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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05-29

丝路学者︱荣新江:唐朝海上丝绸之路的壮举——再论杨良瑶的聘使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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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海上丝绸之路的壮举——再论杨良瑶的聘使大食

作者简介:荣新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文章来源:《新丝路学刊》总第9期

唐朝中叶发生的安史之乱,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许多走向,在许多方面都成为一个分水岭。战乱给北方中国带来灾难,却给南方中国带来生机。从中外交通的角度来看,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唐以后活跃起来,给宋代以后海路的发达开创了新的局面。而开拓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位重要人物,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谈论的贞元初年出使阿拉伯世界的杨良瑶。

 

一 《杨良瑶碑》对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意义

有关唐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记载并不太多,给人们的印象是宋代以后海路才繁盛起来的印象。幸运的是,1984年在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小户杨村附近发现了一方《杨良瑶神道碑铭》,为我们提供来非常珍贵的唐朝与黑衣大食交往的一段前所不知的史事。

《杨良瑶碑》发现后不久,就后移存泾阳县博物馆,一直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1998年,咸阳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张世民先生独具慧眼,发现这方碑刻在中外关系史方面的价值,撰写了《中国古代最早下西洋的外交使节杨良瑶》一文,发表在唐史学会主编的《唐史论丛》第7辑,但仍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周伟洲先生曾经留意到这篇文章,在讨论唐朝与南海诸国关系史时,曾经依据张世民的文章,对杨良瑶事迹也有简要介绍,见2002年发表的《唐朝与南海国通贡关系研究》一文和2003年发表在《长安与南海诸国》一书中的部分段落。2005年,张世民先生又发表《杨良瑶:中国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据拓片录出全部碑文,并对其中丰富的内容一一做了考释,再次突出表彰杨良瑶下西洋、出使大食的事迹。

2012年,笔者在张世民先生大作的引导下,与张建林先生一起,前往泾阳县博物馆,探访原碑,制作拓本,回来后经过详细校读,撰成《唐朝与黑衣大食关系史新证-记贞元初年杨良瑶的聘使大食》一文,奉献给《文史》杂志百辑纪念特刊。有关杨良瑶聘使黑衣大食的一段记载,经过校勘后的《杨良瑶神道碑》文字如下:

贞元初,既清寇难,天下义安,四海无波,九译入觐。昔使绝域,西汉难其选;今通区外,皇上思其人。比才类能,非公莫可。以贞元元年四月,赐绯鱼袋,充聘国使于黑衣大食,备判官、内儀,受国信、诏书。奉命遂行,不畏厥远。届乎南海,舍陆登舟。逸尔无惮险之容,惊然有必济之色。义激左右,忠感鬼神。公于是剪发祭波,指日誓众。遂得阳侯敛浪,屏翳调风。挂帆凌汗漫之空,举棹乘颞森之气。黑夜则神灯表路,白昼乃仙兽前驱。星霜再周,经过万国。播皇风于异俗,被声教于无垠。往返如期,成命不坠。斯又我公杖忠信之明効也。四年六月,转中大夫。七月,封弘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

在文章中,笔者参考相关史籍和前人研究成果,对于这段记录做了更加仔细的分析,内容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唐朝遣使黑衣大食的背景和缘由,是建中四年(783)十月唐朝都城长安发生泾原兵变,兴元元年(784)正月,唐德宗急忙派遣秘书监崔汉衡率杨良瑶等出使吐蕃,搬取救兵,条件是讨平朱泄,唐朝以安西、北庭土地相赠。但七月叛乱平息,德宗返回长安,吐蕃遣使来索要安西、北庭之地。德宗听从谋臣李泌建议,没有兑现诺言,唐蕃关系破裂,贞元元年(785)四月,唐朝派杨良瑶出使黑衣大食,实施李泌的联合大食、回鹘、南诏、印度的战略计划,谋求大食共同对付吐蕃。贞元二年(786)八月,吐蕃大军入寇泾(今镇原)、陇(今陇县)、邪(今彬县)、宁(今宁县)。

