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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鑫：14—15世纪广州“泊口”制度演进与南海海洋网络变迁



引言


有关16世纪广州“泊口”制度，明儒黄佐总结为“湾泊有定所”一语。他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至四十年编纂的《广东通志》卷六十六《外志三》“番夷”条中有所描述：


湾泊有定所。布政司案查得：递年暹罗国并该国管下甘蒲石、六坤州与满刺加、顺塔、占城各国夷船或湾泊新宁广海、望峒，或新会奇潭，香山浪白镜、十字门或东莞鸡栖、屯门、虎头门等处海澳，湾泊不一。


此条载诸嘉靖八年十月林富《通市舶疏》之后，故成文时间在嘉靖八年至四十年之间。学者们多援引此条史料，阐述明代朝贡体制下的贡道之制与明中期广东沿海番舶之盛。郑永常教授（为行文计，后皆径称）、王元林则专就其进行过相当细致的讨论。郑永常在《来自海洋的挑战》中提出，成化、弘治年间，由于“贡献者日夥”，广东地方官府设计出一套新的海口贸易模式，“湾泊有定所”详述的即是当时的状况。王元林《明代初期广东沿海贡舶贸易港考》一文详细考证澳门兴起前的广东贸易港，特别指出“广州黄埔港、怀远驿之外，还应有其他泊所或港口”，并专引上述史料，认为“这些泊所在明嘉靖中期以前为中外贸易互市之地，随着濠镜澳的兴盛后皆废弃”，故逐一考订诸澳；最后还论及广东市舶司迁至高州电白及其贸易港。他们皆从明中前期南海贸易的实态与制度两方面入手，颇能揭示此史料的意涵；但因没有系统考察洪武朝至嘉靖朝中外使臣经广东往返的“泊口”制度演进，也未通盘考虑其时海洋力量的聚散与海洋网络的变迁，仍遗下诸多探讨的空间。本文着重探讨14～15世纪即洪武朝至弘治朝广州“泊口”制度演进与南海海洋网络变迁。有关16世纪相关问题之研讨，将另文撰述。

一


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遣使前往关系最紧密的邻国高丽、安南，是为明朝构建朝贡体系之肇始。次年正月二十日，“遣使以即位诏谕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诸国”。但使臣尚未出发，二月初四日，占城使臣虎都蛮已奉其国王阿答阿者之命贡虎象方物，来到南京；初六日，“遣吴用、颜宗鲁、杨载等使占城、爪哇、日本等国”。三年六月二十一日，遣使颁诏没有回应明朝的爪哇及西洋琐里等国。八月初五日，“遣吕宗俊等诏谕暹罗”，二十二日，“遣使持诏往谕三佛齐、浡泥、真腊等国。赵述等使三佛齐，张敬之等使浡泥，郭征等使真腊”。九月十四日，“爪哇国王昔里八达剌八剌蒲遣其臣郎加占必忽先等来贡方物”。同月，“西洋国王别里提遣其臣亦迭纳里沙等来朝进金叶表文……先是尝遣刘叔勉等颁即位诏于西洋等国，至是遣其臣偕叔勉入贡”。四年八月十三日，“浡泥国王马合谟沙遣其臣亦思麻逸进表贡方物”；九月十一日，“三佛齐国王马哈剌札八剌卜遣其臣玉的力马罕亦里牙思奉金表来朝”，二十二日，“吕宗俊还自暹罗国。其王参烈昭毘牙遣其臣昭晏孤蛮等偕宗俊来朝”。十一月初七日，“真腊国巴山王忽儿那遣其臣奈亦吉郎等进表贡方物”。至此，以明朝为中心，占城、暹罗、爪哇、真腊、三佛齐、渤泥、西洋琐里等国为从属的南海朝贡圈初步建立。洪武初出使南海番国的行程，以三年张敬之、沈秩往使浡泥为详：


洪武三年八月，命御史张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秩往使。自泉州航海，阅半年抵阇婆，又逾月至其国……八月从敬之等入朝。


浡泥，亦作勃泥、渤泥，在今加里曼丹岛，一说是其北岸的文莱（Brunei），一说是西岸的坤甸（Pontianak）。阇婆即今爪哇岛。张敬之、沈秩自泉州先至阇婆、再达浡泥，显非由汪大渊《岛夷志略》、大德《南海志》所示的台湾、菲律宾群岛一线的东洋航路而行，而是经占城、暹罗一线的西洋航路而抵。明朝使臣无疑正是由泉州出发，循此西洋航路招谕同一航路上的占城、暹罗、爪哇、真腊、三佛齐、渤泥、西洋琐里诸国。随明使入贡的浡泥、西洋琐里、暹罗自然也是经此航路入泉州，再至南京。
而就在洪武二年二月初六日遣颜宗鲁使爪哇、赐爪哇国王的玺书中，明言“闻王国人捏只某丁前奉使于元，还至福建而元亡，因来居京师，朕念其久离爪哇，必深怀念，今复遣人送还”。洪武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谕福建行省：占城海舶货物皆免其征，以示怀柔之意”；九月二十八日，“户部言：高丽三佛齐入贡，其高丽海舶至太仓；三佛齐海舶至泉州海口，并请征其货。诏勿征”。自行入贡的占城、三佛齐、爪哇同样是沿西洋航路航至泉州。因此，洪武二年至洪武四年间，南海番舶主要经西洋航路入泊泉州港。
降至洪武六年（1375），南海番舶入贡的泊口出现变动。洪武七年八月初四日，明太祖语中书省臣：


去年秋，占城国王遣其使阳宝摩诃八的悦文旦来贡，已赐文绮纱罗以答之。其获贼之功未赏。近其使还，可遣人以物追赐之。于是，遣宣使金璇赍上尊酒及金织文绮纱罗二十四疋，驰至广州，付其使阳宝摩诃八的悦文旦，归赐其国王。


洪武六年占城“获贼之功”是指占城击破海寇张汝厚、林福之事，“占城国王阿答阿者遣其臣扬宝摩诃八的悦文旦进表，贡方物。且言：海寇张汝厚、林福等自称元帅，劫掠海上，国王攻败之。汝厚等溺水死，获其汪舟二十艘、苏木七万斤及从贼吴弟四来献”。郑永常依据此条史料，推定《明史》所载“复设（市舶司）于宁波、泉州、广州。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的制度最迟在洪武六年夏季确立。此说当为有见。也就在洪武七年三月初七日，明太祖处理过一通广东省臣上奏的暹罗番商冒贡的事件：


暹罗斛国使臣沙里拔来朝贡方物。自言本国令其同奈思济剌悉识替入贡。去年八月，舟次乌诸洋，遭风坏舟，漂至海南，达本处官司，收获漂余苏木、降香、兜罗棉等物来献。省臣以奏。上怪其无表状，诡言舟覆，而方物乃有存者，疑必番商也。命却之。


