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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锋:清末民国年间日本对华调查报告中的财政与经济资料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国门大开,了解世界、特别是了解近邻的中国,以促进商贸,成为朝野上下的迫切愿望。大隈重信氏为《支那经济全书》撰写的“序”中说:“自中兴之后,订通商之约,于是彼此往来,懋迁之业大兴矣。贸易之道,知彼为要,凡其国政教风化,地理民俗,物产之丰歉,人情之好恶,必精察审知,然后时措之宜。今我之于支那,对立东瀛,同种同文,通交最久,宜人人熟悉其国情。而其实有不然者,概皆知古而昧乎今,见外而遗乎内,莫有能综计而详说之者。其非观国之术有所未至邪?是以业贸易者,未免有望洋之叹焉。”也正是在这个基点上,明治末年展开了对晚清国情的大调查,这一时期,除了各种单独成册的调查报告外,大型的调查资料汇编如《支那经济全书》等也相继出版。松方正义氏为《支那经济全书》所作的“叙”曾感叹道:“所谓经济事项者,网罗靡遗,本末具举,洋洋乎大观哉。此书一出,其裨益于我贸易产业者,岂浅鲜也乎?”如果说明治末年日本对中国进行的大调查,出发点在于开展或促进贸易,那么,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进行的大调查,意旨又有所不同,如曾任满铁总裁的松冈洋右所言,满铁的调查关乎日本国策的制定和执行以及“满洲国”的建国和建设。(注:松冈洋右:《话说满铁》,东京第一出版社昭和12年(1937)版,第182-183页。)事实上,不单是满铁的调查,其他的一些调查活动也直接与日本对中国的觊觎、侵略相关联。但是,由于历次调查汇集起来的翔实的调查资料涉及到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又确实可以弥补中国文献记载的不足,对深化某一领域或某一门类的研究大有裨益,因此,这些调查资料日益受到学界的注意。即使是调查活动的本身也已经成为许多学者的研究课题。(注:如20世纪90年代本庄比佐子领衔、日本文部省资助的研究课题“战前期中国实态调查资料的综合研究”、“战前期中国调查资料研究”等。其他日本学者的著作有马场明《日中关系与外政机构研究》,东京,原书房1983年版;井村哲郎《满铁调查部》,亚洲经济研究所1996年版;久保亨《战时华北的工场调查》,东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1998年版;本庄比佐子、内山雅生、久保亨编《兴亚院与中国战时调查》,东京,岩波书店2002年版等。附记:2002年下半年我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访学,《兴亚院与中国战时调查》一书尚未出版,滨下武志先生知道我要写作这篇文章,惠寄了本书,特此志谢。)本文仅就视野所及,揭示相关调查报告以及调查资料汇编中的财政与经济资料,以期有助于国内学者的历史研究。

一、晚清的调查资料 

1.日本官方和民间的调查报告

明治初年以来,日本政府和民间机构就不断派员赴中国调查,但规模较为有限,调查的内容偏重于地理、军事等方面。(注:如1879年日本参谋本部派员对中国军事、地理的调查。参见本庄比佐子等《兴亚院与中国战时调查·前言》。)从明治31年(1898)起,日本农商务省等部门开始大规模派遣“清国实业视察员”对中国的经济进行调查(注:此前日本农商务省就曾派员调查,如明治30年(1897)农商务省农务局的《清国蚕丝业视察报告书》等。),这些视察员回国后,撰写递交了数量可观的“复命书”、“报告书”,如农商务省商工局的《清国出张复命书》、《清国织物业视察复命书》、《清国染织业视察复命书》(明治32年),《清国陶器业视察报告书》(明治39年),《清国窑业调查报告书》、《清国工艺品匠人调查报告书》(明治41年);农商务省农务局的《清国蚕丝业调查复命书》、《清国农商工视察报告》(明治32年);农商务省山林局的《清国视察复命书》(明治36年),《清国林业及木材商业视察复命书》(明治38年);农商务省水产局的《清国水产贩路调查报告》(明治33年);农商务省盐业调查所的《清国盐业视察报告书》(明治32年);外务省通商局的《清国商况视察复命书》(明治35年)等等。

明治中后期开始的带有官方色彩的调查,目的在于“精查详查清国实业上的真相,以窥知实业界的盛衰消长”(注:吉川荣吉:《清国农商工视察报告·绪言》,农商务省农务局,明治32年。),所以上述“复命书”、“报告书”更多的集中在经济方面。如由加藤末郎撰述的《清国出张复命书》,农商务省商工局明治32年(1899)刊印,该书分为“北清的农事”、“满洲的大豆”、“南清的农事”三部分,每一部分又有细目,在“南清的农事”中,就分别对杭州的农业、苏州的农业、上海附近的棉花栽培与买卖、汉口烟叶集散状况进行了叙述。

又如《清国农商工视察报告》,由吉川荣吉撰述,农商务省农务局明治32年(1899)刊印。该书分为商业、农业、养蚕、蚕丝业四部分,由于其考察的路线是由横滨港到达上海,游历江浙二省后,到达汉口,再由汉口到广东、福建,最后到达台湾,再由台湾回日本,所以介绍的主要是上海、杭州、海宁、湖州、苏州、无锡、江宁、汉口、广东、福州、厦门、香港、澳门等地的情况。在叙述“税厘”时称:“清国内地的税厘,其种类之多之繁,实出于意料之外,试以浙江省湖州府南浔镇的生丝输出课厘为例,生丝一包,即80斤,需付税厘:1、正厘16元,2、沪饷4元,3、塘工堤防费2元40钱,4、善后费2元,5、赈捐2元,6、浚湖经费30钱,7、湖州本镇善举1元。通计27元70钱。另外,本镇的‘公同慈善’还要捐费数元。而生丝运至上海,还有江苏厘捐,其种类的繁杂亦不让于南浔。”(注:见该书第16页。按:这里未用银两为单位,据第29页记载,湖州在商业上皆使用洋银,故丝行的交易等均用洋银计算。)记述相当细致。

