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全三册),沈弘编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4月第一版,198.00元
两千多年前,墨子阐述“针孔成像”。遗憾的是,世人真正实时记录世间万态,要到19世纪中叶以后,光学成像方成实用技术。1867年,照相摄影技术开始带进清朝帝国,获取了系列华夏黑白影像,这批原版真迹《中国与中国人影像——约翰·汤姆逊记录的晚清帝国》(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A Series of Two Hundred Photo⁃graphs, with Letterpress Descrip⁃tive of the Places),至今保留在美国大学图书馆,近年还有中文版付印。摄影技术的发明与进步,得以全景记录满清晚期的社会冷暖和世态变迁。
在此之前,世人只能通过绘画,重现华夏与世界的影像交流。前摄影时代的绘画,依靠主观所见、大脑记忆和艺术表达后的场景再现,写实性和文献性不如摄影资料。比如,托马斯·阿罗姆(Thom⁃asAllom(1804–1872)有关中国的绘图版亲历游记,或者通过他人叙述,转化形成想象画面,分别在1842年,1845年和1859年由菲学(Fisher)父子、彼得公司(Peter Jackson)和伦敦印刷出版公司(The London Printing&Publish⁃ing Co)付梓面世。这批绘图景致流传至今,当然也属难得史料,但原作笔触下夸张和变形成分,与国产《点石斋画报》通病类似,研究参考价值有待小心求证推敲。
诸如依托画笔,向西方社会叙述远东场景的早期绘画版研究资料中,学界有识之士公认《伦敦新闻画报》最具研究价值。它作为“世界上最早的以图像为主的画报,以细腻生动的密线木刻版画和石印画,以那个时代的技术条件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再现了世界各地的重大事件”。
现在,经过整理者沈弘先生的努力,中国读者有幸从《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上、中、下)中,发现回眸历史的一扇窗口。《伦敦新闻画报》弥补了阿罗姆的记忆失真和汤姆逊的前期空白,对中国史学界而言,无疑是珍贵的第一手旁证史料,具有与文字记载相互印证的平行实证价值。更为重要的是,画报记录的历史时段处于1840以后的中国转型时期,东、西双方激烈碰撞的世纪火花,亟需来自他方的视角与语境,供后人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具体到作者潜心跟踪的西学东渐领域,主流史界一般以1847年受训美东中学的容闳(1828-1912)、黄胜、黄宽作为近代华夏留学西方的先驱,并习惯将容闳推动与带领的1872年百名幼童旅美学习,作为晚清人才全面开放的主流源头。至少,在《伦敦新闻画报》1845年11月8日报道中,上述流行学术论点遭遇图文并茂的严峻挑战。是年,两名来自广州商人家庭的男孩郭亚成(A-Shing)和郭亚裔(A-Yow),从英国利物浦上岸,8个月后移居伦敦。他们面目聪慧,外表儒雅,英语能力日趋上进,开始参与社会活动,并在新闻画报上留下秀丽的汉字签名,作为本人证明。显然,郭氏兄弟要比容闳等三名清国学子,提前两年进入西方学习,并全面接触西方主流社会。
学术研究孜孜以求的目标,在于看到越来越多的新发掘史料。如有史料挑战所谓的留学西方第一人“容闳标签”,将晚清华夏青年游学西方的始发时间,上推两年,不是轻慢了已经形成的容闳传奇,而是提升了民间力量在文化融合中的权重。发掘更多勇于远离东土,西渡求学的年轻背影,是国运转机的扎实依据。
也就是说,从不同社会层面的海外交流细节,重构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史,具有认识国门开启路径的再审价值。比起1850年22岁始入耶鲁大学的容闳,1861年22岁的颜永京已经从俄亥俄州肯阳学院(Kenyon College)心理学专业毕业。作为上海牧师家庭后裔,颜永京(1839-1898)等清末社会西化阶层子弟的留学受训史料,发掘并不充分。这批教会信众的子弟,海归创办教育、创建医院的过程,比起容闳等乡村子弟,具有更多可以利用的经济资助和社会资源。1878年,颜永京建起上海圣约翰书院,全面传授西方科学知识。他首译的《心灵学》,在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上地位重要。1881年,容闳推动的幼童留学计划流产后,圣约翰书院接纳了不少容闳计划中的佼佼者,延聘他们归国任教。
