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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桦 | 文献整理与清史编篆

在中央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国家清史编篆工程于2003年正式启动。作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最大的文化工程,它承载着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与希望,受到国内外文化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历史学是一门实证的科学。研究历史及编修史书,均必须以充分掌握丰富、翔实、准确的史料为基础,而文献资料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清代学者章学诚在其著名的《文史通义》中讲:“抑今古史书,岂有外于文书档案而为凿空之文者软。”扼要地阐明了历史学著作对于文献资料的依存关系。因此,文献整理在清史编篆工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一       
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距今时间较近,文化学术繁荣,而且受到西方社会影响,印刷技术不断发展,因此流传下来的文献数量,远超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清代文献浩如烟海,这是学界的共识,但是其存世的总体数量,却始终未能尽知,没有人搞清楚。清代文献主要包括历史档案与文献著述两大部分。就后者而言,历时10余年,成书于1927年的《清史稿艺文志》可谓是今人对清人文献著述的首次大规模梳理。本着“仿《明史》为志,凡所著录,断自清代的原则,《清史稿艺文志》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收录了清人著述9633种。与《明史艺文志》相较,《清史稿艺文志》收录的文献数量已超出1倍有余,不可谓之不宏富。但这同清代文化之盛,著述之庞杂的实际情况相比,缺漏甚大是不争的事实,以至后世学者不断撰文对其评述、补遗和勘误。
上世纪50年代,武作成先生作《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在原志的基础上,增补未录清人著述10438种,其新增数量又超《清史稿艺文志》1倍有余,贡献巨大,有助人们进一步了解清代文献之全貌。
20世纪80年代,王绍增先生率携诸有志之学者,发奋10余年,广为征引采录清人之著述,以求弥补《清史稿艺文志》及《清史稿艺文志补编》之不足。他们“广搜公私名簿,旁及地方艺文,校以《志稿》及武氏《补编》。凡所缺脱,有版本流传者,悉加甄录。”最终撰成清代版本目录学巨著《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全书近300万字,收录了《清史稿艺文志》及《清史稿艺文志补编》未收之清人著述54880种,其数量相当于前两书所收清人文献数量总和的2.7倍,可谓功绩赫赫,影响深远。至此,人们得以进一步窥览清代文献之概貌。合《清史稿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补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3书所载,总共著录清人著述74951种。
《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的成就,远不止于广求文献书籍。该书一改传统史志目录仅著录作者、书名、卷数的做法,增添入书籍版本、目录来源等内容。对于那些著者歧异或内容不明者,则不辞辛劳,千方百计查阅原书,多加考辨。由此使得著录内容更加丰富和详细精准,尤便于学者查询使用。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清代文献中别集的调查与整理成绩卓著,增进了人们对清代集部文献的了解和认识。2000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李灵年、杨忠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该书是反映现存清代诗文集状况的大型目录学著作。它收录了近2万名清人,包括由明入清及由清入民国者,“以汉语写作的诗集、文集、诗文合集,兼及以诗文为主要内容的个人全集,”其总数约4万种。所录每种诗文集,均都注明其版本、卷数、作者简介,并附作者传记资料索引,以及文献收藏地点等,方便读者了解与查找。2002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柯愈春编著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是书收录各地现存清人诗文集亦达4万余种。与之相比,在此之前,人们对于清代别集整体情况的了解实属寥寥。《清史稿艺文志》载录清人别集1685种,武作成《清史稿艺文志补编》收入2890种,两者合计不及4600种。仅止就数量而言,今天人们对清代诗文集的认识,即已远超往昔任何时期。
