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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04-06

仲伟民|全球史视野:对晚清时局的一种新解读|【《探索与争鸣》2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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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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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视野:对晚清时局的一种新解读

仲伟民|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本文节选自《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2期同名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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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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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伟民教授



晚清处于中国历史发展一个巨变的时期,这个时期既迥异于此前的任何朝代,堪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又与此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其后中国历史的很多面相都是由那个时期决定的。简言之,在晚清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被全方位卷入全球化旋涡之中,中国逐渐开始以一个民族国家的身份融入世界,从而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意识形态方方面面的变革。因此,从全球史的角度解读晚清,是理解晚清历史的重要途径。


从全球史视角才能对晚清时局有全面理解

清王朝在1850年代似乎大势已去,内有叛乱,外有列强,根据王朝兴衰规律,其灭亡指日可待。但让人惊异的是,它不仅没有灭亡,反而继续存在了半个多世纪。不少学者认为,1860年代后清朝进入了“中兴时期”。根据笔者的理解,称这个时期为“中兴”相当勉强,因为自此以后清朝始终在风雨飘摇之中,尽管有了一点中兴的迹象,但最终不仅没有实现中兴,反而像一艘汪洋大海中的破船,随时都有沉没的可能。当然,不可否认,这时期清朝在方方面面的确有了很多新的特点,与传统统治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大胆启用汉族官员、1860年代起真正开始“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大概指此。


有学者认为,清朝没有在1850年代终结,是因为太平天国过于无能。这个看法同样不够全面,因为这一时期太平天国的对手不单单是清朝,清朝所面对的对手同样也不仅仅是太平天国。在这个复杂的历史时期,清朝和太平天国都要面对另外的对手,即列强。谁想在这个时期全面控制中国,都必须得到列强的认可。也就是说,列强在武力上有可能轻而易举灭掉清王朝或太平天国,但他们不能也不想这么做;而太平天国后来失败,部分原因是列强最终选择站在清王朝一边,并协助清王朝剿灭了太平天国。


因此,对晚清政局的分析,应放在长时段及全球史的背景下,才能有更深刻的理解。因为“从现代世界的本质来看,没有一个国家看起来可以长期生活在孤立中,总是或早或晚地与别的国家建立关系” 。晚清时期中国的局面,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对晚清历史的理解必须放在长时段中,即必须从16—19世纪的较长时段中对晚清史进行考察。这是一种真正的历史主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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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这个时间点,对中国历史来说可能不太敏感,因为这个时期世界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几乎没有对中国产生影响。但如果从世界史的角度考察,不难发现,自 16世纪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社会开始发生巨大的社会变迁——大航海、殖民主义、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资本主义贸易互联、科学技术的一系列突破等;与中国历史对比,同样不难发现,同时期中国并未发生相应的社会经济变迁。


对于世界历史来说,16世纪前后是一个重要分水岭,因为欧洲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全面扩张,欧洲人的世界意识和全球意识开始觉醒,但中国除了明末清初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有意愿接触欧洲文化,此后很快转向闭关自守。这个时期,欧洲在全世界殖民扩张,中国却表现得极度内敛(清朝疆域的扩大,需要从另外的角度去理解)。从整个世界历史看,“16世纪都是世界整合的一个起点,是当今全球化世界的开端”。


19世纪同样也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通过此前两三百年的洲际贸易、殖民扩张以及基督教的传教运动,西欧一些国家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资本与市场像一个纽带把全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任何地区、任何国家独立封闭的发展再也不可能了。从19世纪开始,“世界的整合和全球性的同步才真正到来”。此间,中西历史发展的不对称性导致了严重冲突:在欧洲,民族国家的逐渐强大与资本、市场、武力的不断扩张相伴随,其贸易规则、外交手段等已逐渐从传统转向近代,自由平等理念与强权霸权观念并行;而在中国,传统帝国苟延残喘,前近代生产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主导着这个国家的发展方向。


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研究叙事,全球史的方法能提供很多启发。它要求将中国历史纳入全球史的视野进行考察,而不单单是循着中国历史发展或西方历史发展的主线。这样的方式,才能够使叙述的历史尽可能接近历史的原貌。


晚清时的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转型时期,只有从全球史的视野来理解这段历史,才能得到深刻而令人信服的解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政府,之所以能摇摇晃晃又维持半个多世纪,一方面有努力自救的成分,这种努力突出表现为清廷一度想走出孤立自闭状态、向西方学习,却又不能自始至终;另一方面,也有列强通过各种方式扶持清政府的成分,因为他们不希望看到一个分裂的中国,也不希望中国改朝换代。二者缺一,晚清时局都不可能维持。


