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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10-17

迟云飞:趋向与问题——近40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趋向与问题——近40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摘    要: 近40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经历的最大变化, 是从封闭到开放, 从自说自话到融入世界史学发展潮流;在提供大量扎实的研究成果的同时, 研究内容、选题亦丰富多彩, 但在理论创新方面亦有不足。

关键词: 中国近代史; 研究回顾; 解放思想; 中外交流;

作者简介: 迟云飞 (1957-) , 男, 黑龙江省海伦市人,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78年年初, 笔者上大学开始学习历史, 那时笔者是刚过20岁的小青年, 而后读研、任教, 成为史学工作者。40年过去, 如今笔者已过“耳顺”之年。近40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化和发展趋势, 笔者可谓真正的亲历者。所以, 本文既是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历程的讨论, 也是谈论笔者的亲身感受。又, 凡此类宏观整体的研究回顾及评述, 非功力深厚者实难为之, 笔者惭愧, 绝不敢自命功力深厚, 但亲身经历和感受, 却颇有可以记述和谈论的内容, 或可以为学界特别是青年学人参考。不当之处, 敬请读者指正。又, 本文讨论的, 限于中国大陆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一、解放思想, 走出僵化与封闭

文革中, 中小学教学秩序被打乱, 笔者中学时代1并没有上过历史课。如果说笔者在偏僻乡村有历史知识启蒙的话, 那就是“批林批孔运动”。在这场“运动”中, 我半懂不懂读过不少“梁效”、“罗思鼎”以及杨荣国先生的文章, 这让我知道了历史上法家的、儒家的许多人名, 并阴差阳错能够背诵《论语》的一些句子。有此缘故, 上大学之初, 笔者头脑中全是文革“运动”期间被灌输的僵化观念。比如一部中国史要么是儒法斗争的历史 (春秋战国以后) , 法家皆进步、儒家皆反动;要么是农民起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而中国近代史上,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之类是镇压人民起义的刽子手, 也是反动儒家, 洪秀全是反孔英雄;凡说到资产阶级的作为, 比如戊戌变法、辛亥革命, 简单说功绩后, 要用“但是”, 之后用更大篇幅述说康有为、孙中山 (当然, 今天看来, 他们未必是资产阶级) 等的局限和问题, 叫做对资产阶级“立足于批”;至于历代统治者, 都是一个模子的反动、腐朽、无能、卖国, 统治者中没有差异, 也没有变化, 等等。即使我们上大学之初, 僵化观念仍然延续, 包括我的一些老师们。期末考试, 我们找到“规律”:凡是论农民起义原因, 都可以说是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残暴统治;凡论农民起义的意义, 都可写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的腐朽统治, 推动了历史发展;凡论某个朝代灭亡, 都可以写地主阶级愈趋腐朽, 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近代史上, 凡论对外战争失败, 都可以写清政府腐败无能投降卖国, 等等, 再加上少许史事“论证”, 宛若八股, 却总可得分甚至高分。

总之, 用一句话概括, 彼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多不是学理上的, 与外界也无法对话。改革开放前, 中国大陆史学界与国外同行几乎没什么联系, 著作 (一些书如果算是学术著作的话) 、论文所用语言、概念、思维方式、问题意识与外界几乎完全不同, 彼此各说各话而已。

不过, 就在70年代末, 学界开始发生了变化, 进入80年代, 变化更加深入。刚学历史的笔者恰好赶上了这个变化。变化是从批判文革、重新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开始的, 是随着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大潮进行的。

中国近代史领域, 太平天国政权性质、洋务运动评价、维新运动评价、义和团的盲目排外, 都是争论的热点。比如关于太平天国, 不少学者指出, 太平天国是从西方找来的, 并不是先进的思想和理论, 而是取基督教的某些教义, 再糅合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 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太平天国领导人建立的, 并非真正的农民政权, 而是与历代王朝无大差别的封建专制政权;而且洪秀全比不上刘邦和朱元璋, 他没有推翻旧王朝建立新一代王朝的能力, 等等。今天看来, 当年的讨论存在很多问题, 比如, 如何判定一个政权的性质, 涉及到多重因素。即以历代王朝而论, 关乎皇权、官僚集团、社会精英、下层民众各阶层或集团之间的复杂关系。至于尚未建立稳定政治体系和政权结构的太平天国, 就更加难以判断。不过, 当时的讨论还是有重要意义, 对于经历过讨论的我 (当然主要是学习) 这一代学人, 恐怕是思想、思维回归正常、回归常识的必经阶段。当时往往称拨乱反正, 今日可以称之为走出僵化, 或者叫回归正常学术研究、回归正常人类思维运动, 如果可以称作运动的话。

