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中国 | 李孝聪：中外古地图与海上丝绸之路

李孝聪，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荣休教授。

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海上交通往来，古已有之，记述或研究此专题的学术著述，如果从（东晋）法显自述游佛国天竺（印度）浮海东还算起，迄今传世的文字资料持续记载了千年以上。过去没有“海上丝绸之路”之称，“丝绸之路”（德文Seidenstrassen，英文theSilkRoad）一名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Richthofen）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原指汉代中国穿过西域腹地与中亚河中地区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Herrmann）在《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丝路》一书中，通过对文献记载和文物考古资料的进一步考察，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东岸和小亚细亚，从而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中国古代横穿亚欧大陆的贸易交往的通道。“海上丝绸之路”只是对应于“陆上丝绸之路”而言编造的一个新词，实际就是指东西方海上交通航线。

在20世纪之前，无论中国还是外国的地图对海上航路的描绘，都经历了从笼统性的描述向比较清晰的表现转变的过程。先是在地图上用夸张的图画表现模糊的航路；继而标注为船只指明航向的罗盘针位，用线条画出海上航线；更进一步在地图上注记航路沿途的岛礁、风向、险情。人类通过地图逐步展示远洋航海技术的进步，对我们认识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路，以及了解当时中国人如何认识南海诸岛及其归属，很有助益。本文先整体介绍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然后按照海域分成数段，援引不同时期绘制的中外古地图，分别展示古地图所表现的海上丝绸之路，并略作阐述。本文不是古地图的全面展示，重点在于用地图表现海上航路，所以只是挑选了部分地图，以就教于方家。

跨海扬帆来东方，比较早的文献见诸阿拉伯人之手，并给沿途海域定了名称。而从中国到阿拉伯的海上航线较完整的记载是《新唐书·地理志》卷四三下所载贾耽所述“广州通海夷道”。为了配合阿拉伯文献和西文地图的记述顺序，笔者从西向东依次介绍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路，然后再讲述穿越中国南海的航路。

公元9世纪阿拉伯人的文献《道里邦国志》记载从两河流域到东方去的海上航程，其中提到所经过的几个海域。

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河口。从巴士拉到阿巴丹为12法尔萨赫，再至海舍巴特（Al-Khashabāt）为2法尔萨赫，以后，则为海路。海的右岸属阿拉伯人，海的左岸属波斯人，海面宽为70法尔萨赫，海中有两座山，即苦赛义尔（Kusayr）和欧沃依尔（Uwayr），海的深度为70—80巴厄（Bā’）。从海舍巴特至巴林城（Al-Bahrayn）为70法尔萨赫，巴林城在阿拉伯海上。从文字中的左右海岸分析，其航向应当是自西向东航行，大食至中国航程先后经过以下七海。

法尔斯海（Fars），伊朗法尔斯省（省会设拉子）南部的波斯湾。拉尔海（Larwi），今阿拉伯海，《岭外代答》卷二“东大食海”。哈尔肯德海（Harkand），一名哈尔干，今孟加拉湾。

撒拉赫特海（Salaht），马来语Selat译音，意为海峡，《新唐书·地理志》卷四三载，“（军突弄山）又五日行至海峡，蕃人谓之质”，指马六甲海峡。

昆都兰海（Kundurang，Kardang），中文名“军突弄海”，相当于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之间的三角海域。

桑夫海（Sanf），中文名“占不牢海”，今马来半岛东部海域。桑吉海（Sangi），中文称“涨海”，即南海。

现存最早表现海上丝绸之路的中文地图当数《郑和航海图》。中文文献常常用“郑和下西洋图”称谓，所以，需要明确中文典籍中的东、西洋的范围（图1）。

东洋，不同时期不同典籍所指范围很不一样，张燮《东西洋考》卷五载，“文莱，即婆罗国，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一般来说，元代至明中叶，东洋指菲律宾群岛、加里曼丹、爪哇、苏拉威西和马鲁古群岛一带；明代后期至清朝初叶，东洋仅包括菲律宾群岛、加里曼丹岛北部一带海域，或称“东南洋”“小东洋”；清朝中叶以来，多称日本一带海域为东洋。

西洋，与前文的“东洋”方位相对应，也是不同时期不同典籍所指范围不一样。元代典籍指今南海西部和印度洋，不包括爪哇岛、加里曼丹南部海域；明末以前，将爪哇、加里曼丹海域囊入；明代末期以后，多指大西洋，或亦代指欧美各国。

从伊拉克巴士拉（30。31′5.03″N、47。50′4.75″E）到阿巴丹港（30。20′53.13″N、48。15′3.37″E），今幼发拉底河河口三角洲已经向东南扩展，进入波斯湾（图2）。

（一）沿波斯湾右岸的南路航线

从海舍巴特至巴林城（Al-Bahrayn，26。19′54.27″N、51。30′49.76″E）为70法尔萨赫，巴林城在阿拉伯海上。巴林岛北岸有巴尔巴尔庙（BarbarTemple，26。13′34.09″N、50。29′2.75″E），建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可见由石料砌成的神殿、拱门、祭坛、水池等组成大型庙宇建筑遗址，属于两河流域下游早期城邦时代人类文明的标志。

