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典 | 历史研究为什么需要“问题意识”

历史研究为什么需要“问题意识”
王学典

基本信息
摘要:历史学家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提出问题,历史研究致力的重心是历史学家所提出的问题。“问题意识”的有无,是决定一个学者治学水平高低的关键所在,也是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之间的重要差异之一。在法国年鉴学派看来,不具备“问题”的研究是不能进入现代学术之林的。什么是“问题意识”,它如何影响和驱动着论文写作,它来源于何处,我们该如何获取“问题意识”,“问题”如何促进学术进步?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不仅关乎学术史研究的方向,更能为青年学生求学、治学道路的选择提供一定的指导。

作者简介:王学典,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文章原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没有问题意识”或“问题意识缺乏”,可能是我们历史学专业的同学答辩时遇到最多的批评。问题意识的有无或明确与否,也是本人作为期刊编辑衡量一篇论文水准的一个重要尺度。无论是导师指导学生,还是编辑审阅论文,本人都认为“问题意识”的有无及其质量高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标准。

在《治学术史的两条道路》一文中,本人曾谈到:治学术史,一条道路是以问题为导向,以范式探讨及线索梳理为基本任务;另一条道路是以事实为中心,以材料考辨、定点清理为主要工作。这是两条不同的、迄今为止仍占重要地位的治学路线。所有的历史研究可能皆存在同样的问题,但在这里我仍主要以学术史研究为例来谈这个问题,因为大家的论文选题主要以学术史为主,希望引起同学们的重视与思考。

一、“问题”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

往年在给同学们上课的时候,本人经常提醒大家的一件事是:治学术史者,要特别留意“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之间的差异。而有无“问题意识”,在我看来,是二者之间的重大差异之一。这里可能首先牵扯到历史研究的对象问题。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当然是历史。是历史中的什么呢?现象、人物、事件、思想、过程还是别的其他东西?在本人看来,最具现代学术色彩的历史研究其实是“问题”研究。

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曾经说过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自然科学家的研究必须要从“质问大自然”中开始。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所针对的是这样一种对待自然的态度:科学家在自然面前毕恭毕敬地站立着,等待着她开口说话,以使科学家把他的理论建立在她所决定赐给他的那些现成东西的基础之上。但当培根说要“质问大自然”的时候,他实际上在主张以下这两样东西:第一,科学家在自然面前必须采取主动,必须明确他究竟想要知道什么,并在自己心里把自己想要的东西以“问题”的形式明确表达出来;第二,他必须找到迫使自然做出答案的手段,设计出各种刑罚,拷问自然,迫使她不再保持缄默!培根就这样以如此一句简短的格言警语,而一举永远奠定了实验科学的真确理论1。

上面这一大段话,就出自在20世纪“八十年代”特别著名的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一书,这一大段话实际上要告诉我们的是:自然科学研究的不应是自然本身,而是科学家对自然所提出的“问题”,科学研究始于“问题”,没有“问题”就没有近代实验科学,自然科学家向自然提出自己想要知道些什么,然后不择手段迫使自然界作出回答,这就是所有的自然科学研究的工作程序。柯林武德在这里当然不是探讨科学哲学问题,他实际上要说明的是史学方法论问题。在他看来,“质问大自然”不仅是自然科学的真确理论,“这也是历史学方法的真确理论”,和科学研究始于“问题”一样,提炼“问题”也应是历史学家的工作程序。柯林武德十分厌恶那种“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他认为这种历史学只是“以一种简单的接受性的精神来阅读”前人留下的陈述和资料,“找出他们说过些什么”,而“科学的历史学家在自己心灵中带着问题去阅读它们”,科学的历史学家则“想要从其中发现什么”,于是“他就采取了主动”,“在拷问它们”,“要从一段话里公然提炼出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来构成对他已经决定要询问的那个问题的答案”。正是在这一认识的驱使之下,柯林武德把历史学家阿克顿的一句话看作是他对所有历史学家的“伟大教诫”:“要研究问题,不要研究时代”,这里的“时代”可能是指过程、故事或陈述之类的东西。

