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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宝国:我们发现了真实的历史,然而在历史现场的人并不觉察

胡宝国:没有想到这辈子会学历史

 

胡宝国,1957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网名“将无同”,人称“同老”。正值同老新书《将无同:中古史研究论文集》上市,蒙其慨允,我们将他近来谈论文章背景与治学心得的短札汇为一篇,以飨读者。——微信公众号“中华书局1912”

 

同老1997年在日本古代史研究会(大阪)宣讲《汉代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一文

关于“九品中正”的选题

《魏西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东晋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杂考》这三篇谈九品中正的文章,都是出自我的硕士论文。这个题目是自己选的。事先我问过周先生(按,指周一良先生)论文选题的事。他很不高兴地说,如果一个学生自己都找不着题目就比较麻烦了。我一听就明白了,只好自己选。

在当时,这个选题还可以,二十几岁,一开始写制度方面的文章容易成功。但是选九品中正制度又是失败的,因为这个题目是个老旧题目,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这直接决定了我不读博士,因为再读博士必须另外选题。留校后,和中文系的商伟同宿舍,说起来才知道,他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所以没有读博士。比较起来,老同学阎步克就高明百倍了,他自己发现的察举制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也可以持续发展,所以他接着读博士很顺畅。选题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眼光。

后来知道,有人以九品中正为题能写出书来,还有的人能一辈子研究这个问题,十分惊讶,十分不可理解。

我的论文大概是从五月开始的,整个一个暑假都没有回家。另外两位同学回家了,宿舍只有我一个人。上午睡觉,工作主要是从每天下午开始,晚上是最重要的时候,晚饭后一直到深夜两点钟,不停顿。最后要吃一颗煮鸡蛋。鸡蛋是用多余的粮票在中关村农贸市场换的。10斤粮票可以换8颗鸡蛋。

9月开学,把论文的第一部分“魏西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交给了周先生。这是对我十分关键的时刻。没有想到,周先生看后非常满意。他跟我说,你用的材料我都很熟,但你发现的问题,我一点没有觉察。你要争取把这个题目写成最后的定论。以后不需要别人再写了。这评价极高了,但实话说也有点幼稚了,谁能终结一个大问题的研究呢?没有人能做到。

这篇文章决定了我的留校。我曾让父亲给何兹全先生写信谈未来的工作。何先生回信说,我当然很想要宝国,但可能不成,因为“一良同志对宝国很是称赞”,恐怕是留校了。

论文最终完成后,周先生有些不满意了,嫌文章中“多有武断之处”。后来我一直注意克服这个缺点,但不敢说已经改了。

《九品中正制杂考》当年是发在《文史》上的。这篇小文章是周先生要我写的,反驳宫崎市定的一个观点。他说,你要能把宫崎驳倒,文章就大获成功了。当然,我的性格决定了我不可能是周先生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是看了宫崎的文章确实不同意才写的。

 

《文史》第36辑,1992年
 

文章与运气

在我这辈子不多的几篇文章里,大概最受好评的就是《〈史记〉、〈汉书〉籍贯书法与区域观念变动》一文,五千多字吧。包括唐长孺先生,看了文章的人都说好。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同事说的话。那时候历史所在日坛路。一天,我上楼梯,他下楼梯,他看见我停住说,文章很好很好,不过我告诉你,这文章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当时不太服气,总认为是自己读史料超级敏感,所以才有这个发现。但是后来渐渐承认他说的对了。因为我后来再没有写出一篇这样的文章。这篇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研究局部要有整体关照”

《习凿齿与襄阳》这条札记是为了给祝先生(按,指祝总斌先生)祝寿写的,没有想到成了最后一篇文章。本来还动过念头,再写一篇陶渊明与江州。陶渊明的特点可能跟他生活的地域有关。后来想想,文学史研究者有大量文章了,我多数没有看过,不敢写了。

现在研究某个特定地区的文章很多了,但好的不多。原因当然各式各样,但是有一点应该特别注意,就是说研究任何局部地区都最好有整体的关照。局部地区的价值、特点只有在总体的关照下才容易呈现出来。

多年前,坐李新峰的车去保定。那时候没有手机导航。他跟罗新偶尔会看地图。我发现他有个特点,他不记路。去某地,来回的路不一样,而这个地方他并没有来过。怎么做到的?他说他脑子里始终有一张地图,随时都知道自己在地图上的位置,所以可以这样选择路线。他这个解释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前面说的研究局部要有整体关照大体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要时时注意到我们研究的局部在整体中的位置。

最近,整理我那可怜的几篇文章,感受最强的就是区域问题。不关注区域,不可能注意《史记》《汉书》籍贯的不同写法。汝颍问题、对复客制的讨论也体现出明确的区域意识。一直到最后,关心建康与三吴、关心西人东人、关心襄阳问题,都有明确的区域意识在里面。

