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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新发现粤海关中英文船钞执照

作者简介:邢思琳,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国家航海

内容提要: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怡和洋行档案》的海关文献中,最新发现一件清代同治朝粤海关颁发的中英文船钞执照,真实再现了清代粤海关船钞执照的文书格式和时代特色,丰富了船钞的研究,宣示了国家的主权,体现了粤海关的进步,成为研究清代粤海关的重要文献。它反映了粤海关在传统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下曲折发展的时代烙印,是中国传统海关向近代海关变迁的见证。

16世纪世界开启了“海洋时代”,中国丰饶的物产和巨大市场吸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商船蜂拥而至。在世界与中国的交流中,国门海关应运而生。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在东南沿海设置粤、闽、浙、江四个海关,是中国历史上真正以“海关”命名的中外贸易管理机构,又以粤海关最为重要。一方面体现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对中外贸易的管理,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封建末世吏治腐败的种种弊端。西方国家不断侵蚀破坏这一管理体制,咸丰九年(1859年),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抵达广州,设立粤海关税务司署(官函称“粤海新关”,俗称“洋关”),从此粤海关关务分政,在传统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下曲折发展。

“船钞”是海关针对船只载重量征收的税种。关于海关船钞国内已有相当的研究成果,主要从税收制度、船钞的使用等角度对船钞进行考察。顾宇辉的《船钞稽考》对明宣德到民国的船钞沿革进行了考证①;伍伶飞的《船钞的收与支:近代关税史的一个侧面》对船钞的收支及税率变化进行了深入考察②;任智勇则主要对同文馆的经费与“三成船钞”的使用进行了分析③。此外针对外国商船进出口凭证的粤海关船牌的研究则有更多的成果,如景乃权的《比利时所见“清粤海关外洋船牌”》④分析了咸丰十年粤海关颁发的外洋船牌;陈国栋的《红单与红单船——英国剑桥大学所藏粤海关出口关票》⑤考察了咸丰八年和九年的十二件粤海关出口关票。由于粤海关研究的国际性特点,海外收藏的丰富文献成为深入研究的重要源泉。而近期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怡和洋行档案》海关文献中,最新发现一件清代同治朝1865年粤海关颁发的中英文船钞,真实再现了清代粤海关船钞的文书格式和时代特色,丰富了船钞的研究,宣示了国家的主权,体现了粤海关的进步,成为研究清代粤海关的重要文献,反映了粤海关在传统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下曲折发展的时代烙印,是中国传统海关向近代海关变迁的见证。

一、船钞由来

英国怡和洋行(英文名称:Jardine Matheson and Company)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外国洋行之一。该洋行的创办人威廉·查顿(William Jardine,1784~1843年)与合伙人詹姆士·马地臣(James Matheson,1796~1878年)于1832年在广州开设了怡和洋行,通过与广州十三行密切的商务往来发展壮大,成为日后影响世界的著名财团。与此相关,怡和洋行也保留了大量中文档案,后来捐给剑桥大学图书馆,设立了《怡和洋行档案》资料室。已有少数学者注意到这批档案的重要性,1979年张荣洋利用这批档案,推出了《官员与怡和洋行商人:一个十九世纪早期的中国代理行》(1979年出版),公布了许多以前未被人所知的历史⑥。杨联陞发表《剑桥大学所藏怡和洋行中文档案选注》⑦,对怡和洋行保存的6份中文档案进行了注释研究,内容涉及怡和洋行与十三行贸易往来的契约文书。陈国栋的《红单与红单船——英国剑桥大学所藏粤海关出口关票》,分析考证了红单(船牌)的格式及内容,探讨了外贸船只的运行情况。但因客观原因限制,利用者及研究成果并不多。

