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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云高娃:明代鞑靼、女真卫所与东北亚驿站交通网

内容提要:元明鼎革,明朝在东北地区设立鞑靼、女真羁縻卫所,安置招降的故元将领及女真诸部,并沿途设立驿站,为明朝与东北地区的蒙古、女真部族朝贡贸易提供有利的交通网络。与此同时,在两京设立会同馆和四夷馆,会同馆是全国驿站的总枢纽,也负责接待四夷朝贡使臣。四夷馆负责培养翻译人才,并承担鞑靼、女真诸部进京朝贡的往来文书的辨验之责。明朝颁给鞑靼、女真诸部敕书,以此作为进京朝贡、进入马市交易货物的通行凭证。因此,明朝对前来朝贡的鞑靼、女真卫所酋长所持的敕书、进贡表文实行严格检查,具体由四夷馆的译官负责辨验敕书和进贡表文的真伪。明朝东北的驿站交通网是东北亚整体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鞑靼/女真/驿站/会同馆/四夷馆/敕书

作者简介:乌云高娃(1971- ),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江海学刊》(南京)2019年第6期 第179-185页。 

1368年闰七月,明军围攻大都,元顺帝妥欢帖木儿从大都逃至草原,元朝灭亡。但是,故元将领在漠北草原和辽东地区的军事势力仍很强大。明初,朱元璋在派兵攻打漠北蒙古的同时,对故元将领进行招降,并将元朝大宁路、辽阳行省、征东元帅府对应改为大宁都司、辽东都司、奴尔干都司,分别建立卫所以招降蒙古、女真诸部头目担任指挥或同知,并颁给敕书或勘合文书。招降的蒙古、女真卫所指挥或同知管理卫所事务,同时也负责明朝驿站交通事务。

与此同步,明政府仿前朝在大都设立会同馆的旧制,于永乐时期在两京设立会同馆和四夷馆,前者是明代驿站总枢纽,也负责接待四夷往来使臣;后者负责培养译官,向会同馆输送翻译人员,并承担鞑靼、女真诸部进京朝贡的重要交通关口辨验四夷往来文书之责。明洪武、永乐时期编撰的《华夷译语》中鞑靼、女真来文,被用作四夷馆译官的学习教材,其原件很有可能是当时鞑靼、女真诸部通过驿站进京朝贡的文书凭证。

明朝东北的驿站交通网是在元代驿站制度基础上的恢复和重建。明廷任命诸部头目为蒙古、女真卫所指挥或同知管理驿站事务,颁给他们敕书或勘合文书,而蒙古、女真诸部持这些文件可以利用明朝在东北地区所设立的驿站交通网进京朝贡,并得到相应赏赐;或在马市上进行马匹等物品的交换。明朝与东北蒙古、女真的经济贸易往来就是通过驿站交通渠道所进行的官方朝贡贸易。明朝设立的蒙古、女真羁縻卫所在政府对东北亚诸民族、部落实行怀柔政策、管理驿站交通网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且对明朝与东北亚诸民族、部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甚至在与俄罗斯、朝鲜以及日本的贸易往来中也发挥重要作用。明朝东北的驿站交通网是东北亚整体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初对故元将领的招降及设置卫所

元亡之后,北元的军事力量仍很强大,在山西、云南、辽东存有大量军事力量。此外,宁夏、青海、甘肃、哈密、哈剌火州的诸王也听命于蒙古大汗①。洪武二年(1369)6月,北元兵分东西两路进攻北平,但是最终失败。顺帝妥欢帖木儿遂放弃上都,逃到应昌,第二年4月28日病逝,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蒙古汗位,是为昭宗。此时,明朝大军压境,昭宗回归漠北哈剌和林。洪武五年(1372)正月,朱元璋以徐达、李文忠、冯胜为将军,分三路人马出征漠北,遭到北元伏击,受到重创,大败而归。此后,朱元璋不轻易出兵漠北,十余年间北元与明朝双方维持了相对的和平与稳定②。洪武十一年(1378),爱猷识理达腊去世,其子脱古思帖木儿继承汗位。

