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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01-19

《抚东奏稿》出版发行

  《抚东奏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点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9月版。


《抚东奏稿》出版发行 - 海交史 - 1



阎敬铭与《抚东奏稿》


李学通

 

   《抚东奏稿》是晚清山东巡抚阎敬铭,在同治二年(1863)至同治五年(1866)任内奏报折片的汇编。

 


   阎敬铭(1817-1892),字丹初,号约庵,陕西朝邑(今大荔)人。道光十四年(1834)甲午科举人。二十五年 (1845) 乙巳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七年散馆,以主事用,分户部。咸丰四年(1854)九月,“丁本生母忧”回籍,五年服阕,六年补原官。

阎敬铭在户部明习部务,声望闻著。咸丰九年(1859)初,经湖北按察使严树森推荐,署理湖北巡抚胡林翼以户部主事阎敬铭秉性刚明,才识练达,请调湖北差委。阎敬铭于六月到达湖北,次年正月以员外郎即补。咸丰十年(1860)三月,奉派总办湖北前敌后路粮台兼理营务,深得胡林翼赏识。十月,以战功升郎中,赏戴花翎。次年二月,擢四品京堂候补。胡林翼对其颇为赏识,病中疏荐“阎敬铭公正廉明,实心任事,为湖北通省仅见之才”,“自接办粮台以来,删浮费,核名实,岁可节省钱十余万缗。请以湖北两司简用”。四月,授湖北按察使。同治元年(1862)八月,署理湖北布政使;九月,以“丁本生父忧”,奔治丧至晋。

同治二年(1863)十月,署山东盐运使,不久又赏给二品顶戴,署山东巡抚。阎敬铭虽迫切恳辞,未蒙俞允诏称:“山东现当捻、幅、棍、教各匪纷乘,地方极关紧要,军务吏治,整顿需人”,“阎敬铭前任鄂省监司,办理诸务均能认真妥协”;“今朝廷破格用才,该署抚膺特达之知,自必能矢金革毋避之义,移孝作忠,感激驰驱,以图报效”。

  阎敬铭于二年三月十三日起程赴东,四月初九接任。甫一到东,即派总兵保德率队开往新泰、邹县、曲阜,镇压教军、捻军、幅军,自己亲自督师攻陷淄川,派山东按察使丁宝桢率部赴东昌一带协同僧林格沁镇压宋景诗。十一月正式补授山东巡抚。四年,僧格林沁被击毙后,阎敬铭亲自督师与捻军作战。

同治四年(1865)末开始,阎敬铭不断以病重,“步履蹒跚,精神瞬晕”等由,请求开缺回籍调理。同治五年(1866)正月奉旨:“降为三品顶戴,仍留山东巡抚之任,再行赏假两个月,安心调理,毋庸开缺。”八月,阎敬铭督兵进剿黄崖山。十月十三日,军机处寄奉上谕,以阎敬铭督兵剿灭黄崖山,办理迅速,甚属可嘉,赏还二品顶戴。

同治六年(1867)初,阎敬铭称病返籍,因原籍家室被黄河水淹, 加以回民起义,遂寓山西蒲、解、虞乡等处, 在中条山中聚徒讲学授经。清廷命其赴京任工部右侍郎, 仍辞。九年(1870)正月, 赐紫禁城骑马,署兵部尚书。次年充军机大臣、总理衙门行走,晋协办大学士。光绪十一年(1885)授东阁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赐黄马褂。同年,因坚持“治以节用为本”,反对重修圆明园,失慈禧之旨,革职留任。十三年(1887)复职,遂乞休致仕。光绪十八年(1892)卒,赠太子少保,谥文介。《清史稿》有传。

阎敬铭是清末同光之际朝野闻名的能臣,为数不多的理财专家,有“救时宰相”之称。在清季列强环伺,太平军、捻军风起云涌,清廷财绌饷缺,内外交困之时,他“在鄂治军需,足食足兵”,助胡林翼、曾国藩等平定太平天国;后长绾户部,“精校财赋,立科条,令出期必行”,“初直枢廷,太后颇信仗之是晚清史,特别是晚清经济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

