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岸本美緒 (編)
出版社: 臺灣商務印書館
译者: 李雨青
出版年: 2022-1
页数: 304
定价: NTD430
装帧: 平装
ISBN: 9789570533828
内容简介
西元1571年，人類歷史的轉捩點────────
西歐：重商主義衝擊新舊國家，對外建立貿易據點競逐海上霸權，對內集中君主專制
西亞：鄂圖曼、薩法維、蒙兀兒三大帝國由強勢君主整合，維繫多民族統治
東南亞：阿育陀耶等新興王國激烈競爭，仰賴海洋貿易與伊斯蘭教，強化自身王權
東亞：織田信長上洛，各大名角逐統一天下；明朝解除海禁，白銀大量流入
美洲：印加帝國最後抵抗失敗，臣服西班牙，納為殖民地
雖然時代分期方式不一，但自華勒斯坦提出著名的「近代世界體系」論以降，所謂的「近代早期」十五、十六世紀，一直是公認的重大歷史轉換期。不管是「近代」一詞所象徵的意義，或是其指涉的同一時代共時性，探究近代世界各地的共同特徵，遂成為各學者的研究重點。其中，海上商業貿易的熱潮是此時期最重要的特色，本書即以1571年西班牙於馬尼拉建城的這一年，做為全書論述的切入時點。
馬尼拉建城及定期航運的開通，宣示了連結世界各大陸的常態性海上貿易鏈首次成形，所謂的「世界貿易」也正式開展。在大航海時代，以日不落帝國西班牙為首，葡、英、荷等歐洲各國開始陸續競逐海上霸權；而中國對白銀的大量需求，更帶動了世界性的商品及貨幣流通。立基於這樣的「大貿易時代」重商主義背景，世界各地產生了相同卻又不完全一致的變遷，君主專制的絕對主義國家便是此時期另一個主要的共同特色。
海外貿易、軍事戰爭及宗教因素強化了君主專制。在東南亞，新興的伊斯蘭王國急速茁壯；在西歐則是西班牙菲力普二世及新教各國勢力，王權結合商人階級打壓傳統貴族；至於中西亞的三大伊斯蘭帝國，則承繼蒙古時期遺緒，一面維持君主集權的多民族統治，一面適度開放海上貿易減緩外部衝擊，維繫國家向心力。而東亞，明朝終究解除海禁，而大量流往北方互市的白銀也促成邊疆民族強盛，預告了清帝國的成形。然而有更多的新大陸勢力，則被這股時代浪潮擊潰，走下歷史舞台：1571年，也是印加帝國完全臣服西班牙前的最後一年。
以「共時性」來檢視世界史，並非是假設所有地區皆發生強度相同的變化，也不意味著變化的內容相同。但若就一五七一年前後世界貿易的興盛而言，雖然眾多地區的變化強度與方向性皆有所不同，但依然產生出了充滿特性、足以相互比較的結果。
作者简介
編者簡介
岸本美緒，御茶水女子大學名譽教授。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科學研究科博士課程肄業。1952年生，專長為明清史。
【主要著作】
《清代中國的物價與經濟變動》（研文出版，1997）
《東亞的「近世」》（世界史Libretto 13）（山川出版社，1998）
《明清交界與江南社會──17世紀中國的秩序問題》（東京大學出版會，1999）
《風俗與時代觀──明清史論集1》（研文出版，2012）
《地域社會論再考──明清史論集2》（研文出版，2012）
《中國的歷史》（筑摩書房，2015）
作者簡介
平山篤子，帝塚大學名譽教授。1951年生，專長為西班牙近代海外發展史。
【主要著作、譯作】
《西班牙帝國與中華帝國的邂逅──十六．十七世紀的馬尼拉》（法政大學出版局，2012）
“Convivencia beneficiosa o cohabitacion hostil”Nueva Espana: puerta Americana al Pacifico asiatico（1singlos XVI-XVIII）（Universidad Nacional Autonoma de Mexico, 2019
胡安．希爾．費南德茲（Juan Gil Fernández），《紳士與武士──16．17世紀的西班牙與日本》（叢書．Universita 693）（擔任翻譯，法政大學出版局，2000）