再如《清国商况视察复命书》,楢原陈政撰述,东京元真社明治35年(1902)版。(注:这是正式出版的本子,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图书馆藏。书前用了“故公使馆二等书记官楢原陈政”字样,该调查报告的作成时间应在前,书中记述事项的最后时间是1897年。另外,东洋文库亦有藏本,但刊印时间不详。)该书除了对贸易、商人有总体的述说外,分别对北京、张家口、保定、天津、锦州、盛京、牛庄、烟台、上海、苏州、无锡、湖州、杭州、宁波、福州、厦门、泉州、漳州、汕头、澳门等地的商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在对北京的描述中,着重于炉房、银号、钱铺、当铺,记载了180家钱铺的名称及其设置地点,并称“恒利、恒兴、恒和、恒源,为钱铺中的‘四大恒’,明代就已开设,信用最著”(注:輶原陈政:《清国商况视察复命书》,东京元真社明治35年版,第32页。)。在对上海的描述中,炉房、银号、钱铺、当铺的记载亦详,另外,还详于上海的棉花市场、棉布制造、行会行规以及各种输出输入统计表,等等。书后附录的“天津厘金税则”、“牛庄港老关税率”、“江苏省外国物品厘金税则”、“重订苏省水卡捐章”、“苏常镇各局管辖分卡清单”、“江苏省牙厘总局光绪二十三年收到各局清数”、“福建省厘金税则”、“厦门内地税关税目”、“广东省厘金税则”等亦弥足珍贵。(注:輶原陈政:《清国商况视察复命书》,第378~479页。)

上述之外,在明治年间,还有一些非官方的视察或调查报告,如三井物产的《清国绵丝贸易实况报告书》(明治24年),名古屋商业会议所的《清国新开港场商业视察报告书》(明治29年),京都商业会议所的《清国新开港场视察报告》(明治30年),茶业组合中央会议所的《清国、印度、锡兰茶况视察复命书》(明治31年),三井银行的《清国福建、浙江两省铁道线路调查报告书》、《闽浙两省视察报告书》(明治34年),东京高等商业学校的《清国货币问题、沪汉金融机关调查报告》(明治31年)、《清国苏州、杭州绢织物业调查报告书》(明治38年),静国农事试验场的《清国茶业调查复命书》(明治42年),横滨正金银行的《清国国债事情》(明治43年)等等。这些调查或视察报告,也值得注意。如受横滨正金银行的委托,财政史学家安东不二雄的调查报告《清国国债事情》就很有特点,该著分为7章,分别为清国国债的起源、日清战争以前的国债、日清战争公债、义和团赔偿金及补充公债、铁道借款、内国债及地方公债、全国岁出岁入及关税收入额。该书以调查研究清代的对外借款为主,对国内的借款也有专章,在对外借款中,详于甲午战争所导致外债的叙述与分析,对汇丰银款、汇丰金款、克萨借款、俄法借款、英德借款、英德续借款有单独论列,并对每次借款的偿还方法、偿还资金、偿还财源等做了说明。对铁道借款的叙述也相当细致,按时间顺序分别叙述了关内外铁道公债、京汉铁道公债、正太铁道公债、汴洛铁道公债、沪宁铁道公债、粤汉铁道借款、道清铁道借款、广九铁道公债、津浦铁道第一次公债、沪杭甬铁道公债、邮传部公债、新奉铁道借款、吉长铁道借款、津浦铁道第二次公债、邮传部赎路公债。对内的借款,则有甲午商款、昭信股票、直隶公债、收赎京汉铁路公债、湖北公债、安徽公债、湖南公债等的分节叙述。既是调查资料的汇集,也兼具专著的性质。

2.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资料汇编

东亚同文书院及其前身汉口乐知堂和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以对中国的连续性调查而著名。1886年,日本“兴亚论”者荒尾精在汉口创办汉口乐知堂,1890年,又在上海设立日清贸易研究所,同年底,荒尾精在陆军士官学校时期的校友根津一继任所务。1892年,根津一依据汉口乐知堂和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对中国的调查材料编成《清国通商总览》,该书2编3册,长达2300余页,分地理、交通、运输、金融、产业、习惯等类项,作为早期的调查资料,具有相当的价值。1898年,东亚同文会在东京成立,1900年,东亚同文会在华办学,南京同文书院成立,院长为根津一,次年,书院迁至上海,更名“东亚同文书院”,院长依旧是根津一。(注:参见冯天瑜《中文版前言》,沪友会编,杨华等译:《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15页。)东亚同文书院作为以研究中国现状为专务的学校,更加重视对中国的调查,东亚同文会编辑的《支那经济全书》即是东亚同文书院的早期调查集成。

据东亚同文会的“编辑绪言”称,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历经数年,先后参加调查的人数达200余人,原稿达2万页以上,从中选择成书出版的约1万页。指导调查和总其成者,是著名学者根岸佶。明治40年(1907)出版的《支那经济全书》分作4辑,每辑又分若干编,第1辑7编,主要涉及农政、手工业、工业、资本家、物价、人民生活、财政等事项;第2辑6编,主要涉及商贾、特许商(盐商、茶商)、买办、会馆公所、行规条约、家规店规等;第3辑5编,主要涉及旧关(常关)、新关(海关)、水运、仓库、山西票庄等。第4辑4编,主要涉及商政、商品陈列场、商用书式、商用帐簿等。明治41年(1908)又出版8辑,每辑的序号仍然续前。第5辑2编,为铁道总论、铁道分论;第6辑6编,分别是邮政、电信、度量衡、货币、支那银行、支那的外国银行;第7辑8编,分别是海上保险、商帮、牙行、报关行(包括渝行与通关所)、招牌、广告、商标、列国对清贸易;第8辑7编,分别是农业、米、麦、豆(包括豆饼与豆油)、砂糖、棉花、脂肪油与蜡;第9辑2编,分作畜牧(含牛骨、皮货、制革等)和海产;第10辑3编,分作木材、木炭、矿山;第11辑7编,分别是一般工业、磷寸(火柴)、造纸业、精米业、制粉与制面、纺织业及棉丝、棉织物;第12辑6编,分别为制丝业、绢织物、陶瓷器、出版业、文房用具、杂货。在12辑之外,另附有《支那交通全图》。