如果说“培根的思想革命开辟了近代科学的新时代”,那么,在何兆武先生看来,柯林武德在史学领域则掀起了“培根式的革命”。这一“革命”的目的是“要把以往杂乱无章、支离破碎的史学研究改造成为真正能提出明确的问题并给出明确答案的史学”2。而在学术史家们看来,法国“年鉴学派”可以看作是对柯林武德“史学革命”理念的响应和实践。如同大家所知道的,“年鉴学派”的精髓可以用“问题史学”来概括。《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的作者巴勒克拉夫说,在这一学派看来:“历史学家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提出问题”,如“年鉴学派”的领袖布洛赫指出:“历史学研究若要顺利开展,第一个必要前提就是提出问题”,并认为,历史学家工作的好坏同提出问题的质量高低有直接关系。而且这一派史家与柯林武德一样,认为历史所研究的东西是历史学家自己所提出的问题:“正是历史学家自己创造了自己的研究对象”3。

给大家讲上面这些东西,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强调“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这个重要性就是一开始说过的,它的有无,可能是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分水岭,没有“问题”或不以“问题”为导向的学术研究,在“年鉴学派”看来,是没有资格进入现代学术之林的。从认识上大家可能能接受这些看法,但会觉得过于抽象,特别是根据柯林武德的观点提出的:自然科学所研究的不是自然本身,而是科学家所提出的“问题”,年鉴学派所主张的“正是历史学家自己创造了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些话究竟如何理解呢?下面我举个例子试作说明。

你们一位毕业很久的师兄蒋海升教授,十年前曾出版过一部在圈内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书:《“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探讨》4(下文简称《张力》),这是他当年的博士论文。我为什么以此书作例子呢?因为此文以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的五大论战为素材,这五大论战为:古史分期问题论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战、中国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论战、中国农民战争史问题论战和汉民族形成问题论战。大家知道,这五大论战以及由它们所派生出的其他众多论战(如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论战和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等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发展史上为何会产生这么多论战?这些论战说明了什么?这就是蒋海升此文所研究的“问题”。他认为,这些论战全部来自“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紧张关系,换句话说,是企图把“中国历史”这个“特殊”,套进西方所谓“普遍主义”的世界历史叙事体系的产物。

这篇论文和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吗?有,我正是打算用此文来回答为什么“是历史学家自己创造了自己的研究对象”这样一个问题。有关“五朵金花”的文献可以用“浩如烟海”来形容,认认真真地梳理、研究其中的一朵金花,都不容易。譬如,仅仅探讨“古史分期”问题的专著,比较著名的就有两部,一是林甘泉等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二是张广志先生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对其他单朵金花的研究在当下也是所在多有。但惟有《张力》一文研究的是有关“五朵金花”的文献中所没有的东西,也是当年这些文献的提供者、创作者所没有意识到的东西,是从这些文献中无法自动推论出的东西。更进一步说,《张力》的作者创造了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方话语”是如何一步步参与到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解释中来及其所引发的与中国历史事实之间的冲突的?这就如同那些自然科学家一样,他们不是研究自然现象本身,而是研究从中提炼出的问题。“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重要,不仅关乎所谓“五朵金花”本身,不仅关乎中国古代历史道路,不仅关乎中华文明的五千年演变路线与前景,更关乎当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设。

我们看近来翻译过来的“年鉴学派”的众多名作,我们看黄宗智先生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我们看李伯重先生的《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和《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等等,他们所研究的,全部是“自己所创造的研究对象”。我之所以不以这些著作为例来说明“问题”的重要,是因为大家现在的水平离这些著作太远了,大家无法模仿和效法,远不如身边的例子和熟人的作品更深切著明,更容易接近,大家走出学徒的状态后,完全可以向着这些著作所昭示的道路前进。

二、何谓“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在历史研究中是如此重要,那么,究竟什么是“问题意识”呢?我一直试图作一个理论上的概括,但至今不能如愿。目前只能用这样一个说法:所谓“问题意识”就是焦点意识、重点意识、聚焦意识,或者叫中心意识,即我要把研究聚焦在哪一点上,也就是你的研究的立足点、侧重点、落脚点在哪里?你的关怀何在、指向何在?也就是说,通过现有文献,你究竟想知道什么?

