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交流史所见的遣隋使——在炀帝的两次国际盛会之间

一 隋初的对外姿态和高颎

（一）突厥对策

由于隋朝是一个仅存续两代三十八年的短命王朝，故其国际关系的实貌及在亚洲交流史中的立场等问题并未十分明了，且一直以来这些问题基本无人触及。特别是隋文帝时代，刚经历了周隋革命，建立了新王朝，势必要将全部精力放在统一领土和确立统治体制等内政上。在对外关系方面，雄踞北方蒙古高原的突厥（东突厥）是最大的威胁，如何抵抗其压力是最大的问题。为此，隋朝对相邻的朝鲜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实行不动用军事力量的册封政策。事实上，除此之外，直至文帝统治中期隋朝也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处理其他对外事务了。

概观突厥问题可知，隋掌握权力之时，佗钵可汗势力强大，但其在沉迷佛教中去世，继立的沙钵略可汗（581～587年在位）控弦四十万，入寇隋朝的北边至西北边，使建国不久的隋朝陷入危机之中。但是对隋而言幸运的是，突厥的势力并非铁板一块，与沙钵略对立的大罗便（阿波可汗）不断扯他的后腿，反而将沙钵略逼入窘境。隋朝在绝境中趁机通过北周王室下嫁给他的妻子（可贺敦）千金公主，成功实现了对沙钵略的怀柔。其间，虽然边境地区仍有局部性的冲突，但隋朝极力避免与突厥刀兵相向，其目的自然是全力压制立国江南的南朝的最后一个政权陈。

接下来，隋在开皇九年（589）成功灭陈、统一全国之后，转而对北方施压。首先是用计消灭已经成为隋朝绊脚石的大义公主（千金公主的改称）。理由是她与随仕的胡人私通。她先是嫁给佗钵可汗，随后成为沙钵略的妻子，后又成为都蓝可汗的妻子，自然蓄积了一股潜在的力量。隋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图谋弱化、孤立都蓝可汗，全力支持向隋求亲的突利可汗，在突厥的世界打入一根楔子。突利可汗是在沙钵略和都蓝之间短居可汗位的叶护（莫何）可汗的儿子。隋朝还赐予他“启民可汗”这一隋风的称号，将宗室女安义公主下嫁给他，安义死后又嫁其义成公主，以示与启民的亲密关系。

隋朝在动用武力之前，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女性（公主）的力量以离间对手。这种下嫁给周边政权首领的女性被称为“和蕃公主”，从汉代至唐末的公主和蕃的历史中，效果最佳的无疑就是这一时期了。另外，对于不断孤立的都蓝可汗，隋在开皇十九年（599）一举出兵，瞬间压制了北方的势力，将其统治权委于启民手中。都蓝也在此前为部下所杀。如此一来，隋朝软硬兼施，达到了弱化突厥的目的，且将因军事行动而获得的北方草原地带归于仰隋鼻息的启民可汗治下，使隋从长年的重压下解放出来。这是倭国第一次遣隋使来访的前一年之事。

（二）巧妙的外交政策和高颎

如上所述，隋朝前半期的国际政策，即使说基本都是对突厥的政策也不过分。其特点是极力避免军事冲突，并致力于和蕃公主政策及离间对手、促使其内部分裂的外交政策，将军事行动置于最后。为此，即使吐谷浑向西部的青海地区扩张势力且因内政不安屡犯隋之边境，隋朝也毫不干预，任其发展。另一方面，在东方，隋朝对于早早与中原建立了朝贡关系的高句丽、百济、新罗等朝鲜三国，采取了追认其册封关系的现状的政策（参照下节）。

作为宰相长年主导隋朝这些巧妙的外交政策的是高颎。文帝全心信任高颎，并压制屡屡出现的批判高颎的声音，使其动无掣肘。所谓“开皇之治”，正是在这种文帝和高颎的信赖关系的支撑下实现的，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功绩。这一时期政治的基轴，简单来说就是重视眼前的内政，致力于实现国内统一，为此极力避免向外部出兵及与周边诸国的对立。

二 文帝后半期及其向东亚的扩张——开皇二十年与倭使的邂逅

（一）高句丽对策

随着589年中国国内的统一，突厥的处境开始发生巨大的改变。另有一国敏感地将这一风向变化当作自身的问题来看待。那就是毗邻突厥东部的高句丽。对于占有从朝鲜半岛北部至旧满洲南部的领土，并与中原王朝隔辽水相望的高句丽来说，为了与南部的百济和新罗、西部及北部的契丹和其他部族甚至中国对峙，与出现在蒙古高原的突厥建立合作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据现存史料记载，在稍后的启民可汗时代，“先是，高丽私通使启民所”（《隋书·突厥传》），可知高句丽和突厥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恐怕二者的关系在此前就已经建立。