《支那经济全书》每集各编的内容之详细、资料之丰富,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兹以第1辑“财政”编(第7编)为例。该编共分4章,第1章“总论”,概述有清一代的财政体制、法律典章、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赋税征收与吏治关系等。第2章“地方财政”,包括收入中的地租的种类、田制、赋则、征收、耗羡、地丁银、漕粮、粮折、盐政、盐课、盐厘、厘金、土药税、牙税、当税、契税、茶税、直隶的新税等款目;支出中的祭祀费、仪宪费、驿站费、赏恤、采办、织造、教育费、俸食(俸禄)、养廉银、公费银、红白事例银、河工、塘江、饷乾(驻防八旗、绿营、长江水师、勇饷、练军)、漕运经费、海军费、补支和预支、解京诸饷、协饷、在北京诸衙门费。并附录有地方财政实例(江南财政调查)。(注:该调查包括江宁藩库、江安粮道库、江南盐巡道库、江海关道库、金陵防营支应局、江南筹防局、金陵善后局、金陵厘捐局、江宁劝办房膏总局、徐州膏捐总局、裕宁官银钱局、江南银铜元局、皖南茶厘总局、徐州土药统捐总局、江宁府属清赋督垦局、吴淞口平粜义捐总局、上海摊地局等。见《支那经济全书》第1辑,明治40年(1907)版,第647-674页。)第3章“中央财政”,包括经常收入中的漕粮、京饷、关税、杂款,临时收入中的协饷、捐项、借款、捐官;支出中的宫内费、俸食、养廉、饷乾、土木费、警察费、工部所管经费、宝源宝泉局经费、教育费、驿站、借拨银等。第4章“公债”,包括甲午以前的形势(外债的起源),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导致的国债(含战初的财政状况、内债的募集、外债的成立),日清战后善后公债(含怡和及瑞记借款、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偿还准备、昭信股票、续借英德洋款),庚子赔款,地方借款等。

《支那经济全书》所汇集的资料,有的来源于实地调查,有的是文牍档案典章的直接移录,有的是从相关资料中采摘综合。就三种资料的来源形式来看,实地调查和采摘综合的资料最具价值。

实地调查的资料很多,在各辑各编中都有。如第1辑第3编“劳动者”,分别对劳动者的种类、就业年龄,劳动的方法、时间、工钱等,进行了调查。其对劳动者的工钱调查,可以参见下表(注:《支那经济全书》第1辑,第153-154页。按:据《清国事情》(日本外务省通商局明治40年版)第1辑第3卷记载,银货商人称10仙为“七分二”;1弗相当于银货1元,等于库平银两7钱2分;又,洋银1弗50仙等于1海关两,当然,每年的比价有所不同,如1海关两1892年的比价为1弗56仙,1893年为1弗54仙,1894年为1弗52仙,1899年为1弗42仙,1900年为1弗39仙,1901年为1弗41仙等。)

职名      月给或日给      上海的情况      天津的情况

石工          日            50-60仙

铁工          日    60-85仙        40-70仙

铜工          日            50-60仙

染工          日            40-50仙      年40-100弗

纺织男工      日              25仙

纺织女工      月              22仙

船工          日            60-85仙        55-65仙

建筑大工      日              55仙          40仙

英语翻译     月            8弗以上

另外,对燮昌自来水公司、汉口枪炮局的工钱支付,也有系统的调查统计。又如第1辑第6编“人民生活程度”,分别对北京、汉口、香港每月的温度,民众衣冠、饮食、居住状况,北方人的生活状态,江南人的生活状态,上海的商人生活,上海的买办生活,上流社会的生活状态等进行了调查。在“上海的商人生活”一节中,甚至记录了上海大东门外一个小卖店在光绪三十年正月和三月每天的日常开支。(注:《支那经济全书》第1辑,第403-414页。按:原文虽称其为“小卖店”,但恐怕亦有一定规模。该“小卖店”专做丝的生意,除夫妻、女儿3人外,还雇有3个伙计和仆人,其长子在美国读书,次子曾留学日本,学成归国后在武昌的一所学校供职。)再如第9辑第1编“牧畜(附养鸡)、牛骨、兽皮、制革、羊毛、猪毛及鸭子”,分别对相关类项进行了调查。对北京猪行的调查称,北京的猪行在东单牌楼马市附近,同业者有五六十行,其中最大的猪行称为“黄店王”,猪的产地大多来自于张家口、大同府、宣化府、平泉州、八沟、哈达州(赤峰)、建昌县、丰宁县、承德府等。猪的买卖数,各行合计,平均每天800余头。(注:《支那经济全书》第9辑,明治41年(1908)版,第56-58页。)对汉口、天津等地的牛皮行调查称,汉口的牛皮是重要的商品之一,每年的集散量高达27万担以上。专营牛皮的牛皮行,外国人有美最时、太平洋行2家,中国人经营的徐复泰行、徐德祥行、姚义兴行3家最具实力,其他则有臣泰昌、张森茂、常永茂、复盛源、慎发、瑞泰、金益、彭长泰、杜祥兴、杨洪顺、陈元丰、萧万泰、张永元、产茂恒、玉和太、源顺欣、张祥兴、高复泰、杜同盛、周源顺、兴泰礼、义泰信等行。天津和汉口一样,牛皮也是最重要的商品,天津有名的牛皮行有新泰兴洋行、隆茂洋行、顺庆洋行、明义洋行、平和洋行、礼和洋行、高林洋行、聚立洋行、信远洋行、德义洋行、仁记洋行,另外还有恒顺茂、恒平号、裕昌兴、恒利号、天顺成、兴顺成、兴盛德、东泉盛、东聚成等皮货铺。(注:《支那经济全书》第9辑,第164-169页。)