在此期间,朱元璋招降东北地区的故元将领、蒙古大臣及女真诸部,以削弱蒙古的势力,着手在东北建立有效统治。“直北宗王、驸马、部落、臣民能率职来朝,朕当换给印信,还其旧职,仍居所部之地,民复旧业,羊马孽畜,从便牧养。”③朱元璋在故元部将及大臣原先的封地设立卫所,以卫所的指挥、同知之职位安置他们,允许他们住在原封地,过着游牧的生活。招降卓有成效。洪武四年(1371)二月,故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于得利赢城归服明朝。朱元璋下令置辽东卫指挥使司于得利赢城,授刘益为指挥同知④。紧接着明朝又设立辽东都司取代元辽阳行省,接续元朝在辽东的统治,并于当地置二十五卫、二州⑤。辽金元时期,辽东地区诸多民族杂居,元代的辽阳行省管理着蒙古、女真、契丹、高丽等诸多民族或部族。明代设立辽东都司,并下设二十五卫、二州,此举对明朝统治归服明朝的东北蒙古、女真诸部落、民族意义深远。

故元将领中以纳哈出在辽东势力最强,是为明朝首先招降的对象。洪武二十年(1387)春正月癸丑,明军再征⑥,纳哈出终于归降。纳哈出为元初四杰之一木华黎之裔孙,有极高的政治影响力,他的归降使北元失去了辽东的屏障⑦,直接导致是年三月蓝玉对捕鱼儿海(今贝尔湖)北元军队的大胜。北元皇帝脱古思帖木儿及其太子天保奴率领万余人逃到也速迭儿处,被也速迭儿杀死。也速迭儿是元朝与忽必烈争夺汗位的兄弟阿里不哥的后裔,至此后由也速迭儿及后裔世袭蒙古汗位。蒙古汗位世袭发生了转移,引发故元将领的不满,一些部将、大臣纷纷降附明朝。当年十月脱古思帖木儿的知院捏怯来、丞相失烈门等离开也速迭儿,南下归降明朝;十一月,辽东故元辽王阿札失里及会宁王塔宾帖木儿降服明朝。明朝的招降政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对于降将,朱元璋采取南迁、设立羁縻卫安置、封贡等措施。首先在大宁、辽东设立卫所,封赏归服的故元将领为卫所的指挥或同知。洪武二十年(1387)九月置大宁都司,治于大宁城,翌年(1388)七月,改大宁都司为北平行都司(仍治于大宁城)。洪武二十二年(1389)四月,明朝在大宁都司下设全宁卫,以捏怯来为指挥使,“失烈门以下俱授以武职有差”⑧。当年五月明朝又特设泰宁等朵颜三卫,以阿札失里为泰宁卫指挥使,塔宾帖木儿为指挥同知,答溪为福余卫指挥同知,脱鲁忽察儿为朵颜卫指挥同知,安置归降的蒙古人,使之“各领所部,以安畜牧”⑨。

故元辽王阿札失里是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的后裔。蒙元时期,斡赤斤一支的封地在大兴安岭以东的浯剌沐涟和纳浯沐涟流域,掌节度辽东等地的军国重事,其后人被元朝封为辽王,子孙嗣封至阿札失里。明朝设泰宁卫以居之,是因其驻牧地包括元代的泰宁路,故以泰宁卫名之⑩。塔宾帖木儿被称为会宁王。杨绍猷在《明代民族史》中指出:“会宁王塔宾帖木儿之会宁王疑为广宁王之误。”(11)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塔宾帖木儿是成吉思汗异母弟别勒古台的后裔,其封地在大兴安岭以西的斡难河(今鄂嫩河)流域和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流域之间,子孙封广宁王,与辽王并辖兵马(12)。可见,明朝设立泰宁卫时以辽王阿札失里为指挥使,而以塔宾帖木儿为指挥同知,除了因其二人原封地在泰宁卫辖地外,也与辽王和广宁王在泰宁地区并辖兵马这一史实有关(13)。