因为阅读这批资料并不容易,要向怡和洋行管理机构正式提出申请,述明申请人所在机构、职称、研究题目、使用研究资料起讫年份、使用资料目的等。申请书要用申请者所在单位标识的信纸书写;要由该机构的主管签名盖章。如得到怡和洋行允许,将以书面回复,附件抄送剑桥大学图书馆,在指定时间地点办理阅读手续,方可查阅该批资料。为了办理图书证,除护照外还要提供有家庭住址的英文涉外公证书。2017年5月,冷东教授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查阅复制到了编号为MS JM的怡和洋行档案,目录、数量及覆盖年限如下:

A:会计及相关文件,13书柜,1798~1941年。

B:寄入信件,401盒 80卷,1806~1913年。

C:寄出信件,529卷 1信封,1800~1913年。

D:信件复印件,135盒,1824~1907年。

E:电报,4盒,31卷 1捆,1862~1938年。

F:法律文件,22盒,1813~1940年。

G:市价表和市场报告,83盒 20封,1821~1905年。

H:中文档案,4盒 2文件夹,1766~1935年。

I:其他公司的资料,36卷,22盒,4活页本 3信封,约1841~1941年。

J:后期寄出的信函,327卷,50文件夹,23活页本 1信封,1886~1941年。

K:其他信函,10盒 6卷,约1814~1939年。

L:其他文件,12盒,29图纸,1相册 1档案,约1770~1942年。

以及部分其他语言的档案。

其中编号:MS JM/H系列中文档案涵盖的时间为1766~1935年。这一系列档案是由19世纪,尤其是19世纪上半期各种各样的商业、法律以及官方的中文档案组成的,目录如下:

H1:贸易单据,1809~1914年,577件。

H2:法律文件,1766~1868年,35件。

H3:海关文件,1852~1866年,17件。

H4:钱庄票据,约1877年,15件。

H5:官方文件,1830~1935年,41件。

H6:其他文件,约1852~1885年,51件。

在冷东教授指导下,我重点查阅了“H3:海关文件”。这里包含了17件中国海关文献,大部分为中国其他地方海关的资料,但有一件粤海关所发的“免钞专照”特别重要,成为研究清代粤海关船钞发展变化的重要文献依据。

二、船钞内容

这是一件清代同治四年(1865年)粤海关颁发的中英文船钞执照⑧,还没有学者对其进行研究考释,现把这件船牌(图一)及笔者的一些粗浅体会公示于学界,敬请批评指正(标点为笔者所加)。

图一 剑桥大学图书馆怡和洋行档案MS JM/H3/6(冷东拍摄)

牌照一页分为两折,正面上方为“免钞专照”标题,在其上方盖有长方形英文印章,“TONNAGE DUES CERTIFICATE VALUABLE”,为“免钞专照”英文。正文为:

大清钦命署奉宸苑卿、督理粤海关税务、加五级记录十七次师

给发执照事。按通商章程内载,凡船只出口欲往通商他口并香港地方,该船主禀明海关发给专照,自是日起以四个月为期,如系前赴通商各口俱无庸另纳船钞以免重征等因,兹据外国商人痕地禀报有脊船载四十二吨数,在本港口已完过船钞四两二钱,为此照给该商人收执,免其重纳船钞,须至专照者。右给商人痕地收执。

同治四年八月十肆日

粤海关部师

限十二月十七日缴

执照正面盖有长方形粤海关印章,但是印文不清。背面为船钞执照内容的英文翻译,格式事先印刷成文,标题为:TONNAGE DUES SPECIAL CERTIFICATE,在下文空白处填写名字、船只、吨位、有效时间,并盖有椭圆形中英文粤海关印章,中间为中文“粤海关税务司印”,外围下边为“CANTON”,周围为“COMMISSIONER OF CUSTOMS”。

签发人为同治朝粤海关监督师曾。清代粤海关监督多从内务府钦点,师曾出身奉宸苑卿。奉宸苑为内务府所属三院之一,掌皇室苑囿园林。初名尚膳监,属工部,康熙十年改属内务府,十六年并归都虞司,二十三年设奉宸苑。主官有兼管事务大臣,无定员,卿二人,正三品。所管有景山、瀛台、阐福寺、乐善园、钓鱼台等处行宫,及南苑、圆明园、畅春园、玉泉山等处稻田。师曾为奉宸苑卿,深受皇帝信任,前后“加五级记录十七次”⑨,同治四年上任,后因补报同治三年大关并潮州新关洋税收支总数的奏折,赏给二品顶戴,同治九年离任。