乌诸洋，通作乌猪洋，是西洋航路上海南岛海域与珠江口海域间的重要航段。从“达本处官司，收获漂余苏木、降香、兜罗棉等物来献”看，六年八月遭风漂至海南后，沙里拔和奈思济剌悉识替及其漂余苏木、降香、兜罗棉等物由广东官军护至广州，再由广州上达南京。广东省臣相信沙里拔所言并还继续帮助其完成朝贡，极有可能正因为当年春夏之际复设广州市舶司，并规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由广州入贡。
复设的广州市舶司在广州府城外西南一里，即宋市舶亭、海山楼旧址。司外便是海路出入广州城最主要的泊口：珠江岸，“舟始发必由此”。嘉靖《广东通志稿》亦提及，（粤江，一名珠江）“……《旧志》：在市舶司亭前者，可贮以达远，番舶将发，载之经月不败”。因此，当时南海诸番很可能是乘船直接航抵广州城外的珠江岸，舍舟入市舶司。
但洪武七年九月初九日，“罢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明太祖废罢市舶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朝贡贸易一体化理念下的政治热情与诸朝贡国的贸易热忱相冲突。实际上，就在前文提及的洪武七年三月初三日朱元璋处理暹罗番商冒贡的事件中，他不仅拒绝暹罗番商的上贡，而且认为“其他远国如占城、安南。西洋琐里、爪哇、浡尼、三佛齐、暹罗斛、真腊等处新附国土入贡既频，劳费太甚，朕不欲也”，由此下颁贡期之制。《大明会典》中《祖训》更直接言道：“自占城以下，苏门答腊、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浡泥诸国来朝时，内带行商，多行谲诈，故沮之。自洪武八年，沮至洪武十二年，方乃得止”。所说当为废罢市舶司、遏制朝贡贸易之事。随着市舶司的废罢，刚施行一年多的“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的新贡道制度亦无法贯彻。最典型的例子当为洪武二十一年正月温州永嘉县民购买暹罗使臣沉香事件：


温州永嘉县民因暹罗入贡，买其使臣沉香等物。时方严交通外夷之禁，里人讦之。按察司论当弃市。上曰：“永嘉乃暹罗所经之地，因其经过与之贸，此常情耳。非交通外夷之比也。”释之。


明太祖对永嘉县民的宽大处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构建的朝贡体制遇到挫折。洪武九年、十年、十一年，览邦、淡巴、百花与彭亨相继来朝，明朝在南海朝贡贸易圈中的宗主地位达到高峰。但洪武十三年遭到兴起的爪哇满者伯夷的巨大挑战，洪武十四年已降南海诸国中仅占城、暹罗、真腊不时入贡。其中以暹罗入贡次数最多，成为明朝遏制爪哇、维持朝贡体系的重要一环。既云“永嘉乃暹罗所经之地”当非遁词，暹罗使臣很可能是溯至太仓刘家渡入贡。不过，亦有自广州出入者。洪武二十年十二月，明太祖给予已返至广东的占城使臣赏赐，“上以占城贡象使者辛加咄及蕃军缺御寒之服，赐锦被寒衣一袭。辛加咄等曰：回至广东。复遣中使锡宴，仍赐钞二十锭为道里费，军士半之”。辛加咄等占城使臣当是道由广州入贡。
洪武三十五年（1402）六月十七日，靖难获胜的朱棣在奉天殿即皇帝位。他锐意进取，致力重组朝贡体制和南海国际秩序。即位不久，便派遣使臣向各朝贡国传谕即位诏书。八月初一，“遣使以即位诏谕朝鲜”；九月初七日，“遣使以即位诏谕安南、暹罗、爪哇、琉球、日本、西洋、苏门答剌、占城诸国”。次年永乐元年八月初八日，“遣官往赐朝鲜、安南、占城、暹罗、琉球、真腊、爪哇、西洋、苏门答剌诸番国王绒线织金文绮纱罗。有差行人吕让、丘智使安南，按察副使闻良辅、行人宁善使爪哇、西洋、苏门答剌，给事中王哲、行人成务使暹罗，行人蒋宾兴、王枢使占城、真腊，行人边信、刘亢使琉球，翰林侍诏王延龄、行人崔彬使朝鲜”。十月十一日，日本贡使圭密等入京，“命礼部宴之。仍命遣同圭密往赐日本国王冠服、锦绮纱罗及龟钮命印”。两相比较，名列赏赐绒线织金文绮纱罗诸番的真腊似乎不在此前遣使传谕即位诏书的诸国之中。但据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记载：


永乐初元，遍谕海外诸蕃告即位，遣御史尹绶往其国。绶受命自广州发舶，由海道抵占城，又由占城过淡水湖菩提萨州，历鲁般寺而至真腊……绶既入国，备告朝廷所以遣使之意，辞情慷慨，威信并伸，夷王畏敬承命。绶归，凡海道所经、岛屿萦廻、山川险恶、地境连接、国都所见，悉绘为图以献，上大悦。


引文中的省略之处是严从简考订“鲁般寺”所在；而在这段引文后他又援引元代奉使诏谕其国的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叙其针路：


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历闽、广（海外诸州港口），过七洲洋，经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顺风半月）至（到）真蒲，乃真腊境矣。自真蒲行坤申针，过崑仑洋，入港。港凡数十，惟第四港可入，其余悉以沙浅故不通巨舟。然而弥望皆修藤古木，黄沙白苇，仓卒未易辨认，故舟人以寻港为难事。自港口北行，顺水可半月抵其（地曰查南，乃其）属郡曰查南，又换小舟顺水可十余日，过（半路村、）佛村，渡淡洋，则（可）抵其地（曰干傍，取城五十里）矣。


严从简考订出鲁班寺的文献来源实际亦是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伯希和将“鲁般寺”比定为吴哥寺（Angkol Vat）；“淡洋”当即“淡水湖”，今洞里萨湖；“真蒲”则在今巴地（Baria）或头顿（Cap Siant-jacques）一带。 尹绶自占城至真腊的路程与周达观所表颇为相同，且又“凡海道所经、岛屿萦廻、山川险恶、地境连接、国都所见，悉绘为图以献”。因此，其以即位诏书传谕真腊应确有其事，时间当在洪武三十五年。但永乐初年，明朝与南海诸番使臣出入的港口尚未固定在广州一处。永乐元年九月初五日，“爪哇国西王都马板遣使阿烈罗佛达必期等奉表朝贺，贡五色鹦鹉、孔雀及方物，赐钞并袭衣文绮表里”。朱棣对爪哇国西王遣使朝贡非常重视，“福建参议辛彦博伴押至京”。显然，爪哇西王国使臣是自福建入贡，入泊港口很可能还是泉州。
在遣使以即位诏谕诸番得到积极回应后，永乐帝着手恢复主管朝贡贸易的市舶司制度。时间就在往赐朝鲜、安南、占城、暹罗、琉球、真腊、爪哇、西洋、苏门答剌诸番后的第四日，即永乐元年八月十二日：


