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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开建 | 四百年(1557-1941)澳门工业发展的特点、地位及影响

作者简介:汤开建,澳门大学历史系

原文出处:国学学刊

内容提要:在以往有关澳门历史的研究著作中,很少有人提到澳门的工业。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澳门只是东方的“蒙特卡罗”——一座赌城而已。然而,搜尽历史资料,我们发现从1557年到1941年近四百年的历史中,澳门确确实实存在着她自己的工业以及她独特的工业发展历程和工业发展的特点,不论是古代澳门工业还是近代澳门工业,均在中国工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产生重大的影响,具有其独特的地位。

词:古代澳门  近代澳门  工业史  工业发展

澳门的工业从16世纪中叶开埠之初出现,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共走过了接近四百年的历程。在四百年澳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前三百年,即古代澳门工业发展是极其缓慢的。鸦片战争后,澳门的近代工业在周边地区的影响下逐渐出现和产生,到19世纪80年代形成的玻璃制造、缫丝、水泥及造船等近代工业,特别是澳门的缫丝及水泥工业,更成为中国近代工业之开风气者,并达到了一定规模。然而,由于19世纪后期澳门政府与中国政府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对峙的状态,澳门政府的主政者关心的是能否可以从中国政府手中获得澳门的主权,争取占领更多的中国土地,并无精力对刚刚起步的澳门近代工业予以关注和支持。再加上19世纪中后期澳门政府一直醉心于推行承充专卖制度,这种在澳门社会中普遍实施的承充专卖制度,所带来的普遍性垄断,无疑对刚刚起步、尚需扶持的澳门工业,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完全不利于澳门新兴工业的成长与发展,如1890年代爆发的澳门酒商反对料半酒承充专卖而集体罢市就是明证。因此,在澳门近代工业形成发展的前六七十年间,虽然也曾绽放过几朵绚烂夺目的鲜花,但它们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雕谢枯萎了。

澳门近代工业真正踏上发展与繁荣之路,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1910年葡萄牙民主革命成功后,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开始重视海外殖民地的实业发展,1914年10月28日颁布的第985号大总统令,改善原有实业之法,规定新设实业之法,对海外殖民地实业发展予以大力支持。①共和制以后的澳门最初几任总督,多是改革派官员,他们均提出要发展澳门的工商业,并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工业的措施:一、填海造地,增造澳门土地面积,在新填海地设立工业区,以发展工业;二、保护澳门本土工业,对澳门本地生产的工业产品,实行免税或减税政策,并对外来工业品提高税率;三、主办工业展览会,宣传和推广澳门的工业及工业产品,吸引各地的实业家,争取各地厂商对澳门投资并建立工厂。再加上澳门本身就有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及其主要投资领域投资额相对较小②,故中国内地及香港澳门的富商们愿意将其资本投入到澳门的工业之中。

从1920年开始,澳门的工业呈现出一片繁荣。这一时期澳门较具规模的工业出现了三十五个门类:咸鱼加工、鸦片加工、电力、建筑、爆竹、制烟、火柴、神香、水泥、植物油、罐头、造船、砖瓦、纺织、酿酒、糖果饼干、调料、印刷、玻璃、大木、制烛、制革、制药、制枧、制冰、造纸、铸造、采石、电镀、制鞋、磨粉、碾米、制铜、制秤、燕窝加工等。1932年曾对澳门可提供出口的诸工业门类的生产总值做出测评,前十名为:咸鱼加工,二百零七万元;神香(含蚊香),一百四十万元;制烟,七十六万元;爆竹,七十五万元;火柴,九十万元;植物油,五十万元;罐头,四十万元;水泥,无数据;纺织,三十万元;酿酒,二十五万元。③而广州广告代办社1932年时曾对澳门可提供出口的工业产品产值做出一个估算,前十名为:咸鱼加工(二百五十万)、爆竹(一百五十万)、神香(一百三十万)、植物油(一百零五万)、罐头食品(八十万)、火柴(七十五万)、制烟(五十万)、酿酒(四十万)、水泥(二十五万)及纺织(二十万)。④各种研究著作及知识读物均将民国前期澳门的主体工业称为“神香、火柴、炮竹”三大主体工业,如果是从就业人口的数量而言,此说尚可;如果是以当时的生产总值和出口总值进行评判,从1920年到1932年间,各业均有较大的起伏,很难量化出三大主体工业的排序。因此,若要对民国前期澳门工业排序的话,就应去掉咸鱼加工及水泥两项无法得出完整具体的生产总值数据的工业,则其余八大工业从1920年至1932年均有较详细完整的数据。这些数据表明民国前期澳门的主体工业并非上述三项,而应该是八项,特列表如下:

虽然每年工业总产值排序并非完全一致,但根据上述年份的统计,大体可以给上述主要工业门类排出顺序。此处以1931年和1932年两年工业出口值平均数为据,顺序如下:火柴第一,炮竹第二,神香第三,植物油第四,罐头第五,制烟第六,酿酒第七,纺织第八。这应该就是民国前期澳门工业发展的大体趋势。据上表我们还可以看出,上述主要工业门类的工厂总数从1920年的五十家,到1932年发展到一百四十四家,十二年间工厂数量翻了近两番;上述工业生产总值1920年时为一百三十三万元,到1931年增长至四百四十八万元,十二年间生产总值增加了三倍强。足以反映这一时期澳门工业规模之大、增速之快,尽管十余年间发展并不平衡、时有起伏,但整体保持了向上增长的良好势头,亦足以反映澳门工业从此时由发展而走向繁荣。

一、澳门工业发展的特点

纵观近四百年澳门工业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小城澳门工业发展的如下特点:

第一,以华人资本为主体,极少外资参与的工业资本结构。澳门工业发展与香港不同,香港工业从开埠以后,即有大量的外国资本在香港投资,包括英资、美资、德资、日资,甚至葡资,虽然后来香港的工业体系也逐渐变成以华资为主,但外资在香港的投资始终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澳门则完全不同,从19世纪澳门近代工业的起步一直到民国前期澳门工业的繁荣,自始至终在工业这一舞台上基本上是华资在演独角戏。19世纪曾有英美资本进入水泥及玻璃制造业,还有一家法商投资的啤酒厂;⑤20世纪则有英资投入电力及自来水工业,还有葡资投向酿酒业。⑥在近代工业发展的一个多世纪中,外资在澳门的投资仅为上述寥寥可数的数家而已。外资对澳门工业投资较少的主要原因应是:1.由于澳门面积小,人口少,专业技术人才缺乏,并不具备各种大工业生产的条件,故外资中的较大投资均不会考虑澳门;2.由于中葡之间围绕着澳门主权及领土界址等问题一直存在极大的分歧,双方各执一端,长期争执不已,以致形成澳门政治局势常显动荡之势。因此,在这种政治形势下,“使用国际企业和外国人对在澳门的投资信心缺失”⑦,这应是外资在澳门投资极少的最重要原因。

