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大學歷史系陳博翼副教授《限隔山海：16—17世紀南海東北隅海陸秩序》一書，是他本科畢業論文《16—17世紀中國東南陸海動亂和貿易所見的「寇」》的擴展修訂版。其探討的地理範圍「南海東北隅」，大致包括粵東和福建沿海、臺灣海峽、臺澎諸島以及呂宋島至臺灣南部海域。全書旨在從全球的、國家的和地方的多重層面解析這個區域在近代早期的聯動以及不同勢力在此「界」與「非界」碰撞時引發的一些社會結構與海陸秩序的變化。所謂「限隔山海」，體現的不僅是地理距離，更是地方社會自身秩序與王朝和殖民強權權力邏輯的限隔，而且存在於其中的大小秩序也跨越山海在某種程度上支撐起世界統一時間，接受世界的貿易和節奏。本書正文共七章，可分為三部分。前三章描述和分析南海東北隅原本的地方社會秩序，第四、五章探討西班牙、荷蘭殖民勢力的影響及其對區域固有社會秩序的適應，第六、七章討論了明清王朝易代下的軍事爭奪與地方社會重組以及王朝國家邏輯下的秩序「回歸」。是書史料十分豐富、扎實，運用了約309種史料文獻，其中，外文史料44種，包括英、荷、西班牙等多國語言的直接史料；中文史料264種，包括官方檔案、地方誌、碑刻、族譜、文集、遊記、志略等史料，以及一部分荷、日、西、葡、德、英、美、蘇格蘭文獻的中譯本。而參閱的近人論述540種，包含大量的中、英、荷、西、日、法、新加坡、菲律賓等多國學者的論著。除了文獻材料外，作者還去閩南一帶做田野調查，考察了漳浦的土樓、土堡建築，並閱讀整理了赤嶺鄉政府、漳浦縣檔案館、漳浦縣博物館等地的民間文獻資料。具體來說，第一章，「『界』與『非界』：16—17世紀南海東北隅的邊界與強權碰撞」，以中西荷權力碰撞和邊界塑造為背景，關注了活躍於閩南、臺南和菲北之間的所謂海盜行為與海洋流動人群。本章首先引入了「邊界」的概念並與流動人群聯繫起來，通過對該區邊界問題學術史的剖析，闡明了16—17世紀東南濱海地區乃至南海東北隅所謂的邊界問題。然後，討論了活躍在「界」與「非界」的盜寇、西班牙與荷蘭殖民者。最後，對「非界」之民與相關歷史話語的討論，說明了王朝利用編戶齊民強化基層控制的內在邏輯，以及邊界人群與社會如何進入國家體系，人們的身份在邊界和話語的激化下又如何被塑造。簡言之，「界」即邊界，而「非界」則是「王朝或殖民權力並未清晰界定的區域，或雖認為屬於管轄區卻並未能實際嚴格管制的區域」（頁12）。作者利用「界」與「非界」的概念來剖析16至17世紀的南海東北隅，不僅是理論工具的借助與方法論上的高度自覺，而且確切地貼近了該區域在近代早期真實的歷史局勢和日常生活邏輯。因而，全書中貫穿的「界」與「非界」的邏輯也助於讀者更清楚地理解南海東北隅的海洋史。第二章，「16—17世紀中國東南陸海動亂和貿易所見的『寇』」，通過分析「寇」在不同情勢下被賦予的不同稱謂，重新審視這些群體。本章首先回顧了倭寇海寇研究史中常見的三種局限，以及21世紀陳春聲教授對「倭亂」背後的社會變革與鄉村社會重組過程的研究所帶來的突破（陳春聲：《從「倭亂」到「遷海」》，《明清論叢》（第二輯），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頁129-152）。作者力圖在先賢的研究基礎上來看邊緣人群如何與國家權力一道，在「界內」和「界外」的交叉地帶塑造地方區域秩序。其後，作者梳理了嘉靖、嘉隆至天啟、天啟至崇禎三個時段官方與士人文獻中對「倭寇」「海寇」等稱謂的表述與改變，在追究這些流動之民在當地的活動以及與其他地方勢力的關聯時，發現不管對「賊」「倭」「寇」「盜」等稱謂是否改變，人群一直還是那些人群，而動亂和貿易只是人群的不同面向。第三章，「明中後期東南寇盜與地方社會秩序」，運用了一個微觀的視角關注到以漳浦為中心的閩南地方社會，從賦役和盜寇來源兩個維度來說明倭海寇盜與編戶之間的聯繫，並討論了閩海盜寇在明末不斷整合的過程。從這三個方面，可以看到盜寇的實質是在賦役等重負下與東南濱海社會基層控制鬆動時的「逃逸之民」，而濱海流動人群的活動與整合反映了其日常生活邏輯和區域自在的「秩序」。這種秩序在這一百多年以「混亂」和「失序」的形式表現出來，說明的既是地方與國家整合的“國家形成”過程，也是作為「邊疆」的區域參與「國家建構」的過程（頁83）。此外，本章還附錄了「嘉靖三十九年到四十五年閩廣的寇、盜、賊」「閩海海上吞併攻殺材料」兩份史料。第四章，「西人所記港口辨名與16-17世紀對菲貿易」，講述在西班牙人介入南海東北隅背景下閩菲貿易展開的前期接觸。