难能可贵的是,阎敬铭不仅是能臣,还是一位性格耿介的诤臣廉吏。据《清史稿》载:“敬铭质朴,以洁廉自矫厉,虽贵,望之若老儒。” 翁同龢对其极为钦佩:“其人学术正而阅历多, 非时流所及, 固宜亲近, 以为师资矣。”李鸿章赞其“廉政耐劳,实有长处”。阎敬铭认为,欲安民必先察吏,不论是任职封疆,还是奉命视察赈务,所到之外,参劾贪黩侵吞的贪官污吏毫不留情。他虽因善理财而得慈禧太后信仗,“终以戆直早退”,原因正是他反对在财政支绌的情形下,动用巨款重修圆明园。其刚正不阿的品格亦由此可见。

 

 

阎敬铭的《抚东奏稿》,内容涉及山东地方政事、吏法、司法、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不仅是研究阎敬铭的第一手史料,也是了解和研究晚清历史特别是这一时期地方事务的典型史料。今结合当时山东的形势与阎敬铭的活动,对《抚东奏稿》的内容略加介绍。

前文有述,阎敬铭系于同治元年八月署理湖北布政使,九月以“丁本生父忧”,奔丧至晋。十月,署山东盐运使,不久又署山东巡抚,赏给二品顶戴。阎敬铭虽“迫切恳辞,未蒙俞允”。朝廷四下谕旨,命其移孝作忠,责以安民戢盗。他于同治二年三月十二日自山西临晋县起程,一路上“霍州山中遇雨,寿阳山中大雪,每日力行数十里”,仍不断接到催促的谕旨,终于四月初八日驰抵山东省城,次日接任视事。

位于直隶之南的山东,乃拱卫京师的水陆冲要之地,但咸同之际,山东境内太平天国北伐军、白莲教、捻军、幅军等起义接连不断,财政支绌,民不聊生。阎敬铭接任巡抚之际,“时值捻逆、教匪、土寇、盐枭不靖,边警频仍”,“兖属教匪、东昌降匪、淄川叛练”,风起云涌。清廷任命被誉为“贤能第一”的阎敬铭主政山东,正是寄望他能“徐图被救,以冀月异日新之效”。赴任途中,阎敬铭就不断接到各地府县有关“匪情”的禀报。他于四月初九接任,十八日即率兵勇赶赴淄川,于二十一日行抵军营,立刻会同僧格林沁谕饬兵勇,妥筹攻剿。

阎敬铭到任后“日接僚属,悉心采访”,迅速了解和熟悉地方情形。他的初步结论是:山东“大抵民风素称俭朴,吏治渐黜浮华,而兵力则有单弱之虞,饷数则有支绌之虑。”因为库款支绌,山东各营兵饷,积欠至两年之多,致使兵无饷领,操练遂废,“将不习兵,兵不习将,驱之御贼,瑟缩溃散”。兵不得力,只得募勇,但山东将材缺乏,“无一能带勇之将,无一能练勇之人,招募乌合,队伍不齐,增减多少,参差纷紊”。面对“势已岌岌”的地方情势,他一方面上奏陈请“准僧格林沁暂时留东镇服,消弭一切于无形之中”;同时立即将东海关二万两存银,拨充僧格林沁军月饷,以安军心。也正因山东“时值捻逆、教匪、土寇、盐枭不靖,边警频仍”,阎敬铭在鲁四年,战事不断,军务方面的奏折尤多,其中也保留不少有独特价值的史料。例如,关于宋景诗义军失败以及僧格林沁被捻军所杀经过,颇为值得关注。

同治二年初,阎敬铭赴任之时,正值宋景诗率部辗转由西北回到山东之际。《抚东奏稿》载,三月间,宋景诗勇队与堂邑团练柳林团寻仇互杀,彼此控县。四月间,柳林团以宋景诗“劣迹多端”等词呈控,经阎敬铭“批饬移知曹州镇总兵保德就近钤制,并传谕宋景诗随同搜捕,毋再滋事”。二年五月阎敬铭奏折中尚有:“宋景诗一队,经前抚臣谭廷襄饬留东昌,归总兵保德调遣,现尚驻扎堂邑一带。”“该队前有一千余人分赴直隶助剿……因直省军务蒇事,遣令归农。”阎敬铭即令东昌知府转饬宋景诗,“将直省遣回之队妥为遣散,其原驻堂邑之队仍归保德节制”。四、五月间,宋景诗被控“派人四出抢粮割麦,百姓纷纷呈诉”,“经僧格林沁派兵驰捕,宋景诗闻风畏惧”。五月十八日寄谕:“宋景诗狼子野心,负嵎自固,万无姑容之理。现在该逆凶狡情形日甚一日,自应赶紧剿灭,以除巨憝。”于是清廷急调各路大军围剿宋景诗部:卫河西岸有直隶官军;运河北岸有直隶提臣恒龄、翼长苏克金马队严防;山东总兵保德、臬司丁宝桢进扎堂邑;阎敬铭亲自督军至清平、博平一带运河河口要隘,择要驻防,“以遏该匪北窜之路”。

