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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莹波 | ​再论东亚海域世界的“归化宋商”——以日本、高丽为中心

      摘要:宋朝与日本、高丽皆无正式的外交关系。日本从唐末开始在政治上疏远中国大陆,只保持贸易上的往来。而高丽只在宋朝初期向宋朝奉正朔之外,也一直与宋朝保持商贸关系。此时的东亚海域成了宋商贸易和政治的国际舞台,宋商因其国际视野和社交才能深受东亚各国欢迎,有的被请入籍有的主动选择入籍日本和高丽,成为所谓的“归化宋商”。日本的“归化宋商”,大多或因父母一方为日本人,或因是在日宋商的后裔,或因需要回避日本对宋商的严格禁令而归化。高丽的“归化宋商”,大多或因宋商的特殊作用和才能而受高丽器重,高丽国王甚至不惜上表宋朝请求宋商留下并令其归化。
      关键词:东亚海域;日本;高丽;归化宋商
       宋朝时期,东亚海域的宋日丽三国彼此并无实质的外交关系。但在十一世纪的八十年代左右的时间里,三国同时利用宋商携带国书作为国使进行实质性的准外交活动。有趣的是,此时穿梭于东亚海域的宋商有的竟然是“归化宋商”。有关东亚海域的宋商的相关研究,中外学者不乏力作。笔者拟用日本《大宰府天满宫史料》《高丽史》和《宋史》等三国史料进行进一步探讨,敬请各位专家、学者不吝指教。
一、东亚海域的宋商
     古代中国与东亚周边国家的国际秩序,大多依仗朝贡制度来维持。不过唐代之后,宋朝则无法继续延续这一对外态势,由于受到北方的辽、金的威胁,所以在对东亚关系上,其政策捉襟见肘。宋朝、日本和高丽国家之间,相对于政府之间的往来,则以宋商贸易为主的民间关系为主。

在日本,公元八九四年,以唐朝衰微和航海危险为由,中止了持续两个世纪的“遣唐使”,另外,日本还在延喜年间(九〇一~九二三)颁布了包括严禁官员、国民出海的“渡海制”,禁止民众私自购买唐货的 “禁购令” 以及禁止宋商连续两年来日的“年纪制”等一系列针对唐朝的禁令,日本陷入“锁国”的状态。这些禁令则对以后的宋日关系产生深刻影响。

在高丽,由于辽对高丽发动了十年战争(公元一〇〇九〜一〇一九年),后来两国当事国君辽皇帝耶律宗真(兴宗),高丽国王王钦(德宗)相继去世,辽丽关系比较微妙。高丽新即位的文宗,于公元一〇三六年派使者抵宋,旨在改善两国关系缓解来自契丹的压力。宋朝神宗也迅速抓住这难得的历史瞬间,利用宋商大力民间贸易往来,从此,宋商开始频繁来往于宋丽之间。

