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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03-07

19世纪60-70年代澳门出洋华工航行途中死亡率研究

 [摘  要]:关于19世纪中后期从澳门出洋的苦力(华工)航行途中平均死亡率,目前至少有49.99%(至古巴、秘鲁和旧金山的平均情况)、36.84%(至古巴)、35.18%(至秘鲁)、35%(至古巴和秘鲁的平均情况)、15.21%(至古巴)和10.74%(至秘鲁)等诸多说法。歧说并见,令人莫衷一是。然而根据澳门辅政司署、葡萄牙驻哈瓦那总领事馆和间葡萄牙驻秘鲁总领事馆的相关文件,大致可以推定1863-1871年间从澳门出洋前往古巴哈瓦那和秘鲁卡亚俄的华工航行途中死亡率大约为3.69%—4.30%,或者说是4%左右。以往彭家礼先生制作的“示例表”和相关推论以及其他学者进一步的推论数据,均只可视作是19世纪中后期从澳门出洋的苦力(华工)在航行途中因各种原因而发生严重事件时的死亡率情况,而不能视作是一般意义上的平均死亡率数据。

[关键词]:19世纪60-70年代 ;澳门 ;出洋华工 ;死亡率

 葡萄牙人是从事中国苦力贸易的第一个殖民者,澳门则是中国苦力贸易的第一个市场和据点。关于葡萄牙人在澳门的苦力贸易的发展过程及其影响,素为学界所关注,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1]澳门的苦力贸易大体可分为三个大的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明嘉靖三十六年到清道光三十四年(1557-1844)止,这长达28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苦力贸易不仅从澳门开始,并且一直是“以澳门为中心”来进行的;第二个时期,从道光二十五年到同治十三年(1845-1874),特别是从咸丰三年(1852)后,澳门的苦力贸易曾猖狂一时,可以说是“兴旺发达”时期;从光绪元年到辛亥革命(1875-1911)为第三个时期,澳门的苦力贸易被迫从名义上停止,但实际上仍打着“自由贸易”的的招牌,继续贩卖苦力,可以说是“稍形敛迹”时期。[2]其中在第二个时期,由于在暴利的驱使下,澳葡政府对苦力贸易采取包庇纵容态度,促成这一行业在澳门日益兴隆,并且一度引领当地经济走出萧条而达到畸形繁荣,但这一行业将人当成商品同贩运、虐待的特性,势必不断造成死亡的惨剧,从而激起中外舆论乃至港英政府的反制,促使澳门葡政府最终不得不颁令取缔。[3]不过,在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中,由于对史料占有和统计方法上的局限性,在许多具体上问题往往有不少似是而非的、略显夸张的说法。如有研究者就曾说1851年的澳门只有5家“招工馆”,到1865年增至8-10家,1866年又增到35-40家,而到1873年,仅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三国在澳门开设的“招工馆”就有300多家,以“卖猪仔”为业的由原来的800人“剧增至少三、四万人”,[4]或者说“靠苦力为生的人贩子达三四万人之多”,[5]也有学者进一步推测论说当年“参与澳门苦力贸易生意的人数竟然相当于当时澳门总人口的一半”。[6]但实际上,根据葡萄牙学者徐萨斯(Montalto de Jesus,一译作杰赛斯)的研究,“1873年12月20日的法令,葡萄牙政府宣布,出于人道主义情感,废除苦力贸易。这种利他主义的措施给澳门的打击是毁灭性;好几个贸易部门破产了,数千人失了业”。[7]显然,在1873年的澳门,大约只有数千人专门从事苦力贸易。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9世纪中后期从澳门出洋的苦力(华工)在航行途中死亡率问题上,前人的相关论述也存在相互抵牾、夸张其词的情况,兹据澳门档案史料对19世纪60-70年代澳门出洋华工航行途中死亡率问题略作研究,以期能对相关问题的探讨有所推进。