从巴林城至都尔杜尔（Al-Durdur）为150法尔萨赫，再至阿曼为50法尔萨赫，再至席赫尔（Al-Shihr，14。45′39.00″N、49。36′25.00″E）为200法尔萨赫。

从席赫尔至亚丁（‘Aden，12。48′1.26″N、45。01′56.12″E）为100法尔萨赫，亚丁乃最大的港口之一。亚丁没有庄稼和牲畜，有龙涎香（‘Anbar）、沉香（‘Ud）、麝香（Musk）和来自信德、印度、中国、赞吉（Al-Zanj，今东非桑给巴尔）、老勃萨（Al-Habshah，即阿比西尼亚或埃塞俄比亚，《新唐书·西域传》卷二二一下称老勃萨）、波斯、巴士拉、久达（Juddah，即阿拉伯半岛红海岸的港口城市吉达）、古勒祖母（Al-Qulzum，即红海，或作为苏伊士城的古名称，又称克鲁斯马）等地的物产。此海乃东方大海，海中产优质龙涎香。赞吉、老勃萨、波斯均与此海通连。

（二）沿波斯湾左岸的北路航线

至哈莱克岛（KhārrakIsland，今哈尔克岛KhārkIsland，29。16′28.38″N、50。20′6.53″E）为50法尔萨赫，其面积为1法尔萨赫的平方，岛上产谷物（小麦、大麦）、葡萄、椰枣。

从哈莱克岛至拉旺岛（LāwānIsland，今拉万岛LavanIsland，26。48′32.37″N、53。16′18.95″E）为80法尔萨赫，其面积为2法尔萨赫的平方，岛上产谷物和椰枣。

再至艾布隆岛（AbrūnIsland）为7法尔萨赫，其面积为1法尔萨赫的平方，岛上产谷物和椰枣。

再至海音岛（KhaynIsland）为7法尔萨赫，其面积为0.5密勒（mile，1mile约合1609.34米）的平方，岛上无人居住。

再至钦斯岛（Kīs，KishIsland，今基什岛，26。31′57.03″N、53。59′12.45″E）为7法尔萨赫，其面积为4法尔萨赫的平方，岛上有椰枣、谷物、牲畜及优质珍珠的采珠场。

再至伊本·卡旺（IbnKāwān）为18法尔萨赫，其面积为3法尔萨赫的平方，岛上居民是“伊巴底亚”人的采购者（ShurātIbādiyyah）。伊巴底亚人，即伊巴底亚教派的人，因伊本·伊巴德（IbnIbad）生活在回历一世纪的后半期而得名的。伊巴底亚教派是伊斯兰教中哈列哲（Kharilah）派中的一个支派，至今存在，分布于阿尔及利亚、利比亚、阿曼及桑给巴尔。

从伊本·卡旺岛至乌尔木兹（Urmūz，即Hormus霍尔木兹，27°4′51.63″N、56°27′16.65″E，今伊朗霍尔木兹岛）为7法尔萨赫。霍尔木兹在汉文文献中又称“忽鲁谟斯”（图3），由位于霍尔木兹岛北侧的城堡和东侧的圣人庙（Khir-Iliyas，即圣人庙，伊本·白图泰造访过）遗迹组成，该地发现许多元、明、清各朝代的中国瓷器碎片，表明这里曾经是商贸聚点。

为什么在中外文献记载东西海上航路时，总是强调霍尔木兹位置的重要性？因为从霍尔木兹登上波斯高原大陆以后，古代有一条通往波斯帝国的首都波斯波利斯城（Persepolis，29。56′2.81″N、2。53′28.19″E）的古驿道。古道从霍尔木兹港向西北延伸，在距离约50千米处的河上还残存着古桥遗迹（27。11′39.43″N、55。44′59.17″E），当年旅行家伊本·白图泰、马可波罗都曾经从这座桥上走过。因此，古代的霍尔木兹是东西方海上航线与陆路交通的中转站，尤其当海上航行遇到东亚季风不顺的时候，大多数船只需要在霍尔木兹港等候风向的转变，旅行者或不得不登岸转走陆路前行。

自乌尔木兹再至沙拉（Thārā,今巴基斯坦特达Thatta，24。44′45.05″N、67。55′30.15″E）需行7日，沙拉是波斯和信德的分界（图4）。

从沙拉至代义布勒（Al-Daybul）需行8日。

从代义布勒至米赫朗（Mihrān，唐朝贾耽称作“弥兰大河，一曰新头河”，见于《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的入海口，需行海路2法尔萨赫。《地理志》称代义布勒为“提䫻”，䫻（yù),汉意为大风。米赫朗即信德河，今印度河。

从米赫朗至乌特金(Ūtkīn）需行4日，它是印度国地面的第一站。距乌特金2法尔萨赫的地方，乃是海盗出没的麦义德（Al-Mayd）。从乌特金至库利（Kūlī)为2法尔萨赫。