如前所述，隋和朝鲜三国之间建立了册封关系。其中，高句丽在隋建立之后的开皇元年（581）十二月派遣了朝贡使，被册封为大将军（正三品）、辽东郡公、高丽王。与此相对的，同年十月先其一步来朝贡的百济，被册封为上开府仪同三司（从三品）、带方郡公、百济王；而迟至开皇十四年（594）才遣使的新罗，被赠上开府仪同三司（从三品）、乐浪郡公、新罗王。这次册封的内容由中国的官位（散实官）、爵位（封爵）、独立的国王号三个部分组成，观察官位的部分可知，只有高句丽被赐予了高于其他两国的大将军（正三品）称号。可见隋在册封关系上把高句丽放在更高一级的地位来对待。

既然如此，高句丽委身于隋所营造的安定的册封体制中就好，但众所周知结果并非如此。高句丽为什么不选择安于此册封关系中呢？以往的观点是，隋在统一全国之后，将新的矛头对准高句丽，高句丽感觉到这种危机故主动断绝了两国的交往。但对隋而言最大的课题是突厥问题，虽然隋已经实现统一，但应当也没有多余精力随意挑起与高句丽的争端而将其逼入反隋阵营。这样的话，破坏册封关系的就主要是高句丽方面了。这一时期的关键，果然还是突厥的存在。

隋当时将封锁突厥作为外交的第一要义，为此步步为营。对于与突厥唇齿相依的高句丽来说，这绝不是他人之事。因为高句丽有一种隋可能会在进军突厥之前先攻打自己的危机感。此前的开皇十三年（593），突厥和高句丽之间的诸国有了新动向，即“契丹、奚、霫、室韦并遣使贡方物”（《隋书·高祖纪》），而此前几年就已经出现这些东北诸族和隋的联系活跃化的征兆。这大概也是隋外交活动的成果，是其不费兵卒就将对手逼入穷境的策略之一，但其结果也刺激了高句丽，使其坚定了反隋的态度。此前连年派遣朝贡使的高句丽，以此时为分水岭突然停止了朝贡。可以理解为，隋平陈之事与高句丽并无直接联系，但其将着力点置于对突厥的政策上，波及了高句丽，从而将其逼入反隋阵营。

（二）开皇十八年对高句丽的讨伐

如前所述，对隋而言，突厥问题因开皇十九年（599）的大军出征而最终解决了，但是在此之前，文帝在上一年即开皇十八年（598）二月，派其幺子即第五个儿子汉王谅为行军元帅，率水陆三十万大军讨伐高句丽。但结果却是惨败，至同年九月还军时蒙受了“死者十八九”（《隋书·高祖纪》）的巨大损失。这是隋朝四次实际出兵远征高句丽的第一次（后三次是在炀帝时期）。这次大败的责任被算到了宰相兼元帅长史的高颎的头上。理由是其在最初就反对出兵，且在打仗过程中不听年轻的汉王谅的意见并最终陷入危机等，这次大败也成为他从宰相之位上跌落的开端。

即使如此，开皇十八年的此次出征中难以理解的点还有很多。说到底，在突厥问题即将解决的前一年，为什么要出兵高句丽呢？另外，在上一年即十七年五月，以新王高元即位为契机，“高丽遣使贡方物”（《隋书·高祖纪》），两国关系久违地有所修复。但是同年，可能是下半年，“（高句丽王）元率靺鞨之众万余骑寇辽西”（《隋书·高丽传》，《资治通鉴》载于同十八年二月），这次进犯是高句丽方面挑起的。这次入寇，被隋营州总管韦冲轻易驱散了，是一件已经解决的事情，孰料文帝却被此事激怒，立即下令反击。这就是前文提到的汉王谅的出兵。一向没有人对这一经过提出特别的疑问，但笔者却从此处看到了一种矫饰的痕迹。

问题就在于，刚刚和隋修复关系的高句丽，为什么要率“靺鞨之众”侵隋呢？另一方面，尽管隋已经轻易打退了此次入寇，但其后立即命令整军出征的迅捷，再加上出动三十万大军的大手笔，这些都是怎么回事呢？毕竟要出动三十万大军，是需要相当一段准备时间的。

靺鞨居于高句丽以北，就民族而言与高句丽相近，和居住在营州（辽宁朝阳市）以北（辽西一带）的契丹对立。另一方面，靺鞨自隋建立后一直持续朝贡，走的是亲隋路线，还加入了之后的炀帝远征高句丽的阵营。根据以上靺鞨和高句丽的情况，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他们在这一年决心（或朝着这个方向）与隋对立，进攻隋领土的辽西之事。如果二者的共同行动是事实的话，会不会是他们本来是要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契丹，而隋营州总管府的军队干预了这件事呢？据此进一步推理，即可以得出隋借契丹诱发高句丽的进攻，从而为自己进攻高句丽提供了恰好的口实这一推论。