研究晚清东西方科学文化交流的另一种视角,是重新认识规模巨大的留洋经商打工阶层,他们以工代学,更接社会地气,同样体现了近代东西方交流的原生态实况。《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爱德华·何的家族传奇《茶壶烈酒》(TheTeathatBurns),展示大批第四代华裔手中的纽约唐人街原始史料。1840年,十几名华人水手入住纽约下城樱桃街和简街,他们中间既有广州人,也有上海人。清国水手“跳船”高峰在1847年,“凯英”号帆船抵达纽约港后,共计40名船员上岸。“凯英”号归航时,留下许多水手,仅纽约居民林景春一人,就“搭救”了26名健康欠佳者。
以来自上海的阿宝(昆宝)为例,这个操几句洋泾浜英语的水手,早在上海租界里见多识广夷场生活,上海的时尚细节不输尚未发达的纽约。阿宝滞留纽约自有一套想法,与当时从广东农村,前往加州淘金筑路的农民工故事,截然不同。
阿宝在纽约下东城莫街住下不久,发现此地卷烟奇贵,而西人雪茄作坊里,工艺粗糙浪费,中间有利可图。于是,上海人心灵手巧、脑筋活络的特征派上用场,阿宝先去雪茄作坊搭讪,凭几句简单英文搞来几乎无本的烟叶杂碎,晚上发动邻居加工纸烟,白天则向路人兜售廉价但并不拙劣的产品。结果生意出奇火爆,白天黑夜连轴转,一个月下来,收入大大高于月均30美元的普通工钱。类似的底层交流,也出现在《伦敦新闻画报》,一个中国家庭以文化穿着特色为卖点,入住伦敦博览会,以后又出现在爱德华回顾的纽约展览表演中。
一直以来,有关华人移居美国的记载,以美洲西岸叙事最为详尽,以致掩盖了美东华人的留洋特征。洋场阿宝们移居美国大都市的经历,类似当下“北上广”商业文化叙事,与从华南出洋的农民工故事,区别挺大。1848年,加州发现黄金的消息传到广东台山,当年就有二男一女前往“金山”探路,不久捎回小袋金块、金粉。次年,台山立即动身800男劳力与2名妇女。再过一年,台山周边共有3000男工和5位女性渡洋淘金。到了1852年,追随出洋的淘金民工总数达27000名。
从技术上讲,淘金所需的开沟、筑坝、抽水等活计,与水稻种植手艺类似。因此,台山农民工对开矿淘金的工艺触类旁通,按照白人竞争对手的说法,华工淘洗过的矿区,连“塞进虫子牙缝”的金子都找干净了。华工在此行业中积极主动,智慧闪亮,仅仅突出以往的猪仔苦难叙事,是无法自洽理论建构与事实依据的。
早期留洋农民工中,不乏手握绝技,在异国创造奇迹的史料。以《伦敦新闻画报》中出现的浦安臣清国外交团队为例,《蒲安臣条约》不仅为华工赴美就业达成法律依据,而且,浦安臣长期行走在中美沟通桥梁中,其言行还潜移默化他的家人参与其中。
1871年,美国各地掀起仇华反华风潮,蒲安臣堂妹芳妮(FannyBurlingame)反对种族歧视。她联合教友为华人制鞋工讲授英语,布道福音,其中包括台山青工刘锦浓。他在芳妮影响下入籍美国,继而被她收为养子,一生主要担任芳妮的佛州果园园丁。
1894年冬天,佛州橙子因霜冻大批毁灭。刘锦浓自幼在台山随父栽培水果,掌握果树嫁接、授粉等园艺技术,所以他的果园工作基础扎实。他十几年如一日,试验新品种,终于在1909年,避开冬季霜冻,收获夏季橙子。这种橙子保鲜时间长,便于运输储藏,就是如今市场上大名鼎鼎的金山橙。刘锦浓因此荣获美国果树学会威德(Wilder)奖章。时至今日,绝大部分美橙食客并不知道,是中国首批留洋民工,嫁接、发明了这桩科学技术果实。
另一项旅美民工推动的科学文化奇迹,反差更为明显。1901年6月28日,纽约华裔仆人丁龙,向哥伦比亚大学捐款一万二千美元现金支票,成为设立东亚所中国学研究基金的部分捐款。至此以后,哥大东亚所的受益者中包括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大批名流,如胡适、冯友兰、徐志摩、宋子文、马寅初、陶行知、陈衡哲、潘光旦、闻一多,顾维钧、张学良、李宗仁、张国焘等。
100多年前,丁龙赴美劳务克勤克俭,积攒每分银子,但终生未娶。他的晚年愿望与世俗的仆人身份,看似格格不入,即在美国著名大学建立汉学系,以弘扬交流祖国文化。东家卡本蒂埃先生对为己奉献了大半生的仆人,心怀感激并倾其所能,助其了却夙愿。经过努力,哥伦比亚大学创办东亚系,专门设立“丁龙汉学讲座教授”。这桩民间推动的中美科学文化交流,甚至引起清末变革中的上层关注,以慈禧太后名义捐赠的五千余册珍贵图书,以及继而出现的李鸿章、伍廷芳等人的连锁捐赠行动,越来越获得中美双方史学界的研究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