从库利至信丹（Sindān，应是雅古特《地名辞典》所言之三丹，Sandan，三丹、信丹在书法上一样）为18法尔萨赫。信丹产麻栗树（Sāj）和盖纳。

从信丹至穆拉（Mulā,唐朝贾耽称没来国，见《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也即《郑和航海图》柯枝国，今印度科钦Cochin，9。55′52.44″N、76。16′2.29″E）需行5日。

从穆拉至布林（Bullīn）需行2日。从布林至大汪洋（Al-Lujjatal-‘Uzmā)需行2日。

海路从布林一分为二（图5）。

（1）沿着海岸走，从布林至巴拜坛（Bābattan，稻米产地）需行2日；从巴拜坛至信吉利（Al-Sinjilī)和凯步什坎（Kabshkān）需行1日，从这里到库达凡利德（Kūdāfarīd，即今印度的戈达瓦里河，GodāvariRiver，11。23′27.91″N、79。47′16.14″E）的入海口为3法尔萨赫。

（2）从布林需行1日抵塞兰迪布（Sarandīb，今斯里兰卡，6。59′6.20″N、79。54′5.62″E，即《诸蕃志》细兰条之细轮叠）；岛上有座山（即锡兰山，今名为皮杜鲁塔拉格勒山），此山高耸入云，船舶上的人们能于数日路程以外看到此山。

谁想往中国去，就需从布林转弯，经塞兰迪布的左侧至艾兰凯巴鲁斯（Alankabālūs，《郑和航海图》称安得蛮山，即今安达曼·尼科巴群岛，12。3′27.10″N、92。37′43.22″E），其间需行10—15日。

从艾兰凯巴鲁斯岛复前行6日，即抵凯莱赫岛（Kalah，唐朝贾耽称之为“6罗”，阿拉伯人行纪中称为Kalah，6罗，亦曰哥罗富沙罗。推考为今马来半岛西岸吉打州亚罗士打，6°7′16.61″N、100。21′57.44″E）。

自凯莱赫岛南行至麻喇甲（阿拉伯语Malakat，《郑和航海图》称满剌加，2。10′21.23″N、102。17′24.77″E。《法显传》记为“自师子国到耶婆提国”，耶婆提国位于苏门答腊岛东部）。

再向凯莱赫的左方前行2日，即达巴陆斯岛（Bālūs，即婆罗洲，今加里曼丹）。从此岛至加巴岛（Jābah，爪哇），进入南中国海。

图6是1596年居住在印度果阿的荷兰人林索登（JanHuygenvanLinschoten）在其著《旅行日记》（Itinerario）中所绘，现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图中详细标记了沿着海岸航行经过的陆地港口。南海中描绘一条大鱼追逐大帆船，表明在南海海域航行充满了危险。而且该图说明往来于马来半岛与中国广东之间在中国南海航行的葡萄牙、荷兰船只已经认识到西沙群岛与交趾半岛（今越南）沿海小岛之间的区别，那些沿海小岛屿和南海中的I.dePracel（帕拉塞尔）没有联系。

从马来半岛南端至中国的航路，我们借助几幅中国和外国的地图来表述。

图7为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藏明朝万历三十八至四十八年（1610—1620）往来东洋（东南亚）、西洋（印度洋与阿拉伯海）的福建船民根据海上航行实践绘制的《东西洋航海图》（TheSeldenMapofChina）。该图描绘了以福建漳州或泉州为起点，经琉球通往日本兵库（神户）和五岛（长崎）的东洋航路；沿闽粤海岸、中南半岛海岸南下马六甲的西洋航路；以及经吕宋（菲律宾）、苏禄群岛南下爪哇的另一条西洋航路。

在越南海岸外的航路东侧，画了上（北）下（南）两组岛群，两组岛群之间注记“屿红色”；上方的岛群画一风帆自东北向西南飘扬，注记“万里长沙行船帆样”，表示西沙群岛；其下方画长条沙和点状沙礁，圆圈内注记“万里石塘”，与今越南南部标记“占城”的位置平行，相当于南沙群岛。这表明17世纪中国人对南海诸岛及往来航路已经有了清晰的认知（图8）。

明朝苏禄王来华航线印证了南海的航路。

《明史·外国列传》载：明永乐十五年（1417），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答剌、西王麻哈拉葛吒剌麻丁、峒王叭都葛巴剌卜三人，携带珠宝、玳瑁等礼品，率眷属、太医、侍从等340多人来华。为赶上太平洋夏季西南季风的航海便利，苏禄王的船队没有向北直航中国闽粤，而是先向西，绕道爪哇、苏门答腊、马六甲，再沿越南海岸北上至中国沿海。一路惊涛骇浪，海途艰险，历经三个月，于当年7月到达福建泉州港。苏禄王受到明朝永乐皇帝接见，所获赏赐颇丰，不幸的是回程途中病逝于德州，葬于大运河畔。明清两代，德州苏禄王陵均获奉祀。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有两幅康熙末年朝廷为便于管理与东南亚各国的海上交往而绘制的西南洋海道针路图，表明清朝对南海航路的调查。

