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新忠
如果年轻的学者能掌握更多有利的分析工具、史料，坚持地走下去，未来的医疗史研究就可建立在更深厚的描写与分析上，逐步向更高的层次、更广的范围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一天找到医疗史的真正活力所在，也才能更全面地了解古近代的中国文明。那时，研究其他文明医疗史的学者，也不得不参考中国医疗史的著作。相信有一天，中国医疗史会真正从“过去的另类”成为“未来的主流”。[1] 这是梁其姿教授在其《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一书自序中写下的文字。从中，梁教授不仅表达了她对中国医疗史研究未来的评估与愿景，也间接地点出了目前这一研究尚存在种种的不足和问题。当今中国的医疗史研究，诚如梁教授所认识的那样，乃问题与希望并存。
一、“内外”交困：中国医疗史研究的困境与问题
最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医疗史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无疑是令人瞩目的，[2]不过其在史学界小众和边缘的地位并没有改变，现在还远不是可以志得意满的时候，若立足于其未来的发展，关注并积极去省思其存在和面临的问题仍是当务之急。就笔者多年的观察和思考，这些问题基本都与“內外”有关。
这里所谓的“内外”，大抵有两层含义：一是就史学界而言，医疗史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可谓“内”，而该领域之外，则为“外”；二是从整个学术界来说，医疗史或者说医学史的研究有所谓的“内史”和“外史”的区别，就一般的理解，医学界科技史取向的研究为“内史”（往往以“医学史”相称），而史学界的相关研究则为“外史”（多名之为“医疗史”）。[3]下面就分别从上述两层意思上谈谈当前中国医疗史研究存在和面临的问题。
首先，在史学界，医疗史仍是一个小众甚至边缘性的研究领域，其正当性和合法性仍受到相当多该领域之外的研究者的质疑。虽然最近以来，史学界的中国医疗史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为不少史界学人视为新兴颇具发展潜力的前沿研究。[4] 不过必须看到，在整个史学界，尽管大多数人可能不会完全排斥疾病和医疗亦可为历史的研究对象，但却未必能够真切地理解其作为一个新兴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正如梁其姿教授所感受到的，“中国医疗史或医疗社会史在中国史学范围里的‘妥当性’似乎仍存在质疑”。也就是说，并不认为历史上的疾病和医疗应该成为史学关注的焦点和主流史学的一部分。造成这种现象的缘由，梁教授认为主要因为与西方相比，“中国传统医学在清末巨变的历史书写中，从未能蜕变为‘英雄’”；中医作为一门与现代科学思想并不相合的学科，也不适合缺乏医学训练的历史学者介入。[5] 这一分析无疑极有见地，不过若放在大陆的学术的语境中，除此之外，以下两方面的因素似乎亦不应忽视：一是学术理念方面的因素。20世纪中期以来，虽然中国史学潮流出现了数度转变，但人们的关注点主要仍集中在制度、社会发展、事件等一些“规律”或“物质”层面上的内容，缺乏对“人”的真正关注，并未围绕着 “人”来探究和书写历史。在这种理念下，认为历史中的疾病与医疗“可有”但“无足轻重”，就十分自然了。不过实际上，如果我们将历史的聚光灯转向“人”，聚焦于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从人的行为和表达解码出来的时代文化意识与特性，那么疾病医疗的重要性也就显而易见了。二是心态方面的问题。目前医疗史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往往被视为连接国际学术潮流的学术前沿，受到了不少相对趋新崇洋的年轻人的欢迎，以致会让人一些成熟的研究者将其看作“时髦”和“热点”，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本非历史的重点，现在相比于政治史和经济史等“史学正宗”，反而显得颇为热门，故而不免生出反感和质疑，并往往会不自觉地以为对医疗史的倡导，不过追赶时髦，乃是对传统研究重要性的否认。而实际上，我们的倡导不过是希望历史研究更加多元，让原本就是生活重要内容的疾病医疗在历史研究获得应有的位置而已。由以上一些因素导致对中国医疗史研究的外部质疑乃至批评，无疑会对医疗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其次，就国内的中国医疗史研究而言，其自身在学术理念和方法等方面，也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其作为一项新兴的研究，并未能表现出足够的新境界、新气象。目前医疗史研究虽然被不少研究者归入“新史学”的范畴，但毋庸讳言，研究者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五花八门，相当多甚至是大多数研究成果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其实相当传统，缺乏对国际相关研究趋向的了解和把握。