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正文

叶农 | 清代中后期澳门汉学研究钩沉(1762-1911)

澳门从1762年至清末是东方汉学的研究中心及出版基地,特别是在19世纪之前,由于清政府执行闭关锁国政策,只有澳门才能为汉学研究提供比较自由的条件和出版机会。在1762年之前,在澳门进行汉学研究的主力军是澳门的耶稣会士,他们取得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1762年,在耶稣会士被清政府驱逐后,澳门汉学活动便失去了这支主力军,因此,以耶稣会士为主的汉学研究沉寂了下去。不久,一些取代耶稣会的修会,如遣使会(Vicent)及新教的差会所派出的传教士,又重新把耶稣会士所开创的汉学研究传统继承了下来,并在其他世俗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发扬光大开来,将汉学研究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学术界除少数学者有所涉及之外,对此的研究成果甚少,与澳门在汉学研究中应有的地位不相称,故笔者尝试通过所能收集到的史料,将这段时间里澳门的汉学活动作一叙述。不足之处,还有待各位学者进一步补充完善。


遣使会获派前来接替耶稣会的会士来澳门后,重办了为中国教区培养传教人才的圣若瑟修道院(Seminario de S.Jose)。于是,一批该修道院的师生便以该修道院为基地,进行了出色的汉学研究工作。其中最著名的为江沙维(Joaquim Afonso Gongalves,1781-1844)神父及其学生们。

江沙维神父是一位于19世纪上半叶在澳门活动的著名汉学家。他1813年到达澳门;并在此学习汉语。他本来是获派遣前往北京传教的,后因清政府禁教,只好在该修道院教授欧洲语言及汉语,度过一生。为了教好汉语,他编了一批教材、教学参考资料和教学用工具书。这些都是著名的汉学著作,而它们均由该修道院印刷出版,主要有:

1828年,首部著作——《拉丁语法》(Grammatica Latina ad usum sinensium juve-num)出版,用于帮助华人学生学习拉丁文。它按拉丁文语法原则编排。

1829年,江沙维完成《汉字文法》(Arte China)及《常用辞汇和语法》。前者共550页,分八章。它是一部教授汉语的综合性教科书。在编写中,他融入了汉语教学经验,采用了一些独创方法:把称为字根的汉字214个偏旁部首减少为124个,编成了一个汉字笔画表;将汉语语音分解为1300个音节,编成语音组;将汉字的1411个不同的形符称为“字母”,作为汉字辨认的结构单位。它有汉字结构、分解语音音素、语法规律等语言的基本要素;又编有附注释的近100页的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从伏羲画八卦、神农作耒相介绍到清代;作文笔法部分,十分地道地介绍“起承转合”等中国作文的传统技巧及五言、七言古诗、律诗的作法、对偶、平仄、虚实、叶韵、排律等规则和修辞手法;并有选文示范,并教以八股文、圣谕、告示、契约、书信等公文程式,例如《左传?郑庄公戒饰守臣》、《魏征谏太宗十思疏》、李白《春游宴桃李园序》、柳宗元《箕子碑》、古诗《大风歌》等,既有官方文告,又有书信体例,还有古诗文、唐宋八大家的优秀作品,并兼顾官话和粤语,编写得很细致。对此,法国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首席教授、被誉为法国汉学之父的雷慕沙(AbelRe-nusat)在1831年9月的某期《学者报》上发表文章评论道:

该书分为三册;向读者介绍了四个解词释义的基本概念,通过与蒙杜西相同的方法,将字典中当用的214个词缩减为124个,并按不同的发音编写了1300个词组索引。这本索引长达74页,使用了l411个字符,他本人称此为“中国字母表”。然而,《汉字文法》不仅是一本简单的中国字词手册,书中还包括文学和民间的散文、语法、虚词、四十四段对白、历史故事和神话故事、公文书信和短文、官话和粤语例句选。不认可他的著作有欠公允,仅其第一册就足以与著名汉学家齐名。