（1）康熙五十五年（1716），闽浙总督觉罗满保编制《西南洋各番针路方向图》，彩绘本一幅（图9）。

（2）康熙五十六年（1717），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编制《东洋南洋海道图》，墨绘着水彩一幅（图10）。

图9和图10有着相似的形式和覆盖范围，都画出了东海、南海海域的主要岛屿，其中南海西部海域画了一块由长带状密集点组成的沙滩，注记“长沙”，这种表示法在以往的中国古代舆图中从未出现过。从地图样式分析，显然吸收了18世纪以前欧洲人地图上用线围合起来虚构的长带状群点沙条表示危险区的画法而摹绘。图9和图10的内容基本相近，唯注记用字稍有异。施世骠的《东洋南洋海道图》更侧重表现清朝管辖从福建、广东、浙江沿海通往南海周边诸国以及通向日本长崎的航路。图9和图10中南海诸岛的名称均使用汉字书写，有些是中国人自己命名，也有一些岛礁将西文音译转写成中文。

康熙五十六年（1717）春正月，清朝廷奉旨令广东、福建、沿海一带水师各营巡查南洋吕宋、噶罗吧等处入出商船，闽浙总督觉罗满保、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分别编制了《西南洋各番针路方向图》和《东洋南洋海道图》，其用意是显示由福建厦门为始发港，与南洋诸国、东洋日本相互联系的海上航路的走向，以实施监管,为去京师北京向朝廷禀报时作参照。

施世骠，清朝水军将领，康熙四十七年三月乙未由浙江定海总兵官升为广东提督，康熙五十一年九月丁酉，由广东提督调任福建水师提督，直至康熙六十年十月壬午在福建水师提督任内病故。施世骠长期主持清朝浙江、广东、福建等地的海防，在其人生的最后阶段协助觉罗满保障卫闽浙沿海与外洋的航路，监管通商往来中的不法行为。

图11内中国沿海标记地名为镇江、上海、宁波、台州、温州、福州、兴化、泉州、漳州、潮州、南头新垵、广东电白；沿海标记名称的岛屿有茶山、普陀、定海、九山、北乌龟（在普陀之外）、鱼山、凤尾、南麂、东涌、海坛、湄洲、金门、厦门、南澚、大星、东姜、亏鞋、鲁万、乌猪、三灶，以上即经常与海外有航船往来贸易需要监管的地点。

施世骠《东洋南洋海道图》画红线表示海上航路，注记航路分合的节点、罗盘针的航向方位，航路所经地区的物产。从图上的航路分合节点及注记可以了解当年与中国海上贸易往来的地区和商品，由此可知，清朝统辖的福建、广东、浙江沿海通往南海周围诸国和通向日本长崎的航路与今天“海上丝绸之路”涵盖的海陆区域是一致的。具体如下：

（1）自厦门往日本（五岛、天堂、杀子马）航线注记。

“往日本从此去”，“用良寅针及甲寅针壹百肆拾肆更取日本港入”。

（2）由厦门以南洋面往东南洋分为两条航路，节点分别注记。

第一条航路“往吕宋从此分，用丙午针壹百肆拾肆更取圭屿入吕宋港”。

“吕宋出稻米、鹿脯、苏木、鹿皮、牛皮、每年贸易银数十万两，系大西洋载来。”

在吕宋圭屿外东南洋航路分线节点注记：“往文莱从此分”；“坤未针壹百伍拾更取文莱港”；“往汶（文）莱从此分”（文莱岛着绿色）；“文莱出珍珠、稻米、苏木、胡椒、黄蜡、冰片、朿香、科藤”。

自菲律宾吕宋岛、交览棉岛分途的航路。

左航路：“往苏禄从此分，丁午针伍拾更取苏禄港”；“往苏禄从此分”（苏禄岛着蓝色）；“苏禄出珍珠、稻米、苏木、胡椒、海参、黄蜡、冰片、沙金、朿香、火艾、棉、科藤”。

右航路：“往淑务在此分，巽已针肆拾伍更取淑务港”；“往淑务在此分”（淑务岛即今菲律宾宿务，着蓝色）；“淑务出珍珠、稻米、苏木、胡椒、海参、黄蜡、冰片、朿香、科藤”。

第二条航路“往咬留吧等国俱从此分，用坤申针壹百肆拾肆更取广南港”。

在海南岛东南洋面航路又一分为二，节点注记：

一路指向西北去交趾（今越南北部）：

“往交趾在此分，用干戌针柒拾伍更取交趾港口。”

交趾（今越南广宁省）注记：

“交趾出丝绢、金、红铜。”

另一路沿着今越南广南以南沿海南下，注记：

“用丙午针肆拾更取罗原头”；“广南出奇楠、沉香、朿香、棉花、象牙、鱼翅、燕窝、丝绢、桂枝”。

在中南半岛南部洋面，航路又分成数条，分别通向柬埔寨、暹罗（今泰国，古地图中写作暹逻，下不再注）和马来半岛：“用坤未针肆拾更取昆仑”；“往柬埔寨、暹罗从此分，坤申针三拾更过昆仑”。