不仅外资投资极少,就连澳门本土的葡资亦极少投资澳门的工业。在整个近代工业发展的一百余年中,葡资在澳门投资最多的为印刷业,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澳门的工业中葡人的印刷业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产生像飞南第商务印刷公司这样有影响且具有相当规模的公司,而成为澳门工业中的表表者。但在其他的工业投资中,基本上不见其踪影。1911年澳门政府报告称:“现时,这些工业大部份已经消失,但维持小量的出口,主要是往邻近澳门中国人居住的地方,该等场所完全雇佣中国工人,基本上没有葡人参与。”⑧澳督米耶1915年时亦指出:“目前在非华人社群中,既没有这样那样的社团,也没有在殖民地人民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公司和工业企业,就是有点商业,也是刚刚兴起的,其财产也几乎是属于华人的。总之,在非华人区域,根本没有需保护的集体利益。”⑨1923年出任澳督的高士德(Jose de Horta e Costa)在一份报告中称:“多方面考虑此城市中葡国及外国的活动是如此衰弱,但有一样重要的是须保留此等殖民的国籍。有一个迫切的需要引入大量葡萄牙人的方法,他们不属于官方阶级,并于此殖民地建立永久居所,唯一方法可以达到是需要一定数量葡萄牙人的工商业场所。”⑩尽管澳门政府迫切希望有一批葡人或葡资投入澳门的工商业,以改变完全由华人控制澳门工业的局面,但这一愿望始终没能得以实现,澳门的工业始终是清一色的华资工业,虽然有地域之分,澳门的、香港的、中国内地的,但都是纯粹的华人。

第二,以手工生产、微型工厂群且工业产品以日常生活用品为主体的工业体系。澳门的工业虽然也有重工业、轻工业及手工业之区分,但总体而言,澳门工业是一个以手工生产为主的运作体系。除了个别的工厂有较多的机器生产外,如青洲水泥厂、澳门电灯公司、昌明火柴厂及容穆堂织造厂,絶大部份工厂的生产方式均以手工生产为主。以前述澳门主要工业门类来看,除极少部份工业程序使用机器外,几乎全部使用手工,特别是神香、火柴、炮竹三大工业门类,更是规模巨大的手工生产,英索称:“鞭炮的生产业发展成一个很日常的产业,到处都能看到妇女和儿童坐在家门口做手工,比较普遍的是用一种简单基本的木质设备卷硬纸筒,人们称为pao-ka。”日人野野村雅二称:“爆竹制造也很盛行,有十个工场,雇佣了约三万妇女及儿童从事生产。”何大章、缪鸿基二人称:“此种工业(炮竹),工作手续繁多,最宜于手工制造,本地人力甚称充足,工值低廉,其工人为我国之童工及女工,工作精细,故炮竹工业及火柴工业在澳门之生产甚为适宜。”即便是造船这种较为大型的工业,除澳门政府船坞,华人船厂的造船也完全是手工制作。生产方式是手工生产为主,工厂的规模则以微型工厂为主。据资料,澳门1896年时有工厂七百二十六间,工人人数为四千八百八十三人,平均每间工厂为六点五人;1922年有工厂六十四间,工人人数为三千四百九十七人,平均每间工厂五十四人;1931年有工厂一百二十二间,工人人数为四千八百三十六人,平均每间三十九人。(11)上述数据只是部份行业的统计。实际上,据1932-1941年的《澳门年鉴》和《澳门指南》所保存的澳门的工厂有六百余家(12),估计工人人数应在四万人左右。这其中除了像青州水泥、澳门电力公司、容穆堂织造厂、东亚织布厂、大中华电筒厂及几家炮竹厂、神香厂和火柴厂等数十家工厂为大工厂外,其余五百余家工厂均属微型工厂。如当时的造船厂,每家雇佣工人六人到十二人不等。(13)大木厂“共有十三家,雇佣工人约二百人”,平均每厂约为十五人(14);再1910年前澳门有八家织布厂,除东亚与东华两家为百人以上的大厂外,其余多为雇工十人的小厂(15);酿酒厂则更小,1920年又二十一家酒厂,平均为六点三人,1931年为四十三家酒厂,平均为五点三人。(16)可证,各行各业的微型工厂群亦是澳门工业的显著特点。

澳门工业产品则基本上都是日常生活用品。如神香、炮竹,主要是满足人们宗教生活的需要;火柴、毛巾、袜子,则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烟草、植物油、罐头及料半酒,则满足饮食生活之需要。澳门的工业主要产品门类多为轻工业及手工业产品,这些产品的生产,技术含量不高,不需高端的机器设备,故宜于在澳门生产。

第三,以生产出口外销、满足海外市场为目标的工业发展模式。澳门的工业门类虽然有数十种之多,但其主体工业生产值产品则是以出口外销为主,满足海外市场为其主要目标。在澳门的重要工业门类中,除了电力、造船两项是完全立足于本澳市场外,其余主要工业门类大都是以营销海外市场为主。如制烟,中国烟丝主要出口新加坡、庇能、爪哇、暹罗、旧金山,多为海外华侨聚居地;吕宋烟则主要销往香港,再由香港运送各埠,“澳门销售甚少”。(17)火柴则供到中国内地、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泰国和香港市场,“因为火柴的出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火柴的出口纳税为澳门的财政及外币的流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美元和英镑领域”。(18)澳门制造的炮竹“其出口世界各国均有之,以华侨所到之地即有运去,如安南、星架坡、庇能、小吕宋、巴达维亚、澳洲、夏威夷、北美合众国等,是均由香港运去。惟葡国定货甚少,盖葡商未知中国与印度之炮竹,以澳门售价最廉也”。(19)澳门的针织品以容穆堂之袜为最佳,“其产品是无可挑剔的,不仅出口到中国,还出口到许多遥远的欧洲和美洲国家、葡国殖民、波斯、印度和荷属印度群岛”。(20)澳门的各类罐头生产,包括鱼罐头、蛤蛎罐头和水果罐头,“年产量超过35万澳门币,几乎全部产品用于出口到新加坡和加利福尼亚,供当地中国人口消费”,加利福尼亚本身就是罐头业十分繁荣的地方,而且距离澳门甚远,澳门的罐头能打进加利福尼亚的市场,可见其价廉物美。(21)

上述1932年主要工业门类出口总值统计为九百二十五万元,为当年澳门出口贸易总值的百分之六十三,可证澳门工业品出口量之大,所获价值之高。

第四,澳门工业发展的成败与中国内地关系至为密切。澳门发展工业,由于先天条件严重不足,土地面积小,居住人口少,各种资源缺乏,本土市场内需不强,因此,在其工业发展的道路上长期形成对中国内地的严重依赖。