如果以上解释成立的话，就能够窥见，可以说是在紧接着高句丽入寇的十八年二月，隋出动三十万大军背后的真相，即有以下两点，一是文帝不顾高颎的反对，决心对高句丽实施军事威压，在此之前就已经在集结兵力；二是隋为此等待一个出兵的口实，而高句丽的辽西入寇是其所设圈套。而选择这一时期（开皇十八年），最重要的是考虑到即将迎接压制突厥的最后完成阶段。文帝大概认为，仅靠这种军势就能轻易让高句丽屈服，还能更加坚实地压制突厥。再加上这也是文帝疼爱的第五子杨谅崭露头角的绝好机会。

如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次高句丽远征，是文帝首次主动实施的真正的东亚政策，是从一直以来的以高颎为中心的重视内政的路线，向东亚扩张路线转变的转折点。隋代的历史在文帝和炀帝之间有一个大的政策、路线的转变，这几乎是一直以来的共识。然而进一步深入来看，炀帝时期以成为东亚的盟主为目标的扩张路线的起点，实际上可以追溯到文帝后半期的开皇十八年前后。其结果是展开了严酷的政治斗争，主导开皇时期政治的高颎集团被排挤出局，最终政治主导权落入晋王广和杨素手中。这一点将在第三部分第一节再行论述（指同书气贺泽先生的另一篇文章，「倭人がみた隋の風景」，『東アジアからの新視点——遣隋使がみた風景』，八木书店，2012年，第251～281页——译者注）。

隋文帝时代的国际问题，基本都是突厥（东突厥）问题，但这一问题在开皇十九年，以将突厥势力聚集到附属于隋的启民可汗治下的方式解决了。隋朝因此从最大的难题中解放出来，但在此前一年，文帝向高句丽大举进军，鲜明地表现出其向东亚发展的新态势。虽说此次出征以失败告终，但其所表现出的隋朝扩张领土的野心，应当给予了东亚诸国以深刻冲击。今后如何处理与隋的关系这一新课题摆在了各国面前。倭国在开皇二十年（600）派出遣隋使，想必也与这一时代危机不无关系。

三 隋炀帝的对外战略及其广度

（一）裴矩的起用

炀帝于仁寿四年（604）七月，在其六十四岁去世的父亲文帝的亡骸前即位，即所谓柩前即位。关于文帝之死，认为与炀帝有关的大有人在，这一问题暂不探讨。炀帝即位不久，其弟汉王谅据并州（山西省）反叛，但很快被平定。十一月，炀帝移驾洛阳，营造新都洛阳城替代以前的洛阳（汉魏洛阳城），作为新政的据点。炀帝将其称为东京，随后改称东都，作为事实上的首都。

炀帝即位之后，全面审视隋朝的国际关系，即能认识到其交流关系的弱化，尤其是与西域方面的往来，甚为贫乏。当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隋书·裴矩传》），西域诸国至隋腹地之事很少。一是由于文帝时期忙于国内统一及对付突厥，没有多余的精力用来贯彻西域政策，另一个原因是占据西部青海地区的吐谷浑阻断了双方交通。张掖是位于祁连山脉东侧的河西走廊中间地带的绿洲城市，距离隋的中心长安以及洛阳十分遥远。

炀帝于是起用裴矩，作为西域诸国政策的总负责人掌管其事。裴矩出身于与山东贵族有关联的名门河东闻喜（山西省）裴氏，历仕北齐，入隋以后作为文武兼通的实务官僚崭露头角，不参与政治斗争，是一位历经文帝、炀帝两朝均深受信赖的人物。他在炀帝有意考虑新的国际动向的背景下，多方活动，一改隋朝一直以来的国际关系状况。现根据《隋书》卷6七裴矩本传及《资治通鉴》的记载，将其主要活动整理如下。

（1）首先是在炀帝大业初年（大业二年，606年左右），从来张掖的商胡那里打听各国的国情及自然景观，撰写成《西域图记》三卷，使当时的西域状况明了化。其中记载了大小四十四国，又别造地图。还整顿了从中国东部的窗口敦煌到西部的西海（黑海或地中海）的三条道路，即所谓的“西域三道”。

（2）随后在张掖劝诱西域十余国（商胡）至中国内地，并在大业四年（608）八月炀帝在北岳恒山举行祭祀时前来助祭（《裴矩传》言大业三年，是为有误）。

（3）大业五年（1609），在炀帝亲征西方的吐谷浑时，赴敦煌（甘肃省），将高昌国王麹伯雅及伊吾国的吐屯设（突厥任命的统治者的官名，相当于王）招至张掖（高昌和伊吾都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随后的六月，在炀帝一行破吐谷浑后意气风发地行幸张掖时，让高昌、伊吾两王及西域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立于道左”是对对方表示尊敬和屈从的礼仪。又令张掖、武威的居民穿上盛装，立于道路的两侧迎接队列，以向他们展示中国的威势。

