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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芹:2019年中国海洋史研究综述

 

2019年,中国海洋史研究取得多方面的新成果和新进展,年度出版发表相关中文论著(含海外学者的中文成果、研究生学位论文)共约330篇(部)。本文对此作一简要综述,疏漏、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正之。

 

海洋政策与海防研究

 

海洋政策是国家处置海洋事务的意志及行动准则的体现,中国历代海洋政策一直是海洋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刘正刚考察了《皇明成化条例》中不断出台的“条例”,揭示明朝加大对违禁走私非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介入对海上贸易的管控,反映了成化年间海洋走私贸易已相当活跃。韩毅、潘洪岩从官商、外商、国内私人海商等利益集团的角度,分析了影响明代海禁政策变迁的诸种因素。解扬聚焦乾隆初年政府对南洋洋米和黑铅贸易管理,展示清朝处理南洋商务有一定务实性和灵活性。李健、刘晓东考析了洪武十六年明朝往琉球市马的史实,发现明朝尝试借助市马影响高丽、日本,以构建东北亚地缘政治秩序的政治外交努力。林炫羽关注争贡之役与明朝海防改革之间的关系,尤其表明浙江巡抚之设,具有防范日本贡使的目的。卢正恒探索明清鼎革之际郑氏运作谍报网络以窥探清朝,而清朝也透过该谍报网络刺探台湾和沿海海岛情报的互动较劲的有趣过程。徐素琴探讨了清政府在中西通商贸易中对澳门葡人实行的约束机制和管理制度。

明清时期海洋政策尤其是海防,对沿海秩序管控、社会治理与海洋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杨培娜指出,明初沿海卫所作为濒海地区备倭、防寇的驻防堡垒而设立,然而随着与在地社会各色人群的互动,卫所的军事色彩日益淡化,出现民居化趋势,明中期以后逐渐形成以卫所城池为中心的社会网络,而且不同区域的社会经济态势也造成民居化路径出现差异。杨培娜另外关注明清华南沿海渔民管理机制的演变,指出以舟系人与滩涂经界相结合,构成清朝对濒海人群和海洋管理的基本策略,建构起18世纪以降沿海社会秩序。韩虎泰观察镇守广东总兵、副总兵的设置及其驻地变迁,与明代南海区域以镇压“瑶乱”为主的陆防与平靖“倭乱”为主的海防二者重心的时空演变格局有直接关联。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有关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渔民行政区置废等。

战船在古代海防体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谭玉华从技术史角度梳理了明清时期“广船”500多年的演变历史,尤其对明朝战船的系列变革进行系统考察,指出“重利炮,轻坚船”的技术偏好乃植根于火炮、船舶技术传统与欧州技术传统的兼容和有选择的扬弃,可谓事出有因。另外明朝“蜈蚣船”原型为东南亚的兰卡桨船,其传入和仿制为中外船舶技术交流的又一例证。此外陈晓珊、蔡薇、赵万永、王宏斌、耿健羽等对明代“遮阳船”、戚继光水师战船和清代主力战舰赶缯船的研究均各有突破,展示了同一时代东西方战船的特点以及军事装备的差距。

 

海洋维权与海洋开发研究

 

海洋发展、海洋维权等海洋历史与现实问题,近年来一直是多学科关注的热点。李国强从理论高度思考海洋史与海疆史的关系,强调二者理论边际渐趋淡化,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相互交叉与交融,相互渗透与浸染的趋势,要努力打造和创新中国海洋史与海疆史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刘永连、常宗政探讨晚清两广总督府收复东沙群岛之后,在东沙、西沙群岛实施海洋资源调查,制定开发建设规划,开展招商、官办及合办开发活动,酝酿无线电台和气象台建设等事宜,为维护南海主权与海疆开发做出重要贡献。郭渊、王静分别讨论了两广总督派员初勘西沙群岛的原因、经过,清末两广总督派舰复勘西沙、筹划岛务开发之举,以及广东地方高校对西沙群岛资源的调查情况。