丹尼斯．弗林（Dennis Flynn），《全球化與白銀》（YAMAKAWA LECTURES 7）（合譯，山川出版社，2010）
城地孝，同志社大學文學部助理教授。1978年生，專長為明清史。
【主要著作、論文】
《長城與北京的朝政──明代內閣政治的發展與變遷》（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12）
〈明末的弓術書《武經射學正宗》及其周邊〉，三木聰編《宋─清代的政治與社會（暫譯）》（汲古書院，2017）
〈咸寧侯仇鸞的周圍──做為十六世紀的商業化時代之明朝政治考察參考〉《史林》第96卷第3號，2013
〈沈雄森再論〉《文化學年報》第66輯，2017
〈《武經射學正宗》的傳入日本．翻譯．散布〉《史朋》第50號，2018
真下裕之，神戶大學大學院人文學研究科副教授。1969年生，專長為南亞史。
【主要著作、譯作、論文】
〈蒙兀兒帝國印度的抄本與繪畫〉，小杉泰．林佳世子編《伊斯蘭 書籍的歷史》（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4）
〈顧特卜沙希王朝的起源相關諸論及其周邊──印度洋西側海域的人口移動諸面向〉《西南亞研究》86（2017）
〈阿布勒法茲（Abu’l-Fazl ibn Mubarak），《阿克巴治則》（Ain-i-Akbari）譯註（7）〉《紀要》（神戶大學文學部）46（合譯，2019）
堀井優，同志大學文學部教授。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課程畢業（文學）。1965年生，專長為中世紀及近代中東、歐洲關係史。
【主要論文】
〈16世紀鄂圖曼帝國的條約體制之規範結構──以杜布羅夫尼克、威尼斯、法國為例〉《東洋文化》第91號，2011
〈威尼斯人領事眼中的埃及與其周邊──16世紀的商業與行政〉，鈴木董編著《鄂圖曼帝國史諸面向》（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2012）
〈近世開羅的歐洲人〉《歐洲文化史研究》第15號，2014
〈16世紀後半．17世紀前半的鄂圖曼帝國──與威尼斯的條約規範之結構〉，川分圭子、玉木俊明編著《商業與異文化的接觸──中世紀後期至近代歐洲國際商業的誕生與發展》（吉田書店，2017）
Religious Minorities and Foreigners in Ottoman Cairo, K. Fukasawa, B. J. Kaplan, P.-Y. Beaurepaire (eds.), Religious Interacitions in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Coexistence and Dialogue from the Twelf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ies, London & New York, 2017.
和田光司，聖學院大學人文學部教授。1958年生，專長為法國近代史。
【主要著作、論文】
〈17世紀初期法國的國王與新教〉，甚野尚志、踊共二編著《中近世歐洲的宗教與政治》（Minerva書房，2014）
〈喀爾文教派的發展〉，森田安一編《歐洲宗教改革的連續與斷裂》（教文館，2009）
〈現代法國、新教與「寬容」言論〉，深澤克己、高山博編《信仰與他者──寬容與不寬容的歐洲宗教社會史》（東京大學出版會，2006）
〈南特敕令──史料與內容〉（上、下）《聖學院大學綜合研究所紀要》第33號／第37號，2005/2007
〈16、17世紀法國的教派共存〉《歷史學研究》810號，2006
