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1日下午，“亚洲文明”系列讲座第十七讲“波斯商贾、波斯舶与泰国湾沉船”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人文学院319会议室举行。本次会议由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主办，浙江大学历史学系协办。主讲嘉宾为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钱江教授。钱江教授致力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史、海外华人、跨国移民研究，出版与他人合编中英文专著14部，发表中英文论文近百篇，成果丰硕、影响广泛。本次讲座由浙江大学历史学系韩琦教授主持。
1998年9月，印尼勿里洞（Belitung）附近水域发现了一艘满载着湖南长沙窑瓷器的唐代阿拉伯缝合帆船，我国学者一般将这艘阿拉伯缝合木船称为“黑石号”沉船（Batu Hitam Shipwreck）。然而，大部分学者却都没留意，2013年，泰国考古学界曾经有过一个重大的新发现，即从泰国中部泰国湾附近的水下淤泥中发掘出一艘公元8世纪下半叶的波斯舶。本次讲座，钱江教授对这艘出水沉船展开了细致的研究和讨论。
首先，钱江教授介绍了沉船的发现过程以及基本情况。在距离泰国曼谷西南约40公里处的Wat Wisut Warawas有一家基围虾养殖场。2013年9月，养殖场的主人Phanom太太和Surin Sri-nagamdee先生抽干了虾池中的水，准备深挖塘泥，进行维护工作。他们非常意外地在距离水面两米深的地方发现了两根巨大的圆木，继而发觉这是一艘古老的缝合木船的一部分。由于此沉船最早是由养虾场的主人帕侬-苏琳夫妻两人共同发现的，泰国政府与国际考古学界遂顺其自然地将这艘沉船称为“帕侬苏琳沉船”(Phanom-Surin Shipwreck)。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泰国矿产资源部收藏的地质勘探资料记载，沉船所在位置的海平面以下两米处，正是古代的一条大河的河道，而这条蜿蜒曲折的大河很可能就是今天养虾场附近的那条著名的塔钦河(the Tha Chin River)。塔钦河全长约70公里，一路奔腾，最后在Muaeng SamutSakhon注入大海。泰国的考古学家们推测，1200多年前，这艘来自西亚的古船或许是经由未改道前的塔钦河，从塔钦河入海口一路逆流而上驶到此地。
2013年12月至2015年，泰国政府文化部艺术局两次组织考古学家对这艘古船进行了发掘，抢救出了大部分船体，包括一根长17.67米的龙骨，两根长17.35米的桅杆，以及船上使用的部分索具和缆绳等物。除此之外，还发掘出了产自珠江三角洲的唐代广东民窑生产的粗瓷大坛、古代暹罗孟族使用的土陶罐、公元8世纪产自波斯湾的双耳储物大陶罐，以及12块较大的波斯尖足储物坛子的碎片。
经过测量、碳14测定和综合分析，泰国考古学家和西方的学者们认为，这艘缝合木船可以确定为是一艘来自波斯湾的波斯古船或阿拉伯船，船体总长度约为28米（一说35米），宽度为8米。
2014年6月，泰国的媒体《曼谷邮报》公开报道了这件事情，因为新闻报道比较全面，所以钱教授将其翻译成中文，便于学生理解。
随后，钱江教授就“帕侬苏琳沉船”的年代断代问题进行了讨论。在“帕侬苏琳沉船”的年代断代问题上，国际考古学界的几位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在泰国，当地政府与考古学家倾向于认为，这艘沉没的缝合木船属于公元9世纪的沉船，与印尼勿里洞海域沉没的那艘阿拉伯缝合木船一样，但在沉没的时间上可能略早于勿里洞的“黑石号”沉船。与此同时，欧洲、伊朗等国的考古学家及科学家却认为应该将泰国中部沿海的这艘沉船定为公元8世纪的沉船，这个结论是依据“帕侬苏琳沉船”的船舱内的三样有机物品的碳14测定结果得出，钱江教授对此表示赞同。
在沉船上共发现了13件中国广东出产的陶瓷，其中，有一只完整的广东半透明青釉大罐，以及大小不一的12件瓷器碎片。结合其他考古发现，钱江教授认为，至少在公元8世纪晚期至9世纪初，广东民窑生产的日常民用陶器和粗瓷就已成为中国外销瓷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经由著名的广州至波斯湾之间的海上贸易航线，被一直输送到西印度洋的波斯湾，这一发现将我国瓷器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国际市场的年代往前推了半个多世纪。