采摘综合的资料,如同治以后的海关收入统计(注:《支那经济全书》第1辑,第909-912页。),据编者云,分别采自《政治家年鉴》、“钱洵的统计”(称钱洵为“著名的财政论者”)、《光绪会计表》、《海关报告》,由于前两种资料难寻,也就显得珍贵。

直接移录的文牍档案典章资料,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可以在汉籍中查寻,如“光绪二十九年部库收款细数”、“光绪二十九年部库放款细数”、“光绪二十九年各省岁入表”等。(注:《支那经济全书》第1辑,第913-976页。)但是,由于一些汉籍资料已阙如或难以觅到,如“赈册书式”,“红契书式”、“官契书式”、“白契书式”、“典契”,“执业田单书式”、“贷地地契书式”,等等(注:《支那经济全书》第1辑,第49-50、78-85、100-102页。),所以这一部分资料的价值仍不可忽视。

上述之外,值得注意的问题有三。第一,该调查资料汇集的资料虽然主要集中在晚清,但在有些地方又不局限于此。如第6辑“度量衡”编,专列一章叙述先秦至晚清的度量衡沿革。第7辑“商帮”编,在介绍宁波帮、绍兴帮、钱江帮、金华帮、广东帮、山西帮、徽州帮、福建帮、江西帮、四川帮等等商帮时,注意了源流的上溯。第12辑“文房用具”编,分为秦汉时代以后的文具、隋唐时代的文具、宋元时代的文具、明至现代的文具加以叙述。第二,对一些不太引人注目的社会经济事项,列有专编,此点从前揭编目中已可窥知一二。并且,其介绍和资料的搜集也较为细致。如第7辑“广告”编,不但有店铺新开广告、卖药广告、香烟广告等一般的广告,也有报纸等新式媒体刊载的广告。第11辑“磷寸”编,对汉口燮昌公司、长沙和丰公司、北京京师丹凤火柴有限公司、重庆有邻公司、上海燮昌公司、福州福建火柴厂、九龙隆起公司、广东大和公司、佛山巧明公司等,一一罗列。第三,是书不仅仅是资料的汇编,还表现出一定的识见。其识见一般反映在各编的“总论”、“总说”、“绪论”、“结论”、“余论”中,如论赋税的征收与吏治关系:“官吏的中饱,导致了财政秩序的混乱,从俚语‘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可窥实情之一斑……清国收入表面上约一亿两,但民间实际负担额则在四倍以上。”(注:《支那经济全书》第1辑,第443-444页。)在列制统计表后,对前后数据升降之原因,也大多有分析论述。

《支那经济全书》之外,明治末年,东京东亚同文会还编辑出版有《清国商业综览》5册,东亚同文会明治39年至41年(1906-1908)出版。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则有《清国商业惯习及金融事情》一书,东亚同文书院明治37年(1904)版。这些资料同样值得注意,如《清国商业惯习及金融事情》,分为“清国商业惯习”和“金融事情”两卷,主要是对上海、汉口两地的调查资料。在“清国商业惯习”卷中,对上海的内地商人、上海的会馆及公所、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上海的行栈、上海的报关行、上海的茶馆、汉口的商帮、汉口的交兑习惯、汉口的行帮及市场、汉口的报关行及渝行、汉口的会馆公所等有详细的记载。在“金融事情”卷中,主要记述了沪汉两地的银号、银炉、银元局、公估局、钱庄、票号、当铺及货币种类等。

3.驻华领事馆的调查报告汇编

日本驻华领事馆亦十分注重对华的调查,从明治14年(1881)起,日本外务省通商局就将各领事馆不同时间的调查报告汇编成册,分别冠以《通商汇编》、《通商报告》、《清国事情》等书名出版。这些调查报告从不同的角度记述了晚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状况。以明治40年(1907)出版的《清国事情》为例,可以略加管窥。、

《清国事情》分作2辑,第1辑4卷,分别是“在天津帝国总领事馆管辖区域内的事情”、“在芝罘(烟台)帝国领事馆管辖区域内的事情”、“在上海帝国总领事馆管辖区域内的事情”、“在汉口帝国领事馆管辖区域内的事情”;第2辑10卷,分别是苏州、杭州、南京、长沙、沙市、福州、厦门、汕头、广东、重庆领事馆管辖区域内的事情。每卷又分作若干章、若干节、若干款、若干项,十分细致。如第4卷“在汉口帝国领事馆管辖区域内的事情”长达400页,分作17章,分别为地势、面积、人口与职业,管辖区内的一般特征,衣食住状态,气候与卫生,商业机关与市场,贸易,工业与矿业,重要农产物、林产物与畜牧、土地,金融与度量衡,铁路,航运,汽船业与仓库,租界,土地房产的买卖与租赁,劳动价格,物价,学校与公共团体。(注:按:各卷的章目虽然不尽相同,但大体一致,显现出各领事馆的调查事先有统一的规划。当然,各领事馆对有关事项的调查详略不一,如天津领事馆对税关的调查较为细致,上海领事馆对周边地区的宁波、温州、芜湖等地的调查较详。)各章的调查和记述虽详略不一,但有关记载的详细程度的确值得注意,如对湖北厘金局卡设置、征收的记述,对九江贸易额的统计,对汉口各种棉布产地、名称、尺寸、价格的记述,对汉口外国银行、洋行、工场商店的统计,对汉口的食品价格、木材价格、杂货价格的统计等(注:《清国事情》,外务省通商局明治40年版,第738-744、783-788、817-821、1014-1021、1023-1028页。),都远远超出国内学者现有研究成果的表述。