上述捏怯来和失烈门南下归服明朝任职,被安置于全宁、应昌卫所任职。但是,两人的态度截然不同。捏怯来听从明朝的安排,很快到全宁卫就任指挥,洪武二十二年(1389)四月初一日,明朝给捏怯来印信并授受官职。而失烈门并未听从明朝的安排,一直称病不到应昌卫就任。明朝方面指使捏怯来派使臣持诏书劝说失烈门到应昌卫就任。此事《明实录》有记载:“洪武二十二年七月丙子,先是故元知院捏怯来等既降,遣使赍印,各授以武职。而其丞相失烈门犹豫,不肯受命。数称疾不与使者相见至是。”(14)洪武本《华夷译语》的来文中,第四份文书“敕礼部行移应昌卫”应该就是朱元璋命礼部派使臣通过捏怯来诏谕失烈门的文书。文书内容就是告知捏怯来,“如失烈门愿来,在此凉爽时节入来相见。倘若犹豫不决,意欲北行,捏怯来不必阻挡,随其所愿,放行北去”(15)。最终失烈门派使臣到捏怯来处告知自己犯头痛病,不能前往大宁,等病情好转了速去大宁卫与捏怯来会合。同年8月,失烈门杀死捏怯来,叛离明朝,捏怯来部下溃散。明廷“诏令朵颜、福余等卫招抚之,送大宁给与粮食,仍还全宁居住”(16)。紧急关头,明朝命朵颜、福余等卫招抚全宁卫部众,实行管理,仍居全宁地区。

元代起大宁在元朝与东北粮食输送中发挥着交通枢纽的作用,东北地区的粮食经过大宁运送到大都或上都等地。明初朱元璋在大宁设立卫所安置故元将领,恢复驿站交通,将赏赐的粮食、种子、耕犁等运到卫所。永乐元年(1403)北平行都司(大宁都司)内迁至保定府,同年三月,又改北平行都司为大宁都司,而内迁结束了辖治大宁地区的职能(18)。当年,全宁卫被废(19)。辽东的纳哈出归服明朝之后,因兀良哈部落的住牧地在纳哈出统治范围,明朝在兀良哈地区设立朵颜三卫,安置归服的辽东地区蒙古人。朵颜、泰宁、福余三卫设立之初,属大宁都司管辖,后来大宁都司内迁,永乐七年,明设立奴尔干都司,朵颜三卫归奴尔干都司管辖。

综上,明朝在大宁、辽东建立鞑靼卫所,将归服明朝的故元将领安置于此。永乐七年(1409)四月,明朝决定在元代征东元帅府建立奴尔干都司。永乐九年(1411)春特遣内官亦失哈等护送所委任都指挥同知康旺、都指挥佥事王肇舟前往奴尔干都司衙署就任,开设奴尔干都司(20)。据《明会典》记载,奴尔干都司开始下设三百八十一卫,二十四所(千户所)。后来大宁都司内迁之后,朵颜三卫归奴尔干都司管辖。迄至万历年间止,奴尔干都司下属三百八十四卫、二十四所(21),明代建置鞑靼、女真卫所是将元代的行省制度、万户制度废除,以卫所为单位,对蒙古和女真部族进行的分制管理。

明朝在东北地区设立鞑靼、女真羁縻卫所,并沿途设立驿站,让鞑靼、女真卫所的指挥、同知兼管驿站事物,为明朝管理东北地区的蒙古人、女真人提供了有利的政治保障,同时,也为明朝与东北蒙古、女真诸部落的朝贡贸易、互通马市提供了重要的交通网络平台。

明代会同馆及东北驿站交通网

明朝初建之际,朱元璋在元朝驿站制度基础之上,恢复并重修驿路,将元朝的站改为驿,在全国范围内设立水站、水马驿、递运所。元时代驿站本称为站赤、急递铺和递运站,其中有马站、水站,而明代则称为驿站、急递铺和递运所。

元代始设会同馆,至元十三年(1276),为远道而来朝见元朝皇帝的四夷宾客、外国使臣、归附人、诸王、驸马提供食宿之处而建,也随之提供译官、馆伴,另外还是经贸交易、文化交流的场所(22)。明承元制,在南京和北京并设会同馆,接待诸国觐见的使臣和四夷朝贡使节,为之提供便捷的食宿,并将会同馆作为全国驿站的总枢纽,负责朝贡贸易。