(2)由于吐蕃占领河西陇右,所以杨良瑶使团一行选择海路前往大食。走海路去大食,最佳的出发点就是广州(南海)。杨良瑶一行到广州的时候,杜佑时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正在大力推行海外贸易的发展。而杨良瑶之所以选择广州作为出发地,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了解杜佑的侄子杜环在阿拉伯地区的见闻和他回程所经的海路情况。

(3)杨良瑶出发之前,曾经在南海祭波。这个地点,应当就在广州的南海祠,也就是今天的南海神庙。隋唐两朝都把祭祀南海神列为国家祭祀等级中的“中祀”,是“岳镇海渎”祭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都由地方长官按时祭祀。天宝十载(751),唐朝还进封南海神为广利王,地位更加重要。这里是杨良瑶下海之前,必定要举行祭祀的地方。

(4)根据古代下西洋所遵循的季风规律,杨良瑶出使往返的时间,用公历来算,应当是785年6月从长安出发,8月到达广州,10月从广州乘船出发,786年4月到达马斯喀特港,5月到达巴格达。在黑衣大食停留数月后,786年9月离开波斯湾,787年5月回到广州,787年7月返抵长安,如果他们在广州逗留长一点,则到长安时已是下半年了。

(5)杨良瑶的经行路线,正好和《新唐书·地理志》保存的贾耽《皇华四达记》所录从广州到缚达(巴格达)的路线吻合。贾耽和杨良瑶同在长安,他在贞元十七年编成的《皇华四达记》,很可能用的是杨良瑶的航海记录。

(6)杨良瑶的出使黑衣大食,大大促进了通过海路的东西文化交流,似乎从贞元初年开始,海上丝路日益繁荣兴盛起来。

2013年6月,拙文提交给新加坡国立大学一个学术研讨会,但笔者没有到会,文章由会议主办者梅维恒(Victor H.Mair)教授的两位学生译成英文,题为“New Evidence on the History of Sino-Arabic Relations:A Study of Yang Liangyao’s Embassy to the Abbasid Caliphate”据说2015年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即Victor H.Mair Liam Kelley(eds.),Imperial China and its Southern Neighbours(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15,拙文在pp.239-267),但笔者迄今没有收到。

在此之后,《杨良瑶碑》引起更广范围的关注。2013年,张世民先生又写了一篇文章:《杨良瑶:中国最早下西洋的外交使节》,据张建林先生提供的拓本,对《神道碑》作了进一步校释、研究0,2014年,萧婷教授用德语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名曰《785年杨良瑶出使巴格达哈里发:早期中一阿力量联盟的证据?(Yang Liangyaos Reise von785n.Chr,zum Kalifen von Bagdad.Eine Mission im Zeichen einer frihen sino-arabischen Michie-Allianz?Gossenberg:Ostasien Verlag,2014),在笔者文章的基础上,略有阐发,包括对这次出使在中文和中东史料中为何没有明确记载的问题,她认为杨良瑶是秘密出使,所以没有记录,而从相关历史背景和其他文献的信息对证来看,杨良瑶使团应当是派出去了,而且可能是成功的。2015年(实际刊出时间要晚),萧婷教授这篇文章的英本文”Yang Liangyao’s Mission of 785 to the Caliph of Baghdad:Evidence of an Early Sino-Arabic Power Alliance?“,在《法国远东学院院刊》上发表,内容没有什么改动,影响会更加扩大。

2017年,张世民主编的《杨良瑶与海上丝绸之路-(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解读》一书出版,他把此前有关《杨良瑶碑》的所有文章收集到一起,包括萧婷教授文章的汉译本,还特别发表周伟洲先生的新论-《唐(杨良瑶神道碑)补考》。周先生对此前关于杨良瑶出身、事功的考证做了补充,至于杨瑶出使没有记录一点,他认为杨良瑶当时官品不高,因此他的活动似乎没那么重要到史官需要记载下来。他还强调了杨良瑶应当乘坐的是唐朝自己制作的船只,而不是萧婷倾向认为的阿拉伯船;最后对张世民等所用“中国古代最早下西洋”的说法提出疑义,因为从西汉以来就不断有中国使者进入南海和印度洋所以不能说杨良瑶是第一个下西洋的使者