本章第一節從16-17世紀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書寫習慣，包括詞頭和詞尾的習慣寫法和衍變可能，結合閩南語的音節，基本確定學界待考的地名「Aytiur」是海澄。第二節從西班牙人在華行程路線和離開港口的過程考訂出，「Aytiur」只能是海澄。在此基礎上，作者利用傳教士的記錄看到：「在1567年『開海』後，海澄與菲律賓的貿易並非立即變得可觀，1580年時從海澄去馬尼拉的商船其實不多；而從泉州的情況看，1575年時頗為發達」（頁100）。第三節則進一步討論了海澄興起後「月港體制」下漳州與馬尼拉的貿易情況，作者認為漳州地區對菲貿易的全面展開大概在1580年後的一二十年。第五章，「從月港到安海：泛海寇秩序與西荷衝突背景下的港口轉移」，本章以區域史研究視角考察明末清初東南沿海主要交易港口從月港到安海的轉移。關於港口轉移的問題，學界對17世紀30年代安海取代月港的貿易地位並無疑義，但很少深入去追究背後的原因。作者在此章提出了一個「泛海寇秩序」的概念（頁127），不僅考慮到鄭芝龍等海上勢力崛起並與官方整合後對海洋貿易的影響，而且考慮了西荷外來勢力進入南海東北隅的一系列衝突與競爭，由此觀察到貿易航路與貿易格局的變化。本章不止是很好地解釋了港口轉移背後的原因，而且將「港口轉移」作為一個經典案例揭示了南海東北隅秩序在各種勢力作用下的演化，並試圖去揭示在漫漫歷史長河中年鑒學派史學家布羅代爾所謂「浪花」之外那些具備「局勢性」或「結構性」的複雜問題。第六章，「漳浦遷海考：清初東南遷界範圍、社會變遷與秩序」，以漳浦為個案揭示一個小縣在清初遷界令下如何因地形與地方原有的防禦設施如堡寨來劃分不同的內遷裏數，並且通過留存的堡寨遺跡儘量展示出文獻無征的遷海「線」，並討論了遷海複界前後地方宗族勢力的變動情形與清朝重新進行編戶和保甲對地方秩序的影響及其內在邏輯。本章力圖在前輩的研究基礎上推進遷海之後地方社會的變動情形，並廣泛運用碑刻、族譜、方志、文集、實錄、口傳文本、祠堂和堡寨等建築遺跡諸多材料來展示易代之時社會結構的變化與社會重組問題。此外，本章還附錄了「《漳浦縣誌》解題」與「漳浦族譜經眼目錄」。第七章，「《清代官書記明臺灣鄭氏亡事》與17世紀東南秩序」，以《清代官書記明臺灣鄭氏亡事》即《平定海寇方略》未刊手稿的分析為主線，選取其中舟師戰艦、火器使用、招撫鄭氏、和戰考量等內容，展示國家如何決策且介入東南濱海的區域秩序。這些跟「國家形成」和「國家建構」相關的話題，也映射了區域自在秩序。最後，在結語部分重申了16-17世紀南海東北隅的區域秩序在王朝勢力、鄭氏勢力、荷蘭殖民勢力等幾大勢力的糾纏中被重新界定，區域「秩序自在」且有一定的穩定性，相對而言邊界遠比人群的生活邏輯和方式更容易受到挑戰。本書的成功不言而喻。得益於作者扎實的史學素養，不僅掌握多國語言能充分利用不同話語體系下的文獻記錄且完全具備剖析這些史料的功底，而且從後記與參考文獻可知作者兼容並蓄地吸收與辨析了眾多前輩學人的研究成果，在方法論上高度自覺求突破並切實地層層推進研究的創新。作者力圖以不同的視角包括全球的、國家的、區域的、微觀的來解析16-17世紀的南海東北隅的海陸秩序，也經過多重嚴謹地論證看到「地方或區域秩序自在」這一看似平常的結論，但也是理解類似南海東北隅等歷史空間、人群活動、歷史話語和記錄背後邏輯的關鍵。所謂「秩序自在」，即區域本身有自己的秩序，並會基於這種秩序應外界變化而演化出既帶有「特殊性」又與更廣泛區域共用的「普遍性」的新的自在秩序。（頁8）如果說本書尚有不足之地，則如作者所歎息的尚有若干專題待討論，如「該區民眾的日常生活、貨幣貿易體系和海洋區域史與全球史」（頁245）等內容。而難能可貴的是作者的研究計畫也不止於南海東北部一隅粵、閩、臺及菲律賓等地，此書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其環南海區域歷史研究的開始，作者還擁有更加廣闊的海洋史研究志趣。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研究所（海洋史研究中心）文章来源：《历史人类学学刊》19卷第1期，2021年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明清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