此后各路清军在山东反复围捕,但宋景诗所部飘忽不定。据《抚东奏稿》载:二年八月,“宋逆马步贼千余人,于二十六日由直隶东光窜入陵县关厢,即于是日窜入平原县境,又于二十七日由平原窜至高唐州境,二十八日窜至清平县境之新集,又分零股由戴家湾偷过河西各等情。”

“贼过河后,又窜向西南贾镇一路,僧格林沁已派马队紧为追剿,丁宝桢亦亲带各营跟踪剿办。”

“该匪豕突狼奔,行走迅疾,数日之间已驰骤一千余里,竟回窜清平肆扰,又分零股偷过河西,实属剽悍。”

“该逆实由开州地面抢船,由濮、范水套直达东河境内子山下,凫水翻山,向平阴、东平一带窜去。”

同治二年十月初九日奉到寄谕:“据山东所获贼目供称:宋景诗改装易姓,乘马逃逸。著阎敬铭督饬属员实力查拿,倘乘间脱逃,惟阎敬铭是问。”

“经严督续行搜获余匪一千余名,亦经讯取确供,按名正法。其著名凶悍贼目,如刘厚德、于得成、程敬书、张逢海、薛法起、孙幅田等,均已先后设法拿获,凌迟枭示,是该逆匪党歼除殆尽。惟首逆久未弋获,臣已迭次严谕各州县,悬赏购线,并分派弁兵逐处挨查,务获首恶。”

据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八日附片中报告:“前拿获宋逆之母宋张氏、妻宋霍氏、妾宋马氏,宋景礼之妻宋高氏,及张广德之母张郭氏、妻张范氏,均经臣派员讯明,交聊城县暂行收禁。”起初阎敬铭还想以此为饵,透捕宋景诗,后见宋“逃亡日久,恐已远飏”,又残忍地决定将其家属“即行骈诛,以快人心”,“饬东昌府会督营县将弁,将诸逆属等妇女六口正法”。后又于同治三年正月十六日,“在东阿拿获宋逆之弟宋景书、贼目郭均辉及余匪四名,均分别凌迟”。

关于僧格林沁同治四年在山东曹州击毙经过,《清史稿》只有“夜半突围乱战,昏黑不辨行,至吴家店,从骑半没,僧格林沁抽佩刀当贼,马蹶遇害”三十二字。《抚东奏稿》中,保留有阎敬铭讯问僧格林沁三名随身护卫额卜图(年三十九岁,道光二十七年进王爷府当差,充当护卫)、诺尔布(年37岁,道光二十六年进王府当差,充当护卫)和松阿哩(年28岁,咸丰七年进王府当差,咸丰十年,随王爷营内当差)时三人的供述,是最早记录僧格林沁之死具体经过的史料。其中额卜图、诺尔布突围之初即与僧王冲散,只有松阿哩突围后一直跟随,所供僧王战死经过最为直接:

 

二十四日,我军与贼鏖战,贼势众多,阻住马步不能前进,王爷谕令在西边小庄扎营。贼将我军四面包裹,营寨内粮草食水全无。三更时候,家丁随王爷同成保的队闯出营寨,被贼冲散,只剩下王爷与家丁们十数个人,黑暗之中,不辨面目。正走之间,忽有贼马二三十匹赶来。家丁们回头堵御,贼马稍退。听闻后边有人喊说,王爷落马,家丁应声寻至,见王爷马匹已失,跌坐地下,请王爷上家丁马匹。王爷说腿不好受,不能骑坐。忽然贼又过来,家丁弃马扶著王爷,贼人只顾追马,将王爷与家丁撇下。家丁见贼人来往不断,将王爷扶入麦地里边暂避,因麦科不深,王爷谕著离开躺倒。家丁躺卧之处,适又有贼走至混戮,家丁起用空枪向贼抵挡,随抵随退。黑暗之中,不防身后有个濠坑,贼人持械向家丁头上打了一下,家丁晕倒,跌入坑内,不省人事。迨至醒苏,不辨东西,也记不清王爷躺卧处所。知道有火光处有贼,遂往黑处寻找王爷。黎明时候遇见讷大人们也来寻找,家丁随即跟同,将王爷忠躯抬回曹州的是实。