换句话说,所谓问题意识,一定是点而不是面、不是线,不是过程,不是整体。它一定会落在某一个点上,不是落在一个面上,不是落在一个过程上,不是落在一个整体上。甚至可以说,它一定落在本质上,而不是落在现象上。

我先以你们陈峰老师当年的博士论文为例,展开谈一下看法。2005年夏初,陈峰以一篇名为《社会史论战与现代中国史学》的论文获博士学位,后来以《民国史学的转折——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1927~1937)》为名出版了这篇论文5。此篇论文专门研究20世纪30年代前期以《读书杂志》为中心展开的一场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形态及其性质的论战。关于这场著名的论战或学术事件,陈峰完全可以以“社会史论战研究”为名,也可以“社会史论战始末”、“社会史论战概论”等等题目从事写作。他在上述任何一个题目下作研究均无任何问题,因为社会史论战的地位太重大了,这一论战所牵扯到的问题太广泛太复杂了。当时学界对这一论战的研究还很薄弱、很肤浅。换句话说,对社会史论战本身进行清理研究就是一个很有学术价值的选题。但不知道大家看出来了没有,如果按照上述任何一个选题去做,与陈峰提交答辩的论文相比,其间的差异都非常明显:陈峰的论文是落到一个点上,不是落到一个面上,不是落在一个过程的始末上,这个点就是:社会史论战的后果和影响。换句话说,陈峰作这篇论文的关怀不是社会史论战本身,而是社会史论战对整个中国现代史坛格局或结构的影响。

大家知道,社会史论战的一个最大后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诞生或崛起,是“史观派”的出现,而“史观派”的出现和崛起,则是对五四之后中国现代史学方向的一个巨大修正和平衡。五四之后中国史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古史论战”的爆发和“古史辨派”的拔地而起。而“古史论战”的中心是“古书”和“古籍”的形成年代及其所载上古史实的真伪,全属“文籍考订学”和“历史考据学”的范畴。从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到1929年开始围绕着郭沫若和陶希圣古史分期的主张所展开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这十年间的历史学是以“史考”为主流的历史学,“考据学”成为最时尚的学问。这十年,又恰好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社会剧烈变动、生民涂炭、内外矛盾十分尖锐的十年。而有着“通古今之变”传统的中国历史学这时却游离于中国社会冲突之外,“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种状况已引起众多有识之士的不满。以回答现实问题为指向、以“史释”为中心的“史观派”就这样登上历史舞台,这就是“社会史论战”的出现。这是当年梁启超所呼唤的“新史学”的再生,这也是那种“系生民休戚、关国家兴衰”的“通鉴”传统的复活。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诞生,一下子吸引了整个学界的注意力,“五四”之后所形成的史坛格局于是被打破,与国际史坛同步的“史观派”从此走上了与一度声势浩大的“史料派”并驾齐驱之路,并于1949年后成为史坛主流。陈峰论文的关怀在此,“问题意识”在此!他后来用“民国史学的转折”来命名此文,再准确不过!

为了让大家更加透彻地明白“问题意识”究竟是什么,下面再以大家都熟悉的三位博士生同学的论文开题为例予以说明。

一位同学的论文是《古史辨派与民国史学》。在论文开题报告会上,大家认为这个题目有问题意识。因为它要探讨古史辨派在民国史学格局当中的地位,即在民国史学的格局之下来考量古史辨派。它落在这样一个焦点上:“古史辨派”这样一个学术流派,它和20世纪30年代民国史坛的整体局面是什么关系。

类似的题目,如果就古史辨谈古史辨,譬如“古史辨派研究”,就看不出问题意识来。当然在古史辨派之下,可能也会有一些小问题需要探讨,但从“古史辨派”这样的题目来讲,看不到问题意识。我们可以将古史辨运动写得面面俱到,但仍只是对一个学派的研究,至少从题目上看不出这个研究的指向与关怀何在,也就是说,不是以问题为中心来导引思考。要研究古史辨派,必须要研究有关古史辨派评价或者整体判断的核心问题、关键问题。

此前,我曾经给这位同学提出过一个建议,譬如可以研究“今文经学与古史辨派”,这样就有问题意识。为什么把今文经学单独拿出来,因为很多人都认为顾颉刚是今文经学派,即他运用了今文经学派的思路来处理上古史的问题。但这一认识是准确的吗,符合顾先生学术思想的实际吗?这就是问题意识。

我曾经给过的另一个建议是“古史辨派与古籍整理”,因为古史辨派的一大功绩就是在古籍整理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它辨别出了一些所谓的“伪书”,它考证出一些古籍出现的时间,包括它们版本的变化。迄今为止,古史辨派在古籍整理上的功绩仍没能被正确地衡量,值得研究。20世纪90年代之后,李学勤先生认为顾颉刚先生在古籍的判断上搞了一批冤假错案,一些原来被认为是伪书的,现在已经得到了出土文献的证实,已被证明不是伪书了。因此,顾颉刚在古籍整理上的业绩如何判断,已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而“古史辨派与古籍整理”这个题目恰好要回应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做,当然就有了问题意识。