同一年,英国学者Stephen G.Haw发表《占婆的伊斯兰教与虚假历史的伪造》一文,最后对应萧婷的论文和她引述的中国学者的文章,对杨良瑶的出使黑衣大食提出质疑,他根据中文史料对此重要事件没有任何记载,认为这样一个使团是极为反常的,因为在13世纪晚期伊利汗国经海路遣使元朝(据《马可.波罗行纪》)和15世纪早期郑和下西洋之前,没有任何相似的事件发生过。在唐朝,中国船只决不可能航行到阿拉伯半岛。另外,他认为785年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中文史料说772,772,772,791,798年有大食使者到唐朝,以后终唐之世再也没有,所以8世纪最后三十年,唐朝与阿拉伯人之间联系已经结束。因此,Haw质疑石碑和碑文的真实性,理由是:张世民、荣新江的论文是中国出版物的通性,都没有讨论碑文的真实性问题,就简单信以为真;没有任何清晰的照片发表,无法判定真伪,所以有待考察;自从石碑发现后三十多年、张世民论文发表后十八年,中间没有任何人提及这方重要的碑铭,直到荣新江2012年文章才受到关注,这说明中国的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怀疑它的真实性。最后,他质疑为么碑文内容许多细节没有写出,还说碑中没有提到广州。他说即使碑文是真的,也没有证据表明使团成功完成任务。可能使团是计划了,但没有实施。这样才可以解释为何史料没有记载。

这位学者对于中文史料不太熟悉,对于中文碑志的写作方式也没有任何知识,他说8世纪最后三十年唐朝和阿拉伯人没有联系,是对791和798年大食使者的到来视而不见。他不知道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还没有伪造碑志的风气,而即使在最近20年,伪造墓志比比皆是,但伪造神道碑者,还很少见到。用多少年中国历史、考古学者没有提到它为理由,这是不知道中国80年代以来出土的碑志数不胜数,而关心中外关系史的人数并不多。他完全不懂神道碑的写作规则,其中主要是碑主最辉煌的事迹,而不是面面俱到地任何细节都要写出,神道碑是立在墓前让人看的,所以没有必要隐讳什么;最后,Haw说没提到广州,是不知道“南海”指的就是广州,天宝年间就曾改名“南海郡”。他完全不懂中国文人在写作时需要采用不同的名词,甚至古代的名称来指代当时的地点,不需要一一写实。最后,他对碑文清楚的记载视而不见,非得认为使团没有成功,甚至根本就没有出发。这样理解一篇古代碑文,就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了。《杨良瑶神道碑》的碑石是立在墓地之上的,人人可见,它不是像萧婷理解的埋在墓里的墓志,而是竖立的丰碑,所以碑文所述事迹必定是真实性的。《神道碑》在杨良瑶去世以后立在地上,没有什么秘密可保。

二  《杨良瑶碑》及其所记相关事实

笔者前往泾阳摩挲碑文,并请碑林赵师傅做了清晰的拓本,回京后在朱玉麒、史睿诸位同仁帮助下,对2005年张世民先生《杨良瑶:中国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所刊录文做了校对,略有进步。2013年张世民在《杨良瑶:中国最早下西洋的外交使节》一文重录碑文,改进甚多。现把我们在张文基础上的释录文字抄出(保留繁体字),删除对2005年张文的校对结果,只保留与2013年一文的异同:

唐故楊府君神道之碑唐故右三軍僻仗太中大夫行內侍省內給事賜紫金魚袋上柱國弘農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楊公神道碑铭并序/

朝請郎行度州南康縣丞雲時尉輪林待認陸邳撰

承務郎守郴州司兵參軍雲時尉輸林待認趙良裔書

給事郎守洪州都督府兵曹參軍雲騎尉輪林待認湯陟篆額/

公辞良瑶,字良瑶。其先周宣王子尚父,受封諸陽,定日楊侯。昏減其國,因以為氏。厥後代濟勳德,遂為名家。至若王孫以薄葬稱,樓船以大功命,敞因誰畏為相,雄由辭賦策名。泊乎伯起之/慎“四知”,叔節之去“三惑”,大鳥集於葬墓,飛鐘降於講堂。或朱輪十人,或太尉四代,光照雨漢,裕垂後昆,氏族源流,遠矣盛矣。於是根蒂旁薄,枝葉莓昌,有望表弘農,有族居天水,則公之先代,本弘農/人也。及公曾祖,為唐元功臣,官至雲麾將軍、右威衛中郎將,以功多賞厚,賜業雲陽,至今家焉,遂為京兆人矣。祖懷貞,皇許州別駕。考彦昱,處士,高標世利,處士園林。公即/處士之第四子也