比笔者年长30岁左右的老师辈, 是这场回归正常学术研究运动的主要引领者。那时学术杂志并不多, 《历史研究》《光明日报》、刚创刊的《近代史研究》等杂志报纸, 每发表一篇争论文章, 笔者必读。读研以后, 对学术热点关注更多, 甚至我们研究生中经常会自发讨论。

80年代,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关注和争论的最热焦点, 而随着对洋务运动研究和争论的深入, 自然发展到对整个中国近代史发展线索的讨论。笔者记忆, 最初是李时岳先生的论文《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2引发了学界对近代中国发展道路和趋向的讨论。李时岳先生最初似并未明确提出中国近代史发展线索问题, 但他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三个阶梯的说法, 确实提供了与过去三大高潮、八大事件不同的理解中国近代史的路径。

自此以后, 学界逐渐自觉意识到这其实是如何理解整个中国近代史走向的问题, 于是有革命史线索和现代化线索、或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的讨论和争议。争论后期, 有学者指出, 革命与现代化并不矛盾, 而是互相促进的过程。今日看来, 无论是革命史线索还是现代化线索, 都有简单化的问题。中国近代发生的实际变革, 显然要复杂得多, 丰富得多。单纯的线索视角, 遮蔽了很多需要多角度多面向考察的问题。传统政治——社会的崩溃与现代国家的重建, 城市与乡村, 沿海与内地, 政治与经济社会思想文化, 以及中国社会有的阶层淡出以至消亡, 有的阶层产生乃至成为社会的中坚, 等等, 都需要多角度观察研究, 才能接近事实的真相。近年, 学界更多用“转型”一词概括近代中国的特点, “转型”一词虽然笼统, 但更能包容近代中国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无论如何, 关于中国近代史发展线索的争论, 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和研究中国近代史, 还是很有意义的。

90年代以后, 原来的争论逐渐平静, 也很难有几乎近代史学界人人参与或关注的争论论题。有学者指是思想淡出、学术凸显。更有学者主张, 与其争论那些宏大但空洞的理论、线索等问题, 不如多做具体的实证研究。对历史的宏观理解, 要建立在对具体问题和真相的了解的基础之上。笔者个人倒是感觉, 比起上世纪80年代, 90年代到现在的变化更具革命性, 虽然这变化是悄然发生的。

与史学界的巨大变化相伴, 是与外界交流的日益频繁和紧密, 我们再也不是封闭起来自说自话。记得笔者读大学的时候, 学校图书馆所藏中国近代史的著作, 我都读过 (当然那时书不多) , 但似没有多少国外以及中国港台学者的著作, 偶尔能找到的, 是当年作为批判参考翻译过来的西方著作, 多标示“内部出版”。硕士二年级的时候, 在林增平先生指导下阅读台湾张朋园、张玉法二位先生关于晚清立宪运动的著作, 又听章开沅先生介绍到美国参加两岸学者辛亥革命七十周年讨论会的情况, 觉得新鲜、震撼。当年读台湾学者的著作, 并无原本, 是辗转复印的, 同学之间传阅, 视如珍宝。今日二张及许多台湾学者的著作, 已在大陆印行, 而大陆学者的著作, 也可以在台湾出版。思之真如隔世。

随着对外学术交流的频繁, 学者走出去、海外学者请进来, 已几如家常便饭。更有国外青年人到中国留学。

大量国外学者著作被翻译介绍过来。笔者阅读最多的, 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已出版一百七十余种, 笔者粗略浏览书目, 与中国近代史有关的, 当占近一半。不仅翻译介绍, 中外学者合作的研究项目也令人瞩目, 中日韩三国学者联合编写历史教科书就令笔者印象深刻。

在中国本身, 学术道路、训练差异很大的海峡两岸四地学者, 更能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 交换见解, 近年更合作编纂《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写到这里, 要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大收获, 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话概括, 叫回归学术、与世界接轨。

二、研究时段的下移

从上世纪50年代起, 直到笔者读硕的80年代前期, 历史学界所称的中国近代史实指1840年到1919年的中国历史, 即学界一般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1919年以后, 则被称为中国现代史。而到那时为止学界研究的, 主要是1840到1919年这段历史。1919年以后的历史, 一则离当时时代太近, 一则事涉敏感, 学界罕有问津。犹记同门同届硕士四人选择硕士论文题目, 分别是:二次革命、端方与清廷立宪 (笔者) 、进步党、辛亥革命前湖南手工业。我们压根就没有考虑时段更靠后一些的选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理解的近代的范围下移, 而社会的不断开放和宽容, 使人们可以涉足过去较为敏感的课题, 民国史研究顺理成章进入了学界视野。我的下一届同门 (1984至1987年) , 论文选题就有过去十分敏感的胡适。