上以海外番国朝贡之使附带货物前来交易者，须有官专主之，遂令吏部依洪武初制，于浙江、福建、广东设市舶提举司。


永乐三年九月，因诸番贡使增多，“乃于三市舶司各置驿馆，广东曰怀远驿，福建曰来远驿，浙江曰安远驿”。包括广州市舶司和怀远驿在内的三市舶司和驿馆也都依制建立。怀远驿设在“郭西南蚬子步”（今广州十八甫怀远街），东接市舶司，南临珠江，海船可直泊其下。永乐九年，同明朝建立外交关系仅六年的满剌加明确自广州进贡，入驻广东怀远驿，“嗣王拜里苏剌率其妻子陪臣五百四十余人来贡广州，驿闻”。其贡船当即直接停靠怀远驿外的珠江。

二


永乐元年（1403）设市舶司所依的是“洪武初制”。此“洪武初制”当指前文论及的洪武六年夏季“复设（市舶司）于宁波、泉州、广州。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之制。因此，永乐元年八月所设的市舶司制度当亦包含“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的贡道规定在内。嘉靖《广东通志》卷六十六《外志三》“番夷”条在记述怀远驿后写道：


有当由福建而被风漂至者，如渤泥、流求，每加收恤。他若喃勃利新附诸国，亦有随舶至广州者。


流求“当由福建”所遵显系洪武六年市舶司旧制。渤泥（今文莱）自洪武三年明使自泉州往谕，贡献不绝。永乐六年八月，“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率其妃及弟妹男女并陪臣来朝”，初“泊福州港，守臣以闻”。故渤泥入贡“当由福建”。喃勃利（一作喃渤利，即南巫里，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班达亚齐Banda-Aceh一带），永乐十年九月，“喃渤利国王马哈麻沙、苏门答剌国王宰奴里阿必丁,各遣使贡方物”。《明史》则写道：“永乐十年，其王马哈麻沙遣使附苏门答剌使入贡”。既曰“新附”，所论当在永乐朝中后期。而首贡“附苏门答剌使入贡”，“随舶至广州”的可能为苏门答剌贡舶。当然，也可能是出使喃勃利的下西洋分舟宗。
永乐年间，明朝使臣也确有自广州来往南海诸番者。永乐三年，“遣行人谭胜受往爪哇招流民梁道明等……道明属其副施进卿代领其众，自随胜受携郑伯可寄来朝贡方物”。谭胜受和梁道明都是广东南海人，梁道明肯定自珠江口下番，他们返程极有可能自广州入。永乐四年闰七月十三日，为配合征讨安南的大军，“敕广东都指挥司选精锐军士六百人，以能干千户二员、百户六员领之，具器甲糗粮，由海道往占城会合军马，防遏黎寇”。尽管并非使臣，但派遣这支600多人的精兵自广东由海道往占城，很大程度上说明海道是广州与占城官方交往的重要通道。永乐七年十月初一，“暹罗国王昭禄群膺哆啰谛剌遣使坤文琨等奉表贡方物，赐钞币遣归。时中国人何八观等流移海岛，遂入暹罗。至是因文琨归。上令谕其国王遣八观等还，毋纳逋逃，以取罪戾，并赐其王金织紵丝纱罗绒锦”。《殊域周咨录》更详细载述：“是岁，复遣坤文琨贡方物。初，南海民何八观等流移海岛，遂入暹罗，至是因其使归。上命传谕国王，遣八观等还，毋纳流移，以取罪戾。并赍王金绒、苎丝、纱罗、织锦。八年，贡马及方物。送中国流移人还。赐敕劳之。”何八观是广东南海县民，永乐八年暹罗送还的中国流移人中估计相当部分是广东移民。永乐八年奉使赐敕的是张源。不过，他并非由广州城外直航，而是自东莞县赤湾（今深圳市赤湾）出发，前往暹罗。为保佑旅程平安，特在赤湾复建天妃庙。赤湾天妃庙前辞沙由此成为自广州前往南海诸番的明朝使臣启航的重要仪式：


天妃行祠，海滨地皆有，而东莞则有二，一在县西百余里赤湾南山下。凡使外国者，具太牢祭于海岸沙上，故谓辞沙。太牢去肉留皮，以草实之，祭毕沉于海。永乐初，中贵张公源使暹罗国，先祀天妃，得吉兆，然后辞沙。天妃旧有庙，公复建殿宇于旧庙东南。


诚如后文所述，赤湾天妃庙所在成为此后明使往返南海诸国的重要港口。之所以如此，除赤湾的天妃庙灵异之外，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洪武朝至永乐朝中外贡使皆循广州府——古斗村——虎头门（今虎门）的航路往返。正如《大明一统志》所载：“南海：在（广州）府城南一百里、城东八十里，有古斗村，自此出海，浩淼无际，东通闽浙，南通岛夷”“虎头山：在东莞县西南五十五里大海中，有大虎、小虎二山，俗号虎头门，外夷入贡及使外夷者皆道此”。另一方面则是赤湾地处虎头门与南亭门（今万山群岛）之间，而南亭门正是因为当时自福州长乐港来往南海西洋诸国的郑和船队才为世人所知。
黄佐《广东通志》记载：“永乐五年秋九月，明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首从广东往占城国起”。永乐五年九月，确为郑和第二次下西洋的时间。不过，据郑和在宣德六年（1431）亲立的《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所言，其七次下西洋都是自太仓开洋：


和等自永乐初奉使诸番，今经七次，每统领官兵数万人，海船百余艘，自太仓开洋，由占城国、暹罗国、爪哇国、柯枝国、古里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等三十余国。


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资料中，第一、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下西洋有较详细的开洋资料：


