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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07-25

张仲民 | 理论、边界与碎片化检讨 ——新文化史研究的再思考

【摘要】近些年,中国大陆也兴起新文化史译介热,但仍存在一些容易引起误会和争议的问题。本文对此进行了回顾反思,指出新文化史本身汲取了很多理论成果,这可以让史家更加谨慎地对待自己的工作,更加谨慎地展示自己的发现,更加谨慎地对待各种分析框架和研究典范。而在当下的西方,新文化史已经有统摄整个历史研究领域之势,它也同更多的相邻学科发生了密切关系,一个新文化史研究的国际化潮流已经出现,但由此也产生了“文化”的定义到底为何及其同杜会的关系怎样、新文化史研究的碎片化等问题。“文化”或许并不能独立于物质、经济或社会因素之外而发挥作用,新文化史家必须在文化之外深化对杜会和经济因素作用的认识,同时博采众长、吐故纳新,借鉴与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成果,采取更为复杂的历史叙事,避免将文化泛化和走入历史研究碎片化的误区。不过,目前大家所乐道的中国语境中的碎片化问题,其实是低水平重复的问题,并非新文化史语境中的碎片化问题。目下我们的新文化史实证研究虽然取得一些进展,但总体上看,仍系对外来刺激的追随和模仿,并非为内在学术理路发展的水到渠成,故此存在诸多耳食肤受、不求甚解的情况,尚缺乏深厚的研究基础与学术积淀,可待改善与提高之处甚多。

【关键词】新文化史 理论 文化 碎片化

经过十多年的译介,西方新文化史中的许多经典著作在中国大陆相继有了中译本,新文化史也为愈来愈多的人所知。这其中,真诚支持者有之,叶公好龙者有之,反对者亦不乏其人,而误解、不解者更是所在多有。故而,笔者在此前的基础上,想就新文化史研究中容易引起争议的三个问题,再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以质诸高明。

首先是理论问题。严格来讲,新文化史本身并不是理论,即便它吸收了很多理论成果——特别是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以及有关的文化理论,尽管许多西方新文化史家确实也有很高的理论修养,经常“借助—些新概念,让许多新的主题得到了发现和探索”,[1]但新文化史的生命力仍然在于一系列足以“示来者以规则”的研究实践,这使得它不会像过去中国引介的一些西方理论一样,潮来潮去,最后沦落为“新名词运动”,对实际的历史研究贡献无多。

新文化史在西方的成功也提醒我们,对理论要有一种开放的态度。因为在实际的史学研究中,哪怕是最“反对”理论的实证研究者,[2]都无法摆脱理论的束缚。不管是在研究主题的选择、研究方法的采用,或是在表述研究发现时所使用的概念、语言和叙述方式,以及最后呈现出的结论与研究结果,都已经包含一定的理论预设和价值判断。而且这样的预设及判断已经内化于研究实践中,让我们永远无法挣脱。只有凭借这些先行或先验的理论预设,我们才能更好地开展自己的研究,更好地表述在研究中的发现,也才能更好地让研究成果为读者接受。无论承认与否,历史学科在过去近二百年的发展中,已经不断从其他学科的理论中获取营养。[3]甚至有学者认为理论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没有历史学与理论的结合,我们既不能理解过去,也不能理解现在。”[4]实证史家认为自己可以充当理论法庭判官的看法,太过于自负和自欺。相辅相成,理论探索也亟须历史学家的加入,需要“融入史学的思维”,不能任由理论家海阔天空“因为历史学家对社会理论核心问题的意见不仅重要,而且有启发意义”。[5]

在今天,历史研究或者更确切说历史书写,已很难被视为一种纯客观的、无视理论的行为。因为古往今来,历史学家或任何其他人都“不可能写出没有任何哲学或意识形态立场的历史,唯一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承认这种立场,以及是否意识到我们的选择被其左右”。[6]这些年来“后现代转向”(post modern turn)、“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等思潮,已经对欧美的历史学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促使更多的新文化史家对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重新思考,让其更加重视历史书写或历史叙述的作用。这在于历史书写本身并非中性和透明的,而是充满意识形态与道德判断的行为,经常是有大义存焉的叙述政治(narrative politics)和记忆政治(memory politics),而历史的“真实”(truth)必须仰赖书写来呈现,无法外在于历史书写的模式和策略。进言之“过去”(thepast)必须经由历史学家的书写才能得以“再现”(representation),而“再现”也并非“过去”的如实反映。其中,历史研究者的书写策略与修辞方式,也参与了各式各样的历史记忆或历史“真实”的形塑。我们在实际的研究中,必须重视历史书写对建构历史“真实”的作用。诸如此类,都离不开对理论的了解与学习。