1831年,《葡华字典》(Dicionario Portuguez-China no estylo wulgar mandarim e classico geral)出版,有872页。1833年,《华葡字典》(Diccionario China-Portuguez no estylo ulgar mandarim e classico geral)亦出版,计1154页。《汉字文法》与《葡华字典》和《华葡字典》是其三部最优秀的著作。它们足以确立其在汉学领域的地位。

在随后的几年中,直到去世,江沙维把精力放到了编制拉丁文与汉语对照字典上来。先后完成出版了《拉丁——汉语字典(洋汉合字典)》(Vocabularium latino-sinicum pronuntiatione mandarina,litteris latinis expressa)(1836),《拉汉小字典》(Vo-cabularium latino-sinicum pronuntiatione mandarina,literis latinis expressa)(1839),《拉汉大字典》(Lexicon magnum latino-sinicum,ostendens etymologiam,prosodiam et constructionem wocabulorum)(1841)。另有一部《汉拉大字典(汉洋合字典)》(the Chinese Latin Lexicon)亦在其去世之前几天完稿,但未能及时出版。对于这四部著作,其学生意大利人加略利(J.M.Callery)评价道:

第一部是一本1836年出版的《拉丁文——汉语字典》,它主要是对收集在会话中的最重要的词汇有帮助。第二部书名为《拉汉小字典》。它只是将以前的著作重印,但增加了大量的冷僻与不常用的语汇。……第三部书名为《拉汉大字典》。它是用于弥补在《拉汉小字典》中不足的,里面还包含了许多词组和句子,它为中国学生在学习拉丁文时提供简易的练习。……江沙维神父的《汉拉大字典》是在其去世前几天完成的,手稿留在他澳门的同事手中。……它收录的1万个例词的编排法已有改进,采用组成它们的笔画多少来排列,而不是考虑它们所属的合适的部首。

其系列著作在学术界引起了影响。许多西方汉学家来信与他进行讨论,如法国汉学家儒莲(M.Stanislas Julicn)。这种讨论还为其学生在汉学领域取得成果创造了条件。加略利介绍道:

当儒连先生从巴黎寄来一封批评信,指出他所没有理解的、隐晦于其著作中思想深度到底是在哪里。江神父于是任命我负责组织一个机构来回答;并要求我,从其两部主要著作《汉字文法》和《华字典》中整理出一个简明扼要的系统来。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值得尊敬的任务,而且尽可能地做好它。厖我在1836年所写的文章是关于语音系统的一个粗略大纲,我要感谢的是它的构想来源于江沙维的著作。

其一些著作在1876年和1878年分别被克利科斯伯爵和哈姆林译成法文。后来,由于在中国的修道院的学生大增,没有合适的教材,北京西什库教堂重印了他的《拉汉大字典》,称为《中华拉丁合璧字典》,这已是它的第6版了。l936年,北京的法国遣使会要编一部法文、拉丁文、中文字典,即以1922年第6版《拉汉大字典》为蓝本。

综上所述,江沙维的汉学成就主要集中在语言学和辞典编方面。阿雷斯塔指出:“在这一革新过程中,学者若阿金?贡萨维斯神父在语言和辞典学研究方面起了重要的核心作用。”他的这些成就其实是代表了西方汉学研究方向之一,朝着中国语言文化研究发展的趋势,并将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江沙维从事教学工作20余年,培养了一大批双语人才。其中许多人,在他的带领下,投入编篆字典等巨大工程中去,使沉寂的澳门汉学增添了几分生气,也使澳门的传教士汉学后继有人,如在其所编的《汉拉大字典》附录的参与编写者名单中,就有84人。这些从事汉学研究的学生有:

玛吉士(Jose Martinho Marques),澳门首位土生葡人汉学家。他汉语造诣颇高。毕业后,玛吉士担任澳门政府翻译官,翻译了许多中葡来往的文件,他于1847年应聘赴北京出任法国驻华公使馆翻译。玛吉士晚年回到澳门潜心研究汉语,曾用文言文编写了20万字的《外国地理备考》。此书中国学者很重视,著名学者陈澧亲自校订,1847-1848年被辑进广州《海山仙馆丛书》,后又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卷。他亦著作出版了《音乐要素》,据说还著有未出版过的《中葡字典》。