薩摩真介，廣島大學大學院綜合科學研究科副教授。1976年出生，專長為英國近代史、大西洋史。
【主要著作】
Britain and Colonial Maritime War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Silver, Seapower and the Atlantic（Boydell & Brewer, 2013）
《（海盜的）大英帝國──掠奪與交易的四百年史》（講談社選書métier，2018）
叢書監修者簡介
木村靖二，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專長為西洋近現代史、德國史。
岸本美緒，御茶水女子大學名譽教授。專長為明清社會經濟史。
小松久男，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專長為中亞史。
譯者簡介
李雨青，臺灣大學學士、首都大學東京碩士，曾旅居日本多年。目前從事出版、翻譯工作。譯有《義大利．海洋城市的精神》、《大日本．滿洲帝國的遺產》、《素顏的孫文》、《袁世凱》、《中國霸權的論理與現實》、《美味方丈記》、《下山事件．最後的證言》等。
目 录
出版緣起 陳建守
導讀 陳國棟
寫在前頭 木村靖二．岸本美緒．小松久男
總論 白銀大流通與國家整合 岸本美緒
第一章 西班牙之馬尼拉建城 平山篤子
1 「一五七一年」
2 物品的移動
3 人群的移動
4 資訊的移動
第二章 北虜問題與明帝國 城地孝
1 「邊境社會」的形成
2 祖制的枷鎖
3 隆慶和議帶來的影響
第三章 蒙兀兒帝國的形成與帝都法泰赫普爾時代 真下裕之
1 帝都法泰赫普爾
2 走向全新秩序
3 法泰赫普爾時代
4 契斯特道團與法泰赫普爾建城的淵源
第四章 東地中海的鄂圖曼帝國與威尼斯人 堀井優
1 廣域統治與國際商業
2 條約體制與領事制度
3 商業港口與利害集團
第五章 宗教戰爭與國家整合 和田光司
1 從宗教戰爭爆發到聖巴瑟米節大屠殺
2 爭奪法國王位
3 走向國家整合之路
4 改宗與國家整合的思潮
補論 德瑞克環球航行與掠奪行為的變遷 薩摩真介
1 追捕《卡卡弗戈號》代表的意義
2 掠奪行為的全球化
3 掠奪行為的管理化
4 德瑞克環球航行做為「神話」的起點
圖片來源．作者簡介．主要參考文獻
導讀
寫在前頭
「歷史的轉換期」叢書監修 木村靖二．岸本美緒．小松久男
今日，諸如「全球史」等從廣闊視野出發、多面向思考世界歷史的史學日益盛行，我們希望能夠立足於最新的學術知識，針對各個時期的「世界」，提供一種新的剖析方式——本叢書就是依循這樣的思維而開展的企畫。我們列舉了堪稱世界歷史重大轉換期的年代，探討該年代各地區的人們過著怎樣的生活、又是如何感受著社會的變遷，將重點放在世界史的共時性來思考這些問題。此即本叢書的核心主旨。
從全球視野來嘗試描繪世界史的樣貌，在今天已經不是什麼稀奇的事，可以說本叢書也是歷史學界在這方面集結努力的其中一環。既然如此，那在這當中，本叢書的目標及特色又是什麼呢？在這篇〈寫在前頭〉中，我們將從幾個面向來試著敘述。
首先要討論的是「轉換期」一詞代表的意義。若從現在這個時間點回顧過去，每一個時期在「轉換」上的方向性，看起來都會是十分明確的；雖然因為地區不同，而有或早或晚的時間差異及個別的特色，但歷史應該還是會往一定的方向發展吧……？然而，這樣的看法卻很容易讓後來時代的人們在回顧歷史時，陷入認知上的陷阱。對於熟知後來歷史動向的我們而言，歷史的軌跡自然是「只會朝這個方向前進」；既然如此，那如果「不從今天來回顧當時的社會」，而是嘗試「站在當時社會的立場來看未來」，情況又會變得如何呢？今天的我們，若是論起預測數十年後或數百年後的世界，應該沒什麼人有自信吧！這點對過去的人們來說，也是一樣的。綜觀當時世界各地人們的生活便會發現，儘管他（她）們深切感受到「世界正在經歷重大變化」，卻又無法預測這股推著自己前進的潮流將通往何處，因此只能在不安與希望當中，做出每一天的選擇。將這種各地區人們的具體經驗相互積累、結合後，歷史上的各個「轉換期」，便會在我們面前呈現出一副比起從今日視點出發、整齊劃一的歷史更加複雜，也更加活潑生動的姿態。