首先是原材料的依赖,虽然澳门工业的各种原材料也有从香港及海外各国进口的,如生产神香的檀香来自帝汶及荷属印度群岛;(22)火柴枝及制盒木片来自日本,洋硝、硫磺等来自香港。(23)但澳门工业的生产所需的原材料絶大部份均应来自中国内地,如19世纪80年代,澳门兴盛一时的缫丝业,其蚕茧就是由澳门邻近的顺德、南海等地运来;青洲生产水泥,就必需依靠肇庆、英德等地运进灰石;(24)澳门花生油的产量极大,而花生则是从天津、青岛运入;(25)神香是澳门的支柱产业,其竹枝、香料,俱由广州及内地运入;(26)制烟为澳门的老牌工业,其烟业则多由新宁、鹤山等地运来;(27)火柴生产一度发展为澳门最大的工业,其生产火柴的植物质纸及树胶由广东佛山及广西梧州运来。(28)综上,澳门主体工业的主要原材料絶大多数依靠中国内地输入,如得不到中国内地工业原材料的进口,澳门的工业就完全是无米之炊,不仅得不到发展,甚至可以使之无法生存。澳门青洲水泥厂的关闭就是十分典型的案例。青洲水泥厂不论是从该厂筹措的资本之多、建厂的规模之大、引进技术之先进、生产产品之优良及管理团队之高水准等方面,在当时的亚洲絶对是第一流的企业,最后这么一个优秀的澳门企业,不得不时时停产以至关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广东政府限制乃至禁止肇庆、英德等地的灰石输入澳门。(29)再如19世纪中后期,澳门极为发达的焙茶业,其毛茶主要来自新宁、海平及鹤山等地,但从1888年开始,毛茶输入澳门数急剧下降。(30)到19世纪末,进入澳门的毛茶仅为千余担,以致这一行业最后在澳门整体消失。先前炮竹纸壳也是依靠进口,“自去夏,省城禁运爆竹纸壳出口,澳门之业爆竹者须向内地购买材料,自行制造”。(31)

其次,由于澳门本土市场内需力不强,故主要的工业产品不得不主要用于出口。澳门工业产品虽然极力扩大其对海外诸国华侨居住地的销售,但中国内地毕竟是一个最为庞大的需求市场,这就带来了澳门工业对中国内地的第二个依赖,即工业产品对中国内地市场出口的依赖,特别是对某些工业产品而言,这种依赖表现得尤为强烈,如鸦片加工业、咸鱼加工业、水泥制造及火柴业,这四大产业均是以中国内地为主要外销市场,中国内地开放上述市场,上述澳门工业就能获得发展,反之,该业的发展必将产生极大的阻力。鸦片出口额的多寡,完全取决于中国内地的政策,“缘内地须行厉禁,凡吸烟者,皆须领牌,并以善言劝导,诱令戒除,是以各商渐少购运积储,预料洋药运入内地仅是供制炼药料之用而已”。咸鱼出口地主要为中国内地,1922年起出口量达到十八万余担,1933年中国海关提高进口税率,1934年一下跌至四万八千担,仅为1922年出口额之四分之一;(32);青洲水泥亦以中国内地为重要出口地,1933年“如水泥一项,进口税率激增一倍,复有地方各项捐税,负担益重,故澳门青洲英坭工厂出品,不克与国产争衡,输入锐减。计由上年之一百万担,降为四十一万一千担,训至营业无法维持,而致搁浅”。(33)火柴生产出口量极大,中国内地亦为其主要市场,但1932年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广州为了保护其本地火柴工业,下令“停止进口澳门火柴”,以导致澳门火柴厂的“产量大跌,成千上万的葡币减少,给澳门经济产生的影响很大;投入的资金损失很大”。(34)因此,这种对中国内地市场的依赖亦成为局限澳门工业发展的重要原因。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澳门工业对中国内地的依赖是一种单向型的依赖,而这种单向型的经济依赖对于澳门工业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很大的阻掣,使澳门工业的发展并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主观计划而顺利进行。这也应该是澳门工业发展的重要特点。

二、澳门工业发展的地位及影响

最后,我们应该对近四百年澳门工业发展作一客观准确的评价,澳门工业发展的意义?澳门工业发展的历史作用及澳门工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验与教训?试作归纳如下:

第一,近四百年的澳门工业发展史在中国工业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在澳门古代工业史上,先后出现三种在中国工业史中可以“号称第一”的工业门类,即铸炮、造船和印刷。澳门的铸炮起始于开埠之初,最初是将欧洲将欧洲的铸炮技术传入澳门,后又融入吸收广东佛山等地的冶铁技术而产生了澳门独特“西洋大铳”铸造业,致使澳门波加劳铸炮厂成为名闻天下的铸炮厂,亦使澳门铸炮工业成为中国工业史上的第一次真正融合欧洲与中国铸炮技术的工业,对中国的铸造业产生了重大影响。澳门的造船是在葡萄牙造船技术传入澳门后,澳门葡人又接受中国人的造船技术而形成一种“半中半洋式”三桅船,这种船又被称为lorcha,是一种快速木船。这种融合中西造船技术的lorcha制造业,曾经在19世纪澳门内港兴盛一时,亦使lorcha造船业成为中国工业史上第一次融合欧洲与中国造船技术而出现的新兴造船业。虽然发展的时间不长,但对中国东南沿海造船业的影响是深远的。金属活字平板印刷技术传入澳门时在16世纪后期,之后不断有新的欧洲印刷技术传入澳门,因此,在古代澳门时,澳门就产生了中国工业史上第一个采用欧洲印刷技术的近代印刷工业,它后来又将这一工业带进香港,促使香港近代印刷工业的诞生。

进入近代后,澳门又有两大工业门类成为中国工业史上的开风气者:一是玻璃制造业。玻璃制造技术最早由欧洲传教士传入清宫,并在清宫内设立玻璃制造厂。但后来随着清王朝的禁教,欧洲传教士全部离开清宫,玻璃制造技术遂不传。澳门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已出现一家玻璃制造厂,该厂由美国旗昌洋行开设,是澳门的第一家玻璃厂,亦是中国境内出现的第一家由外资投资建造的玻璃制造工厂。到80年代时,该厂已经使用火力机器生产玻璃,而中国内地出现具有近代工业性质的玻璃厂应在光绪末年,故澳门玻璃制造厂的出现,要比内地早三四十年,从这一点而言,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澳门工业对近代工业发展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水泥工业。1882-1883年间,澳门已由华商余瑞云、蔡清石等在青洲试办水泥工业,1886年,又与英商合办。1889年,李鸿章“近闻广东澳门用本地所产之土,设厂广做塞门土,今春丁军门带回两桶,交局试用,做锭秤拉,其力之坚不亚英国希敦字号佳土;拟请宪台扎行开平矿务局唐道廷枢,遇家报不便,将澳门做塞门土厂工本、器、料情形,访其底藴,酌带塞门土样北来,交军械,总局张道,再为试用”。(35)受此影响,1889年唐山细棉土厂建立,是为中国内地第一家水泥厂。(36)可以看出,中国内地水泥工业的诞生是受澳门青洲水泥工业的影响。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澳门青洲水泥厂称之为“中国水泥工业的摇篮”。据此五项,即可足证澳门工业在中国工业发展史应有崇高的地位。