在由曾在中国海关任职、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的德国人夏德(Frederick Hirth)原编,C.H.Brewitt Taylor改编的《新关文件录》一书中,也收录了一件“TONNAGE DUES SPECIAL CERTIFICATE”。《新关文件录》中的这件执照全称为“江海关船钞执照”(图二),是由江海关所发,仅有中文,时间是光绪七年(1881年)十月初三日,要晚于“免钞专照”所签发的时间。这件“江海关船钞执照”和“免钞专照”的内容十分接近,且都提到了四个月内转往其他口岸免重纳钞这一税则。

图二 江海关船钞执照

三、船钞特点

咸丰九年,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抵达广州,设立粤海关税务司署(官函称“粤海新关”,俗称“洋关”),从此粤海关关务分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本份粤海关船钞执照具有如下特点:

(一)明晰了船钞的征收

这份文件在怡和洋行档案中被称作“吨税证”,那么这张“免钞专照”的作用就是作为船只已经缴纳吨税即“船钞”的凭证。《广东十三行考》中提到:外舶来者,船有“船钞”,货有“货税”,分别船之等次,货之精粗输纳外,依照粤海关则例:其外洋番船进口,自官礼银起,至书吏、家人、通事、头役止,其规礼、火足、开舱、押船、丈量、贴写、小包等各名色共三十条;又放关出口,书吏人等验舱、放关、领牌、押船、贴写、小包等各名色共三十八条⑩。在粤海关的管理职能中,收取船钞是重要的一项。船钞执照不同于红单,红单是对船只应缴纳的关税的凭证,红单的内容包括该船名号,计吨科钞、按货科税的数目,分列船钞若干、进口税若干、出口税若干、通共完税若干(11),因此又有“税票、印票、税单、印单等”名称(12)。《粤海关志》记载:“各关商民输税,填写收税红单二纸,一给商人,一送部察核。其有不给红单,或纳银数多、给票数少,及私将红单撤回、多征勒索者,许商民首告究拟。”(13)而船钞的设置可以追溯到明代,主要是对过往钞关的商船(官船免征)按其搭载的货物及人员的多寡进行收税。最初是查验船料,后来则是按船头的宽窄来计算和收取船钞(14)。不同钞关、不同船只征收的标准不一。“凡各外国夷船到,查丈该船梁头,照则例长、阔相乘,分别等第”(15)。据《粤海关志》对船料的记载,船只分为东洋夹板船、西洋夹板船、乌白艚船、出洋大船、出海贸易香料艚舶船、出海盐船、沿海贸易桨艍船和澳门船,每一类船只所课船钞不同。以出洋大船为例,按船只大小分为四等:一等船阔二丈二尺,长七丈三尺以上,每丈税十五两;二等船阔二丈,长七丈以上,每丈税十三两;三等船阔一丈八尺,长六丈以上,每丈税十一两;四等船阔一丈六尺,长五丈以上,每丈税九两(16)。而本次英国怡和洋行档案中发现的“免钞专照”,则是船钞执照的称谓,性质仍然是外国商船的吨税执照,有助于了解粤海关船钞执照的文书格式和行文变化。