[1]参见彭家礼:《十九世纪西方侵略者对中国劳工的掳掠》,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第四辑,中华书局,1981年,第174-251页;康大寿:《近代澳门的苦力贸易》,《史学月刊》1988年第4期,第63-68页;王珊珊:《近代澳门与苦力贸易》,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张华贞:《斗争与整合:契约华工与秘鲁华人社会的形成》,《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2]邓开颂:《澳门的苦力贸易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3]莫世祥:《港澳苦力贸易与英葡论争》,《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第80-89页。

[4]邓开颂:《澳门的苦力贸易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5]任光敏:《葡萄牙在澳门的苦力贸易》,《湖北三峡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

[6]莫世祥:《港澳苦力贸易与英葡论争》,《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7]徐萨斯著、黄鸿钊、李保平译:《历史上的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年,第257-258页。

一、前人对澳门出洋华工航行途中死亡率的推算

     关于19世纪中后期出洋苦力(华工)航行途中死亡率问题,彭家礼在1981年发表的《十九世纪西方侵略者对中国劳工的掳掠》一文(以下简称彭文)中曾作过初步研究。[1]彭文曾辟有专节对“苦力海上死亡率”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根据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科比·杜冯《古巴华人百年史》、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等相关资料编制了一个《苦力船海上死亡率示例表(1847-1873)》,为了便于比较,又根据这个示例表编制了《按输入苦力的国别计算的海上死亡率示例(1847-1873)》、《按苦力船籍计算的死亡率(1847-1873)》和《按年份计算的死亡率(1847-1873)》等多种表格,[2]其基本结论是:“死亡率较高的苦力船以从澳门装船出洋的为最多;以运往古巴、秘鲁的占多数;开往美国的‘苦力’船留下的记录虽然很少,只有4船次,但死亡率却高达64.21%而居首位。”[3]另外,从其《按输入苦力的国别计算的海上死亡率示例(1847-1873)》可知,在输入苦力的五个国家中,输入古巴、秘鲁、圭亚那的苦力海上死亡率分别是36.84%、35.18%和30.00%,居于中等水平,而输入巴拿马的苦力海上死亡率为22.34%,虽然排于末位,但仍然是比较高的死亡率。