龚萨维斯(Joao Rodrigues Gongalves)。文德泉(P.Manuel Teixeira)神父指出:

江沙维神父在圣若瑟修道院培养了一批翻译人才,其中最出色的,就是1822年至1869年连续47年在市政厅担任翻译的Joto Rodrigues Gongalves。他是江沙维编写《汉洋合字典》时,84位参与者之一。

加略利。1835年,加略利抵达澳门,在待机动身去朝鲜期间,发奋学习汉语,不久便取得优异成绩。他曾加入过巴黎外方传教会和担任过法国拉尊尼使团翻译,著有《法国使华团外交活动日记》。1841年,在江沙维的指导下,加略利完成了著作《汉语发音书写系统》(Scriptura Phoneticum Scripuce Sinice)。据《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报道:

《汉语发音书写系统》……2卷。澳门,1841年出版。这本字典与迄今为止出版的任何字典都不同,汉字是按其语音或基本成分编排;因此,它用近1500个小组代替了《康熙字典》的214个部首。其释义用拉丁文和法文,并且相当精练。

1844年,加略利的《百科全书式汉语字典》(Dictionnaire Encyclopedigue de la Langue Chinoise)在澳门和巴黎出版。

除江沙维师生外,其他传教士亦有研究成果,如法国遣使会士古伯察(Regis-Evariste Huc,1813—1860),在1839年8月1日到达澳门后,开始学习汉语。他在澳门完成的汉学著作有《鞑西藏旅行记》。耿异指出:

鞑靼西藏旅行记》是一部记载了古伯察于1844-1846年从内蒙古黑水川出发,进入西藏,又被琦善驱逐至西康首府康定之一段路程的行记。这是古伯察在澳门完成的一部两卷本著作,全书共10章,近60万言。

此外,他还有一些关于中国的文章:

古伯察还写了不少有关中国的文章。例如,他于1850年2月在《基督教哲学年签》第2卷第8595页中发表的《一名佛教学者与一名天主教徒的对话》,此文后来又几乎全文转载于其《鞑靼西藏旅行记》第2卷第303-314页中了。

关于中国的书信亦有许多:

1841-1848年间,《遗使会年鉴》便发表了其9封书简。厖法国外方传教会的原档案员和蒙古史专家雅克玲·秦夫奈(Jacqueline Thevenet)夫人,一共搜罗了古伯察的其他56封书简,大都写于1839-1860年间厖这些都是古伯察寄自澳门和蒙古的书简。

马塔(D.Jeronimo Jose da Mata),曾于1845-1857年出任澳门教区主教,1826年入圣若瑟修道院学习,后在该修道院任教。他于1839年出版了一部著作《中国任教回忆》。(葡)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指出:

1826年10月24日,拉匝禄派神学院寄宿制学生热罗尼姆·若泽··马塔(Jeronimo Jose da Mata)来到澳门,在圣若瑟修道院修习。……后在修道院任教,讲授多门课程,其中包括数学。1839年出版一本《中国任教回忆录》。


进入19世纪,在澳门的汉学研究领域里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力量,即以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为代表的新教传教士。他们从19世纪初开始,至该世纪的中叶,在穗、港、澳三地活动,尤其是利用澳门独特的条件,作为他们进行研究汉学、出版汉学著作的基地。这些人士有:

马礼逊,英国人,英国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牧师,1807年到达澳门。他首先在此学习汉语,以后又在困难重重的条件下,编纂字典,翻译圣经,出版中文教义书。他与江沙维是同时代人,是澳门孕育了这位英国汉学家。其在澳门编著、出版的汉学著作有:

《汉语对话与例句》(Dialogues and de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据《中国丛报》载:

260页,澳门,1816年出版。这本著作存书稀少,大部分存书随快速船“阿尔瑟斯德(Alceste)”号失事而损失了。其读音采用官话,采用了直译和意译,其语法结构更容易理解。

《中国一瞥(从语言学角度)》(View of China for Philogical Purposes)。据《中国丛报》载:

141页,澳门,1817年出版。尽管它有奇怪的名字,但它是一本最有用的手册;它收录了中国大事年表、地理和政府等,将字按对学生来说相当便利的方法插入。

该书论述的范围很广,涉及中国历代王朝的政治、疆域、宗教和风俗,是当时西方认识中国的通典之一。

《华英字典》(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据《中国丛报》载:

6卷……分3个部分。澳门,1815-1823年出版。对这项文字工作的纪念物由东印度公司支付印刷费用,他们对该书出版所做的帮助几乎只是作为他们的年刊而支付费用,以此作为他们支持研究汉语的例子。

该书共六大本,4595页,四开本。1815年出版第一卷《字典》;1819年出版第二卷,书名为《五车韵府》;1820年,出版第二卷第二部分;1822年出版第三卷,书名为《英汉字典》。这部书是历史上第一部华英字典。当《五车韵府》问世时,欧洲学术界已很重视它;而整部字典的诞生,奠定了马礼逊作为19世纪英国第一位汉学家的地位。1824年,他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被英国汉学之父斯当东(George Staunton)推崇为“欧洲第一名中国学者”。其墓志铭上亦写道:

马礼逊者,万世不朽之人也。以勤学力行,以致中华的言语文学,无不精通。途学成之日,又以所得于已者作为《华英字典》等书,使后之人习华文汉语者,皆得借为津梁,力半功倍。

《广东省方言字汇》(亦称《广东省土话字汇》,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据《中国丛报》载:

分三部分,二卷……澳门,1828年。这份匆忙编成的编辑物,是为了方便在广州的居民,由东印度公司出版社出版,其第二卷收录了句子和谚语,但没有按顺序编排,以至于难以参考使用。

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英国伦教传道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1817年9月3日到达广州,前来协助该会马礼逊等人工作。其著作,据《中国丛报》载为:

《福建省方言字典》(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860页,澳门,1837年出版。这本著作对帮助学生学习在厦门使用、在印度群岛也普遍使用的这种汉语发音有相当大的用处;其定义是合并的。关于这种方言的特色和语音及福建省地理情况的介绍是一篇有价值的文章。

叔未士(J.Lewis Shuch),美国浸礼会(The American Baptist Board for Foreign Missions)传教士,他于1836年9月抵澳门,在郭实腊的指导下学习汉语,并一直在澳门活动到《南京条约》签订后迁往香港。叔未士曾在澳门编辑翻译过《中国档案》(Portfolio Chinensis)。据《中国丛报》载:

《中国档案》(Portfolio Chinensis),或“Chinese State Papers……191页,澳门,1840年出版。在这部档案集中收录的八份档案,直接或间接涉及到鸦片贸易。它们绝大部分都刊登在《中国丛报》上。

罗伯聃(Robert Thom)。其著作有《伊索寓言》中译本(Esop’s Fables rendered into Chinese,with a literal translation)。据《中国丛报》载:

为中国人准备的、直译《伊索寓言》……104页,澳门,1840年出版。一本对初学者非常有用的书。意译和直译放在各自的词名句之下,以便显示每个成语和字的意思。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美部会(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传教士,他于1830年到达中国后不久,就在马礼逊的安排下开始学习汉语,并长时间坚持研究中国语言文化。其著作有《广东方言中文文选》(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据《中国丛报》载:

《广东方言中文文选》……728页,澳门,1841年出版。一本收录了许多研究在广东使用的其他方言有用的材料的编辑出版物。

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32年,由美部会任命为该会广州传教站印刷工,1833年6月,起程来华,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教士,因从事的工作与传教士并无不同,因而在很多场合被称为传教士。1836年,美部会将其广州印刷站迁往澳门,他亦随之来此。卫三畏爱好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他刚到广州,就开始学中文,在广州和澳门长期居住和活动期间,始终没有间断。其著作有《拾级大成》(Easy Lessons in Chinese,adapted to the Canton Dialect)和《英华韵府历阶》(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据《中国丛报》载:

《拾级大成》……288页,澳门,1842年出版。在这本著作中的绝大部分练习适合于非粤语的其他方言使用者。《英华韵府历阶》……435页,澳门,1844年出版。这本著作采用了普通英语书写词汇,而不是口头用语。……《(采用广东方言的)拾级大成》……288页,澳门,1842年出版。这部著作中大部分练习的性质是适合用于其他方言而不是广东方言。


19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香港的崛起逐渐取代了澳门的地位。大量在澳门活动的外籍汉学研究者也逐渐离开了澳门,而活跃在澳门汉学研究舞台上的则是江沙维的学生及再传弟子等世俗人士和澳门本地居民及一些传教士。而汉学研究也逐步转向专业汉学研究时期。这些人有:

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瑞典人,1798年由瑞典东印度公司派来广州,后来一直在广州与澳门两地居停贸易。该公司退出广州贸易后,1815年他被任命为瑞典驻中国的第一位总领事,并被瑞典王家授予瓦萨爵士勋位后,移居澳门。在此后20年里,他一直从事艰苦而卓有成就的、开拓性的澳门史研究工作,直到1835年去世。

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龙思泰于1832年在澳门出版了第一部以英语撰写的澳门史著作。该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大受欢迎,当时只印了100册,很快就被朋友和熟人分取一空,现在已难以见到其1832年的原刊本了。但当时曾在广州、澳门、香港出版的一份英文报纸《中国丛报》将其内容作提要式的摘录,连载在该刊的1833年10月与11月号上。据该刊称,这部近200页的书稿,名为《在华葡萄牙居留地(主要为澳门),来华葡萄牙使节与特使,在华天主教布道团及来华教皇使节简史》。

1834年11月,龙思泰在广州出版了第二部澳门史书稿。《中国丛报》编者将其内容摘录,在同年11月号上刊登,题名为《葡萄牙人在中国:澳门的罗马天主教会及其对内对外关系简史》。

后来,在朋友们的鼓励下,他又将这两本书稿汇成一本,上编为《在华葡萄牙居留地简史》,下编为《在华罗马天主教会及其布道团简史》,并将刊登于《中国丛报》的第二卷和于1834年在广州出版的《广州城概述》作为补编收入。该书于1836年在美国出版。

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英国人,曾担任英国外交官,又是著名的汉学家。18岁时就在东印度公司服务,1816年随外交使团访问北京,对中国历史和文学颇有研究。1834年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1844年5月获委为第二任港督,1848年卸任回国后,晚年隐居布里斯特尔,继续研究中国文学。其主要著作有《中国诗歌论》、《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中国风闻录》等,还翻译了几部中国戏剧与小说。1876年获牛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他在澳门著有《贤文书》(Hien Wan Shoo,or Chinese Moral Maxims)和《中国诗歌评论》(Poseos Sinensis Commentarii.On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据《中国丛报》载:

《贤文书》或“中文道德谚语”。……199页,澳门,1823年出版。这本书里的200条谚语排成一栏,每个字的拼法和意义在这一边,意译在上边,它对学生在确定句子的语法结构时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但它们的内容不是学生在开始学习时愿意学的。……《中国诗歌评论》……《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伦敦,1829年。……108页,澳门,1834年重印。这篇文章包括了中国诗歌学的主要原理,并收录了其作者引用的引文译文。重印时,作者增加了阿美士德使团去北京时的照会和一些附录的译文。

托姆斯(P.P.Thoms),他译著了《花笺》(Hwa Tsien,or Chinese Courtship)。据《中国丛报》载:

《花笺》……340页,澳门,1824年出版。这个传奇附了原文。虽然用七步韵的原文,亦是一种非常韵文化的作品。一份有40页的附录收录了许多中国的财政情况介绍。

索萨(Jose Manuel de Carvalho e Sousa),葡萄牙人,他曾任澳门边度(AdriaoAcacio da Silveira Pinto)总督的秘书、澳门妈阁炮台指挥官(1846-1851)。施白蒂指出:

若泽·曼努埃尔··卡瓦略·索萨编出了澳门历史前三章,并根据本国作者和外国作者而分册,作品的资料或来源于载有事件发生经过的官府文件,或选录了前人所留下的手稿。书中还有所述公共建筑的平面图及一些反映中国风俗的插图。作品在澳门出版,由席尔瓦·索萨印刷厂印制。