（4）随后炀帝在张掖设观风行殿（移动宫殿），宴请高昌王以下西域诸国，演奏主要由西域音乐编成的九部乐，一起观看“鱼龙曼延之戏”，共享欢乐，可以说是在边境举行的小型国际盛会。

（5）翌年大业六年（610）正月，将诸蕃首长集聚洛阳，在主大街的端门街举行了一次盛会。展示了“四方奇技异艺”、杂技（马戏）、奇术及角抵（角觝、相扑）等，还有大管弦乐队的演奏等，通宵达旦。据说这次盛会后来作为上元节（观灯节）固定下来，与现在的旧历正月十五元宵节的庆典有关，裴矩担当了此次大企划的承办人。西域商胡们也受到了郑重的对待，被允许在洛阳中心的丰都市（唐的南市）等市进行商贸活动。

（6）大业六年左右[或者是（3）所说的前一年去敦煌之时]，裴矩至武将薛世雄军中，越过戈壁、沙漠前往伊吾，威镇伊吾（将其置于隋直属之下），在其附近营造新城作为经营西域的据点，并用计让西突厥的处罗可汗入贡，解决了西域问题。

（7）另外，裴矩揣摩炀帝的心意，为远征高句丽准备了正当的论据。他说，高句丽的疆域本来是伯夷、叔齐所出身的孤竹国，传承殷统的箕子在此开国（箕子朝鲜），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并在此设置三郡，晋代置辽东郡。众所周知，那块地方本是中国的土地，高句丽不臣，以为“外域”，怎能放任不管让其仍为野蛮的“蛮貊之乡”呢？也就是说，高句丽之地本为中国的土地，为了收复这块土地使其成为中华之地而远征高句丽，是在情理之中的。

如上所述，裴矩几乎全盘参与了炀帝时期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行，文帝时期狭隘的国际关系为之一变。概而言之，首先是从大业三年（607）左右开始朝贡一口气活跃化，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大业六年（610）。这种活跃的状况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应当看作炀帝从将洛阳定为据点之后，就有意识地持续向周边活动的结果。其次是外交的广度，不再一如既往地偏重北亚（突厥）、东北部、东部（东亚），而是远及西部的西域诸国，甚至还有帕米尔高原以外的地区来访（朝贡）。不止如此，从东南亚来的赤土国（参考29页）也首次来朝贡。

（二）洛阳的国际盛会

为了带来四方云集的状态，炀帝必须事先做好周到的工作。首先裴矩所做的直接工作、积极推动与对象国的交往自不必说。同时还不能忘记，借助各种各样的人，将他们所看到的隋朝的状况及评价传播到那些不能亲眼看到隋朝的地方。

关于这一点，应当注意到炀帝让裴矩筹备的“国际盛会”。裴矩为了将西域诸国吸引至隋，一次在张掖，一次在洛阳，举行了大规模的盛会。笔者虽将其称为国际盛会，但实际上，洛阳的这次盛会，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半月之久），用今天的话来说，可能类似于万国博览会。

炀帝和裴矩为何要举办这样一个史无前例亦无参考方针的大活动呢？以往的观点是，为了向首次聚集在一起的高昌国以下的西域诸国君长展示隋朝的国力之盛，将他们吓破胆，从此被纳入隋朝的羽翼之中，服从朝贡体系。但笔者认为，不止如此。其战略可能是通过参加此次盛会者之口，如石子投入水池激起数重波纹般，不断向外扩张，将隋朝的存在感和影响力切实地传达至四方。若只是为了镇住眼前的外国人，不至于准备张掖、洛阳那么大肆铺张的舞台，只要做好接待及给予丰厚的赏赐就足够了。炀帝看准了这一点，向尚未到场的诸国，展示了隋朝的国力之盛。

四 小野妹子的遣隋使为何在607年

（一）隋的外交政策和小野妹子

隋炀帝统治的前半期，宛如要把文帝时期耽搁的时间抢回来一样，一口气加速其国际化进程，围绕着隋的国际关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由此可以窥见隋朝的野心，即将自身放在世界的中心，令四方诸国聚集于此并服从于它。为此隋采取了两个层次的方针，即用实力压制近邻，以及通过朝贡及通商的方式吸引远国并令其服从。正因为敏锐地嗅到了隋朝隐藏在背后的危险气息，高句丽才早一步断绝了隋朝的甜蜜诱惑，独自走上了与隋对抗的道路。

随后隋在大业八年（612）断然远征高句丽。与此同时，在史料中也看不到外国使节到来的记载了。据此不仅可以知道炀帝是如何赌上此次战争的，同时也能强烈感觉到，一直以来炀帝所采取的一系列的行动，都是以孤立和压制高句丽为目的的。

