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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02-26

热文推送 ‖ 近40年来中国与东南亚海上交流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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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40年来中国与东南亚海上交流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聂德宁 

[摘  要]

     中国与东南亚海上交流史作为中国海外交通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学科分类上属于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的范畴。自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东南亚海上交流史研究历经40年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在全面回顾和梳理这一研究领域近40年的发展历程以及其所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展望了这一研究领域今后的发展前景。指出随着中国提出的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实施和推进,中国与东南亚海上交流史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中国与东南亚海上交流史作为中国海外交通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学科分类上属于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的范畴。尽管在古代中国的史学家中已有许多非常重视外国历史和现状,其中就有不少是涉及中外关系史的著作流传于后世,但作为一门有完整体系和综合性,全面系统研究的专门学科,中外关系史始于19世纪。因此,作为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的分支之一,中国与东南亚海上交流史研究也历经了百十年的发展,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囿于篇幅限制和笔者学识水平局限,本文在此仅就自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东南亚海上交流史研究作一简要的回顾和展望,所述范围也以中国大陆学界为主。舛误疏漏之处,祈望方家斧正。 



      如所周知,东南亚位于亚洲东南部地区,地处亚洲与大洋洲、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十字路口”,由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两大部分组成,地理学界通称这两部分为大陆东南亚(Mainland Southeast Asia)和海洋东南亚(Maritime Southeast Asia)。自古以来,东南亚地区就是中国与西方乃至东方与西方的往来必经之地。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相互交往主要就是依赖于陆路和海路这两条交通途径,其中海上交通一途肇始于两汉,经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时期的进一步发展之后,到宋元明清时期进入了繁盛的时代,并一直延续到近现代依然历久不衰。由于古代从中国出发到西方,由陆路去要经过中亚和西亚;由海路去就要经过东南亚和南亚各国。所以,大凡在研究中外关系史、海外交通史或是中西交通史,以及东南亚华侨华人史的论著当中,只要是涉及海路交通方面的部分,大多都有关于中国与东南亚海上交流的史实论述。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顺应国际形势的发展以及国家建设和对外开放的需要,作为“经世之学”的中外关系史研究也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各种相关的学术研究机构和专业学术研究团体纷纷恢复或相继成立。这些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一方面培养和造就了大批中外关系史研究(包括中国与东南亚海上交流史研究)的人材,同时也推出了大批相关的科研成果。

      在相关学科的人才培养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研究生培养制度的逐步恢复,在1980年、1982-1984年间,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与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分别相继获得专门史(中外关系史)专业的硕士与博士学位授予权,这是中国大陆高校中最先招收此类专业硕博士生的两个学术研究机构,从而开启了中国大陆高校及研究机构首批培养中外关系史、东南亚史以及华侨华人史硕博士的培养工作。从上世纪的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的十余年间,厦门大学的韩振华教授培养出了六名博士和多名硕士, 暨南大学的朱杰勤教授也先后培养出七名博士和两名硕士。在他们完成的中外关系史专业的硕博士学位论文中,有不少是以“中国海外贸易史”“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东南亚华侨华人史”为研究方向选题撰著而成的。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的亚非研究所、东方语言文学系、历史系亚洲教研室,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广西社科院的印度支那研究所等高校及社科院系统的相关研究机构,也在改革开发初期或恢复或创办起来,不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培养东南亚领域的研究人材,而且还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中青年学者出国进修相关的学科专业。在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带领下,年轻的硕士生博士生以及自海外学成归来的中青年学者,陆续加入了中外关系史、海外交通史研究的行列,逐步形成了老中青三代相结合,并以中青年学者为主体的研究队伍。