（第一次）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
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四《宦官·郑和传》
（第三次）永乐七年己丑，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等统领官兵，驾使海船四十八号，往诸番国开读赏赐。是岁秋九月，自太仓刘家港开船，十月到福建长乐太平港泊。十二月，福建五虎门开洋，张十二帆，顺风十昼夜，至占城国。临海有港曰新洲，西抵交趾，北连中国。
费信：《星槎胜览》前集《占城国》
（第四次）占城在广东海南大海之南。自福建福州府长乐县五虎门开船往西南行，好风十日可到。其国南连真腊，西接交趾界，东北俱临大海。国之东北百里有一海口，名新州港，岸有一石塔为记，诸处船只到此舣泊登岸。
马欢：《灜涯胜览》
（第五次）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厮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生灵庇佑。 《泉州灵山回教先贤墓行香碑》
（第六次）太仓港口开船用丹乙针一更平吴淞江，用乙卯针一更到南汇嘴，平招宝山……定海所前过，用丁午针二更船取五虎山。用乙辰针平官塘二礁外过。用丙巳针取东沙。东沙用丹巳针三更船平牛山。《郑和航海图》                            
（第七次）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六日龙湾开舡，十日到徐山(打围)。二十日出附子门 ，二十一日到刘家港。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到长乐港，十一月十二日到福斗山，十二月九日出五虎门(行十六日) ，二十四日到占城。七年正月十一日开舡(行二十五日)，二月六日到爪哇(斯鲁马益)。六月十六日开舡(行十一日) ，二十七日到旧港。七月一日开舡(行七日)  ，八曰到满剌加。八月八日开舡(行十日) ， 十八日到苏门答剌。十月十日开舡(行三十六日)，十一月六日到锡兰山(别罗里)。十日开舡(行九日)  ，十八日到古里国。二十二日开舡(行三十五日)，十二月二十六日到忽鲁谟斯。八年二月十八日开船回洋(行二十三日)，三月十一日到古里。二十日大舟宗船回洋(行十七日)。四月六日到苏门搭剌，十二日开船(行九日)，二十日到满剌加。五月十日回到崑仑洋，二十三日到赤坎，二十六到占城。六月一日开舡(行二日) ，三日到外罗山，九日南澳山，十日晚望见望郎回山。[六月]十四日到畸头洋，十五日到碗碟屿，二十日过大小赤，二十一日进太仓。
祝允明：《前闻记》


显而易见，郑和数次下西洋的航路皆是先自太仓刘家港开洋，航入福州长乐太平港；待准备齐全，趁北风起出五虎门，扬帆至占城；再由占城抵南海诸番。其主要的国内泊口是太仓刘家港和福州太平港，永乐十三年后随其往返的南海诸番贡使自然也主要入自太仓刘家港，而非广州。
不过，广州的海上新航线某种程度上又确实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祝允明《前闻记》中所载第七次下西洋返程的外罗山至南澳山的六日航程，在以第六次下西洋为资料来源的《郑和航海图》中恰有更细致的针路记录：


外罗山内过，癸丑及单癸针二十一更船，平独猪山。独猪山用丹艮针五更船、用艮寅针十更船，平大星尖，外过。大星尖用丹寅针十五更，船平南澳山外坪山，外过。


图中不仅绘出这条外洋航线上已经出现的关键航标，而且标明各主要航段的重要港澳岛屿。如珠江口东边东莞县的蒲胎山、佛堂门、大奚山、小奚山、伶仃山、翁鞋山、东姜山、南停山（即南亭山），中部香山县的九星、北尖，西边广海卫的大金、小金、鹿颈高栏、上下川山及内外洋分野乌猪门，海南岛周边的七洲、铜鼓山与独猪山。
 

图1 《郑和航海图》广东段


图2 《郑和航海图》广东段复原图，选自《新编郑和航海图集》


继承郑和时代中国航海知识的《顺风相送》详细载明占城、暹罗、大泥（今泰国北大年patani一带）、彭坊（即彭亨，今马来西亚彭亨pahang一带）等南海番国经外罗山至南澳山达福建的针路：


（福建往暹罗针路）回针：（外罗山）用丑癸针二十更船，平独猪山。用单丑、癸丑针五更船，取铜鼓山。用丑艮针二十更船，取弓鞋及东姜山并南亭门。用艮寅二十更船，取南澳坪山，外过。
大泥回针：（外罗山）用单丑六更船二十更船，取独猪山。用单艮针五更船，取铜鼓山。用丑艮及丑癸针二十更船，取东姜山及南亭门。用艮寅针七更船，到大星尖。用艮寅十五更船，到南澳。……外罗开船，或直使用单丑针十更，用丑艮针三十二更，取南亭门。或照古使用丑癸针二十更船，平独猪山；用丑艮二十更船，平弓鞋屿。
（彭坊）回针：（外罗山）用丑癸及单丑二十更船，取独猪山。用单艮针五更船，取铜鼓山。用艮寅针十三更，取东姜。用艮寅针七更船，取大星尖。用单寅十五更船，取南澳。


比较诸种针路，回针都遵循外罗山——独猪山——铜鼓山——东姜山、南亭门、弓鞋山——大星尖——南澳的基本航路。但是诸段的针位和更路却参差不同。颇值得注意的是“大泥回针”中的“或直使用单丑针十更，用丑艮针三十二更，取南亭门。或照古使用丑癸针二十更船，平独猪山；用丑艮二十更船，平弓鞋屿”。由此可见，自外罗山“用丑癸针二十更船，平独猪山；用丑艮二十更船，平弓鞋屿”是相对更早的针路。此与《顺风相送》“福建往暹罗针路回针”条相同，而同《顺风相送》“（彭坊）回针”条、《郑和航海图》中“外罗山内过，癸丑及单癸针二十一更船，平独猪山”略有差异。一在针路上，多“单丑”、“单癸”，但“单癸”、“单丑”实与“癸丑”相近。一在更数上，《郑和航海图》中多一更，实际也相差不大。故其标准针路当是“自外罗山，用丑癸针二十更船，平独猪山”。而自独猪山至铜鼓山，有“用单丑、癸丑针五更船，取铜鼓山”、“用单艮针五更船，取铜鼓山”、“用单艮针五更船，取铜鼓山”诸种，《郑和航海图》中“独猪山用丹艮针五更船、用艮寅针十更船，平大星尖，外过”之“用丹艮针五更船”亦当指独猪山至铜鼓山的针路。故自独猪山至铜鼓山的标准针路是“用单艮针五更船，取铜鼓山”。如此类推，自外罗山经广东海域回福建的标准针路当是：


自外罗山，用丑癸针二十更船，平独猪山。用单艮针五更船，取铜鼓山。用丑艮针二十更船，取弓鞋及东姜山并南亭门。用艮寅针七更船，到大星尖。用艮寅十五更船，取南澳坪山，外过。