另一个同学的论文是《社会形态转型与土地制度的变迁》。这个题目是我推荐给他的。这个同学是在职攻读学位,由于工作原因,经常与土地问题打交道,他对土地问题、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的土地问题比较熟悉。这个题目有问题意识,要把当代中国特别是近30年来土地制度的变迁放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来加以考察。决定土地制度变迁的因素有很多:历史因素、文化因素、革命的因素、政策的因素等等。但是他主要考察土地制度的变迁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转型,即土地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制度的转变,而这个问题目前恰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今天恰好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进程中,社会生活的深处正在发生大的变化,越是到基层看得越清楚。我希望这样一个研究能够反映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不要小看当前土地制度的变化,土地制度变化的本身,包括房地产开发、城市的扩张、撤县设区、撤镇设区,会导致土地所有权的变革。我们需要关注和探讨此轮变迁背后的因素。

这篇论文的设计,它的关注点就是社会形态、社会转型和土地制度变迁之间的联系,他关注的是这个“点”,而不是只描述过程。我们不是在关注进程本身,而是关注制约这个进程的核心力量在哪里。这就有了问题意识。

第三位同学的论文是《抗战时期的国学研究——以大后方齐鲁大学为中心的探讨》。这篇文章从题目上看没有问题意识,但它是个专题研究,这种研究也很需要。我甚至愿意提倡更多的人来作这种专题研究,它易于把握,本身又有很大的价值。但可惜的是这类题目正变得越来越少,学术的处女地越来越少。抗战时期的国学研究,对很多人来讲是很陌生的领域,并不像古史辨派一样为人所了解,也不像土地制度变迁一样为人所感知。对于那些不需要描述,大家都已经很清楚很熟悉的领域,必须要有问题意识才能使论文有价值。而对那些大家并不十分清楚的素材则可以作为专题来研究,在这样的情况下,并不一定要有问题意识。所以大家在评论这位同学的论文的时候,分歧并不是太大,即使有分歧也是技术上的分歧,即怎么样做才能把这个题目做得更好,而不是根本上关于这个题目本身有无价值的分歧。

总之,对那些相对有陌生感的选题可以进行专题研究,对那些大家相对熟悉的选题则必须强化问题意识。

三、“问题意识”与论文写作

本人认为,不但研究过程需要“问题意识”,论文写作过程也最好由“问题意识”来导引。平铺直述和问题导引,是文章的两种基本写法。前者是朴学式的写法,平铺直述、按部就班;后者则是剥笋式的,以问题导引的方式来推进,使文章层层深入。由问题导引的论文一般说来会更加引人入胜。为了减少大家的复印负担,下面我以自己谈山东大学文科发展的《学术与意识形态的高度绾合》这篇短文为例加以说明。

这篇论文虽然短小,但却代表了一类文章的写法。大家一谈到山东大学的文科便要提及“两次辉煌”,特别是对20世纪50年代这次辉煌津津乐道。历史系“八大金刚”的塑像和中文系“冯陆高萧”的塑像都在校园里,我们平常遇到的、想到的都是所谓的50年代的辉煌留下的痕迹。我这篇短文有三个层次,首先谈了山东大学当时的文史实力并不突出,特别是历史系的实力一般,一个实力一般的历史系为什么能在一段时间之内引领时代风骚?我从文章一开头就提出这个问题。

为什么说山东大学历史系当时实力不足?我谈了两点,一是没有一个一级教授。“八大金刚”当中只有杨向奎先生是二级教授,其余都是三级教授,并且年龄都在四、五十岁前后。二是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建系时间特别短,1951年才正式建系,而在此之前只在文学院设有一个历史所。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一段时间之内,即便是北大历史系也相形见绌。到我入学时,那些老师还在不无骄傲地谈这个问题。

我的问题就来了,一个实力如此不足的大学或者说历史系,为什么在一段时间之内能够引领时代潮流?我在文章开头提出了这个问题,我接着就要回答这个问题。这主要源于意识形态的作用,也就是说,山东大学、年轻的山东大学历史系、一群年轻的山东大学历史系教师,他们顺应了时代潮流,用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对历史作出的重新解释,发起了几场大讨论。譬如,围绕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等展开论战。而与此同时,北京大学一大批教授在埋头整理材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当中好多种都是翦伯赞先生主持编纂的。但那个时代特别提倡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人类历史,山东大学历史系投身于这一潮流并在这个过程当中走在前列,它自然处在“弄潮儿”的地位上。历史系是这样,中文系也是这样。