在以上结论的基础上，再来回头看留到最后的遣隋使的问题。小野妹子等最初的使节，为什么要在607年（大业三年、推古十五年）来隋呢？换句话说，为什么非在这一年来不可呢？

关于以上问题，一直以来基于日本国情的解释是主流，即认为日本是在接受了开皇二十年（600）的遣隋使的成果而进行的国内制度改革基本完成的情况下，派遣了此次遣隋使。但是试想一下，这只是从倭国的状况出发，并没有注意到对象国的立场或者说与整体状况的关联。对于已经一只脚踏进东亚国际社会的倭国来说，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甚至是心血来潮的行动能否被允许？即使假设那种行为被允许，也有必要深入探讨为什么不在前年、大前年而是在607年呢？要解决这一问题，还是必须要将目光转向对象国的国情和动向。

从以上观点出发重新考虑的话，首先想到的，是与上一节所叙述的隋炀帝的外交战略或者说国际化路线的关系。炀帝的外交活动从其即位后就日渐活跃，且在607年至610年之间迎来了高潮。可以认为这种浪潮自然也越过了大海影响了倭国。充当其中介的无疑是百济。在隋的劝诱和倭的国内体制改革基本告一段落、这内外双重因素的作用下，才有了小野妹子的使隋。倭国的遣使绝不仅仅出于本国方面的考虑。

毋庸讳言，小野妹子等定是在知道新帝炀帝即位之事的基础上来访的。另外，炀帝虽恼怒倭国国书的无礼，但并未因此与对方断交，不仅如此，还令裴世清出使倭国，这一意图也自然要放在隋朝国际化路线的脉络上来看。也就是说，裴世清的主要使命，除了册封对象国等以外，还有对倭国加入以隋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之事的还礼，以及确认倭国今后也会置身于隋的羽翼之下。

（二）大业四年三月的倭使的记录

另外还有一点想要补充。《隋书·炀帝纪》大业四年（608）三月壬戌（十九日）条有如下记载。

百济、倭、赤土、伽罗舍国并遣使贡方物。

赤土国在马来半岛南部或印度尼西亚一带，伽罗舍国即《旧唐书·南蛮传》所载“伽罗舍佛国”，在马来半岛中北部至柬埔寨、泰国一带，二者均为东南亚国家，和百济、倭国一起由海路至隋朝贡。这种海路诸国一起朝见的情况，可能是与上一节提到的，在609年的张掖、610年的洛阳一度召集西域诸国的措施相对应。如果这种集聚一堂的状态是官方政策的话，那么这个倭国很可能是此前一年派遣的小野妹子使团。

五 为什么起用裴世清作为出使倭国的使者

（一）河东裴氏与裴世清

接下来探讨一下随着小野妹子的归国一道被派遣至倭国的裴世清的情况。裴世清在成为使者的大业四年（608）时，其官衔是“文林郎（从八品）”。这是一个秘书监下属的文书整理之职。另外文帝时有一个表示官员品级的官名（文散官）也叫这个名字，是最下位的从九品。另一方面，日本方面（《日本书纪》）记载的他的官衔是“鸿胪寺掌客”。鸿胪寺是炀帝时期设置的用于处理外交及接待外宾等的机构，掌客是其典客署这一官署的吏员，属于正九品。在当时由九品构成的官僚体系中，八品及九品等是最低的官职，一般官场新人之类会被放在这些位置。

裴世清是在文林郎这一正规的官衔之上，又兼任外交部门的鸿胪寺掌客而接受任务的。虽说是品级低下的鸿胪寺掌客，却带着作为皇帝的代表向对象国的首长（天皇）传达国书的使命，用今天的话来说，应该可以说相当于临时特命大使。虽说如此，为什么要让在官阶品级低下甚至可以说几近无名的裴世清来担当如此大任呢？换句话说，为什么不用别人而用裴世清呢？一直以来的观点是，因为这是一个横跨海洋可能丧命的职责，故起用作为下级官员的裴世清。除此之外似乎再没有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那么稍微将目光转向裴世清这个人物身上。没有与他相关的总结性的列传等记载，但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在被称作河东裴氏这一门第中的“中眷裴氏”的系统中，有“世清江州刺史”的记载。并且据河东裴氏的家谱碑《裴氏相公家谱之碑》（金大定十一年，即1171年），在唐贞观十二年（638）左右编纂的《贞观氏族志》之中，他以“驾部郎中、江州刺史”的地位，居于中眷裴氏之首（堀井裕之，2011）。据池田温氏的研究（池田温，1971），上述驾部郎中也可能是“主客郎中”。前者是尚书省兵部的局长级，后者属尚书省礼部，同为局长级，二者均为从五品的高级官僚。另外江州刺史（江西省）是从三品（江州的等级是上州。《元和郡县图志》卷28），以后再无晋升。大概江州刺史是其最后所居官职，也就是说，至贞观十二年（638）左右，他可能在此任上从政界隐退，也可能就此去世，这一点难以推断。