《顺风相送》中亦载有自福建经南澳山与外罗山航段至南海诸番的针路：


福建往暹罗针路：（大小甘）用坤申针三更船，取南澳山，外过。用坤申十五更船，取大星尖。用坤针七更船取东姜山。坤七更船，取独猪山。单坤及坤未二十更船，取外罗山，外过。
浯屿往大泥吉兰丹：（浯屿）用丁未及单丁针七更船，平南澳坪山，外过。用坤申针十五更船，平大星尖。用坤申针七更船，取南亭门。用单坤五更，取乌猪山。用单坤及坤未针十三更船，平七洲洋。用坤未七更船，取独猪山。用坤未针二十更船，取外罗山，外过。
太武往彭坊针路：（州山）开用未针三更，取南澳。用坤申针十五更船，取大星。用坤未针七更船，取东姜山。用单坤五更船，取乌猪山。用单坤十五更，取七洲洋。用单坤针七更，取独猪山。用坤未针二十更，取外罗山，外过。


这一段航路正是广东海域的外洋航路，如图1、2所示。其中南亭门取外罗山的针路与《顺风相送》“广东往麻六甲针”条中所载颇为相近：


广东往麻六甲针：南亭门放洋，用坤未针五更船，取乌猪山。用单坤十三更，取七洲洋。坤未七更船，平独猪山。单未针二十更，取外罗山，外过。


此“广东”即广州。显而易见，这里所载的也正是郑和时代新开辟的广州出南亭门的外洋航线。

三


宣德八年（1433）苏门答剌、古里、柯枝、锡兰、佐法儿、阿丹、甘巴里、忽鲁谟斯、加异勒、天方诸多贡使随郑和使团入京后，明朝不再遣使下西洋。贡道之制开始得到相当程度的贯彻。正统十年（1445），“琉球国陪臣蔡璇等人以方物贸迁于领国，飘至广东香山港被获。守备军官当以海寇，欲尽戮之。巡视海道副使章格不可，为之辨奏，还其赀而遣之。国人德之。”如果对比前引永乐年间“有当由福建而被风漂至者，如渤泥、流求，每加收恤”的优恤态度，正统年间对风漂至香山港的琉球番舶就要严酷许多。而此前正统二年，琉球贡使至浙江，也差点被宁波市舶司官员籍没其赏赐之物；此后弘治元年七月，由浙江入贡的琉球使臣差点被拒，“礼官言贡道向由福建，今既非正道，又非贡期，宜却之，诏可。其使臣复以国王移礼部文来，上言旧岁知东宫册妃，故遣使来贺，非敢违制。礼官乃请纳之，而稍减傔从赐赉，以示裁抑之意”。这些都在在反映出正统朝后，明朝对贡道旧制的重申与强调。
就在正统年间明朝与南海诸国交往日益集中在广州出入之际，泊口也出现新的变化。正统六年（1439），占城国王卒，嗣子摩诃贵由请袭爵。吴惠受命为副使往封。他留有较翔实的出使日记。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录其大概曰：


是冬十二月廿三日，发东莞。次日，过乌猪洋。又次日，过七州洋，瞭见铜鼓山。次日，至独猪山，瞭见大周山。次日，至交趾界。有巨洲横绝海中，怪石廉利风横舟，触之即靡碎，舟人甚恐。须臾，风急过之。次日，至占城外罗洋校杯墅中。廿九日，王遣头目迎诏，宝船象驾，鼓吹填咽……（七年）五月六日，还至七州洋，大风，舟几覆。正使舒某忧泣不知所为，惠为文以祭祝融与天妃之神。俄而开霁，瞭见广海诸山。十五日，遂收广海，复抵东莞。


王鳌《震泽纪闻》记其略曰：


正统六年七月，奉使占城，立嗣王。十二月某日，发东莞。次日，过乌猪洋。又次日，过七州洋，瞭见铜鼓山。次日，至独猪洋，见大周山。次日，至交趾洋，有巨洲横绝海中，怪石廉利，风横，舟触之即靡碎，舟人不胜恐。须臾，风急过之。次日，至占城外罗洋校杯墅口。廿九日，王遣头目迎诏，宝船象驾，笳吹填咽……五月六日回洋。十五日，瞭见广海诸山，遂收南门港，以还广东。


严从简与王鳌记录的吴惠行程大致相同。其所经行的航程：过乌猪洋、七州洋，见铜鼓山，至独猪山，见大周山，至占城外罗洋校杯墅中，回至七州洋，见广海诸山。诸段所花的时日同前引《郑和航海图》、《顺风相送》等前后的航海资料基本契合。最值得注意的是启程和返程的珠江口航段。两书所载的启程都是“发东莞”。此东莞当是前述的东莞赤湾天妃庙所在。且其后天顺四年（1460）九月，“特遣正使给事中王汝霖、副使行人刘恕赍诏封（槃罗茶全）为占城国王”。王汝霖等人，“泊舟庙下，于神前是祷，往返无虞，出钱二万缗托东莞吴知县于后建正殿四楹，易前殿为享堂”。适逢前一年奉命册封故满剌加国王子苏丹范速沙为满剌加国王的正使给事中陈嘉猷、副使行人彭盛，“自满剌加国还，复发钱万缗以相其事”。陈嘉猷等人虽出使在前，但还国在后，是因为出行并不顺利。据《明英宗实录》卷三百二十六“天顺五年三月戊午”条：


礼部尚书石瑁奏：先是遣礼科给事中陈嘉猷、行人司行人彭盛为正副使，往满剌加国行册封礼。于广东布政司造船，浮海行二日，至乌猪等洋，遇飓风。船破，漂荡六日至海南卫清澜守御千户所，地方得船来救。嘉猷等捧诏书、敕书登岸，令水手打捞得紵丝等物，俱水湿有迹，乞行广东布政司收买应付。其紵丝罗布，宜于内承运库换给，遣人赍付，嘉猷仍往行礼。从之。


返程所书则不同，《殊域周咨录》作“遂收广海，复抵东莞”，《震泽纪闻》作“遂收南门港，以还广东”。无论是“东莞”还是“南门港”，无疑都是赤湾天妃庙。从两份文献皆有“瞭见广海诸山”及《殊域周咨录》写明“十五日，遂收广海”看，吴惠很可能是先泊广海卫，再自广海卫航抵东莞赤湾天妃庙，最后回到广州。广海卫成为使臣往返的新“泊口”。如此我们不难理解，后来的成化元年（1465）十月，“爪哇国遣使臣梁文宣入贡方物，舶至广东广海卫。有段镇者常泛海为奸利，识文宣，因诱出其附余货物，乾没之。”
而从陈嘉猷之行可以看出，海南岛地处乌猪洋、独猪洋、交趾洋等数片危险大洋之间，是使船中途停泊休整的理想之地。或许正因为如此，至迟到天顺初年，海南岛的毕潭港已成为占城贡舶来航的“泊口”。这在叶盛的《叶文庄公奏议》中有非常详细的记载：