明代南京会同馆地址在今江苏南京市东南郊小校场附近,永乐三年(1405),将位于会同馆西面的乌蛮驿并入(23)。王静根据《明会典》中“国初改南京公馆为会同馆,永乐初设会同馆于北京,三年,并乌蛮驿入本馆”(24)的记载,认为永乐三年并入会同馆的乌蛮驿为北京所属(25),明显与史实不符。永乐三年北京尚未设立会同馆。据《明实录》,“永乐六年八月辛巳,设北京会同馆,改顺天府燕台驿为之,置大使、副使各一员”(26),因此,永乐三年并入会同馆的乌蛮驿并不属北京,而应该是指南京。北京乌蛮驿并入会同馆应该发生在正统年间(27),当时将会同馆分为南北二馆,分别迁移至澄清坊大街(北馆)和东江米巷(玉河馆),南馆的玉河馆与乌蛮驿合并。对此《明会典》有明确记载:“正统六年,定为南北二馆,北馆六所,南馆三所。设大使一员,副使二员,内以副使一员,分管南馆。”(28)到弘治五年对南北会同馆又进行改建:“北会同馆在澄清坊大街东,正统六年盖造,弘治五年改作,共房屋三百七十六间。南会同馆在东江米巷玉河桥西街北,亦正统六年盖造,弘治五年改作,共房屋三百八十七间”(29),“照旧添设礼部主客司主事一员,专一都督”(30)。

明朝北京会同馆的南北二馆,分别安置不同人员。“凡各王府公差人员,及辽东建州、毛怜、海西等卫女真,朵颜三卫达子,吐鲁番、撒马尔罕、哈密、赤斤、罕东等卫回回,西番法王,洮岷等处,云贵、四川、湖广土官蕃人等,俱于北馆安顿。迤北、瓦剌、朝鲜、日本、安南等国进贡陪臣人等,俱于南馆安顿。”(31)归服明朝的东北建州、毛怜、海西等卫女真,朵颜三卫蒙古人,正是利用明朝在东北的驿站交通进京朝贡,朝贡使臣被安顿于会同馆北馆;被称为迤北达子的鞑靼和被称为瓦剌的西部蒙古部族的朝贡使臣,则被安顿于会同馆南馆。

明朝与东北鞑靼、女真人进行朝贡贸易。东北蒙古人、女真人利用明代驿站交通将朝贡物品押送到明朝,入住会同馆,朝贡的物品之后在会同馆被登记、入册、估价,由明政府分别进行赏赐。东北蒙古人和女真人在得到赏赐以后,拿明朝颁发的文书凭证,再利用明代的驿站交通把赏赐的货物运回鞑靼、女真卫所。入住会同馆期间,明朝政府给入贡使臣每5日送一次酒肉等膳食,但是,会同馆看门的馆夫等有时会克扣、抢夺使臣的膳食酒肉,致使他们的供饷不能维持5天。永乐本《华夷译语》鞑靼来文第64篇来文内容就反映海西女真入贡住会同馆就遭遇此事,因而向明朝政府上报(32)。

明朝规定,四夷不能每年进京朝贡,要严格按照规定的贡期来朝。明初原则上规定三年一贡,但是允许朵颜三卫一年一贡。四夷使臣进京朝贡,其贡道自然利用明朝的水陆驿站和递运所,主要利用京师到大宁都司、辽东都司,再到奴尔干都司的各路驿站。如前所述,明朝在东北恢复了元朝的驿站,在东北和北边设立辽东都司、大宁都司和奴尔干都司,下设鞑靼、女真卫所,安置东北的蒙古、女真诸部落,并由鞑靼、女真卫所指挥负责管理驿站事务。明朝与东北鞑靼、女真卫所之间的朝贡贸易主要通过辽东都司管辖的驿站和奴尔干都司管辖的驿站为贡道,特别是在大宁卫南迁之后更是如此。