第二,澳门工业的发展改变传统的“烟赌”二业独大的经济格局,致使澳门经济的“多样化”。(37)从19世纪中期开始,由于澳门政府实行承充专营制度,博彩业与鸦片均进入垄断性的专营中,而这两项专营遂成为澳门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据统计资料,在每年的政府财政总收入中,博彩与鸦片经常会占到澳门政府总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有时甚至超过百分之八十。所以,在澳门经济发展的格局中,早已形成“烟赌”二业独大的局面。故时人评论澳门:“工厂则絶无仅有,所以维持市面者,厥惟烟赌。”(38)从20世纪20年代澳门工业走向繁荣以后,澳门城市的经济格局首先改变,过去到处是赌场、烟馆的旧城区,建起了一家又一家的工厂,龙嵩街、营地大街、关前街、南湾街、新马路、通商新街、十月初五街、白马行街、板樟堂街、新花园、三层楼街、下环街等处,建起了制烟厂、织造厂、染布厂、神香厂、印刷厂及罐头厂等,澳门北部的青洲填海区、黑沙环填海区及望厦区则更成了新的工业区,造船厂、炮竹厂、火柴厂及较大的中国酒厂大部份布在这里,就连过去从无工业的路环、凼仔二岛,也兴建了不少的工厂,仅三百至五百人的大炮竹厂就有四五家。(39)

20世纪初,澳门半岛总面积仅为二点七八平方公里(40),20年代完成的青洲及黑沙环填海工程增加土地六十七公顷,即零点六七平方公里(41),则澳门半岛在外港填海未完成之前总面积为三点四五平方公里。据1896年的统计,澳门的工厂有七百二十六间“中式工业及生产场所”,除去路凼一百二十二间,则澳门半岛建有六百零四间工厂及作坊。(42)据马楂度总督1913年的数据,全澳则有近五百间大小工厂,如除去路凼之百间,则澳门半岛之工业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济衰落后,仍保持有四百间左右大小工厂。(43)随着20年代澳门工业的繁荣,澳门半岛上的工厂大大增多,仅以造船、神香、炮竹、纺织、制烟、酿酒、印刷、植物油、罐头及玻璃等十项有数据的工业门类工厂统计作表如下。

据上表,可以看出,仅上述十项传统工业的工厂数在20年代澳门工业走向繁荣的过程中就整整翻了两番,由1920年的六十二家增至一百八十七家。如再加上“近年来不断增加的各式各样的工业”(44),如火柴、纺织、染布、电镀、铸造、金属制品、蚊香、制枧等业,故知,到1932年时,澳门半岛上工厂保守估计至少应在一千二百家左右(含家庭式作坊)。再据《澳门年鉴》及《澳门指南》1932-1941年保存的澳门工商业名録,正式称为“厂”的工业机构达六百余家(不包括家庭式作坊)。(45)试想一个不足三点五平方公里的半岛,居然容纳了六百余家的大小工厂,平均每平方公里有一百七十余家工厂,这其中还包括数十家数百人的大厂。可以想见,澳门半岛上1930年代工业分布密集度之大。

其次,再从工业从业人数来看,1896年公布的澳门工人总数为四千八百八十三人(46),而据1929年日本人公布的调查数据,当年澳门十家炮竹厂雇佣男女工人就达三万人(这其中包括大量的接活回家工作的妇女和儿童)。(47)我们下面以1931年澳门主要工业从业人员统计数为据。

以上是1931年澳门十三项主要工业门类的从业人员数的统计(1931年无数据的,以1932年数据代之),上述从业人员总计为七千七百八九人。这七千余人应该分布在上述主要工业的百余家工厂,则还剩下近五百余家工厂。1924年船厂“雇佣工人从六人到十二人不等”;1931年罐头厂六家,雇佣工人一百零六人,平均每厂约十八人;酿酒厂四十一家,雇佣工人二百二十二人,平均每厂约六人。(48)这些工厂均为微型工厂,平均以十名工人计算,则五百余家工厂共有五千余名工人,两处相加,澳门工厂从业人员总数应在一万三千人以上。如再加上炮竹、神香、火柴几大工业中接活回家加工作业的妇女和儿童,还有三万余人(49)参加到当时的工业活动中,如此1930年代澳门工业从业人员应有四万三千余人。若以1927年澳门人口统计总数计,全澳为十五万七千一百七十人(50),即澳门工业人口占全澳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七。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据,澳门工业人口在全澳总人口中占有如此大的比重,如果没有这些数据,我们恐怕是难以想象的。

其三,我们再从工业生产总值及工业品出口值来看澳门工业在澳门经济中的地位。我们还是以澳门主要工业门类的数据为证,1932年发表的主要工业年平均产值如下:

以上数据为1930-1932年各行业平均生产总值数,总计为一千零九十五万元,如果再加上其他五百余小厂的生产值,每厂生产值以零点六万元计算(51),则全澳工业生产总值至少可以达一千三百九十万元以上。前面已经统计了1932年十项工业门类出口总值为925万元,占当时澳门出口总值的百分之六十三。一千三百九十万元的工业生产总值,九百三十余万元的工业出口总值,这在全澳经济总量中应该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当时澳门政府全年财政总收入大致在四百至五百万元,完全可以反映,澳门工业所产生的价值,在澳门的社会经济总量中再也不是微不足道的,而可以称之为举足轻重。

从上述三个方面,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到20世纪30年代,在澳门城市发展的格局中,在澳门经济发展的总量中,澳门已从20世纪初的“工业极少”(52)的赌城而蜕变为一个工业城市,澳门工业所产生的经济价值在澳门经济发展的总量中由“微不足道”而变为举足轻重。故可以说,澳门工业的发展与繁荣既带来了澳门城市的多元化,亦促使澳门经济走向多元化。