在宋朝,宋神宗于公元一〇七八年(元丰元年,日承历二年),借日本僧仲回搭乘宋商孙忠商船回国之机,并以收到“太宰府国牒”为由,让孙忠携带明州牒及回赐礼物回访日本。从此东亚出现了这种“无外交、有政府往来”的独特“准外交关系”现象。而日本面对突如其来的宋朝国牒不知所措“人以成狐疑”并对宋朝国牒置之不理。
宋神宗分别向处于外交空白的高丽和日本派遣宋商开展准外交,以构建睦邻友好。但结果则截然不同,赴日本的宋商国使杳无音信,而在高丽的宋商则受到热情接待,并由此带动两国的政治外交互动。公元一〇七八年,高丽国王对宋朝使者安焘上表:“臣年衰所自,风痹忽婴,当国医寡术而功迟,药不灵而力薄。伏望听卑在念,拯弱推仁。选周室之十全,就加诊视;分神农之百品,许及饵尝。所敷悃悰,恭俟兪允。” 高丽国王因患风疾病,而本国医术不高明,且疗效低,请求宋朝派遣医生并赠送药材“自陈风痹,请医官药材。”
应高丽国王的请求,宋神宗立刻派遣一个由翰林院医官组成的八十多人的庞大代表团,携带一百多种名贵中药赴高丽“宋遣王舜封、邢慥、朱道能、沈绅、邵化及等八十八人来。同时还于公元一〇八〇年再派遣医官过去“宋遣医官马世安来。”  以致高丽“王及国人欣庆,曰:‘时与宋绝久,不见中华使久矣。’”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高丽并未奉宋朝正朔,两国并无外交关系。
有趣的是,高丽国王在向宋请求治疗风疾的医师和药材同时,还利用一位“日本商人”回国之际,让其作为高丽使者,携带礼宾牒赴日本,据日本史料《朝野群载》记载:“高丽国礼宝省牒,大日本国大宰府当省,伏奉,圣旨访闻,贵国有能理疗风疾医人,今因商客王则贞回归故乡,因便通牒,及于王则贞处,说示风疾缘由,请彼处,还择上等医人,于来年早春,发送到来,理疗风疾,若见功效,定不轻酬者谨牒。己未年十一月 日牒 。”高丽礼宾省牒与高丽给宋朝的上表内容相同,希望日本能在明年春天派来治疗风疾的医生,并许诺一旦有效,定当重谢。
这位所谓“日本商人”叫王则贞,有关他的情况,在《高丽史》中也有记载:“东南海都部署奏:‘日本国人王泽贞、松永年等四十二人来,请进螺钿鞍桥、刀、镜匣、砚箱、栉书案、书屏、香炉、弓箭、水银、螺甲等物。’” 这里《高丽史》提及的“日本国人王泽贞”应该和日本史料中出现的日本“商客王则贞”为同一人。由于发生的时间和历史事件都十分吻合,而名字中的“泽”和“则”,汉语的发音也完全相同,或许被两个国家的史官被误写而成。至于究竟是叫“王泽贞”还是“王则贞”还有待考证。不过日本史料在记载宋商时,常会把宋商名字搞错。但可以确认,这位王则贞或王泽贞,曾公元一〇七三年(宋熙宁六;日延久五)来高丽经商,五年后的今天则作为高丽国使携带礼宾省牒返回日本。
众所周知,日本姓氏里并无“王”姓,由此可以推测,王则贞应该是位在日宋商,或是在日宋商的后代。此前虽有宋僧或元僧入日本籍方面的记载,但有关宋商入籍日本的还鲜有见到。不过,王则贞(或王泽贞)既然同时出现在日本与高丽的史料中,而且其国籍称谓彼此不相同,其身份大概可推测为“归化宋商”。
二、日本的“归化宋商”

 关于商人归化日本籍,最早则见于日本史料《三代实录》。公元八七四年,唐商崔岌等三十六人抵达日本,请求归化并得到批准“贞观十六年七月十八日甲辰、大宰府言、大唐商人崔岌等卅六人,驾船一艘,六月三日著肥前国松浦郡岸。是日,勅,冝准归化例,安置供给。”两年之后,公元八七六年,唐商杨清等三十一人,乘船抵达日本,请求归化,也得到批准“贞观十八年八月三日丁未,大宰府言,去七月十四日,大唐商人杨清卅一人,驾一隻船,著荒津岸。勅,冝准归化例,安置供给。”可见商人归化日本自唐朝就有之。之所以会出现众多唐商,离开故国归化日本,大概由于唐朝还处于“安史之乱”(七五五-七六三年)之后的国家震荡吧。

有宋一代,宋商频繁来往于宋、日、丽之间,熟悉当地的政治和经济情况,并与所在国家上层多有交往。宋商归化日本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据《高丽史》记载,一一四七年(宋绍兴十七;日久安三)“日本都纲黃文仲等二十一人来。”这里的所谓日本都纲黄文仲可能也与王泽贞一样,也是位宋商的后代。或许更有可能是长期滞留在日本的“归化宋商”。