学者对南海争端的阶段性及各个阶段争端演变的特点和成因有新的进展。王子昌等对20世纪30年代法国制造“九小岛事件”的背景、经过,以及国民政府的回应作了详细梳理考析。郭渊通过解读20世纪30年代前后法国、日本文献关于南沙自然人文景观记载,认为南海仲裁庭在对文献的解读运用存在明显错误。栗广围绕“旧金山对日和会”对南海诸岛若干处置问题,评估美国在对日媾和期间的所作所为。孙晓光、张赫名、王巧荣分别讨论了美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南海政策。王涛利用英国发行的台湾古地图、航海指南、航海杂志等资料,系统探讨了英国调查台湾水文、攫取信息的过程。王国华、张晓刚对近代日本海洋渔业扩张历史作了深入剖析,指出日本渔业入侵对中国海权造成的实质性侵害。

黄启臣从长时段与整体视野考察广东自汉代至明清时期的经济发展从江河到海洋的大趋势,明清时期广府地区海洋经济繁荣,使广东经济跻身先进地区。王潞对明清朝廷经略南澳岛的措施作了翔实梳理和考证,阐释南澳从一个海隅孤岛转变成成熟行政区划的过程。刘义杰从文献及古舆图论证南海海道的开拓发展史,体现了从涨海、石塘(堂)到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南澳气及对南海诸岛从朦胧到清晰的认知过程。羽离子、陈亚芊考察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绘制渔业海图——晚清绘制《渔海全图》的始末和情况,反映中国渔权、海权意识的觉醒。赵书刚、林志军认为台湾建省成功的主要驱动力,是中国日益增长的海权意识。王利兵阐释地图的绘制以及“家国”叙事等话语制造,对国家海洋边界建构发挥了积极作用。夏帆关注民国时期知识阶层的海权认知与维护海权的宣传方式,指明这些活动为战后国民政府积极收回南海诸岛主权提供思想基础和舆论氛围。

更路簿是海南渔民在南海活动的经验总结,蕴含着中国人民开发南海、经略南海、维护南海主权的历史文化信息,近年李国强、周伟民等学者有倡建“更路簿学”之议。阎根齐指出《更路簿》记录了海南渔民在南海航行的航海技术以及天文、地文、水文等导航资料。海南“更路经”为南海地名来源提供重要依据。李文化利用数字化手段对南海“更路簿”作了较为科学精确的解读。李彩霞对《顺风相送》存疑地名和航路,以及苏承芬本《更路簿》所涉外洋地名作了纤细的考订。王利兵认为应重视对《更路簿》的保护与传承,充分发挥渔民的主体性,让渔民在真实的文化空间和海洋实践中自觉传承《更路簿》。此外有学者对更路簿的版本、历史与现状等相关问题进行梳理、总结。

 

海上丝路与海洋贸易研究

 

对海上丝绸之路与跨区域或国际性海洋贸易的考察,本年收获甚丰。张国刚从全球史、世界史眼光,全面系统考察数千年来中西文化关系的发展大势,分为两大阶段(远古时代到郑和下西洋,大航海以后即晚明和盛清时期),两大阶段皆详实介绍海陆交通、对外关系、商贸互动、文化交流、异域宗教等问题,完整呈现出中西方文化交往和对话的宏大史迹和丰富内容。德国汉学家普塔克(Roderich Ptak)聚焦自远古到葡萄牙殖民时代的印度洋及太平洋各个海域历史,分析影响古代航路变迁的各种要素、“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文明兴衰的原因及彼此之间联系等,构建起以亚洲人为主体的海洋世界历史。他还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例,从理论上阐述海洋航线本质上是基于风向、洋流、潮汐、航向等基础知识构建出来的心理路线,探讨了与海洋空间相关的诸多议题。

马建春系统梳理了公元7-15世纪波斯、大食、回回等中东商旅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的活动,以及他们对海上交通网络、沿海港口发展等所发挥的作用。陈支平从明代朝贡体系、明中后期朝野对“大航海时代”的应对,以及文化传播等角度,对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模式作出历史反思。万明通过对明代永宁寺碑的考释,确证亦失哈七上北海的史实,反映明代东北亚丝绸之路的发展。李德霞考察16-17世纪中拉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周大程、吴子祺则关注近代中越关系与海上交通的联系,对晚期中华帝国国际关系研究有一定价值。