分航路入柬埔寨港，“壬子针伍拾更入柬埔寨港内”；“柬埔寨出稻米、苏木、玳瑁、象牙、铅锡、药材、翠毛、科藤、西国米、燕窝、舡料、乌木”。

分航路入暹罗港，“庚酉针贰拾更过真薯，干戎针贰拾更过大横，干针贰拾更过小横，乾亥针肆拾更取竹屿，子癸针壹拾更入暹罗港”；“暹罗出稻米、苏木、玳瑁、象牙、铅锡、药材、翠毛、科藤、西国米、燕窝、乌木、船料”。

按：长沙、石塘、东洞、大昆仑、北昆仑、真薯、假薯、大横、山横、竹屿，以上地名均标记在中南半岛南部沿海，与我国西沙群岛毫无关系。

从昆仑岛分航：

“往丁佳奴大哖宋龟朥六坤斜仔从此分。”

在小昆仑分途：

第一，上航路（西北）“庚酉针陆拾更取大哖港”，分四途：

“乾亥针壹拾更入斜仔港”“辛戌针柒拾更取六坤港”“辛酉针陆拾伍取宋龟朥港”“大哖”。

第二，下航路（西南）“坤针伍拾更取丁佳奴港”。

在苏门答腊、马来半岛的诸港口有麻六甲、柔佛、东西竹、地盘、彭亨、丁佳奴、吉兰丹、大哖、宋龟朥、六坤、斜仔。

“斜仔、六昆（坤）、宋龟朥、大哖、丁佳奴、柔佛、麻六甲，俱出海参、燕窝、苏木、锡、科藤、佳文席、冰片、象牙、翠毛、稻米、海菜、降真香、虾米、鹿斤。”

在大昆仑岛航路分途：

左航线：“往彭亨在此分，坤申针柒拾更取彭亨港”；

右航线：“丁未针捌拾更过东西竹。”

在羡丹与东西竹之间（今马来西亚竺屿，又名奥尔岛）分四途：

左航路：“未针壹拾更入柔佛港（今马来半岛南端）”。

中航路：“壬子针三拾更入麻六甲港（今新加坡）”。

中右航路：“丁未针及丙午针贰拾陆更取馒头屿”，明牙与馒头屿之间。

“丁未针拾伍更取旧港”，一航路入苏门答腊旧港（今巨港）；另一航路东南行去爪哇岛入雅加达港。

“乙辰针及乙酉针贰拾更过琴山，丙午针贰拾更取头屿，午针拾伍更取入咬留吧港（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巴达维亚，即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咬留吧出胡椒、檀香、哔叽、哆啰哖、羽毛缎、佳文席、稻米、舡料、铅锡、丁香、肉果、大青、珊瑚、玻璃、紫檀、安息香、蜡、苏合油、冰片、琥珀、朿香、海菜、海参、燕窝。”按：哔叽属于欧洲人生产的毛料；安息香，指埃及生产的香，此物产反映东西方贸易之往来。

右航路：“往马辰从此分”，此航路去加里曼丹入马辰港。

“辰巽针捌拾更取吉宁马礁，巽针贰拾陆更取蚊阁，乙卯针贰拾肆更取港尾，壬子针拾更取入马辰港”；“马辰出胡椒、燕窝、藤、稻米、卑戎、系蜡、把石”。

康熙朝觉罗满保的《西南洋各番针路方向图》和施世骠的《东洋南洋海道图》，不仅指示了18世纪初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穿越南海的主要航路，而且也厘清了当前南海诸岛争端的一些误读。

还画出由福建厦门起航，经过“气”（东沙群岛）与“吕宋”（菲律宾）之间海域，到达菲律宾群岛各港口的航路。在靠近菲律宾吕宋岛航路西侧洋面上画了两座岛屿，北边的标作“猫士知无呢诺”，南边的标作“猫士知玛升禺洛”。笔者认为这两个地名音译很可能根据西班牙人编制地图上的岛礁名称BajoBolinao和BajoMarsingola的音译。已故韩振华先生曾经将注记“猫士知无呢诺”画成黄色沙滩环绕的岛礁，指认为黄岩岛。笔者认为韩先生的看法是不准确的。

1748年，英国商船“斯卡伯勒”号（Scarborough）在黄岩岛触礁沉没，此后英国海图明确了黄岩岛的位置并以沉船命名为ScarboroughShoal，从此西文地图上才陆续画出黄岩岛。

在此之前，欧洲人关于菲律宾西部海域航路的认知是根据1690年荷兰航海家威廉۰哈克（WilliamHack）编制的地图集《关于东印度海岸、河流的描述》

（Buccaneeratlas:Adescriptionoftheseacoasts…intheEastIndies）所表现的内容。菲律宾吕宋岛以西海域画了三个浅礁，用荷兰文注记：北礁Bovenwater（露出水面），中礁Zeeslange（海蛇沙洲），南礁CroesRocks（横向的岩礁），没有画黄岩岛（图11）。

1734年，西班牙传教士佩德罗·穆里略·维拉德（PedroMurilloVelarde）在马尼拉出版《菲律宾群岛水道与地理图》（CartaHydrographicaYChorographicadelasYslasFilipinas），表明西班牙人对菲律宾附近海域及航路的认识，该图中标出菲律宾近海的三个浅礁：Galit，Panacot和Lumbay。这三个浅礁与属于中国的黄岩岛没有任何关系，图内也没有表现南海诸岛（图12）。