清代文献不仅数量大,而且种类繁多,内容异常丰富。历史档案作为清代文献的重要内容,依据其产生及流存范围,可分为政府档案与民间档案两大部分。政府档案当前已进入人们视野,引起学术界重视,并得到不断整理和利用。
有别于政府文件的民间档案,则主要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经济活动中形成的文献,如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苏州商会档案、孔府档案等等。它们客观地记述和反映了基层社会大量的历史情况,因此对于学术研究来讲就愈显珍贵。民间档案的现存状况是,存世数量大,分布地域广,很多散见于民间,损毁情况严重。这里还要特别提出个人档案。清代一些知名人物,非常珍惜和重视私人文献的保管和积累,将个人不同时段长期形成的各类文稿、函札、日记甚至账簿等,妥善收贮保存,最终形成了以作者为中心的,系统记录与其相关的社会各方面情况的个人历史档案。其影响较大者如盛宣怀档案。上述各类档案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清代地方社会真实的原始信息。
清人著述是清代文献的主体,其著录内容丰富而广泛,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宗教、民族、民俗、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文集、笔记、日记、诗词、小说、碑刻、墓志、函札等中国传统的文体形式,仍然是清人著述的主要载体。除此之外,还存在着规模巨大,由政府编辑修订的各类会典、通考、则例、方略以及地方志等典籍文献。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往的发展,受到西方现代新闻传播业的影响,新式报刊以其内容丰富,报道及时,传播面广等优点,而迅速成为晚清社会文献著述及传递的重要形式,为后人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历史信息。近代先进出版印刷技术的引进与推广应用,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刻版手工印刷,为清代文献典籍的广泛传播与大量留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保证。
说到文献的刊布流传,稿本、抄本的大量存在是清代文献的又一个突出特色。中国历代文人之著述,由于种种因素之限制,能够刊刻传播于世的是少数,更多的则是以手工抄写,甚或手稿的形式存在。由于年代久远,抄本、稿本之数量稀少,流存不易,大都烟消于历史的无尽长河之中。但是清代的情况不一样。清朝距今时间较近,故许多稿本、抄本得以传之于今。就学术价值而言,稿本的重要性无庸置疑。抄本的情况则要具体分析。对于那些未刊著述的抄写本,它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唯一性或稀缺性的文献价值。
清代文献是中华传统文化瑰宝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故清亡之后,人们即开始着手汇集整理,刊印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古籍整理事业跨入新的历史阶段。时至今日,古籍整理及出版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其成果中相当部分为清代文献。根据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新中国古籍整理图书总目录》统计,自1949年10月起至2003年12月止,全国整理之清代文献,遍及经、史、子、集诸部,数量相当可观,仅清人笔记类,已出版之点校排印本即有207种之多。毫无疑问,清代文献的大量整理与出版,有力地促进了清史研究的活跃与发展。
       二        
2002年底,经国家批准,为期10年的编修《清史》的工作正式启动。这项由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先生主持的巨大文化工程,汇集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等地的1000多名学者参加,计划编纂92卷本的《清史》。由“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等5个部分组成,总字数在3000万字左右。在篡修工程设计伊始,戴逸先生高瞻远瞩,不仅视此工程为重修《清史》的难得历史机遇,而且还将其作为整理、抢救清代文献,系统梳理清代文存的重要契机,以利于今后清史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存续。由此,同时也是出于确保新编《清史》学术质量的需要,清史篆修工程将清代档案与文献的整理作为该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为此专门成立了档案组和文献组等两个学术机构,分别负责相关具体工作。