就以笔者近十年来一直从事卫生史的研究来说，在国际学界的公共卫生史研究中，对近代公共卫生机制早已摒弃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的那种信心满满的乐观心态和以称颂为主的研究态度，这一从17—18世纪逐步发展而来的机制，不再只是一个理所当然应予称颂、发展和推广的现代象征，同时也成为学界批判和省思的对象。不仅如此，在这一制度的创立和推行中，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如海外殖民的强制推行和相对柔性的知识与制度的海外输出等），无不隐含着西方话语和文化霸权及复杂的权力关系。不过，这样的批判和省思，在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认识中似乎还相当缺乏，当前国内史学界有关中国近代公共卫生史的研究虽数量可观，但大多似乎都未能跳脱“现代化”的学术理念和叙事模式。[6]又如，在西方的医疗史研究中，医学人类学家有关疾病和医疗的社会文化因素论述早已被广泛接受。[7] 这些研究认为，疾病并不全然是科学可以检测的生物性事件，同时也是病人的体验、科学话语、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等因素共同参与的文化建构。医学若仅仅关注作为实体概念的疾病（disease），而全然无视病人的病痛（illness）体验，那不仅无助于良好医患关系的建立，也难以真正消弭人类有疾患而带来的苦痛。[8]故而，西方现代的生物医学模式同样具有需要反省和批评的空间。但当前国内的大多数相关研究，对这样的认知往往还相当隔膜，不仅意识不到现代生物医学模式反省空间，而且对于疾病概念，也会不加思索地以科学的实体概念来加以认识。就像笔者在十多年前撰写《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书时，就全然没有意识到，疾病的历史，并不只是其发生、流行及其与社会互动的历史，同时也是社会文化框设（framing）和协商的历史，以及特定时空中人们认知身体、理解生态的历史，乃是生活方式和时代文化的一种展示。[9] 由此不难看出，当前国内医疗史研究，总体上缺乏对国际主流学术成果的了解和把握，未能将自己的研究置于国际学术发展的脉络中来展开，以旧理念、旧方法探讨新问题的情况比较常见。作为一个新兴的前沿研究领域，虽然被视为“新史学”的一分子，但在践行和引领“新史学”的发展上，尚难尽如人意，其所展现出来的新意涵、新气象还远远不够。
最后，在内外史的认识和定位上亦有问题。在欧美学术界，经过多年的交流融通，由不同学科背景出身而造成的内外史之间的界限已变得模糊，疾病与医学不再被孤立地看待，而多将其视为整体科学思想和社会文化中一分子。[10]而在中国，尽管目前无论是医界还是史界，都出现了打通“内外史”之路的声音，[11] 但实际上，身处其中的人都很容易体认到，这两者之间还存在着严重的学科壁垒。历史地看，内外史的分立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在西方医学史、科学史发展历程中亦在较长时间内存在，而当前中国之所以这一问题相对严重，主要可能缘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首先，直接的原因，，是不同学科出身的研究者往往难以破解自身学科训练不足的难题以及对自己学科的自以为是。目前史学界的医疗史研究是一项新兴的研究，研究者大抵是从社会史或文化史的角度切入医疗史的探讨的，与医学方面的训练几无交集，其虽然可能拥有传统医史研究者难以具备的广泛搜集和深入解读资料的能力，但在医学文献和医学知识方面的基础薄弱，往往会导致其回避医学发展的核心问题，以致被一些医史学者称为“没有医学的医学史”。[12]相对的，医学界的医史研究者几乎都是医学出身，接受的多为现代科学架构下的生物医学和中医学训练，对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知之较少，难免缺乏史学的功力，以致其研究往往存在资料薄弱、问题意识淡漠及就事论事等问题。不同的学科训练各有优长和不足，是十分自然的事，本来在史学界的医疗史出现之前，医学界的现代医史研究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医史的研究基本已形成既定模式，在新兴的研究出现以后，从一般的理念上认识到融通内外史的必要性并不困难，而在此基础上倡导打通内外史之路也相对容易，但学科训练不足的弥补却较难完成，而且出于对自身学科的偏好，从学科本位出发去批判对方的问题和不足往往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在这种情况下，要真正破解内外之别，显然是颇为困难的。其次，从根本上看还在于医学史或医疗史在整个学界远不是一个广被接受的强大而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学科。（前面已提到）医史对于医学发展乃至人类健康的重要意义尚未真正得到医学界的广泛认可，故而医史研究在医学界特别是西医学界，基本还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边缘学科。这就使得医学史缺乏足够的学科力量和资源，统合不同学术背景的研究者组成多元并包的研究集群，并形成真正以医学（疗）史为中心的各有立场、多元融通的学科训练体系。实际上，一旦上述研究集群和学科训练体系得以形成，内外史壁垒的消解也就比较容易了。