公質狀殊觀,心靈獨立,氣概感激,懦伏時流。少以節義為志行,長以忠勇為已任。故得入為內養,侍玉舉以承思;出使外方,将天命而布澤。累經試动,益著功勞;誠素既彰,/委任方重。當永泰中,慈、等州狼山部落首領塌實力繼章掠眾聚兵,逼脅州縣,不顧王命,恣行剽煞,虔劉晉郊之士庶,震骸號略之封疆。于時,兩河初平,四遠猶聲,朝廷難於動眾,/皇上姑務安人。遂遣中使劉崇進銜命招撫,以公為判官。崇進畏懦而莫前,公乃憤發而獨往,口宣恩德,氯激凶頑,遂使天威挫其链,皇澤流其骨髓,莫不交臂/屈膝,棄甲投弓,革面週心,稽顯受認。既而復命關下,大惬聖衷,有認賜稼,仍授文林郎、行內侍省掖庭局監作。由是恩顧稠疊,委任頻繁,奉使必適於所/難,臨事未嘗有不當。是用東西南北,匪追止寧;險阻艱危,備當之矣。

大層六年,加朝議郎、宮閘局丞。守職不渝,在公無替;畫日三接,風雨一心;天顔不達,聖眷斯至。當信重/之際,周敢告勞;安梯航之心,何速不屈。遂奉使安南宣慰,降雨露於荒外,委忠信於洪波。往返無疑,匪愆程度。復命至于廣府,會叛軍煞將,凶徒阻兵,哥舒晃因縱狼心,將逸/王命,承公以創,求表上開。公山立疑然,不可奪志。事解歸閱,時望翁然。至十二年,遷宮圍令 内官式敘,中禁肅清,由公是拜也。泊建中末,遇驚興順動,隨/駕奉天,勤勞匪躬,始終一致。興元初,天未悔祸,蛇豕横途。皇上轸念於蒼生,臣下未遑於定策。公乃感激出涕,請使西戎;乞師而旋,遮寇以進。覆武功之群盗,清蓋屋之前途;風/雲奔從而遂多,山川指程而無擁。興元既得以鞋躍,渭橋因得以立功。再造寰區,不改替物,翳我公乞師之力也。其年二月,還內侍省內给事。六月,加朝散大夫。此@例驟遷,蓋赏勞矣。

貞/元初,既清寇難,天下乂安,四海無波,九譯入觀。昔使絕域,西漢難其選;今通區外,皇上思其人。比才類能,非公莫可。以貞元元年四月,賜绯魚袋,充聘國使於黑衣大食,備判官、內/係,受國信、認畫。奉命遂行,不畏厥遠。屆乎南海,拾陸登舟。逸尔無恽險之容,惊然有必濟之色。義激左右,忠感鬼神。公於是剪髮祭波,指日誓眾。遂得陽侯敛浪,屏翳/調風。掛帆淺汗漫之空,舉棹乘顯森之氣。黑夜則神燈表路,白畫乃仙默前驅。星霜再周,經過萬國。播皇風於異俗,被聲教於無垠。往返如期,成命不墜。斯又/我公杖忠信之明効也。四年六月,轉中大夫。七月,封弘震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功绩既著,思宽亦崇;若驚之心,日慎一日。十二年,加太中大夫,餘如故。十四年春/,德宗度虔孝思,陵寝是恤,将復修革,再難其人。必求恪恭,祇奉於事。唯公惬旨,受命而行。夙夜在公,日月匪懈。不改經制,惜費省勞。煥乎咸新,無乖睿約。及乎/卒事,議功莫倚。以其年八月,賜紫金魚袋,判、儀等並加綠錢,非例也,特恩及之。其後貴主親王,監護喪葬,聖情念切者,必委於公。至於以勞受賜,全帛紛論,亦不可/備紀矣。