清朝康熙五十五至五十六年（1716—1717）编制的上述两幅南海地图（《西南洋各番针路方向图》和《东洋南洋海道图》），画于1748年英国商船“斯卡伯勒”号在黄岩岛触礁沉没之前，所以不会画出黄岩岛。

无论是蓄意还是无意将那三个濒临菲律宾西海岸的浅礁当作黄岩岛，都源于未厘清外国地图上对南海诸岛名称的演进过程。笔者认为欧洲人对黄岩岛最初的认知，并命名为ScarboroughShoal，同菲律宾与近海的Panacot浅滩是毫无关系的。

1753年，爱尔兰地理学家、水文学家、制图师亚历山大·达尔林普尔（AlexanderDalrymple，1737—1808）来到印度的马德拉斯（Madras），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服务达十余年之久，其间游历南中国海、苏禄群岛等地，1765年回到英国。1779—1795年，他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事测绘地图的工作，一生中制作了数以千计的海图。

1771年，达尔林普尔在伦敦编制了一幅《中国海海图》（ChartoftheChinaSea），献给好友—法国著名航道测绘师马纳维尔（DªAprésdeMannevillette），以感谢其为他提供了很多有关东方海洋的知识及多幅航海测绘图，所以兼用英文和法文注记（图13）。

图13标记了葡萄牙人的航海轨迹。1744年“威尔士亲王”号（PrinceofWales）的观测点，1755年哈德威克（Hardwicke）的观测点，描绘从马来半岛穿过南中国海至交趾半岛（今越南）、吕宋（今菲律宾）和中国沿海的数条航路；标注了1752—1765年，“海马”号（Seahorse）、“古德洛尔双桅”号（CuddaloreSchooner）、“象驼”号（Elephant&Camel）、“恒河”号（Ganges）、“伦敦”号（London）、“埃塞克斯”号（Essex）、“法尔茅斯”号（Falmouth）、“内普丘恩”号（Neptune）等多条船只的航行轨迹。这些船只大多来自英国东印度公司，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南中国海。

图13中在吕宋岛西部近海水域未标名称的三块浅礁西边，画出标记Scarboro的浅礁（即今黄岩岛）。地图上方的注记记载：TheShoalisplacedaccordingtotheSpanishAccount，havingbeenseenin1755byaShipboundtoManilafromMacao。注记的内容是“斯卡巴洛浅礁的位置是根据西班牙人的计算，在1755年被一条从澳门驶往马尼拉的船只发现”。斯卡巴洛浅礁与菲律宾吕宋岛西部近海水域的三处浅礁毫无关系。图13中那三处浅礁已经失去名称，抑或被海水淹没，使西班牙海军失去观测的基点，所以才有1800年再次派遣舰队寻找和勘测菲律宾沿海浅礁的行动。就是在那次航行时，西班牙海军没有找到吕宋岛西海岸外的那三处浅礁，而围着斯卡巴洛浅礁转了一圈，于是为了绘制海图观测基点，将与斯卡巴洛浅礁平行的吕宋岛西岸马辛洛克（Macinloc）港的名称移植到斯卡巴洛浅礁。正是200年前西班牙人移植了地名，才造成后来的菲律宾政府误以为斯卡巴洛浅礁是菲律宾原住民命名的。

1771年爱尔兰制图师亚历山大·达尔林普尔（AlexanderDalrymple）编制的《中国海海图》（ChartoftheChinaSea）清晰地描绘了从马六甲海峡穿过中国南海的各条航线。同时，在这幅地图上画了一处靠近越南近海用点线围合的Paracels岛群，在其右上方（东北方向）还描绘了另外一处标记Amphitrite的群岛，显然不是一处。Amphitrite群岛与中国西沙群岛位置相近，由此可以说明西方人想象中所谓的“ParacelIs.”（即帕拉塞尔群岛）不是中国的西沙群岛，而且并不真实。倘若对比所谓1834年越南编制的《大南一统全图》，很明显《大南一统全图》上用点线圈成的“黄沙”“万里长沙”岛群形状与1771年亚历山大·达尔林普尔编制的《中国海海图》非常相似。因此，越南模仿西方地图的形状绘制《大南一统全图》并标记“黄沙”和“万里长沙”，也是不真实的。

乾隆时期，因缅甸兴兵侵犯暹罗，并与清廷交恶，为便于乾隆帝和清朝中央政府了解暹罗及周边地区的情势，曾经画了两幅自广东去暹罗的地图，描绘由中国广东沿着海岸航行去暹罗的航路（图14、图15）。

乾隆三十年（1765），时有中国澄海人郑镛之子郑昭仕暹罗国为将，起兵驱逐缅甸兵，复兴暹罗，据陀那巫里（ThonBuri，今吞武里）自立为郑王（1767—1782）。适逢乾隆三十三年（1768）清军入缅甸战败，明瑞阵亡。清廷欲借助暹罗牵制缅甸，乾隆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两广总督李侍尧呈奏为遵旨《查询暹罗国情形由》折件，附《查询广东至暹罗海道程图》。