更进一步说,理论,尤其是目前正在为多数史家吸收和借鉴的文化理论,其主要用途并不在于能够更“精确”描述过去和现在,也不在于能够更有效地发现与揭示“真理”或“真相”,最重要的还是它们作为有效的反思和自我批判的思想资源,可以让史家更加谨慎地对待自己的工作,更加谨慎地展示自己的发现,更加谨慎地对待各种分析框架和研究典范,更加严格地使用诸如“现代性”、“近代化”、“进步”、“启蒙”、“真实”、“科学”、“客观”、“民族国家”之类概念和预设,从而避免让研究者本人成为意识形态的俘虏和强权政治的拥趸,同时也不至于成为历史神话的背书者与政治谎言的牺牲品。由此,我们的确可以这样认为:历史研究或者说新文化史研究的实质犹如在历史与理论之间艰难地走钢丝,为了寻求更合理的历史解释,历史学家“与其说是在发现新的经验事实中度过,倒不如说是在一系列理论研究的时光中度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比较笨拙地实现历史与理论的结合中度过的”。[7]可惜的是,在具体的中国历史研究中,我们看到的许多成果仍是单线的、因果论或目的论式的历史解释与书写模式,掺杂着空洞的宏大议论与毫无自省意识的后设叙述,展示的是油水两层的史论拼合或以论代史。

其次是关于新文化史研究中对“文化”的看法及新文化史的边界问题。新文化史为“文化转向”的结果,自1970年代在欧美勃兴以来,其影响逐渐扩大,在美国尤其盛行。[8]正像一个西方学者所谓:“新文化史之所以新,主要是因为它还没有被另一个历史研究的观点取代。至少在美国,它稳坐历史书写舞台中心的时间比从1960到1970年代早期的新社会史更久,而且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呈现衰弱的迹象。”[9]在当下西方,新文化史已经有统摄整个历史研究领域之势,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被写出或可以被写出它的文化史;新文化史也同更多的相邻学科发生了密切关系,包括文艺学、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艺术史、书志学、地理学、考古学,甚至是生态学和生物学等等,成为一个各学科的学者都在实践与对话的领域。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一个新文化史研究的国际化潮流已经出现,流风所及,中国大陆历史学界亦受到影响。

随着新文化史影响的不断扩大、其自身问题的不断暴露,以及人类学家对文化概念与人类学科自身理论的检讨,乃至关于文化经典、多元文化主义的争议和文化泛本质化等问题的出现,人们对新文化史的批评与质疑也在如影随形。[10]大家尤其针对“文化”的定义及其同社会的关系乃至文化史的边界问题,像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五十多年前所指出的,假若什么都是文化,没有什么不是文化,如此赋予文化这样一个无所不包的总体解释,就意味着它也难以解释任何东西。[11]又如侯胥(Roger Chartier)之质疑:“如果所有姿势,所有行为举措,所有能够被客观评测的现象,都必定是个体将意义付诸于事物、文字和动作的结果,到那个时候,我们是否应该改变观察的视角,将所有的历史,无论是经济或社会史,人口史或政治史,都视为文化史?在这种基本上属于人类学式的视角下,所产生的危险是会出现一种帝国主义式的定义,将所研究的范畴等同于历史本身,进而导致自身的崩解。”[12]故有评论家指出,随着文化史的盛行,可能就没有“文化史”这样的领域,有的或许只是历史学家在“用一个文化的模式”来研究历史“现在也许到了去追问什么不是文化史,以及它何以至此乃至未来何去何从之时”。[13]年鉴学派过去曾经试图吸纳各种社会科学进入历史学,结果使历史学面临丧失自己特性的危险,今天的新文化史是否会重蹈覆辙呢?