明朝设立辽东都司并设置驿站,主干线共35站;奴尔干都司设立之后,主干线设置驿站45处(33),为明朝与东北蒙古、女真朝贡贸易、互通马市提供了交通便利条件。辽东都司驿站主要有四条,这些驿站向南延伸,通过水路驿站都能通到两京。辽东都司第一条驿站交通是从旅顺口陆行北上,经过十二站,即木场驿、金州驿、石河驿、栾古驿、复州驿、五十寨驿、熊岳驿、盖州驿、耀州驿、海州驿、鞍山驿、辽阳驿,到达辽东都司。(34)这条驿路在旅顺口过海,与山东驿路相连接后通到南京。辽东都司第二条驿路是从山海关向东北行,经过十七站,即高岭驿、东关驿、曹庄驿、连山驿、杏山驿、小凌河驿、十三山驿、闾阳驿、义州驿、牵马岭驿、广宁驿、盘山驿、高平驿、沙岭驿、牛庄驿、辽东驿,到达辽东都司。(35)这条驿路从山海关到达北京。而从北京崇文门出发,经过通州、三河县、蓟州、玉田县、丰润县、沙河驿、永平府、抚宁县、榆关驿、迁安驿,到达山海关,可与辽东都司驿路相连接。(36)辽东都司的第三条驿路是由辽东都司东南行到九连城的。这条驿路从辽东都司出发,经由甜水站堡、连山关、通远堡、青苔峪堡、斜烈站、汤站堡,再南行到九连城。(37)辽东都司第四条驿路是由辽东都司东北行至开原驿。这条驿路从辽东都司北行,经虎皮驿、沈阳驿,再东北行到达懿路驿、嚚州驿,再由此北行到达开原驿。其中从沈阳驿东北行,可以到达抚顺驿,可与奴尔干都司境内的“开原东陆路至朝鲜后门”这条交通线相连接(38)。可见,辽东都司各条驿路,在京城与东北驿路交通网中起到了交通枢纽的作用。东北鞑靼、女真卫所的贡道,经由辽东都司驿站交通网,可到达南京、北京两大京师。

奴尔干都司境内也有四条驿站交通网。这四条驿站交通网是建州、毛怜女真卫所及兀良哈三卫进京朝贡的贡道,与辽东都司驿站相连接,最终从东北地区到达两京。第一条驿道是“开原东陆路到朝鲜后门”,这条驿道从开原出发东行,经过坊州城、奚官、纳丹府城、费儿忽、弗出、南京、随州县、海洋、秃鲁、散三,到达朝鲜后门。这条驿道在开原与辽东第四条驿道相连接,通过辽东都司驿道能通到京师。这条驿站交通线是建州左卫女真人进京朝贡的路线。第二条驿站交通线是建州卫、毛怜卫女真人进京朝贡的路线“纳丹府东北陆路”。这条驿道从纳丹府城东行,经过那木剌站、善出、阿速纳河、潭州、古州、旧开原,到达毛怜。第三条是鞑靼卫所福余卫通往明朝的驿路“开原西陆路”。这条驿路从开原出发,经由庆云站、熊山站、洪州站,到达义州。第四条是“开原北陆路”,是从开原出发北行到海西的驿站交通线。这条驿路从开原出发,经过贾道站、汉州站、归仁县、韩州、信州城、斡木城、龙安站、海西滨州站,到达弗颜站。从弗颜站分为东西两路,“海西西陆路”西北行通向兀良哈三卫。“海西东水陆城站”东北行通到奴尔干都司。这条驿路是奴尔干都司的主要驿站交通网,设有45个驿站。“海西西陆路”从肇州出发,经由龙头山、哈利场、洮儿河、台州、尚山、扎里麻、寒寒寨、哈嗒山,到达兀良河。(39)“海西东水陆城站”从底失卜站出发沿松花江、黑龙江下游两岸的阿木河站、海胡站、鲁路吉站、伏答迷城站、海留站、札不剌站、伯颜迷站、能站、哈思罕站、兀剌忽站、克脱亨站、斡朵里站、一半山站、满赤奚站、阿陵站、柱帮站、古佛陵站、奥里迷站、弗能都鲁兀站、可木站、乞列迷站、药乞站、奴哈温站、乞里吉站、哈剌丁站、伐兴站、古伐替站、野马儿站、哈儿分站、莫鲁孙站、撒鲁温站、伏答林站、马勒亨古站、忽林站、虎把希站、五速站、哈剌马古站、卜勒克站、播儿宾站、沼阴站、弗朵河站、别儿真站、黑勒里站,最后到达终点满泾站。(40)

