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学术交流的桥梁——李伯重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贡献

由马光（搬运工）
4月 14, 20216月 9,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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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

（本文摘自《如何在全球史体系中讲述前现代中国史——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视角》，作者：仲伟民，原文3万字，发表于《澳门理工学报》2021年第2期；点击文末“阅读原文”，直接跳转全文）

前现代中国历史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聚焦的话题，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历史学者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及国际影响的不断扩大。就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而言，这一点尤其突出，欧美学界之所以在世纪之交出现了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热潮，并将中国史研究逐步纳入国际主流学术之中，是因为此前欧美学者的研究比较专注于思想、文化、政治等方面，对中国经济史关注比较少，而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成果频出，且很快为欧美学者接受，从而改变了欧美学界此前关于中国历史研究延续了几十年的传统观点。如果说柯文（Paul A. Cohen）首先质疑了影响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传统范式，从理论上开始质疑“欧洲（西方）中心论”及“冲击—反应模式”，那么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史具体研究成果的传入，则引致西方学者在短时期内将中国史纳入了全球史的视野，并直接启发了上述弗兰克“中国中心论”及彭慕兰“大分流”等新观点的提出。其中，对欧美史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位当代中国学者就是李伯重，是他的研究成果以及他与欧美学术界的深入交流启发了多位美国、欧洲及日本学者。在当代中西学术交流史上，李伯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李伯重是新时期以来以全新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在国内外的影响首屈一指。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有丰富而特殊的经历。首先，他有家学渊源，他的父亲李埏先生是著名的社会经济史专家，他自幼就受到父亲的教诲，打下了良好的史料及研究基础，也较早步入了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其次，他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硕士和博士，而且他的硕士导师韩国磐、博士导师傅衣凌都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自己又拜师于著名社会经济史专家吴承明先生，得到过多位名师的指导；再次，博士毕业后，他游学欧美，学习欧美学者社会科学治史的研究方法，先后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客座教授、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日本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英国剑桥大学海外研究员、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客座教授、美国密执安大学客座教授及博士后研究等，被选为国际经济史学会执委会委员。李伯重在海外的经历与一般学者非常不同，因为多数人留学海外的目的是为了拿学位并争取留在欧美，因此除了打工之外，其余时间都花在了收集材料、撰写论文等方面，而李伯重却把很多精力花在了与美国学术同行交流方面，尤其是花在给美国本科生和研究生讲课上。通过讲课这种方式，李伯重不仅大大提高了英语水平，而且还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传递给欧美青年学者，而他自己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与欧美学者的学术交流也就日渐深入，从而影响了越来越多的欧美学者。

