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国志》卷九《道宗天福皇帝》有一条辽道宗称“北极之下为中国”的记载：“帝（笔者按，指辽道宗）聪达明睿，端严若神，观书通其大略，神领心解。尝有汉人讲《论语》，至‘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帝曰：‘吾闻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耶？’”[1]学者大多将其视为辽朝后期“中国”意识彰显的表现，但对其内涵却没有展开深入分析。而在辽宋对峙的政治格局中，北方民族出身的辽朝亦以“中国”自居，这在学界已经是一个共识，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孟古托力先生《辽人“汉契一体”的中华观念述论》[2]一文指出，辽人在族源、文化、地望、称谓等方面均表现出中国人的特有心态。赵永春先生《辽人自称“北朝”考论》[3]《试论辽人的“中国”观》[4]二文认为辽人的“中国”观具有辽宋同为中国、华夷懂礼即为中国、正统与非正统都是中国等特点。
仔细检视，现有研究主要停留在就观念论观念的静态描述性层面。然而，思想观念的产生与流变必然是一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反映。那么，促使辽朝以“中国”自居的动力何在？现实政治与辽朝“中国”意识之间存在怎样的互动关系？又使之呈现出怎样的特质？在这些方面，前人的研究还有未尽之处。本文拟以辽道宗称“北极之下为中国”的论说为中心，立足于政治与观念的互动，在古代中国10～12世纪东亚天下秩序这一大政治格局下，去探讨辽朝“中国”意识的内涵与特质，以期深化学界对该问题的认识。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一 “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辽朝中期正统观的兴起与“中国”意识的彰显
关于辽道宗称“北极之下为中国”的论说，我们首先必须理解“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句话的内涵，即北极与“中国”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这首先牵涉到对“中国”概念的认识。
中国古籍中的“中国”一词是一个具有地理、族群、文化、政权四层含义的复合概念[5]。它首先是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出现的，最初是指一国的都城，因方位上处在一国之中而得名，文献上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何尊铭文：“余其宅兹中或（国）。”此后，“中国”一词的地理指称范围逐渐扩大为中原，乃至九州之地。其次，“中国”也是与“四夷”相对立的“华夏”族群概念。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宋邢昺《论语正义》疏曰：“诸夏，中国也。”[6]再次，“中国”与“四夷”的分野主要是文化上的意义，所谓“诸侯用夷礼而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7]。最后，“中国”还是一个政权概念。自以华夏族（汉代以后渐称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国家形成后，“中国”一词开始泛指中原王朝所建立的政权。魏晋以降，一些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政权，如北魏也自称“中国”。由于“中国”本身是复合概念，什么样的政权才是“中国”？从很多角度都能找到答案。你可以说，汉族建立的政权才是“中国”；也可以说，拥有高度文化才是“中国”；还可以说地处天下之中，统御中原就是“中国”。从中还可以看出，“中国”观与汉化、夷夏之辨、正统论等诸多议题都有着密切的联系。现存史籍中辽人直接自称本朝为“中国”的记载很少，因而关于辽朝“中国”意识的探讨必须借助以上议题才能明晰。