天顺二年（1458）八月初六日酉时，据崖州守御千户所申，备瞭望小旗蕲荣并崖州通远巡司各状呈：该天顺二年七月初六日辰时，据三亚口夫报，有双桅大船一只，在于本境东路三亚鹿回头海面湾泊。据报随即会同巡简（检）司官兵、当地浦老蒲思麻印等，坐驾采鱼船前去探问，称系占城国进贡船。呈报到所，己委百户何清会同崖州义宁驿驿丞杨仁督军兵，将前船牵入稳便毕潭港顿泊。内有犀象二只，着令番伴喂养。照例拘收蓬舵，搜番使人上。外有金叶表文，系正副使究别陀朴等亲赉在馆间。据通事林安开报，在船方物，会同崖州并各该委官人等眼同封钉完密，如法苫盖，着令军兵守。等因。备申到卫，摘拨旗军守口，差人通行驰报。据此，系干外夷进贡船只，除内官杜乔公同三司等委官照依上年事例，前去开盘见数，运送赴京外。谨题。天顺二年九月十七日。


而据正德《琼台志》所载，南海贡舶在海南岛的“泊口”不止毕潭港一处，“望楼港，在州西八十里……经望楼村入海，番国贡船泊于此。毕潭港，在州东一百里三亚村南海口，占城贡船泊于此。”天顺年间，大象是占城经常上贡的方物。为安全起见，中途停泊在海南岛的占城贡船并不再走外洋航道，而是直上雷州，沿粤西海岸线经雷州、高州、阳江、广海卫，再达广州城：


据雷州卫呈抄，蒙钦差镇守总兵等案验，先据海南卫呈报：占城国进贡白黑象只方物船只，到泊崖州三亚海面。随到泊船处所，会同广东都布按三司委官，将前船照例开封，方物盘秤，见数封号，责付各司委官，领运象只，于天顺七年五月十五日到于雷州府。会同守备廉雷高州府地方官看验，得原报白象一只，皮淡亦色，毛灰白色；黑象一只，原验毛色相同等因。到院会同镇守、总巡、都布按三司查议，得先为前事节，经会官议调官军民壮共二千五百余员名，会合都指挥石鑷等官军防护去后。今据前因，审得雷州卫差来总旗黄铭说称，象只于本年六月初一日已到高州。臣等复议，添拨指挥李祐先调领去新会，策应官军三百员名前去阳江等处，与同石鑷等官军民壮，沿途接护象只前来。照得自高州至广城一千余里，候象只至日，另行谨题。天顺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如此，尽管运送贡象只是特例，但粤西沿海的港湾却不得不暂充为贡舶“泊口”。这些无疑都会给后来者在处理番舶“泊口”问题时提供可资借鉴甚至利用的旧例。

四


与此同时，珠江口周边的海洋力量，尤其是尤其是珠江口西岸的顺德县、新会县、广海卫的海洋力量迅速崛起。这尤其体现在珠江口海域的海盗事件上。


表1 正统朝至成化朝珠江口海域海盗事件表
正统七年（1442）
新会县，正月“盗起潮居都白水诸峒……贼首周义长、温覩彩”
嘉靖《新宁县志》卷一《封域志》“时变上”条
正统十四年（1449）
三月初八日，“（黄萧养）撞开东门，夺得住家船只，出海打劫”。
五月十三日，“在赤岗海口遇贼（按：即黄萧养）战败，杀张百户，由是贼益肆志，回潘村海口造船。愚民闻风惶惧，相率归附”。
八月廿七日，“贼船约五百余只自韦涌一路放火烧至广州城外”
九月，“广东奏：贼首黄萧养等船三百余艘来寇广州城”
邓爱乡：《平寇略》
 
 
 
 
 
 
 
《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三，正统十四年九月丙午条
正统十四年
新会县，二、三月“群盗益炽……竟往阳江诸县剽掠”
嘉靖《新宁县志》卷一《封域志》“时变上”条
景泰元年（1450）
新会县，闰正月初八日“贼首区蛋家、黄三、温覩彩驾舡五百余艘，泊曹婆渡，从狮子山劫掠黎峒村”
  二月初四日，“（黄萧养）遂乘胜连本县贼首王三等船一千余艘，众至三万余，急攻新会城”
嘉靖《新宁县志》卷一《封域志》“时变上”条
景泰三年
四月，严启盛打劫柘林镇、海丰县、新会县
五月四日，自新会县大金门进入广海卫内海贸易，湾泊清水澳。
六月十三日至十九日，陆续行至香山县十字门外洋、鸡公头海面、深澳。在深澳遭官军突袭后，二十日由翁鞋、北尖出外洋，趁风望东驶去。
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卷六十六《外志·海寇》
于谦：《忠肃集》卷四《兵部为海贼等事》

三月，严启盛海贼四百余徒犯香山千户所，烧毁备边大船

天顺二年（1458）
七月，严启盛招引番舶到香山沙尾外洋交易。
八月初六，严启盛及其集团遭伏被剿，获“番贼二名”
叶盛：《叶文庄公奏疏》之《两广奏草》卷二《题为杀获海贼事》
天顺四年（1460）
有三桅大船一只、双桅白船二只、单桅槽船四只，从漭洲洋行使至境地名上川山小屯澚抛泊。纵使快马船只往来在海，劫杀乡村，抢掳新会、香山二县过往民人余显保等人口船只等……夺得双桅、快马贼船大小三只，生擒番贼七名，杀获贼级四十五颗……并番货、胡椒等物
叶盛：《叶文庄公奏疏》之《两广奏草》卷九《题为杀获海贼事》
成化中
乌沙海在三灶东，成化中番舶侵扰，岁令官军千人防之
嘉靖《香山县志》


稍微梳理正统至成化朝珠江口群盗事件，可以看出大致以景泰三年分为前后两阶段。正统七年至景泰元年，主要是本地海盗；景泰三年至成化年间则是外来海盗的天下。外来海盗尤以严启盛最为势大。据张侃教授等考证，严启盛都亦商亦盗，“积年下番，劫掠海道”。正统十四年，因“私下番”系狱，但都趁官军剿杀邓茂七、监管不严之机越狱，抢驾海船，复下海为寇。严启盛等在官军剿抚并施下，于同年七月向福建备倭都指挥使王胜自首受抚，随征龙溪县海贼。但到景泰三年（1452）三月左右，严启盛重新下海为寇，“不伏昔叛，结连外番，往来劫掠”。在福建军方的追击与驱赶下，他再次南下广东海域。四月前后，严启盛一路劫掠柘林镇、海丰县。五月四日，严自新会县大金门进入广海卫内海贸易，湾泊清水澳。六月十三日至十九日，陆续行至香山县十字门外洋、鸡公头海面、深澳。十九日在深澳遭官军突袭后，二十日由翁鞋、北尖出外洋，趁风望东驶去。于谦在景泰三年八月初八日《兵部题为海贼事》中对其形迹有详细的描绘：