李埏

李伯重中西结合的治学路径，既是他取得突出学术成就的前提条件，也是他能够成为沟通中西学术桥梁的重要原因，至少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这一领域，他的努力和学术成果影响了国际学术界。他的研究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是比较和国际的视野，能够娴熟地运用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方法，及时了解欧美学术界的最新动向；二是摆脱了国内多数学者关注生产关系历史的惯性思维，转而重点研究明清时期的生产力，并尽量用数据来说明问题；三是选择江南地区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多年持之以恒地专心深耕，从而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可以这么说，正是以李伯重为代表的学术成果的影响以及他与欧美学者的深入交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才成为国际显学，中国在全球经济史的叙述中才居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在当代历史学者中，李伯重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得到广泛认可。查阅“谷歌学术”（Google Scholar）搜索引擎，截至2021年2月初，可以找到302条李伯重的作品记录，包括中英文专著、期刊论文、演讲、书评等，共计有2,253次引用记录，其中包含797次西文作品引用。就海外影响力而言，李伯重被海外学者引用次数最多的作品为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此书英文原版已知的西文引用记录，截至2021年2月初，总计达265条；不仅在历史学领域，此书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均有重要影响，引用者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日本、韩国、挪威、丹麦、新加坡、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各国学者，可谓遍及全球。黄宗智、彭慕兰、金世杰（Jack Goldstone）、王国斌（R. Bin Wong）和李中清（James Z. Lee）等著名历史学者都曾在其作品中多次引用本书。其中，彭慕兰曾经在2000年至2011年发表的超过10种著作中引用本书，金世杰也曾在8种著作中引用本书，罗伯特·C·艾伦（Robert C. Allen）曾在Wages, prices,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 1738-1925: in comparison with Europe, Japan, and India等8种作品中引用此书；经济学家彼得·诺兰（Peter Nolan）曾分别在China and the global business revolution、China at the Crossroads等多部著作中引用此书；历史学家、汉学家、社会人类学家、科技史学家白馥兰（Francesca Bray），曾在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Ming China, 1368-1644（明代的技术与社会，1368-1644）等5项作品中引用此书；美国社会学家李丹（Daniel Little）曾在New contributions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等6项作品中引用此书。此外，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比较制度分析（CIA）”学派代表人物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前世界经济史学会会长范·赞登（Jan Luiten van Zanden）、经济史学家Stephen Morgan、俄罗斯经济历史学家安德烈·科罗塔耶夫（Andrey Korotayev）等多位学者，亦曾在其著作中引用过这部作品。李伯重另一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论文为2012年与范·赞登合作发表于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的Before the Great Divergence? Comparing the Yangzi Delta and the Netherland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该论文自发表至2021年初，已有近百项西文引用记录，其中在2020年曾被引用15次。李伯重的大部分作品虽为中文撰写，但仍被众多海外学者直接在作品中引用，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如其代表作《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可找到约80次西文引用记录；《宋末至明初江南人口与耕地的变化──十三、十四世纪江南农业变化探讨》系列论文和《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分别被引超过30次；《英国模式、江南道路和资本主义萌芽》、《堕胎、避孕与绝育——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及其运用与传播》、《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硏究新探》等论著，分别被引10余次。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其早期作品，如发表于1984年至1996年的《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系列论文、《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中的动力问题——与中世纪中后期至工业革命前英国的比较研究》、《控制增长，以保富裕——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行为》、《从“夫妇并作”到“男耕女织”——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等文章，均已获得10余次西文引用，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国际性影响力。

李伯重著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

李伯重对前现代中国生产力水平的研究对欧美中国学研究者影响极大，比如明清江南粮食亩产量、桑蚕亩产量、消费水平、生育率水平、识字率等基础问题的研究和估算等，他都做出了前所未有的精细考证。欧美学者因为语言等原因，极少能真正从原始资料着手去做研究，大多都是借助二手材料，尤其是中国学者研究的成果。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新的史学研究成果逐渐增多，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日渐频繁，中国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开始引起国际学界的重视。其中，李伯重的相关研究无疑是最出色的，在国际学术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比如，当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的黄宗智就是在看了李伯重研究江南农业的文章后，随即邀请他赴加州进行学术交流。

李伯重在娴熟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的基础上，还对社会经济史中一些重要理论和概念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主动与欧美学者对话，从而直接影响了国际学界对中国的认识。近年来，中国历史频频被纳入全球史的视野并被重新书写，与李伯重等学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众所周知，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叙事模式中，革命史范式、科学史学范式及现（近）代化范式是取代中国传统史学的三种主要范式；新时期以来，现代化范式无疑是最主要也是最受欢迎的叙事范式，这当然是受欧美主流史学范式影响的结果。欧美主要国家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因此在历史叙述中采用现代化范式当然没有障碍，但欧美以外的国家如何运用现代化范式却遇到了大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历史的讲述是在革命史框架下展开的，社会形态是我们所依托的主要理论框架；此后，新的研究成果逐渐否定了中国曾经经历“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论断，社会形态的框架显然已经无法再作为历史叙述的主要范式了。除革命史范式外，现代化范式是新时期以来多数中国学者认可的叙事模式，但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又使我们无法照搬这两种范式。所以，黄宗智在1991年就发出了“规范认识危机”即“范式危机”的感慨。他说：“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正处于一场规范认识的危机之中……近数十年累积的实证研究动摇了这些信念，导致了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黄宗智提到的规范认识危机很快就在中国学术界得到了验证，一是资本主义萌芽论开始遭到了普遍的质疑，很多学者认为在学术界争论并使用了多年的这个理论，其实只是中国人的一个“情结”，甚至是一个伪问题；二是“冲击—反应”理论受到质疑，因为这种理论是建立在“欧洲（西方）中心论”基础上的，是居高临下的，是有歧视性的。在这种状况下，对中国前现代研究的理论突破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李伯重、黄宗智二人不仅有共同的研究对象，而且有共同的理论兴趣，在这些问题上，他们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黄宗智著《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李伯重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理论贡献很多，这里我只举两点。其一是他对“早期工业化”的重新认识和阐释，以及他对江南早期工业化问题的深入研究。近代工业化的发生和发展是世界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很多著名学者如古特曼（Myron Cutmann）、布罗代尔（Fernard Braudel）等都有过深入研究，他们分别提出了“早期工业”、“前工业”的概念。其中，孟德尔斯（Frankin Mendels）提出的“原始工业化”理论影响尤其大，这个理论特别强调农村工业化是近代工业化产生的基础。李伯重在研究前现代江南经济发展过程的时候，借鉴了欧美社会经济史家的见解，在《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一书中，他明确提出了“早期工业化”的概念。他认为，用“早期工业化”这个概念来研究前现代江南经济发展过程最为贴切，此前中国学术界使用“手工业”是不全面不准确的，因为中西方的早期工业化阶段都有这个现象：复杂的手工操作都要依靠简单的机械和机器。当然，李伯重提出“早期工业化”这个概念，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与欧美学界对话，并试图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纳入国际和全球视野，因此是很有前瞻性的。