二、多元视角、内外融通：中国医疗史研究的出路与前景
由此可见，无论从内外两个方面来说，中国医疗史研究都存在一定的困境和不少问题。近年来，史学界的医疗史研究作为新兴的研究，受到不少年轻人的欢迎。而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新”所带来的红利正日渐消失，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地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探明可行的发展方向，那么这一研究的未来之路必然会更加困难重重。而要让这一研究不断发展，最重要的不外乎研究者能够持续拿出有分量的学术成果，以真正有新意的研究成果来推动学术的发展，并不断彰显这一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只有这样，才能依靠实力坦然地面对来自外部的各种质疑。而要做到这一点，无疑需要我们拥有适切的学术理念、方法和分析工具。对目前的医疗史研究来说，把握以下几点是十分重要的。
第一，切莫自我封闭。医疗史研究虽然可视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但必须看到其仍是整体历史的一部分，这就像李伯重教授在谈论妇女史研究所说的那样，任何的专门史都是通史的一部分，不宜过分地强调其特殊性，从而将其变成一个封闭的学术领地。[13]如果我们不能真正体认到这一点，那也就重新落入了传统所谓“内史”研究的窠臼了。
第二，作为一项新兴的研究，应该尽可能地以新理念、新方法来探究新问题，尽可能地彰显出这一新兴研究的新气象，而不是“新瓶装旧酒”。这就需要我们参照和借鉴西方业已成熟的研究方法，将自己的研究置于国际学术发展的脉络中来展开，但这并不是说要以西方的理论来阉割中国的历史。如若能将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以及全球史等一些新的研究思潮和方法很好引入当前的中国医疗史研究，不仅可以极大地推动医疗史研究的向前发展，而且对深化当前中国的史学研究亦有重要的意义。[14]又如，若能够借鉴西方医学人类学有关疾病和医疗的经典认识，也必然大大有利于促进我们去更深刻细腻地认识和呈现疾病和医疗的历史。
第三，通过内引外联，尽可能地消解内外史之间的区隔，实现相互融通。虽然短时期内还难以完全做到，但医疗史的研究者要努力在理念上不以“外史”自居，或自外于所谓“内史”，将疾病与医疗看作曾经在历史上留下印痕，有待我们去探究的整体。当我们以新的视角，使用新的方法去探究它们时，固然会发现很多以往所谓“内史”很少甚或几乎不会关注的问题，比如医生群体及其训练体系的形成与演变、医生地位与医疗资源的历史变迁、历史上的疾病体验和医疗经验、病人眼中的医疗史、疾病的隐喻及其展示的身体观与时代性等等，但这不等于说，因为缺乏专业的医学训练，就不能进入所谓医学的核心地带，去探究历史上的医学知识和思想。实际上，医学知识和思想作为整体医疗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前面所说的那些问题是密不可分，我们并无回避的理由，而且，只要肯真下功夫去钻研传统的医籍，应该也不存在特别的困难。若我们能秉持良好的分析工具，利用我们在历史学训练方面的一些优势，在医学知识和思想的探究上绝非不能有所作为。就像李建民教授对脉学的探讨、梁其姿教授对宋元明医学发展脉络和双重传统的研究等，均取得很好的成绩。[15]近年来，笔者也将注意力转向晚清以来现代中医知识的建构的探究，希望揭示现代中医学所包涵的系统知识，与近代之前有着怎么的不同，它们又是如何在西医这一“他者”的影响和冲击下逐渐建构起来的。[16] 这类的探究，只要通过大量研读医籍及相关史料不断深入下去，必然会对通行的中国医学（思想）演变的认知产生重要的影响，其研究和书写的方式或许与传统内史不同，但无疑不再是游离于医学外围的“外史”。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尽可能通过研讨会、研习营和青年学生的交换互访等多种形式，加强不同学科之间对话和沟通，改变以往受单一学科训练的状况，以期为实现多元交叉的相关研究提供可能。更为重要的，希望能通过这样努力，让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认识和阐释历史，而且也能更全面深入地认识和省思现代中医和生物医学，从而为提升学界对医学（疗）史研究的价值与意义的认识乃至建立具有较大影响力而相对独立的医学（疗）史学科提供可能。
尽管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笔者依然对中国医疗史的发展前景持乐观的态度：其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自身的疾病医疗问题必将更见关注和重视；其二，随着学术发展的不断深入，学界乃至整个社会对疾病医疗的社会文化本质必将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其三，随着学术交流日渐广泛深入，国际上成熟的相关研究成果一定会更加全面系统地引入国内，为国内更多的研究者所了解。因此笔者相信，假以时日，医疗史会成为中国主流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梁其姿：《为中国医疗史研究请命（代序）》，氏著：《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页。