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中规定七十五吨以下至一百五十吨的船只,每吨纳钞一钱,一百五十吨以上的船只每吨纳船钞五钱。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中明确规定:“凡合众国船只赴五港口贸易者,均由领事等官查验船牌,报明海关,按所载吨数输纳船钞,计所载货物在一百五十吨以上者,每吨纳钞银五钱,不及一百五十吨者,每吨纳钞银一钱,所有以前丈量及各项规费全行裁革。或有船只进口,已在本海关纳完钞银,因货未全销,复载往别口转售者,领事等官报明海关,于该船出口时,将钞已纳完之处在红牌内标明,并行文别口海关查照,候该船进别口时,止纳货款,不输船钞,以免重征。”(17)也就是说,原来清朝沿袭明代以丈量船只的方式来收取船钞被“一百五十吨以上每吨纳钞银五钱,不满一百五十吨者每吨纳钞银一钱”所代替。船钞的具体含义在此时已经发生了变化,以吨税而不是丈量船只来收取船钞,但仍沿用“船钞”之名。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中规定:“英国商船应纳钞课,一百五十吨以上,每吨纳钞银四钱,一百五十吨正及一百五十吨以下,每吨纳钞银一钱。凡船只出口,欲往通商他口并香港地方,该船主禀明海关监督,发给专照,自是日起以四个月为期,如系前赴通商各口,俱无庸另纳船钞,以免重输。”(18)这时英国一百五十吨以上的船只的船钞由原来每吨五钱下调为每吨四钱。这个时期对各国船只征收的船钞因与各国所签订的条约标准不一,直至1870年总税务司整理并呈交总理衙门的《各关征免洋商船钞章程十一条》颁布,中国海关才有了对各国船只征收船钞的统一标准(19)。“免钞专照”的这艘美国船只“Jack”号载重四十二吨,所以根据条例应纳船钞四两二钱。

(二)宣示了国家的主权

随着咸丰九年总税务司的设立,清朝粤海关被一分为二而成常关和洋关,洋关专责外轮货物的稽查征税,常关则管理民船贸易(20),二者在监管范围上严格区别,以防互相侵夺。这份免钞专照有中英双语,且所用印章的印文是中英双语,是同治朝期间洋关发给美国商船的海关文件。在官职设置上,洋关设立之初,作为前清时期海关首长的海关监督仍延续成为洋关的负责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洋关在名义上仍对海关监督负责(21)。李泰国受任为总税务司,在恭亲王给李泰国的札子中写道:“如有不妥,惟李泰国是问,不准该税务司及所用各项外国人自做买卖,倘有办理不善之处即行裁撤。”(22)海关总税务司虽然由英国人担任,但如果办得不好,清政府可以对其进行裁撤,也就是说外国人在海关体系中只是“客卿”,所以“免钞专照”虽然是洋关所发,但签发人仍是粤海关监督师曾。这也表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虽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但也以平等的民族国家身份加入到新的海关体系,粤海关代表国家征收税收,对外国船舶进出港口实施管理,体现了粤海关代表国家行使国家主权的职能。

(三)体现了粤海关的进步

设关以来,粤海关一度成为中国海关的代名词,行使大清帝国海关权力,主宰海外贸易,但也产生了天朝海关的自大心态,近代海关管理和税务知识严重缺乏,敲诈勒索,蛮横专断,成为西方国家抨击并力求改变的对象。随着国门被打开,总税务司署迁至北京,海关重心北上,粤海关转型为与外籍税务司制度并轨的新型状态,也必然适应时代的发展而产生新的变化,海关文书特别是执照的变化就是一个标志。1860年10月1日正式设立粤海新关,又被称为“新关、洋关、海关”,专征洋船货税和船钞,自此以后,粤海关一分为二,民货税仍由原粤海关管理,称粤海常关。常关使用满汉双语印文的关防,洋关使用中英双语印文的关防,无疑适应了时代的发展,反映了粤海关的进步。

图三 粤海关监督的关防

海关文书特别是船牌、船钞等执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近年来许多学者关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收集了丰富的资料(图三至图七),但是在同治朝以前的成果中尚未发现中英文双语的海关船钞执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是发现的最早一件(23)。中英双语的船钞执照体现了粤海关以海关监督为最高领导的中式监管体系与辅助海关税务监督的外籍税务司制度体系的结合,引进了资本主义先进海关管理思想和科技知识,为中国融入世界海关体系,培养外语外事人才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治朝后,中英文的海关船牌和海关文书成为常态,说明在中国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中,粤海关管理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海关机构管理机制渐趋完善,为中国近代海关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图四 粤海关外洋船牌