清史编寨工程的文献整理工作,始终遵循着两项最基本的原则,戴逸先生对此曾有非常简约的概述:“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质量;二为抢救、保护、开发清代之文化资源,继承和弘扬历史文化遗产。”为编纂清史服务,提供所需文献资料,这是清史编篆工程文献整理的首要任务,同时也是修史所不可缺少的一项工作。史书的编纂者和研究者是否能够充分占有相关史料,掌握大量而丰富的各类历史文献,是否能够挖掘出有利于揭示历史客观发展表象与规律的新材料,以及史料的真实性、客观性如何,这些都直接关系着新编清史的学术质量。尽管已有越来越多的清代文献日益被研究者所认识和利用,但是这同清史编篆所要达到的目标来讲,文献挖掘与整理的任务依然艰巨而紧迫。
清代文献虽然汗牛充栋,数量庞大,但收藏分散,遍及于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学术机构、教学单位等,另外还有数目不详的文献,特别是原始官、私档案,散存于民间个人手中。既便那些已经得到妥善收藏和保管的文献,其中也有相当部分因各种原因而被长期尘封,未得到最基本的整理,甚至无人知晓者。而分散于各处的稿本、抄本、契约文书等异常珍贵的文献,则由于社会重视程度及收藏条件等限制,许多己面临着严重损毁甚或失藏的危险。故尔藉清史修繁之机,进一步抢救、保护、利用清代文献,不仅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而且也堪称为一项惠及子孙后代的文化学术活动。
清史工程的文献整理工作基本采取项目制的方式进行,通过科研项目的形式,组织专家学者开展相关学术研究活动。项目立项的标准,除遵循为清史编篆服务及抢救保护文化资源的基本原则而外,文献的学术价值、资料的稀见性、项目完成的质量及时间等,均为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所有申报之项目均须经过国家清史编篆委员会专门设立的专家评审委员会认真严格的评审,通过者方可立项。影印与标点是文献整理的最基本形式。规模较大,标点耗时,而工程又急需的文献,则一般采取影印的方式。更多的文献则是通过版本的选择、校勘、标点、注释、补遗等,进行全面的整理,以期达到恢复和保存文献原貌,便于研究者利用的目的。从2003年至2009年中,清史篆修工程文献整理共计立项65项。
高水平、高质量是清史工程文献整理工作力求达到的目标,每一位项目主持人以及所有参与文献整理工作的专家学者,对此均有高度共识。质量是项目成果的生命,质量高于一切,质量意识贯穿于全部整理工作的始终。从项目管理的角度,清史工程也以狠抓质量为工作重点,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制定出相关制度。首先于立项之时,在对所有申报项目进行筛选、评审的过程中,不仅重视立项文献的学术价值等因素,同时着重考察项目主持人及其工作团队的学术水平、工作业绩和工作条件,并就该项目能否以较高质量按期完成给予认真客观科学的评估。其评估结果将成为决定是否立项的重要参考依据。
在项目进行过程中,为确保质量,清史工程建立并实行了以质量追踪与监督为目的的中期检查制度。项目组每一个阶段的文献整理工作结束后,其阶段性成果均须交由清史工程文献组及其聘请的专家进行学术评审,并指出其中之不足。阶段性检查通过后,方可开始下一阶段的整理工作。终审与结项制度则是对项目整体质量的最终检查与把关。全部成果完成后,进入项目终审阶段。文献组聘请相关专家,对文献整理的成果予以全面评审与检查,并就其存在问题之处,提出修改意见。成果经项目组修改完善后,进入结项程序,再经专家审议,通过后准予结项,项目工作最终完成。
清史工程还建立了专家联系负责制度。文献整理项目立项数量多,工作任务重,头绪纷繁,各种情况复杂,这都无形中增加了学术工作的难度。专家联系负责制则为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效的途径。文献组的每一位专家,工作任务明确,固定做若干个项目的学术联系工作,从每个项目的立项开始,一直到项目结项,全部工作结束,全程参与,始终专责。通过专家联系负责制,清史工程与每一个文献整理项目建立起牢固而有效的联系,不仅能够随时了解和掌握项目进展的动态与信息,及时发现问题,而且还为项目组专家与学术界建立了新的联系渠道,藉此聆听更多专家学者的建议与意见,得到他们的帮助与指导。无疑这对于提高项目的学术质量是非常有益的。
       三       
清史工程的文献整理虽然规模大,数量多,涉及面广,但是从其已完未完各类项目的情况看,工作重点突出,思路清晰,具有鲜明的特色。
第一,重视对清代社会具有重要影响人物的文集及相关资料的整理。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祁隽藻、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章炳麟、盛宣怀、张赛等一批声名显赫的官员、政治家、企业家、学者,其文集笔记成为文献整理的重点,相继立项。由于这部分人在晚清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影响巨大,其文献资料往往受到社会高度关注,从清末开始,即已陆陆续续被人们不断搜集、整理,甚至结集出版。这些工作虽然为后世保存和利用相关文献做出了令人不可忘记的巨大贡献,但其中也无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或文献收录不全,或整理中的错误之处较多,学者利用不便,学术界不满意。此次整理,旨在准确、全面。
