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促进中国的日本研究和欧洲的日本研究之间的交流与互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和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合作，分别邀请了贺平老师和丁诺舟老师前往欧洲，参加了于2023年8月17日～20日在比利时根特大学举办的欧洲日本研究学会（EAJS: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Japanese Studies）2023年大会。两位老师回国后发表了数篇参会感想，我们将在本公众号中陆续发布，欢迎阅读和收藏。
本期发表贺平老师的文章：《欧洲日本研究学会2023年根特大会一瞥》 欧洲日本研究学会2023年根特大会一瞥贺平（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作者简介：贺平，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教授、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系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日本研究，重点关注贸易政治学、亚太区域合作、国际日本研究等。） 2023年8月17-20日，第17届欧洲日本研究学会（ヨーロッパ日本研究協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Japanese Studies，简称EAJS）大会在比利时的根特召开。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邀请，我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的丁诺舟老师有幸参会，行程匆匆、感触良多。 图1：第17届欧洲日本研究学会根特大会（图源：Ghent University） 一、期盼六年之久的一次盛会 1973年，为了推动欧洲的日本研究，EAJS在英国伦敦成立。此后，各个欧洲国家陆续竞标，轮流主办学会大会（表1）。迄今为止的17届会议中，只有英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少数国家承办过两次以上的大会。可以看到，早期的几届会议主要位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西欧大国的国际化大都市，近三十年来则纷纷置身欧洲的中小国家，且出现越来越多中欧、东欧和北欧国家的身影。这无疑得益于欧洲一体化的不断拓展和深化，也显示出日本研究在整个欧洲大陆的蓬勃兴盛之势。这些举办地人文底蕴深厚、气候风景宜人，交通也相对便利，或许也部分提高了与会者参会的热情与兴致。
表1：历届EAJS大会
届别
年份
主办地
17
2023
根特，比利时
16
2021
根特，比利时（在线）
2018
筑波，日本
15
2017
里斯本，葡萄牙
2016
神户，日本
14
2014
卢布尔雅那，斯洛文尼亚
2013
京都，日本
13
2011
塔林，爱沙尼亚
12
2008
莱切，意大利
11
2005
维也纳，奥地利
10
2003
华沙，波兰
9
2000
拉赫蒂，芬兰
8
1997
布达佩斯，匈牙利
7
1994
哥本哈根，丹麦
6
1991
柏林，德国
5
1988
杜伦，英国
4
1985
巴黎，法国
3
1982
海牙，荷兰
2
1979
佛罗伦萨，意大利
1
1976
苏黎世，瑞士
1973
伦敦，英国
与美国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等国际学会和国内的大部分学会通常采取的年会制度不同，EAJS的大会原则上每三年才举行一次。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只有2005年的维也纳会议和今年的根特会议等极个别例外。长达三年的会期间隔已近乎奥运会、世界杯等重大体育赛事，因此，无论是办会还是参会都颇有久别重逢之感，显得更为隆重，更具仪式性。与之相伴，2013年、2016年、2018年，京都、神户和筑波分别主办了三次“在日EAJS大会”（EAJS Conference in Japan），作为各届正式大会期间的穿插。 2017年的第15届里斯本会议后，原定于2020年在根特召开下一届会议，后由于全球范围内突发新冠疫情，会议不得不延期。2021年，主办方以在线的方式试着举办了会议，但其效果毕竟与线下会议不可同日而语。2023年8月，在延宕数年之后，会议终于落地。根特大会也由此成为EAJS历届大会中筹办时间最长、命运最为波折的一届会议。