目前国内学界主要采用的是彭文的有关数据和说法并据之作进一步的推论。彭文中的《苦力船海上死亡率示例表(1847-1873)》中的相关统计数据影响较大,邓开颂《澳门的苦力贸易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一文即据之重新编制了《1856-1878年从澳门运往古巴、秘鲁苦力人数表》,而蒋祖缘主编《广东航运史(近代部分)》一书,根据彭文中的《苦力船海上死亡率示例表(1847-1873)》中从澳门出洋的苦力船死亡率的42条资料重新编制了《澳门出洋的苦力船死亡率示例表(1847-1873)》(参见表1),并相应得出这样的研究结论:“从咸丰四年到同治十二年(1854-1873年)的19年中,有12个年头苦力船由澳门开出,每年平均华工出洋的死亡率高达49.99%。最高的一次是同治九年(1870年)开往秘鲁的‘多·乌加特’号和同治十年(1871年)开往秘鲁的‘唐璜’号。两船都装运华工650人,途中死亡600人,死亡率高达92.46%。”[4]还有人根据彭文中的《按输入苦力的国别计算的海上死亡率示例(1847-1873)》中有关古巴和秘鲁的两组数据,认为从1854年至1873年从澳门航行至古巴和秘鲁的苦力船43艘,输出苦力21137人,而到岸时只有13732人,祭途中死亡率达35%。[5]甚至还有研究者依据彭文中的《苦力船海上死亡率示例表(1847-1873)》中所提供的从澳门出洋的苦力船资料并且仿照其制表思路,相应制作了只涉及从澳门出洋的苦力船的《苦力船死亡率示例(1854-1873)》、《按输入苦力的国别计算的海上死亡率示例(1854-1873)》、《按苦力船籍计算的死亡率(1854-1873)》和《按年份计算的死亡率(1854-1873)》等多种表格。[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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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60-70年代澳门出洋华工航行途中死亡率研究 - 海交史 - 2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彭家礼本人实际上对自己所编制的《苦力船海上死亡率示例表(1847-1873)》的可信度却是持谨慎态度的,他曾客观地说明“示例表所列的是比较突出的例子,不是根据全部情况通盘计算的,因为无法找到这样系统的资料,只能从示例表看一个梗概。”[7]为此,彭家礼又根据1860年美国国会关于中国苦力贸易的报告提到的1847-1859年从中国开往古巴的苦力船海上死亡率统计表中总额栏的数字另行制作了一个统计表格即《1847-1859年从中国开往古巴的苦力船海上死亡人数表》(参见表2),并且据之分析说:“从1847-1859这八年中(引者按:实际上当是这个时间段中1847年和1853-1859年的八个年份),每年平均有14.5船次到达古巴;掠往古巴的苦力每年平均为6265人;海上死亡数每年平均953人;每年平均死亡率为15.21%。1859年以后,关于输入古巴的苦力就没有别的完整的统计了。有人查过古巴国家档案,据说,以后的几年只有一些不完全的数字,同这个表的比例相近。即使根据古巴这个通盘计算的统计表,15.21%的海上死亡率也足够惊人了!”[8]从这一段论述可知,彭家礼也深知根据“通盘计算的统计表”得出的1847-1859年从中国开往古巴的苦力船的每年平均死亡率为15.21%这个统计数据,更为可信一些。然后,参考彭家礼《十九世纪西方侵略者对中国劳工的掳掠》一文的研究者们,大多更倾向于采用彭文中《苦力船海上死亡率示例表(1847-1873)》的有关数据,而置《1847-1859年从中国开往古巴的苦力船海上死亡人数表》于不顾,只有个别学者采用了后一表格中的数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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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关于19世纪中后期从澳门出洋的苦力(华工)航行途中死亡率问题,还有其他的相关统计数据。如美国学者瓦特·斯图凡特《秘鲁华工史》一书就根据相关统计资料认为,1860年至1870年间,从澳门出发抵达秘鲁卡亚俄的华工,途中死亡率年平均为10.74%,其中1862年离澳人数为1716人,抵达时只有1003人,死亡率高达41.55%。[10]这一组数据也有学者征引。[11]

总的来看,关于19世纪中后期从澳门出洋的苦力(华工)航行途中年平均死亡率,目前至少有49.99%(至少古巴、秘鲁和旧金山的平均情况)、36.84%(至古巴)、35.18%(至秘鲁)、35%(至古巴和秘鲁的平均情况)、15.21%(至古巴)和10.74%(至秘鲁)等诸多说法。歧说并见,令人莫衷一是,相关问题显然还需要再作深入的研究。

 [1]彭家礼:《十九世纪西方侵略者对中国劳工的掳掠》,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

 第四辑,中华书局,1981年,第174-251页。
[2]彭家礼:《十九世纪西方侵略者对中国劳工的掳掠》,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
第四辑,,第204-208页。
[3]彭家礼:《十九世纪西方侵略者对中国劳工的掳掠》,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第四辑,第209页。
[4]蒋祖缘主编:《广东航运史(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第13页。
[5]黄鸿钊:《澳门史纲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9页。
[6]王珊珊:《近代澳门与苦力贸易》,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25-28页。
[7]彭家礼:《十九世纪西方侵略者对中国劳工的掳掠》,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第四辑,中华书局,1981年,第206页。
[8]彭家礼:《十九世纪西方侵略者对中国劳工的掳掠》,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第四辑,第209页。
[9]康大寿:《近代澳门的苦力贸易》,《史学月刊》1988年第4期。
[10](美)瓦特·斯图凡特:《秘鲁华工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第62页。
[11]康大寿:《近代澳门的苦力贸易》,《史学月刊》1988年第4期。