以《李鸿章全集》为例。李鸿章是人所熟知的晚清重臣,曾先后担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等要职,身为淮军及北洋海军的最高统帅,一生中形成之各类文献数量巨大。李鸿章去世后,桐城吴汝纶汇集整理李氏之文稿,编成《李文忠公全书》(或称《李文忠公全集》),计有奏稿80卷,电稿40卷,函稿45卷,共600余万字。在此后的100余年时间里,刊刻流传于世的《李文忠公全书》即成为人们研究和了解李鸿章所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然而《李文忠公全书》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和不足。一是大量的李氏文献未被收录其中;二是整理者对李鸿章的部分原稿做了削改。
针对于此,清史工程立项重编李氏文献,其成果《李鸿章全集》已经完成,并付梓出版。新编《李鸿章全集》由著名学者顾廷龙、戴逸先生任主编,全书39卷,分为奏议、电报、信函、诗文等4大类。其中,奏议20卷,1500余万字,收录了李鸿章奏折、附片、附录、清单、会谈节略等15000余件;信函9卷,650余万字,收入李鸿章公私函札10000余封;电报7卷,约500万字。《全集》总规模2800余万字,为吴汝纶《李文忠公全书》的4倍多,其中有大量的包括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复旦大学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等单位的未刊稿。堪称当今收录最全,错误最少的李鸿章个人文存之总集。
还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关于盛宣怀档案的整理。盛宣怀(1844-1916),江苏武进(今常州)人,字杏苏,号愚斋、止叟,官至邮传部尚书等职。在兴办实业和教育事业中颇有建树。此外,还参与了清末一些重大政治、外交活动,以及清末民初的多次全国性赈灾救荒活动。盛宣怀十分重视各类文稿及档册的收藏,其留存下来的70多年政治、实业生涯中形成的大批文献档案资料,早已被学术界视为研究中国近代社会不可多得的珍宝。这批资料现分藏于上海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西安中又以上海图书馆收存量最大。该馆现有盛宣怀档案17万件,内容十分广泛,史料非常丰富。从文件种类分,有奏折、电报、信函、公牍、合同、章程、条约、账册、押据、契约、股票、名片、图纸、照片、地图等;从内容主题看,涉及近代工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业、电信业、金融业、文化教育、慈善事业以及社会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各方面;从涉及的机构来看,主要有荆门矿务总局、金州矿务局、汉阳铁厂、萍乡煤矿、轮船招商局、上海华盛纺织总厂、中国电报局、中国通商银行、中国铁路总公司、汉治萍煤铁总公司、南洋公学、中国红十字会等;涉及的重要人物有孙中山、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丁汝昌、袁世凯、郑观应、辜鸿铭、马建忠、薛福成、唐廷枢、徐润等几百人。史料价值弥足珍贵。国家清史编委会与上海图书馆通力合作,立项予以全面整理。经数年艰苦努力,17万件档案整理的主体工作已基本完成,力争将其全部或其中主要内容影印出版。
第二,努力开展对清代文献的系统性整理。清代文献数量庞大,存藏分散,对其进行有计划的系统性整理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清代文献的整体状况及基本特征,而且可方便读者对资料的使用,促进科学研究的发展。对此,清史工程也做了大量工作。其《清代诗文集丛刊》项目是有史以来人们第一次对清人诗集、文集以及诗文集等文献作品的系统和全面的整理。该项目特别设立了由高水平专家组成的编委会,在中国国内现存的清人诗文文献中,挑选和汇集有影响的作者及其诗文,进行版本校勘,内容核定,并集中出版。目前《清代诗文集丛刊》编篆工作已基本结束,共收录清代作者4000余人的诗文集7000余种,总字数在4亿字左右。有清一代诗文的精品尽收其中,同时也较全面地反映了清朝诗文的整体情况。《清代诗文集丛刊》的出版工作已在进行中,将成书800册。
由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主持的《清人著述总目》项目,以清朝人撰写的汉文书籍为对象,系统梳理和汇总现存清人之著述目录。该项目充分吸收和借鉴以往相关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之上,重新搜集资料,加以分类、考订和编纂。《清人著述总目》拟将所收书籍分为六部:经部、史部、子部、集部、西学部、丛书部。西学部著录所有翻译的外国著作,同时也收录清人的“新学”著作。六部之下再分类,类下再分属。各属之书依著者年代先后排列,地理类依地域,传记类依传主年代先后,弹词宝卷鼓词依书名笔画排列。每书著录:书名、卷数、撰人及其里籍、版本、藏所、资料出处。需考辨者,加简要案语。最后附书名索引、著者姓名索引。可以相信,该项目完成后,将使学术界关于清代汉文书籍著述情况及其全貌的了解和认识,更加清晰和客观。