第三,随着澳门工业的发展,大批的工业组织亦随之出现;随着澳门工业在澳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日趋重要,一批工业领导者成为澳门华人社会的领袖,而这些对社会产生影响力的工业组织及华人社会领袖的出现,对于澳门社会的稳定发展及华人社会凝聚力的产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19世纪60年代,随着澳门近代工业的产生(1867年的统计有工厂四十四间,工人一千一百九十四人)(53)。在此之前,澳门的工业组织即已出现。澳门最早成立的工业行业组织有三家,即上架行会馆(1840)、工羡行会馆(1854)及泥水行会馆(1855)。(54)上架行为木艺业的行会组织,工羡行为造船业的行会组织,泥水行为建筑业的行会组织。1898年,澳门十八家香庄联合成立“同益堂”,这是澳门工业行业中出现的第一个“东家(雇主)”联合会。(55)光绪年间创建的行会还有永胜堂(木箱业)、咸鱼栏行(咸鱼业)、广结鎅木行(大木业)等。民国初年又建立华商总会、首饰行、建筑行及茶居西友行。(56)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澳门工业的发展与繁荣,澳门的工业组织获得迅速发展。据1927年5月27日《澳门宪报》公布批准的工会章程即有十二间,为:草履工会、造酒工会、建筑工人公会、泥工工会、油漆工会、炮竹工会、罐头工会、香业工会、生肉工会、排字工会、宰猪工会及均益酱园工会。(57)但实际上,在此之前,各行各业自发成立工会则更多,1922年5月30日《澳门宪报》颁布法令将“所有在澳已成立的工会并未经政府核准立案者,着即一律关闭解散”。这一次被解散的工会达六十八家。(58)这68家被解散的工会加上前面已经立案成立的各种工会组织,估计到20世纪20年代澳门的工业组织包括东家、西家者应超过一百间。据载,在1922年,“人口不足十万的澳门,有三万多人参加了各行各业、为数逾百的工会”。(59)由于从业人员的限制,属于“东家”性质的工业组织较少,而属于“西家”性质的工业组织则是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庞大。但属于“西家”的工业组织—工会,其规模不一,大部份工会规模较小,会员一百人左右;部份工会,如上架、泥水、机器、果业等工会会员达五六百人之多;少数规模大的工会,如苦力同业工会、鲜鱼联群益工会、农业业工工会、石行工会、车业群达工会、计货爱群工会、小贩超明工会等,会员人数在千人以上。(60)

虽然,20世纪20年代澳门工业组织的勃兴与当时世界性工人运动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但是如果没有同期澳门工业的大发展,如此众多的工业从业人员的出现,也就不可能产生“为数逾百的工会”。雇主们按行业组织自己的“东家”商会,雇工们亦按行业组织起自己的“西家”工会。正如娄胜华先生所言:“生产性的工厂组织在制造产品的同时,也制造出两个在财产占有关系上不平等的新阶层—雇主与雇工,从而改变了手工业生产者集雇主与雇工于一体的混合身份。新兴职业群体的出现为新型职业性团体奠定了成员基础,而初步分化的阶级则成为澳门职业性行会组织的解构力量,原来由雇主与雇员共同组成的行会组织逐渐为雇主阶层的商会组织与劳工阶层的工会组织所替代。”(61)

不管是属于“东家”性质的商会,还是属于“西家”性质的工会,它们均分别对应着各自的经济基础,它们均是为维护自己所属阶层共同利益而组织起来的职业团体,而各种利益团体的建立,就形成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凝聚力。如将澳门社会视作一个箱体,而在这一箱体内的各种凝聚力达致于平衡,澳门社会就是稳定的。19世纪80年代澳门爆发的反对料半酒专营而全澳罢市;1922年5月29日发生的由“捷成事件”而引发的全澳罢市、罢工;1925年因澳门工会以支援省港大罢工而发动的短暂罢工。这些事件发起与参与均与上述职业团体有关,但最终事件的解决与平息亦是各自利益团体的平衡所致。因此可以说,各种职业团体形成的凝聚力得以控制与平衡时,澳门社会就趋于稳定。民国前期,不管是中国内地的社会动荡还是葡萄牙的国内政局变乱,均没有对澳门社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澳门社会内部形成的各种职业团体产生的“凝聚效应”维持了澳门社会的稳定,直至今天,这亦应是工业对澳门社会发展所表现的历史作用。

随着工业的发展与繁荣,工业在澳门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日渐增大,工业对澳门社会的影响力亦随之增大。因此,一批工业领导者亦逐渐成为澳门华人社会的领袖,如镜湖医院的首创值理中即有澳门水泥工业的创办者之一的蔡清石。(62)19世纪70年代创办的镜湖医院是澳门华人社会最大的慈善团体,亦是当时澳门社会最具影响力的社团,该院之总理,均为澳门各界公推公选产生,具有澳门领袖社团的地位。蔡氏两次出任镜湖医院总理,一次在1874年,一次在1894年。(63)

