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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东亚英文史料读书会”第1—3次读书会纪要

“十九世纪东亚英文史料读书会”第1次读书会纪要

讲题:

Newspapers Beyond The Ganges

报告人:

朱玛珑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时间:

2019 年 2 月 15 日(五)下午 12:00 至 2:00

地点: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研究大楼四楼会议室

撰写人:

黄宝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生)

2019 年「十九世纪东亚英文史料读书会」第一次读书会于近史所召开,与会人员有朱玛珑、李佩蓁、林易澄、林于庭、谢宜臻及黄宝雯。本次读书会以 1838 年《广州纪事报》(The Canton Register) 上一篇文章 “Newspapers Beyond the Ganges” 为读本,作为了解十九世纪报业在东亚发展最初情况的入门基础。与会人员轮流分段翻译,并针对文章内容提问及讨论。

该文转载自伦敦的一份杂志 The Penny Magazine of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该杂志由 Charles Knight (1791-1873) 于 1832 年创办,当年正值英国议会改革之际,工业革命后促使劳工阶级崛起,争取下议会扩大选举基础。The Penny Magazine 即是在这种背景下的产物,针对劳工发行,以低价营销,故称 The Penny Magazine。

“Newspapers Beyond The Ganges” 一文旨在介绍十九世纪初期发行于东亚地区的各种报纸。文章首先指出,报业虽然在世界上逐渐扩展,但难以在欧洲以外的地区真正落地生根,报业的据点不是欧洲,就是有欧洲人活动的城市,经营者也都是欧洲人或其后裔。这些西文报纸又以英文报纸印刷数量为最,世界各地的英语报纸发行量总计约有一千七百种。而在恒河以东,也就是对欧洲人而言相对神秘的东亚世界,也逐渐开始有西文报纸的发行。不过这些地区报纸发行的数量过于稀少,有些甚至严格来说称不上是报纸。第一份发行于印度以东地区的报纸为 1805 年马来西亚槟岛的《韦尔斯亲王岛公报》(Prince of Wales’s Island Gazette),此份报纸持续发行了二十二年,直到资助不足而停刊;还有其他报刊如马六甲地区的《马六甲观察家和中国年鉴报》(Malacca Observer and Chinese Chronicle) 及新加坡的《新加坡记事报》(Singapore Chronicle) 等。而中国最早出现的西文报纸为 1825 年开始发行的澳门葡文报纸《蜜蜂华报》(A Abelha da China) 和《澳门公报》(Gazetta de Macao);广东则有 1827 年开始发行的《广州纪事报》及 1835 年开始发行的《广州周报》(The Canton Press)。文末则描写了洋人报业编辑在中国工作的处境,他们被称作「番鬼」,活动范围被限缩在十三行内,多为单身汉,没有太多社交活动,也因家乡距离遥远而难以与亲友通讯,时时处在中国官员的监视之下。整体而言,他们在中国的处境并不好,离乡背井独自在异国打拚,又无行动自由。

朱教授认为这份报导相当具有价值,从报导中可知,撰文者以站在印度的视角介绍了对洋人而言相对陌生的「神秘东方」,文中不仅介绍了最早发行于印度以东各地的外文报纸,甚至有部分珍贵的发行资料。例如文中提到《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发行量大约七百份,且派送地点包含美国、英国、檀香山等地方。当时大部分报纸其发行量等相关信息都难以掌握,也未有系统性的纪录,足见此报导的珍贵之处。本文中亦提到许多有关报纸发行人的讯息,这些报纸发行人不少为在中国有名的传教士,例如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上述信息有助于更深入了解十九世纪的报业发展。中研院台史所博士后研究李佩蓁则提出,同一时期,华人在海外发展时常聚集,形成华人圈,华人圈亦有属于自己的报纸,例如新加坡的《叻报》。朱教授补充,这些华人报纸通常仿效英文报纸,例如《香港华字日报》。若能将华人报纸与西文报纸相互比对,也许会有有趣的发现。

最后,朱教授提供许多延伸阅读供大家参考。若要更进一步了解报业背后的传教士们,可参考苏精教授利用传教士档案所做的研究,而关于洋人在东亚经营报业所需具备的中文知识,则可参考关诗佩教授对翻译史的研究。陈松全教授利用广州英文报纸做了与鸦片战争相关的研究;广州中山大学的吴义雄教授则利用《中国丛报》作了一系列研究。另外,想了解洋人在鸦片战前广州的生活可参考威廉.亨特 (William Hunter) 所著之《广州番鬼录》(The ‘Fan Kwae’ at Canton, 1882) 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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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东亚英文史料读书会”第二次读书会纪要

讲题:

Susan Reed Stifler, “The Language Student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Canton Factory” (1938)