 

额卜图供中则补充记载了寻尸过程中的一波三折

 

护卫跟讷大人去找王爷,寻至曹州西北十八里之五里店迤东南道旁,找著王爷忠躯,红旗队用床抬至堤边。一时贼又拥来,人不能抬,经护卫将王爷忠躯请在马上,走至曹州城东北,贼又赶来。护卫将王爷请放在庄东边麦地里边,记明暗号,单身站立不住,跟同红白旗马队败下去了。俟贼队稍退,护卫同讷大人回进曹州去的是实。

 

至于后被丁保桢暗中访获并处死的张皮绠,自言亲手杀死僧格林沁之说,远不及这件记录更有史料价值。

关于同治五年捻军任柱(化邦)、赖文光在山东运河沿岸与清军激战经过情形,《抚东奏稿》也有许多具体记录。以往捻军研究,对捻军在山东活动涉及不及,对阎敬铭在镇压捻军中的角色涉及更少。就《抚东奏稿》所见,同治五年山东剿捻作战相当激烈。阎敬铭采取沿运河筑墙堵御的办法,使捻军多次扑河抢渡均未能成功。直到阎敬铭离东后,捻军方东渡运河,深入山东腹地。

在离开山东之前数月,阎敬铭还办了一件至今评价不一的“大案”——血洗黄崖山,即五年十月初七日奏折所言,因“肥城县属黄崖山匪徒聚众焚掠,据寨抗兵,经臣亲督兵勇围山剿办,登时全行歼灭”。

黄崖山位于肥城县西北,接连泰安各山,周遭百余里,山径丛杂,地势险峻。山坳有三庄,山顶有石寨,素为百姓避乱聚居之所。江苏扬州仪征人张积中,字子琴,人称张七先生,自咸丰十一年起即在此居处,“素以授徒教书为事,相安已久,并无不法踪迹”。据调查,张积中“于咸丰年间,曾为前湖广督臣周天爵明保,并在两江各处戎幕,现年逾六十,学问优长,多以性理教人各情”。其兄系前任临清州知州张积功,其子张绍陵是“世袭云骑尉,现在山东候补知县”,“系忠荩之家,宗族亲戚,科第簪缨”。

同治五年九月,正当“发捻逆股扑运防紧急之际”,阎敬铭忽接青州知府阎廷佩、益都知县何毓福禀称:“拿获匪犯冀宗华、冀北栋,供出同拜黄崖山张七即张积中为师,现山中业已聚集多人,令彼等赴青州一带勾匪,定期九、十月间起事,先取青州,后取济南各情。”

随后又于二十六日接到藩司丁宝桢报告:派守备唐文箴会同肥城县知县邓馨、长清县知县陈恩寿于二十四日赴山,拿张积中到案。但是,张积中等“深藏山寨,闭匿不出”。二十五日,“将各处山路堵塞,禁绝人行,并逼胁附山各居民入寨”。二十六日,“山上遍立旗帜,击鼓聚人,并派匪党下山焚掠”。二十七日更“头裹红巾,分路焚掠,在东张庄杀死民人数名,杀死驲递马夫二名”。面对“捻匪近在河西盘旋”的局势,又闻张积中“勾结东府匪徒及北路盐枭甚多”,阎敬铭深恐“内外勾结,大肆蔓延”,决心予以“迅速及早除灭”。当即“派参将姚绍修带千人为头队,游击王正起带二千人为二队,臣亲督知府王成谦带四千人为三队,又调副将王心安带一千五百人为四队,均于二十八九日,星夜向平阴进发”。

十月初一日,姚绍修率队抵水里铺,即时督队入山,黄崖山“恃隘列队,扼守抗拒”,官军几不能入。官军开炮轰击,夺获抬炮、鸟枪、竹枪多件,旗帜十面,更重要的是在庄中起出写有“太平天国”字样号衣四十余件。初二日,知府王成谦带队赶到,遂即分登各处山顶,四面布围。初三日,阎敬铭督带各营俱到,计马步兵勇一万二千余人。阎敬铭令各军“将该山四面大小远近各山口概行堵截,分营分哨据险扼扎”,山内山外各路毫无泄漏,并切断山上大小泉眼汲道,使该山寨“无勺水可得”。初六日黎明,阎敬铭督率官军分路总攻,“知府王成谦督四营由西面上山进攻,游击王正起督四营由东面上山进攻”。“该匪众犹在寨中持械拒战,官军且战且杀,将悍党七八百人,尽数歼除”;又经各隘分扎各军“分路剿杀,搜洗净尽”,“共歼除匪党一千六七百名,坠崖落沟死者无算”。“张积中及其子张绍陵均自焚”。  

