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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PE评介|中国与欧洲的大分流:980-1850年


引 言

中国处于欧亚生产力和生活水平大分流争论的核心:许多欧洲学者认为,在第二个千年之初,中国比欧洲更富有,但欧洲随后赶上中国,并在现代早期就将中国甩在后面。这种以欧洲为中心的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其中彭慕兰(Pomeranz) 2000年出版的《大分流》一书则发出了最强音。彭慕兰认为,如果考虑到两个大陆内部的区域差异,欧亚之间经济表现的历史差异比人们曾经认为的要小得多。然而,他只利用了展示部分经济状况的零散数据,在缺乏衡量长期经济表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情况下,重要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答——中国是否真正富裕过?如果是的话,中国是什么时候落后的?这种落后是由欧洲的正增长还是中国的负增长造成的?

回答这些问题的一个方法是估算中世纪时期各经济体的人均GDP历史国民核算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也已用于中世纪的英国、荷兰、意大利和西班牙,后来又被扩展到包括印度和日本的亚洲经济体上。然而,这种方法迄今为止仍未被应用于处于大分流争论中心的中国。本文将历史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广泛应用于一手和二手史料,以计算中国在北宋、明朝和清朝的GDP,并与估计的人口相结合得出人均GDP。由于领土扩张和皇权崩溃等原因导致的数据缺失,历朝统计数据的时段要短于朝代实际的时长。比较北宋、明朝和清朝的经济表现后发现,中国的人均GDP在北宋和明朝时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并略有波动,在清朝时期却呈下降趋势,1840年下降到980年的70%左右

将中国的核算结果进行国际比较,可以对大分流的时间产生新的认识。研究表明1090年左右的中国北宋比英国更富有,但英国在1400年时已经成功追赶;在1300年,作为整体的中国比意大利更穷,但此时中国最富的地方仍与欧洲最富的地方相当。然而,到了17世纪,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大大落后于北海地区主要的欧洲经济体,尽管它仍然是亚洲最富有的经济体。即使考虑到中国内部的地区差异,中国和西欧之间的大分流很明显在18世纪上半叶,即工业革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尽管这与彭慕兰等加州学派学者的早期研究相矛盾,但和他后来的观点大体一致——他承认早期关于中国直到1800年仍与欧洲势均力敌的说法有些夸张,这个时间在1700至1750年之间更为现实。因此,加州学派主张考虑到地区差异,中国和欧洲经济表现的历史差异要比欧洲中心论者认为的要小得多是正确的;然而,他们早期的主张又走得太远,因为中国和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经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正如欧洲经济史学家一直以来认为的那样,大分流的时间早于19世纪

历史GDP核算方法的新进展

直到最近,大多数关于19世纪中期以前经济增长的描述基本上都是定性的,这就给一些历史学家留下了这样的印象:由于缺乏可用的数据,不可能对大分流进行量化研究。然而,事实上,中世纪和现代早期欧洲和亚洲的识字率和计算能力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高得多,并在政府账户、海关账户、教区登记册、城市和贸易公司记录、医院和教育机构记录等文件中留下了大量的数据。

对于历史数据丰富的国家(如英国和荷兰)而言,可以直接根据产业产量构建非常详细的历史国民经济数据;对于其他信息相对有限,或对现有数据处理较少的国家,几位学者开发了一种重建GDP的便捷方法:对于农业,通过需求函数,利用人口、实际工资和食品相对价格的数据估计产量,并用后来发展的数据和欠发达经济体近期的数据,以及国际粮食贸易进行弹性补充;对于非农业,产量被假定为与城市人口的变化相一致,但要考虑乡村工业和农业地区的城镇。这种基于产量的GDP计算方式有助于弥合增长经济学家的宏观方法和许多经济史方法之间的分歧。

尽管中国的数据没有英国的那么丰富,但这里对中国采取的方法更接近于直接从供给估算农业产量,这是因为中国在19世纪以前只有非常零散的工资数据,不可能从需求层面进行计算;对于工业,官方的数据充足,而服务业则可以利用国家的规模、商业的产量以及城市化率的数据来计算产量。



