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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要|【文研论坛151】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对话

2021年11月28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151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对话”。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海洋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庆新、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孙键作引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伯重主持。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前进,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纯艳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伊始,李庆新老师以南海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为中心发表学术演讲。李老师首先指出,历史学与考古学是“一家人、亲兄弟”, 彼此都以实证为基本方法,靠史料说话,并且目的一致,即复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与轨迹,殊途同归。随后由三方面介绍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相关问题。


一、海上丝绸之路时间史。在海上丝绸之路“史前史”方面,人类早期海上交流史成果,几乎是考古学的“功劳”,构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史前史”非考古学不能为。考古发现与文化遗存证明,早在数千年前,人类就以海洋为纽带,通过海洋进行远洋的文明交流,而且一直延续到公元一世纪前后“海上丝绸之路”出现,人类早期海上交往历史或许可以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史前史”。关于海上丝绸之路具体时间和断代,李老师以勿里洞沉船之“宝历二年”(826年)长沙窑碗、井里汶沉船之“戊辰”(南汉大宝十一年,北宋开宝元年,968年)越窑刻花莲瓣碗等为例,指出前者为9世纪上半叶唐敬宗时代的阿拉伯沉船,后者为五代南汉后主末年从兴王府(广州)归航的东南亚商船,这两艘沉船发现对研究晚唐和南汉末年中国与亚洲海洋贸易均具有重要意义。海洋考古发现遗物上的任何一件器物都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蕴藏特殊的历史信息,确定了年代,就可以通过时间标记观察器物所处的时代,进而达到证史、补史的作用,因而器物的时间断代非常重要。而关于具有特殊意义的海上丝绸之路时间或概念,如“亚洲地中海”(东方地中海)、“东方大航海时代”、“广州时代”(唐宋、明清)、“泉州时代”(宋元)、中国瓷器外销的“明代空白期”(Ming Gap)等,考古学研究都是当仁不让的“主力”,结合历史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研究,“多重证据”互相参证,对相关历史进行综合考究和整体考察。


井里汶沉船越窑刻花莲瓣碗上的“戊辰”划刻纪年(968年)


二、海上丝绸之路空间史海上丝绸之路的空间史主要包括三方面内涵。其一为海上丝绸之路/海洋知识空间,如南越国官署遗址发现木简书写的“南海”、“番禺”等词,显示秦、南越国前期(即赵佗时期)对南海已有认识,秦置“南海郡”也体现了海疆治理的概念。马王堆汉墓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首次将珠江水系和南海绘入图中,表明西汉对南海、珠江口湾区已有较确切的认识。宋以后一些舆地石刻将南海绘入图中,也表现了与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的海洋意识、海洋观念与海洋知识的不断演变与增进过程。其二为海上丝绸之路特殊地理空间,通过对公元一世纪前后数百年东亚海域各港口与聚落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结合历史文献、图像等资料,可以串联起海上丝绸之路初兴期东亚的港口与航路体系。如泰国南部的三乔山(Khao Sam Kaeo)海港遗址出土众多遗物,年代属于前五世纪末至公元二世纪,其究竟是大都会式的港口城市,或是南海上的一个城邦国家,还值得继续探究,但是由此可以确定它是早期海上丝绸之路史居于前列的重要港口。此后中国番禺、徐闻、合浦、越南南部Oc Eo等海港遗址考古发现,也显示了各自在早期海上丝绸之路史上的重要地位。其三为海上丝绸之路特殊航段或区间。目前东亚海域发现的古代沉船大多处在古代海上交通的主要航线和贸易区域,例如南海北部华南沿海海域,西部中南半岛海域,泰国暹罗湾,南部马来半岛-加里曼丹海域,马六甲海峡-印尼爪哇海域,菲律宾西海域,其中包括屡见于中国文献记载的七洲洋、交趾洋、昆仑洋等处。这些贸易繁剧的特殊航段或区间也是海难频发的场域,成为今天沉船考古的重点区域。通过上述港口、沉船等考古发现梳理与排比,结合历史学研究,可以发现湾区、半岛、海峡、岛屿等地理空间对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重要性,这些小微地理空间大多处在交通要冲或兼备多样性,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海洋活动的重点区域/海域,重要节点,重要区段,北部湾、珠江口湾区、暹罗湾等具备多种有利的海洋地理形态,成为早期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重要地理空间。此外,随着航海技术与能力提高,交通航线的改变,上述海洋空间在海上丝绸之路史上的重要性也是变动的,出现地位上升、下降、旁落、衰微等情况。