对于黄崖山中张积中究竟有否与太平军联络,定期起事,还仅是避乱聚居,授徒传教,当时即各说不一。四十年后的光绪三十二年(1906),仍有御史乔树枏上疏为张积中鸣冤,清廷虽曾派山东巡抚杨士骧复查,最后仍是不了了之。太谷学派弟子刘鹗在《老残游记》中,也曾以影射方式为张积中鸣冤。至今也仍有研究者认为,张积中不过是兼采杂糅儒释道各说,创立太谷学派“黄崖教”,并聚众传教,于兵荒马乱之际,在黄崖山寨建立乌托邦式的氏族公社,并非要起事犯上;阎敬铭诬为匪教,举兵进剿,实属草木皆兵,处置过当,查获“太平天国”字样号衣,不过是栽赃、“抹红”的手段。无论观点如何,《抚东奏稿》所保留当时阎敬铭处理案件过程中的文献,还是极有史料价值,可与其他资料互参,对于黄崖山案研究或有别开生面的效果。

在残酷围剿镇压各地反抗清廷斗争的同时,大力整顿地方吏治、财政,增加收入,以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是阎敬铭在鲁四年最主要工作。以往对阎敬铭财政思想的研究更多关注他在湖北,特别是在户部尚书任上整顿财政的事迹、思想。古人云,“宰相必起于州郡。”事实上,阎敬铭在鲁四年,巡抚一方,举凡地方农事、地丁钱粮、关税厘金、黄患漕运,乃至地方官员贪黩侵吞,都有了更切实的了解和亲身的体验。以后他能主持户部,整顿财政,进而出任军机大臣、大学士,与此四年山东巡抚经历密不可分。

阎敬铭主张:“安民必先察吏,欲恤民之疾苦,先戒官之贪欺。”接任巡抚一年,东省治安稍定之后的同治三年四月至五月间,他周历泰、沂、兖、济、曹各属地方,微服查访,实地调研,对山东吏治民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思考设计了切实的解决之道。他认为:“东省群吏狃于积习陷溺已深,以诈伪轻捷为有才,以期饰弥缝为得计,以谣诼诽谤为逞能。究其心志,无非谋利争财,专图私便,国计民生,知念及。若钱粮则侵挪捏冒,交代则多年不结,盗贼则讳疾忌医,任其狂肆,上下习为宽驰。”“东省宦途,遇事多支吾敷衍,不求实际,即有事所难行,亦惟以案牍了事,情不相通。”同时,他也发现很多制度性问题,“东省官方不饬,与财赋不清,其弊实相表里”。如:前后军需报销以及各项公用,均各县公摊,大缺者年摊至五六千金,中小缺分亦有千数百金不等,“养廉既已提扣无余,年来兵马纷出,差务络绎,又不免格外需求,时奉核减章程,每多事后折赔,州县非能取之于家,无非上窃公款,下勒民财”。阎敬铭提出解决之道:一方面要多用正人,同时稍宽文法,使公私不混,出入有经,官有以养其廉,必使为廉者不至赔累,政事方得修明。官惩其贪,尤宜养其廉,否则虽峻法严刑,亦有难施。

阎敬铭经过调查发现,因为山东州县向无差徭,各州县养廉银、办公费、拘提缉捕的差役工食、接递驿报的夫马工料,全赖征收地丁项下留支一款。道光二十九年办理清查亏空,查出无着亏款一百三十余万两,于是决定每年在州县坐支项下酌提十万两,用于弥补亏空,计划用十二三年补完。当时银贵物贱,州县坐支项下犹可支持。随着咸丰八年接济京饷、九年停给钞票等案不断扣减,所余养廉、坐支等项已多有不敷,再加上银价贱物价增,以及各地迭被灾扰,州县日累一日,致使“疲玩成风,问捕盗之不力,则以丁役无糊口之资;诘驿递之迟延,则以夫马无给养之费”。他主张因实变通,力求实际,“下累州县而暗妨国计的酌提州县坐支一案,不可不亟筹变通”。因此奏请将山东省酌提坐支一款概免酌提,将州县养廉银内停钞二成免减。与此同时,阎敬铭严查积年亏空,要求各州县钱粮务须实征实解,严其交代,杜其侵挪。同治三年山东全省实解钱粮达到银二百三十余万两,除道光三十年的二百五十余万两外,为历年最多。