这是怎么来的呢?这就是因为上学时整天跟考古的同学在一起混。那时我发现,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最关心的是“时间”,而考古的人时时有“空间”意识、区域意识。这一点给我很大的启发,所以从毕业开始,三十多年来,一直自觉地处处考虑到区域问题。我没有历史地理学的基础,不敢过多涉及,但是有一点这方面的考虑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所以说,要多与友邻学科的人接触、交流,不要总是跟本学科的人在一起。

 

2008年11月同老参加中华书局组织的“南朝五史”修订方案评审会。左起:张金龙、冻国栋、许逸民、张忱石、田余庆、丁福林、景蜀慧、胡宝国、张文强

关于《汉晋之际的汝颍名士》

刚刚得知田先生(按,指田余庆先生)相当认可这篇文章,高兴。围绕这篇文章有不少故事。

文章写好给步克、苏镇(按,指阎步克、陈苏镇两位教授)看。那时没有网络,也没有电话。到邮局寄出去就等回信了。每天下楼就是看信箱。很快他们都回信了。步克的信密密麻麻,写了几千字。参考他们的意见修改后寄给了《历史研究》。不久就收到了责任编辑高世瑜的来信。她认为文章内容很潇洒,但是文章写得不够潇洒。我明白她的意思,删去了40多条材料,文字进一步调整。改完后我自己也感觉文章清爽多了。20多年来,我一直特别感谢这位编辑,可惜从来没有见过。她与我父亲很熟。

第二年,文章被《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翻译发表了,其实是压缩改写,以便符合英文习惯。他们没有通知我什么,当然也没有稿费,只是寄来一本杂志。

后来评副研究员,提交了这篇文章,还有其他几篇。评审会后,张泽咸先生激动地跟我说,张政烺先生发言了!他说胡宝国的文章好。张先生评职称从来都是只投票不发言,今天第一次说话了!我听了当然特别高兴,但还是落选了。

年轻时,很需要鼓励,但是没有,后来,慢慢一切都变得无所谓了。我老了,不在乎了,也有足够的自信了。

 

《汉晋之际的汝颍名士》英文版

 

“默证”——“无”的研究视角

在网上看到有人评论我的小书,很多夸奖之后,特别指出,该书很多时候都是用的“默证法”。何谓“默证法”?“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代中有与此历史观念相反之证据。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

这个评论很到位。我曾经说过,我在研究上特别注意“无”,比如《史记》记籍贯没有郡,比如裴注以后再无此类注释方法,又比如孙吴复客制只对过江的江北人士实行过一段,从未对江南人士实行。这样的例子特别多。如果谈“同老治学”,那这是最明显的一个特征。

这个方法确实是有问题的,也可能我认定的“无”其实是有的,只是没有留下记载而已。那怎么办呢?去关注“有”?如某一时期出现了某个新的东西。可是困难其实依旧。“新的东西”是“有”,它隐含着一个前提,即以前“无”。这样,绕了一圈,又回到难以确定的“无”了。只有以前真的是“无”,才能说这“有”是“新的东西”。

所以说,我的大部分史学上的判断其实都仅仅是推测。这样看才是稳妥的。当然,我也不会彻底否定自己,因为推测也是有意义的,这是不言而喻的。

 

同老2010年左右在社科院历史所办公室(定宜庄 摄)
 

关于考证

我写的文章极少。其中包含有像模像样考证的内容更少,大概只有两篇吧,一篇是谈《史》《汉》籍贯的短文,一篇是谈复客领兵的短文。

为什么呢?首先是因为懒,要知道考证是很累人的。其次是因为我感觉中古史能考死的问题特别少,费了很大力气,最后还是个推测。那两篇短文之所以考了,是因为我已经有相当把握了。快30年了,没有人和我商榷,说明我大概是考死了。不能考死就是推测。在推测的基础上再推测,就算你对了,读者也怀疑。因为史料少,这一断代的研究有一个特点,即越是追求细密考证的文章,推测性的意见就越多。推测要谨慎。我是尽量躲。我就是要寻找那些可靠的部分作为基础,然后再进一步考虑。刚刚有小朋友跟我说,不在推测的基础上推测,文章就显得没深度。这是不对的。在研究过程中,肯定会有各种推测,但是最后落实到文章上,还是要重点讨论那些比较有把握的部分。

关于自信

年轻时,看论文最不喜欢“可能”、“大概”、“也许”一类的词汇,我喜欢用的是“显然”、“毫无疑问”。这个缺点被周一良先生严肃批评过。他说我的毕业论文中“多有武断之处”。我是听老师话的学生,从那以后,我一直注意这个毛病,但是不敢说完全改了。

周先生之外,岁月也是一个好老师,时间会告诉你,你的判断不一定那么准,有时候甚至是完全错误的。比如这次肺炎,我开始认为不如非典厉害,人们过度恐慌了,事实证明,我的判断错了,大错特错!