众所周知,新文化史经常被视为一种“人类学的历史学”,就在于它从人类学那里受益良多,所以,新文化史家同人类学家在谈到“文化”时一样都使用复数,并不会认为某个文化会更优越于其他文化。他们也都会反对一些社会本能主义的解释,以及一些非历史的、本质论式的预设和概念,而把文化当做一个“社会生活的类别”(category of sociallife),与经济、社会和政治不同,又非全然无关。[14]可惜历史学家在借用别的学科的重要概念时,往往表现得不够严谨和主动,像新文化史家从人类学那里援引的这个关键概念“文化”,即是如此。于是,他们就会滥用人类学民族志的权威和方法。[15]同样,文化本身是一个众说纷纭、极难定义的现象,它不是一个等着被描述的科学“客体”,也不是能够被明确阐释的象征与意义的统一体,“文化处于斗争之中,是暂时的、不断生成的”,“文化和我们对‘它’的看法都是历史地生产、激烈地争斗出来的”。[16]进言之,文化并不那么容易再现和复原,更不会轻易被“发明”出来,可却很容易会被简单化、同质化与有名无实化。因之,新文化史家“在将文本的类比扩大到更加深奥的研究对象上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夸大了他们所研究的文化领域的一致性”,[17]从而妨碍了对文化差异和多样性的研究。一旦把所有的曰常生活实践泛化为文化建构的因素,不管是经济的或是社会的,无形中会导致两个重要的缺陷:“其中之—是文化主义,也就是过分注意历史的文化和符号方面,而忽略了结构的决定因素。另一个是对于语言的体性,对于语言在社会上的构成方式以及它在社会上又构成什么不注意。”[18]这样的取径正落入新文化史家之前所批评的单一决定论的窠臼。恰像社会史家艾文斯指出的:“对于文化和语言的新强调,破坏了常见之于马克思主义、年鉴学派和新韦伯主义的社会史中那种优先考察原因的做法,在其中,经济因素通过社会发挥作用,依次被政治和文化因素表现。但如今,经济决定论被文化决定论取而代之,其中,文化本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从而缺乏任何一种普世性的解释力。”[19]进而艾文斯认为,对文化因素的强调和对社会因素的忽视,其实质是穿新鞋走老路,重蹈了旧式政治史只重视精英的覆辙,在研究典范上可能是一种退步;况且旧的社会史亦没有完全忽略政治、语言和文化的建构效果,所以,社会史并没有穷途末路到该被我们彻底抛弃之际。[20]

因此,在一些学者看来“文化”不能被看作一种促进变化的根本原因,也不能独立于包括社会的或制度的因素之外而发挥作用。[21]进一步说,文化的意义亦不能简单地被贬低为语言学对于某个文本的破坏,或被视为某种狭隘的形式,其仍是由社会习俗所决定。[22]亦即“文化不再是解释发生的根基;相反,它代表的仅仅是关于一切有关历史变化的解释的一部分,解释的效果(以及局限性)需要与其他因素、经济、政治等一起进行准确评估”。[23]侯胥甚至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指出:“文化并不能被当作是一个可以与经济和社会相区别的产物及实践的特殊领域,文化并不优于或超越于经济与社会关系,亦不能视其与之漠不相关。”[24]文化实践或许永远都是同社会实践混杂在一起、不可分割。

然而,社会亦非文化现象产生的简单背景,社会本身亦是一种文化建构,作为一种范畴的社会类别本身,亦需要被研究与重新概念化。[25]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或许是在认识论领域“重建更坚固的社会概念”。[26]但如何理解社会与文化,乃至经济、政治之间的关系及复杂互动?[27]仍然是一个需要仔细讨论的大问题,这也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后社会史的兴起提供了空间。[28]当然,这决非意味着我们要拒绝文化史或“文化转向”的问题“因为文化仍然是很重要的,但是需要从它的局限性尤其它太绝对化的语言和话语特征,以及它的一些优点的地方向前发展”。[29]冈恩也认为:“文化理论仍然是历史研究当中的新方向的一个主要资源库,即使在那些力图超越当前给定文化形式的人们看来,也是如此。”[30]况且,当前欧美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并没有终结,仍然在持续进行中,对它的接受“有助于解释和理解工作、经济与政治。不管是个人的或是集体的,任何一个经验的领域都被包含在其中”。[31]