第二是世界史的「共時性」。本叢書的每一冊，都以一個特定的西元年分做為標題。對於這種作法，讀者理所當然會湧現疑問：儘管在這一年的前後數十年甚至數百年間，世界各地呈現了巨大變化，某種程度上也可看出一定的關聯性，但這樣的轉變會是在特定的某一年一口氣突然爆發出來的嗎？就算有好幾個地區同時產生了重大變革，其他地區也不見得就有變革吧？特別是，姑且不論日益全球化的十九、二十世紀，針對古代和中世紀世界史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進行推論，真的有意義嗎？當然，本叢書的編者與作者並不是要強硬主張所謂「嚴密的共時性」，也不是要對每一冊各章的對象僅就該特定年分的狀況加以論述。不僅如此，諸如世界史上的「交流」與「衝突」這類跨地域的變遷，以及在這之中肩負起重要任務的那些人，我們也不特別著墨；畢竟至少在十八世紀以前，絕大多數的人們對於自己生活的地區與國家之外發生了什麼事，幾乎是一無所知。而本叢書的許多章節裡，就是以這樣的普通人為主角。儘管如此，聚焦在特定年分、以此眺望世界各地狀況的作法，仍有其一定的意義——它開創了某種可能性，也就是不以零星四散的方式，而是透過宏觀的視野，針對當時各地區人們直接面對的問題，及其對應方式的多樣性與共通性進行分析。像是大範圍的氣候變遷與疫病，各個地區在同一時期，也可能直接面對「同樣的」問題。不只如此，也有像資訊與技術的傳播、商品的流動等，有著時間差而對世界各地產生影響的現象存在。然而，儘管問題十分類似，各地區的對應方式卻不相同；甚至也有因某些地區的對應，導致相鄰地區做出截然不同的對應態度。此外，面對類似的狀況，某些地區的既有體系因此產生了重大的動搖，但其他地區卻幾乎不受影響，這樣的情形也是存在的。當我們看到這種迥異的應對方式，從而思考為何會這樣的時候，便會對各個社會的特質產生更深一層的理解。儘管將生活在遙遠分離的地區、彼此互不相識的人們稱為「同時代人」，似乎不是件普通的事，但他（她）們確實是生活在同一時間、同一個「當代」（contemporary）的人們；我們所做的，就是讓讀者試著感受箇中的醍醐味。
第三個問題是，「世界史」究竟是什麼？今日，打著「全球史」名號的著作多不勝數；儘管它們都有著超越「國史」框架的共通點，採用的方法卻林林總總、不一而足。有的將氣候變遷、環境與疫病等自然科學方法納入研究取徑，來處理大範圍的歷史；有的利用比較史或系統論方法，將重點放在亞洲，對歐洲中心主義進行批判；此外，還有運用多語言史料的海域交流史，這種有時也被叫做「全球史」。雖然本叢書秉持「世界史的視野」，卻未必會使用「全球史」一詞，而是讓各位作者按照自己的方法執筆，在選擇探討對象上也抱持著開放態度。雖然稱為世界史，但本叢書並未採取將某個年代的世界分成好幾塊、然後對各塊分別撰寫概述的作法，而是在狹窄的範圍內，盡可能提供鮮明生動的實例。因此在每一冊中，我們並不見得徹底網羅了那個年代的「世界」樣貌。乍看之下，這樣的做法或許會讓人覺得是好幾個零星主題胡亂湊在一起，然而，我們也請作者在執筆時不將各冊各章的對象框限在一國或一地區之中，而是以面向世界的開放脈絡來處理它們。「世界」並不是像馬賽克一般集結拼湊，而是像漣漪一般，以具體事例為中心，不斷往外擴散又彼此重合；描繪出這些漣漪彼此碰撞接觸的軌跡，就是本叢書的特色。「世界史」並不是一大堆國別史綁在一起的集合物，也不是事先就預設出一個所謂「世界」這樣的單一框架；相反地，我們認為它是紮根於各個地區的觀點彼此碰撞、對話，而展現出的活潑鮮明姿態。