若阿金·德·索萨·萨赖瓦(Jaoquim de Sousa Slava),葡萄牙人,出任北京教区主教,但未能成行,一直留在澳门,并在圣约瑟修院任教。他是一位澳门历史学者,研究天主教在华传播史。(葡)索萨(Acacio Fernando de Sousa)指出:

作为澳门历史学者,他的名字已载入了龙思泰出版的澳门早期历史之中,该书刊登了这位作者发现和转抄的若阿金主教当时的旧手稿……通过对这些文件的研究,许多珍的资料得到重新确认,发现不少从未发表过的有关葡萄牙在中国境内的传教团的历史文献。这些资料相当详细,不仅记载了在中华帝国传播福音的教士们所遭遇的种种不幸,也记载了对到中国去的传教士们进行日常生活指导的一些意见。

在这些手稿中,有经由他抄写的下列著作:《在华传教会记事》和《1746年以来基督教漫游中国概况》及《附录》。他是应澳门主教的要求,来抄写这些著作的。索萨说:

根据笔迹的分析,毫无疑问,这些文件的撰写者不是别人,正是《葡萄牙人在华记事》的抄写者若阿金·德·索萨·萨赖瓦。《葡萄牙人在华记事》这份文件的抄写工作是澳门主教要他做的。……我们感到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唐·若阿金·萨赖瓦或许就是编撰在华传教会历史的主将,是他将其前辈耶稣会士的活动生动地记录了下来。不过,他拟定的那些原件可能都已经下落不明了。

他自己著有《澳门名城历史事件集》,于1794年在澳门写了此书。《大西洋国》杂志的主办人之一安东尼奥·费利西亚诺·马克斯·佩雷拉(Antonio Feli-ciano Marques Pereira)首先发现了它,并在他所写的《澳门历史大事集》一书中引用了其中的部分内容。1964年,澳门葡萄牙学者布拉格重新发现了这部手稿,并以《过去的声音》为题将其刊布于《澳门教区教会会刊》上,1988年澳门文化司署出版了单行本。

伯多禄(Pedro Nolasco da Silva),土生葡人,1856年入读圣若瑟修院,在此受到了良好的汉语训练。1865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被澳门政府任命为翻译员。伯多禄的汉学成就有两个方面:首先,他从事汉语教学工作,上任后热心推广中文教育,把中文教育的对象从天主教士推广到了官校、葡童。1872年,政府公报第37号任命伯多禄在圣若瑟学院教授汉语,它的课程包括:1.粤语的文法和口语;2.官话的口语;3.中文的翻译。1884年,香港葡童学校在他的推动下开设中文课程。这打破了天主教修院的垄断,将中文课程推向了社会,进入了葡童正规教育机构。从此,澳门的葡人中文课程不单是成人教育的、实用文化知识的专科课程,而且是中小学基础教育的一个学科。这是澳门对葡人中文教育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早在1865年,即伯多禄考获首席翻译官的那一年,葡海事部长班道立颁令设立“一个有能力执行本身职务的华语翻译组织”,这促进了译员学校的诞生。他就是它最早的教师和教材的编者。除在政府翻译部门培训下属翻译员外,他还身兼多所学校的汉语教师:据1890年后澳门政府出版的刊物《Directorio de Macau》载有:圣若瑟修院、圣罗撒葡文女校、官立小学和商业学校。

其次,他是澳门对外汉语教材最早期、最多产的编者之一。扩大中文教育面后,除师资外还需要大量的教材,他又承担起了教材编写任务。它们是:1884年,在香港出版的《OCrculo de Conhecimentos em Portuguez e China》。这是他最早编写的教材,供在香港的童使用四年。1890年,翻译了一位在中国海关当书记的法国人写的《公余琐谈》,作为葡童新的汉语课本。他又出版了一套四册的汉语教科书:《Lugua Scnica Fallada》。1901年出版第一册《词汇》;1902年出版第二册《改良课本》;1903年出版第三册《圣谕广训》、第四册《常用短语,口语和标准会话》。1903-1910年,伯多禄又任官立中学中文教师,编译了一本新教材《教指南》。它于1912年出版,以后又有重印。