文章写到这里已经可以告一段落,因为已经回答了一开始所提出的问题,而对我来说问题才刚刚开始呢。我下面要接着回答另一个问题: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下,为什么恰好是山东大学走在时代前列,而不是其他大学?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问题本身又深了一个层次,就像剥笋一样,再剥一层。

我认为山东大学有两大因素是其他任何大学所不具备的。第一大因素是政治家华岗出任山东大学校长,而其余高校全部是学者办学。建国之后百废待举,非政治家不能应付!只有华岗有政治家的胸怀、魄力,所以他能从这个体制当中汲取资源,他把最前沿的政治因素带到山东大学。第二大因素是山东大学和华东大学的合并。华东大学自身带有党校性质,而当时占强势地位的是革命文化,不是学院文化、学府文化,所以华东大学很顺利地介入到山东大学当中。这两大因素将当时最革命化的政治因素全面地带到山东大学,政治在山东大学已介入到几乎所有院系的微观层面。而通观整个院系调整过程,只有山东大学和一所革命大学进行了合并,其余的院系调整都是在正规大学之间进行的。这就是山东大学之所以能够独占鳌头,在一段时间之内引领潮流的根源。

这篇文章在写法上是一种剥笋式的写法,而这个所谓剥笋式的写法,就是问题导引。我对这种类型的文章带有特殊的偏爱,希望大家课后再揣摩一下此文。大家在学徒的时候非得有一段时间的模仿不行,在写某一种类型论文的时候,必须得有一个范文,就像写大字描红一样。找到心仪的文章和心仪的学者进行模仿,这是一个必经阶段。我在研究生阶段也模仿,我模仿的是两大史学家,一是翦伯赞,一是黎澍,那是我写文章的典范形象。虽然不一定翦伯赞怎么写我就怎么写,但是我脑子里有这种文章的范文。写文章最害怕的是自视甚高,自己不行,还眼高手低,这种人永远成长不起来,自己不行还认为别人都不行。所以我给大家提供这个东西,就是让大家参考。

这是我给大家谈的第一个问题:研究上的问题意识和叙事上的问题导引。

四、“问题意识”的来源

“问题意识”源于何处,如何养成?看来也需要我们予以重点探讨,下面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问题意识”的第一个重要来源是你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或对现实需要的回应,再进一步说,你要追溯某一现实问题的来源和渊源。那些最重要的、攸关学术全局的问题全部是时代出题、学者作文。有无问题意识的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政治头脑,是不是在思考涉及我们民族、国家、人民命运的问题。20世纪50、60年代的“五朵金花”直到现在还令很多学者念念不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五朵金花”全部是时代所提出来的问题。比如古史分期问题,其要害在于讨论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制社会,而这直接关系到中国这种社会是否适用于马克思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选择。虽然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看来无足轻重,甚至被认为是“假问题”,但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无论怎样评估都不过分。

我在2000年发表过一篇文章,《“假问题”与“真学术”:中国社会形态讨论问题的一点思考》,正面地谈到了关于“五朵金花”的讨论。一方面这一探讨今天看来确实存在过时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些讨论本身又真实地推动了中国学术史的演变。

没有关于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迁不可能被清理得这般透彻。而有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在讨论假如没有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能不能自发地转入现代社会,其对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对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作用之大难以想象。这场讨论甚至波及到整个国际汉学界。无论是日本、美国还是欧洲的汉学界,没有一个人否认这场讨论对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汉民族的形成问题,是在呼应多民族国家如何构成一个整体的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和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也都直接来源于当时的现实需要。

所以,“五朵金花”论战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是时代需要,由“五朵金花”论战所派生的一些其他论战,如中国是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等等,也全部渊源于现实的重大需要。而这些问题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不容低估。

问题意识的第二个来源是学术使命,也就是来源于某种学术上的使命感。

我写过两篇论文,一篇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它攸关历史科学的方向道路。现在的路向是不是健康?问题在哪里?是我所关注的问题。当我们感到历史学的方向道路发生偏差的时候,能否站出来纠偏?这种纠偏不是胡说,需要有大量的证据支持,我把我对当前学术方向、学术道路上的担忧变成了论文的选题。另外一篇是《“80年代”是怎样被“重构”的?》,同样来源于学术上的使命感,同时还有些现实问题上的使命感。20世纪80年代怎么样被重构?我认为和我这一代人关系很大,我觉得我必须至少代表一部分人发表意见,虽然我的意见是以学术的形式出现的,但我这些意见本身来源于现实。我提出一个看法:后人如何看待80年代关键看我们现在是如何重构的。因为我是亲历者,我们不能让一种错误的意见占主流地位,而让后人把这种占主流地位的错误意见当作80年代的真实图景。