与严查亏空相联系的是清算交代。阎敬铭发现,“东省交代积疲太甚”,官员离到任均审计不严,制度形同虚设,未完钱粮久拖不完,官员一旦调任、亡故,更是一风吹。于是,他以清算交代、追查亏空为抓手,采取严格核算,逐案清厘,勒限饬追,甚至将原籍财产查抄备抵。凡限满不还官员一律罢官免职,经手书吏也降革监追。

为改善吏治,阎敬铭还严格官吏升迁,唯才是举,使操守刚正不阿的官吏得到重用,对贪黩侵吞的贪官污吏从重定罪。革职的革职,查办的查办,决不姑息,引起山东官场一次次地震。阎敬铭严查亏空、打击贪黩的严厉举措,也招来颇多怨言和反对力量,乃至严苛的参劾,但是却得到奉命调查的两江总督曾国藩的维护和赞扬。

《抚东奏稿》内另一件值得关注的内容是,保存了40余份雨(雪)泽粮价折。自同治二年四月开始,阎敬铭每月一折,按月报告上月山东全省气候与粮价。如同治二年四月莅任后,即于二十八日折中报告:全省各府属之一百州县,“于月之初一、初二、初八、初九、十五、十六、十九、二十、二十四、二十五等日,各得雨一、二、三、四寸不等。麦禾正当扬花结穗,得此时雨滋培,益臻芃茂,秋苗亦藉以播种”。同时,将同治二年三月份山东省各府、直隶州的米、谷、麦、豆价值,缮具清单,恭呈御览。据报,当月“济南府属:稻米每仓石价银二两四钱五分至四两二钱,较上月贱二钱。粟米每仓石价银八钱八分至二两六钱,较上月贱二分。粟谷每仓石价银六钱至一两六钱,较上月贱一钱。高粱每仓石价银八钱三分至二两二钱,较上月贵三钱一分。小麦每仓石价银一两四钱五分至二两五钱二分,较上月贵六分。黄豆每仓石价银一两一钱九分至二两三钱九分,较上月贵九分。黑豆每仓石价银一两一钱四分至三两二钱四分,较上月贵二钱。”

虽然雨雪天气记录比较模糊,具体各县几日有雨、雨量多少太过笼统,仅可知其大概,但米、谷、麦、豆的价格记录相对而言则比较具体,对于经济史研究无疑是极富参考价值的数据。

 

 

阎敬铭留存下来的文献资料,大部分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其中《抚东奏稿》系《近代史资料》编译室所存抄件。此次整理共约161万余字,收录奏折、附片及批牍等近千件,其中奏折近600件,附片近400件,另有通饬及批牍近40件。《近代史资料》编译室所存原奏稿抄本,系按内容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政事,包括典制事例、吏治民生;第二部分为人事,涉及保奖、参劾;第三部分为词讼及各类案件的处理;第四部分为经济事务,涉及夏秋收成、雨泽粮价、灾赈蠲缓、地丁钱粮之征解,以及漕务、盐务、关税、厘金等;第五部分为军事及地方治安,主要为镇压白莲教、捻军、宋景诗起义等各地反清活动。另外,还附录部分阎敬铭的公牍批文。此次点校,工作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将《近代史资料》编译室所存抄本与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另存抄本核校,修订错误,增缺补漏。二是重新编排次序,取消原有分类,改为按时间次序编排,将同治二至五年的奏稿文件,每年一卷,卷下各件亦完全按时间次序编排。

虽然不同的分类方法各有利弊,很难说孰胜孰优,而完全按时间次序编排的方法,或许可以使读者更方便地“还原历史”,建构起同一时间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情形之间的联系,更清晰地了解阎敬铭思想及各项行为举措之间的关系,更多地保留历史的“原汁原味”。

尽管点校整理工作已经尽其所能,由于水平所限,仍难免有错误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赐教。

 

(该文为《抚东奏稿》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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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编辑:
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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