主持人:

朱玛珑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时间:

2019 年 3 月 8 日(五)下午 12:00 至 3:00

地点: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研究大楼四楼会议室

撰写人:

黄宝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生)

2019 年「十九世纪东亚英文史料读书会」第二次读书会于近史所召开。本次读书会以刊载于上海《北华文会会刊》(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69 [1938]) 中的 “The Language Student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Canton Factory” 一文为读本,延续前次读书会有关译者的讨论,更深入了解十九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 (Canton Factory) 与培养外籍中文译者之间的关系。与会人员轮流分段翻译,并针对文章内容提问及讨论。

本文首先介绍十八世纪英国的中文学习风气,尽管当时英国与中国之间已多有往来,但懂中文的人却非常少。香港第二任总督德庇时 (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 认为,这样的风气并不能单以「缺乏学习兴趣」解释,尚须考虑语言本身的困难度,以及中国也不乐见洋人学习中文。中国方面认为,一旦这些洋人学习了中文,那些中国通译将无法垄断翻译市场。

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兴办中文教学以前,澳门是洋人学习中文的重要根据地。早期较知名的洋人中文翻译为洪任辉 (James Flint, 1720-?),他在广州学习中文,并任职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在洪任辉事件发生后,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仅面临广州一口通商的局面,也失去了翻译人才。1792 年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时,恰好面临中文翻译人才青黄不接的时期,传教士中亦无精通中文的人才,同行的有斯当东 (George Leonard Staunton, 1737-1801) 及其儿子小斯当东 (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小斯当东在旅途中学会了一些中文,并在向乾隆祝贺时大放异彩,之后亦继续学习中文以及东方事物。而于此次出使中,马戛尔尼也争取到延请中国人教导英国在华商人中文的机会。日后小斯当东也加入广东英国商馆,并凭借自己的中文能力为商馆带来许多效益。

之后陆续有曼宁 (Thomas Manning, 1772-1840)、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等人投入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中文学习,马礼逊更将其中文教学常态化。尽管马礼逊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传教,并非自愿性地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处理一般业务事项,但他仍需要这份薪水。在这段期间,他除了担任这些洋人的中文教师外,亦将圣经翻译为中文印刷出版。这些翻译人才在之后都曾为阿美士德 (William Pitt Amherst, 1773-1857) 出使中国服务,可见 1816 年阿美士德出使时的英籍译者人力已比马戛尔尼出使时充裕许多。然而,中英双方冲突不断升级,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关闭,使得正值发展中的中文学习活动不得不中断。

朱玛珑教授认为,这篇文章为许多学者所运用,包括前次读书会所提及之关诗佩教授亦有引用,足见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值得一读。与会学者们则认为这次的读本虽然较为困难,但其所谈之议题有趣,且从这篇文章中可得知许多有关外籍中文译者的培养细节。如学中文可获得之年薪,若获公司提拔,年薪随位阶的晋升而增加,其有关金额皆有透露。最后,尽管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中文教学在大有可为之时因垄断特权结束而中断,但其师资与教学内容却于日后在其他地方得以延续,这一批中文人才后为英国政府吸收,在英国外交部继续培养中文翻译人才。例如香港第二任总督德庇时在任职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时学习中文,而威妥玛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 则是他担任香港总督时拔擢的翻译人才,关于这部分,关诗佩教授有更为详细的研究。另外,在注释中亦有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历年中文学者的名单,是相当珍贵的资料。

最后,朱教授提供了一些延伸阅读。除了先前曾提过关诗佩的《译者与学者》,还有王宏志教授〈马戛尔尼使华的翻译问题〉、游博清教授及黄一农教授合着之〈天朝与远人——小斯当东与中英关系 (1793-1840)〉、王毅教授所著〈《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之汉学价值〉等,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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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东亚英文史料读书会”第三次读书会纪要

讲题:

鸦片战争前英国对华商贸史料管见

报告人:

游博清教授(国立中兴大学历史学系)

主持人:

朱玛珑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时间:

2019 年 4 月 19 日(五)上午 10:30 至下午 12:30

地点: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研究大楼四楼会议室

撰写人:

黄宝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生)

刊登日期:

2019/04/19

「十九世纪东亚英文史料读书会」第三次读书会邀请到中兴大学历史系游博清教授演讲,讲题为「鸦片战争前英国对华商贸史料管见」。游教授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取得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清代对外商贸史、海洋史、中西交流史及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等。在本次读书会中,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贸易上具有垄断权,因此游教授便以东印度公司为主的史料与大家分享英国对华商贸史料的研究心得,并着重介绍与中国比较有关系的部分,最后点出许多可以继续深入发展的方向。