普塔克、孟玉华(Ylva Monschein)分别对山东、琅琊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作用进行详细考释和理论阐释。金国平利用西班牙人1584-1585年首次从澳门始发航向美洲阿卡普尔科的航程,连接亚、美、欧三大洲,拉开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序幕。王日根利用李氏朝鲜《备边司誊录》史料,揭示出明清东亚海域北段沿海贸易虽然仍断续开展,但层次偏低,贸易风险较高,贸易商品种类也很有限,乘船人员比较复杂的样态。汤开建、郭姝伶利用中西文档案文献,探讨17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澳门进口巴西烟草,巴西引进中国茶叶和茶叶种植技术的双向互动关系,填补了中国与南美洲交流的若干空白。万朝林、范金民对康熙开海后至乾隆十四年间由广州入口的洋船数量及其载运的商品与白银等作出估算,勾勒开海之初的贸易格局,填补清代早期中西贸易的某些缺环。美国学者范岱克(Paul A.Van Dyke)通过1772年《广州十三行洪氏卷轴》考订广州商馆区外洋行与本港行之间的关系,并对对画中每一座建筑进行详实的讨论。松浦章考察19世纪后半期“轮船时代”的到来,西欧轮船成为连接中国和欧美各国的重要交通工具,实现了物资和人员在更广阔范围内的移动。

学界对一些特种商品及相关问题也取得别开生面的成果。俄国学者谢尔盖(Sergey Lapteff)结合考古发现与东西方文献,探讨公元前三千纪至前一千纪从中亚到印度洋、东南亚海域之间稀有商品青金石、玻璃的海陆贸易网络与远程跨国传播实态。万翔、林英研究公元后几个世纪贵霜古钱币,展示了贵霜帝国通过货币流通控制丝绸之路商业贸易的史实。王洪伟考察了明清时期中国与朝鲜、日本、东南亚的海路交通与医药交流与药材贸易的历史。李庆探寻16-17世纪梅毒良药土茯苓在海外的流播并由此带动的中医西传,反映了近代早期区域性物种在全球化浪潮中成为了重要国际商品。张学渝、蔡群对清朝西洋钟表的入华、制作、技术交流等过程也作了相当详尽的考述。

港口、航路是海洋贸易与海上交通的基本空间和重要依托。韩国海洋史学家金康植(Kim Kang-sik)考察了宋朝与高丽之间横渡黄海的海上航线、南方海上航线,以及取道济州岛(古称耽罗)的南方海上航线,指出不仅是两国使节的外交路线,更主要的是作为商业和文化交流的通道,在东亚贸易区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陈冬梅分析了宋元时期泉州港成为“世界第一大港”的成因,认为蒲寿庚发挥了重要作用。张剑光分析宋元之际青龙镇港口衰落的原因,认为商品集散不通畅、政府政策及周边小市镇兴起、运输货物品种变化等因素都影响到青龙镇商业地位,并促使上海港地位上升。周鑫通过系统考察明初广州“舶口”的移散及民间海洋力量的起伏,探讨了南海海洋网络的变迁过程。孙靖国利用清代彩绘地图《山东至朝鲜运粮图》,展示了明清时期直隶、山东、辽东等地以及与朝鲜之间的海上航线。李效杰、刘春明、陈国威分别考析了“德物岛”和“得物岛”、“钓鱼台”与“薛坡兰”、“两家滩”等在海洋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地名,解决了相关历史问题。此外,宋时磊、刘再起以汉口交通为中心,考察了晚清俄商利用水路运输,调整中俄茶叶贸易,将汉口茶叶利用长江内河、中国东部沿海运输至天津再陆路运至恰克图,或者运往俄国东部港口海参崴再使用铁路运输至欧俄的演进过程。

法国学者奥利维耶·勒·卡雷尔、日本学者宫崎正胜将航海地图的演变与世界历史进程紧密地联系起来,展示了地图史研究方兴未艾的发展方向和成功范式。李孝聪援引不同时期绘制的中外古地图,展示古地图所表现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孙靖国以郑若曾系列地图为例,指出地图对岛屿的表现形式主要源于观测者在实际生活与航行中对中国岛屿形态的认知,也是中国古代沿海地图对岛屿地貌的重要表现方式。龚缨晏对李兆良关于郑和绘制《坤舆万国全图》、“郑和发现美洲”等系列观点进行论辩,指出其严重违背史实,重申历史学研究的科学性。李新贵、何沛东等对明代万里海防图、方志舆图等问题作了有益探索。