总而言之，裴世清出身于河东裴氏这一门阀贵族体系中的中眷裴氏，大业四年出使倭国时任文林郎（从八品）。其后三十年间，经过隋末乱世，转而仕唐，从中央的驾部郎中（或主客郎中，均为从五品上）一直做到外官的江州刺史（从三品）。虽然并没有做出什么特别的政绩，但大体来说也是人生顺遂。

（二）裴矩的推荐

那么关于最主要的 “为什么他成了入倭的使者”这一问题，总结来说答案应该在裴矩身上。如前所述，裴矩在大业四年时，是炀帝的智囊集团“五贵”之一，又是参与隋朝国际政策及其实施的重要人物，在这方面拥有最大的发言权。为了构筑并贯彻以隋为中心的东亚国际关系，他意识到以武力压制高句丽在所难免，并为炀帝准备了征伐高句丽的根据。为此他必然考虑到了向倭国派遣使者及与之建立关系的必要性。裴矩与裴世清一样出身于河东裴氏，粗略来说两人是同族。只是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前述的“裴氏家谱碑”，裴矩属于“西眷裴氏”的系统，其名为“（裴）世矩”。《隋书》中不使用“世”字，是避唐朝第二代皇帝太宗的本名“世民”之讳的结果，后世相沿即去“世”字而成裴矩。观察两人的名字，世清和世矩，随即想到的是兄弟之间或同辈的亲族之间用共同的文字表示排行（辈行）关系。这是在比较亲近的亲属关系之间行用的习俗。

“西眷裴氏”因西晋末永嘉之乱时期（304～316年），此裴氏一支为避河东地区的战乱而迁徙到西部的凉州（武威）一带而得名。这一族在五胡时代的后半期至北魏初年，再度回到河东，历仕北魏、北齐，发展至隋的裴矩一代。从年龄来看，裴矩在唐贞观元年（627）以八十岁之龄去世，所以他在炀帝统治时的突出活跃期是在五十来岁的后半至六十来岁。裴世清在那时候只是个下级官僚，不知道有没有到三十岁。如此即是比裴矩年轻了三十岁左右。一个是朝野举足轻重、显赫一时的政治家，一个是籍籍无名的官僚，可以想见二者截然不同的地位。

现根据“裴氏家谱碑”和“宰相世系表”及池田温氏的研究，整理了裴世清的世系，并将其与裴矩的谱系相对比。

据此可知，两谱系是在从裴世矩、裴世清上数八代，大约自西晋时期开始分立的。谱系分立之后虽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但双方绝无理由互相对立，不仅如此还保持着互相确认同辈排行的亲密关系。两人虽有堪比父子的年龄差距，但在作为上位者的裴矩看来，裴世清并非陌生人。

当时，负责隋朝的国际战略的裴矩，自然很重视远道来访的倭国使节。因此裴矩对于因倭使所带国书中“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之言而怒云“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的炀帝，一定起了劝说调解的作用。不仅如此，还反过来更进一步，趁此机会向倭国派遣隋的使者，谋求强化两国关系并探查倭国国情。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物，必然只有裴矩。

如此一来，要说能够理解裴矩的想法并付诸行动，且裴矩了解其性情并可以信赖的亲近之人，就是裴世清了。也就是说，在众多的官僚之中，年纪尚轻且籍籍无名的裴世清之所以能受到青睐，是以裴矩这一人物为中介的。此处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给予裴世清这一出人头地的契机的，是同族的裴矩的推荐。

六 614年的第三次高句丽远征的表与里——以及615年的国际盛会

（一）第三次高句丽远征和炀帝的行程

可以推断607年的遣隋使，是受如前所述隋的动向的影响而派遣的。如此一来几乎从来未被探讨过的最后的遣隋使，即614年的犬上御田锹的遣隋使是怎样的情形呢？如果确实派遣过此次使团，那么理所当然地有必要对其派遣原因进行说明，但目力所及至今为止完全没有涉及这一点的研究，并且据《日本书纪》记载，这个使团在翌年归国，且百济使从其来朝。这是怎么回事呢？

隋朝方面没有关于犬上访隋的记录，而倭国方面有明确的记载。那么这是虚幻的或者架空的遣隋使吗？反过来说，若是确实派遣过的遣隋使，为什么一定要选在614年呢？而且为什么隋朝方面没有留下记录呢？为了回答以上诸多问题，也要从和上一节同样的立场出发，必须深入探讨对象国隋的国内状况。

试想一下，614年这一年（大业十年），正是炀帝强制进行第三次高句丽远征的年份。从两年前的612年（大业八年）的第一次远征开始，隋朝因为高句丽方面的抵抗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一年前（613）的第二次远征期间杨玄感作乱，以山东、河北及河南地区为中心的反隋、反炀帝的气势一举高涨。即使如此，614年二月，炀帝仍诏“百僚”议“伐高丽”，但臣下“数日无敢言者”（《隋书·炀帝纪》），没有人表示赞同，整个朝廷弥漫着厌战的气氛。