十五年,陳、許節使云亡,淮西承體而動,剽掠陽,攻逼許昌,汝、洛驚惶,關東大恐。天下徵發二十万師,韓全義統之,且撓戎律。國家難於

易帥,議者知必無功。時/德宗皇帝負 興歎,凝流幹慮,思安東都宗廟,念濟河洛答生,是用命公監東都畿汝州軍事。開命而三軍增氣,戾止而百姓成寧。公知韓全義無才,島合眾難用。/淮西城小而固,遐迩易動難安。遂思遠圖,獨出奇策,便押衔東惟悟孫白身志和,深觇寇情,觀登而返。乃具所謀畫,遠獻表章,請緩天謙,許其悔過。當皇威未露,事寝莫行。及/全義大崩,認用前計。遂申恩捨罪,罷討息人。公乃居安慮危,處否思泰,復請完城聚穀,缮甲理兵,用簡易而渐謀,不日月而功就,化怯懦為勇健,變藩罐為金湯。於是遠/近獲安,道路斯泰,皆公之盏力竭忠經略所致也。至永貞元年,以事既寧輯,戀閥誠深,懇請歸朝,供侍近密。夏五月,以本官领右三军僻仗。

公素積威望,久著勳庸,/警躍誠嚴,中外悅服。千官以之加敬,九重以之益深。日出形庭而臣下朝肃,月阴清禁而天子夜安。國朝之環拱得人,於斯為盛。公以恭勤之故,衰朽易侵,心神/耗消,體貌缠瘠,疾生而緊藥不救,善積而命運奈何,寒熱內攻,風露外迫,遂至不起,呜呼痛哉!以元和元年秋七月廿二日,终於辅興里之私第,享年七十有一。/皇上轮悼,士底同悲。以其年十月十四日歸葬于雲陽縣龍雲鄉之原,順其先志。蓋以公之仲弟忠武将軍良彩,季弟遊擊将軍光晖,夫人彭城郡君劉氏,皆先公而终,墳墓所在,則臨終之/日,思及平生,友愛念深,遺命不忘之故也。

公自至德年中,入為內卷;永泰之歲,出使有功。思渥日深,委信渐重。至若震忠義以清慈熙,明勇決以伏哥舒,乞師護於南巡,宣化安於北户,使/大食而聲教旁暢,監東畿而汝洛小康,供奉四朝五十餘載,議勤勞而前後無比,論渥澤而流輩莫先。故得祚土分茅,纡金拖紫,名高史策四,废傅子孫。況公壯年以忠勇自負,/長歲以盏痒勤王。及乎晚途,歸信釋氏,修建塔廟,繕寫藏經,布金買田,捨衣救病。可謂竭臣子人問之禮,盡生死區外之因,孜孜善心,沒凿無倦矣。長子昇,嗣子承議郎、內侍省內竭者監、賜紫金魚袋、/華清宮使希妥,次子操,移孝為忠,光昭令德,祇奉前訓,罔極是思。謂福善無徵,風樹不止;誠感未達,隙駒莫留。想像既難於攀追,德業實懼於埋沒願琢貞石,紀勒芳獻。見託為文,敢不書實。銘曰:/

雲從龍兮風從武,聖功出兮忠臣輔。天降公分竭心府,歷四紀兮奉四主。雞常鳴兮忘風雨,躬盡瘁分心神苦。伏哥舒分剛不吐,撫慈/隱兮懦戎虜。西乞師兮清中宇,南奉使兮慰北户。聘大食分聲教普,監汝洛兮勳超古。校功業兮無傳伍,錫裔繁兮莫得數。一命樓兮三命俯,恩弥崇兮孰敢侮。/垂金章兮結綫組,既分茅兮亦祚土。琢貞石兮表忠臣,昭令德兮示後人。

元和元年歲次景成十月庚申朔十四日癸酉建 吴郡朱士良刻字。

根据上述碑文,参照唐朝史籍,我们可以列出简要的杨良瑶年表:

肃宗至德年中(756~758),入为内养,充当宦官。

代宗永泰中(765~766),奉命随中使刘崇进招抚慈、際等州狼山部落叛乱。

永泰二年(766)?,回朝复命,授文林郎、行内侍省掖庭局监作。

大历六年(771),加朝议郎、宫闹局丞。

约大历七年(772),奉使宣慰安南都护府(治交州)。

大历八年(773),出使广州。九月遇哥舒晃叛乱,被叛将羁留,求表上闻,借邀王命。杨良瑶疑然不可夺志。

大历十年(775)十一月丁未,路嗣恭克广州,斩哥舒晃。杨良瑶获救归阙。

大历十二年(777),迁宫闱令。

德宗建中四年(783),朱批率军叛乱,杨良瑶随驾奉天,勤劳匪躬,始终一致。

兴元元年(784)年正月辛丑,吐蕃尚结费请出兵助唐收京城。庚子,遣秘书监崔汉衡率杨良瑶等出使吐蕃,发其兵救援。二月,迁内侍省内给事。六月,加朝散大夫。

贞元元年(785)四月,赐绯鱼袋,充聘国使于黑衣大食。星霜再周,经过万国。

贞元四年(788)六月,归国后,转中大夫。七月,封弘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

贞元十二年(796),加太中大夫,余如故。

贞元十四年(798)春,奉命为德宗修茸先帝陵寝。八月,赐紫金鱼袋。

贞元十五年(799),奉命处理淮西叛乱。监东都畿汝州军事贞元二十一年(805),淮西乱平,恳请归朝,供侍近密。五月,本官领右三军僻仗。

宪宗元和元年(806)七月廿一日,终于长安辅兴里之私第,享年七十一岁。

从上述年表可以看出,杨良瑶作为皇帝身边的宦官,他的主要职责是充当使者,去处理周边地区、民族、外交事务。因此,他经过了代宗、德宗时期重要的此类事件,如招抚慈、等州狼山部落,奉使宣慰安南都护府,与广州叛将哥舒晃周旋,借兵吐蕃平息朱批之乱,出使黑衣大食,处理淮西叛乱。除了修革皇帝陵寝一事之外,都是平叛和外交事务,可见他的出使黑衣大食,也是顺理成章之举。碑文所记的各个事件,都与史籍相符,而且可以相互印证,相互补充。

与碑文撰写树立相关的几个人物,也可以在同时代的文献中得到印证。碑文的作者陆邳,元和元年(806)时任翰林待诏。张世民先生已经指出,著名的元和十四年(820)段文昌《平淮西碑》,就是陆邳的八分书;他也是长庆二年(822)《唐邻国公梁守谦功德碑》和《唐左武卫将军刘德惠碑》的篆额者。碑文的书丹者赵良裔也是翰林待诏,是元和十四年《乘著墓志》的篆额者。篆额者汤陟也是翰林待诏。刻字者吴郡朱士良也非等闲之辈,现在所知他还刻过元和六年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元和十五年的《张夫人墓志铭》。

从整体上来看,《杨良瑶碑》是一方珍贵的历史文献,不容否定。

 

三  《杨良瑶碑》在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上的重要意义

《杨良瑶碑》对于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上面的文章已经做了很多阐述,这里还想补充强调两点。

第一点是《杨良瑶碑》在杜环《经行记》和贾耽《皇华四达记》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天宝十载(751)在怛逻斯(Talas)之战中被俘的唐朝安西四镇节度使府的官人杜环,在阿拉伯世界游历了一圈,从中亚的拨汗那国(今费尔干纳)、碎叶(今阿克贝西姆古城)、石国(今塔什干)、康国(今撒马尔罕)、朱禄国(末禄国,今土库曼马里)、波斯国(今伊朗)、苦国(今叙利亚)、大食(阿拉伯),甚至远到非洲的摩邻国(在今埃塞俄比亚)。最后从波斯湾,搭商船,经师子国(今斯里兰卡),于肃宗宝应元年(762)回到广州。他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经行记》,可惜原书散佚,片段文字保存在其叔父杜佑的《通典》当中。杜佑、杜环的生存年代,也正是杨良瑶活跃于政坛的时期。杨良瑶在前往巴格达之前,最有参考价值的书就是杜环的《经行记》,所以不难推测杨良瑶一定会找到这部书作为参考。