      在相关的科研成果的推出方面,朱杰勤、韩振华、姚楠、陈碧笙、田汝康等老一辈的专家学者厚积薄发,在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就陆续出版和主编了一系列中外关系史、海外交通史以及东南亚华侨华人史的科研成果。诸如,朱杰勤教授在这一阶段先后校订了张星烺编著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出版了《中外关系史论文集》《中外关系史译丛》《东南亚华侨史》,并主编了《中外关系史辞典》。韩振华教授出版和主编了《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姚楠教授编译及合译出版了《东印度航海记》《东南亚与华人——王赓武教授论文选集》《中葡早期通商史》《南海贸易与南洋华人》,主编出版了《中外关系史译丛》,此外姚楠教授还与陈佳荣、丘进合著出版了中国古代海上交通的专著《七海扬帆——中国古代的海外交通》。陈碧笙教授主编和出版了《南洋华侨史》《世界华侨华人简史》。田汝康教授出版了《中国帆船贸易和对外关系史论集》。此外,北京大学历史系亚非拉史教研室与东语系亚非历史组编著的《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史论丛》,以及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也先后出版。尤其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一书收录了当时学界知名学者撰写的有关中国与泰国、缅甸、印度支那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等国家文化交流史的长篇论文,“合起来就是一部颇为详尽的《中国—东南亚文化交流史》”。这些专题论述以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友好往来,交通路线为背景,加以概括叙述,其内容之丰富,学术价值之高,填补了我国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的空白。

      在积极促进和推动中国与东南亚海上交流史的学术研究和交流方面,自改革开放初期以来相继成立的相关学术团体——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均发挥了重要的平台作用。

      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于1979年4月由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杭州大学、厦门大学、福建省社科院、福建师范大学和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等单位发起成立。自成立以来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每年都举办各种专题形式多样的学术研讨会,其中就有不少是以“海上丝路”及“中国与东南亚”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12月1-4日,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教科文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在泉州举办“中国与东南亚国际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荷兰、马来西亚、泰国以及中国各地的专家学者130多名,提交论文或摘要80多篇。此次参会论文的特点是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既探讨东南亚地区与全世界、中国与东南亚交往历史,又对当代东南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及中国同东南亚的关系进行分析,再次显示了多学科之间相互协作交融的综合研究所具有的重要趋势和意义。近十年来,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又先后主办或合作举办了“中华传统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和影响”研讨会(2011年11月),“历史上中国的海疆与航海”学术研讨会(2013年10月),“宋元交替时期东南沿海的海上交通”学术研讨会(2015年11月),“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的移民与贸易”学术研讨会(2016年12月),以及“第五届印尼华裔国际论坛”暨“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华侨华人:历史、现状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2018年11月)等。这一系列研讨会的参会论文大多已陆续由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结集出版,显示了中国学者在该研究领域的实力与水平,深得海内外学界的赞誉。此外,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自成立以来与泉州海交馆合办的《海交史研究》,是我国第一个以刊发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研究为主题的学术性期刊,内容涉及航海史、造船史、港口贸易史、中外关系史、科技文化交流史、外来宗教、外销陶瓷研究、海外移民、海交民俗、海交文献等、该期刊不仅成为展示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而且所刊发学术研究论文大多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水平,已然成为这一研究领域国际知名的学术刊物。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源于1979年4月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史学规划会议上的倡议,正式创立于1981年5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的成立大会暨首次学术讨论会,现有会员近800人,均为博士生以上或中级职称以上的科研、教学和出版人员,遍布全国所有的省、市和自治区(包括港、澳、台)。作为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主题之一,中国海外交通史及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也一直是中外关系史学会积极加以推动和强化的重要学术活动。学会先后于1994年3月在深圳大学举办了主题为“中国华南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的学术研讨会;1997年11月,在广西东兴与暨南大学历史系合作举办了主题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史”的学术研讨会;1999年11月,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北京行政学院、香港中华万年网、厦门大学合作,在厦门召开了主题为“海外汉学及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国际学术讨论会;2002年11月,与深圳大学合作在深圳召开了主题为“中国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史”的学术研讨会;2011年4月,与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师范大学南海区域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在海南省海口市举办了“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年8月,与南澳县人民政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联合,在南澳岛举办“‘南澳一号’与‘海上陶瓷之路’”学术研讨会;2015年10月,与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政法司、华文学院合作,在北京联合主办“华侨与中外关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2017年5月,与中国海洋大学联合在青岛召开了“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启示”学术研讨会。除举办学术活动之外,中外关系史学会还主编出版了《中外关系史译丛》,主编或合作编辑出版了《中外关系史论丛》,刊载了许多与中国和东南亚海上交流史研究相关的译文和学术研究论文。