实际上,所有的文化问题都有一个物质的维度,所有的人工物品也都蕴涵文化的因子。[32]到上世纪90年代前后,一个重要的“物质转向”(material turn)出现了,新文化史家借此深化了对社会和经济因素作用的认识,很多学者遂转向物质文化这个文化同社会有明显接榫领域的研究,关于物的社会史与知识史,物同权力、性别、观看和消费的关系等,算是对过于注重文化分析取径的补偏救弊。[33]

再次,是关于新文化史导致的所谓历史碎片化问题。其实,所谓历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最初主要来自于1970年代年鉴学派模式主导的西方社会史鼎盛时的研究现状。[34]这时历史学科内部日益四分五裂,史家的研究主题日渐支离破碎,到了1980年代,人们对越来越小的事物知道得越来越多,又认为宏观而论的做法太过肤浅和简单,而且对史学进行综合的企图,看来是“注定失败”的“幻想”,“现在是微观史学,是主题无限丰富的专题著作大行其道的时候了”。[35]“历史不再是一门不可分割的知识体系,它破碎得近乎无法挽救。”[36]此种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情况,或者更广泛地说知识碎片化的情况,在其他学科亦普遍存在,甚或更形严重,这或许正反映了人文学科专业化、标准化的进一步扩张与知识分科的密度加深,乃至研究社群的大规模增长“知识扩张本身必然鼓励碎片化而非导向在学科内部或学科之间的统一”,[37]此乃人文学科包括历史学的发展所付出的必需代价。如彼得•伯克之言:“新史学志于拓展历史学的视野,以涵盖所有人类活动;这固然丰富了历史学的内涵,但也付出了加剧琐碎化的代价。欧洲学者对于世界各地历史的兴趣日增,诚然是件好事,但也因为历史种类的繁多而加速了琐碎化的情形。”[38]在意大利著名微观史家金兹堡(Carlo Ginzburg)看来,历史研究的碎片化大有好处,毕竟历史学为一门前于库恩(Thomas S. Kuhn)所谓范式(paradigm)的学科,该学科还未曾出现过也不需要出现一统天下的研究范式或研究者,历史学家哪怕各自都在讲述不同的东西,甚至是互相冲突的内容,但依旧是在历史研究的界域之内,这非常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情形;况且,历史学研究主题的意义很多时候并非当下可见,它需要时间的沉淀和检验,对于不同的人,不同时代的人,其意义都会因人而异,我们不需要太早对所谓碎片化的历史研究进行褒贬。[39]另一个著名的英国社会史家艾文斯则乐观认为,不必担心碎片化,有失必有得,“历史学界不仅比起以前更加兼容并包,而且在研究范围和研究取径上,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也愈来愈淡。如果这意味着作为一个知识领域的历史越来越浓的碎片化,那么我们已经失去的,可以因越来越多的机会出现而得到弥补——当下的通信技术和历史学界的机构提供了更多机会,让不同领域的专家互相交流,并能与别国的同仁交换思想”。[40]

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所谓碎片化问题,2012年下半年,北京《近代史研究》曾专门在两期杂志中刊出十三篇笔谈,[41]其中一些论述确实不乏启人心智之处,但相互之间也存在不少颉颃之处,个别文章还显示出作者对此问题的误读与附会。其实,依之前拙见,历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在比较成熟的西方史学界也许存在,在当下中国大陆史学界,我们的微观研究现状远未达到需要警惕细化的程度。[42]因为将微观研究做好在实践上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如著名英国文化史家凯斯•托马斯(Keith Thomas)所言:“要将微观史做好,你还得真有点天分才行。那不是可以机械地完成的那种事情。表面看起来容易,实则不然。这种研究有很好的主题,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缺乏必需的史料。”[43]在西方如此发达的史学研究脉络下,史家从事微观研究的难度尚且如此,遑论后来却不居上的中国史家?