二、澳门辅政司署文件所见从澳门出洋的华工航行途中死亡率情况

正如彭家礼已经意识到的那样,研究19世纪中后期出洋苦力(华工)航行途中死亡率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有限的示例性数据,而要尽可能地根据“系统的资料”对“全部情况通盘计算”。他在1980年代初期限于当时的实际条件,无法达到这样的要求,所以只能制作了一些示例性的统计表格并据之作了相应的分析。新近暨南大学张廷茂教授编译了一套《澳门历史文献辑译》,其中由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第二辑为“澳门港华工出洋”专辑,所收资料非常系统详细,可以据之对澳门华工出洋的历史做出更加全面的考察,这里首先就该书所收澳门辅政司署文件所见有关1864年10月至1865年5月期间从澳门出洋的华工航行途中死亡情况的资料,对前人的相关研究进行补充论证。
1865年8月7日的澳门辅政司署文件记载了1864年10月至1865年2月这4个月间从澳门出洋前往古巴哈瓦那和秘鲁卡亚俄的11条船的运载华工人数和死亡情况,其归纳的结论是:“上述前往哈瓦那的9艘船,共运载华工3270人,航行途中死亡89人,死亡率略高于2.5%。前往秘鲁的2艘船,共运载华工802人,途中死亡35人,死亡率接近4.5%。”[1]表3是澳门辅政司署文件所见有关1864年10月至1865年5月期间从澳门出洋前往古巴哈瓦那和秘鲁卡亚俄的22艘船的相关统计数据,可知在这8个月时间内,共运载华工7487人,途中死亡207人,死亡率大约为3.69%。
据前引彭家礼在1981年发表的《十九世纪西方侵略者对中国劳工的掳掠》一文中《按输入苦力的国别计算的海上死亡率示例(1847-1873)》中统计数据,1847-1873年间输入古巴、秘鲁的苦力海上死亡率分别是36.84%和35.18%,其死亡率数字大约是澳门辅政司署文件所见有关1864年10月至1865年5月期间从澳门出洋前往古巴哈瓦那和秘鲁卡亚俄的22艘船的平均死亡率数字的近10倍左右。至于蒋祖缘主编《广东航运史(近代部分)》一书根据彭文中的《苦力船海上死亡率示例表(1847-1873)》中从澳门出洋的苦力船死亡率的42条资料重新编制了《澳门出洋的苦力船死亡率示例表(1847-1873)》并相应得出从咸丰四年到同治十二年(1854-1873年)的19年中每年平均华工出洋的死亡率高达49.99%这个数据,更是比根据澳门辅政司署文件所见有关1864年10月至1865年5月期间从澳门出洋前往古巴哈瓦那和秘鲁卡亚俄的22艘船的平均死亡率数字的近14倍左右,偏差之大,令人难以想像。
笔者注意到,彭家礼《十九世纪西方侵略者对中国劳工的掳掠》一文中的《苦力船海上死亡率示例表(1847-1873)》并无1864年和1865年的相关数据,而从该文中的《1850-1872年苦力船海上遇难事件表》[2]中所统计的48条事件来看,全部都是根据香港《中国邮报》以及其他一些论著中记录的各有关年份“苦力船海上遇难事件”,并不是完整的统计数据,所以其制作的《苦力船海上死亡率示例表(1847-1873)》确实只能算作是特殊事件的“示例表”,不能据之作更进一步的统计分析,否则就会严重失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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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廷茂编译:《澳门历史文献辑译》第二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83页.

[2]彭家礼:《十九世纪西方侵略者对中国劳工的掳掠》,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第四辑,第210-219

三、葡萄牙驻哈瓦那总领事馆文件所见从澳门出洋的华工航行途中死亡率情况

张廷茂教授编译的《澳门历史文献辑译》同时也收录有葡萄牙驻哈瓦那总领事馆的相关文件,据之可研究1863年10月至1871年8月间从澳门出洋前往古巴的华工航行途中死亡率情况。

表4统计了46条1863年10月至1871年8月间从澳门出洋前往古巴的华工航行途中死亡情况,其中第1条只有途中丧生人数,没有载运人数和抵岸人数,所以无法计算华工航行途中死亡率;第2条只有死亡率数据,没有载运人数、抵岸人数和途中丧生人数,其死亡率数据的可信度有待证实。除去这两组统计数据,表4中实际的有效数据为44组。