二、民国年间的调查资料 

民国年间的调查资料以“满铁调查资料”最为著名,也已为国内学者所熟悉。但是,一般所说的“满铁调查资料”,只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系统所编辑出版的调查资料之一种。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成立于1906年11月,1907年4月正式运营。(注:小林英夫:《满铁经济调查会小史》,《满铁经济调查会史料》第1卷,东京柏书房株式会社1998年版。)在其运营之初,即开始了对东北地区及中国其他地区的调查,当时汇编成册的资料主要有《南满洲经济调查资料》7册,满铁调查课明治42年至大正1年(1909-1912)出版,《满蒙交界地方经济调查资料》3册,满铁调查课明治42年至大正4年(1909-1915)出版,《北满洲经济调查资料》2册,满铁调查课明治43年至44年(1910-1911)出版。偏重于对中国经济方面的调查。

据满铁总裁松冈洋右的《话说满铁》介绍,为了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调查,作为一般的调查机构,于明治40年(1907)设立满铁调查部(次年改称调查课),明治41年(1908),在满铁的东京支社设立东亚经济调查局,大正12年(1923)设立哈尔滨事务所调查课,昭和7年(1932),又在哈尔滨事务所调查课的基础上组成经济调查会,昭和10年(1935),在哈尔滨铁路局内设置哈尔滨经济调查所(后改称北满经济调查所),同年,又设立天津事务所调查课。这些调查机构均作了大量的调查,如,满铁调查课于昭和7年废止,在存在的25年间,陆续刊行的调查资料有《满洲旧惯调查报告书》、《经济调查资料》、《交涉资料》、《调查报告书》、《满铁调查资料》、《满蒙全书》、《劳农露国(俄国)研究丛书》、《露亚经济调查丛书》等,总数达467部,涉及中国、俄国等国的政治、外交、法律、经济、交通、文化各个方面。另外,还有《满铁调查月报》、《满洲产业统计》等刊物的发行。又如,经济调查会刊行的资料,截至昭和11年(1936)九月,有《经调资料》、《苏联研究资料》、《苏联远东及外蒙调查资料》等178部。另有《满洲经济统计月报》、《满洲经济年报》(即《满洲经济统计》年刊)、《苏联年鉴》等刊物的发行。再如东亚经济调查局,其初设时是作为满铁东京支社的一个机构,着眼于东亚经济和世界经济动向的调查研究,到昭和4年(1929),该调查局成为具有财团法人性质的国家调查机构。其刊行的资料为《调查报告》(后改称《经济资料》),达到一百数十编。(注:参见松冈洋右《话说满铁》,第181-186页。)

除了松冈洋右氏提到的之外,据笔者在东洋文库、东京大学图书馆和有关部所的图书馆检索查阅,满铁所属的许多机构都程度不等地进行过调查,并有调查资料的编辑出版,这些机构如:满铁临时经济调查委员会、满铁国际收支调查委员会、满铁太平洋问题调查准备会、满铁社长室、满铁总裁室、满铁总务部、满铁弘报课、满铁资料课、满铁交涉部资料课、满铁矿业部矿物课、满铁兴业部商工科及农务课、满铁产业部、满铁地方部、满铁产业试验场、满铁长春事务所、满铁北满经济调查所、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满铁北支事务局调查室、满铁上海事务所等等。

上面仅仅提供了一个线索,本文不可能对满铁所属系统的所有调查资料加以揭示,以下主要就“满铁调查资料”、“临时经济调查委员会刊行资料”、满铁“经调资料”进行介绍。

“满铁调查资料”在大正年间和昭和年间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陆续刊行。与财政、经济有关的资料如:第7编《银两与铜元的比较》,大正11年(1922)版;第14编《支那的国债统计》,大正12年(1923)版;第17编《满洲的磷寸工业》,大正12年(1923)版;第18编《满洲的纺织业》,大正12年版;第19编《满洲的柞蚕制丝业》,大正12年版;第23编《满洲的油坊业》,大正13年(1924)版;第24编《日本的木材需求与满洲木材》,大正13年版;第32编《满洲的制粉业》,大正13年版;第34编《在满洲的外国经济势力》,大正13年版;第38编《满洲的砂糖》,大正13年版;第41编《满洲的肉类加工业》,大正13年版;第64编《东三省的度量衡》,大正13年版;第74编《奉天省的财政》,昭和3年(1928)版;第92编《满洲物价调查》,昭和4年(1929)版;第95编《最近支那关税问题》,昭和4年版;第96编《满洲物价调查》,昭和4年版;第108编《最近支那财政概说》,昭和4年版;第112编《支那的对外政治借款》,昭和4年版;第127编《支那内国公债事情》,昭和5年(1930)版;第132编《满洲油坊现状》,昭和5年版;第140编《支那的对外交通经济借款》,昭和5年版;第149编《黑龙江省的财政》,昭和6年(1931)版;第154编《支那银行关系规定》,昭和6年版。等等。

如上文所揭示的,满铁调查资料,主要是对东北地区的调查,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对东北地区的调查,也涉及到其他地区。如《满洲物价调查》,在“支那的物价”一节中,就有上海、北京、广东等地的物价资料。同时,该调查资料不仅仅是资料的汇集,也收录有个人的研究著作。如中滨义久《支那的对外政治借款》,全书分为14章,前5章分别为甲午战争以前的外债、甲午战争以后的外债、义和团与外债、币制改革及东三省实业振兴借款、瑞记借款,叙述晚清的借款事宜,后续几章的白耳义借款、五国善后大借款、续善后借款、西原借款、烟酒借款契约等则是叙述民国年间的借款事宜。另外,作为“满铁调查资料”第82编,中滨义久还有《吉林省的财政》一书。又如竹内元平《最近支那财政概说》,该书共有13章,分别为总论、财政组织、岁入岁出概说、租税、岁计和军阀的关系、国债通论、外债、内债、国民政府的财政、各省财政、中国财政上的主要问题、国民政府的新财政方针、结论,主要研究民国年间的财政问题,有时也涉及到晚清的财政状况与沿革。