过度的自信危害极大,过去我总认为这是聪明人容易犯的错误,但是观察久了就发现,过度自信与智商不一定有最密切的关系,而是与一个人的性格更有关系。

 

关于文字

我的原则是,能一句说清楚的就不说两句。能用自己的话说清楚就不引用他人的话(引用他人观点除外)。文字上不要附庸风雅,内容上不要炫耀自己渊博。自信,要靠内容。

 

《汉代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日文版

 

“失败的经验也很重要”

通常,成功的老学者会谈治学经验。现在我辈人已经进入谈治学经验的阶段。很多人都在谈,大约是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很成功的吧。

其实,失败的经验也很重要。那么,我的失败在哪里呢?我想,我是过分强调了从史料中提炼问题。这样的路数,可以写出一篇不错的文章,但很难发现结构性的问题。换言之,结构性的问题一定是研究者事先就有考虑才行。历史的结构不会在史料中自发地呈现出来。

我的文章太陈旧了,即使比较好的文章,也是几十年前就可以有的。文章缺乏时代性。我想,每一个时代的学者都应该有自己时代的特色。

以前说过,年轻时的几篇文章写得细致一些,但原创性差。最后十年的几篇文章有原创性,但是比较粗。粗的原因是什么?我似乎想明白了,讨论学术思潮一类的问题,我缺乏相应的知识基础,所以只能描绘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而很难深入到细节。

与此相关,论文集收的《两汉家学的变化》这篇文章,换作现在,我不会写。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懂经学,这方面最多打个擦边球,不宜正面冲撞。当时因为父亲七十岁生日要出论文集,我不写不合适了,所以临时写了这么一篇。教训是,始终要知道自己知识的边界,不懂的地方尽量躲开。

回顾过去的几十年,最满意的可能还是史学史那本小书(按,即《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一书),细节与大局两个方面都把握得比较满意。写作时四十岁左右吧,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我感觉,一个研究者,三十岁到五十岁这段时间是最好的。五十岁以后学术水平再上一个台阶就很难了。

二十多岁的时候,田余庆先生跟我说,你不要追求文章的数量,要追求一生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最近常常想,我追求到了吗?我想是追求到了,我虽然写得很少,但我确信,我已经达到了自己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如果身体好,还可以再多写一些,但是超过以往水平的文章,我想是写不出来了。

 

关于导师

我在周先生面前经常提到唐先生的观点、论证。他一点没有不满。很高兴。周先生是大家风范,能欣赏不同风格的著作。这一点很重要。田先生当系主任,跟我们谈话说,你们每个人都有导师,要学好的方面,不要把导师有缺陷的地方也学过来。这个提醒也很重要。

 

同老为田余庆先生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

人性的洞察与历史的真实

奋不顾身、可歌可泣的医生有,麻木不仁、冷若冰霜的医生也有,甚至同一个医生在不同的情形下就会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这些都是真实的。我们人的认识常常有一个误区,会二选一,只承认一种表现是真实的。我们研究历史也很容易犯这个错误。

很多时候,人们既看不清历史,也看不清现实,更不要说看清未来了。很多时候,这些都不是因为道理有多深奥,只是因为人们不清楚事实,不清楚真相。

对人生,不要指望有什么洞察力。道理早已被前人说尽了。我们只是体验。活得越久,经历越多,对人性的复杂性就越理解。什么是幼稚、偏激?就是对人性的复杂性不够理解。

看过一段讲解摄影的视频,很有意思。摄影师在拍照,她身后站着人在为她拍视频。照片看到了,很精彩。但是回过头来反复看拍摄现场的视频,就是找不到那张照片所呈现的景象。那时我就想,这大概就是摄影的本质吧。作品既是真实的,又是被创造出来的。那一瞬间肯定是真实的,但这真实是我们即使在现场也捕捉不到的。

好的历史研究或许也有这样的效果。我们发现了真实的历史,然而在历史现场的人并不觉察。

 

本文部分内容由熊长云博士收集整理,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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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无同——中古史研究论文集

胡宝国 著
简体横排
32开  精装
9787101142402
66.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作者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共30篇。前19篇为专题论文,主要关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阶层、学术学风、地域文化、选官制度等,史料丰富,考辨细腻,且擅长从细节中提炼出宏观见解,在诸多重大论题上,深化了对魏晋南北朝政治、文化与社会的认识。其余11篇则为学术书评与回忆文章等,眼光独到,文笔洗练,坦率真诚又充满诙谐,展示出作者本人鲜明的个性。

作者简介

胡宝国,1957年生,1982年毕业于河北师院历史系,同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84年12月毕业留校任教。1989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主要代表作有《汉唐间史学的发展》。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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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陆藜;编辑:思岐)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歴史之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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