 

涉海人群与海洋社会研究

 

涉海人群是海洋社会活动的主体,海洋文明的创造者。刘晓东、陈钰祥、王华锋等讨论了16世纪“倭寇”、清代粤洋海盗、海商与海盗冲突或媾和等系列问题,以及相关海上秩序、国际关系等问题。李毓中以第一手的西班牙文史料,详细叙述了一个澳门华人参与西班牙在菲律宾的军事行动,以及西班牙人在中南半岛拓展的历史。荷兰历史学家包乐史(Leonard Blussé)探讨18世纪中后期吧城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返航荷兰的商船上雇佣中国水手这一举措形成的背景、实行情况及规范管理的相关规定。李庆新探讨了明清鼎革中活跃在珠江口以西至北部湾海域的反清复明武装,以海洋为舞台,成为台湾郑氏之外另一支坚持反清的南明武装力量。吴敏超讨论了最早到达新西兰的华人在淘金热中的贡献,思考新西兰华人与海上丝绸之路关系。黎相宜利用长期对华南侨乡及美洲、东南亚移民社会实地调研、搜集的一手材料,探讨移民与祖籍地、华侨华人与中国的互动关系。越南学者阮玉诗(Nguyen Ngoc Tho)、阮氏丽姮(Nguyen Thi Le Hang)采用现代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对越南金瓯市潮州人天后信仰仪式之转变与在地化作了相当深入翔实的调查研究。水海刚通过对新加坡“白三春”茶行的个案研究,考察二战以前海外小微华商企业经营策略。法国东南亚史、华侨史专家苏尔梦(Claudine Salmon)关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爪哇华人绅商使用孔诞纪年及将文昌祠改为祭祀孔子的文庙的历史,认为这是泗水的改良派与革命派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与不得不选择合作的结果。日本历史学家滨下武志(Takeshi Hamashita)分析1930-1940年代日本对于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流派和特征,着眼于华侨的政治性、经济性、本土性等复合性质考察战前华侨调查与研究所触及问题的本质。

鲁西奇考察了汉唐时期朐山—郁洲滨海地域围绕东海庙、谢禄庙(石鹿山神庙)、海龙王庙等庙宇而展开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反映滨海地域社会是海陆人群共同营构的社会,滨海地域的文化也是一种海陆文化。谢湜以中西比较方法,探讨在15-17世纪莱茵河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开发中的人地关系、技术选择、经济发展等问题。陈博翼从全球、国家与地方等层面探讨南海东北隅这一区域在近代早期的联动及变化,强调区域本身即有自己的秩序,并会基于这种秩序因应外界变化而演化出既带有“特殊性”又与更广泛区域共享“普遍性”的新的自在性秩序。郑俊华、陈辰立分别考察明清时期岛屿开发情况,思考海岛民众与国家政策的互动、海岛社会秩序建构以及海岛开发在古代海洋经济发展历程中之意义。王日根、叶再兴、水海刚等对沿海区域海洋灾害、官民应对、海洋渔业等问题进行较深入研究。

 

海洋文化与海洋考古研究

 

中国海洋文化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在16世纪初欧洲人进到东亚之前一两千年间,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东亚民族已经在亚洲海域内来来往往,其间也发生了观念的交换。陈国栋以舶、卤股等汉语借词为例,探索其原始的语源,证明海洋交通对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换带来源远流长的贡献。王子今阐述了汉代《论衡》关于海洋气象、水文、生物知识及航运、信仰等记载,体现了作者王充因出生与久居滨海之地而形成的海洋情结,及开放进取、重实学的海洋意识。程方毅探究明末清初《职方外纪》《坤舆图说》“海族”(海洋生物知识)的知识源头,认为既来源于古希腊罗马自然史传统,又受基督教神学和基督教动物故事集文本的影响,还有大航海时代以来建立的“科学”“新”知识,整体上呈现了当时欧洲知识界的面貌。赵殿红从乾隆年间澳门“唐人庙事件”入手,辨析清前期禁教政策与澳门政治、宗教势力的力量对比和观念交锋。陈波关注清代赴日贸易的中国船员口述的日文笔录“风说书”,揭示这种异域风闻对“明清鼎革”历史叙事的局限性。金国平介绍“腰果”(又称为“槚如”)从巴西传入葡属印度殖民地果阿、再传入亚洲、经澳门传入中国的过程,辨析“槚如”来源于巴西印第安人图皮语,也由葡萄牙人通过澳门传入中国。吴义雄考察了18-19世纪中叶“广州英语”的形成、特点及其在一个多世纪中西关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充当了“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共同语言”。李庆新探讨了18-19世纪广州地区刻书业机及其与越南的书籍交流,认为广州与嘉定之间的书籍刻印-销售的商业网络,可称为“海上书籍之路”。有些文章从思想史、文学史角度观察晚清士大夫的海洋书写、《廿载繁华梦》中的粤海关、鲁迅与海洋文学、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海洋元素等等话题,开创了海洋文学研究的新视角、新领域。莆田学院学刊《妈祖文化研究》刊载一系列妈祖、水尾圣娘信仰研究的成果。