我的另外一篇文章《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也是如此,这篇文章直到现在仍被一些人欣赏。这些问题为什么渊源于学术使命感?因为没有使命感就不会从这个角度来提出问题,没有这样的问题,就不会写这样的文章。

问题意识的第三个来源是“读书得间”。这是当年梁启超反复强调的,即在读书当中发现的问题。前面谈到的家国情怀、学术使命都不是通过读书发现的,这里特别强调有些问题是从读书的过程中获得的。

我的《“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秘——两个“小人物”致函〈文艺报〉的事是否存在?》一文,就是很典型的通过读书发现问题。关于《红楼梦》的那场辩论,到现在还没完全结束,它发生在《文史哲》杂志上,但是我事实上从《文史哲》杂志本身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当时读书的时候,一个是我的导师葛懋春先生保留有当年李希凡先生给他的一些信件,我通过阅读那些信件得出一个结论:当年两个小人物致函《文艺报》的事不存在,1954年发表在《文史哲》上的文章是《文史哲》的约稿,不是他走投无路时的投稿。但是只有结论不行,需要拿出切实可靠的证据。于是我用半年的时间将《文艺报》等文献全部翻检一遍。我假设如果这封信存在的话,它应该会怎么样,但是现在所有当年的文献都不见这封信的踪迹。这恰好和我手里掌握的李希凡先生致葛懋春先生的信件吻合。所以我最后得出结论,当年李希凡先生并没有给《文艺报》写过那封所谓的函件,至少《文艺报》的人没有看到这封信。

这样的问题都是在读书当中获得的,当年梁启超在他的文章中说读书的时候必须“心细如发”,一个字都不能放过,才能发现问题。粗枝大叶、一目十行,什么问题都发现不了。

问题意识的第四个来源是论战的启发。我们同学如果想培养和训练问题意识,请多看论战文章。在真枪实弹之间,才能看出智慧的火花。在论战期间最能发现对手的漏洞,我们看别人是怎样抓住对手的漏洞然后穷追猛打的。我建议大家作那些重大的、比较严肃的学术论战的看客。我们观察论战双方是怎么样冲锋陷阵的,论战是最足以培养我们的问题意识的。我到现在仍然非常喜欢看论战的文章,20世纪90年代有一场论战叫“二王之战”,被称作“城头变幻二王旗”,是王蒙和王彬彬围绕着王朔评价所展开的论战。王蒙的回忆录当中还在重提当年的旧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论战能使我们的思维处于活跃状态。

我研究生毕业即发表文章参与当时的历史创造者问题讨论。我得出一个结论:剥削阶级、地主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也是历史的创造者。我的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解放军报》、《文汇报》都予以摘要转载。原因在于,直到现在,剥削阶级是历史的创造者仍然是个敏感问题。我提出那个问题是1988年春天,发表在《文史哲》杂志1988年第1期上。

这个问题恰好和我当时关注的现实问题密切相关。研究生一年级的暑假,我去我表弟家,他是当地一个小企业家,在80年代算是个体户,经营着一个面包房,垄断着半个滕州市的面包市场。我看到十几个面包房的工人都在那忙碌,而我这个表弟在看书。我问他,这些人都忙得要命,你怎么有时间看书呢?他说我在作市场调查,考虑怎么样能使面包的质量、样式得到改进,怎么把面包送到最需要的地方,比如滕州市火车站。多家面包房都在争夺滕州市火车站的面包市场,而只有他在竞争中取胜。同时他在想下一步该怎么做。

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他是个小老板,按以往的说法是属于剥削阶级成员。但能说这个面包房的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他没有关系吗?当然不能。按照以往的理论,物质财富的增长是工人阶级即无产者创造的,那就意味着拥有工厂的大资本家不创造历史。史玉柱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企业家,他怀揣很少一部分钱去创业,几经起伏做成了一个大的企业。我当时就在想,史玉柱创造这么大的企业,说这个企业和他无关,都是劳动者创造的,这可能吗?

