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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鹤:韩国汉文文献呈现的另一个历史世界——评王鑫磊著《同文书史:从韩国汉文文献看近世中国》

20世纪的中国学术因为有甲骨文字、秦汉简牍、敦煌遗书以及明清档案四大史料的发现而呈现出异彩,成为学界所津津乐道之大事。其实对东亚诸国汉文资料的发掘的重要性现在看来实在不亚于上述的四大发现,其中尤其是对朝鲜汉文资料的开发与利用,呈现出最突出的成果。先是对李朝朝鲜实录的利用,而后是对朝天录与燕行录的编辑出版,接着是对大量朝鲜文人文集的整理与编辑,以及对朝鲜赴日通信使的纪录的注意,累积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史料渊薮。自上世纪末以来,到本世纪,朝鲜、日本与中国都有许多学者利用相关的史料做出了重要的学术成果。王鑫磊的这本《同文书史:从韩国汉文文献看近世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出版)就是这一系列成果的最新一种。

王鑫磊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期间,原本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但是,自从加盟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以来,由于对“从周边看中国”研究方向产生浓厚兴趣,因而开始阅读韩国有关文献,并把他原来有关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知识与这些相关文献结合起来,开始进行“从韩国汉文文献看近世中国”的系列研究。在这几年里,他多次出访韩国,并且学习了韩语,还以较长时间赴韩国首尔大学收集资料。他原本拥有的近现代历史知识,给他进入“韩国汉文文献”这一新领域带来了“中国近现代史”的观察角度和思考方向。

近世东亚的历史,以及东亚诸国,由于以汉文写就的朝鲜文献、日本文献、越南文献以及琉球文献的大量存在,完全可以作深入和丰富的研究,特别是长期以来东亚诸国之间的互相接触与彼此观察,更是值得深入讨论的新领域。但是,中国学界在这方面算是起步不久,尽管这一类文献的重要性,八十年前已经有学者指出,但是至今依然不能说已经充分利用,特别是如朝鲜燕行文献之外的各种李朝朝鲜史书、官方文献、私人文集与笔记以及朝鲜通信使汉文文献、日本长崎的大量通商与交往档案,日本士人对明清的种种记录、各国文化人之间的笔谈、唱酬,甚至绘画等等,还大有开发的空间,还需要广泛深入的使用。王鑫磊博士近几年来从头参与了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计划,对这方面文献有广泛接触,自然为此书之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本书包括六个部分,在绪论之外有正文五章,涉及的时段从明代到清末,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包括了中韩儒学争论、日韩文化竞赛与认同、东亚海上交流、各国的近代转型等等。其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第一章有关明代后期中韩士人有关儒家思想的争论部分中,无论是许篈有关阳明学的言论,还是有关薛瑄从祀的看法,一方面既表明在中韩共同拥有的儒家知识领域,两国知识人已经存在分歧,但另一方面又不能皮相地认为个别的分歧就说明中韩儒学后来渐行渐远的分裂。因为即使在中国,在许篈访问的当时,虽然阳明学风头甚劲,但仍然有不少朱子学的拥趸者。而且阳明学逐渐传播到李朝朝鲜后,连许篈的弟弟许筠以及朝鲜国王也对阳明学取同情态度。因此王鑫磊以“儒学并非铁板一块”的说法来解释此时朱子学与阳明学消长情况,表现出一种审慎的学术风格。

而本书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则超越中朝双边的畛域,更透过日本与朝鲜的眼睛反观中国、或者通过一个在日本的朝鲜人的安南之行,来观察东亚的关系,这种“文化接触”或“第三只眼”的讨论相当重要。这是文化间接接触的典型事例,值得研究者予以重视。第六章则是讨论面对西潮的朝鲜、日本和中国,王鑫磊通过《江华条约》与日本冲击下朝鲜的反应、朝鲜使团在日本的游历和观察,朝鲜使臣在中国天津的学习和交流,讨论了东亚近代转型过程中,朝鲜、日本与中国的种种反应,展开了多视角的历史场面,这是过去研究者较少留意的全景画。

这部书借用了“书同文”一词改作书名,一方面固然是说,同样使用汉字书写,不仅使东亚诸国构成了一个文化区域,也使得这些汉文文献呈现了一个共同历史;但是,另一方面也是说,使用同一种“汉文”书写的历史下面,也有仅仅依赖文字无法弥合的文化差异,虽然汉文书写,呈现出一个历史,但是一个历史下面却有种种不同认识和解释。当然,东亚这种文化分裂的原因相当复杂,它并不开始于西潮冲击之后现代进程的差异,甚至开始于各国自我中心的自尊意识,这当中朝鲜与日本的情况还有些不同,日本因为从未成为中国的附属,从来就有相当程度的自尊意识。因此,通过这些汉文书写的历史资料,也许我们可以超越中国史的边界,在更大的范围内,重看这一“汉文”呈现的历史世界。

当然,有史料并不等于有史实,如何从史料中还原出真正的史实来,并对历史的发展做出正确的解释,这是对每个从事历史研究的人的考验。至于史料只看到部分,就企图做出宏大的解释,或确立自己的理论,恐怕并不是可取的态度。王鑫磊此书正让我们看出他对历史研究的敬畏态度,对处理史料的审慎精神。此外,从占全书五分之一的绪论当中,我们又可以看到王鑫磊是如何在拥有与理解大量朝鲜汉文史料的知识基础上才写成这部书的。由于这篇比寻常著作偏长的绪论的存在,又使得这部书成为一部具有指南性质的著作。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来源:《文汇报》2015年03月13日第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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