透過以上三點，我們簡略陳述了本叢書的概念。歷史的宏觀脈動，是上至大政治家和學者，下至庶民，由各個階層的人們共同摸索與選擇所形成的。本叢書的視野雖是全球性的，但並非從超越個別眾人經驗的制高點來鳥瞰世界史的全貌，而是試著從廣泛的、同時代的視野，去比較、檢討那些跟今天的我們一樣，面對不可預測的未來不斷做出選擇的各時代人們的思考和行動方式，從而以這樣的視角，對世界史上的「轉換期」加以重新思考，這就是我們關心的所在。透過這種嘗試，本叢書希望能將歷史發展中宏觀、微觀視角的交錯，以及橫向、縱向伸展的有趣之處，介紹給各位讀者。
本叢書的各冊構成如下：
第1冊 前二二0年 帝國與世界史的誕生
第2冊 三七八年 崩解的古代帝國秩序
第3冊 七五0年 普遍世界的鼎立
第4冊 一一八七年 巨大信仰圈的出現
第5冊 一三四八年 氣候不順與生存危機
第6冊 一五七一年 白銀大流通與國家整合
第7冊 一六八三年 近世世界的變貌
第8冊 一七八九年 追求自由的時代
第9冊 一八六一年 改革與試煉的時代
第10冊 一九0五年 革命的浪潮與團結的夢想
第11冊 一九一九年 邁向現代的摸索
各冊除了每一章的主要敘述外，還收錄了簡短的補充說明「專欄」，開頭也編入概觀全書樣貌的「總論」。除此之外，扉頁設有地圖，書末附有參考文獻，希望能對各位讀者有所幫助。
總論 白銀大流通與國家整合
岸本美緒
「近代」、「近世」概念與十六世紀
長久以來，十五世紀至十六世紀一直是公認的歷史重大轉換期。現在常見的「上古－中古－近代」三段分期法出現於文藝復興時期，之後「modern」等衍生自拉丁語「modo」（現在、最近之意）、含有「近代」之意的語詞取代「中世紀」，成為人們指稱自身富含嶄新人文精神時代的名詞。先不管論述是否嚴謹，就一般常識而言，現今歐美地區不管是英文modern或是法文moderne，皆用以指稱十六世紀之後的時代。不過若將範圍擴大到歐洲以外的地區，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近代」一詞的用法就顯得相當複雜。有關時代劃分的問題，將在本系列第七冊《一六八三年 近世世界的變遷》的總論深入探討，然本冊亦希望在此加入部分討論。
十九世紀以降，非歐美地區在歐美影響下形成的歷史學，該如何在各自的歷史中劃分出「近代」？方法有好幾種。第一種，是以當地是否出現類似歐洲「近代」的現象做為分期基準。然而，根據選取的近代現象做為判定標準——例如中央集權化、商業發展，或是民主主義思想等某項或某幾項指標——所產生的分期結果，實際上會相當多樣。第二種，當地的內部狀況雖然與「近代」歐洲相異，但因彼此存在接觸、交流或支配關係（例如殖民統治），因而將該時期視為「同一個時代」。換言之，此種分期法將重點放在「共時性」，認為彼此存在於同一個時期，擁有密切關係，因此同樣屬於「近代」。不過，彼此的接觸、交流及支配關係要到達怎樣的程度才算具有共時性，也沒有一定基準。
以世界史的尺度範圍來進行歷史分期，是否真有可行性？這個難題多年來一直困擾著歷史學者們。若以第二種分期方式來檢視本書所討論的十六世紀，毫無疑問地，十六世紀具有極其重要的劃時代意義。以拉丁美洲為例，受西班牙與葡萄牙統治，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產生激烈變動的十六世紀，無庸置疑是拉丁美洲歷史上重大的轉換期。
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認為自十六世紀起，以西歐為「核心」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將拉丁美洲等其他地域納入附屬的「邊陲」地區，並逐漸擴大勢力範圍。根據他的理論，這個涵蓋了「核心」與「邊陲」地區的「近代世界體系」，便是在十六世紀誕生。另一方面，十六世紀東亞的中國及日本等地也因為與歐洲的接觸而受到相當程度的影響，但衝擊力道和拉丁美洲相比根本微不足道。一直要到十九世紀，中國及日本才真正遭遇到「西方的衝擊」。日本直到十九世紀才正式開始效法歐美的「近代化」，即嘗試達成前述第一種的「近代」。如此說來，十六到十九世紀的這三百年間，對東亞而言應該怎麼稱呼呢？對於此一疑問，永井和認為這是「東亞史的『近世』問題」。永井在思考華勒斯坦的「近代世界體系論」時，即指出東亞在「含攝」入此體系之前，有著三百年的長期時間差。