佩雷拉(Antonio Feliciano Marques Perieira,1839-1881),葡萄牙人,曾历任葡萄牙驻华使团书记官、澳门华务官、亚洲王室荣誉成员,并获得“龚塞桑”圣母勋章。其著述颇丰,主要有:《中国从澳门对外移民概述》(1861)、《澳门华务检察署职权评论》(1867)、《值得纪念的澳门历史事件与中国同基督徒的关系》(1868)、《澳门的中国海关》(1870)、《葡萄牙在中国的圣职授予权》(1873)。另外,1863年,他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在官报上刊登。施白蒂指出:

47期官报上刊登了陪同特命全权使节基马拉士总督出使北京的外交官A.F.马格斯.佩雷拉的一部研究作品,其内容广泛,包括中国的王朝、地理、人文、历史、人口、自然资源、风俗习惯等等。

若昂·佩雷拉(Joao Feliciaono Marques Perieira,1862-1908),佩雷拉之子,澳门出生,曾任澳门议员。索萨说:

如他父亲一样,他的知识非常渊博,对生育他的土地澳门深有研究,不愧为其父亲的继承人。他曾寻找机会同里斯本的多家报章合作,撰文扬澳门,还在1899-1903年间先后在《大西洋国》杂志第4期发表文章介绍澳门的重要情况。

他曾保存过上述萨赖瓦主教的一批珍贵的抄件资料。索萨又说:

而在若昂·费利西亚诺·马克斯·佩雷拉留下的那些珍抄件中,我们发现其中主要是《在华传教会记事》,共计有对折纸二十八张,以及《1746年以来基督教漫游中国概况》,共计有对折纸十六张,别名还有一个《附录》,共计为对折纸十张。

亚宋生(V Carlos Augusto Rocha D’Assumpcao,1862-1932),土生葡人。据他去世时,《镜海丛报》(Eco Macaense)所登计告称:

他是一名优秀的汉语翻译家。1879年作为原华人事务检察院二等见习翻译,开始其翻译生涯,1898年被提升为一等译员,并且凭着其聪明才智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工作而被任命为厅长。厖作为著名应用汉学家,在百忙之中还从事汉语研究,编了一些有意义的著作,至今对该领域的研究仍具有宝贵的指导作用。

保利诺··席尔瓦·波尔鲍沙。(葡)潘日明神父(P.Benjamin Antonio Vi-deira Pires)指出:

十九世纪其他著名中国通有彼得·诺拉斯科·达·席尔瓦(曾撰写六部著作)、若奥·罗特里格斯·贡萨维斯和若·马利安诺·马贵斯。

徐萨斯(Montalto de Jesus,1863-1927),葡籍澳门史学者。施白蒂指出:

1863年蒙塔尔托·德·热苏斯(Montalto de Jesus)在香港出生,他后来成为《澳门历史》一书的作者。该书1902年出版,1926年再版。

施约瑟(Schereschwsky)。施白蒂说:

1903年)新《圣经》汉语版问世,由在华传教多年的施约瑟主教从希伯来语译出。

汾屠立(Pietro Tachi Ventury),耶稣会士,他曾出版过早期汉学家利玛窦的信件。施白蒂指出:

1911年)耶稣会神甫汾屠立(译注:亦称王都立或文读礼)以《中国报道》为题出版利玛窦手稿。马塞拉塔,《利玛窦著作》。……(1913年)汾屠立以《中国之信》为题出版利玛窦信件,马塞拉塔。

综上所述,清中叶以后,汉学活动在澳门主要包括:第一,以江沙维为首的一批圣若瑟修院的师生和另外一些天主教传教士们所进行的、以语言学为主的汉学研究;第二,进入19世纪后,一批以马礼逊为代表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成为了汉学研究的主力,研究领域以语言学为主,但已经涉及到其他的领域;第三,19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澳门汉学的主力是江沙维的弟子们及一些本地人士和传教士,其汉学亦转向了专业研究。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港澳歷史文化研究中心

发表评论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