作为会议主办方，根特大学日本研究所（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at Ghent University）以及会务组的师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令人感佩。东道主也十分重视这一办会良机，在开幕式环节，日本驻比利时大使、根特市市长、根特大学校长以及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东芝国际交流财团等资助方的代表均应邀盛装出席。 图2：开幕式（图源：Facebook Gent – Kanazawa） 二、15个“分科会”、234场“小组讨论会” 按照传统，EAJS大会根据学科分设若干个“分科会”（section）。这次根特会议也不例外，共设有15个“分科会”，每个“分科会”由2位左右的“召集人”（convenor）领衔，其下进一步细分出若干个“小组讨论会”（panel）。 15个“分科会”的学科设置分别是：“人类学与社会学”（AntSoc: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经济学、商业与政治经济学”（Econ: Economics, Business and Political Economy）、“历史学”（Hist: History）、“语言与语言学”（Ling: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现代文学”（LitMod: Modern Literature）、“前现代文学”（LitPre: Pre-modern Literature）、“媒体研究”（Media: Media Studies）、“表演艺术”（PerfArt: Performing Arts）、“思想史与哲学”（Phil: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Philosophy）、“政治学与国际关系”（Pol_IR: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宗教学与宗教思想”（Rel: Religion and Religious Though）、“日语教学”（Teach: Japanese Language Teaching）、“城市、区域与环境研究”（Urb: Urban, Regional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视觉艺术”（VisArt: Visual Arts）、“跨学科研究”（Transdisc: Transdisciplinary）。其中，“跨学科研究”又分为“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环境人文”（Environmental Humanities）和“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三大类。 从这些“分科会”的设定可一窥“国际日本研究”与中国国内日本研究的大体异同。15个“分科会”中自然不乏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的设置，但“表演艺术”“视觉艺术”“媒体研究”等领域在中国的日本研究中或许存在感并不显著，在EAJS大会上则颇具话题性和关注度。 在相当意义上，EAJS大会事实上是把国内学界通常相对独立的“日本研究”“日语研究”“日语教学”合而为一，犹如“中华日本学会”等综合性学会与“全国日本经济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等专业类学会联合召开会议，“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等亦相聚一堂，其规模之庞大、学科之丰富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对各个“分科会”下属的“小组讨论会”数量作了手动统计，或略有偏差，大致如下：“人类学与社会学”（15个）、“经济学、商业与政治经济学”（8个）、“历史学”（30个）、“语言与语言学”（12个）、“现代文学”（15个）、“前现代文学”（14个）、“媒体研究”（12个）、“表演艺术”（19个）、“思想史与哲学”（18个）、“政治学与国际关系”（12个）、“宗教学与宗教思想”（16个）、“日语教学”（27个）、“城市、区域与环境研究”（9个）、“视觉艺术”（15个）、“跨学科研究”（12个），共计234个。从单一“分科会”的体量来看，“历史学”、“现代文学”与“前现代文学”合并而成的“文学”、“日语教学”排在前三位，均有近30个“小组讨论会”。相对而言，“经济学、商业与政治经济学”和“城市、区域与环境研究”的“小组讨论会”数量不及两位数，排名最后，倒是有些出乎预料。 