与“满铁调查资料”相比,“临时经济调查委员会刊行资料”规模较小,共有24编。调查资料涉及的范围主要是东北三省,内容主要是东北三省及近邻省区的道路、水运、森林采伐、家畜饲料、燃料、牛、毛皮、大豆、高粱、课税、外商势力等,基本上是以一个专题作为一编,单独成书。对这些问题的调查都比较专门,而且目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阙如,因此,这些资料也就显得重要。如第24编《关于满蒙牛向日本输出的调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5年(1930)版,该书分作14章,其章目为:总论、日本牛肉的需求情况、满蒙牛的现状、满蒙牛的放牧与饲养、满蒙牛的市场集散与输出、大连的满蒙牛输出趋势、满蒙牛的买卖与输出成本、催肥、屠宰场、冷藏库、输送机构、青岛牛与牛肉的输出、朝鲜牛的输出、结论。有关各章的内容都较为翔实,且有统计表格以资说明,如第二章“日本牛肉的需求情况”分别为日本的畜牛总头数、日本与其他国家对牛肉的消费比较,以及青岛、大连、天津、朝鲜、澳大利亚、加拿大对日本的肉牛输出等,该章的统计表有“大正六年(1917)以来日本的畜牛头数与公牛母牛比例”、“大正年间日本的畜牛总头数与生产、死亡、屠杀比例”、“大正十一年(1922)以降大连港的满蒙牛向日本的输出头数”、“牛肉输入国别、数量及价格历年比较”等。值得注意的是,该调查虽然在昭和2年至3年(1927-1928)进行,但相关资料上溯到20世纪初叶。

又如第16编《支那毛皮》,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4年(1929)版,调查时间是1928年2月至1929年5月,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8章,主要涉及毛皮的种类、生产、市场、消费、输出等,附录有“满洲毛皮输出数量金额表”、“天津毛皮输出数量表”、“美国领事馆调查的奉天及哈尔滨毛皮输出数量金额表”、“美国领事馆调查的天津输出毛皮数量金额表”等。下编10章,主要叙述奉天、哈尔滨、海拉尔、满洲里、齐齐哈尔、吉林、锦州、天津、张家口、宣化等地的毛皮集散市场。

满铁“经调资料”是满铁经济调查会调查编辑的资料之一,据小林英夫《满铁经济调查会小史》的记述,经济调查会于1932年1月成立,1936年10月废止。这个机构作为“满洲国”(1932年3月“建国”)的政策咨询及策划机关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有人认为它为日本战时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帮助。经济调查会下分五部,各有职掌,第一部,经济一般;第二部,产业;第三部,交通;第四部,商业及金融;第五部,法政一般(包括法政、财政、关税、国际关系等)。每部又有若干班。常规编制达到300余人。(注:见《满铁经济调查会史料》第1卷,东京柏书房株式会社1998年版。))该调查会调查出版的丛书性质的资料有“经调资料”、“立案调查书类”、“资源调查书类”、“苏联研究资料”等。就“经调资料”而言,涉及到财政经济事项的较多,比较重要的如:《清朝经费之研究》,“经调资料”第66编,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10年(1935)版;《华北地契制度的研究》,第87编,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10年版;《山东省一个农村(张耀屯)的社会经济事情》,第95编,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10年版;《山东省经济调查资料》,第97编,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11年(1936)版;《中国大豆生产统计表》,第110编,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11年版;《满人农家经济调查报告》,第119编,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11年版等。

在“经调资料”中,村级调查资料最为值得注意,如《山东省一个农村(张耀屯)的社会经济事情》,分为村落概说、土地、建筑物、劳动力、家畜及家禽、农具、作物耕种及肥料、生产物的处理及交易、税课等负担、借贷、农家的生活制度、风俗与习惯、度量衡及通货等13章,是具有社会人类学性质的田野调查。

“经调资料”也包括了研究性的著作。如松井义夫的《清朝经费之研究》,区别为制度和经费两编,“制度”编分为官制、财务行政两章,“经费”编分为总论、经费准则、经费的类别、国家经费与地方经费的关系、经费的区分、经费的膨胀、皇室费、俸给费、军事费、公债费等10章。在一般性叙述财务行政以及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晚清的财政支出和相关财政问题。又如矢野春隆的《华北地契制度的研究》,全书8章,对“契”的字义、沿革、种类、性质以及契税制度等进行了研究。在契税制度一章中,除了对明清契税进行梳理外,关于民国年间契税征收的研究尤详。

满铁其他调查机构编辑出版的涉及财政、经济的资料主要者如满铁上海事务所的《浙江财阀》(“上海满铁调查资料”第22编),《米:以无锡米市场为中心》(同前,第25编),《江苏省太仓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同前,第35编),《米:上海米市场调查》(同前,第39编),《江苏省松扛县实态调查报告书》(同前,第48编)等。满铁总务部调查课的《黑龙江省财政一斑及现行税则》(“调查报告书”第8卷),《关于支那地租制度改革问题》(“调查资料”第3辑),《满洲的金融机关与通货》(同前,第6辑)等。满铁天津事务所的《冀东区域贸易概况与关税事情》(“北支经济资料”第5辑),《河北省农业调查报告》(同前,第26、30、31辑),《河北省棉产调查报告书》(同前,第35辑)等。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的《上海的金融机关》(“经济资料”第13卷第9号),《支那的国际财团》(同前,第14卷第9号)等。满铁北支事务局调查室的《杀虎口关税》(“北调理”10),《中支三省对外收支推计》(“北调理”11),《河南省焦作煤矿权益调查》(“北调法”10),《京汉沿线农业设施调查报告》(“北调农”2)等。满铁北支事务局调查部的《河北省税制调查报告书》(“北支调查资料”第1辑),《山东棉业调查报告》(同前,第4辑),《青岛附近农村实态调查报告:青岛特别市李村区西韩哥庄》(同前,第7辑)等。