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在 1860 年代

1840年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至今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是这样写的。“1840”作为一个特殊的、标志性的年份,甚至已经成为中国人历史常识性记忆的一部分。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质疑这个传统观点,笔者对此也不赞成。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形看,第二次鸦片战争才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真正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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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主战场在东南沿海地区,因为远离政治中心,加上地方官员对英国了解较少以及对皇帝瞒报欺骗,所以中央政府对战况及局势了解极少。此次中英冲突实际上对清朝统治中枢影响甚微。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当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极少。尽管这个时期魏源、林则徐等人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认识,《四洲志》《海国图志》等书籍对国外情况也进行了一些介绍,被当作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但他们的认识实在非常有限,对国人的影响也极其微小。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惨败及所受屈辱,才真正对统治集团产生了影响。其一,英法联军一路北上,直捣清朝统治的心脏,迫使皇帝仓皇出逃,对最高统治者真正产生了灵魂的震动。其二,也是最重要的,此次所遇劲敌前所未见,清人对英法联军的做法不能理解,比如不求占领土地,却坚持要求在北京驻使等。在此次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变中,统治高层中的少数人如奕䜣等不得不直接面对英美强手,战争的惨败及被迫与列强当面交涉,对奕䜣等有醍醐灌顶的作用,使他们至少意识到两点:第一,眼下的强敌比此前接触的任何对手都要强大,难以对付;第二,传统处置藩属关系的那套做法失效了,必须接受对方的要求和做法。此正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统治集团内部产生分化,一部分终于开始思变,比如意识到必须改变处理中外关系的办法,也必须进一步改善满汉关系。正是因为统治阶层内部产生了真正改革的动力,所以才有了后面的所谓“同治中兴”。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中国近代历史真正的转折点不在1840 年,而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 1860 年代。


认为1860年代才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源于两个基本方面。其一,正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外激烈的对抗以及双方高层的直接接触,清政府的对外策略才开始发生转变,此后中外双方由对抗进入实质性合作阶段。其二,基于第一点,清政府不仅顺利消灭太平天国,而且开启了所谓“同治中兴”的新局面。尽管笔者不同意“中兴”之说,但清政府此后的确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在一批想有所作为的满汉官员的努力下,又勉强维持了半个世纪。


经历内忧外患的严峻考验之后,统治者终于认识到旧的教育、军政体制已经无法应对复杂的时局。可以看到,清朝军事近代化的步伐最快,在与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清军就已经开始用近代化武器装备自己,这也成为清军最后战胜太平军的重要因素之一。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等企业的创建,标志着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初步启动;同文馆的创设,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而随后的海军建设,也应视作中国与国际接轨的重要举措。


当时的每一点改革都非常困难。比如直隶州知州杨廷熙就以旱灾为由,认为设立同文馆等举措违逆天意,要求关闭同文馆。好在经过蒙难的慈禧太后比较坚决地支持洋务派,批评杨廷熙几千言的奏折“甚属荒谬”,对相关从事洋务事业官员的攻击完全是“肆口诋诬,情尤可恶”。因此,尽管清廷高层意见分歧极大,但这个时期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基本能够顺利通过并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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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同文馆


总理衙门的设立,是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标志,也是其最有成效的部分之一,更是中国从完全被动卷入全球化到主动融入全球化过程的产物。总理衙门不仅直接推动了洋务运动,而且也是推动清朝逐渐与世界接触、进入世界大家庭的关键环节,成为清王朝接触世界的最主要的窗口。正是因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设立了总理衙门,清政府的对外交涉才开始步入正轨,开始真正学习西方外交手段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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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统治集团内部认识到传统的对外策略已经失效,必须顺应欧美列强的新策略。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他们既趋新又守旧,既改革又守祖规。这是清廷曾有希望但最终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1860年代后期,清政府务实的外交政策以及相关的经济改革措施,很好地维护了国家利益。但晚清所谓“中兴”只是昙花一现,没有坚持下去。究其原因,如上文所说,最重要的是统治阶层不能下决心走出孤立状态。结果仅有极少数人具有与世界接轨的意识,绝大多数人固守固有文明,而拒绝与世界、与现代文明接轨。这使清政府在1870年代后期快速走向保守,如清流党高举意识形态大旗,对改革派大肆挞伐,后果极其严重,甚至可以说是导致中法战败、甲午战败、辛丑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在王朝的最后几年,清政府再次试图走出孤立,实施全方位的新政改革,但为时已晚。


维护清朝统治以保证在华利益

很多学者注意到,至19世纪中期,清王朝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大厦将倾。尽管太平天国最终失败,但以英法为主的列强却完全可以推翻清政府,或另立新君,或制造中国分裂,但列强并没有这样做。因为,列强认为,中国统一而非分裂,才符合它们的利益;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国内也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取代清政府,因此,利用它更容易实现对全中国的控制。尤为重要的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打击,清政府逐渐学会了与列强“合作”,改变了以前那种“蛮横”“欺诈”的做法。清政府在与列强的冲突中,不得不逐渐学习近代外交手段,逐渐改变传统帝国的对外交往方式。可以看到,在晚清最后五十年,尽管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屡有反复甚至倒退,但总体来看,仍是逐渐走向近代化的。