       公元一〇〇五年七月,宋商上官用铦赴日经商,经过调查,日本发现其违反了“年纪制”,因为他继去年来日之后,今年又来了。日本“年纪制”规定宋商最低来日年限为两年以上,但事实上宋商们不太会严格遵守这项禁令,经常会以被风浪漂流过来为借口,或修改自己名字等方法过来。上官用铦违反了“年纪制”,于是就试图以归化日本为由留下,但被日方拒绝并对他下达了“回却令”予以遣返“大宰府言上大宋国福州商客上官用铦来朝事,用铦去年回却之后,不经几程重以参来,虽陈归化之由,于安置可无据,任旧制符之旨,可回却之。 
    由于受“年纪制”限制,宋商如想长期在日本经商,有时采取修改自己名字等方法,来回避“年纪制”,而选择归化日本,也不失为一个捷径。换言之,宋商之所以归化日本,其实不过是逃避“年纪制”处罚的权宜之计。
宋商上官用铦归化日本只是为逃避“年纪制”,所以很难达到目的。但宋商如果具有日本血统,那么比较容易了。公元一〇二七年,宋商周良史来到日本,其父为宋朝人,母亲为日本当朝大臣之女。他常跟随父亲来往于宋日之间。此次他因思母心切,在宾馆致信日本当朝关白藤原赖通,并送上名贵书籍,请求入籍归化日本“客良史如上状文,是太宋之人,母则当朝臣之女也,或从父往复,虽似随阳之鸟,或思母愁绪,可谓怀土之人。”藤原赖通在其回信中,感其孝心,准其入籍归化,还随信还送上二十两砂金以表彰其孝行“今通其籍,知志之至,砂金三十两附便信送,虽颇轻尠、古人弔骏骨之意也者”。 此后周良史就与父亲一直留在日本经商,并卒于日本。 
      由此可见,由于日本“年纪制”限制,宋商两年之内不可连续来日,因此,如果想要长期往来日本并留经商,只能归化日本。像周良史这样因要照顾在日本的母亲,而选择归化日本的混血宋商不乏其人。章仁旭也是为母亲为日本人的混血宋商,常年来往于宋日之间,因父亲年迈,加之母亲多病,曾申请留日,但遭拒绝。此次来日后,不想再返宋“今度章仁昶者而父承辅老迈殊甚,起居不合,无心归唐,去年所罢留也,母又日本高年之老妪,夫妇共以老衰,仍为相见其存亡”。由此可知,章仁旭的父亲因年迈已身居日本,或许已是“归化宋商”,去年章仁旭申请照顾母亲而遭拒,但今年因以思念母亲为由,被日本朝廷念其孝行而没被遣返回宋“为访父母所来也,不可退却欤者”。 换言之,章仁旭既然能在违反“年纪制”的情况下留下,是否意味着已变为“归化宋商”。
宋商归化,在于日本放宽或改变了之前对唐一系列禁令的做法,并颁布了旨在使宋商逐渐融入日本社会的一些措施。日本建保六(一二一八)年,政府在箱崎宫二十六町实施了“宋人御皆免田”的制度。制度免除宋商平时的年贡,取而代之的是交纳高价的唐绢“宋人御免田二十六町,所当准绢二千六百匹,町别百匹。” “宋人御皆免田”的实施,使得宋人在日本居住时耕者有其田,免去后顾之忧。
在日宋商们既能居有其屋,也能开展贸易,不用再居住在由大宰府提供的宾馆,完成了由“封闭贸易”到“住番贸易”的转变,标志着宋商对日本的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宋商开始全面走进日本社会,影响并融入其中,当然,也使得在日宋商的三、四代以后完全被同化。
 在明末的史料《武备志》记载里,有一些关于“唐房”(唐人街:著者注)以及归化商人的一些记载:“花旭塔津为中津,地方广阔,人烟凑集,中无不聚,此地有松林方长各十里有百里松,土名法哥杀机乃厢先也,有一街名大唐街,有一条街名曰大唐街,唐人居彼,相传今尽为倭也。” 这份史料表明:在一个叫做“花旭塔津”的地方,“花旭塔津”其实是“博多”(はかた)的发音,博多现为福冈一部分,中国商人来到日本后,都聚集到这里。另外还有个地方叫做“法哥杀机”也叫做“厢先”,是“箱崎”(はこざき)的日语发音,在博多的附近。这条“大唐街”的商人的后代慢慢被同化,成为日本人或“归化商人”。
三、高丽的“归化宋商”