与满铁在北部中国的调查相呼应,“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从20世纪20年代起,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相关调查(注:按:20世纪初,“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已开始了对台湾社会经济的调查,并于明治38年(1905)出版了《台湾旧惯调查经济资料报告》,该资料分为产业、地方产业、交通、一般经济资料4编,基本上涵盖了台湾经济的方方面面。),其调查资料的汇编,最著名的就是“南支那及南洋调查”。

在“南支那及南洋调查”这个系列的调查报告中,除了南洋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外,既有南部中国省分的调查资料,如《云南省事情》1-3册,系“南支那及南洋调查”第96辑,大正13年(1924)版;又有涉及到整个中国财政经济事项的调查资料,如《支那的商业事情》(同前,第57辑,大正11年版),《支那的渔业》(同前,第94辑,大正14年版),《支那关税特别会议的经过》(同前,第134辑,昭和2年版),《支那最近的工业与财政》(同前,第163辑,昭和4年版),《支那内国关税制度》1-4册(同前,第158、176、208、215辑,昭和4至9年版),等等。

这些资料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有些带有研究性质,如《支那内国关税制度》第3册(厘金》(“南支那及南洋调查”第208辑,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昭和7年版),为井出季和太氏撰写,内容翔实,分别对厘金的沿革、厘金的意义、厘金的种类、厘金的征收机关、厘金的税率、厘金的利弊、各地的厘金制度、铁道厘金、特殊厘金、厘金收入、厘金减免等问题进行了叙述。在对“各地的厘金制度”的叙述中,大多数省份都将清代和民国分别论列;在对“特殊厘金”的叙述中,盐厘和鸦片厘金均是分省区论列。而且,将引用的典籍文献和论著加以揭示(重要者如《湖南厘务汇纂》、《福建省例》、《广东全省厘务总局新刊厘则》、《福建省厘捐类沿革利弊说明书》、《阁钞汇编》、《户部陕西司奏稿》、《丁恩改革盐务报告书》、《各省厘金状况调查统计表》、《支那经济全书》、各省财政说明书以及《中国度支考》、《中国厘金问题》、《支那关税制度论》、《民国财政史》等),该著在资料性和学术性方面,超过了前此各种著作。在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写的“凡例”中,也认为井出季和太氏的“调查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除了“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调查编辑的资料外,同属于“台湾总督府”的其他一些机构也有调查资料的编辑出版,如台湾总督府财务局的《南支南洋的关税和内国税》(昭和10年版),分为南支南洋的关税和南支那的内国税两编,有较为细致的民国年间的关税调查资料。又如台湾总督府热带产业调查会的《南支那的资源和经济》第1卷《福建省》,长达1300页,分为地志、产业、交通、金融、财政5章,并附录有“福建历年大事记”(先秦至1938年6月20日),内容相当完备。其中,“地志”是包括土地及民众、地势、气象、地方情势等的一般性介绍。“工业”则包括了农业、林业、矿业、渔业、盐业、工业、电气事业、土木事业、度量衡。“财政”包括中央财政、省地方财政、县地方财政以及田赋的整理、契税的整理、营业税的整理等项内容。该资料汇编主要叙述民国年间福建的事情,但大多有晚清以来的沿革以及与其他省区的比较对照,如第3章“交通”,在叙述“有线电信”时称:“本省的有线电信局处,清末光绪三十二年,有厦门、漳州、泉州、福州、水口、涵江、建宁、马尾、浦城、三都澳、延平、云霄等十三个(原文如此,实际上共列出12个),民国初年有十五个,民国九年有十九个,民国二十四年增加到三十五个。其局处的种类,有管理局(福州)、一等及二等局各一,三等局二,四等局三,支局二十七,合计三十五局。如果再加上十二个营业处,营业局处则有四十七个。”(注:《南支那的资源和经济》第1卷《福建省》,台湾总督府热带产业调查会昭和13年(1938)版,第983页。)在叙述邮政时,列有“民国年间各省民局处理邮件数额对照表”(注:《南支那的资源和经济》第1卷《福建省》,第974-975页。)、“光绪二十四年全国的民局数额及处理邮件数额统计表”(注:《南支那的资源和经济》第1卷《福建省》,第981-982页。)等。另外,还有台湾总督府财务局的《支那国民政府的税制》(昭和16年版)、《台湾贸易四十年表》(昭和11年版),台湾总督府殖产局的《主要农作物经济调查》(昭和3年版)、《渔业经济调查书》(昭和12年版),台湾总督府临时南支调查局的《广东省调查书》(昭和13年版)、《广东省营工厂调查报告书》(昭和14年版),台湾银行总务部调查课的《南洋华侨与金融机关》(大正5年版)、《福建矿物志》(大正9年版)等等。