尽管如此，炀帝还是出动了大军。他作为东亚的盟主，只要不夺回失去的颜面就不能停止战斗，但其心深知此次远征毫无胜算，也丝毫没有要真正进攻高句丽的意思。这一点从下文炀帝怎么都说不通的缓慢而奇特的行程就可以看出。（《隋书·炀帝纪》）

二月三日（辛未）提出“伐高丽”→同月二十日（戊子）正式下诏出兵→三月十四日（壬子）行幸涿郡（幽州，今北京）→同月二十五日（癸亥）至临渝宫（山海关附近）→七月十七日（癸丑）至怀远镇→同月二十八日（甲子）高句丽请降→八月四日（己巳）班师

上述的行军，直到在冰雪融化的暮春三月二十五日到达临渝宫（临渝关）都没有问题，问题出在这之后。炀帝驾临位于辽水西岸与高句丽对峙的最前线的怀远镇是在七月十七日。如此一来，即使把行军时间往长了算，炀帝也至少在临渝宫逗留了三个月。再说其到达前线的七月后半，秋风已起，寒冬将至，即使如此他也没有渡过辽水。由此可以明白地看出他根本就没打算作战。

接下来的问题是，炀帝在东边的临渝宫这一离宫逗留的三个月间做了什么。笔者认为有两点。一是向高句丽派遣密使，为使炀帝能够体面地撤退而做工作。从结果来看，这项工作应该是成功了。炀帝一到怀远镇，简直就像预测好的一样高句丽请降的使者就出现了，并且，杨玄感起兵之时叛归高句丽且泄露了隋朝方面的情报的高官斛斯政，也被当作小礼物一并送给了隋。至此炀帝挽回了自己的面子，不久就以胜利者的姿态和高句丽的使者一道开始撤退了。

此外还有一项内容。说到底炀帝的自尊心并不允许这次“胜利”以如此模糊的状态结束。为了满足自尊心，他会做什么呢？想到的自然是策划纪念战胜的集会，让国内外都认识到这次胜利，同时整顿松弛的国内制度，恢复过去的威势。所以他在临渝宫一边计划对高句丽的“胜利”，以这次胜利为前提才能着手下一次措施。那就是召集与隋建交的诸国，向四方派遣使者。为了张罗与各国取得联系，临渝宫的炀帝大概很忙吧。

（二）615年的国际盛会

关于以上炀帝策划的结果，《隋书·炀帝纪》有如下记载。

（大业）十一年春正月甲午朔，大宴百僚。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诃咄、传（傅）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靺鞨、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範）延、伽折、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

关于这一记载的探讨，恕笔者寡闻亦未得见。其内容是第三次高句丽远征结束后的翌年正月元旦，炀帝受百僚（百官）新年朝贺，并与他们一起宴饮。其时诸外国使节亦进献贡品，参列朝贺。这些外国使节多至二十六国。

此外，接下来还有一条记载不容忽视。

（正月）乙卯（二十二日），大会蛮夷，设鱼龙曼延之乐，颁赐各有差。

这里所说的“蛮夷”明显是指元旦之日出场的二十六国。对于他们所进献的贡品，此日“颁赐”回礼。使者们完成参列朝贺之仪、献上贡品、获赠回礼这一系列的任务之后就要踏上归国之途，在最后的宴席上，隋为他们表演了“鱼龙曼延之乐”。说到“鱼龙曼延之乐”，我们就能想起此前六年的大业五年（609）六月在西北张掖举行的小型国际盛会上表演的“鱼龙曼延之戏”（参考26页）。615年的这个场景也同样可以说是一次国际盛会。

何谓鱼龙曼延？一说是汉代从西方传入的百技（马戏、幻术）之类。据《隋书·音乐志》记载，炀帝在大业二年（607）使其重现洛阳，并使其与音乐融为一体。首先是“舍利（猞猁）”这种生物戏于广场，突然跳入旁边的水池里。然后水溢出到道路上，同时鼋鼍（海龟和鲛）、龟鳌（大鳖）、水人（乌贼、章鱼？）以及虫鱼（昆虫和小鱼等小生物）等遮盖地面。又有大鲸出现，喷水成雾，遮日成阴。突然变成长二十多米的黄龙，自水中涌出，扶摇直上。此名曰“黄龙变”，吓破了外来客人的胆。

以上暂不论，且将目光转向列席朝贺的二十六国。首先，历史上大概没有如此众多的外国使节在正月齐聚一堂的先例吧。更别说还是在四方陷入叛乱状态的情况下。炀帝将诸国使节聚集起来当是十分勉强的，并且这之中没有向隋表示恭顺且助其远征高句丽的麹氏高昌国及百济之名。更令人震惊的是，仔细分析这一名单发现，像毕大辞、诃咄、传（傅）越及乌那曷等完全不了解其实质的国家（部族），占了二十六国中的一半，即十三国之多（31页引用史料中加·的诸国）。