图14方位坐标上方为西，右侧为北，描绘自广东至暹罗沿中南半岛的航路及航程，在沿海各处贴黄注记以“更”计算航程。“更”为中国古代海上航行计算距离的单位，一更为两小时，以航船航行一更时间测算距离，图内称：“自广东虎门出口放洋，至暹罗城共一百四十八更；每更七十里，共计一万零三百六十里。”

乾隆三十六年（1771），暹罗王郑昭为与清廷修好，解送所俘花肚番（今缅甸）头目至广东，并进呈所绘水陆两地图，以期助清军进剿缅甸。此《暹罗航海图》（图15）即系乾隆三十六年军机处档案折件所附暹罗至缅甸的海上航程。

图15中显示中南半岛分属暹罗、花肚番和青霾（清迈王国）辖境，沿海注记各处港湾。图中方位上方为西，北方在右。

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行要依靠季风。夏季盛行西南季风，南洋船只借风力顺航至闽粤，冬季盛行东北季风，则由中国回航。《暹罗航海图》在中南半岛两侧分别注记“暹罗海路至枋行于九月、十月之间，顺风扬帆十五六日方得到”；“枋行海路至红纱于十一、二月之间，顺风扬帆十五六日方得到”，即提示依靠季风驶航的航路和日期。枋行位于暹罗至缅甸海路中途，红纱即“洪沙国”，乾隆年间属于缅甸境域。

图14和图15反映了18世纪在中国南海航行的船只主要还是沿着东南亚陆地近海航行，两图中标记的沿海山峦应当是计算航行时间与航程的观测点。

自18世纪末，近代天文观星测量技术和罗盘针广泛运用于远洋航海，海上航船逐渐摆脱沿着陆地海岸的近海航行，此时编制的航海地图更加清晰准确地显示远洋航船的航线和航行轨迹。

1794年5月12日，在伦敦舰队街53号由Laurie&Whittle印制的《中国海及其若干入口新海图》

（ANewChartoftheChinaSeawithItsSeveralEntrances）（图16，收藏于西班牙国家图书馆门多萨地图专藏），由英国制图师吸收大量航海图稿、航海日记和档案资料，并经过天文观测校正而编制。该图采用以经过伦敦格林尼治天文台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的经纬网，用各种线条画出航海观测定位基点，标志出历次航船的航行轨迹，以及触礁沉没的海难位置。中国南海诸岛的多数岛礁都画在图上，分别标记名称，并标注潮位和水深。

由图16可见，theTriangles（三角，今西沙群岛），注记“1785年10月一艘瑞典船在此处触礁”。ScarboroughShoal（斯卡巴洛浅滩，今黄岩岛），注记“ScarboroughtheNegroesHeadSept.12th1748”（1748年9月12日斯卡伯勒号船在黑岬沉没）。

海南岛南边用点线围绕起来的封闭区域标记ParacelBank（帕拉塞尔浅滩），画了37座无名岛礁或沙滩，注记“FreshWater”（有淡水）或“RocksDryatLowWater”（低水位露出干岩礁）；注记“accordingtotheDriftoftheCochinchinesePilot，madeatManilla1764”（按照交趾支那领港员的草图，1764年在马尼拉绘制）；另一注记写在封闭区域南端外的9座岛礁间“IslesandShoalsaccordingtotheCochinchinesePilot”，意思是这些岛屿沙滩根据交趾支那（今越南）领港员（的草图）。

由此可知，图16内的ParacelBank是根据1764年交趾支那领港员的草图在马尼拉绘制，与这幅地图上其他英国人实测岛礁的画法显然毫无共同之点，而且不符合真实情况。这同时表明交趾支那领港员绘画的草图可能就是1834年越南《大南一统全图》虚构“黄沙”“万里长沙”危险区的本源。

其实自19世纪上半叶开始，西方人已经逐渐对越南沿海的航路和西沙群岛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往来于马来半岛与中国广东之间在中国南海航行的欧洲船只已经认识到西沙群岛与交趾半岛（今越南）沿海小岛之间的区别，那些沿海小岛屿和南海中的I.dePracel（帕拉塞尔）没有联系，I.dePracel标记逐步移向中国的西沙群岛，在新编制描绘中国海的地图上删除了那种用点线围合想象中的危险区域ParacelBank的画法。譬如：1869年，西班牙编制的《中国海总图》（ChartaGeneraldelMardeChina）描绘从马六甲海峡至中国香港两条穿越中国海（南海）的航路，一条航路从IslasYArrecifesdeParacel（今西沙群岛）与BancoMaccelesfield（今中沙群岛）之间穿过，另一条沿着南海东部陆地的IsladeBorneo（今加里曼丹岛）、IslaParagua（今巴拉望岛）、IsladeLuzon（今吕宋岛）航行，再转向香港。图17中已经完全不见那块虚构的ParacelBank，修正了以往错误的画法。