同样为调查报告,民国年间金子隆三的《支那之厘金制度与产业政策》也值得注意。(注:该书属于“支那出张复命书”第4编《厘金》、第5编《支那的产业保护政策》的合集。《支那之厘金制度与产业政策》藏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图书馆,资料卡上注明:东京,出版时间不详。该书亦没有版权页,但贴有东京岩松堂书店的售书小票。书中引用资料的最后时限是1916年。东洋文库的藏本作:金子隆三《支那出张复命书》,大正7年(1918) 。)该书的分量较足,其“厘金”部分多达16章,章目如下:厘金的沿革,厘金的本质,厘金局的组织(包括清代的厘金局组织、现行厘金局组织等),各省厘金局的名称及总数,厘金征收制度(包括一起一验制、两起两验制、统捐制、出产税、销场税、产销税、落地税、过境税等),税率,征收规定,制裁规定,各省的厘金制度,铁道厘金(包括京汉铁道厘金、京奉铁道厘金、津浦铁道厘金、山东铁道厘金等),特种厘金及与厘金类似的杂税、杂捐(包括盐厘、糖厘、家畜厘、茶税、丝蚕捐、烟酒税捐等),厘金收入及其归属,厘金的弊害,厘金与子口半税的关系及得失,厘金改良计划,废厘加税问题。仅从章目已可看出其探讨厘金问题的全面。由于该书属于调查报告的性质,当然不乏识见,但更偏重于资料的汇集。如第3章中对重庆厘金局、汉口征收局、长沙厘金局、广东韶州厘金局组织机构的示列,第6章中对湖北、山东厘金税则的统计,第11章中对广西与江西的糖厘、江苏与浙江等地的丝蚕厘列举等,都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另外,像兴亚院政务部编撰的“兴亚资料”(分为经济编、政治编,如经济编中的《以广州为中心的对外贸易》、《中国南部矿产资源调查报告》、《中华民国的财政经济》等),兴亚院技术部编撰的“兴技调查资料”(如《中国北部林产资源调查》、《中国北部小麦品质及需求情况的调查》、《两淮地方的盐垦事业》等),兴亚院华北联络部编撰的“调查所调查资料”(如《中国北部农具事情的调查》、《中国北部棉作经营调查》、《华北兽医的调查》等)、“调查资料”(如《中国北部花生、花生油及油粕调查》、《华北各地粮食交易机构的调查》、《济南市郊农家的调查》等),兴亚院华中联络部编撰的“兴亚华中资料”(如《海关的预算制度及预算编成的顺序》、《中国盐税的研究》、《战后上海的物价状态》等)、“华中调查资料”(如《苏北共产地区实情调查报告书》、《新四军的现状》等)、“农产资源资料”(如《中国中部生丝调查报告》、《中国中部粮食作物调查报告书》等),东亚研究所编撰的“资料”甲、乙、丙、丁系列(如资料甲第27、34、36号《经济方面中国的惯行调查报告书》,第25、33、35号《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报告书》;资料乙第54号《中国生丝的世界地位》,第55号《中国茶的世界地位与前瞻》;资料丙第43号《英国对华公共事业投资:电灯、煤汽、自来水及客车、电车》,第153号《内蒙古的农牧业》;资料丁第3号《中国沿海及长江流域的卫生状况》,第7号《中国西北羊毛贸易与回族的作用》),中支建设资料整备委员会编撰的“编译汇报”(如《河南省的棉业》、《湖南省的桐油与桐油业》、《广东经济调查报告》等)、“资料通报”(如《中国经济、财政、金融关系资料目录》、《中国工业关系资料目录》、《中国交通关系资料目录》等),中支经济研究所编撰的“中支经济资料”(如《上海华商银行的构成与战后动向》、《民国二十七年度中国对外贸易概论》等),上海商务官事务所编撰的“支那通商报告”(如《中国通商报告》、《中国对外贸易概况》、《最近中国罢工事情》等)。这些调查资料数量繁多(注:据本庄比佐子等《兴亚院与中国战时调查》一书附录的“兴亚院调查报告目录”来看,兴亚院的调查资料达到1935种之多。另外,该书中久保亨撰写的《兴亚院的中国实态调查》,本庄比佐子撰写的《华南的调查》,金丸裕一撰写的《中国工业调查》,奥村哲撰写的《重要国防资源调查》,内山雅生撰写的《华北联络部的资源调查与华北农村》等都可以参考。),涉及到民国年间(主要是三四十年代)财政、经济的方方面面,值得注意。

东亚同文书院不但继续了以往的调查,而且规模更加扩大。民国年间,东亚同文书院参加调查的学生达到5000人,调查线路达到700条,除西藏之外几乎遍布中国所有省区。(注:爱知大学藤田桂久教授曾将东亚同文书院对中国的调查分为几个时期,一是1901-1905年的肇始期,调查范围主要在山东和武汉;二是1906-1919年的扩大期,其标志是日本外务省自1907年起对调查提供补助金,调查扩大到各省区;三是1920-1930年的圆熟期,调查更加专业化和细密化;四是1931年后的制约期,由于“九·一八”事变和中日战争的爆发而受到限制。参见沪友会编《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第7页。)在这一时期不但陆续出版了大型调查资料的集成《支那省别全志》(1917-1920年出版)、《支那经济地理志》(1922-1928年出版)、《新修支那省别全志》(1941-1946年出版),而且也有《支那年鉴》的出版发行。在这些资料汇编中,有大量的财政经济资料,如《支那经济地理志》分为交通全编、制度全编和产业贸易编,《支那年鉴》则分为法制、政治、外交、国防、教育、财政、贸易、商业、金融等类。另外,各年度的调查报告书也值得注意,如《东亚调查报告书——昭和十六年度》(东亚同文书院1942年版),就包括了《以青岛港为中心的民船业》、《镇江金融状况》、《包头当铺研究》、《厦门货币金融状况》、《广东货币金融状况》、《闽江流域的经济》、《南昌县的财政》、《厦门的米粉业》等专题调查。这些调查,非常专业和细密,如《南昌县的财政》分为财政组织的现状、地方收入概要、地方公债、地方经费、预算与决算制度、新政权地方财政的根本问题等章。《厦门的米粉业》分为厦门工业一般、米粉业概观、工业组织、劳动者分析、同业工会、米粉业的将来等章。由于调查的专业化和细密化,提供的资料和相关分析也就具有相当的资料价值和学术性的启迪。

(资料来源:《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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