安土桃山時代至江戶時代，也就是西元一五六八年至一八六七年，這三百年間在日本史上稱為「近世」，與明治維新後的「近代」有所區別。此種分期法在二次大戰前已被廣泛接受，是故永井提出的「東亞史的『近世』問題」，從表面的稱呼用詞上來看，可以說是已經解決。然而，通行於日本史的「近世」概念只是一種習慣性用法，並不是因應永井的提問才形成的研究成果，而「近世」一詞亦未在日本以外的亞洲各處落地生根。在這樣的狀況下，永井主張以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前半為界，重新將世界史上的廣義「近代」劃分為「近世」與狹義的「近代」。
另外也須注意，歐洲史裡十六至十八世紀的這「三百年」，也同樣遇到了稱呼用詞的問題。近藤和彥論述如下：
根據以往的教科書大綱，在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與宗教改革的影響下，中古時期被否定，近代的「人文主義」及「個人」概念也應運而生。然而將近三百年後，因階級制與封建特權而充滿限制的舊制度再次成為問題，所產生的異議最後在一七八九年引發法國大革命，透過人權宣言，「近代」得以確立。（中略）若上述近代皆屬於同樣的時代，那麼從「成立」到「確立」的三百年間，又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世界史手冊一一四 近世歐洲》
提出上述疑問後，近藤建議將世界史上的十六至十八世紀劃為一個重要的時代，以便與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後的狹義「近代」有所區別，也就是「近世」（early modern）。如今這樣的時代分期法在西洋史學上亦廣泛運用。
若以上述區分「近世」與狹義「近代」的觀點來看，十六世紀做為世界史的轉換期，與其說是「近代」的開端，更應該說是「近世」的開端。由於「近世」與「近代」的字面含義相去不遠，看起來或許像是文字遊戲，可能也有人認為「近世」不過就是歷史過程中逐漸演化至「近代」的早期階段，刻意區分「近世」與「近代」好像沒什麼太大意義。然而這裡該關注的是，「近世」與「近代」並非僅是指涉的時代不同，此二詞在使用上也有極大的差異。
「近代」並非只是用來指稱從西元幾年到幾年，表示時間區段的詞。就如同「近代性」、「近代化」等詞語，在使用時多半代表著普遍且具共通性的指標──民主主義、理性主義精神、高度的科學技術、蓬勃發展的工業、資本主義等等。當然，要強調其中的哪一項指標因人而異，但諸如「你的想法太不近代了」、「期望走向近代化」等措辭，總得對「近代」的含義有所設想，這些句子才得以成立。因此，「近代」同時也乘載了某種價值觀，但這個價值觀並不像是「近代性」或「近代化」，不一定具有正面的意涵。比如在當今日本，「近代主義者」便可以用來揶揄將近代西方模式奉為圭臬者，帶有些許負面意味。這也是由於「近代」一詞混雜了許許多多受西方衝擊，因而邁向「近代化」的非西歐地區人們的憧憬、焦慮、自卑感等五味雜陳的情緒。
相對於此，「近世」一詞則不一定含有這樣的指標或價值觀。當然，居住在日本的人們透過來自學校教育或是連續劇的知識，對於日本「近世」的特徵都再清楚不過了。而其他地區的人們對於各自的「近世」（也就是十六至十八世紀左右），應該也都有某種程度的認識。然而，這些「近世」概念是否有著共通的標準？這個問題很難三言兩語就給出回答。