井里汶沉船上的爪哇风格金柄佩刀


三、海上丝绸之路专题史。一船一世界,一艘船就是一个流动的小社会。海洋考古发现为海上丝路研究提供难得的见微知著、以小见大的实物资料,由此能够衍生对涉海人群、制度与政策、航运与造船、经济与社会、生活与信仰,以及地理、气象、环境、技术、物种等相关问题的延伸探讨。而海洋考古对思考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重大历史问题,进行理论与体系建构,同样能够提供重要支撑。如泰国湾沉船、勿里洞沉船、印坦沉船、井里汶沉船、南海I号沉船等考古发现,不仅可以补充8-13世纪东西方海洋交往丰富多彩的社会经济史,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改写唐宋社会经济史的若干重大内容。现有沉船考古及相关研究显示,唐宋之间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外市场“无形之手”,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形成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与海外市场消费互相联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历时数百年的深刻社会经济变迁与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既有来自唐宋中国的内部力量与内在逻辑,同时也有来自海洋的外部力量的影响,内外关联、海陆互动,海洋因素成为影响中国发展不可忽视的要素之一。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海洋发展最值得骄傲的辉煌时期,看不到唐宋“大航海时代”,看不到“海上丝路”与“海洋中国”,那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因此,从域外看中国,从海洋看陆地,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基本研究视角


最后,围绕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思考。李老师指出,海上丝绸之路史可以看作是一门专题的世界史,或专题的海洋史。历史学、考古学都大有作为,需要各展所长,互相补位。当前亟需以海洋史或海域史本位,观察海陆互动的理念、全球史视野与区域史方法的结合,关注海上丝绸之路的基本空间,按专题把研究做深做实做细,避免概念化和肤浅化,浮在上面。在史料上要讲求“多重证据法”,中外结合,注重挖掘涉海图像、海图(地图)、文艺作品与民间文献等。加强多学科交叉合作,加强中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的学术创新与学科发展。


印坦沉船出水的四耳罐


孙键老师以“舟楫之利,以济不通”为题,探讨史学框架下的水下考古问题。孙老师首先强调水下考古学是考古学的组成部分或分支之一,是陆地考古向水下的延伸;而考古学又是历史学的组成部分,是历史学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延伸和拓展,阐明了三者间的关系。对水下考古而言,沉船是其重要考察对象。船舶是沟通联系的桥梁,沉船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载体,是存在于另一个“世界”的文化遗产具有众多意义。如船舶制造通常是同时期人类文明所能达到高度的标尺之一;船舶深刻触及社会,是观察社会的一种方式;出水沉船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是研究船舶技术史的重要途径,能够弥补文献记载的缺陷,特别是古代科学的建造记录表述。因此在沉船考古视野下,我们也能观察各地交流与文明融合的种种情形。


随后,孙老师以不同时空的多艘沉船为例,详细介绍了沉船蕴含的众多历史信息。


海上丝绸之路路线上的沉船(中国)


其一为航行于东北亚的绥中元代沉船,船载大量瓷器多为元代磁州窑器物,也出现了铁锅、铁犁等铁器,应是在磁县就地装船,出海前往东北亚地区的一条商船。说明元代的商品流通业发达,磁州窑的生产技术、产品销售的辐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绥中沉船采用沿渤海西北岸近岸行使,沿途多处停留,可见葫芦岛海域是环渤海地区古代航线的重要一环。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北方环渤海贸易体系亦是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分支。


其二为西沙沉船之珊瑚岛一号沉船与华光礁一号沉船,船载瓷器多为德化窑,应出自福建。并且船上发现了浮雕“八仙纹”石板与石像。以此结合东南亚等地现存的宗教石板、石柱与石像依存可见,船员们将本地信仰与宗族、宗教性质物品在新地区重新构建起来。