关于海洋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研究成果颇多。《海洋史研究》(第十三辑)组织刊发了一组中国古代外销器物的专题文章,探讨“中国铁”“中国石”等古代中国铜铁器西传、东南亚海域10-14世纪沉船出水锡锭之用途、18世纪中国外销银器等问题。全洪、李灶新探索南越宫苑遗址八角形石柱等建筑构件及技法的海外建筑文化的源流关系。介绍广西北海合浦汉墓及出土的外来玻璃器皿等。

英国考古学家安德鲁·乔治·威廉姆森(Andrew George Williamson)1968-1971年,在波斯湾北岸伊朗南部地区展开了为期3年的考古调查,取得丰富的阶段性成果,故宫博物院与英国杜伦大学首次对其中的中国瓷片作了全面介绍,分析古代中国与波斯湾北岸地区的陶瓷贸易发展情况。魏峻对13-14世纪亚洲东部的海洋陶瓷贸易作了宏观描绘,指出中国东南地区的青瓷、青白瓷和黑釉、绿釉陶瓷器等品类逐渐形成专供外销的生产体系,并销售到亚洲和非洲东部等地。李庆新对东亚海域古代沉船发现货币及相关海洋贸易、货币流通、“东方货币文化圈”等问题作了专题梳理和思考。李岩以亲身经历、独到视角,对“南海I号”沉船发掘研究进行了全程记录及专业解读。各地考古工作者对广州、南京、舟山、泉州、阳江等地海洋文化遗产进行了调查与整理。曲金良出版了国内首部关于海洋文化遗产研究的专著。

在海洋文献史料汇编与整理方面,张杰、程继红主持的明清时期浙江海洋文献总目的整理工作,分为海洋史地(67种)、交通(33种)、军事(108种)、经济贸易(17种)、科技(46种)文献5类,内容包括作者生平、文献内容、版本源流、著录情况、文献价值等,为区域性海洋文献整理建构起可资借鉴的框架结构。此外,冷东、苏黎明、吴绮云等对海外收藏的天宝行(广州十三行行商之一)原始档案、闽粤两省迁居南洋家族的60多部族谱、明代月港资料加以整理出版,成为海洋史研究难得的基础史料。

 

国外海洋史研究

 

本年度学者对其它国家和地区海洋史的研究也有不少值得关注的成果。德国海洋史学家廉亚明(Ralph Kauz)从历史地理角度观察霍尔木兹海峡,指出其连接一个半封闭式的海(波斯湾)和一个开放的海(印度洋),是一个从封闭走向开放的通道,也是一个由于周边的商品流通而形成的商业中心。钱江考察古代波斯湾地区处于社会底层的普罗大众和黑奴在海湾采珠史上的重要地位,在逐步完善的严密的制度运作体系中,哪哒、采珠人 (黑奴)、水手和商人是波斯湾采珠史的创造者。李塔娜考察18世纪广州贸易系统与交趾支那的紧密关系,华人帆船贸易给交趾支那带来的活力、财富、繁荣和城镇化,交趾支那成为越南重要的华人经济作物生产地区,但西山起义给这一地区带来沉船毁坏,也改变了越南发展历史的方向。马来西亚学者杜振尊介绍长期生活在廖内群岛的海人(Orang Laut)群体,指出室利佛逝王国、马六甲王国和柔佛王国得到海人的效忠,掌控马六甲海峡,依靠贸易使国家强大起来。