[2] 关于中国史学界医疗史研究兴起的情况及取得的成绩，可参阅余新忠：《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陈秀芬：《医疗史研究在台湾（1990—2010）——兼论其与 “新史学”的关系》，《汉学研究通讯》29卷第3期，2010年8月，第19—28页。
[3] 较早在中国学术界明确提出这样区分的，见于郑金生、李建民：《现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源流》一文。（《大陆杂志》第95卷第6期，1997年12月，第26—35页）
[4] 参阅余新忠：《新世纪中国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刍议》，余新忠、杜丽红主编：《医疗、社会与历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I—III页。
[5] 梁其姿：《为中国医疗史研究请命（代序）》，梁其姿：《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第3—6页。
[6] 参阅余新忠：《卫生何为：中国近世卫生史研究刍议》，《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不过近年来也出现少量颇具国际视野的研究成果，比如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胡成：《医疗、卫生与世界之中国：跨国和跨文化视野之下的历史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
[7] 关于西方医学史研究历程和现代学术思潮影响下的社会文化转向，可参阅Frank Huisman and John Harley Warner eds, Locating Medicine History：the Stories and Their Meanings,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特别是pp.309-484。
[8] 可参阅拜伦·古德：《医学、理性与经验：一个人类学的视角》，,吕文江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凯博文：（是中文全名）《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落和病痛》，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阿瑟·克莱曼（实际是一个人，不过译法不同）：《疾痛的故事：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方筱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
[9] 有关笔者对旧著的反省，可参阅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重版序言”，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9页。
[10] 参阅席文：《编者导言》，李约瑟主编：《中国科技史》第6卷《生物学及相关技术》第6分册《医学》，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5—16页。
[11] 张星：《医学“外史”概念的兴起与消退》，《医史博览》2009年第3期，第26页。
[12] 廖育群：《医者意也：认识中国传统医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3年，第224页。
[13] 李伯重：《问题与希望：有感于中国妇女史研究现状》，《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第154页。
[14] 参阅余新忠：《回到人间聚焦健康——新世纪中国医疗史研究刍议》，《历史教学》2012年第11期下；蒋竹山：《“全球转向”：全球视野下的医疗史研究初探》，《人文杂志》2013年第10期。
[15] 李建民：《发现古脉：中国古代医学与术数身体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梁其姿：《宋代至明代的医学》，氏著：《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第3—28页。
[16] 这是笔者目前正在从事的课题。于赓哲等在最近的论文中，也表达了有些类似的旨趣。参见于赓哲、梁丽：《古典医学的“西学镜像”》，《人文杂志》2013年第10期。
作者简介：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 余新忠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