（五月初四日）辰时，据望头等堠烽夫陈道存等走报，海贼双桅白船一只、单桅白船一只在黄金门望西南行使，将近望头村前海抛泊。男子约有二百余徒，各披盔甲器械，意欲登岸。
至五月初八日，有指挥王俊令总旗王政就夜故差千户冯意带领（黄）清等，驾使（通“驶”）槽船一十一只，夤夜跟船于望头村湾泊。
初九日午时，望见白船一只在下川嘴挂篷行使。有千户冯意就时追捕，赶至荔枝湾海面，得获白船一只，装载槟榔、苏木等物。贼人俱下小船，望洋奔走。其船物件系百户沈祯著令小旗叶深等坐驾，至初九日酉时，驾回夏春长港湾泊。有指挥王俊在稳江坐视，不行督运追捕。前贼将官军考打，赶出港口湾泊。仍将前船撑进港内，就夜同百户毛俊、总旗王政、军伴李源、监神旺等二十一名驾放料船二只，将原获船内槟榔、苏木等物约有二百余担，竹笼十个俱各封记，尽行搬装回家。止留白船一只、槟榔六篓差百户沈祯领军解送前来。
十五日，锦衣卫镇抚司带管百户（许昇）中到广东引盐，募靖康等处船只前去双恩场关支，令表弟李筠在船。
十六日午时，（李筠）行至广海卫陈山头海面，忽遇贼船一只，各挂望斗，摆列枪刀追赶。李筠见势凶，复回躲至夏春长港。当有巡海指挥王俊领军在，岂料不行救护。被贼将稍人杜贵船一只连人捉去清水澳贼首大船边。
二十日。将（许升）弟许学说船上物件衣笼尽行搬检，贼分付要取钱米赎还。
六月初三日，节据广海卫备倭指挥佥事王俊差小旗施方深等报称，海贼双桅白船一只、单桅船二只在于清水澳湾泊。
（据王俊说称）初五日，贼船夜开往漭州海洋去讫。
十三日酉时，又据东莞千户所出海百户徐勇差旗军马泰旺等报，有海贼双桅白船二只在于香山海面十字门外洋，随潮上下行使。
十五日，到香山缉访，前船又往鸡公头海面行使。
十七日，到彼不见，随即差人密缉，哨听前船在外洋深澳。
十九日一更时分，与杜信、张通严督领军指挥孙擎、王俊、韦俊等官军船只前去。至三更时分，见得贼船在彼，贼人不知其数。本职与杜信当督官军奋勇，齐力向前，与贼对敌，各用飞枪、神砲等器。敌至二十日辰时，伤死贼人在船及落水淹死不计其数，获得贼船二只，并犁头枪三十把、长枪五十条。
二十日未时，到于翁鞋、北尖大海洋，风急，贼船望东行使去讫。


张侃对严启盛海上活动的性质和范围有细致地分析。他认为，严启盛等人从漳州一路而来，进行的是海上贸易；而严启盛船队在海上活动达三个月之久，主要以广东南部沿海岛屿为根据地，其活动区域可分为西洋航路上的新宁县海晏都海域和香山外洋海域；严启盛船队与官方发生冲突，并不是他们劫掠或骚扰地方，而是广海卫官员王俊等利用贸易季节，出海抢掠商船货物所致。这或许不无道理。但在强调其从事海洋贸易的海商身份时，仍不应忽略其海盗的角色。尽管“近望头村前海抛泊。男子约有二百余徒，各披盔甲器械，意欲登岸”有些欲加之罪，可其船队此前抢劫柘林镇、海丰县，此后在广海卫抢掠许昇手下的盐船、索要赎金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严启盛船队的活动轨迹也当是广海卫海面黄金门——望头村前海——下川——清水澳——漭洲——香山海面十字门外洋——鸡公头海面——深澳——翁鞋、北尖。据张侃考证，黄金门、荔枝湾当分别是上川岛旁的大金门岛和下川岛上的荔枝湾；它们同望头村、清水澳、陈山头、漭洲都分布在广海卫海面；“香山海面十字门外洋随潮上下行使”当即进入澳门；它同鸡公头、翁鞋都在珠江口海域。望头村当为望高巡检司所在，其前海即望洞澳，亦即望峒海，嘉靖《新宁县志》载：“望峒海，在矬峒都，去县南五十里，与矬峒海同源，番船皆泊于此”。陈（陳）山头当即连（連）头山之误，据万历《粤大纪》所绘，为广海卫与神电卫相交之地。而严启省船队“住经一个月有余”的清水澳极有可能就是连头山附近的番船澳。鸡公头、翁鞋、北尖，万历《粤大纪》之《广东沿海图》皆有描绘，严停泊并同官军交战的“深澳”，当在东莞县海域。天顺《东莞县志》卷一《山川》“海岛山洲”有“深奥山”，崇祯《东莞县志》卷一《地舆志》载：“合连海：在城西南四十里缺口巡检司之南，通牂牁江，合深澳、桑洲、零丁诸水而汇于此”。“深澳”极有可能就是大奚山（今大屿山）的大澳。此恰与于谦题本中言及广东军方初闻贼后“分投各往外洋大溪山、清水澳、漭州等处缉捕，并无贼船踪迹”相映照。
如此可以想见，严启盛很可能先获闻望头村前海的望峒海有番舶交易，故在五月初自海丰县经大金门进入望峒海，但完成部分交易后却在上川岛遭到广东军方的伏击，遂乘小船逃到广海卫与神电卫交界的清水澳，在抢劫过来船只补充财力和帆船的同时又得知香山县十字门外洋的澳门亦是番舶交集之所，便经漭洲航至十字门外洋，趁潮入澳门交易；交易完成后由澳门经鸡公头海面行至大奚山（今大屿山）的大澳休整，被尾随而至的官军追击；严部趁风自翁鞋、北尖出大洋逃逸。这一事件至少透露出当时的五条海上航路。第一，南海番舶出入广海卫望峒海、香山县十字门外洋澳门的两条航路。第二，自漳州、柘林镇、海丰县，经大金门进入广海卫的海上航路。这条航路和南海番舶出入广海卫望峒海的航路同前文已经例举的成化元年（1465）爪哇国使臣梁文宣航至广海卫，被段镇诱导往泊潮州港的案例正好可以互相对应。第三，自清水澳经漭洲航至十字门外洋，趁潮入澳门的航路。第四，由澳门行至鸡公头、大澳，经翁鞋、北尖出大洋东北向回福建的航路。翁鞋即占城回福建标准针路中的“弓鞋”，亦即可“用艮寅针七更船，到大星尖。用艮寅十五更船，取南澳坪山，外过”。
经此一役后，严启盛开始以广东海域为重心，一方面通番贸易，一方面抢掠乡村：