換言之，「近世」一詞並不像「近代」，其所包含的共通概念相當稀薄，因此，「近世」可說是一種依地區不同有所差異、能夠涵蓋多樣性內容的開放概念，反過來說也是一個內容模糊、讓人摸不著頭緒的詞語。那麼，究竟是什麼讓「近世」即便有這層曖昧，還是得以被定義為「近世」呢？接下來，就要聚焦在本書的重點「一五七一年」，來簡單闡述幾個論點。
「世界貿易」的誕生
丹尼斯．弗林（Dennis O. Flynn）與阿圖洛．吉拉爾德茲（Arturo Giráldez）共同著作的英語論文〈含著『銀湯匙』出生──一五七一年世界貿易的誕生〉（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 The Origin of World Trade in 1571, 1995），是探討一五七一年世界歷史上全新形勢誕生的著名文章。之所以是一五七一年，因為這一年是馬尼拉建城與馬尼拉大帆船（Manila Galleon）啟航之年。關於馬尼拉建城與馬尼拉大帆船，在本書第一章將有詳細的說明。簡而言之，弗林等人主張，馬尼拉大帆船的定期航線完成了連結美洲、亞洲、歐洲、非洲各大陸的常態性海上貿易鏈，所謂「世界貿易」自此展開。當然，在一五七一年之前亦存在不同大陸間的交易活動，然而此時的貿易具備了帶給所有交易對象關鍵性刺激的重要性與持續性，並同時補足了過去始終從缺的「美洲－亞洲太平洋航路」環節，形成連結四大陸的交易網，故可稱為「世界貿易」的誕生。
這種觀點不算新穎。就如弗林等人在論文中引用的近世貿易史權威查爾斯．博克瑟（Charles R. Boxer）所述，他雖然沒有強調一五七一年這樣特定的年分，但早在一九六○年代就已提出同樣的看法。不過，弗林等人的論文之所以在英語圈歷史學界受到重視，是因為該文主張商品流通與白銀流通互為表裡，並認為造成白銀流通的主因在於中國對白銀的需求。
這個嶄新的論點，為此一時期的洲際交易發展帶來了主客易位的全新面向與見解。接下來將稍微偏離這篇論文的主題，先來回顧一下至今對洲際交易發展的普遍性看法。
以往說到此時期的洲際交易，總是由哥倫布、達伽馬（Vasco da Gama）等歐洲人前進世界的角度出發，通常被稱為「地理大發現」。後來由於「地理大發現」一詞隱含了歐洲中心主義偏見，便改以「大航海時代」來指稱此一時期，並指出亞洲物產的豐饒和品質優良如何吸引歐洲人，強調至少直到十八世紀末之前，亞洲各地的經濟力與技術毋寧是凌駕歐洲。而表示歐洲人航海活動的「大航海時代」一詞，亦逐漸為涵蓋多元民族活動的「大貿易時代」取代。不過即便如此，在「歐洲人為尋求亞洲豐富物產而來，加入當地活絡的交易活動」這樣的論述方式背後，敘事主體依舊是歐洲人，受到關注的是歐洲商人想取得生絲、陶瓷的欲望，流入中國的白銀只是歐洲人主體活動下的產物。弗林等人的論文正是想要扭轉這個被默認的觀點。換言之，此論文主張中國對白銀的需求大量吸納了美洲及日本白銀，引起世界性的白銀流動，這才是造成世界貿易誕生的主因。歐洲商人在此種貿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也不過就是以中盤商的身分活動罷了。
美洲大陸的白銀自十六世紀後半開始流入中國，日本的白銀也在稍早開始大量流入，這些事實早在二戰前就眾所周知，並不是什麼新發現。不過，從「中國的白銀需求」角度切入，扭轉了西方學界對「大航海時代」的一般印象，可謂是此論文的有趣之處。此切入點以「世界貿易」與「白銀的流通」為中心詮釋該時期的世界，與前述第二種重視「共時性」的歷史分期法思考模式相近，卻與華勒斯坦等人以西歐中心支配邊陲地區的「世界體系」架構論述剛好相反。當然，弗林等人並非否定西班牙曾在拉丁美洲建立起掠奪結構，但若要追本溯源，此結構也是肇因於白銀流通終點的中國對白銀需求而產生的結果。這樣的主張相當符合近年英語學術圈內強烈的歐洲中心主義批判潮流，卻也略顯極端。不過當時的中國不斷地大量吸收白銀，物價卻未如同時期的歐洲般明顯上漲（即所謂的物價革命），這是不爭的事實。究竟為何會有這樣的現象產生？這是個相當有意思的問題。