进入90年代以后, 情况发生了更大的变化。民国变热, 晚清则相对变冷。专门以民国研究命名的研究所、研究室, 笔者所知, 至少就有三家, 包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 以及最近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民国史研究所, 而浙江大学更有专门的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但专以晚清史命名的研究所或研究室似乎一家也没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政治史研究室的同行们多研究晚清史, 笔者记得, 多年前他们曾讨论干脆更名为晚清史研究室, 但至今并未改名。近年博硕论文选题, 也多为民国时段的。

带有标志性的还有关于民国的大型通史的出版。以笔者所知, 即有已故李新先生主编的12卷本《中华民国史》、朱汉国教授主编的10卷本《中华民国史》、张宪文先生等著的4卷本《中华民国史》。其中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起步虽在改革开放之前, 并且是笔者读硕时的必读书之一, 但大部分完成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而另两部《中华民国史》都是新世纪完成的。若没有各部分及具体问题的基础研究, 编著通史其实是很难的, 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 通史的完成, 意味着民国史研究的成就。

当然, 这种下移也是相对的、有限的。比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立近70年, 早已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但现在只有少数学者艰难耕耘, 与这一时段的时长和影响太不相称, 而且与国外比, 许多问题的研究似也落后了。

三、多角度、多领域的探究

至少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 是政治史研究。但是几乎整个学界都关注政治问题, 可能会忽略历史发展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事实上,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 学界就已开始尝试多个角度观察和理解近代中国的变化。

笔者记忆中, 最先引人注目的, 是文化热和现代化研究。

关于文化的讨论, 从上世纪80年代发生并持续到90年代, 人文学界几乎人人关注乃至直接参与。以笔者的理解, 文化热首先是来自对文革的反思, 进而思考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中国近代史学界, 也曾召开数次近代中国文化的讨论会。龚书铎先生指导的硕士、博士, 多以文化史作为研究方向, 成就斐然, 形成近代史学界的一个特色。笔者当年, 连西方文化、中国文化的基本路径尚未清楚, 就大胆写了《西方文化与近代中国》, 文章稚嫩且有有意无意仿效前人的痕迹, 但在阅读、撰写和思考的过程中, 加深了笔者对历史的理解。相信当年的年青学者不少有和笔者大致的经历。当年的文化热虽已基本过去, 但对于学界多角度和更深入理解中国的历史乃至近代中国的变化, 会有很大帮助。上世纪90年代以后, 文化史的研究结合了西方传来的新社会史、新文化史, 进入新的阶段和层次, 更有力地推进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笔者同事梁景和教授, 是倡导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学者之一, 他和他所带的学生及青年教师团队, 研究近代中国的女性、婚姻、家庭、性伦文化等问题, 其成果蔚为大观。笔者虽研究政治史, 与梁景和等社会文化史学者交流探讨, 近水楼台先得月, 思路、视野开阔不少。

几乎在文化热兴起的同时, 现代化研究广为学界关注。中国的现代化 (以往多称近代化) 从1860年代起步, 一路蹒跚, 直至改革开放前仍左右徘徊。当我们再次打开国门, 中外巨大的差距令国人震惊, 因此, 学界关注现代化问题自是题中之义。笔者所知, 有两位学者所带团队影响最大。一位是已故北京大学罗荣渠先生, 一位是华中师大章开沅先生。罗荣渠先生原治世界史, 美洲史、史学理论皆所擅长, 所以他的现代化研究, 以理论分析和宏观概括见长。其所著《现代化新论》我曾熟读, 受益良多, 对于笔者拓宽视野、进一步摆脱以往狭隘观念有很大作用, 所以后来笔者指导研究生时, 又将其作为研究生的必读书。章开沅先生则主持一套现代化比较丛书, 笔者至少读过中国印度比较、中国日本比较两本。