当然,就眼下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具体研究而言,确实存在一些看上去很琐碎的选题和研究成果,但仔细考查这些论著,就会发现它们主要是一些关注地方问题或中小人物的研究,侧重的领域不是政治、社会、经济,就多是思想、教育和地方社会,采用的视角、研究方法与得出的结论,同对中心地区的问题、对大人物、大事件的研究,如出一辙。很多著作,要么是材料堆积,要么是空论充斥、乱引社会科学的理论,要么角度单一、结论却宏阔,或兼而有之,加之歪曲或忽略证据者比比皆是,此类现象自然会贻人“碎片化”的口实。但类似情况不应该归为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而是低水平重复与拙劣模仿的问题,是缺乏反省和过于依傍他人的结果。况且,西方的微观研究本身包含着对1960~1970年代流行的结构史学和社会科学化的史学解释模式的反动意味,中国语境中的所谓碎片化取向恰恰是西方语境中的微观史学所极力反对的。所以在此状况下,目前大家所乐道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同西方史学语境中的碎片化,显然并非同一问题。我们这里所谓的碎片化,往往属望文生义或有意无意地误判,多数时候系随意将中西语境中的碎片化进行对接的结果。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遂进行想象、发挥和预警,他们尤其是采取二元对立的模式——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对立,将社会史、文化史同政治史对立,认为做微观研究的就不关注宏观问题,做社会史、文化史的就不关注政治史,等等。这类误判其实正是西方语境中的微观史家如金兹堡等所反对的,认为系外部批评者强加给他们的认知。[44]

抑有进者,对于中国史学界特别是针对一些假大空的研究来说,主张新文化史语境中的碎片化研究取向,或许可以针砭当前历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弊端,有助于培养朴实、沉潜的学术研究风气。无怪乎王笛教授会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研究的‘碎片’不是多了,而是还远远不够。”[45]的确,作为一门经验的学科,历史学的主要意义在于“再现”过去,揭示未知、补充已知,让读者从中感受智慧与获得启示,而非得出规律性的结论或预言。而钱锺书先生也早就针对学者重视理论和体系而忽略细节与个案的情况指出,人们应重视零碎的片言只语,“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46]对当下中国的学术界,特别是对急于建构理论体系和输出文明的思想界来说,钱氏的提醒不可谓不深刻。

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大陆这样特殊的“学情”下,新文化史被接受的情况同欧美存有许多差异。以欧美新文化史著作中诸多小人物的研究个案为例,像拉杜里(LeRoy Ladurie)的《蒙塔尤》、金兹堡的《奶酪与虫子》、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马丁•盖尔归来》、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屠猫记》等经典的微观研究,它们的精彩之处在我们这里就不太容易获得认可,更难以激起追随者较多的效法。可在欧美世界,这些善于讲故事的著作却为人们喜欢阅读,且不乏追随者跟进。因为普通人能从中找到更多认同与乐趣,历史学家也能从中获得动力和启示。故此,一个做得好的以小见小的个案,哪怕呈现的是“井蛙之见”,也可以为更宏观的典范及模型提供佐证或反证,结果不论如何,都能表明此微观研究的价值,正契合人类学研究者及多元文化提倡者常说的“小的就是美的”(Small is beautiful)的理念,亦即“虽小道亦有足观”。[47]相比起来,近现代中国的情形却恰恰相反,由于政治参与度和政治公开程度的关系,一直以来,人们对过去和现在的军国大事、高层秘辛与精英轶事都怀有浓厚兴趣,由是,大家也更喜欢阅读和书写此类的作品和八卦故事,尤其是那些以简单明快的因果论模式书写的语言俏皮作品。在该情形下,个别微观研究的著述,即便精彩,但独木难支,恐怕也无法改变整个社会的阅读嗜好和历史学界的研究气候(historiographical climate)。