广东海盗大患有二。其一交通外夷，引透奸细，贻患中国。详见降到圣旨榜文。其一叛贼通番，置货往来，俱在沿海，东抵福建，西抵广西，方数千里之内，海面山澳地方，不常出没。其贼首号称“喇㗳”，专一交搆无籍不法官员军民，及诱引客商之辈，招集壮健恶党，名为“散仔快马”，同谋为恶。衣食资本，全凭劫掠。沿海一带居民村分，名曰打村。行劫去处，老弱尽皆杀死，妇女多被掳辱。又掳壮健之人，始则拘锁在船，听其役使，终则逼胁化诱，相从为盗。连年以来，扰害地方，杀掳军民，为恶已极。


其主要以珠江口海域为中心，于“东岸村、插笏、归德、朗溪湾、黄金门等处海洋”出没。黄金门即广海卫大金门，归德即东莞县归德场，东岸村、插笏皆为香山县濒海之地。香山诸澳尤为严启盛集团经营重点，不仅屡次杀掳香山县唐家、麻子诸村，而且“招引番船驾至香山沙尾外洋”。为削弱广东军方的实力，他们还烧毁香山守御千户所造好的千料备边大船。面对严启盛海盗海商集团不断的壮大与挑战，广东地方官府也开始筹划剿灭。天顺二年正月初八，严启盛座三桅大船开洋通番。七月，他招引番舶到香山沙尾外洋停泊交易。八月初六，在两广巡抚叶盛的部署下，严启盛及其集团遭伏被剿。同时被俘的还有“细软犀角”、“肉豆蔻、胡椒”等物和“番贼二名”。就在严启盛集团覆灭后的两年，天顺四年，又有一批海盗以上川岛为据点贩卖番货，打劫新会、香山乡村：


天顺四年九月十五日申时，据广海卫指挥周昊呈该缉事旗军烽堠民夫郑宽等走报：本月初六日，有三桅大船一只、双桅白船二只、单桅槽船四只，从漭洲洋行使至境地名上川山小屯澳抛泊。纵使快马船只往来在海，劫杀乡村，抢掳新会、香山二县过往民人余显保等人口船只等。至闰十一月初八日卯时，到于小屯澳，果见三桅大贼船一只、白船六只帮作一处，摆执军器，竖立旗号，烧放铳砲，齐声呐喊，来与官军对敌。通等申严号令，督励所部官军人等与贼交锋对敌，夺得双桅快马贼船大小三只，生擒番贼七名，杀获贼级四十五颗，余贼淹死，难以计数。各贼对敌不过，就驾原来三桅、单桅大小船四只，乘风奔使出洋逃遁去讫。缘系无边大洋，又兼风迅不便，当即收军回船。除将擒杀贼级名颗及获到贼船并番货胡椒等物，公同贮收，差官起解。


他们被叶盛部下剿灭后，被俘的亦有“番贼七名”、“番货胡椒”。这些番贼一种是在广东海域从事非法海洋贸易的琉球商人。前文已经例举正统十年，前往南海诸国贸易的琉球使臣蔡璇的船队风飘至香山港差点被官军尽戮一事。从记载的文字看，蔡璇等人可能确为琉球官商，因风偏离外洋航道，飘至香山。但据普塔克分析，15世纪琉球可能考虑到同明朝官方贸易的日渐衰退和直通航路的中途停转，很有可能选择违制进入广州或香山停泊贸易。另一种则是南海诸国的番商。他们或主动进入或被动招至广海卫、新会县、香山县、东莞县等广州府洋澳，同各地海商进行“非法”贸易。珠江口海域“非法”的海上贸易日益兴盛。远来的南海诸国贡舶也逐渐不再直接航抵广州城下，而是选择在广州城外较有利可图的合法“泊口”或“非法”洋澳驻船买卖。一个新的以珠江口海域诸洋澳为中心，环括占城至满剌加沿海的南海海洋网络逐渐成型。在这一新的海洋网络中，民间贸易跃升为贸易的主角，甚至超过朝贡贸易。

结论


洪武元年（1368）至四年，以明朝为中心，占城、暹罗、爪哇、真腊、三佛齐、渤泥、西洋琐里等国为从属的南海朝贡圈初步建立。当时南海番舶主要经西洋航路入泊泉州港。但最迟至洪武六年夏季，随着市舶司制度的恢复与“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的“专口”贡道制度的确立，南海诸国贡船的入泊港由泉州移至广州城外。不过，这套制度仅试行一年便遭废罢。此后直至永乐年间，福州五虎门变成明帝国与南海交通最重要的港口。从福州出外洋的郑和下西洋船队更是横跨整个南海、印度洋，远航至东非海岸。在这一更大的南海朝贡圈中，广州虽不及福州重要，但明朝与占城、暹罗、三佛齐、满剌加、苏门答剌等国的使臣也经由广州来往。且随着广州出南亭门外洋航道的拓展，广州“泊口”逐渐外移至东莞赤湾。
宣德八年（1433）苏门答剌、古里、柯枝、锡兰、佐法儿、阿丹、甘巴里、忽鲁谟斯、加异勒、天方诸多贡使随郑和使团入京后，明朝不再遣使下西洋。此后，明帝国的南海朝贡圈基本不再越过马六甲海峡。正统以后，“专口”贡道之制开始得到相当程度的贯彻，明朝与南海诸国交往日益集中在广州出入。沿途的广海卫和海南岛诸港也演变为明朝使臣回航、外国使臣来航的新“泊口”。
与此同时，珠江口周边的海洋力量迅速崛起，这尤其体现在珠江口海域的海盗事件上。正统至成化年间，这些海盗所代表的各种海商进入广海卫、新会县、顺德县、香山县及珠江口右岸的东莞县等广州府洋澳，进行“非法”贸易。远来的南海诸国贡舶逐渐不再直接航抵广州城下或赤湾，而是选择在广州城外较有利可图的合法“泊口”或“非法”洋澳驻船买卖。一个新的以珠江口海域诸洋澳为中心，环括占城至满剌加沿海的南海海洋网络逐渐成型。在这一新的海洋网络中，民间贸易日益活跃，甚至超过朝贡贸易。而为在制度和能力范围内将这一贸易纳入朝贡贸易的体系之中，在“泊口”旧例上设计出“湾泊有定所”的模式成为弘治朝及以后广东地方官府努力的方向。

本文收入《学海扬帆一甲子：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海洋史研究中心）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文集》，李庆新主编，科学出版社，2019年11月，第293-338页。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岭海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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