钱江教授还进一步对这些广东陶瓷的产地进行了考证。2018年2月至4月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番禺区新造镇的曾边窑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量民间用陶瓷。经过鉴定，曾边窑被认定为是迄今为止广州发现的最早的磁窑遗址，也是目前广州地区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唯一的一座唐代的窑址。曾边窑出土的器物，无论是器类、器形，还是装烧工艺，均与广东新会的官冲窑、佛山的高明窑出土的器物极为相似，其与官冲窑出土器物的共性更为明显，两个窑址应该是同一系统的分支。在曾边窑被发现之前，在印尼勿里洞海域沉没的“黑石号”沉船中的广东瓷器，尤其是其中的青瓷罐，被考古学家们普遍认为是广东新会官冲窑的产品。然而，随着广州唐代窑址曾边窑器物的出土，这种传统的观点遇到了挑战，从前的“新会官冲窑”之说或许需要修正。因此，钱江教授推测，泰国湾附近出水的这艘波斯舶上的广东陶瓷器物很有可能是出自广州市的唐代窑口曾边窑。
根据出水沉船上的波斯尖底无柄鱼雷状大瓷瓶，钱江教授认为这艘沉船是波斯舶，而不是阿拉伯船。尖底无柄鱼雷状大瓷瓶是古典时代晚期至伊斯兰时代早期（大约从公元3世纪至9世纪）在波斯湾地区盛行的一种盛放液体或饮料的容器，波斯人在河流或海上以帆船来大规模地运输液体商品时经常使用这种容器。波斯人的这种尖底无柄鱼雷状大瓷瓶在使用之前，经常是在瓷瓶的内壁上薄薄地涂抹着一层黑色的沥青，以达到防水密封的效果。泰国出水的瓷瓶内部也有这种黑色的沥青。根据化验和测试，这艘沉船上波斯大瓷瓶内的沥青，与考古学家过去这些年所发掘出的公元8世纪的波斯大瓷瓶内的沥青，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同属于公元8世纪古代波斯的沥青。这个研究结论从侧面告诉大家，泰国湾沉没的这艘缝合木船上的商贾极有可能就是波斯人，这艘缝合木船应该是波斯舶，而不是大食舶。其中的一个波斯大瓷瓶的外壁上刻写的中古波斯文字巴列维语更是成为证明这一观点的关键证据。
钱江教授驳斥了缝合木船皆为阿拉伯船这一观点。钱教授指出，缝合木船是包括波斯人、印度甚至中国等民族在内世界上大部分航海民族所共同掌握的技术，将缝合木船与阿拉伯人划等号，是一个美丽的误会。阿拉伯民族并非自古以来就是富有航海历史传统的族群。就航海活动而言，阿拉伯民族有一个学习、进步及发展的过程，也有一个很明显的族群内部的分野。若仔细地比较、分析早期波斯人的航海路线和活动，以及后来阿拉伯人的航海活动，便不难发现，公元8世纪之前，波斯人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执亚洲海洋世界之牛耳，影响相当深远。阿拉伯人其实是直接继承了早期波斯人的航海传统和经验。
随后，钱江教授向大家介绍了波斯语中的一些航海术语在阿拉伯等各航海民族的传播与演变。钱江教授认为，直至公元10世纪下半叶波斯人仍然是亚洲海上贸易的主角。
其实，早在阿拉伯民族形成之前，缝合木船就已在西亚古老的两河文明流域出现了，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的造船师傅就曾是历史上制造缝合木船的高手。中国古籍中也有不少有关缝合木船及波斯舶、波斯商贾的记载。
讲座的最后，钱江教授在总结中指出，2013年9月泰国湾附近出土的这艘波斯舶是迄今为止东南亚地区考古发现中年代最早的一艘外国船舶，古船沉没的时间现在可以断在公元775年。这艘波斯缝合木船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古代中文载籍有关波斯商贾的记述是准确的。而且说明，早在阿拉伯人之前，波斯人就已在波斯湾与中国之间的海上贸易活动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波斯舶不仅是当时远程海上贸易航线的主角，而且曾积极参与古代南海区域贸易圈内的交易活动。我们应该积极地评价古代波斯商人对海上丝绸之路曾做出的贡献，古代亚洲海上贸易圈的发展与兴盛是各航海民族共同努力的成果。泰国湾波斯古舶的出水，不仅修正了以往中国古代外销瓷器研究中的一些结论，将我国瓷器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国际市场的年代往前推了半个多世纪，而且证明：广东出产的日用陶瓷早在公元8世纪下半叶就已加入到了世界海洋贸易的体系之中，大批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广东地方民窑烧制出来的日用陶瓷产品成为我国早期外销陶瓷的大宗出口商品。
在韩琦教授的主持下，参与讲座的教授和同学们就航海贸易路线、远洋船只、治学方法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钱江教授用丰富的史料、扎实的考证和最新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揭开“帕侬苏琳沉船”的神秘面纱，给大家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整理｜沈婷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