古代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更是“天下”观与“中国”观的结合。从理论上说，“一个天下，一个国家”。在时间的纵向上，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王朝都被看成同一个国家——“中国”的前后延续。而在空间的横向上，天下中除了“中国”之外，其他政权或称不上是国家，或最多只能算是次等的国家。在现实政治中，汉唐以来，中原王朝一般会通过羁縻、册封、朝贡等方式维持四夷对“中国”王权的认可，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东亚天下秩序，“中国”即东亚宗主国的代称。因而，“中国”意识的萌生也与各政权的自我定位有关，需要具备一种“以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8]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理解“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政治内涵。“北辰”即“北极”，《宋史·天文志一》云：“极星之在紫垣，为七曜、三垣、二十八宿众星所拱，是谓北极，为天之正中。”[9]古代中国信奉“天人合一”，人间秩序是天上秩序的复制或翻版，以北极为中心、众星拱卫的天上秩序，无疑就是以“中国”为中心、“四夷”朝贡的东亚天下秩序的最佳隐喻。这句话触动了辽道宗，是因为辽中期以来一直致力于维系一个以己为中心的东亚天下秩序。早在辽圣宗、辽兴宗时期，辽朝在对高丽的国书中，便频繁以“北极”“北辰”自喻。如，辽圣宗统和十四年（996）《遣张幹等封高丽王册》云：“惟东溟之外域，顺北极以来王。”[10]辽兴宗重熙八年（1039）《赐高丽官告敕牒诏》云：“地控东域，星环北宸，愈坚奉上之心，宜举策勋之典。”同年《遣韩保衡封高丽王亨为王官告》又云：“星辰在拱北之躔，则为合度。”[11]重熙十二年（1043）《遣萧慎微等赐高丽王册》亦云：“尊奖天朝，仰宸居而送款。”[12]其中呈现的正是一种“以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
思想观念是现实政治的反映。高丽在五代时期尊奉中原王朝正朔，行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北宋建立以后，高丽在乾德元年（963，辽穆宗应历十三年）十二月，“始行宋年号”[13]。辽圣宗时期，开始着力将高丽纳入以辽朝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辽圣宗数次东征，经略高丽，第一次便是在统和十一年（993），次年（994，辽统和十二年），高丽“遣侍中朴良柔奉表如契丹，告行正朔，乞还俘口”[14]，“行契丹年号”[15]，正式确立了高丽对辽朝的政治从属和朝贡关系。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辽朝的正统意识开始抬头。辽太宗曾从后晋降臣那里得到中原王朝的传国玉玺。开泰十年（1021，宋真宗天禧五年），这枚传国玺开始受到辽朝统治者的重视，辽圣宗命人“驰驿取石晋所上玉玺于中京”[16]，并作《传国玺诗》云：“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一作‘鹿’），此宝归北方。子孙皆慎守，世业当永昌。”[17]重熙七年（1038，宋仁宗宝元元年），辽兴宗又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作为当年科举考试的题目[18]。学界通常将辽朝中期正统意识的觉醒归结为澶渊之盟后与宋朝竞争的需要，[19]这固然没错。但在开泰十年、重熙七年前后，辽宋之间并无大事。此前，宋真宗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辽圣宗统和二十六年）欲夸示外国，举行天书封祀，遣使送礼告知辽朝，辽圣宗也没有什么反应，回复宋人云：“中国自行大礼，何烦告谕？其礼物虑违誓文，不敢辄受。”[20]为何在十余年后突然重视起正统观念呢？诸多迹象显示，辽圣宗、辽兴宗这一系列举动实际上与辽朝和高丽关系的反复有着更直接的联系，其中也牵扯到宋朝。
高丽从成宗十三年（994）开始尊奉辽朝为宗主国，但同时也开始携辽朝之势驱逐东西女真诸部，积极经营西北疆土，先后筑兴化、通州、龙州、铁州、郭州、龟州等城，不仅将西北边界扩展到鸭绿江沿岸，还获得了北进的重要据点[21]。为了遏制其扩张势头，辽圣宗先后在统和二十八年（1010）、开泰七年（1018）两次大规模举兵东征高丽。高丽则有意联合北宋压制辽朝，在辽圣宗开泰四年（1015，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遣民官侍郎郭元如宋献方物，仍告契丹连岁来侵”[22]，并于次年改“行宋大中祥符年号”[23]。宋朝不可能为了高丽去破坏辽宋澶渊盟约，自然是不予理会。在辽朝的军事打击下，高丽最终在开泰九年（1020）遣使向契丹求和，“请称藩纳贡”，并于辽圣宗太平二年（1022）“复行契丹年号”[24]。正是在此背景下，开泰十年（1021），辽圣宗命人取石晋所上玉玺至中京，这是想借助中原传国玺来树立自身正统形象，向高丽宣示其不亚于宋朝的东亚宗主国合法地位，稳固以辽为中心的东亚天下秩序。