北京大学杨忠教授、漆永祥教授共同主持的《清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全编》项目,则是对清人文集篇目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汇集。它以已经编篆成集的清人文集之刻本、活字本、抄本、稿本、油印本等所收录的各类体裁之文章为整理对象,所收录作家,上溯明末清初,下迄由清入民国的部分作者。项目组专家将组织力量,通过周密的计划和安排,对清人文集篇目进行大规模穷尽式搜求,其中包括现存之6000余家清人文集、30多家清人总集中的所有文章。所收文集篇目的编排分类,本着编排合理、类目科学、简单明晰、方便检寻的原则,在吸收采纳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所收录之文分为学术文之部、传记文之部、杂文之部三大类,同时在学术文之部又按经、史、子、集四部排次,四部之下再分三级小类。项目完成后,其成果《清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全编》将收入30余万条资料,约1000万字以上,是学术界已有的类似研究成果,王重民先生所主编之《清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的5-6倍左右,将该领域的研究向前大幅度拓展,并为人们对清代文集的进一步研究,以及关于清代人物的考察,提供翔实和有价值的参考和依据。
第三,以稿本、抄本等珍稀史料为文献整理工作的重点。目前存世的清代稿本、抄本数量仍然很大,其中保留了大量有价值的清朝各种情况和信息。由于流传不广泛,它们中的大部分鲜为人们所知,而且相当数量的文献,收藏状况恶劣,令人堪忧,有残毁失传之虞。因此抢救这些文献,将它们公布于世,供学者及社会各界阅读使用,即成为文献整理的重要和急迫的任务。《清代稿抄本》项目则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该项目组专家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文献为基础.对广东藏清代稿本(孤本)、抄本及稀见刻本进行了较系统的汇集和整理,其第一批成果已以大型文献汇刊《清代稿抄本》(第一辑)的形式影印出版。它收录清代未刊日记22种,未刊诗文集144种,清末广东咨议局相关档案文献22种,共计16开本50册,约5400余万字。
《清代云南稿本史料》是由云南大学谢本书教授主持,以收集整理云南地区所藏清代珍稀历史文献资料为目的的文献整理项目。项目组专家先后走访、调查了云南大学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云南民族大学图书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云南省民委民族古籍办公室等单位,以及部分专家学者个人所保存的图书资料,特别甄选出11种史料价值较高的清代未刊稿抄本,其中大部分为稿本,对之进行研究、考订、标点、分段以及必要的校注。从记载内容看,此11种稿抄本文献资料大体上可分为三类。第一是见闻纪事类,包括《皇明末造录》、《安龙逸史》、《狩缅纪事》、《边州见闻录》、《南中杂说》等5种;第二是军事类,包括《清末云南兵制概略》、《云南军事学校教育史略》、《清末广西干部学堂风潮始末文件》等3种;第三是年谱日记类,包括《陈虚斋年谱》、《云南探矿记》、《宦滇日记》等3种。上述文献为我们了解清代云南以至西南地区的民风民俗、山川地理、交通道路,历史典故、社会经济以及物产等情况,以及研究南明政权、清末云南新军、军事教育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记载。该项目已经完成,成果即将出版。
第四,注重对清人日记的整理。中国的文人往往有撰写日记的习惯,将每天的日常生活、工作、学习情况,以至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记录下来,持续不断,日积月累,甚至终生不掇。因而古人的日记无形中为我们留下了大量而真实的历史记载,这些记载往往是对其时客观事物、社会风貌无修饰的描绘和记录,其所涉及的领域,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思想文化、民风民俗、地区联系、国际交往等等,也即遍及当时人们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因此,日记也就成为研究历史所需资料的重要来源之一。清史工程始终重视清人日记的整理工作,力求将那些在清代历史中有一定影响人物的未刊日记整理出版,公诸于世。在已立项的文献整理项目中,清人日记占有相当的比重。它们包括《恽毓鼎澄斋日记》(排印)、《越缦堂日记》(影印)、《晚清东游日记汇编》(影印)、《薛福成日记》(排印)、《慎宜轩日记》、《徐兆玮日记》等,另外在前面讲到的《清代稿抄本》、《清代云南稿本史料》等项目中,也都包含有数目不等的清人日记。上述清人日记大部分已出版,可供学界使用。
时至今日,清史工程文献整理工作已开展6年多时间,部分项目已经完成,并结项出版。截止2008年12月,已出版清代文献22种,475册。其中,点校排印本13种,5294万字。另有9种文献已进入出版程序。我们期待着仍正在进行中的40余项目的相继完成,相信它们将会为学术界带来更多的有价值和高质量的清代文献整理成果。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港澳歷史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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