      中国东南亚研究会成立于1979年8月,其宗旨在于大力开展学术活动,推动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在研究会每四年举行一次的年会,以及不定期主办或合办的地区性、专题性的研讨会和座谈会中,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以及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研究,一直以来都是研究会积极展开和推动的学术交流活动主题之一。例如,2007年4月,研究会与厦门大学及马来亚大学合作主办了“中马关系与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11月,与北京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合作举办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2015年5月,与郑州大学等单位合作举办了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第九届年会暨“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东南亚和平发展共处共生”学术研讨会,其中“一路一带”与中国—东南亚关系成为此届年会研讨的四大主要议题之一。此外,研究会还定期编辑发行《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组织科研人员编译东南亚问题资料,出版研讨会论文集,有力地促进和推动了东南亚学术研究信息的交流和研究成果的展示。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随着中外关系史、海外交通史以及东南亚研究等相关科研机构和学术团体的恢复与成立,加之研究人才培养工作的开展与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中国与东南亚海上交流史的研究领域也更加宽泛,不仅涵盖了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外交、经济贸易、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海外移民等各个方面的交往关系,而且研究的时限也从传统的古代时期逐步拓展到了近现代时期,并取得了一系列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如前所述,大凡在中外关系史(尤其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海外交通史、海外贸易史乃至东南亚华侨华人史研究的论著中,无不有相当的章节和篇幅对中国与东南亚海上交流史进行专门的论述。除上述提到的朱杰勤、韩振华、姚楠、陈碧笙、田汝康等老一辈史学家的相关著作和译著之外,自改革开放以来还有一大批的相关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在航海交通和海外贸易史研究方面,既有全面论述中国古代海外交通及海外贸易历史发展进程和规律的宏观综合性论著,诸如:陈佳荣的《中外交通史》、中国航海学会编写的《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孙光圻的《中国古代航海史》、汶江的《古代中国与亚非地区的海上交通》、余思伟的《中外海上交通与华侨》、陈希育的《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陈高华的《海上丝绸之路》、陈瑞德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友好使者——西洋篇》、张维华主编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李金明和廖大珂的《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陈炎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卢苇的《中外关系史》、韩振华的《中外关系历史研究》及《航海交通贸易研究》、何芳川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李庆新的《濒海之地——南海贸易与中外关系史研究》、阎根齐的《南海古代航海史》、孙光圻和刘义杰的《海上丝绸之路》、陈高华和陈尚胜的《中国海外交通史》等等;也有朝代和跨朝代的海外交通史和贸易史等专题性的研究成果,诸如:陈高华、吴泰的《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郑一钧的《论郑和下西洋》、林仁川的《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李金明的《明代海外贸易史》、喻常森的《元代海外贸易》、高荣盛的《元代海外贸易研究》、万明的《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黄纯艳的《宋代海外贸易》、晁中辰的《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李庆新的《明代海外贸易制度》以及万明的《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等等。至于地方区域性的海外交通与海外贸易史研究的著作更是不胜枚举,依出版时间为序主要有:《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编写组的《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林仁川的《福建对外贸易与海关史》、关履权的《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李玉昆的《泉州海外交通史略》、李金明的《厦门海外交通》、林金水和谢必震主编的《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研究》、杨国桢的《闽在海中: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廖大珂的《福建海外交通史》、中国航海学会和泉州市政府合编的《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黄启臣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张廷茂的《明清时期澳门海上贸易史》、顾涧清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王川的《市舶太监与南海贸易——广州口岸史研究》、何静彦和陈晔主编的《历史名城  海丝门户——福州海上丝绸之路论文集》、覃主元等著的《广西对外交通史》、袁钟仁的《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刘强和陈瑞娟的《汕头港与海上丝绸之路》,以及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编著的《广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等等。