历史中国的数据来源

从汉朝开始,中国历朝都会进行记录,政府会建立专门的机构负责编纂和记录法律和政策,以便为未来的朝代提供国家治理的经验和教训。很多内容来自地方政府的报告,其中就包括重要的经济数据,例如耕地数量、总人口、财政收入以及盐和铁的产量;还有就是像明清两朝的《实录》,这是由皇帝委托,详细记录皇宫和全国事件的编年册;《会要》和《会典》则主要记录法律和制度。就像代表性问题不会影响定性信息的使用,这些数据的完整性也不影响估计的准确性。

除了官方史料之外,还有两类材料在后文会用到:其一是民间史料,作者一般是较为杰出的民间历史学家,他们的调查研究会记录重要的经济数据。例如,马端临编撰的《文选通考》,就是中国从古代到宋代的百科全书;其二就是地方志,地方志是某省、某县、某市的地区记录,包含了有关该地区的自然、人文和经济地理的信息。地方志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数据,特别是会在一个地区集中分布的产业,例如《广东通志》是明朝后期广东省佛山一带铁工业数据的重要来源。这些民间资料有助于填补官方历史文献的重要空白。不过,尽管官方史料中的一些数据存在不准确和偏差,中国的经济史学家会借鉴其他来源并公布调整后的数据。本文的计算除了参考一手文献,还利用了许多关于中国经济史定量研究的二手文献。

这三类史料各有利弊:官方史料高度系统,能够覆盖全国,但有时也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其准确性。例如,一旦人口和土地数据在一朝初期记录好,皇帝就设定了一个固定的财政收入,就不能反映后来土地和人口真实的发展情况,这些数据只能从其他渠道获取。因此,民间史料有时比官方史料更可信,但由于它不太完整,应被视为官方史料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地方志通常比一些官方史料更可信,但它们也不太完整。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简单地将地区层面的数据汇总到国家层面,但在其他情况下,有必要考虑有数据的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

对数据的处理也相当重要,有些数据是按年计算的,但也有很多不是。例如,尽管能够追踪到粮食产量的长期趋势,但没有每年的数据,因此使用的是每10年的数据。还有就是对领土变化的处理,因为从北宋到清朝,领土整体上在扩大。文章的统计不包括朝代最初的领土扩张期,只关注领土固定不变的时期。例如,对北宋统计涵盖了980-1120年,从而避开了960-980年的领土扩张期。虽然领土变化大,但由于新领土人口稀少,因此对总人口和GDP的影响也很小,对人均GDP的影响更小。这与随后用于比较的英国相似,1700年英国从英格兰扩大成为大不列颠,导致人口和GDP的大幅增长,但人均GDP的下降相对较小。文章的计算结果不可避免地依赖于基础数据的准确性,前文也指出了一些可能的错误。为了处理这种不确定性,文章使用了帕金斯(Perkins)处理中国人口和农业数据的主观误差率法,这种方法也被用于英国和荷兰的历史数据核算。

 

中国的经济增长:980-1840年

人口

人口是估算人均GDP的基础,而人均GDP是本研究中衡量整体经济表现的关键指标,因此需要系统收集980-1840年期间纳税和提供劳务的家庭和个人数量。尽管官方记录的准确性得到普遍认可,但由于制度背景会导致无法解释的高人口增长,有必要适时调整官方数据,例如1381-1382年以及1391年的官方数据较为准确,18世纪后期的数据需要细微调整,在这两个时期之间的数据则要进行更大的调整。总的来说,北宋时期人口以0.87%的幅度快速增长;人口在元朝大幅下降之后,在明朝以每年0.32%的速度缓慢增加;在王朝更迭期间再次下降后,清朝的年增长率回升至0.70%

农业产量

农业产量主要根据耕地数量和单位土地的产量来估计,首先是计算耕地面积。数据大多来源于官方记录,部分参考了地方志,有必要对数据进行调整,因为官方数据与税收而不是与可耕地数量有关,尤其是在1766年之后,官方数据已经与现实相去甚远。除了逃税,皇帝不登记农民耕种边缘土地的措施也会导致少报耕地,文章的数据已经针对这两种类型的漏报情况进行了调整。不过这种偏差不会太大,因为人们需要登记他们的土地以保留所有权。还有就是对于不同地区和时期标准都不同的土地面积单位——“亩”,文章以1/15公顷或1/6英亩来计算。