从1874年到1920年四十余年间,澳门工业界共有五十二人次担任镜湖医院总理之职,来自大木、制烟、爆竹、神香、水泥、建筑、染布、罐头、食品、面粉等十个行业。需要说明的是,这其中还不包括既是企业家又是赌商和鸦片商的何连旺、曹有、冯成、潘礼臣等人。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工业界的厂商,在澳门社会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继镜湖医院之后的另一家最大的澳门华商社团即1913年正式成立的澳门商会,后更名为中华总商会,这是继镜湖医院后又一家对澳门社会更具影响力的华人社团,该会之值理,即为澳门华人社会的当然领袖。当时工业界的企业家,亦有不少名列其中,如赵立夫(大木)、陈茂昆(制冰)、黄涉川(火柴)、梁镜波(爆竹)、李旭轩(爆竹)、高可宁(制砖)、刘耀墀(火柴)、董庆堂(火柴)、沈香林(蚊香/织造)等。这些工业界的资本家进入澳门华人社会的领袖阶层,为澳门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还需指出,澳门20世纪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与工业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由于澳门工业主要是以手工生产为主、杂拌着少许机械化的制造工业,而这一类制造工业尤其适宜妇女工作,如纺织、神香、炮竹、火柴、罐头、食品等。因此,从19世纪起,澳门就有大批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各种工业行业。容穆堂织造厂:“该厂均由机器制造,以精巧之女工任之,由该厂东之家眷人等督率之,共有青年女工约三百人,皆赖该厂度日者也。内中除成年者约三十人外,余皆妙龄女郎云。”(64)烟厂:“每厂工人约六十至一百二十名,以女子居多”,“有造吕宋烟者,共有厂四间,约雇女工数百人”。(65)又如昌明火柴厂,“工伴用至百余人,内中以女子为多”。(66)据统计,1896年全澳工业从业人员为四千八百八十三人,其中妇女雇员为产六百八十人(67),不包括炮竹厂所雇在家中工作的数百女工,到1922年时全澳工业从业人数三千四百九十七人,其中妇女一千二百三十九人,而到1931年时,全澳工业人数为四千八百三十六人,而妇女为三千三百二十二人(68),这个统计数仅为十几个行业从业人员的统计数,絶大部份工厂从业人员均未计算其中,但可以看出其中男女的比重,1896年的女工占总人数的七分之一,1922年时三分之一强,到1931年时女工占全澳从业总数的三分之二强,这还不包括炮竹厂、火柴厂在家中接活妇女在内。如果以1922年全澳工人总数三万人计算,就约有一万女工之数,若以1930年代的四万三千人数计,则1931年全澳女工约为三万人。这么大规模的妇女进入工厂工作,从家庭主妇转变为职业女性,还出现了活跃于澳门社会、致力于提高自身地位的杰出女性,如出生于1907年的曾西枝,在1935年就组织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妇女救助社。该社以全新织造厂纺织女工为主体,开展妇女运动,成绩显著。(69)这些,对于当时妇女解放运动在澳门的发展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四,随着澳门工业的发展与繁荣,一批批大企业、大工厂出现在极其狭小的澳门土地上,青洲水泥厂、澳门电力公司、镜湖商务印字馆、青洲砖厂、中山制冰厂、容穆堂织造厂、容穆堂汽水厂、东亚织布厂、中亚织布厂、全新线衫厂、昌明火柴厂、东兴火柴厂、大光火柴厂、保血蚊香厂、多宝蚊香厂、中华电筒厂、澳门自来水公司等都是民国前期澳门响当当的企业。广源(炮竹)、谦源(炮竹)、益隆(炮竹)、广兴泰(炮竹)、广兴隆(炮竹)、朱昌兰(制烟)、昌盛正(制烟)、达昌(制烟)、南粤(制烟)、陈联馨(神香)、梁永馨(神香)、广美珍(罐头)、新德隆(罐头)、和记(造船)、合记(造船)、生隆(造船)、德和(造船)、东生(榨油)、永同丰(染布)、仁安泰(染布)、安泰(磨粉)等(70)都是澳门工业中最有名的“老字号”,多者过百年,少者几十年,在粤港澳地区乃至海外均享有盛誉。“老字号”名牌厂,其生产的产品质量在当时均享有很高的声誉,下面我们罗列各种资料中关于澳门工业名牌产品的介绍:

一、青洲英泥厂的英坭。1926年白乐嘉称:“其所产‘翡翠牌’水泥在东方享有盛誉。”(71)1930年他又称:“现在,她(青洲水泥厂)的产品已驰名远东的工业界。”(72)1932年的《澳门的实业》称:“澳门泥制之‘砵仑’号士敏土遂驰名于东方各地,凡有建筑伟大工程,如船坞、水塘、港口、工厂、炮垒、政府机关、道路等,莫不用之。”(73)

二、青洲砖厂之砖。据《澳门的实业》:“兹闻该厂近来皆得各处定货超过出品额数,诚可喜也。该厂砖不特本地喜用之,即香港及邻近各地均喜购用之。”(74)

三、澳门针织品。据《澳门的实业》:“该厂(容穆堂)所出之长袜、短袜,足与世界上各厂出品争衡,虽苏格兰线为世界最美之线,而该厂亦不多让,故能运销欧美各埠,不止在中国及印度行销,且与非洲及地扪、葡国互有贸易,每年出品十二万打到十五万打,价值十五万至二十万元。”(75)英索则称容穆堂的袜:“其产品是无可挑剔的,不仅出口到中国,还出口到许多遥远的欧洲和美洲国家、葡国殖民地、波斯、印度、印度及荷属印度群岛,产品标签上注明澳门。”(76)澳门“出品之线衫、线袜、毛巾等类,近渐著名,故营该业者渐众”。(77)

四、澳门火柴厂之火柴。据《澳门的实业》:“澳门火柴共有数种商标,俱用中国图画绘成,红色、緑色、黄色不等,其出口甚佳,比之外来货,价值较廉殊,于国家受益,且较之日本火柴,觉无逊色。故日本火柴在本市已不能行销。”(78)马沙多则称:“由澳门生产供应到中国、印度支那、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泰国和香港市场的火柴是亚太地区品质最好者。”(79)

五、神香与蚊香。据英索称:“该厂(梁永馨)神香极为知名,远销新加坡、马尼拉、锡兰、美国和法国等地。在1926年的澳门工业展览会上,该香庄展出的巨型香,高达五米,外表精美,无与伦比,两条龙从嘴中喷出香烟,呈现了该产品的高品质与艺术性,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目光。此香的价格在一千五百澳门币左右,相当于十五康托。”(80)神香除了梁永馨外,其他如“陈联馨、广兴、梁泰梧、陈联馨、永吉馨、芝兰馨、永盛球、同福昌、广永馨、文苻祥等为最有名”。(81)其蚊香生产,亦极多名牌,“望厦之保血蚊香公司,产品甚为著名”。(82)

六、澳门之炮竹。1932年有外国人称:“澳门爆竹驰名海内外,获得了较高的声誉。”(83)《澳门的工业与商业贸易》称:“澳门所产的爆竹甚多,足可称道。”(84)《澳门的实业》则称:“其出口世界各国均有之。以华侨所到之地,即有运去,如安南、星架波、庇能、小吕宋、巴达维亚、澳洲、夏威、北美合众国等是,均由香港运去。惟葡国定货甚少,盖葡商未知中国及印度之炮竹以澳门售价最廉也。”(85)

七、澳门之罐头。《澳门的工业》称澳门的罐头厂产品“几乎全部用于出口到新加坡和加利福尼亚州,供当地华人消费。这些工厂的建造点,都不是很正规的,但是产品却很正规。除了有些标签用英文外,基本上都用中文,因其消费者大多是华人。加利福尼亚本身的罐头产业就十分繁荣,而且距离澳门的路程也相当遥远。澳门制造的罐头能够向加利福尼亚出口,可见其产品价廉物美。”(86)澳门的罐头生产,夏天则以时果如罐,如荔枝、杨桃、雪梨、龙眼等;秋冬天则多制鱼类、子姜、蒜头、竹笋菜、马蹄等。制作方法则是:“剥除果衣,然后用冰糖水煎透入罐,后消清微菌;至鱼类则用猪油、生油配制。所有本澳出品,均装箱之前,加以高热,便其杀菌。”罐头有些直接销往广州等埠,有些则行销新加坡、旧金山、澳洲等埠,极受外埠华侨欢迎,外销每年可达四十万元。(87)