杜环的著作虽然伟大,但毕竟是一部私人著述,而不是官书。杨良瑶以正式的唐朝使臣身份出使黑衣大食,他从广州到巴格达,一路必然要做详细的记录,虽然我们已经无法看到杨良瑶一行记录的原文,但《杨良瑶碑》中的一些文辞,如“挂帆凌汗漫之空,举棹乘颞淼之气。黑夜则神灯表路,白昼乃仙兽前驱。这些文字一定经过碑文作者的润色和重写,但可能还是保留了一些原始的文字。

杨良贞元四年(788)回国后,他的出使旅行记录一定交由唐朝中央官府保存。贾耽在贞元九年朝任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负责整理古今郡国县道四夷类的图籍,当然能够接触到杨良瑶的出使记录。因此,他在贞元二十一年之前撰著的《皇华四达记》有关广州到巴格达航行路线的记载,一定会采用杨良瑶的航行记录。况且,这段时间杨良瑶与贾耽同在朝中,他们甚至有机会共同讨论《皇华四达记》的文本。因此,由杨良瑶到贾耽,最终形成了唐朝海上通往南洋、印度洋的官方行走路线,这无疑对于后来经行海上丝绸之路的使臣或各种目的的行旅,提供了指南和帮助。

第二点是杨良瑶的出使黑衣大食,开启了唐朝官方经海路与西方世界的交往和贸易。唐朝自显庆三年(658)灭西突厥汗国,成为葱岭东西、天山南北西域诸国的宗主后,从长安出发的陆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资治通鉴》玄宗天宝十二载(753)有一段叙述称:“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即开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闻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所以,唐朝与西域的官方往来主要是通过陆上丝路来进行,我们看两《唐书》有关西域诸国的朝贡往来记录,就可以一目了然。但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乘虚而入,占领河西龙右,进而占领西域南道诸国;西域北道也不为唐守,最后落入漠北回鹊的手中。回鹊与唐朝关系大体上亲善,所以贞元初年以前还可以从西域北道经回僧路,绕行蒙古高原的回鹤都城,再南下进入唐朝领域。但这条道路毕竟不那么好走,所以在贞元六年(790)悟空自西域返回唐朝以后,官方使者就没有见到记录。虽然吐蕃统治河西西域时期并没有断绝丝绸之路,但主要还是僧侣和商人,而唐朝的大队使臣是无法通行无阻的。

到了公元9世纪中叶,回鹊汗国破灭(840年),吐蕃帝国崩溃(842年),河西有张议潮的归义军政权,又有甘州回鹤,西域则北有高昌回鸭,南有于阖王国,这些大一些的政权中间,还分散着许多势力颇强的部族,如党项、吐蕃、温末、龙家、南山、仲云等。直到11世纪上半叶,虽然各个小国间中转贸易往来不绝,使者也络绎于途,但与唐朝时期的国家使团和商队,似乎规模要小。与此同时,虽然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开通非常之早,南方立国的政权也曾着力经营这条前往印度,甚至波斯的贸易通道,但在隋唐统一时期,官方使臣还是走陆路为主,海路更多的是商人和僧侣在利用,这些我们从安史之乱前的有关记录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点。

但是安史之乱以后则不同,从杨良瑶开始,唐朝正式的使臣从海陆前往西域诸国,从而也带动了唐朝与阿拉伯、波斯地区的贸易往来,我们从唐朝史籍中看到大量中晚唐波斯、大食商胡在东南沿海的活动记录,而多年来海上沉船如黑石号的打捞,也证明了中唐以来经海路的中西贸易往来的频繁与盛大。我们虽然不能说都是和杨良瑶的出使有关,但杨良瑶的出使,无疑是唐朝政府对东西方联系的顶层设计,是具有指导意义的方针政策,因此也就推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我一向不赞同所谓“唐宋变革论”,而认为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从丝绸之路由陆路到海路的转换,也可以说安史之乱是这一转换的重要时间坐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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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光(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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