      有关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和国家交往历史的研究成果涵盖的范围甚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方面面。其中,以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交往历史进行综合性、专题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韩振华的《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杨保筠的《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王介南的《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志》、陈达生等主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2:中国与东南亚》、余定邦和喻常森的《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高伟浓的《走向近世的中国与“朝贡”国关系》、聂德宁的《近现代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关系史研究》、聂德宁等的《全球化下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关系的历史、现状及其趋势》、陈达生的《郑和与东南亚伊斯兰》、冯立军的《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中医药交流研究》、周运中的《中国南洋古代交通史》,以及聂德宁和张元的《牵星过洋——福建与东南亚》等等。至于以中国与东南亚的国别交往关系史为研究对象的专题著作亦不少,主要有:黄国安等的《中越关系史简编》、刘浩然的《中菲关系史初探》、黄铮的《中越关系史研究辑稿》、张秀民的《中越关系史论文集》、王介南和王全珍的《中缅友好两千年  纪念周恩来总理到德宏四十周年》、林锡星的《中缅友好关系研究》、余定邦的《中缅关系史》、余定邦和陈树森的《中泰关系史》、孔远志的《中国印度尼西亚文化交流》、周伟民和唐玲玲的《中国与马来西亚文化交流史》,以及牛军凯的《王室后裔与叛乱者:越南莫氏家族与中国关系研究》等等。

      诚如朱杰勤教授所言,“华侨史是中外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侨是中外友好关系的媒介和当事人。中国的海外交通、国际贸易、文化交流等等都有华侨参加,并发挥积极作用。” 因此,东南亚华侨史则无疑也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一个不可或缺环节。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东南亚地区和国家华侨华人史研究的成果颇为丰硕,不仅既有综合性的通史类的著作,还有更多是断代史和国别史及专题性质的专著。在综合性的研究著作方面,除了上述提到的朱杰勤的《东南亚华侨史》,以及陈碧笙的《南洋华侨史》之外,还有吴凤斌等著的《东南亚华侨通史》,以及巫乐华的《南洋华侨史话》等等。至于在断代史和国别史及专题性的研究成果为数更多,主要有:王俊编著的《中国古代华侨》、曾少聪的《东洋航路移民:明清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比较研究》、林德荣的《西洋航路移民:明清闽粤移民荷属东印度与海峡殖民地的研究》、林金枝的《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研究》、薛君度和曹云华主编的《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迁》、温广益的《“二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史》、梁英明的《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化研究》、庄国土的《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郭梁(李国梁)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吴凤斌的《契约华工史》、温广益和蔡仁龙等的《印度尼西亚华侨史》、林远辉和张应龙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冯子平的《泰国华侨华人史话》、周南京的《菲律宾与菲华社会》、李学民和黄昆章的《印尼华侨史》、黄滋生和何思兵的《菲律宾华侨史》、徐善福和林明华的《越南华侨史》、庄国土和陈华岳的《菲律宾华人通史》,以及范宏伟的《缅甸华侨华人史》等等。

      有关中外交通史籍文献的整理校注出版,中国史籍中有关东南亚的资料以及东南亚华侨史等相关史料的辑录汇编,不仅是一项基础性的研究工作,而且其研究成果的出版更是泽被学林、功在千秋,为相关学科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海外交通史籍文献的整理校注出版方面,自改革开放之初以来,中华书局的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就陆续推出了一批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诸如:苏继庼的《岛夷志略校释》、夏鼐的《真腊风土记校注》、陆俊岭校注的《异域志》、谢方点校和校注的《东西洋考》《西洋朝贡典录》、余思黎点校的《海外纪事》《殊域周咨录》、王邦维校注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南海寄归內法传校注》,以及杨武泉校注的《岭外代答校注》等。此外,由其他出版社出版的中外交通史籍的整理校注成果还有:章巽的《法显传校注》,李长傅校注、陈代光整理的《<海国闻见录>校注》,姚楠和吴琅璇校注整理的《海岛逸志》,韩振华的《诸蕃志补注》,万明的《明抄本<瀛涯胜览>校注》,以及陈佳荣整理的《(吴)康泰、朱应外国传》等等。由于古代南海包括的范围甚广,涵盖了东南亚、印度洋地区及其以西广大地区,也是中国古代海上交通的主要区域。因此,在中外交通史籍文献中涉及到大量的古代南海地名,虽然一些古籍整理校注者也做了不少的地名考订和研究,但在整体的整理汇总上依然阙如。陈佳荣、谢方、陆峻岭合编的《古代南海地名汇释》,在将中文史籍文献中所记载的南海古地名加以考释的同时,也将外文史籍文献中的南海古地名转为汉译并再予以考释,不仅很好地总结了中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而且也不乏编纂者的创见。所以,此一中外交通史工具书的出版,无疑是该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建设成果。