其三为“南澳一号”沉船,船体基本上按等距排列舱室,这种新的舱室布局方式与以前中国传统的舱室布局区别明显,或许参照了西方密肋的远洋风帆商船的设计理念。由此可见,“南澳一号”沉船紧密联系着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航路,给东南亚地区经济带来重大影响,船体舱室布局的变化也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海外贸易环境。


广州北京南路出土的清代三艘古船有多道舱壁,

为舱壁与肋骨混合结构


其四为异地发掘的“南海一号”宋代沉船,船上出土的金箔(金叶子)有地理位置的标识,而铜钱则以货物形态出现,其中部分从临安流出,这与宋代高度发达的商品社会密切相关。此外还出土了大量动物遗存,反映宋代海员在航海过程中对动物资源的利用情况。植物方面则多为适于腌制的果品,是为远洋航海特意准备的。船载瓷器多为来自北方的耀州窑和定州窑产品,以及具有草原民族特色形制的陶瓷产品。船上也出土了一些小型造像,由此可以管窥航船的社会,以及海员们的文化与信仰。


其五为小白礁沉船,其结构工艺比同时期中国木船明显落后很多。由此延伸到传统造船术的式微与学习问题,孙老师强调,中国古代的传播图样通常只是采用标注文字和尺寸的示意性图样,而通过引进和学用西方的比例绘制工程图样、连接木构件、工具后的中国木帆船建造,在制作精度、质量、效率等方面都发生了质的飞跃,极大促进了我国木船的建造水平。


综合上述个案考察,孙老师总结了当前中国水下考古发展的一些困难与缺陷。一为全面摸清“家底”的困境;二为晚唐五代以前遗存的整体缺失问题;三为50米以深遗存的零发现问题。这既与当前潜水技术有关,又因与近岸相比,深水航行是相对安全的,故沉船相对较少。四为出航与回航的不对称,即目前发现的沉船大多是离开中国的,只有个别西沙北部礁盘周边存在向中国航行的沉船。并且对国外材料的掌握也并不全面。为此,应在遵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的基础上,大力推进相关考古活动与研究工作。


小白礁一号沉船遗迹的平、剖面图



讨论环节


围绕以上两位老师的主题发言,出席本论坛的其他老师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与见解。汪前进老师由“多重证据法”与历史地理学中的“地理证据”入手,将古地图与考古、历史研究结合,图文并茂地探讨历史地理学对海上丝绸之路与水下考古研究的重要性。历史与考古研究都需以地理证据为基础。地理证据包括两类:历史地理证据与现代地理证据。历史地理证据体现历史时期的地理状况与变化,是由古文献记录的、和通过现代科学手段研究出的历史地理证据组成。现代地理证据则是通过现代手段观察、统计、分析、研究所形成的能够反映历史时期的地理证据。两种地理证据均存在着以下富有张力而内在统一的特点:地域性与全球性;时段性与稳定性;客观性与主动性;联系性与孤立性;连续性与间断性;整体性与层次性;共同性与差异性等。故此,应注意选择、具体分析和巧妙使用,才能收到好的学术效果。


随后,汪老师分别举例,介绍多重证据对历史研究的不同作用与意义。首先由现代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可以观察中国沿海的历史地理状况,尤其是海岸线的变迁。现代地理证据也能为历史研究提供思路,如关于马可波罗在锡兰(斯里兰卡)周边的航线问题,由现代卫星地图与地理勘测可见,印度本土与斯里兰卡之间的地峡(保克海峡)中有许多小岛断续相连,平均水深仅2-3米,大中型船只难以通过,所以过去所绘的航行路线图直接从印度与斯里兰卡间的海峡穿过是需要斟酌的。至于古地图证据,近年来大量古地图被发掘和出版,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源。古地图作为图像资料,与文字材料提供的信息与解读方式不同。无论是中国或西方人绘制的中国古地图均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汪老师以近年发现的“塞尔登中国地图”为例,指出其将南海与东南亚全部绘出,是此前几乎未见的。中国的传统航海图多为“航线图”,本图则为重视整体情形的“海区图”,并且关注内陆情势。该图引用了中国的分野概念,欧洲人既不懂也反对这一概念,据此可知这幅地图应为中国人或海外华人所绘。这幅图上比较详细地画出了南海上的西、中、东三条航线,尤其是东面那条是首次见到且具有重要意义。汪老师认为,这条航线应是回航中国的路线,该航线的发现也涉及解释黄岩岛为何由中国人发现的问题。