《隋书·外国传》记载了四十个外国名号，但此处二十六国中的一半未见记载，即这一条史料是留下它们名号的唯一记录。从这种不明其实的国家的列名本身，就可以看到炀帝召集诸国是何等狼狈了吧。

另外，此处两次提及靺鞨之名，因为靺鞨在隋代分裂为七个种族（部），可以理解为其中的两部各自遣使来朝。《隋书·靺鞨传》中，粟末部与白山部与隋接近，关系密切。将这两部作为独立国来对待，可以看出炀帝费尽心思，力求表现出尽可能多的国家集聚于隋的状态。

虽说如此，为什么不知所在和实质的国（部族？）的使者集聚于此，而重要的百济和高昌等却没来参加呢？与此相对的，龟兹、疏勒、于阗等西域国家，安国、曹国、何国、穆国等帕米尔高原西部的粟特系诸国，距隋如此遥远的他们为什么能来参加呢？即使炀帝战胜的消息一到就立即派遣使者，从陆路过来的他们能否赶上期限也令人质疑。应该还有因为隋权威扫地而犹豫是否出席的情况，而且不仅是距离的问题，途中还有叛乱势力飞扬跋扈禁止通行。

如此一来如何解释参加朝会的他们的情况呢？是否可以解释为，他们多是这一时期滞留洛阳（或者不能回国）的商人，隋朝将他们打扮体面充当正规的使者让其参列朝会。这样看的话，就能够说通远路及不知所在的国家的使节列名其中的原因了。

一直以来几乎没被注意到的大业十一年正月对诸国使节的记载，深入探讨的话，能够告诉我们其背后所贯彻的炀帝宏伟的政治意图。炀帝到了那一步，有必要粉饰自己的失败。但是事态的发展已经不像炀帝设想的那样了，此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七 “虚幻的遣隋使”614年遣隋使的彼方——代结语

在以上探讨的基础上，必须对《日本书纪》所载的犬上御田锹的遣隋使派遣问题做一个总结了。相关记载有以下两条。

（推古）廿二年（614）……六月丁卯朔乙卯（十三日），遣犬上君御田锹、矢田部造于大唐。

（推古）廿三年（615）秋九月，犬上君御田锹、矢田部造至自大唐，百济使则从犬上君而来朝。

这里的“大唐”很明显是指隋。犬上等于614年六月十三日从日本出发，翌年九月不知为何与百济使一同归国。如前所述，应与之直接对应的《隋书》却完全不见相关记载。

在上一节考察的基础上，对于由此而产生的诸多疑问的回答，基本可以总结如下。即在大业十年（614）的第三次高句丽远征中，炀帝在自三月二十五日起滞留在临渝宫的三个月间，号召隋朝羽翼下的诸国在来年正月的新年朝贺时进行朝贡，其中自然包括倭国。这个通知此次应该也是通过百济来传达的。

于是倭国在六月立即派遣犬上等作为使节，大概在途中与百济的使者相遇，准备从山东登陆赶赴洛阳。但当时已经进入了动乱状态，其中心就在山东一带，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外国使者完全不可能登陆（参照《倭人がみた隋の風景》）。两国使者最终在没有登陆的情况下就返回了百济，犬上等在那儿观察了一段时间的形势之后，判断已经不可能完成使命了，应当将此间发生的事情向本国说明，故和百济使一道于615年九月归国了。

如果事态的发展能够如此推理的话，首先就能解释通，为何在庆祝615年正月的“战胜”的朝贺诸国中没有本应列席的百济之名了。百济和倭国，作为协助隋进行高句丽远征的国家，理所当然地准备去洛阳，结果却未能实现，没能在史籍上留名。换句话说，倭国也是与此次朝贺有关的国家之一，如果能顺利过去的话，应当是有可能在记载中留名的。

倭国在隋末动乱越发激烈的时期派出了遣隋使，乍一看会给人一种感觉，即倭国不了解中国的现状就单方面地或者说鲁莽地行动了，但实际上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倭国在国内应当已经努力通过高句丽和百济等，充分理解了隋国内的动向和高句丽远征的结果及其所处的立场等。也可能是通过先前随小野妹子入隋的留学生等别的途径得到消息。东亚国际外交是攸关国家存亡的重大课题，倭国绝对不可能在完全不知道对方国家状况的情况下就随意地派遣使节。

如此可知，推古二十二年（614）的犬上遣隋使，绝不是虚幻的遣隋使，而是倭国在仔细揣摩隋炀帝的政治意图之后进行的正规的外交活动。很明显，遣隋使在这之中担当着东亚国际外交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