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 1600 年,名为 Governor and Company of Merchants of London Trading into the East Indies,并获得对东印度地区贸易的王室特许状。英国东印度公司是一个跨国企业,在许多地点都拥有贸易站。不过其刚创立时并不起眼,直到十九世纪才发展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公司。它在伦敦总部有董事会,是公司最重要的组织,由二十四名董事组成,负责决定公司大小事务,其下统辖各式各样的委员会。

英国东印度公司早期是以商人身分进行活动,与各地的国王交涉时相对地位较低。其崛起与英国海军有很大的关联,十八世纪中叶发生的七年战争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转变关键期,是次战争使英国成为海上霸权,1757 年对孟加拉国的普拉西战役 (Battle of Plassey) 获胜后,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代替英国征收孟加拉国地区税金的权力,令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商人摇身一变,成为类似国家代理人的身分,代理英国殖民印度,十九世纪之后更演变为印度的实际统治者,在当地有司法权,并设有大总督。

英国对中国的贸易以茶叶为主,但多半是从欧陆走私,至 1784 年后因英国国会通过折抵法案 (Commutation Act) 大幅调降茶叶税,茶叶价格迅速下降,贸易量也随之增加。大幅提升的贸易量使英国东印度公司必须改变贸易型态,对中国往来的频繁,使其在中国开始设置常驻人员,例如大班 (super cargo)、茶师 (tea inspector) 等,而通信方式、薪资给付方式以及航班都因此改变。

东印度公司的资料主要藏于大英图书馆 (British Library),目前已开放进馆内拍照,游教授建议,如果有人想要更深入了解东印度公司的档案,可以参考 Martin Moir 的《印度事务部档案概览》(A General Guide to the India Office Records)。游教授接着介绍东印度公司的档案编号逻辑。档案编号开头的 IOR 系指 India Office Records,接着按照英文字母顺序排列,大概可分为下列几类:A 系列是特许状、条约,B 系列是董事会议纪录,E 系列是一般通信,G 系列是商管纪录,J 系列是书记数据,L 系列是账册,O 系列是职员传记,R 系列则是较晚才整理的档案。其中以 G 系列尤为重要,G 系列是各地商馆在当地的活动纪录,其中 G/12 专门记录中国以及日本的商馆,中国部分记载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四大海关的商馆在当地发生的大小事情。第一部分是 Consultation,公司资深人员的定期会议纪录,Diary 是日志,记载与航商买卖或给买办所付款项金额,Secret Consultation 则较机密,要广州当地更高层才能参与,多与人员任免、跟中国官方往来、茶叶定价等机密事项有关。中研院有购入 B 系列及 G 系列的数据库,即便是手写体也可以全文检索。

过去中文学界比较常利用的是 G/12,较少使用 R/10 系列。相较于以商馆为主体记录的 G/12,R/10 是伦敦总部对广州商馆下达决策的通信纪录,可与 G/12 互补。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史方面,较有名的学者为马士 (H.B. Morse, 1855-1934),着有《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但若仔细观察会发现,其研究多是使用 G/12,并未引用 R/10,游教授认为其原因在于 R/10 是后期整理的材料,因此马士并未使用到。

游教授也指出,马士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只是英国印度公司研究的摘要,若要更详细认识其内部情况,需进一步了解档案内容。例如可以透过航班时间、吨位、航行时数等研究航运;通讯也值得更深入探讨,如这些信件有分一般或机密,甚至使用密码编写。过去研究多半偏重印度部分,中国部分还有近一步研究的空间。汇票纪录亦鲜少人使用,可进一步探讨当时洋人在中国的商贸网络、华人水手名单。对中国的研究,如李富士 (John Reeves, 1774-1856) 的中国自然史收藏。有一批中文档案,不是放在大英图书馆,而是放在 National Archives FO 系列,编号 1048,内容为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做生意而收集之中国官员的文件或与行商、买办往来文件,皆可免费使用相机拍摄。

接着,游教授跟大家分享几个做研究时常用的数据库,例如大英图书馆的 British Library Manuscript Catalogues 可以搜寻图书馆藏的手稿,或者是英国国家档案馆 (The National Archives) 的 A2A,除了可以关键词搜寻数据外,搜寻页面还会提供数据的所藏位置。

最后,游教授介绍私商 (private merchants)、港脚商人 (country merchants) 的数据及英文报纸的使用。私商是不隶属于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必须要跟东印度公司申请授权,才能到东方贸易。港脚商人主要是指专做中国及印度生意的商人,较有名者为怡和洋行,留下许多资料。主持人朱玛珑教授补充,怡和洋行在剑桥大学的档案,特别是早期 (1827-1843) 的一些重要书信,已经由 Alain Le Pichon 整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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