主旨会议上彭慕兰教授对我提出的“白银货币化对于清朝的影响”问题的回答。

2018年《南国学术》选出“2017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其中之一是“白银进出口对明清货币的影响”,我有幸受邀作为专家点评,结合2017年4月在“中国历史上的白银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总结22所作点评,在此权作结语:“白银问题是经济全球化开端时期的重大课题,是全球史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这一问题之所以再度成为热门话题,与全球史在中国的研究兴起、‘一带一路’研究的深入有着密切联系。相关研究已经引起历史学与经济学界的共同兴趣,聚焦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关于白银货币化的时间,分别有唐、宋、元、明之说,拓展了研究的纵向考察维度;二是在学术概念上提出了‘白银货币化’‘货币白银化’‘货币国际化’等;三是突破制度史的框架,与中国国家与社会的近代化转型联系在一起,并且向货币财政体系与国家治理模式转型;四是海外白银流入量再度引发关注,对深化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即多种文字的原始数据如何发掘利用;五是作为一个跨学科的国际性研究课题,向研究者提出了史学理论建构的问题。

注释

1 详见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绪论”“第三章”,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29、143—246页。

2 以《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为题,发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

3(1)详见Ming Wan,“The Monetization of Silver in China:Ming China and Its Global Interactions”,in Maria Dolores Elizalde and Jianlang Wang eds.,China’s Development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Cambridge Scholar Publishing,2017,pp.274-296.该报告最终以《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总体视野:一个研究论纲》为题,发表于《学术研究》2017年第5期。

4(2)参见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

5(3)《暨南史学》2003年第2辑。

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9页。

7(5)参见张海鹏、张海瀛《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版。

8(6)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80页)把国内市场分为四种类型,即地方小市场(墟集贸易)、城市市场、区域市场和全国性市场(长距离贩运贸易)。

9(7)参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与明朝兴衰》,中国社会科学院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6辑,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395—413页。

10(8)珀金斯著,朱海文等译:《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40页。

11(9)详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

12(10)黑田明伸著,何平译:《货币制度的世界史——解读“非对称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页。

13(11)Dennis O.Flynn and Arturo Giraldez,“Born with a ‘Silver Spoon’:The Origin of World Trade in 1571”,Journal of World History,Vol.6,No.2,1995,pp.201-221.

14(12)详见万明《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上)》,《学术月刊》2007年第5期;《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下)》,《学术月刊》2007年第6期。

15(13)详见万明、徐英凯《〈万历会计录〉的整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该书计401.8万字,下文均可参见书中“绪论”部分。

16(14)详见万明《传统国家近代转型的开端:张居正改革新论》,《文史哲》2015年第1期。

17(15)详见万明《明代浙江均平法考》,《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2期;《明代赋役改革新证:〈钦依两浙均平录〉解读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11辑,故宫出版社2013年版,第1—15页。

18(16)详见万明《关于明代国家与社会理论研究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19(17)转引自王巍《金融可以颠覆历史》“前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3年版。

20(18)详见万明《〈万历会计录〉的重新认识与明史研究的新议题》,万明主编:《明史研究论丛》第13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4年版,第25—42页。

21(19)林甘泉:《发掘式创新性整理与研究的硕果》,万明、徐英凯:《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第3—4页。

22(20)万明:《“中国历史上的白银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总结》,《中国钱币》2017年第3期。

                       
最后编辑:
作者:马光(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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