与此同时,在海外交通史料、中国史籍中的东南亚资料,以及东南亚华侨史料的辑录汇编方面的主要成果有:郑鹤声、郑一钧编纂的《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海军海洋测绘研究所、大连海运学院航海史研究室合编的《新编郑和航海图集》,刘玉遵、黄重言、桂光华、吴凤斌等编的《“猪仔”华工访问录》,陈翰笙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编的《中国古籍中有关菲律宾资料汇编》,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的《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郭振铎、吕殿楼、王晟主编的《中国古籍中的柬埔寨资料汇编》,陈显泗、许肇琳等编的《中国古籍中的柬埔寨史料》,景振国主编的《中国古籍中有关老挝资料汇编》,云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的《<清实录>有关东南亚史料汇编》,黄国安、萧德浩、杨立冰的《近代中越关系资料选编》,顾海的《东南亚古代史中文文献提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余定邦和黄重言等编纂的《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中国古籍中有关泰国资料汇编》,陆峻岭和周绍泉编注的《中国古籍中有关柬埔寨资料汇编》,陈佳荣、钱江、张广达合编的《历代中外行纪》,以及中国厦门大学与荷兰莱顿大学合作整理校注的《吧城华人公馆(吧国公堂)档案丛书:公案簿》等。

      对中国古代的航海技术及造船科技史进行研究,这也是海外交通史乃至中国与东南亚海上交流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自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中国古代航海科技及造船科技的研究方兴未艾,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这方面的研究专著主要有:章巽的《古航海图考释》《中国航海科技史》,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博物馆编的《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陈希育的《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王冠倬的《中国古船图谱》,庄景辉的《泉州港考古与海外交通史研究》,席龙飞的《中国造船通史》,陈佳荣、朱鉴秋的《渡海方程辑注》《中国历代海路针经》,刘义杰的《<顺风相送>研究》等等。至于有关航海科技史的研究论文甚多,限于篇幅,无法在此一一列举。但值得一提的是,自从2011年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首次公开示出其所庋藏的《雪尔登中国地图》以来,引起了中国海外交通史和航海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探讨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充分显示出中国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能力和水平。



      纵观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与东南亚海上交流史研究所取得的发展成就,不仅继续在中外关系史、海外交通史乃至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等研究领域依然具有其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且还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和不断得以拓展的空间。展望未来,中国与东南亚海上交流史的研究必将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自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政府正在全力构建新的开放格局,全面加强与丝绸之路沿线、沿岸国家的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从历史的维度来观察,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所涵盖的区位和空间,基本上是参照和借用汉唐以至宋元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繁盛期的历史符号。而今中国提出的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空间势必向全球海洋不断延伸和扩展,目的在于要让来自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惠及世界,合作互利,共同繁荣。东南亚地区不仅在自然地理区位上与中国山水相连联系最为紧密,而且在人文地理上也与中国在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无论在历史上抑或在现实中,东南亚地区始终都是“海上丝绸之路”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因而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具有具足轻重的地位,构成了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地区。