图3：“分科会”与“小组讨论会”分布 作为大会的主会场，根特大学艺术与哲学学院（Faculty of Arts and Philosophy）的教学办公大楼比屋连甍、结构复杂，且各处标识原文多为荷兰语，对于初来乍到者犹如一座迷宫。然而恰因其有容乃大，尽管“小组讨论会”如此众多，其接待能力却绰绰有余。同一时间的数十场并行会议在其大楼内消化得无声无形。 从会期来看，虽然8月17日和21日不无零星的学术活动，但大会的主体集中在8月18-20日的三天内，尤以前两天为主。除20日下午之外，三天内上下午各安排2场“小组讨论专场”（panel session），中间有30分钟的茶歇和转场时间，共计11场。每场“小组讨论专场”期间均设置大量平行“小组讨论会”，各自拥有独立会场。所有“小组讨论会”均采用固定的时间安排，前后2个半小时。考虑到不同讨论会的发言人数不等，少则2-3人，多则5-6人，因此每位发言人的发言时间大致在10-15分钟，一般会留有半小时以上的时间供全场互动讨论。 基于我个人的学术领域和研究兴趣，同时也抱着尽可能多走走看看的目的，我在3天内共参加了9个“小组讨论会”，包括2个“人类学与社会学”、1个“历史学”、2个“媒体研究”、1个“表演艺术”、3个“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此外，还参加了开幕式、闭幕式以及1个“联合小组讨论会”（joint panel）。 每一个“小组讨论会”均犹如小小的“学术共同体”，其内部的紧密程度和对听众的吸引力各异。既有数十人济济一堂、原定会场险些不够用的大型“小组讨论会”，也不乏1位主持人、2位发言人、3位听众合计6人的迷你型“小组讨论会”。相比参加人数，其构成和过程或许更为重要。我参加的有一个“小组讨论会”，所有的发言人连同主持人均来自同一个学术机构。在另一个“小组讨论会”，虽然发言人背景各异，但其学术交往甚久，且共同参与过多个合作项目，因此彼此之间十分熟悉，恰似老友相聚，现场交流配合默契、新意迭出，其学术对话的深度和广度均让人印象深刻。此外，日本学者与非日本学者在不同“小组讨论会”的比例也不甚一样。这些因素都对“小组讨论会”的临场氛围和整体质量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尽管会议的主题是“日本研究”，但EAJS大会的工作语言仍为英语。在我参加的各个“小组讨论会”中，除了极个别参会者使用日语之外，英语是全场通用的语言。不仅是西欧国家，相当一部分来自中东欧和南欧国家的参会者均英语流利，接近母语水平。一些日本学者则在会前精心准备了英语讲稿，在互动环节的学术交流亦无大碍。对于以日语为主要工作语言的中国日本研究学者而言，这或许也是可供借鉴的经验。而在会场外、走廊上，日语的使用频率骤升，很多欧美学者皆用日语侃侃而谈，与日本学者亲切交流。 由于疫情刚刚结束以及日本遭遇台风等突发原因，此次根特会议采取线上兼线下的混合方式。但在我参加的大部分场次，主持人、发言人、讨论人均亲临现场，Zoom只起到了线上直播的作用。尽管如此，从闭幕式环节不少“召集人”的会议总结来看，仍至少存在两大问题。首先，此次大会并不免费向公众开放，线上参与者同样需要事先登录注册并缴费，因此线上的专业听众寥寥，且即便现身其上，也往往缺乏实质性参与和互动，使网络空间学术交流的效果大打折扣。这与疫情期间国内不少讲座和会议动则两三百人听会并积极提问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其次，由于绝大部分会场都借用了根特大学的教室，现场并无可变焦和调整视角的专业摄像设备，视频和音频质量未必尽如人意。在走出疫情时代、重新回归线下会议的过渡阶段，混合会议的方式可谓一种新常态，相关的软硬件调适或许仍是类似会议主办方面临的一个重要技术性问题。 根据主办方发布的信息，会议征稿期间，共收到387篇论文，其中的310篇得到录用；在127个提交的“小组讨论会”申请中，106个成功过关。以“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分科会为例，据“召集人”透露，在收到的40余篇论文中，仅拒稿了4篇论文，另建议个别论文转投其他“分科会”。从上述比例来看，在保证学术质量的前提下，会议论文的录用率颇高。这对今后有意参会的学者而言，或许也是一个好消息。 三、八方来客、千人齐聚 EAJS大会被称为全世界日本研究领域规模最大的学术会议。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的年会固然声势浩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日本研究”毕竟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各国国内的日本研究会议一般难以达此量级。 图4：根特街景（图源：EAJS） 大会注册系统显示，根特大会共有1174位参会者，而按照闭幕式公布的数字，此次大会以线下面对面方式实际参会的有886人（78%），线上参会者238人（21%）。在所有参会者中，来自日本的有481人，占总数的43%，其中，线下参会的有364人，占总数的41%，线上参会的有117人，占总数的49%。 