 塞尔登中国地图(局部)


黄纯艳老师从李老师和孙老师的发言出发,强调历史学与考古学互补的必要性。历史学与文献史料能够解决制度背景、社会经济背景(包括区域经济、贸易运行方式)等问题,同时需要辨析史料性质。考古学则能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特别是对民间海上活动的记载,时间越往前,越是如此。可以解决文献缺载而难以解决的问题。此外,考古学也能揭示文献忽略的面相,水下考古呈现的是文物和船只,反映民间商业活动状况、贸易的兴与衰、政策的开放与封闭。真正从海洋的视角观察中国。如“南海一号”的考古工作者提出“聚落考古”的思路,对历史环境、海上生活进行综合研究。要让这些发掘的“静物”活起来,就需要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结合,甚至更多学科方法的运用。并且,水下考古能够解决技术方面的问题,采用最先进精确的测绘技术和各种现象、三维模型等数据采集模式,提取的文物准确的三维坐标和数据模型。


黄老师继而以船舶大小、载重与铜钱使用两例阐释历史学与考古学结合的意义。在船舶大小方面,“南海一号”沉船作为孤例,难以判断其在宋朝船舶中的比较大小,因此需要通过文献系统了解宋代造船业发展状况,但需要注意辨析史料的性质。由于宋代漕运以运粮为主,征税以力胜税为主,因而内河船以容积单位“料”计算大小,关注的是载货容积。海船则由于市舶征税以货物税为主,方式是比例税,故以梁宽(面阔)计算大小,关注的是航海能力与稳定性。但吴自牧在笔记《梦梁录》中按内河船习惯,以“料”描述海船大小,显然不能作为划分海船等级的标准。以此类推,《岭外代答》对木兰舟的描述、《萍洲可谈》关于海船“深阔各数十丈”的记载都不能作为准确的数据使用。可供参考的是宋朝官府征调和雇佣民间海船时的等级划分,再结合其他记载,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南海一号”在宋代船舶中的规模。至于船舶载重情况,现有文献不足以提供梁宽与载重间的对应关系,由海船大小难以推测其载重量。但考古学技术可以对甲板以下保存完整的“南海一号”作出精确测量,大致推算其排水量。


南海Ⅰ号的发掘现场,沉箱和船体一起露出水面50厘米


秦大树老师以考古视角切入,观察考古成果对推进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考古学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取得新的研究成果,陆上陶瓷考古的成果使我们对陶瓷器物的生产时代、规模和特征不断取得新的、更准确的认识,不断向更准确阐释文物资料、给予物质材料更准确断代与定性的方向发展,由此会对历史学家提出随时关注考古进展的要求。秦老师随后结合以“明代间隔期”问题为例,探讨历史结论与考古发现的互动与互进。布朗(Roxanna Maude Brown)博士曾提出“明代间隔期”(The Ming Gap)的概念,认为14世纪中后期中国出口瓷器极少,14世纪中叶到15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东南亚沉船中几乎未见明代的青花瓷,15世纪中期前后中国瓷器在东南亚市场占比也由100%暴跌至1-5%。她认为这都是明初海禁政策所致。这是基于沉船情况统计的结论,但也有局限性。沉船作为“时间胶囊”,并不能全面反映中国瓷器输出的整体情况,沿海地区长期使用的遗址更能反映中国瓷器外销的面貌。随着龙泉窑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深入,学界逐渐改变了龙泉窑瓷器均产于宋代或元代的看法。被认定为南宋和元代的海外龙泉窑瓷器中,有相当部分是明初所制。成功的识别出明初的龙泉窑瓷器,使我们看到,明早期中国瓷器输出的规模并不小,“间隔期”的说法不准确。与该问题相关联的是,以往学界认为“郑和下西洋”活动并未带动大量海上贸易,是较单纯的外交和政治活动,现今在海外识别出大量明初龙泉窑瓷器,证明自元末至明宣德年间,中国的瓷器外贸始终处于高峰时期。至于此时未见青花瓷的疑问,秦老师指出,根据最新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证明明初景德镇受战乱冲击,生产能力大降,民窑的产品质量很差,不生产青花瓷。因此外销以龙泉窑为主,民窑在宣德末期到正统年间开始生产青花瓷,大量外销出现在弘治以后,而朝贡贸易的规模很少,自然不会有青花瓷被发现。布朗的结论是明朝的海禁政策极大地阻碍了商贸活动,但在从南中国海到印度洋地区沿海遗址考古发现的资料可知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宣德末期到成化年间是中国海上贸易受海禁政策影响比较强烈的时期。这也需要历史学科进行更进一步的诠释。