重熙七年（1038）辽兴宗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为科举考试题目，亦与辽丽关系的反复有关。辽兴宗景福元年（1031），高丽德宗即位，遣使请求辽朝撤毁鸭绿江城桥，归还被拘高丽人，被辽朝拒绝。其后高丽采取强硬的态度，停止使辽贺正，不纳辽入高丽的使者，并全力加紧修筑北境关城防御体系[25]。辽朝数次以兵攻鸭绿江骚扰高丽筑城工事，皆失利而退[26]。其间辽兴宗曾数次致书问罪，有“唯独东溟之域，未宾北极之尊。或激怒于雷霆，何安宁于黎庶”[27]之语，以“北极”自喻，再度强调辽朝东亚宗主国的地位。至重熙六年（1037），高丽方“遣使如契丹请复通好”；重熙七年（1038），“始行重熙年号”；重熙八年（1039），接受辽朝遣使册封[28]。此后辽朝也不再干涉高丽筑城之事，双方遂相安无事。
由上可知，辽朝正统意识的兴起实因辽丽关系而引发，与其构建“以我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的现实需要密切相关。辽圣宗早在统和十四年（996）对高丽的册书中即以“北极”自喻，就是想宣示辽朝是天下的“中心”，是天下的共主，可视为辽朝“中国”意识彰显的表现。其后，因高丽想借助中原王朝宋朝抵制辽朝，遂进一步激发了辽朝与宋朝竞争的中国正统观念。至重熙十一年（1042，宋仁宗庆历二年），辽兴宗向宋争关南地，最终宋朝做出重大让步，每年向辽增加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辽兴宗还坚持要宋朝在文书上称“贡”，最后宋屈称“纳”岁币[29]。这时辽朝欲凌驾于宋朝之上的正统意识已经非常明显了。
二 “北极之下为中国”：辽朝后期的“天下之中”意识与正统观的强化
值得注意的是，辽圣宗时期，辽朝以“北辰”自喻，虽有“以我为中心”的政治意识，但在地理观上尚未完全转化过来，仍视本朝为“北方”，视中原或赵宋地域为天下之“中”[30]。如，辽圣宗统和二十六年（1008）《耶律元宁墓志》表达了辽朝为北的意识：“耶律得霸王之气，协图录之谶，盛北方之大，启南面之尊。”[31]辽圣宗开泰九年（1020）《耿延毅墓志》亦云：“我公元祖，起家天北。”[32]辽圣宗统和三十年（1012）《耶律元宁墓志》则云：“郎君讳元宁，其先漆水人也。朔方佐运，中夏畏威。”[33]这里的“中夏”应指赵宋所在的中原地区。辽圣宗太平八年（1028）《李知顺墓志》亦云：“公之霸也，起自北方。公之生也，本于中央。”[34]李知顺原为宋朝大臣，在辽宋战争中被俘而归顺了辽朝。所谓“公之霸也，起自北方”，是指李知顺在辽朝建功立业；“公之生也，本于中央”，是指他原来为中原之人，墓志明确表达了辽朝为“北”、赵宋为“中”的观念。
如果说墓志可能是私人观点，太平十一年（1031）的《圣宗皇帝哀册》则应该是官方意识的呈现，其在赞扬辽圣宗功绩时，有这样一段表述：
开拓疆场，廓静寰瀛。东振兵威，辰卞以之纳款；西被声教，瓜沙繇是贡珍。夏国之羌浑述职，遐荒之乌舍来宾。惟彼中土，曩岁渝盟。自汴宋而亲驱蛇豕，取并汾而来犯京城。绝信弃义，黩武穷兵。盖先朝之积忿，须再驾以徂征……我欲济以焚舟，彼方危于累卵。乃命使轺，叠伸诚款。恳求继好，乞效刑牲。贡奉金帛，助赡甲兵。尊圣善而庶称儿侄，敦友爱而愿作弟兄。[35]
其中“辰卞”指高丽；“瓜沙”指沙洲敦煌回鹘政权；“夏国”指党项人的西夏政权；“中土”指赵宋政权，“须再驾以徂征”“敦友爱而愿作弟兄”云云，记载的是澶渊之盟前后的史实。这表明直至辽朝中期，辽朝的官方意识都是以赵宋地域为“天下之中”。
辽朝建国之后，一直与赵宋等中原王朝以南北朝互称，以示与之对等的政治地位。[36]辽朝中期正统意识兴起后，更有压制赵宋的意愿，为何《圣宗皇帝哀册》还会称宋朝为“中土”呢？这是因为按照传统地理观，洛阳为天下之中，中原才是中土，而辽朝的确是居北土。辽兴宗重熙十五年（1046）《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志》云：“太宗孝武皇帝应天顺人，奄有区夏。”[37]说辽朝拥有华夏部分领土就是“中国”，这是说得过去的。但一定要在地理方位上指认自身为“中”，则缺乏相应的理论依据。因此，辽朝为“北”的方位意识，直至辽朝后期都持续存在，如，辽道宗大康七年（1081）《义丰县卧如院碑记》即云：“东韩西夏，贡土产而输诚；南宋北辽，交星轺而继好。”[38]