徐松岩、李杰探讨了罗马共和国晚期海盗活动的基本状况及海盗行为在罗马向东地中海地区扩张以至建立帝国过程中的作用等。陈思伟、祝宏俊关注了古典时代雅典海事贷款抵押制度、斯巴达海军与霸业问题。王志红考察伊比利亚联合王国时期(1580-1642)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在东方贸易中的竞争与合作情况。张倩红、艾仁贵采取跨大西洋史视角分析近代早期以来港口犹太人的殖民活动与全球性贸易网络的建构及其历史意义。张宏宇梳理了美国捕鲸史的兴衰发展历程。李贵民关注越南阮朝嘉隆、明命(1820-1840)统治期间商舶制度的流变,认为是一个由内而外管理权责专业化的改变,是一个从中央(皇室)到地方财政支配健全化的过程。

中南半岛东部濒海古国占婆具有悠久的海洋历史,15世纪以前为典型的印度化王国,17世纪后马来人带来了伊斯兰文化,占婆成为多元文化交融的濒海国家。占族人谙熟航海贸易,在古代东南亚地区史、海洋史与东西方交流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学界对占婆历史的研究逐渐增多,成为东南亚地区史与海洋史研究的崭新课题。本年度《海洋史研究》集中刊发了国内外占婆史专家牛军凯、蒲达玛(Po Dharma)、新江利彦、尼古拉·韦伯(Nicolas Weber)对法藏占婆手抄文献目录、《占王编年史》与占城南迁宾童龙、占婆覆灭及被同化、流亡到柬埔寨的占婆国王考释的力作,均为当前国际占婆史研究的前沿研究成果。

 

学术交流及其他

 

本年度国内高校和相关研究机构先后举办了为数不少的海洋史学会议和论坛,构筑起一系列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的平台。不能不提的是,3月30日至4月1日,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与中山大学历史系联合主办“海洋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汇聚全球高水平学术精英,就“海洋史学理论”“海域史研究”“海洋史学术团队建设”等方面展开了讨论,堪称近年难得一见的海洋史学盛事。11月9-10日,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中国海交史研究会等机构联合主办“大航海时代珠江口湾区与太平洋—印度洋海域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暨“2019海洋史研究青年学者论坛”,为又一场高水平、高规格的国际海洋史学盛会,也是国内青年海洋史学工作者切磋交流的重要平台,一批经过正规专业训练、具有扎实史学功底、较强国际学术交流与对话能力的青年学人崭露头角,成为海洋史研究的重要力量。

海洋史研究的相关刊物发表了不少颇有质量的创新成果,对海洋史学发展起着推动和引领作用。2019年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将《海洋史研究》第1-10辑以合集形式重新整理出版。《海交史研究》以专题形式组织发表近40年来海交史研究重要议题的回顾与展望,均在学界产生良好的反响。

总的看来,2019年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投身于海洋史学领域,促使海洋史学术探索日渐兴盛起来。中国海洋史研究无论在传统议题、新研究领域还是理论探索,均取得可喜进展。一些国际前沿领域如海洋环境、海洋知识以及大洋洲、南太平洋、印度洋史研究引起重视。正如学者所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全球史、海洋史等新的史学研究范式对太平洋史研究带来冲击,催生出以“太平洋世界”路径为代表的整体、开放的“太平洋的历史”。

毫无疑问,海洋史学是国内备受学界瞩目的热门学问。在国家发展新形势、学术发展新潮流激荡下,加强跨学科整合与多学科融通合作,加强与国际海洋史学对话交流,促进新兴学科和前沿学术发展,推进与亲缘学科的亲密合作,拓宽研究新边界,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史、海疆史、海关史、海图史、华侨华人史、海洋考古等学科领域合作,为海洋史学增添新的方法理论,建构中国海洋史学体系,是海洋史学界需要共同面对的话题和努力方向。

 

作者杨芹,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海洋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本文在前期的资料搜集过程中,得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硕士研究生孙卓、黎荣昇、钟青、何爱民的大力帮助,特此致谢!

原文参考:《海洋史研究》第十五辑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海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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