       而且高丽对宋商的作用非常看重,常利用宋商的特殊身份对宋朝和日本开展准外交,为使宋商能被高丽所用,常把宋商留下不让其回国,令其归化。据《宋史》记载:(公元一一六三年三月)“高丽纲首徐德荣诣明州言,本国欲遣贺使”此时宋、丽两国已有20年不通消息,高丽突然在宋金关系紧张之际遣使,令宋深感不安,于是宋朝下诏不许高丽使臣入朝。今两国交兵,德荣之请,得无可疑?使其果来,犹恐不测,万一不至,贻笑远方。诏止之。
       而《宋史》中徐德荣“高丽纲首”的身份值得怀疑。而据《高丽史》记载:“(一一六三年)七月,宋都纲徐德荣等,来献孔雀及珍玩之物,德荣又以宋帝密旨,献金银合二副,盛以沉香。”徐德荣的身份在此处的记载则为“宋朝纲都”。两国文献显示徐德荣的身份分别为对方的商人纲首。另外,前者“诣明州言”,后者“以宋帝密旨”,这充分证明徐德荣虽然是商人,但还兼宋丽两国使节的身份,穿梭于宋丽之间为为两国政府传递消息。关于徐德荣的身份,已有学者考证其为宋商纲首。或许我们还可进一步推测,徐德荣原本是位宋商,但后来变成一名“归化宋商”。
公元一〇五五年,宋商纲首黃忻因母亲年迈,向高丽国王上书请求回国尽孝“宋都纲黃忻状称“臣携儿蒲安、世安来投,而有母年八十二在本国,悲恋不已,请遣还长男蒲安供养。” 宋商黄忻携带两个儿子投奔高丽,是否可以推测,是准备永居归化高丽的。但是由于思念在宋朝的老母,就请求高丽国王带领大儿子回去尽孝。高丽国王以“越鸟巢南枝,况于人乎!许之。”准许黄忻回国。宋商黄忻回国居然要惊动高丽国王,这是否说明,当时黄忻已归化高丽,是“归化宋商”,成为“高丽纲首”,所以才请求高丽允许自己归宋。
由于人才难得,高丽有时会下令强行留宋商,不准其归宋。公元一〇五九年,宋商黄文景、萧宗明和医生江朝东等一行要归宋。但萧宗明和江朝东等三人却被政府强行下令留下“秋八月戊辰,宋泉州商黃文景、萧宗明、医人江朝东等将还,制:“许留宗明、朝东等三人。” 究其原因,或因宋商萧宗明和医生江朝东人才难得。据前文所述,高丽国王曾于公元一〇七八年,向宋朝和日本请求医治风疾的医官和药材。可见医生是高丽稀缺的人才。
另外,在这此之前,高丽王后曾于公元九九〇年,派遣过宋商周文德和杨仁绍,作为高丽使者携带高丽国书出使日本,寻求治疗白发的医官“大宋淳化元年宋商二人来,一台州人周文德,一務州人杨仁绍。二商曰:百济国后有美姿,国主爱重,未迈壮龄,其发早白。后愁之,服灵药求法验,二事无效。王又忧之,一夕后梦,日本国胜尾寺千手大悲,灵感无比,汝其祈之。觉后,后悦甚,便向日本国,作礼祈求。”高丽王后梦到日本有能治疗白发的名医,于是就派周文德和杨仁绍到日本寻访名医治疗她白发。
 高丽国王不断遣使向宋、日求医,表明医生的重要性。因此高丽不惜强留宋商萧宗明和医生江朝东。让宋商担任高丽国使,表明宋商的外交能力和多国语言能力深受高丽国王器重,高丽国王派遣宋商向宋日求医,还派遣他们向日本求佛。公元一〇九四年(宋绍圣元;日嘉保二),宋商柳裕从高丽来日,为高丽王子求佛经“嘉保二年孟冬下旬,西府即会宋人柳裕,传语高丽王子义夫,誂求极乐要书。” 派遣宋商作为国使似乎应成为东亚各国的外交常态。
    另外,宋商归化日本或高丽,也导致了人才流失。依据宋朝《市舶法》舶船出海与回航手续的规定,商人出国按时归国与逾期不归是要受奖励和惩罚的“自给公凭日为始,若在五月内回舶,与优饶抽税。如满一年内不在饶税之限,满一年以上,许从本司根究责罚执行。即自颁发出入许可证“公凭”起,五个月之内回国的,给与抽税优惠的奖励,一年之内不优惠,一年逾期不归者,将受到市舶司的惩罚。历史上也曾有过宋商由于在日滞留数载,超过所规定时间,宋朝专门遣使日本协助寻找。宋商刘琨父子留日逾期不归,也请日方“请疾发遣,回归本州,不请留滞” 。公元一〇八一年十一月,宋朝派遣宋商国使黄政赴日,寻找滞留不归的宋商刘琨父子“有本朝商人刘琨父子□□说事端勘,或本国致迁延,久不为发遣,须至公文”。并请求日方羁押刘琨父子,并随其它宋商船遣送回国“被捉刘琨子族者,付他商客可遣返牒状欤。”后经过宋日两国协商刘琨父子被遣送回国。