明朝建立的京师会同馆及在东北地区设立的驿站交通网,对明朝加强管理东北蒙古、女真诸部族有着重要的作用。东北蒙古、女真诸部族、各卫所的头目在管理驿站的同时,通过利用驿站交通网进京朝贡,与明朝交换货物的同时,得到赏赐。明朝辽东都司、奴尔干都司管辖的鞑靼、女真卫所,通过利用明朝在东北设置的驿站交通网,进京朝贡,将明朝赏赐的粮食、布匹等货物通过驿站、递运所运回各自卫所。两京会同馆及明朝驿站交通网是明朝与东北鞑靼、女真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网络平台。

明朝敕书朝贡及译官辨验文书

明朝政府实行朝贡制度,外方诸国及“四夷”向明朝遣使,必须持有进贡表文,朝贡使臣所持表文可以作为其利用明代驿站交通的凭证。四夷朝贡表文均以入贡国家或部族文字书写,语言不能相通。为辨别“四夷”朝贡使臣的真伪性,由礼部颁发勘合文书或给“四夷”土官、部族首领发敕书、牌符,使臣所持明朝颁发的敕书、牌符、勘合文书就是利用明代驿站交通进京朝贡的凭证。为了辨验、译审进贡表文或勘合文书,明朝设立四夷馆培养翻译人才,并由四夷馆和会同馆的译官负责验放夷人、译审进贡“表文”。因此,译字官生经常被派至边关、驿站关口工作。自15世纪中期开始,东北女真与明朝的朝贡贸易应女真部要求用蒙古文书写朝贡文书,明朝政府同意。因明四夷馆鞑靼馆代译女真各部进贡“表文”(41),鞑靼馆到边关的译官,尤其是到古北口的译官,需译审鞑靼、女真诸部进贡文书。而明代东北女真部族使用蒙古文字,以致后来女真后裔—满族根据蒙古文创制了满文。

明朝在洪武、永乐时期,对东北的鞑靼、女真诸部采取招降、羁縻政策,建立都司、羁縻卫所,对其头目进行封官,发放敕书、官印,并允许他们进京朝贡。此事被《明会典》记载:“东北诸夷有数种,洪武、永乐间相率归服。朝廷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赐以敕书、印记。所设有都司、卫所等处。”(42)尤其是明成祖朱棣继位之后,虽有亲征蒙古之举,但在外交方面采取“锐意通四夷”之策,让明成祖对蒙古的政策与朱元璋实行经济封锁有所不同,成祖对蒙古诸部开放边境贸易。此时,蒙古大汗权力衰微,诸部各居牧地,无所统属,纷纷向明朝派出贡使,接受明朝的册封,以获取朝贡贸易和边境贸易的权利。(43)

在明代,除东北鞑靼、女真部族利用东北驿站交通网之外,朝鲜王朝也利用东北驿站交通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明初,朱元璋规定,高丽入贡每三年一次。而至朝鲜王朝时期,朝方要求一年一贡,后来更是要求一年三贡或一年四贡。因明朝与北元及其西北、西南的战事需要马匹,明朝便与鞑靼开通马市,而朝鲜王朝也通过东北的马市、驿站交通,向明朝押送马匹,这其中东北的驿站交通提供了便利。

东北的鞑靼、女真卫所除有些与朝鲜接壤,还有些与俄罗斯隔江相望。俄罗斯人最初与明朝没有往来,而是通过蒙古部落进京朝贡使团来到大明,与明朝进行外交、贸易。因此,明会同馆起初将俄罗斯人和鞑靼人都称为鞑靼人,对俄罗斯人则称为大鼻子鞑靼。东北驿站交通网也成为俄罗斯等国家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的重要贡道。