图2A按对数比例绘制了北宋、明朝和清朝的耕地面积与人口数据。可以看出,耕地面积的大幅增长(尽管在北宋和明朝之间出现了大幅下降)跟不上人口增长的步伐,所以人均耕地面积从高峰时期北宋的9亩左右下降到清末时期的3亩,这种下降大部分发生在清朝,不过单位土地产量也在提高(从地租数据中推断出)。图2B显示出农业产量的增长速度高于耕地面积的增长速度;然而,如图2C所示,农业产量的增长速度没有人口的增长速度快,因此,人均农业产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特别是在清朝。

其中有两个时期值得注意:首先,高产香米尽管在北宋后期被引进,并大大提高了粮食亩产量,但并没有大幅提高生活水平或人均产量,高产只是抑制这一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均耕地减少的负面影响;第二,18世纪以来人均农业产量的下降导致了内卷化,即人口增长超过了耕地面积的增长,粮食产量的增长又不足以抵消人均土地的下降。

工业产量

工业被分为四个主要行业:(1)金属和采矿、(2)食品加工、(3)纺织品和其他制造业以及(4)建筑。本文的方法是获取每个主要工业分支的产量指标,并以1840年为基准年,利用增值权重将这些指标汇总为工业生产指数。

金属和采矿业的产量是使用铁、铜和盐的数量数据来追踪的,产量可以汇总每年政府采购的和用于铸币的铁和铜的数量,并用税收估计私人产量来调整官方给出的产量(除非该产业受到当时政府的严格监管)。这三类工业都被假定为与人口增长趋势一致,因此在北宋、明朝和清朝都有快速增长,并在朝代更迭中倒退。图3C显示了工业生产的总体指数,从长期来看,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与人口的增长速度大致相同,因此,人均工业产量没有太大增长。

服务业产量

与农业和工业相比,服务业得到关注要少得多。文章将服务业细分为三个子产业:(1)商业,(2)政府服务,以及(3)住房和家庭服务。商业产量根据农产品和工业品的流通量估算;政府服务根据官员和士兵的数量以及他们的工资计算;住房和家庭服务则被假定与人口同步增长,各行业总的产量见图4A。

其中最重要的是北宋后期政府的规模急剧上升,这一规模在明代保持,但在清代又急剧下降。这应该是由于政府收入在北宋后期已经达到了名义峰值;在清代,由于人口和物价水平都超过了北宋的峰值,政府服务的实际数值在人均基础上急剧下降(见图4B)。这与现代早期西北欧崛起的财政国家形成了强烈对比——税收在他们GDP的比重中不断增加,从而为公共物品提供了资金。

国民生产总值

将上述三个产业的产量合并,可以得到GDP数据,再与人口指数相结合,就可以得到人均GDP指数(均在图6中显示)。


估算的准确性

鉴于基础数据并不一定准确,故需要对数据进行谨慎的鉴别和处理。除了上文提到的一手史料编纂者可能出现的主观误差并用其他史料补充佐证以外,文章还对所使用数据按照可靠性进行评估并分级,并用敏感度分析得出误差对数据结果的干扰较小。各种检验显示,文章使用的数据较为可靠。



中国的经济表现

北宋、明朝和清朝的比较

北宋、明朝和清朝的实际GDP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87%、0.27%和0.36%。尽管北宋末年和明朝初年的GDP和人口急剧下降,但在这两个朝代期间和两个朝代之间,GDP基本与人口同步,因此,人均GDP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且波动不大;但到了清朝,人均GDP剧烈下降,年增长率为-0.34%。因此,1620年的人均GDP与980年的水平差不多,但到了1840年则下降到980年的70%左右。

上述人均GDP的变化模式与大部分有关中国经济表现的定性文献大体一致。中国早期良好的经济表现和后来的落后引发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并提出解释,其中包括伊懋可(Mark Elvin)提出的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李约瑟(Joseph Needham)之问,以及魏特夫(Karl Wittfogel)强调的早期灌溉工程,即水力帝国同时带来了高水平的农业生产力和扼杀后期发展的官僚主义。然而,这些学者的理论都没有定量依据,即使有也只是某一个行业或某一个地区的,而不是整个中国系统的定量数据。本文的数据证实了上述说法,并提出了与加州学派截然不同的观点——由于现代社会在十八世纪已经兴起,经济上的成功开始以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来衡量,而此时清朝人均粮食供应量的下降却没有通过工业或服务业的发展或粮食贸易来弥补。因此,即使人口和领土在这一时期急剧扩张,清朝也已经不是经济繁盛的时期。相反,欧洲的人均GDP在中世纪晚期就已经远远超过了勉强维持生计的水平。