       不过,同样是滞留不归,高丽宋商杜道济他们就比在日宋商刘琨父子幸运。公元一一二四年,宋商柳城的四十九人赴朝,后来随船的杜道济、祝延祚却滞留不归,于是宋朝向高丽发文,请求归还或遣返归宋“宋商柳诚等四十九人来。初,明州杜道济、祝延祚隨商船到本国,不还,明州再移文取索。”但或因高丽爱才心切,甚至上表请求宋朝允许他们留在高丽。于是宋朝只好顺水推舟,再次派遣柳城携带明州牒,准许杜道济留在高丽“国家上表请留,至是,诚等來傅明州奉圣旨牒云:‘杜道济等许令任便居住。’”杜道济等留下后,为高丽所用,成为高丽的“归化宋商”。
      高丽国王上表宋朝强留宋商和医师,足见对宋商和人才的渴望,但也并非来者不拒,任其归化。公元一〇八一年,宋人杨震随商船来高丽,请求留下但遭到拒绝并被遣返“壬午,礼宾省奏:“宋人杨震隨商船而來,自称举子屡试不中,请依所告,遣还本国。”杨震欲留高丽的原因,竟因科举屡次不中而致,这当然不会被高丽所接受。
四、余论
        十~十二世纪的东亚海域可谓宋商舞台,宋商在东亚各国穿梭,其使命或贸易、或外交;其身份或为宋商,或为日本和高丽的“归化宋商”。在东亚各国彼此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如何促进和发展彼此之间的关系,宋商就成了最佳的选择。宋商是经济和政治活动家,传递情报和涉外文书的能手。宋商也因此成为日、丽两国所重视和器重的对象,允许或请求他们入籍成为“归化宋商”已成为常态。
 日本在唐末采取了一系列的旨在禁止与唐朝交流的禁令,一度对商人的归化持拒绝态度。公元八四一年,新罗商人来日,日本怕其窃取国家机密,禁止前来经商和归化的商人入境“承和九年八月,一日,新罗朝贡,迄於圣朝,不用旧例,常怀奸心,苞茅不贡,寄事商贾,窃国消息,新罗国人,一切禁断,不入境內。外蕃归化、专禁入境。日本对宋商归化也持怀疑态度,因为其请求归化的目的,大多是为了回避旨在限制宋商来往的“年纪制”。日本心知肚明,大多予以拒绝。而高丽政府则对宋商归化持欢迎态度,甚至不惜上表宋朝请求允许宋商归化。高丽主动地利用宋商开展准外交活动,而日本则被动地让宋商携带国书。
 宋商得以归化的理由,多是以母亲为日本人且年迈需要留在日本照顾,得以留下成为“归化宋商”,其后代则渐渐被同化为日本人;有趣的是,高丽的“归化宋商”如想返回宋朝,也以宋朝有年迈父母需要照顾为由,才得以高丽国王批准。同样的借口,同样的效果,只是宋商流动的方向不同。由于宋日贸易规模远超宋丽贸易,宋日贸易皆为水路,而高丽贸易则主要以陆路交通为主。加上宋与辽、金的敌对关系,导致在丽宋商数量和宋丽规模少于或低于在日宋商和宋日贸易,也使得高丽对宋商的吸引力不大。
       宋商以及日本、高丽的“归化宋商”是十~十二世纪东亚海域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和建设者,他们全面参与和推动了东亚关系的发展,也是东亚历史的缔造者。(本文作者为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教授)

文章原刊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三十七辑,注释从略,引用请核对原文。

 

编辑:百川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南大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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