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在史学史意义上，是部分历史学者用以体现其历史空间观念并支撑其所倡导或遵循之特定研究路径的载体。对海洋空间的学术“发现”和研究，或海洋史，是近三十年来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之一。在物理空间的意义上，对海洋空间的历史研究渐趋还原了人类文明史是一部陆海相依的历史；在观念空间的意义上，框定以海洋空间为中心的新分析框架，是历史学研究“空间转向”的有机组成部分，意在推动对传统历史研究范式的反思和突破，实现对世界历史的再构。后者，即作为一种研究视角的海洋史，能够更集中地体现其研究取径的原创性和价值。
■《透视水半球：太平洋史》[加拿大]唐纳德·弗里曼 著 王成至 译 东方出版中心 2019年
世界海洋史研究的新突破
对研究视角和方法论的选择往往决定了研究者的路径取向，这成为海洋史研究路径多元化的重要原因。此多元特征，较之（民族）国家史/全球史一类具有类似空间观念特性的领域，环境史、经济史、社会史等专题研究，以及宏观史/微观史之类的研究取向，都要显著得多。在当前国内主要海洋史研究分支中，中国海洋史研究更多表现出其作为国家和区域史研究的自然延伸的特征，而太平洋史、大西洋史、印度洋史等“世界海洋史”研究则体现了明显的超国家空间和实验性特征。
世界海洋史研究的空间选择，并非只是从陆地向海洋延展以探寻新“边缘空间”的逻辑结果，它是在构建一个全新的互动空间。其研究兴起最大程度上受到全球史的影响。海洋，因为其明显的去国家化和流动性特征，以及在人类历史上所发挥的跨越政治边界与文化差异的互动和交流平台作用，为历史学者所重视，成为全球史研究的一部分。同时，如东亚海洋世界、印度洋世界等由海洋平台构建起来的不同于欧洲贸易世界的区域秩序，也为全球史学者提供了反思和反击欧洲中心论的例证。但如果仅停留于此，海洋史就只能是全球史研究的一部分。它的独立，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海洋视角对传统陆地中心视角的取代：以海洋作为空间的构建基础，重构陆地与海洋的关系。海洋空间的规模居于国家及地方空间层面与全球空间层面的中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太平洋史、大西洋史、印度洋史可被视为一种全球视野下的新区域史。
网络化的“太平洋世界”研究路径
网络，是全球史学者用于描述全球交流和联系的历史图景、概括其所认同的全球性的核心概念之一，麦克尼尔父子称之为“人类之网”。全球史从超越传统空间的立场关注关联性，将网络作为系统描述和承载关联性的最佳比喻，借以反映“物品、人口和观念的交流，不同的群体和社会之间的互动等的关联所产生的影响力度”。与全球史研究的网络化取向相似，在世界海洋史研究中，人和人的活动被作为至简的统一性要素用以框定历史空间。海洋具有天然的开放性，集中表现在其长期作为人类活动的“公共空间”和联通全球的通道。一旦这种开放性被历史学者借助人的活动来统一和释放，一个具有结构体系特征的全球空间便成为现实。
在世界海洋史的各研究分支中，太平洋史并非是最有影响力的，但它足具前沿性和发展潜力。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太平洋史研究，呈现出明显的路径困惑和对大西洋史研究的追随与模仿特点，《剑桥太平洋岛民史》成为该状态的典型例证。随着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结束，太平洋史开始实现路径突破。2010年，加拿大学者唐纳德·B. 弗里曼出版了英文版《太平洋史》。因为当时作为海洋史研究主流的大西洋史研究仍明显受制于跨国史路径的滥觞等原因，这本非典型历史学者著作的问世并未引起海洋史研究者的普遍关注。但从学术史回溯，此著作的开拓性价值不容忽视：它是第一本真正的全球视野的太平洋史学术著作，其对“太平洋”空间分析框架的搭建，开启了大时空跨度下网络化的“太平洋世界”研究路径；它采用主题式结构布局，并采用跨学科方法，探究史前至当代太平洋在人类居住、勘探、互动与开发等重要方面的复杂作用与影响，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体例借鉴。诚然，该书彻底打破了编年史书写方式，因此导致它“不似一部传统的史著”，但此做法却突出了“共时性”，这正是全球视野的一个重要实现手段。该书还明显缺乏细节史实，在各主题的时间跨度处理上也不均衡，甚至存在部分材料和史实准确性问题，但它在新的整体视野和问题意识下发掘出众多的论题线索，为此后的太平洋史研究提供了拓展、深化和补充的基础。
海洋：全球网络空间转向
网络化不只是一种对互动联系的描述，它更是一种经过整合的有机结构。德国新生代全球史家塞巴斯蒂安·康拉德指出，这并非弗里曼个人的问题，基于机制解释的结构整合一直是困扰世界海洋史研究者的普遍性难题。“结构交叠，推动整合”在如太平洋史、全球史之类的创新空间研究领域中是一个不易被克服的挑战，宏大的时空结构、多样且复杂的主题领域、多元的社会文化形态，似乎成为研究者们难以跨越的障碍。在弗里曼之后，著名海洋史家大卫·阿米蒂奇等合编了《太平洋史：大洋、土地与人》，保罗·达西在2022年总编出版了《剑桥太平洋史》，也均未就此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但值得欣慰的是，在受全球史影响最显著的太平洋环境史领域，基于因果关系探究的结构整合努力还是取得了明显进展。格里高利·库斯曼于2013年出版《鸟粪与太平洋世界的开启》，成功地“将有关环境、社会、知识、经济、气候等丰富的内容纳入殖民主义、科学传播和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来考察”，从而让特定的环境议题在全球产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解释框架中找到了网络化的结构依托。《剑桥太平洋史》则以政治生态学的视角处理环境议题，在与政治、经济、移民、文化的交集呼应中尝试发掘太平洋地区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系统呈现环境要素在作为全球网络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太平洋历史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尽管其是否取得了预期的成功还有待商榷，但这一努力本身，已经让研究者们对太平洋史乃至世界海洋史的全面拓深发展有了更多的期待。海洋作为一个网络化的全球空间研究，正为历史学研究提供更丰富的创新实验选择。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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