在新文化史的反思和推广方面,可能没有学者比彼得·伯克的贡献更大,追随伯克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48]就像他所指出的,在当下“这个史学碎化、专门化和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文化史变得比以前更为必要了”。[49]因为新文化史固然促进了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但它同时也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路径,那就是“文化边界”、“文化碰撞”等概念的使用,以及采取更为复杂的叙事来表现众声暄哗的历史场景,而不应只从一种单一的视角来呈现一元化的声音。[50]此外,伯克也认为: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进一步展现研究主题和其他主题之间的关联,兼顾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也是解决历史研究碎片化的途径。[51]故此,像彼得•伯克所言:新文化史“是博采众长的结果”,它只是标志史家研究重点的转移,系对过去史学研究方法的吐故纳新而非另起炉灶,事实是“在新文化史这把大伞底下进行的实践采用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52]这些多样化的研究视角可能会互相扞格,但决不会势如水火,只会进一步丰富我们的历史诠释技巧,正如侯胥之语,新文化史具有很大的开放性与某些共同特征,“确实仍是许多跨越既有疆界的问题点及研究需求的—个总合”,在此意义上说“‘新文化史’的定义并非,或者说不再是因其研究路径的统一性而来,而是由于它为那些具有共同体认、拒绝将丰富多样的历史现象省略为单一面向的历史学家,以及那些从语言学转向的幻象中解脱出来、远离了过去以政治为研究主干或言必称社会之传统局限的历史学家,建立了一个交流和讨论的空间”。[53]可以说,新文化史依然需要在同旧的概念工具(conceptual apparatus)的合作与斗争中前行。

不过,新文化史在欧美的影响虽然很大,但对大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影响,目前看来还仅仅及于极少学者;[54]绝大多数的研究者仍然集中于传统的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和思想史的研究,新文化史短时期难以撼动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的霸主地位。同样无可讳言的是,目下我们的新文化史研究主要系对外来刺激的追随和模仿,并非为内在学术理路发展的水到渠成,尚缺乏深厚的研究基础与学术积淀,受众对之的接纳亦存在不少望文生义之处,无怪乎很多学者争相崇拜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且不说他们中很多人的以论带史与史料掌握不足、解读不够准确的大毛病),却不知去向汉学家取法的欧美主流文化史家学习。很多学者热衷于谈理论、谈宏观结构、谈长时段、谈年鉴学派等大问题,却不知道欧美史学的最近发展趋势、年鉴学派第四代的转向和成绩,以及“文化转向”后兴起的文化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深远影响。自然,这些学者不会欣赏也不愿接受一些“平常事情的历史”—些“小而美”的历史、一些看起来不那么“正统”与“政治”的历史。

转言之,就算是在已经接受新文化史的学者当中,也存在不少耳食肤受、不求甚解的情况,一些学者还将之前由思想史改头换面而来的所谓社会文化史之类也当作新文化史,或随意拉扯上中国语境里原来的文化史研究来比附西方的新文化史。其实,中国语境中一些所谓的社会文化史或文化史的研究,其重点依然是在以线性时间观分析思想、观念是什么及其形成原因,乃至社会与经济的变革和造成的后果,取径依然是近代化(现代化)、传统和近代,或国家与社会等这样单一的、已经被认为存在问题的解释框架与宏大叙述。更有意思的是,很多人欢迎和歌颂某些国外汉学研究者水准不高的文化史作品,却对国内有水准的文化史著述视而不见;一方面批评国内学术不能同西方接轨方面却又昧于西方史学研究大势与西方中国学研究现状,盲目崇拜与迎合一些水准不高的西方汉学家及其著作。于是,在具体的实证操作层面,一些学者的研究经常不见对资料局限的警觉、对作为后设叙述(metanarrative)的历史书写的谨慎和自觉,在实践层面亦缺乏对社会与思想及文化的互动乃至思想、观念具体被接受、使用情况的讨论。[55]另外,它们既缺少微观的分析和象征意义的解读,又鲜见扣人心弦的问题意识与高明的说故事技巧。

饶是如此,我们仍可乐观地说,上述问题的存在并没有影响到一些年轻学者对新文化史的学习和效法,这在他们的学位论文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从关注的主题到使用材料的范围、处理材料的方法、援用的理论资源,都不同于之前的社会史、思想史研究或其他一些专史的研究。可以预期,他们未来应该会更为关注一些看起来细小琐碎但却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更喜欢从建构论(Constructionism)的角度去处理和检讨诸如信仰、仪式、空间、象征、书写、修辞、记忆、身体、物品之类的问题,也会更多借鉴西方一些原创性理论家的理论和实证史家的研究成果。当然,这些都离不开包括外在社会与物质条件的支持,新文化史研究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壮大,实赖于此。

按:张仲民,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知识史,兼从事史料辑佚与复旦大学校史研究工作,亦从事历史学理论的译介工作。

原文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13—20页。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责任编辑:杨琴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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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光(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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