明中期以后,跟随鞑靼使团进贡明朝的俄罗斯人逐渐增多。由西部进京的俄罗斯人以卫拉特人为中介,跟随俺答汗的部落进京;东北的俄罗斯人跟随朵颜三卫蒙古人进京。因此,明朝对进京朝贡的蒙古人所持的敕书辨验严格起来。但是居于辽东的朵颜三卫蒙古人与明成祖的关系较为密切。1402年,在燕王朱棣“靖难之战”中,朵颜三卫的蒙古骑兵曾助燕王朱棣一臂之力,为朱棣夺取皇位立下功劳。因此,朵颜三卫在明成祖时期得到特殊待遇,每年可以入贡并获得赏赐。不过他们与其他鞑靼、女真卫所一样都需持朝贡文书并辨验过关后方可进京。

“各国使人往来,有诰敕则验诰敕,有勘籍则验勘籍,毋令阑入。土官朝贡,亦验勘籍。其返,则以镂金敕谕行之,必与铜符相比。凡审言语,译文字,送迎馆伴,考稽四夷馆译字生、通事之能否,而禁饬其交通漏泄。凡朝廷赐赉之典,各省土物之贡,咸掌之。”(44)四夷朝贡必须以敕书、牌符或勘合文书为凭证,辨验真伪,方可入贡讨赏。敕书或勘合文书在四夷与明朝之间的朝贡贸易往来中作用十分重要。同样,蒙古人凭借明朝所赐的敕书,每年可以与明朝通贡互市,领取赏赐。

综上,明代鞑靼、女真卫所管理并利用明朝在东北设立的驿站交通网,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同时,在明朝与朝鲜王朝的交往、明朝与俄罗斯之间的交往中,这一交通网络也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明朝的物品通过东北驿站交通被输送到东北的鞑靼、女真诸部族,同时远销俄罗斯、朝鲜半岛,再经由日本、东南亚,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到印度或欧洲。可以说,东北的驿站交通不仅连接了明朝与东北鞑靼、女真诸部族,在明朝与东亚、东南亚、俄罗斯以及更远的欧洲的交往中也起到了中介作用。

①赵云田主编:《北疆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页。

②(43)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23页。

③《明实录》,《太祖实录》卷六一,“洪武四年年二月丙午”条,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

④(34)(35)(37)(38)杨旸:《明代辽东都司》,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157~158、158~160、160~161、161~162页。

⑤《明史》卷三《太祖纪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4页。

⑥(13)(32)(41)参见乌云高娃《明四夷馆鞑靼馆及〈华夷译语〉鞑靼“来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0、59、172、39页。

⑦《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一九六,“洪武二十二年四月乙亥”条,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

⑧《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一九六,“洪武二十二年五月癸巳”条,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

⑨《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丁丑”条,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

⑩(11)(12)杨绍猷、莫俊卿:《中国历代民族史〈明代民族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6、7、6页。

(14)《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一九六“洪武二十二年七月丙子”条,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

(15)火源洁:《华夷译语》,不分卷,《涵芬楼秘笈》第四集,第四份文书“敕礼部行移应昌卫”,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

(16)《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一九七,“洪武二十二年八月庚申”条,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

(17)(18)(20)杨旸主编:《明代东北疆域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66、68页。

(19)《明史》卷四○《地理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06页。

(21)(42)李东阳等撰,申时行等重修:《明会典》卷一二五《兵部八·东北诸夷》,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1791-1796、1791页。

(22)乌云高娃:《站赤:元代驿站交通网新样态》,《中国社会科学报》(历史学版)2017年3月27日。

(23)(27)杨正泰:《明代驿站考》(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9、8页。

(24)(28)(30)(31)李东阳等撰,申时行等重修:《明会典》卷一四五《兵部二十八·驿站一·会同馆》,第2017、2017、2017、2018页。

(25)王静:《中国古代客馆制度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181页。

(26)《明实录》,《太宗实录》卷八二,“永乐六年八月辛巳”条,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

(29)于敏中等编:《日下旧闻考》卷六三《官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6~1037页。

(33)刘广生主编:《中国古代邮驿史》,人民邮电出版社1986年版,第292页。

(36)程春宇辑,杨正泰点校:《士商类要》,载《明代驿站考》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47~348页。

(39)李健才:《明代东北驿站考》,《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

(40)[日]和田清:《东亚史研究》(满洲篇),(东京)东洋文库1955年版,第487~499页。

(44)《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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