八、澳门之制烟。澳门朱昌记生产的中国烟丝在海外颇为有名,该厂不仅在澳门设总店,还“嗣设支店于广州、香港、江门、新加坡、八打威、鲍邻喜等埠,取名朱广兰”,其烟丝亦销往“中国或华人最多之别国地方,如星架波、庇能、爪哇、暹罗、旧金山等处”,“各厂共计出品七十万元”。澳门制烟业除生产中国烟丝外,还生产吕宋烟(雪茄),其中达昌号最为有名,其生产的品牌有“宝鼎”、“上将”、“金鸡”、“虾鹿胡”及“伦地厘”等牌子的雪茄,主要外销。(88)澳门的“各烟厂制品,均甚精美,为本澳人士所同嗜好,其中尤以南粤公司产品最优”。(89)

九、澳门的制铜业。澳门的制铜业比较发达。据英索称:“澳门最大的铜器制造厂为翠兴(Choi-heng)制铜厂。该厂出品的铜锁曾获巴黎博览会荣誉证书,还在1926年澳门工业展览会上获得金牌。该厂的出口对象是美国。”(90)

十、澳门的手电筒与肥皂。1932年在澳门新设的大兴金属制造厂名为大中华电筒厂,每日生产电筒八十打、其产品“地球牌”电筒十分有名,销往中国、新加坡、印度等埠,新投产之工厂,每年生产产值即可达四十万元。(91)澳门生产的肥皂亦多名牌,“枧厂之著名者,有好景、三益等”。(92)

十一、澳门之燕窝和秤。澳门有一家制作燕窝的工厂,在全中国都很知名。(93)澳门生产的秤,自晚清以来即为澳门之名牌,时有“大山”、“同和”、“源和”、“多宝”等造秤作坊,其中同和号历史最悠久,早在康熙年间已在澳制秤,是澳门造秤业的金字招牌。但持续时间最长的当属“源和”秤店,直到1941年仍享有盛名。(94)

除了上述远销世界各地的名牌产品外,为了满足澳门本地市民及邻近地区生活需求,澳门还生产出了很多本地的知名产品,如咸鱼、花生油、椰子油、米酒、药酒、蚝油、酱油、豉油、酱菜、糖果、饼干、雪糕、凉果、汽水、火腿、蜡烛、肥皂、毛巾、汗衫、纸伞、木屐、皮鞋、布鞋、拖鞋,等等。(95)澳门近代工业从19世纪中期开始起步,发展一直很缓慢,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澳门工业的发展速度加快。从1920-1932年,仅仅12年的时间,澳门的工业出现了一片繁荣,如此众多的国际品牌出现在海外市场,为数不少的澳门产品深受本地人民及邻近地区的喜爱,这些澳门名优产品的大量出现,对于改变澳门城市的旧有形象,提高澳门正面形象的知名度大有裨益。正如1924年《澳门工业》一文称,“澳门制造的罐头,能够向加利福尼亚出口(加利福尼亚本身就是罐头出口的重要城市),可见其价格低廉。该产业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尤其是鱼罐头,仅以一项,就可以给不太了解澳门的人扫盲了”。(96)言下之意,就是说仅仅从罐头工业的出口,就可以说明澳门工业在国际上的地位。过去从日本一直到马来西亚,均有媒体报导,澳门仅有鸦片这一产业,这些行销于世的众多名牌产品就足以为澳门“正名”:澳门除了鸦片生产以外,还有甚为发达的工业。(97)亦如时人之评:“居澳华人从诸多外国工业和风俗中学到了人生的第一课,澳门对欧洲人在中国的声望、对世界其他地区商业和工业的发展都做出了贡献。”(98)

我们尚需指出的是,澳门近代工业的形成与发展,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进程,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到上世纪20年代以后,澳门的工业出现了第一次“起飞”。娄胜华先生认为,“在整体上,仍处于结构性转型与过渡的持续低速增长期”。(99)余以为,这很可能是作者并没有看到当时工业发展的大量数据而下的断语。一个不到二十平方公里的土地及不足二十万人口的小城,其工业总产值可以达到一千三百九十万元以上,其工业出口值近千万元。虽然工业发展的规模并不算太大,工业生产总值也不能算很高,如若与香港、广州等大都会相比,当然是“持续低速增长期”,但是如果与澳门整个工业发展的过去及珠三角邻近小城市相比,这不能不说是一次真正的“工业起飞”。这一次工业起飞,累积了大量的人才、技术、经验及资金,为60年代第二次澳门的工业起飞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成为了后来经济起飞并成为亚洲第五条小龙的累积期。这一点,是研究澳门工业发展史所必须认识到的。

最后,我想以1932年时外国人对澳门工业的评价来结束本文:“各种工业和商业都在以自己微不足道的方式向这个小小的葡萄牙殖民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年复一年,它们与澳门和谐共处,不断提升着自己的价值,证明着自己的生命力,并维护着‘阳光普照之地’的美誉。”(100)

①Directório de Macau(1932)《澳门指南》, dos Services Económicos,1932,p.236.

②以上内容参见拙著《被遗忘的“工业起飞”——澳门工业发展史稿:1557-1941》第4章《民国前期澳门工业的发展与繁荣:1911-1941》,澳门:澳门文化局,2014年,第78~81页。

③主要依据《澳门的实业》(Directório de Macau(1932))中的数据,咸鱼则是采用拱北海关报告咸鱼出口量计算出来的。

④Canton Advertising and Commission Agency,Canton:Its Port,Industries and Trade.With Maps,Drawing and Illustrations,Taipei,1971,p.223.

⑤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澳门档案史料选编》,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第255~256页。

⑥Directório de Macau(1932),p.400.

⑦Canton Advertising and Commission Agency,Canton:Its Port,Industries and Trade.With Maps,Drawing and Illustration,p.215.

⑧[葡]古万年、戴敏丽:《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1500-2000》,澳门:澳门统计普查司,1998年,第389页。

⑨[葡]卡洛斯·高美士·贝萨着,崔维孝等译:《澳门与共和体制在中国的建立》,澳门:澳门基金会,1999年,第116页。

⑩《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1500-2000》,第389页。

(11)《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1500-2000》,第389页。

(12)参见Directório de Macau(1932-1937);Anuário de Macau(1938-1941),工商业名録。

(13)Anuário de Macau(1924),Regia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2000,p.254.

(14)同上。

(15)莫世祥、虞和平、陈奕平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年,第105页。

(16)《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1500-2000》,第389页。

(17)《澳门的实业》,Directório de Macau(1932),第387~388页。

(18)José Silveira Machado,″A industria fosforeira no principio do seculo XX″,Macau SerieⅡ,No.85,Maio 1999,pp.90-96。

(19)《澳门的实业》,Directório de Macau(1932),第392页。

(20)Jaime do Inso,Macau:a mais antiga colónia europeia no Extremo-Oriente,Macau:Tipografia do Orfanata da imaculada ,1930.p.76.