中国和英国的比较

将中国和英国人均GDP转换为美元,可以将二者进行比较。表6列出了中国和英国在980-1850年内的人均GDP数据,可以看出北宋中国在11世纪末比英国更富有。然而,中国的人均收入在明朝末年之前一直没有趋势性的变化,而英国的人均收入从十四世纪中叶开始,即在黑死病危机之后上升,并在15世纪初追上了中国,然后逐渐领先。中国在清朝时期进一步落后,因为中国的人均收入开始下降,而英国的从十七世纪中期开始迅速增长;到十九世纪中期,中国的人均GDP仅为英国水平的20%。

亚洲和欧洲的比较

欧洲内部的“小分流”和欧亚之间的“大分流”相伴。在1348年黑死病爆发之前,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人均收入远高于英国和荷兰,这种状况到1750年工业革命之前已经相反。表8的数据显示了亚洲内部的“小分流”——中国和日本命运的逆转。在1450年之前,日本的人均GDP非常低,但随后经历了类似英国和荷兰的偶发性增长:在1450年和1600年经历了一段正增长之后,在第二个增长阶段(1720年开始)之间维持了稳定的水平;1868年明治维新后更快速的增长就是建立在早期的活力之上的,明治维新也标志着亚洲出现首例现代经济增长模式。日本人均GDP的上升与中国的下降形成鲜明对比,据此,日本在十八世纪超过了中国。印度的人均GDP从大约1600年的莫卧儿王朝高峰期开始下降,因此被日本在17世纪超越。

文章的数据表明,中国在北宋时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但将中国与中世纪欧洲最富有的地区相比,意大利很可能在1300年甚至更早时已经领先;到1500年,荷兰和意大利都大大领先于中国。然而,就这样得出大分流始于16世纪的结论之前,需要考虑到加州学派提到的中国相对于欧洲国家庞大的领土面积,在十八世纪之前,中国一个较小的地区,如长江三角洲,很有可能仍然与欧洲最富裕的部分相当。

敏感性检验

本文的主要贡献是发现在清朝时由于人口大量增加,而耕地面积和作物产量没有跟上,导致中国的人均GDP大幅下降,与同期欧洲的趋势截然相反,故大分流在18世纪已经开始无法通过中国内部差异的解释来转圜。本节将探讨是否有可能恢复彭慕兰最初的结论,即大分流到19世纪才开始,但答案是否定的。

 以十九世纪中期为基准计算出长江三角洲的人均GDP后,对于其历史的人均GDP无论采用较高或者较低的估计,在十八世纪上半叶都落后于英国、荷兰和比利时。

 在明清两代之间,关键的人口和农业产量数据明显存在着不连续的情况,那么人均农业产量的下降是否只是清朝数据的统计假象?事实上,人口数据的中断很短,仅限于1640年明朝最终崩溃前后,耕地总面积下降的速度比人口下降的速度要慢,因此,人均土地有所增加,所以在明朝的最后几十年,人均农业产量有所上升;随着1650年人口逐渐恢复,人均土地和人均农业产量就如马尔萨斯理论预测的那样下降。领土扩张和人均土地的继续增加是1620年至1690年人均农业产量增加的基础,然而,随着领土停止扩张和人口持续增长,人均土地和人均农业产量开始下降。

 即使去掉中国人均GDP在清朝时的下降,甚至会发现如果没有这种下降,中国就从来都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因为意大利在十四世纪时人均GDP水平已经很高,那么没有经历清朝衰落的中国在中世纪就已经比欧洲穷得多了,对于大分流的讨论甚至不会出现。

 本文的计算已经表明,18世纪上半叶是欧洲和亚洲大分流的节点,这也是加州学派和使用其他量化指标(如实际工资和城市化率)的经济史学家正在形成的新共识。


来源Broadberry, S., Guan, H., & Li, D. (2018). China, Europe,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A Study in 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ing, 980–1850.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78(4), 955-1000. 

编 译:罗洁/吉林大学

编 辑:信开河/长江学者高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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