      “海上丝绸之路”既是历史上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也是中国和不同国家及民族相互交往的重要桥梁。整合海上丝路沿岸各国海上交往的历史资源,开展学术研究,可以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由此可见,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显然为中国与东南亚海上交流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因为当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携手合作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不仅要充分吸取历史上彼此间相互交流中重视双边国家关系和经济交流的有益经验,而且也要在尊重彼此文化的基础上,超越历史的局限,更加注重民间往来和文化交流,以使得中国与东南亚的优秀文化包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彼此的相互交流中更好地产生积极影响。所以,进一步深化对历史上东南亚文化与中国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沿岸东南亚国家影响特点的研究和探讨,无疑将有助于推动当下中国与东南亚携手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进程,从而能够在更高的历史起点和更广的交流领域进行友好交往提供有益的借鉴。不仅如此,东南亚也是华侨华人聚居的重要地区,历史上华侨华人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发展发挥着重要影响。以此为背景,在学理性和应用性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考察和分析东南亚华侨华人在构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影响,进而探讨其在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和重要地位,显然具有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这些都是当前乃至今后中国与东南亚海上交流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中国海洋史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有关海洋的历史研究附属在经济史和中外关系史学科之下,厦门大学的杨国桢教授率先从经济史学科入手,提出“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概念和论述,并组织研究团队陆续完成了《海洋与中国丛书》《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共30本著作,以及新近主编的《海洋与中国研究丛书》《中国海洋空间丛书》,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中国海洋史学”“中国海洋文明史”“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论述,为中国海洋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历史上海洋中国与海洋东南亚之间的经济与文化的相互交往构成了中国海洋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同时也为中国与东南亚海上交流史研究拓展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本文前面提到的曾少聪和林德荣的著作,可谓是其中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之一。2019年3月30日至4月1日,在厦门大学举办了庆祝杨国桢教授八十华诞暨“海洋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来自海内外近200名专家学者聚集一堂展开学术研讨和交流的主题中,“海洋史视野下的中国与东南亚”成为此次研讨会的六大主题之一, 所探讨的课题涵盖了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航海交通与贸易、经济与文化交流、移民社会与侨乡互动、海洋祭祀与民俗,以及相关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等等。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海洋史研究中心。该中心成立于2009年6月,旨在联合国内外力量,发挥海洋史研究学科优势,构建一个国际性的海洋史研究基地与学术交流平台,进一步推动中国海洋史研究,并为此于2010年开始定期出版《海洋史研究》,成为继中国海交史研究会主办的《海交史研究》之后国内第二个展示海外交通史及海洋史学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从目前业已出版的13辑《海洋史研究》中所刊发的中外学者撰写的专题论文来看,其中有不少专题论文“在理论与方法上力图超越国家疆域与学科畛域,将海洋史与东南亚各专门史研究(如东南亚国别史、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东南亚华侨史)融会贯通,取得了相当有效的成果。” 由此足见中国与东南亚海上交流史依然是中外海洋史学研究热点之一,值得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令人欣喜的是,2011年由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主办创刊的《国家航海》杂志,成为继《海交史研究》和《海洋史研究》之后国内又一个以航海文史与航海博物研究为重点关注对象的学术刊物。该杂志所刊载的论文涉及海洋史、海上贸易、交通航路、古代造船、水下考古、航海文物等,同时关注相关领域的书评资讯与学术动态,其中不乏有中国与东南亚海上交流史研究的佳作。所以,无论是在航海史抑或海洋史研究领域里,中国与东南亚海上交流史都是重点加以关注且大有作为的研究方向之一,充分显示出其所蕴涵的巨大发掘潜力和强大发展后劲。

      如前所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在中国与东南亚海上交流史研究领域已取得了一系列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近年来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进以及海洋史学大力开发,中国与东南亚海上交流史研究更是再次迎来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而且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得以不断拓展。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国内学界在这一研究领域与国际水平相比较仍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必须继续加强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坚持“走出去、请进来”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积极鼓励中国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走出国门,赴国外参加学术研讨会议、访学、留学、进修的同时,持续邀请国际一流的专家学者前来讲学交流,进而在了解和掌握国内外学术动态和学术史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借鉴和吸收相关领域国外研究的先进成果,取长补短,不断更新理论和研究方法,发掘和运用新史料,开展具有前沿性、创新性的课题研究,并最终实现学术研究水平的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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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暨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

原载《海交史研究》2019年第4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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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恩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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