这些现象并没能促使我在理论上作出思考,直到后来我看到黎澍和其他人的论战涉及了这个问题。黎澍先生说他可以把历史一刀劈成两半,一半是剥削阶级的历史,一半是劳动人民的历史,劳动人民创造整个历史的基础,剥削阶级只创造一小部分历史,换句话说,生产的历史和剥削阶级无关。我想这既不符合经验,也不符合马克思的一贯理论,因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当中说得非常清楚,“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6。于是我从这里入手,这是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后发表的第二篇文章。

像这样一些命题,直接来源于论战,所以大家要想培养问题意识,一定多看论战文献。

第五点,从其他学科“移植”问题。从上大学之前开始,一直到2010年前后,这30多年的时间,所有重要期刊的文章,我几乎心里都有数,不只《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还包括《哲学研究》、《经济研究》、《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与批评》等等。因为我有一个习惯,每一个月一定到现刊阅览室待上一天,带着一个小本子。每一期杂志来了,看看目录,翻一翻,然后把重要的文章记下来,每月如此。所以我编《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的时候,可以直接找出某个期刊的某篇文章,这篇文章当年有多大影响我心里都有数。

为什么要看其他学科的期刊?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学科,它的问题是共同的。当然有些问题是某个学科单独具备的,但是几乎绝大多数是共有的问题。某个学科已经开始研究某个问题了,而历史学还没有,那我为什么不能开始呢?从我的观察来看,在对学术思潮、社会思潮的感应上,文学界最快,文学类文章我看得也就最多。

我读过的相当一部分文献来自于文学类期刊,我一段时间内最喜爱的是《文学评论》,既有文采,又有思想。其他学科的东西,多数只有思想没有文采。文学界对社会思潮、学术思潮感应最敏捷,比如后现代主义。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在文学界早已开始,而史学界真正开始讨论这个问题,那要到1998年前后,我也曾参与其中。我关注后现代主义问题就来自于文学界的启发,所以文学界出现的问题完全可以向历史学界移植,横向移植问题是问题意识的重要来源之一。

所以我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看看其他学科的期刊,而不是每天按照关键词在网上搜索。翻开一本期刊,我们可以看见它的学术生态,而靠关键词搜索出来的只是一篇篇孤立的文章。我们有些同学不愿意依赖图书馆,这是巨大的错误。

问题意识的另一个来源是特殊的眼光和视野。这当然需要培养,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却和人的天分悟性有关,此处不论。

总之,从根本上说,问题意识来源于随时随地的思考,即学与思的平衡。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只学不思,只看书不思考,那当然很迷惘,没有方向感,读到的内容也变不成自身的财富。读书只有经过思考,它才能变成自己的东西,融化到血液里。

以上所谈的“问题意识”的几点来源,或是对现实问题的关切,或是学术论战的启发,或是读书的积淀等等,总归是来自于人类思想的“理性”方面,是需要你去思索、判断、整合的东西。而除了“理性”,人类思想还有“情感”的方面,或者可以这样说,理性与情感共同塑造了人,使人区别于动物,也区别于高智能的机器。我们知道,历史和历史学,乃至一切的人文作品、人文学术都是关于人的,也都是由人所创造的,因此“情感”也应当是理解人文学术的一大关键,也就应当是“问题意识”一个别样但重要的来源。

我这里所谈的情感,决不是一时情绪的激荡或冲动,而是你的文化、传统、风俗,以及你的时代,你独特的人生经历共同赋予你的情感倾向,比如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家园的热爱,对某些与之特别亲近的人群的同情等等。黄宗智在他的《实践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历史与现实研究》一书的后记中,就结合自己的经历谈到了“问题意识”的情感来源问题,对本人颇有启发。黄宗智在美国受到正统的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学术训练,而他的母亲却是一位传统的中国妇女,他也正好生长于中国社会混乱、民不聊生的时代,因此黄宗智始终对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抱有很深的情感。对母亲,对普通民众、农民的强烈情感,促使他越来越认同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思想倾向,也直接导致了黄宗智的学术转向,他不再追随自己老师的脚步,试图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挖掘出西方自由主义的成分,也脱离了对精英思想史的研究。黄宗智对农民的情感使得他深入乡村社会,并广泛收集、分析有关农民真实生活情况的资料,他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以及《超越左右:从实践历史探寻中国农村发展出路》等著作,全都是这么来的,他这些关于乡土社会的“问题意识”的最根本的来源,是情感。

情感与理性不同,情感是说不出原由,无法压抑,但能驱使人前进的。黄宗智自己也说:“正因为其来自内心深处,给予了我学术研究强烈的动力。投入其中之后,发现自己比对之前关于梁启超自由主义思想的研究兴奋得多,觉得学术研究具有无穷的趣味。”7从情感中得来的问题是一位学者真正关切的,因此他往往能皓首穷经地进行研究而甘之如饴,这样他的学术道路当然能走得极广而极深远。所以我们说,情感当然也是“问题意识”的一大重要来源。