中國真的是白銀流通的終點嗎？弗林等人在論文中以「無底的白銀排水口」來形容中國對白銀的龐大需求。至於為何產生如此龐大的白銀需求，論文中僅提到中國的銅錢品質參差不齊造成白銀較受歡迎，以及一五七○年代前後實施一條鞭法賦稅折銀繳納，除此之外並未多談。有趣的是，查看當時的中國史料，會發現明朝的知識分子也以類似「排水口」的詞彙「尾閭」來形容白銀的流動。「尾閭」指的是位於海底，不斷吸入海水的大洞。該史料記載如下：
自款市以來，中國之鏹歲費虜中者幾百萬，積之二十餘年，不下二千萬。此二千萬者往而不返，如歸尾閭，不複流注於內地，何怪官民之兩困也。──陳懿典，〈客問開礦利害對〉《陳學士先生初集》卷二八
這邊說的款市即「講和」與「互市」，是本書第二章的主題，即指一五七一年明朝與蒙古達成和議，以及隨之開設的馬市。也就是說，這份史料指出當時已有中國人對中國白銀流向北方且只出不進一事，備感危機。先不論其中敘述的白銀流出量是否可信，如同第二章指出，從日本、美洲流入中國的白銀確實有一定數量流向北方邊疆地區，並培養出之後建立大清、統治中國的女真（滿洲）等，一點一滴瓦解明朝統治的新興商業兼軍事勢力。當日本邁向全國統一之際，幾乎同一時期，女真社會也因競爭藥用人參、皮毛等商業利益展開激烈的部族鬥爭，逐漸朝向統一國家邁進。
弗林等人的論文標題「含著『銀湯匙』出生」，除了是借用自形容在生活無憂的富裕家庭中出生的西方諺語，也表達了「世界貿易」與「白銀大流通」的同時誕生。不過「含著銀湯匙出生」這句話，會讓人聯想到從沒拿過比湯匙還要重的物品、那些不知人間疾苦的少爺或千金，然而白銀大流通在實際上卻是完全相反，總是伴隨著嚴峻的軍事抗爭或宗教壓迫。接下來，就要從國際商業、戰爭與宗教的角度來闡述其情勢。
貿易熱潮與國家形成
弗林等人論文中所謂「世界貿易誕生」的時期，亦是中國對蒙古開設馬市、解除東南沿海民間出海交易禁令的時期，迄今在朝貢貿易下嚴格的經濟控制逐漸緩和。這個將重心由朝貢貿易轉換至民間貿易的中國新貿易體制，中島樂章稱之為「一五七○年體系」。當時熱烈的商業浪潮，以及因商業利益而引發的激烈抗爭，席捲了東亞和東南亞等中國周邊地區。東南亞歷史學家安東尼．瑞德（Anthony Reid）在著作《東南亞的貿易時代》（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中，將一四五○年至一六八○年定為「貿易時代」（the Age of Commerce），其中又再劃分成幾個區間，一五七○年至一六三○年的六十年則是被稱為「熱潮時期」的高峰期。
瑞德的「貿易時代」論指出，這個在某方面堪稱「全球化」的世界貿易發展時期，不僅是東南亞發生激烈抗爭的時期，也是強盛新興國家的形成時期，這是該論述的亮點之一。他將十六世紀急速成長茁壯的東南亞各王國，包含蘇門答臘北部的亞齊、西爪哇的萬丹、蘇拉威西島南部的望加錫、暹羅的阿育陀耶王朝、緬甸的東吁等等都稱為「絕對主義國家」（absolutist states）。該書的研究對象雖然是東南亞，但對於思考同時期的其他地區亦提供了一些啟發與見解。以下是筆者從瑞德的論述中整理出來的東南亞各國共通特徵。
第一，這些國家都以海外貿易收入為重要財源。這也是馬六甲等十五世紀連結印度洋與南海貿易圈，做為東西交易樞紐而發展的東南亞港市國家共同特性。不過相較於馬六甲境內並無特產品，十六世紀興起的各國都同時坐擁出口港，又領有得以生產胡椒、香料（萬丹、亞齊）、蘇木、獸皮（暹羅）、米（緬甸、望加錫、暹羅）等出口特產品的廣大腹地。第二，則是新兵器的登場與使用，瑞德稱之為「軍事革命」。這些國家的君主在擴張勢力時紛紛向歐洲壟斷購買操作性能高，威力強大的大砲、槍枝等武器。第三，權力向國王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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