不过，至辽朝后期，还出现了一种以“北”的方位为“天地之中”的地理意识，就集中体现在辽道宗对“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句话的回应中：“吾闻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耶？”北辰、北极所居方位为“天之正中”，“中国”则是“地中”，狭义的“中国”应指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一为天中，一为地中，北极与中国本来是两个概念。不过，中国古代《周髀算经》中有“盖天说”，主张“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在天中与地中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据《晋书·天文上》记载：
蔡邕所谓《周髀》者，即盖天之说也。其本庖羲氏立周天历度，其所传则周公受于殷高，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股也；股者，表也。其言天似盖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39]
汉人赵君卿早已指出，这与“洛阳为天下之中”的传统地理观相冲突：“北辰正居天之中央……我之所在，北辰之南，非天地之中也。”[40]东晋虞耸则以“穹天论”驳斥北极之下为地中之说：“天之有极，犹盖之有斗也。天北下于地三十度，极之倾在地卯酉之北亦三十度，人在卯酉之南十余万里，故斗极之下不为地中。”[41]20世纪70年代以来，张家口市宣化区辽墓陆续出土了七幅星图，绘制方法基本上是以北极为中心，把全天二十四星宿投影在一个圆形平面上，天文学家称之为“盖天法”[42]，可知盖天说在辽朝比较盛行。
辽道宗称“北极之下为中国”，显然是借助并转换了盖天说“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的观念，视北方为“地中”，进而为“中国”。这是因为辽朝所居方位正在斗极之下，辽圣宗统和十一年（993）《秦国太夫人墓志》便称：“若夫天街之北，皇家建其国；斗极之下，王者有其位。”[43]由此，在传统地理观念中居北的辽朝反而居中了，所谓“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耶”，可以理解为：“北极之下真的是中国吗？我大辽居北极之下，不就是中国吗？”这表明辽朝后期已经寻找到一种以己为中的理论依据，兴起了辽朝为“天下之中”的地理意识。
此类意识在辽代后期石刻文献中也可以得到验证。辽道宗大安九年（1093）《景州陈宫山观鸡寺碑铭》云：“我钜辽启运，奄有中土。”[44]辽天祚乾统七年（1107）《三河县重修文宣王庙记》称：“粤若北方开统，尊居天地之中。”[45]这是明确以北方为“天地之中”。乾统十年（1110）《羲和仁寿皇太叔祖哀册》又称辽朝“临制万方，宅中居正”[46]。这与《圣宗皇帝哀册》称北宋为“中土”有极大的差异。乾统元年（1101）的《道宗皇帝哀册》又云辽朝“声猷普暨，教令遐通。鲸海之东，鲲溟之北。若木西荒，桂林南侧。远近庶邦，强弱诸国。占风效款，慕义述职。顷以汴寇，侵予夏台。包藏贪噬，胜败往来。垂二十载，伤生蠹财。诏命一至，烟尘两开”[47]。文中称辽朝声教到达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此前被称为“中土”的北宋直接被贬斥为“汴寇”，这些表述都应该与辽朝自身“中土”地理意识的崛醒有关，更显示出辽朝后期“中国”意识日趋强化。
与此相应，辽朝后期对高丽册书中开始明确出现以正统自居的措辞。辽道宗寿昌三年（1097）《遣耶律思齐等赐高丽国王册》、寿昌六年（1100）《遣萧好古赐高丽国王太子册》有云：
朕以昊苍眷祐，祖宗贻范，统临天下，四十有三载矣。外康百姓，内抚诸侯。咸底于道，而海隅立社。北抵龙泉，西极鸭绿。祗禀正朔，奉输琛赆。
朕荷七圣之丕图，绍百王之正统；眷言日域，夹辅天朝。[48]
辽天祚帝对金朝的《降表》中也强调了辽朝的正统地位：“伏念臣祖宗开先，顺天人而建业；子孙传嗣，赖功德以守成。奄有大辽，权持正统。”[49]
