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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纪要 | 孙卫国:“西方有关东亚古代朝贡体系学说的再省思——从费正清到康灿雄”


       2022年2月7日19:00,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抗疫系列学术活动——“守得云开见月明”系列学术讲座第七讲在线上举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卫国教授,通过腾讯会议,作了题为“西方有关东亚古代朝贡体系学说的再省思——从费正清到康灿雄”的学术报告。本次讲座由历史学院院长余新忠教授主持,校内外近300位师生在线参加。


       孙卫国教授首先指出,中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发展迅猛,引起西方某些国家的焦虑,担心中国传统的朝贡体系“死灰复燃”,西方个别国家领导人甚至直接斥之为“朝贡体系”。美国学术界也将中国当代的外交政策跟朝贡体系联系起来考察,即如《美国与东亚关系学刊》(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于2009年春·夏季号刊发了一个特辑,题目就是“从‘朝贡体系’到‘和平崛起’”(Special Issue: From ‘Tribute System’ to ‘Peaceful Rise’),直接将当下中国的对外关系跟中国传统的朝贡体系论联系起来考察。这引发孙教授的思考——这样的担心与联想是否有道理?据此引出本场报告核心议题——检视西方有关东亚古代朝贡体系学说。


      本场报告主体分为五部分。在前四部分,孙教授分阶段相继梳理介绍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朝贡体系论”(“同心圆”理论)、美国学者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游牧帝国中心论”(“两极模式”学说)、加籍华裔学者王贞平(Wang Zhenping)“唐代亚洲多中心论”(“多极模式论”)与美籍韩裔学者康灿雄(David C. Kang)“东亚朝贡制度普遍论”,并旁涉日本学者西嶋定生(Nishijima Sadao)“东亚册封体制论”(“四要素说”)与中国台湾学者高明士(Kao Ming-shih)“五大支柱说”。通过分析诸学说之间或承继、或对抗的逻辑关系,孙教授考察诸种学说之间的异同,进而重新思考朝贡体系的特性。


      通盘考察之后,孙教授在第五部分进行总结评价。他指出,有关中国传统对外关系模式的研究学说,大体有两个视角:一是从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层面来考察,二是从中国边疆史地与游牧民族研究的层面探寻。第一个视角视野更为宏大,某种意义上包含第二个视角。美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著作非常多,以费正清所讨论的传统中国的世界秩序的“同心圆”论、巴菲尔德所构建的中原王朝与游牧帝国的“两极模式”论、王贞平的“多极模式论”和康灿雄的亚洲各国视角论,最为典型。其余相关学说,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做这四种的补充与延伸。总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综合讨论上述学说。


      首先,东亚朝贡体系存在“虚”与“实”的问题。费正清与康灿雄揭示了朝贡体系的实在性及其对古代东亚世界的意义,巴菲尔德与王贞平则更多讨论的是朝贡体系的“虚”的一面。在费正清所构筑的“同心圆”理论中,在第一圈“华化圈”(The Sinic Zone)中,朝贡体系是一种实质性的存在,费正清和康灿雄都揭示了这种实相;而在第二圈“内亚圈”(The Inner Asian Zone)和第三圈外圈(The Outer Zone)中,则是一种虚相,巴菲尔德以“游牧帝国中心论”强化了这种虚像。


      其次,中国中心论的“真”与“假”问题。费正清既肯定中国为古代东亚世界的中心,且构建起一套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论”。康灿雄尽管重视周边各国在朝贡体系中的自主性与主动性,但也肯定这个体系是由中国所主导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在他们看来,中国中心论不仅是真的,更是一种历史存在,是毋庸置疑的。而巴菲尔德与王贞平对“中国中心论”持否定态度。巴菲尔德建构的“两极模式”,将“中国中心论”置换为“游牧帝国中心论”。在他看来,正是游牧帝国的统一与分裂影响了中原王朝的稳定与安危。王贞平认为唐朝只是亚洲多极世界中的一极而已,反对中国王朝的中心说。


     再次,周边各国对古代中国挑战的“强”与“弱”问题。费正清将古代中国世界分为三个层次,他也看到周边各国对中原王朝的挑战,但认为主要来自第二圈,这个观点被巴菲尔德进一步强化,给予了实质性的解读,成为决定与中原王朝关系的主导性力量。康灿雄事实上更多是关注费正清所讨论的第一圈,虽然也讨论过其挑战性,但无法撼动中国的中心观。王贞平则从东、西、南、北四个方面分别讨论了突厥、南诏、朝鲜半岛、吐蕃等各方面的挑战,指出这种挑战是一种真实性的存在,某种意义上,有些夸大“四夷”对于唐朝的挑战强度。


       在报告的最后,孙教授指出,历史是多层面的,研究视角也应该是多重的,这样才能把握历史的真相。前述四种主要学说,或许我们很难说哪个更符合历史情境、更具普遍性,因为每个学说都有其适应性,也有其局限性,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一些历史层面。我们应该采取辩证的态度,批判的眼光,取其所长,去其所短,从而丰富我们对东亚历史的了解。至于当下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关注的是经济与贸易,跟传统的朝贡体系没有关联。因而“死灰”不可能“复燃”的,西方的联想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猜测,只会扰乱当今的世界局势。这也呼应了报告伊始所提出的思考。


      孙教授最后指出,诚如康灿雄所言,即便在奉行朝贡体系的明清王朝,稳定强大的中国是东亚和平的关键,那么在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外交原则”的今天,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一定是东亚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定海神针!


      主题报告结束后,主持人余新忠院长指出孙教授今天的讲座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并即兴谈了两点感悟。第一,学术研究层面的感悟。孙卫国教授今天这场讲座本身,是他在中韩关系史与史学史两个领域研究内容的结合,融会贯通,贡献给我们这场学术盛宴,在认知层面给听众造成强有力的冲击,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第二,学术普及层面的感悟。通过聆听孙教授这场报告,深刻地体会到真正能够在历史长河中,流传深远的东西,归根结底还是思想、文化、学术范畴的内容,我们应该用各种各样的途径来把学术知识展示出来,变成一种民众的共识。从这个角度来讲,学术从根本上也将非常有力量。


      孙卫国教授的报告引发了线上听众的兴趣与思考,讲座后听众踊跃提问。本场报告在热烈的学术氛围中落下帷幕。



供稿:吴东铭

编辑:李锦

审校:祝子慧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明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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