(21)Anuário de Macau(1924),p.248.

(22)《澳门的实业》,Directório de Macau(1932),第402页。

(23)同上,第388~389页。

(24)《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第113页。

(25)《澳门的实业》,Directório de Macau(1932),第399页。

(26)同上,第402页。

(27)同上,第386页。

(28)同上,第392页。

(29)参见《被遗忘的“工业起飞”——澳门工业发展史稿:1557-1941》第4章《民国前期澳门工业的发展与繁荣:1911-1941》,第126页。

(30)参见《被遗忘的“工业起飞”——澳门工业发展史稿:1557-1941》第3章《澳门近代工业的形成及手工业的发展1845-1910》,第101~105页。

(31)《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第316页。

(32)《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第375~376页。

(33)同上,第375页。

(34)José Silveira Machado,″A industria fosforeira no principio do seculo XX″,Macau Serie Ⅱ,No.85,Maio 1999,pp.90-96。

(35)《光绪十五年十一月初二日北洋大臣李鸿章给开平矿务局唐廷枢的扎饬》,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启新洋灰公司史料》,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第19页。

(36)《启新洋灰公司史料》,第3页。

(37)澳门经济多样化的最早提者为葡萄牙民主革命胜利后澳门的第一任总督马楂度。

(38)《陈希豪之澳门谈》,载《申报》1931年2月9日第9版。

(39)以上工厂的分布可参考《被遗忘的“工业起飞”——澳门工业发展史稿:1557-1941》各行业工厂名録。

(40)缪鸿基:《澳门》,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4页。

(41)Boletim da  Geral das Colónias,1925.7,No.1,p.56.

(42)《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1500-2000》,第387页。

(43) de Melo Machado,Coisa de Macau,Segunda edicao,Macau,1997,p.22.

(44)Canton Advertising and Commission Agency,Canton:Its Port,Industries and Trade.With Maps,Drawing and Illustration,p.220.

(45)参见Directório de Macau(1932-1937),Anuário de Macau(1938-1941)之附録。

(46)《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1500-2000》,第387页。

(4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下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92页。

(48)Anuário de Macau(1924),p.254.《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1500-2000》,第401页。

(49)《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下卷,第2092页。

(50)何大章、缪鸿基:《澳门地理》,广州:广东省立文理学院,1946年,第54页。

(51)根据当时爆竹厂工人月平均公司在七至八元间,考虑到东主利润(计为工人工资收入的二倍)及百分之七十的成本投入,若每厂以十名工人计算,则可得出零点六万元。

(52)1912年3月5日澳门港务局局长罅些喇:《澳门港口需求计划》,载田渝编译《澳门近代城市法规条例汇编:1864-1925》,澳门:澳门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第258页。

(53)金国平:《近代澳门华人工商业发展——〈澳门的华人(Os Chins de Macau)〉选译》,载《澳门研究》2011年第2期,总第61期,第78~81页。

(54)王文达:《澳门掌故》,澳门:澳门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37~244页。

(55)澳门博物馆藏:《光绪廿四年同益堂行规部》,编号:MM34444。

(56)以上参见《澳门今日之侨运》,澳门世界出版社,1948年。

(57)《澳门宪报》,1922年5月27日第21号,第359~364页。

(58)同上,1922年5月30日第21号,第377页。1922年澳门政府解散的六十八个工会之名单参见: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第349~351页。

(59)澳门工会联合总会编:《澳门工会联合总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特刊(1950-1990)》,澳门,1990年,第39页。

(60)同上,第39页。

(61)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3页。

(62)蔡清石虽然是青洲水泥厂的创办人之一,但入选镜湖医院值理,却是因为他在鸦片业中的地位。

(63)镜湖医院编:《镜湖医院征信録》(上),广州:大同印务局,1922年,第11、15页。

(64)《澳门的实业》,Directório de Macau(1932),第394~395页。

(65)同上,第387~388页。

(66)同上,第388页。

(67)《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1500-2000》,第387页。

(68)同上,第399、401页。

(69)陈树荣:《澳门近百年华人女杰倩影》,载《文化杂志》第24期,1995年,第93页。

(70)参见《被遗忘的“工业起飞”——澳门工业发展史稿:1557-1941》前各章各行业名优工厂的介绍。

(71)J.M.Braga,Macao Fairs& Exhibitions and Handbook to the Charity & Commercial Fair,1928,Macao:N.T.Fernandes & Sons,1928,p.48.

(72)”Green Island(Ilha Verde)Cement Co.,Ltd.:Value of the Property at Macao″,The Macao Review,March 1930.p.18,

(73)《澳门的实业》,Directório de Macau(1932),第395页。

(74)同上,第394页。

(75)同上,第395页。

(76)Jaime do Inso,Macau:a mais antiga colónia europeia no Extremo-Oriente,p.76.

(77)黎子云、何翼云:《澳门游览指南》,澳门:文新印务公司,1939年,第74页。

(78)《澳门的实业》,Directório de Macau(1932),第389页。

(79)Jose Silveira Machado,″A industria fosforeira no principio do seculo XX″,Macau Serie Ⅱ,No.85(Mario 1999),pp.90-96.

(80)Jaime do Inso,Macau:a mais antiga colónia europeia no Extremo-Oriente,pp.79-80.

(81)《澳门的实业》,Directório de Macau(1932),第403页。

(82)《澳门游览指南》,第74页。

(83)Canton Advertising and Commission Agency,Canton:Its Port,Industries and Trade.With Maps,Drawing and Illustration,p.216.

(84)同上,p.218.

(85)《澳门的实业》,Directório de Macau(1932),第392页。

(86)Anuário de Macau(1924),pp.249-250.

(87)《澳门的实业》,Directório de Macau(1932),第389~390页。

(88)Directório de Macau(1932),pp.386-388.

(89)《澳门游览指南》,第74页。

(90)Jaime do Inso,Macau; a mais antiga colónia europeia no Extremo-Oriente,p.82.

(91)《澳门的实业》,Directório de Macau(1932),第400页。

(92)《澳门游览指南》,第74页。

(93)Anuário de Macau(1924),p.253.

(94)金丰居士:《沙栏仔“同和公司”》,载《讯报》2010年3月19日第11版。Anuário de Macau(1940-1941)附録第20页。

(95)参见《被遗忘的“工业起飞”——澳门工业发展史稿:1557-1941》各章所述澳门工业产品。

(96)Anuário de Macau(1924),p.250.

(97)同上,p.248.

(98)Canton Advertising and Commission Agency,Canton:Its Port,Industries and Trade.With Maps,Drawing and Illustrations,p.216.

(99)《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第61页。

(100)Canton Advertising and Commission Agency,Canton:Its Port,Industries and Trade.With Maps,Drawing and Illustrations,p.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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