但在现实政治中，辽朝后期国力逐渐衰弱，对高丽等朝贡国的控制能力实际上是下降了。高丽纳东西女真之地为郡县，又在辽道宗时期恢复了与宋朝的往来[50]，辽朝都没有采取强硬的制止态度，据《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记载，辽“尝诘其西向修贡事，高丽表谢，其略曰：‘中国，三甲子方得一朝；大邦，一周天每修六贡。’契丹悟，乃得免”[51]。当辽朝东亚宗主国地位受到挑战之时，其正统观与“中国”意识就更加强化了。
三 10～12世纪东亚天下秩序与辽朝“中国”观之特质
历史上的“中国”概念具有族群、地理、文化、政权四重内涵，迄今为止，部分中外学者偏好从其文化内涵——“汉化”的角度去看待辽朝的“中国性”问题，如日本学者岛田正郎先生在《大契丹国：辽代社会史研究》一书中明确提出，辽朝对汉化的态度有所保留，在社会组织、宗教、祭祀等方面都具有很强烈的本民族意识，是与中国并立的“胡族国家”[52]。但任何观念都是在与现实需要的互动进程中产生并发展的。辽朝初步完成了长城以北历史上第一次东、西区域整合，首次将东从朝鲜，西至阿尔泰山的地域纳入同一政权的版图中，在此基础上再南向控制汉地。因而，辽朝对全盘汉化采取有所保留的态度是非常正常的，这与其集农耕、游牧之地于一体的疆域结构有关，辽朝固然有为统治汉地而采取汉化立场的需要，与此同时，也有为统治长城以北的龙兴之地而保留某些北方民族文化制度的需要。
事实上，“汉化”与“中国”意识的萌生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种现象。一方面，“中国”观是一个具有强烈汉文化内涵的观念，它需要以一定程度的“汉化”为前提，“中国”意识的萌生亦会进一步推进“汉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当一个政权吸收中原文化时，它可能只是出于顺应历史潮流、增强自身实力的角度考虑，未必因之产生“中国”意识。例如，新罗、渤海政权对中原文化的吸收程度相当高，但并没有自称，或被他称为“中国”的现象。而从现实需要角度出发，“中国”代表了“以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因而，非汉族政权“中国”意识的产生需要两个条件的结合：一是“以我为中心”争当宗主国的意识；二是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吸收。两者中，前者所呈现的政治内涵才是其核心所在。
本文对辽道宗称“北极之下为中国”的论说剖析是这一观点的最好注解。从辽朝中期正统意识的觉醒，到后期“天下之中”中国地理意识的兴起及正统意识的强化，均与辽朝构建、稳固以己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的现实需要密切相关，体现了辽朝与宋争当东亚宗主国的意识。值得注意的是，在10～12世纪的东亚天下秩序中，实际上是有两个“中心”、两个“中国”，一个是辽朝，一个是宋朝。结果在东亚诸国之间，形成了重重叠叠的三角多元朝贡关系。例如，西夏既向辽朝称臣，又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向宋朝称臣；高丽对辽朝则维持着具有臣属性质的实质性朝贡关系，辽道宗时期高丽又恢复了与宋朝的邦交，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是两国关系的主要内容。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与华夏传统“中国”观不同，辽朝并不强调“中国”的唯一性，在自称“中国”的同时，也承认宋朝的“中国”身份，如，重熙十三年（1044），辽兴宗将伐西夏，遣使告宋：“元昊负中国当诛。”[53]这里的“中国”指宋朝。这其实正是辽宋平等对列的天下格局的反映。
“中国”也是与“四夷”对应的概念，辽朝既在政治上自称“中国”，自当在族群、文化意识上积极向华夏靠拢。现存史籍中，契丹人明确自认为是华夏族黄帝后裔的记载是在辽道宗时期[54]：一是耶律俨修《辽史》时“称辽为轩辕后”[55]；二是辽宁阜新出土的寿昌元年（1095）《永清公主墓志》记载说“盖国家系轩辕皇帝之后”[56]。与此同时，辽人在文化上也宣扬“华夷同风”，《契丹国志》卷九《道宗天福皇帝》载，有汉人讲《论语》，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辽道宗不以为然，以为“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表明辽人对自身华夏身份的认定加入了文化因素作为理论依托。那么，他们眼中的夷狄是哪些群体呢？