图五 光绪朝中英文海关文书

图六 光绪四年东海关发给的船钞执照(24)

图七 光绪四年鸡笼海关发给的船钞执照(25)

英国怡和洋行档案所发现的粤海关船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反映了粤海关在传统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下曲折发展,并打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是中国传统海关向近代海关变迁的见证。

注释:

①顾宇辉:《船钞稽考》,载《国家航海(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②伍伶飞:《船钞的收与支:近代关税史的一个侧面》,《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6期。

③任智勇:《晚清财政开支的另一种面相:以三成船钞为例》,载《近代史学刊》第7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④景乃权:《比利时所见“清粤海关外洋船牌”》,《文献》2000年第4期。

⑤陈国栋:《红单与红单船——英国剑桥大学所藏粤海关出口关票》,载《海洋史研究(第五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⑥张荣洋:《官员与怡和洋行商人:一个十九世纪早期的中国代理行》,Curzon出版社,1979年;张荣洋:《陈寿官的时代(1720~1759)》,载《亚洲贸易路线》,Curzon出版社,1979年;张荣洋:《广州的行商》,NIAS-Curzon出版社,1997年。参见杨国桢:《洋商与大班:广州十三行文书初探》,《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杨国桢:《洋商与澳门:广州十三行文书续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等。

⑦台湾《清华学报》第一卷第三期,1958年9月。

⑧MS JM/H3/6.Customs documents(中文海关档案):Tonnage dues certificate of Canton Customs.A tonnage dues special certificate (in Chinese and English) issued by Mr Shi,Commissioner of Customs,Canton,to Mr Hen-ti (Hendi) for the American vessel ‘Jack’ of 42 tons burthen,3 October 1865,recording that following the payment of the tonnage dues at this port the vessel is cleared for running on the Canton River for a term expiring on 2 February 1866.1 item一件.1866.

⑨清朝的议叙制度分为记录、加级两种。最低奖赏叫记录一次,依次记录三次或者三次以上者,合为加一级。然后是加一级记录一次、二次,加二级记录一次、二次等,与官员的降调处罚和加级奖励挂钩,二者可以互为抵消。参加赵德义、汪兴明:《中国历代官称辞典》,团结出版社,1999年。

⑩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0页。

(11)陈国栋:《红单与红单船——英国剑桥大学所藏粤海关出口关票》,载《海洋史研究(第五辑)》,第208页。

(12)何力:《清代前期关税征管制度》,《北京历史文化研究》2007年第1期。

(13)梁廷枏:《粤海关志》,文海出版社,1975年,第1211页。

(14)顾宇辉:《船钞稽考》,载《国家航海(第一辑)》,第37页。

(15)梁廷枏:《粤海关志》,第218页。

(16)同上书,第186页。

(17)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52页。

(18)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00页。

(19)伍伶飞:《船钞的收与支:近代关税史的一个侧面》,《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6期。

(20)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40~41页。

(21)参见谢松:《近代中国海关史研究涉及若干基本问题略考——以粤海关的发端、发展脉络及其研究价值为视角》,《海关与经贸研究》2017年第1期。

(22)[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35页。

(23)有关清前期粤海关船牌格式及图片,可参见景乃权:《比利时所见清“粤海关外洋船牌”》,《文献》2000年第4期;陈国栋:《清代前期的粤海关与十三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陈国栋:《红单与红单船——英国剑桥大学所藏粤海关出口关票》,载《海洋史研究(第五辑)》;杨国祯:《禁烟运动中的粤海关与沿海贸易——英国收藏的豫坤致林则徐咨文考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4期;赵磊:《清乾隆时期粤海关外洋船牌刍议》,《客家文博》2016年第1期。

(24)台湾海关博物馆藏http://museum.mof.gov.tw/。

(25)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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