五、没有问题就没有学术的进步

提出问题的能力是一个学者最重要的能力之一,而所有的“问题”均源于思考。我建议同学们平时一边读书,一边思考,没有思考的读书可以看作无效读书。因为问题意识的养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思考习惯的养成也必须来自长期的训练,一定要设法使自己成为“问题中人”,到了这一步,你离一个成功学人的距离可能就近了。

我自己在读大学期间就思考了很多问题,直到现在我研究的不少问题仍来源于大学期间的思考。比如,那时我看到过一组数字:1949年,我们共产党几百万人中,有95%出身于农民,接近70%的人不认识字。我由此想到,这样一个由农民组成、没有文化的党,怎么能够保持工人阶级的性质、马克思主义性质。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后来写成一篇大学毕业论文:《旧式农民战争遗产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探讨了在井冈山那一带活动、上山打游击的毛泽东,在多大程度上吸收了旧式农民战争的那些遗产、那些做法,比如李自成的做法。随着对这个问题思考的不断加深、系统化、体系化,我脑子里形成了很多关于农民战争问题、农民问题的看法,甚至我对建国后一系列论战的看法、对剥削阶级的看法,都和这些问题相关。所以不但要有问题意识,这个问题本身还有一个不断系统化、框架化的过程,我相信大家只要愿意思考,就一定会有收获。

有人问我,假设一辈子没有问题意识,只整理材料,是否也可以做得很好。我觉得这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有成就感的学者,而且在学界保持一定的影响力,那没有问题意识便一切免谈。前几天在校学术委员会的一个会议上,一位学者在发言时提出了一种看法,他说在他所在的材料学领域,普通学者在整理材料,一流学者在解决问题。这种划分或许存在一定的问题,但它的确道出了学者之间的差异。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有理由认为,问题意识的有无决定一个学者成就的大小。

“问题”的有无不但决定一个学者成就的大小,还决定一个时代学界的状况。2004年我发表过一篇文章:《放逐“现实”回避“问题”:90年代学风的致命伤》。年龄跟我相仿的人都清楚,20世纪80年代的学者确实全部都是“问题中人”,全部生活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之中。到了90年代以后,问题忽然没有了,大家慢慢都变成了“课题中人”了。我用了一句毛泽东诗词来形容这种转变——“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忽然之间,问题全部消失了,旧问题无法再继续讨论,新问题没有被提出,大家只好一盘散沙各自为战。要问近30年来的学术进步在哪里,很难估量。它不像古史辨运动、社会史论战、“五朵金花”的学术史意义那样容易概括。而据我的观察,近30年史学界的一大问题,就是学术研究的碎片化、实证化、汉学化,很难归纳它的进步在哪里。

这不是说近30年我们没有进步,进步在于学术界出版的著作越来越多,研究者也越来越多,一些具体问题也研究得越来越深入。但是在知识增长的过程当中,90年代以来的那个知识链条在哪里?如果一环扣一环,那么这一环很难概括。其中一个最大原因就是没有论战、没有问题,所以我在当年的文章中说,问题缺席是90年代以来学风的致命伤。当然最近我看情况可能有所好转,但仍然没有根本好转,因为学界没有论战,没有问题,这就不能聚集学者来共同讨论时代的核心问题。所以,春秋战国年间的变化之所以能够得到如此透彻地清理,就是因为它通过古史分期问题集中了全国的学者来讨论,有问题才能越辩越明。“知出乎争”,没有争没有辩,就不会有学术的进步和知识增长。这对培养下一代年轻人,危害尤其大,他们在这个没有问题意识的环境中成长,当然也不会有问题意识,更不会养成怀疑的天性和批判能力。

以上是我关于问题意识的一些思考,归纳概括可能不一定准确,目前学术界尚未出现关于这个问题的专题探讨,我也没有系统、完整地思考过这个问题,这里提出来跟大家共同讨论。

附言:本文系作者于2017年1月4日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2016级中国史专业研究生班上的讲稿,博士生汤莹根据录音进行转换整理,作者对文稿作了最后的订正。
注释
1[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73页。
2[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译序,第14页。
3[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
4蒋海升:《“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探讨》,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陈峰:《民国史学的转折——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1927~1937)》,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2、405页。
7[美]黄宗智:《实践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历史与现实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后记二,第675页。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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