“利益均沾”既是英、法、美等列强控制中国的共识,也是其在中国谋取长期商业利益的重要手段。就此而论,列强不希望清王朝崩溃。清末海关是中外共管、双方得益的典型案例。外国人接掌中国海关,起因是1853年小刀会使上海海关无法照常课税。此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清政府方面急需此项关税以应军需。列强方面,自1842年以来中西贸易逐渐扩大,由于语言、文化方面的隔阂,外商感到诸多不便,也希望有所改革。从法律层面讲,《南京条约》曾规定英国可以派遣海关税务司监督中国海关以确保关税的正常征课。清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增加海关收入不易;列强也很难直接插手清政府的政治体系,而海关总税务司并不被认为是一个核心机构或是能影响政府决策的机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清政府同意由外国税务司监督中国海关税收。事实证明,此项举措不仅对列强与中国的贸易非常有利,而且海关税收越来越成为清政府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收入。



清朝前中期主要有三个税源:田赋,每年约3000万两;盐税,每年约500万两;关税,每年约500万两。至晚清时期,传统税种收入均有大幅增长。如田税,清朝虽曾规定永不加赋,但实际上越来越难以做到,迫于《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赔款的压力,清政府开始逐渐提高田赋,到1911年,田赋收入达4800多万两。盐税方面,清廷通过盐税抽厘和食盐加价的方式,也大幅提升了盐税收入,1911 年这项收入高达4600多万两。关税收入在这个时期同样非常可观,因为以前只有广州一口通商,后来越来越多的城市辟为通商口岸,扩大了海外贸易的规模,关税收入自然增长也非常快,1911年已经达到4300多万两。最关键的是,关税是清政府最容易支配的收入,除了支付赔款和偿还借款外,关税在清政府洋务活动及宫廷开支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另外,清代关税机构及作用的变化,也成为引领中国传统财政体制由农业型财政向工商业型财政转变的关键因素,甚至成为引领中国艰难走向近代化的关键因素。


现在回到本文的主题,即清政府在列强压迫以及太平天国战乱后为什么得以存续?笔者认为有两个重要原因。首先,1861年咸丰皇帝死后,一个新的、迥异于此前的领导阶层产生,而这个领导阶层“有能力重组朝廷”。这个新的领导阶层在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磨炼后,逐渐认识到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制度的重要性,开始改变或抛弃传统的对外策略。其次,正是基于第一点,1860年以后,中外关系有了根本改善,即清政府接受了列强尤其是英国武力胁迫下所要求的新秩序,此后英国的对华政策“就转变为帮助清朝打败叛军,因此接着而来的是一个中英合作的时代” 。对此,学术界已经有较多的研究成果,且意见较为一致,即认为清政府劫后余生,部分原因是因为其乐意且有能力满足外国势力在华的利益而得到了他们的扶持。尤其是在《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等国与清政府完全结束了敌对状态。太平天国灭亡后,西方列强与清政府关系逐渐升温,进入较为愉快的“合作时期”,在华的西方各国势力愿意协助中国推动战后由朝廷大员和地方督抚所领导的自强运动。


就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而言,我们不能忽略以下事实。


其一,在中西交往之初,至少从马戛尔尼使华开始,西方就将中国视为一个民族国家;后来列强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其前提仍然是视中国为民族国家。马戛尔尼拒绝跪拜礼仪,不是单纯因为担心降低自己的身份,而是认为他代表了英国,国与国之间应该是平等的,他不可以代表英国行跪拜礼;《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列强坚持驻使北京,是因为这是西方国家的近代外交惯例。起初,列强不理解这个帝国几千年的生存方式,可是,现实世界客观上已经不允许古老帝国以传统的方式存在了。在此过程中,列强一直认为,“中国接受这一事实并以现代主权国家的身份出现只是时间问题”。这与西方国家对待殖民地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


其二,对西方在中国的代言人,也需要更为客观冷静的分析。尤其是像蒲安臣、赫德这样的人物,尽管他们是列强的代表,但其所作所为也需要客观看待。比如,威妥玛曾建议中国兴办铁路、电报、采矿、学校等事业,这些无疑都是对中国友好的表现。赫德更是如此,他曾向总理衙门提交了名为《局外旁观论》的说帖,试图站在第三者立场论证中国内政与外交的关联性。但总理衙门开始时并不信任他,一年半后才转呈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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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


诺思认为,在人类社会制度的存续和演变过程中,如果缺少外生力量的冲击,如果任由各社会内部的自生自发力量和秩序自然生长和发育,则很可能由于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和“锁入效应”而不断自我复制或“内卷”,尤其是那些囿于深厚传统和文化的社会,仅靠自身很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或秩序之中。中国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化,可以用诺思的理论来解释,即中国近代因素的发生受到外来因素的重要影响。但是,因为传统的力量和惰性过于强大,因此除器物层面,思想、制度、传统等方面的近代化转化非常困难。大航海时代之后,世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所有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卷入全球化浪潮之中,谁也无法置身事外。中国近代发生的一切问题,都可以从中国与全球的视角得到合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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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探索与争鸣杂志

                       
最后编辑:
作者:马光(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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