现存史籍中仅有两则辽人自称“中国”的例子。其一，《辽史》卷一○四《刘辉传》云：“大安末，（刘辉）为太子洗马，上书言：‘西边诸番为患，士卒远戍，中国之民疲于飞挽，非长久之策。’”又据《辽史》卷二五《道宗五》记载：大安八年冬十月“辛酉，阻卜磨古斯杀金吾吐古斯以叛，遣奚六部秃里耶律郭三发诸蕃部兵讨之”。上文“诸番”应指“阻卜”，也称鞑靼，是辽朝对蒙古草原各部的通称。
其二，辽天祚帝天庆八年（1118）《鲜演大师墓碑》又云：“高丽外邦，僧统倾心；大辽中国，师徒翘首。”[57]这里与“中国”对应的是“高丽”。辽人将高丽视为夷狄，据《辽史》卷八八《萧敌烈传》记载：“统和二十八年，帝谓群臣曰：‘高丽康肇弑其君诵，立诵族兄询而相之，大逆也。宜发兵问其罪。’群臣皆曰可。（萧）敌烈谏曰：‘国家连年征讨，士卒抏敝。况陛下在谅阴，年谷不登，创痍未复。岛夷小国，城垒完固。胜不为武；万一失利，恐贻后悔。’”
再分析一下辽道宗宣懿皇后萧观音的《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虞廷开盛轨，王会合奇琛。到处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通鹿蠡，声教薄鸡林。大寓看交泰，应知无古今。”[58]鹿蠡，即谷蠡，匈奴藩王封号[59]。鸡林，指高丽。相传新罗王脱解九年，都人徐罗砍伐城西的始林，有鸡怪，遂更名鸡林，并以为国号。后世遂以鸡林为朝鲜之别称[60]。此诗所云的“华夷同风”，“华”指辽朝，“夷”指的是草原诸部与高丽。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引《松漠记闻》云：“女真（改作金人）浸逼中京（中京，古白霫雪城），天祚惧，遣使立阿骨打（改作阿固达）为国王。阿骨打留之，遣人邀请十事，欲册帝、为兄弟国及尚主。使数往反，天祚不得已，欲帝之，而他请益坚。天祚怒曰：‘小夷（删此二字改作彼）乃欲偶吾女邪？’囚其使不报。”[61]这里指女真为夷狄。
笔者在现存史籍中尚未发现辽朝直接称西夏为夷狄的例子。不过，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5，宋仁宗庆历五年）将讨伐西夏，遣使告宋书云：“藩服乱常，敢贡修之不谨；亲邻协力，务平定以永绥。”[62]这里指称西夏为“藩服”，也有点“四夷”的意思。
至此，我们已经大致可以勾勒出辽朝心目中“中国”与“四夷”的天下图象，辽朝为中国华夏，周围环绕的夷狄是阻卜等草原诸部及高丽、女真、西夏等。从中可以看出，在辽朝的“华夷之分”中，文化标准并非决定因素。因为，高丽、西夏对中原文化的吸收程度不在辽朝之下，若以儒家文化为标准的话，高丽对辽还有优越感。如高丽太祖二十六年（943）亲授“十训”，其中第四训以文化为标准，将契丹视为等同夷狄的禽兽之国：“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契丹是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衣冠制度，慎勿效焉。”[63]宋人叶梦得（1077～1148）《石林燕语》卷二又记载了高丽文宗爱慕华风，对臣事辽朝不满之事：“高丽自端拱后不复入贡。王徽立，尝诵《华严经》，愿生中国。旧俗，以二月望张灯祀天神，如中国上元。徽一夕梦至京师观灯，若宣召然。遍呼国中尝至京师者问之，略皆梦中所见，乃自为诗识之曰：‘宿业因缘近契丹，一年朝贡几多般。忽蒙舜日龙轮召，便侍尧天佛会观。灯焰似莲丹阙回，月华如水碧云寒。移身幸入华胥境，可惜终宵漏滴残。’会神宗遣海商喻使来朝，遂复请修故事。”[64]因而，辽人称“华夷同风”，其华夷之辨表面上以文化为依托，根本界线在于东亚朝贡体系下“中国”与“四夷”对举的政治尊卑关系，凡向辽朝贡者即为夷狄。
当这种以我为尊的华夷政治意识强烈并受到侵犯之时，宋朝亦有可能被辽人贬斥为夷狄。北宋欧阳修撰修《新五代史》，将契丹列于四夷之一，辽朝大臣刘辉上书云：“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辽道宗“嘉其言，迁礼部郎中”[65]。刘辉所说的“详附国史”，很有可能就是以牙还牙，将宋初事迹附于《辽史》四夷传。这与历史上南北朝修国史时互相贬斥对方为夷狄的情形何其相似。再度证明辽朝“中国”观的核心在于“以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源于其维系辽宋并列的东亚朝贡体系的政治需要。在两者的互动进程中，辽朝的“中国”意识不断彰显、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