据表4可知,1863年10月至1871年8月的将近八年间从澳门出洋前往古巴的华工航行途中死亡率大约是3.83%,只是略高于澳门辅政司署文件所见1864年10月至1865年5月期间从澳门出洋前往古巴哈瓦那和秘鲁卡亚俄的22艘船的华工死亡率(约为3.69%)

另据彭家礼根据1860年美国国会关于中国苦力贸易的报告提到的1847-1859年从中国开往古巴的苦力船海上死亡率统计表中总额栏的数字另行制作的《1847-1859年从中国开往古巴的苦力船海上死亡人数表》,从1847-1859年这个时间段中1847年和1853-1859年的八个年份,每年平均死亡率为15.21%。这个数字也远远高于1863年10月至1871年8月间从澳门出洋前往古巴的华工航行途中死亡率数字,其可信度同样也令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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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葡萄牙驻秘鲁总领事馆文件所见从澳门出洋的华工航行途中死亡率

张廷茂教授编译的《澳门历史文献辑译》还收录有1866-1871年间葡萄牙驻秘鲁总领事馆的相关文件,据之可研究1866—1871年从澳门出洋前秘鲁的华工航行途中死亡率情况。

表5共统计出58组1866—1871年这六年间从澳门出洋前往秘鲁的华工航行途中死亡情况。从表中可知,就这六年间从澳门出洋前秘鲁的华工航行途中死亡率而言,死亡率最小的是1871年2月从澳门出洋、1871年5月31日抵达秘鲁卡亚俄的法国籍船塞西莉亚号所运华工,当时载运人数为370人,抵岸人数为369人,途中丧生人数仅为1人,据之推算出的死亡率只有0.27%;死亡率最大的是1871年3月从澳门出洋、1871年7月13日抵达秘鲁卡亚俄的萨尔瓦多籍船若亚敬·里高号所运华工,当时载运人数为245人,抵岸人数为195人,途中丧生人数为50人,据之推算出的死亡率只有20.41%;至于这六年间58船次的平均死亡率则大约为4.30%,略高于1863年10月至1871年8月的将近八年间从澳门出洋前往古巴的华工航行途中死亡率,而与1865年8月7日的澳门辅政司署统计的从澳门前往秘鲁的2艘船的死亡率(接近4.5%)这个数据相近,显然也是比较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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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简短的结论

从上述研究可以得出如下新的研究结论:

其一,根据澳门辅政司署的有关文件,1864年10月至1865年5月这八个月期间从澳门出洋前往古巴哈瓦那和秘鲁卡亚俄的华工航行途中死亡率大约为3.69%。

其二,根据葡萄牙驻哈瓦那总领事馆的相关文件可知,1863年10月至1871年8月将近八年间从澳门出洋前往古巴的华工航行途中死亡率大约是3.83%。

其三,根据葡萄牙驻秘鲁总领事馆的相关文件可知,1866-1871年这六年间从澳门出洋前往秘鲁的华工航行途中死亡率大约为4.30%。

其四,根据以上三组数据,大致可以推定1863-1871年间从澳门出洋前往古巴哈瓦那和秘鲁卡亚俄的华工航行途中死亡率大约为3.69%—4.30%,或者说是4%左右。

其五,澳门辅政司署、葡萄牙驻哈瓦那总领事馆和葡萄牙驻秘鲁总领事馆的相关文件,所记运载华工的时间段、到达港口不尽相同,但均有某一时间段的载运人数、抵岸人数和途中丧生人数的比较完整的数据,均属于彭家礼先生认为十分重要而且他本人并未看到的可以据之进行“全部情况通盘计算的”的“系统的资料”,因而据之统计推算出来的1863-1871年间从澳门出洋前往古巴哈瓦那和秘鲁卡亚俄的华工航行途中死亡率数据是大致可信的,以往彭家礼先生制作的“示例表”和相关推论以及其他学者进一步的推论数据,均只可视作是19世纪中后期从澳门出洋的苦力(华工)在航行途中因各种原因而发生严重事件时的死亡率情况,而不能视作是一般意义上的平均死亡率数据。

(原文载《澳门历史研究》第17辑,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会,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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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暨南舆地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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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光(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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