另一个引人瞩目的, 是近年关于国家民族认同、民族主义, 以及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讨论和研究。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潮之一, 而传统王朝体制的崩溃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是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事件, 贯穿其中的, 便是现代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因此民族问题及民族主义, 很早即为中国学者所重视。世纪之交,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体》先后在中国台湾、大陆出版并引起学界的重视。还有另一部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也引起学界关注。何为中国?中国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中国人什么时候认识到自己是中国人?怎样认识和理解中国人?等等。这些在过去本不成为问题的问题, 现在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进一步, 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变革, 以及中国国家统一的过程中, 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有何关系?这些都引起人们的深入思考。近年有黄兴涛的《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出版, 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也组织过关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专题讨论会。相对而言, 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 会较多强调漫长的历史在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塑造过程中的影响;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 则更多感受到与列强侵略的抗争对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形成的催化作用。近年美国“新清史”学者的著作译介到中国, 也引发了中国学者的热烈讨论。这些问题, 没有也不必要有完全一致的认识和结论。要之, 中国或东方国家民族的形成, 与欧洲国家民族的形成差异巨大, 既不可完全用欧洲的经验套用到东方, 也不能完全用东方的经验验证西方——差异正好体现了人类历史丰富多彩的特性。

近二十年来, 除了原有的思想史、中外关系史等传统领域外, 社会史、文化史 (包括社会文化史) 、区域史、乡村史、城市史、生态环境史、口述史等研究日趋兴盛, 而面向下层、面向基层社会也颇成为学界潮流。再加上社会、经济的发展支撑起学术队伍的逐渐扩大,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真可谓异彩纷呈。

与前述变革的同时, 中国学界的宏观视野和实证研究水准都得到很大提高。

90年代中期以后, 中国近代史学界不再有几乎全体学者都关注甚至参与的热点和争论, 似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关注宏观和理论问题, 学界同行大多在各自的领域做更深入扎实的专题研究。但是实际上, 随着现实中国人对各国学术、思想了解的加深, 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对整个人类文明认识的深入, 我以为, 学界宏观视野进一步扩大, 问题意识增强, 研究方法得到明显的改进。这一切, 与80年代的思想解放相比, 仿佛是悄悄进行的, 但比80年代的变革更深入, 更具有革命性。我们只要简单比较一下80年代与今日各学术期刊发表的文章, 就会发现无论是问题意识、关注的课题、所用概念术语、话语体系, 都有极大的不同。可以称之为“悄悄的革命”。

另一引人注目的, 是实证研究的提倡和成就。鉴于文革时期空洞的教条、为现实政治运动需要随意歪曲历史的教训, 不少学者认为, 与其空谈大而无当的理论和规律, 不如扎扎实实做实证研究。傅斯年先生那句“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 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 十分材料出十分货, 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余, 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得到不少人的认同。近代史学界, 笔者至少注意到两位我熟悉的学者提倡实证研究, 一位是与笔者年龄相近的桑兵, 一位是年轻一些的李细珠。这二位都在实证研究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桑兵教授, 不仅本人, 其指导的博士论文也都严谨扎实, 读来印象深刻。而近20年中国近代史界的博士论文, 也尽可能做到资料充分、论证严谨, 满足实证的要求。或者说, 作为导师, 我们要求学生关注域外的学术研究, 并尽可能从中吸取营养, 但我们自己的研究仍要保持中国特色。另一方面, 实证研究与宏观探讨并不矛盾, 桑兵教授与李细珠研究员都有很好的宏观视野, 相信学界会有同感。

四、几个问题的思考

第一是政治史研究的问题。

在眼光向下、面向基层社会的潮流之下, 近代政治史尤其晚清政治史的研究则颇不景气。笔者重点研究20世纪初的历史, 注意到以前曾是热门的辛亥革命研究, 虽难说变成冷门, 但确是研究者尤其是年青的研究者不多。而我仍在做晚清民初政治史研究, 颇有同道零落之感。窃以为政治是人类的基本活动之一, 它对经济社会文化乃至日常生活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所以, 我觉得, 在历史学家的目光深入社会深入基层的同时, 不应忽略政治史的研究。大家都做政治史不好, 但忽略政治史也不好。尤其晚清虽仅70年, 中国传统政治体制轰然倒塌, 而这体制至少延续了两千年。王朝体制到底是怎样覆亡的, 为什么会覆亡?这虽然不是靠实证研究可以完全解答的, 但史学界应该研究、思考并给以自己的解答。

但是, 怎样进行政治史研究, 却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我看来, 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 一个是研究什么问题, 一个是怎样进行研究。

上世纪50年代以迄80年代末, 就中国近代史来说, 中国大陆学者致力的主要是重大政治事件和人物的研究。这些研究中又有两个特点, 一是人物事件的评价, 二是注重革命和阶级斗争。所以, 彼时的近代史研究, 几乎等同于革命史研究。而研究的内容主要就是革命, 方法主要是阶级分析、人物事件评价。而其他问题, 基本没有纳入学界的视野。