古地图不仅描绘了“海上丝绸之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海上航路，而且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海上权益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证据。在探讨了中外古地图所表现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后，让我们再做一次近百年内历史事件的回顾与思考。

宣统元年（1909）四月，两广总督张人骏忧虑他国染指南海海疆，为宣示清朝在南海诸岛的主权地位，命副将吴敬荣、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官兵、测绘技师等170余人，分乘“伏波”号、“琛航”号、“广金”号三艘军舰，前往西沙诸岛巡视踏勘，共探明10余座岛屿，分别进行测绘制图、命名和物产调查，并勒石立碑，奏报朝廷。李准将此事撰写成《巡海纪事》一册，并附有测绘地图。七月，广东参谋处测绘科制图股编制《广东舆地全图》（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其中《广东全省经纬度图》显示了西沙群岛的18座岛屿，应系根据李准巡海带回的测绘资料而编绘。此后，宣统三年，广东省政府宣布西沙群岛划归海南岛崖州（治所在今海南省三亚市）管辖。1909年，清朝派李准巡视西沙群岛并编绘印制《广东全省经纬度图》，这是中国清政府在自己疆域内行使主权的体现。该地图集最早将李准巡海的成果反映在官方印制的地图上，明确显示了西沙群岛归属中国广东省政府管辖，对民国初期的地图如何表现南海诸岛影响深远。

民国十六年（1927），广东陆军测量局根据民国六年编制的十万分之一图式，修改后重新编制比例尺1∶100000西沙群岛测绘地图（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分幅各具图题，图框外右上方注记图幅所在的行、列、序号以便于拼合，共计9幅：柏苏奇岛（今盘石屿）、北暗礁、林岛（今永兴岛）、东岛、南极岛（今中建岛）、灯擎岛（今琛航岛）、南暗礁、偏杜路岛（今珊瑚岛）、沯利父暗礁西部（今浪花礁），图内分别用中文及西文标注西沙群岛各岛礁的名称。广东陆军测量局编制的《西沙群岛实测地图》是西沙群岛属于中国领土主权之明证。

1929年8月，广东陆军测量局根据1928年5月实测，再次制版刊印《西沙群岛图》（图18，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比例尺为1∶10000，图18（a）描绘林岛（今永兴岛）和石岛，图18（b）描绘灯擎岛（今琛航岛）、掌岛（广金岛）。图18（a）中右下方附“说明”，涉及岛屿的名称、海南渔民的称谓、岛屿面积、地质地貌、岛上植被、鸟粪堆积状况、水质情况、沿岛海水深浅、测量时气候温度等内容。图18（b）中的“说明”言及“灯擎岛及掌岛，前清调查时，因兵舰命名为琛航岛及广金岛。海南渔人因连合稍远之伏波岛，名为三脚岛”。图18 不仅提供了清朝末年李准曾率兵舰巡海为西沙群岛命名的佐证，而且反映了中国海南渔民的习惯用名。

1927—1929年由中国广东省军方两次实测的地图，表明西沙群岛属于中国主权之管辖范围。

1933年4月，法国侵占中国南海九小岛，引起中华民国政府的严正交涉与社会各界的关注，促使中国政府设立由内政部、外交部、参谋本部、海军部、教育部及蒙藏委员会等官方机构组成的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审定南海各岛屿、沙洲、暗沙、暗礁的名称。1934年，中国政府派出海军在南海进行各岛屿的调查，由民国海军海道测量局完成南海诸岛的实地测量，确定了136个岛、礁、滩、沙的位置和名称。1934年12月21日，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第25次会议做出审定中国南海各岛屿的中文和英文岛名的决议。1935年1月出版的《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会刊》第一期刊登《中国南海各岛屿华英地名对照一览表》，审定公布了中国南海132个岛、礁、滩、沙的名称，将南海诸岛分成四部分：东沙岛（今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今中沙群岛）和团沙群岛（今南沙群岛）。1935年3月22 日，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第29次会议决议：今后政区疆域各图必须明确画出东沙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团沙群岛。1935年4月，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出版《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会刊》第二期，刊布《中国南海各岛屿图》（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地图上明确标注了南海132个岛礁的名称，确定中国南海最南疆域至北纬4º 的詹姆滩，并标绘出危险区域，黄岩岛同时标注了中文名称“南石”和西文音译“斯卡巴洛礁”。

《中国南海各岛屿图》代表当时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的命名和公开测图的国家行为，图内用点线分别标绘出自香港至新加坡、马尼拉的两条海上航线，也是20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东方的一个节点。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诞生的一种新理念，无论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海上丝绸之路，其内容必定蕴含丰富的历史积淀的传承和新时代所赋予的开拓创新思维。我们探讨中外古地图所表现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期望用不同时代编制的地图，引导人们从历史空间的回顾与思考中阐释并发现新的时空格局，将中国与海外的经济文化交往推向更加广阔的未来。

伯希和：《郑和下西洋考  交广印度两道考》，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 2003 年。

卜正民：《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刘丽洁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年。

陈佳荣、谢方、陆峻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

章巽：《法显传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感谢科学出版社提供相关资料，文中的地图审图号：GS（2022）346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