龙泉窑窑址分布图


此外,水下考古资料也对对历史学界提出了完善已有结论、解释“新题”的要求。如此前学界根据文献资料,得出南宋政府大力发展海上贸易以补充财政所需、维持政府运行的结论。但海外发现的南宋早中期瓷器极少,因此海外贸易与政府财政需求之间或许并无直接关联。而从北宋中期直到南宋孝宗时期,海上贸易的规模都特别小,这是否与宋人追求风雅生活、忽视外贸有关?此外,还有一些由考古成果生发的问题,亟待学界予以解释。如从新判别出的大量明代早中期瓷器出发重新讨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在政治外交活动之外是否也具有拓展贸易的目的?在隆庆开关前的弘治与正德朝,为何出现了中国瓷器外销的一个小高峰?中国瓷器在奥斯曼帝国主导下的海上贸易体系中,如何通过东南亚向伊斯兰世界转运具有伊斯兰风格的定制瓷器,并且有相当数量被转运到欧洲?如此种种都需要考古与历史学科共同努力,将诠释历史资料和考古发现对应起来。


荣新江老师由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整体情况出发,指出目前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缺陷与不足。当前,考古学不断发展,学科体系日趋完善,逐渐走向独立化。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而言,考古学资料也越来越重要。但历史学也不能完全让位于考古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仍应从历史学与文献史料出发,并在中外关系史(中西交通史)的整体框架下开展研究工作。如冯承钧、向达等前辈学者治中西交通史时,都是西域与南海“两手一起抓”,整理了大量海内外传世史籍,奠定了研究基础。随后,荣老师结合自己在丹麦、德国等地寻访敦煌文书时发现汉文针录图等史料的经历,指出仍有众多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史料流散于外,应系统、全面地调查各近代殖民国家的图书馆,如穷尽敦煌文书一般搜集流散于外的海上丝绸之路史料


论坛现场


而在史料使用方面,当前中国学界的视野也具有局限性。域外文献在研究中外关系、海外贸易与补充中国史料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其中尤以波斯—阿拉伯文的文献为重,但中国历史学者对发掘、翻译域外文献的投入显然不足。尽管前辈学者做了不少发掘海外资料、翻译如《道里邦国志》、《世界境域志》等经典域外名著的工作,但这显然已不能满足当下的研究需求。因此,与考古学与古地图学者相比,专事历史学的海上丝绸之路学者在史料运用上是极为有限的,制约了研究视野。此外,海内外金石材料与中国腹地地区的文献也亟待发掘。关于海外的金石材料,沙畹(Edouard Chavanne)在百余年前曾探究印度的中古时期汉文碑铭,但显然尚存有较大研究空间。中国内地的海上丝绸之路材料以陕西泾阳发现之《杨良瑶神道碑》为代表,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各地方志、家谱等材料中,仍有不少值得关注的海上丝绸之路史料。


最后荣老师总结道,随着“一带一路”成为热门研究领域,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探讨也日趋学术化。中国学者需要改变传统观念,将研究视野由陆上农业国家转变为海洋国家,以海洋为中心视角展开论述,并以海洋国家意识支持相关海外典籍的翻译与研究。


最后,李伯重老师为本次论坛作结。强调在“多重证据法”的指导下,尽管文字材料有时是残缺、错误的,但仍应将域内与域外文献作为整体历史背景的参考。此外,汉文与伊斯兰世界的史料文献都是亟待开发的宝库,使其与考古发现结合,能够相得益彰,得到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的结论。为此,大学历史系需要培养更多研读域外文献、投身水下考古的学生,将语言、历史与考古相联系,整合各方力量,推进海上丝绸之路的各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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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秋怡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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