其二是他对中国GDP问题的研究。将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经济史研究，是20世纪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大特点，其中GDP估测与计算就是很重要的一种经济学研究方法。一般说来，这种方法比较适合研究数据与数据比较丰富、可靠的历史时期，因此是研究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史中经常使用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特别适合比较不同经济体之间的总体发展水平；但是，如果将这种方法扩展至前现代或更早的历史时期，因为数据的缺乏、粗略、断裂等原因，就存在比较多的问题和困难，这也是我上文提及麦迪逊关于历史上GDP研究经常遭受质疑、批评的主要原因。不过，经济史学科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数据可能永远比文字描述和解释更有吸引力，因此对数据的追求是经济史学家不可能放弃的目标，也是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对话、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沟通的桥梁。鉴于此，李伯重选取了他非常熟悉的江南华娄地区（清代的华亭县和娄县，大致相当于现在上海松江）作为研究重点，进行了独特而深入的GDP研究。此项课题既接续了他此前的研究，又证实了他此前的一些重要学术判断，比如，“用近代以前的标准来看，19世纪初期的华娄经济已经颇为商业化和早期工业化了”；“在19世纪初期的华娄，工业在经济中所占地位已经超过农业，因此可以说这种经济已经早期工业化了”；“但在1820年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中国经济一直处于衰退之中”。李伯重还别出心裁与同时期的荷兰进行比较，认为在整个18世纪，直到1820年以前，华娄的经济发展水平要高于荷兰。

李伯重著《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

通过上述李伯重的研究，我感觉他试图解决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怎样客观叙述前现代中国历史，怎样与欧洲历史相比较，怎样与西方学者对话和沟通，以及如何从历史上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为何是长江三角洲再次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他通过“早期工业化”概念，来阐释前现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通过GDP的计算来衡量前现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指出不能因为中国没有在19世纪走上工业化道路而否认此前的中国工业发展成就。应该说，他的这些看法特别契合国际学术界的话语体系，因此他的研究成果在欧美受到格外关注，凡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欧美学者，几乎都要引用他的著作，这真是一道特别靓丽的风景线。有些学者的研究甚至就直接建立在李伯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正如荷兰著名经济史学家范·赞登所说，李伯重的研究成果“构成了彭慕兰重新评估1800年以前中国经济绩效的支柱之一。如果没有李伯重对这个区域农业生产率和产出的开创性研究，彭的名著《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就几乎不可能写就”。的确如此，除彭慕兰外，李中清、王国斌、黄宗智等都借鉴了李伯重的研究成果。李伯重的多部著作在欧美出版，影响很大。在国内学术界，李伯重的研究尽管也引起一些争议，但他对江南历史的研究以及对今日长江三角洲经济起飞的解释，依然是最有说服力的：

在19世纪后半叶，上海取代华娄而成为松江府乃至江南经济中心，此时的江南已成为亚洲近代工业化最成功的地区之一。到了20世纪最后20年，江南经济起飞，迅速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换言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回复到江南19世纪初期及以前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这个“江南经济奇迹”的根源在于江南内部，乃是“过去的延续”（the persistence of the past）。只有从长期历史变化的角度，才能真正认识这奇迹。因此，19世纪初期江南经济已经是一个早期的近代经济的结论，是我们认识今天的“江南经济奇迹”的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