上世纪90年代以后, 随着社会史文化史的活跃, 政治史的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变化。内容方面, 统治者的改革、制度的演进、过去被视为反动的人物及群体, 都纳入研究视野。尤其是大众被纳入政治史研究范围, 有人直称为中国的“新政治史”。即使是革命斗争包括共产党人的革命, 也有了不同于过去的视角的成果。方法上, 学界也不满足阶级分析方法。有的特别强调实证, 笔者前面已经谈过, 有的则特别强调问题意识、理论、方法、框架。同时, 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也为史学家努力学习。

在笔者看来, 关注上层、精英, 或放眼下层、普通民众, 是政治史研究的不同选择。无论是重大或突发政治事件, 还是长时段的缓慢变革, 都是精英和民众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共同参与的结果。一般来说, 在平常年代, 由于上层和精英所具有的优势, 其思想、行为会更多的影响到普罗大众。但是, 在动荡的特殊年代, 普通民众的愿望、要求就会比较突出的显现出来。而精英阶层为了动员民众, 更会提出一些迎合下层社会的口号, 中国历代王朝末期的造反者大都如此。因此, 一方面是政府及其官员、重要政治人物及其思想、精英, 一方面是普通民众, 两者都要研究。要认识中国的政治史, 两者缺一不可, 缺了哪一方面都不完全。所以, 虽然近20年史学界兴趣和趋重有极大改变, 但研究政府、上层、精英, 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第二是理论关注不足的问题。

如前所述, 40年来,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革命性的进展, 但总觉得还有一些不满意之处, 那就是中国的史学研究如何既融入人类文明人类思想的发展潮流, 又能有中国的特点和贡献。此中最要紧的, 是理论。翻阅近年发表的论文以及出版的著作, 以及博硕士生论文的选题, 很容易注意到一个现象, 即多为对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 而理论关注明显不足。历史学界常有一个说法, 叫以小见大, 但是近些年的不少成果, 小则小矣, 见大却不多见。

这些年, 美国及西欧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史学界的影响, 可谓不言而喻。从早期的冲击与反应, 到“在中国发现历史”、市民社会、加州学派、施坚雅、后现代主义, 再到近十年的新清史等等, 我们都是被动地做出反应。域外的理论以及他们提出的问题, 我们不见得同意, 但影响了中国史学界, 开阔了我们的视野, 这一点, 我相信大多中国史学家会认可。反观中国本土, 却似没有足以影响世界的解释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理论。笔者并不排斥域外来的理论, 但常常觉得, 西方的理论是在西方的历史文化背景下, 总结西方社会文化的发展而产生的, 而东方国家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 社会的发展虽有与西方国家共同的规律, 但也有自己的特点, 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更与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境遇和特点。中国史学家理应根据自己国家的历史经验, 总结出更符合东方国家的理论及规律。

然而, 关注理论和理论水准的提高, 以及新方法的提出, 却远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一要长期的思考, 一要与其他学科的互相渗透, 更要社会给予较大的宽容度。另一方面, 中国独特的理论和方法, 绝不能像文革中那样自我封闭、自说自话, 且离学理差了十万八千里, 而是要在拥抱人类文明的过程中创建。

第三是缺少足以影响世界的成果。

如前所述, 近40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且在世界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但是,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与理论的不足相应, 这些年, 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 缺少足以影响国际史学界的成果。中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是世界历史学研究的一部分, 中国学者既是研究的主体, 也拥有最大的研究群体, 但是, 本应由中国学者引领和主导世界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目前却没有做到, 反倒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研究影响了中国, 不能不是一个遗憾。

总的来说, 近40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了巨大的令人瞩目的成绩。尽管现状仍不能让人完全满意, 但对未来我们有理由乐观。从20世纪初新史学发端, 再到改革开放后我们重新融入世界学界发展的潮流, 至少从整个人类文明史的角度观察, 时间都不算长, 而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学术的发展, 学术队伍的培养, 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相信不远的将来, 我们一定会有贡献给全人类的更多优秀成果和足以影响世界学界的大师。

注释

1 笔者生于1957年, 1972年1月“高中”毕业。“高中”之所以打上引号, 是因为彼时中小学采混乱的“九年一贯制”。所谓高中毕业生, 学得好的可以抵今日初中毕业, 学得不好的等于文盲。

2 原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来源:《安徽史学》2019年第1期。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近现代史研究动态

                       
最后编辑:
作者:马光(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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