无论是否是EAJS的正式会员，均可注册申请参会。因此，在所有的参会者中，非EAJS会员的比例为11%；会员中，高收入会员占27%，中收入会员占27%，低收入会员占17%，另有17%的参会者为学生。这一比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参会者的国别来源和年龄分布，显示出较大的广泛性和均衡性。 大会现场既有白发苍苍的资深学者（包括不少在国际学界声名卓著但已荣休的老教授），也不乏硕士和博士在读的年轻学子，中青年学者自然是其中的主力。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年龄结构颇为合理。而从性别来看，男女比例大体持平。在闭幕式环节，不少“召集人”也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本“分科会”的性别构成相当均衡。 根特大会的参会者来自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排名前十位的分别是：日本481人、英国104人、美国98人、德国92人、比利时58人、意大利42人、荷兰28人、法国26人、瑞士24人、西班牙23人、奥地利12人。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欧洲日本研究学会”的大会并非只是“欧洲人”的日本研究盛会，而具有十分突出的国际化、全球化色彩。无论是独占鳌头的来自日本的学者人数，还是排名第三的近百名来自美国的学者，都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排名数据按照参会者自主报名时的机构所在地划分，而非其真实国籍。尽管也有为数不少的“在日”外国学者参会，但在境外工作和学习的日本学者参会的人数似乎更多，因此，会议中真正的“日本人学者”或许要大于前述43%的比例。从会场的直观印象而言，“日本人面孔”的学者或在一半之上。这与日本学者通常给人相对内敛的传统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说明有相当一部分日本学者对于国际交往颇有参与的意愿，也在学术对话、语言表达等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在会间交流中我碰巧了解到，一些日本学者在根特之行前后还在欧洲其他国家进行穿梭式的学术访问，或查找资料，或开展事务性拜会，或参与欧洲其他日本研究机构举办的“边会”活动，行程颇为丰富。甚至还有一些日本教授带领相当规模的日本学生集体参会，其乐融融。 相比主持人、发言人和评论人，“分科会”的“召集人”需要对会议主题的谋划、论文的筛选、会务的组织付出更大的心血，扮演起更大的引领性角色。在所有“召集人”中，欧美学者占据多数，但也不乏日本学者。例如，来自立教大学的松田宏一郎教授已连续多届参加EAJS大会。在此次根特大会中，作为“历史学”“分科会”的联合“召集人”，他的名字频频出现在会议手册之中。正是得益于对国际日本研究的深入体验和持续观察，他早在2019年就发表了《“日本研究”的主场已非日本》（「『日本研究』の本場は日本ではない」、『中央公論』、2019年3月）一文，在日本国内外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在会议的花名册中，大致可以看到近10位“名似”中国学者的参会者，其中的绝大部分是目前在海外大学工作和学习的年轻学者，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屈指可数。但其中也不乏活跃的中国学者。例如，现执教于帝京大学、曾任职于德国日本研究所（Deutsches Institut für Japanstudien）的周雨霏老师日语、英语、德语俱佳，在此次根特大会上不仅在“20世纪日本思想和哲学潮流”的“分科会”上提交了关于难波田春夫战时经济思想的论文并发言，还在关于战前和战时中日关系与公众舆论的另一个“分科会”中担任主持与评论。期待在三年后下一届EAJS大会上看到更多中国学者的身影。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惯例，在EAJS大会开幕前，一般会在临近的其他城市举办“EAJS 博士生研讨会”（EAJS Workshop for Doctoral Students），今年已是第19届，在离根特不到一个小时车程的另一个比利时历史文化名城——鲁汶召开。主办方对参会的年轻学子提供了颇为慷慨的财务支持。研讨会不仅是学生间的交流切磋，也邀请日本和欧美的知名学者指导交流。这对于国内的日本研究博士生而言或许也是值得尝试的良机。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国际对话三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