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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给大学生常识,给硕士生方法,给博士生视野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葛兆光
好的讲课人自己讲述也是要“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

“给大学生常识,给硕士生方法,给博士生视野”是葛兆光教授对大学人文学科教学的看法,也是“葛兆光讲义系列”的讲授初衷。此系列收录葛先生多年讲授的多门课程的若干讲义:针对大学通识课程的《中国经典十种》和《宋代文学十讲》,针对大学历史系本科生的《古代中国文化讲义》和《古代中国艺术的文化史》,针对硕士生的《学术史讲义:给硕士生的七堂课》,以及针对博士生的《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这些讲义均历多年增补和删订,内容丰富而具启发性。

系列的第一批四种讲义于近日出版。葛先生专为“讲义系列”写了总的说明,及四书的序言或后记。本版摘录于此,有删节。

《葛兆光讲义系列》(四种)
葛兆光 著
商务印书馆


讲课要“乘兴而行,兴尽而返”

我对大学人文学科的教学,曾经有个说法,“给大学生常识;给硕士生方法;给博士生视野”,很多朋友引用过,觉得我讲得有那么一点儿道理。不过,说归说,做归做,真正能够按照这种方式上好课,却没那么容易。

我在不同的大学讲了三四十年的课,也换着各种主题讲过很多门课,也曾尽力通过讲课实践这种理想,所以,准备课程和撰写讲义,要占去我大部分工作时间。不过,也因此从讲义到著作,出版了不少论著,包括我的《中国思想史》两卷本和《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三卷本,其实原本都是讲义。尽管钱锺书先生曾经在《围城》里很讽刺这种拿“讲义当著作”又拿“著作当讲义”的车轮战法,可能那是因为他不必总在大学讲课的缘故。

我有一个基本固定的讲义撰写模式。为了准备讲课,我常常用纸笔先写详细的大纲,然后在这些大纲上,贴满各种抄录了史料或心得的签纸;在讲述一两轮之后,便把这些五颜六色乱七八糟的纸本,转录成电脑格式的文本,接着再把它打印出来,在天头地脚左边右边批注种种文字,并且继续贴满修补的签纸。这样经过三五轮增补和删订后,就成为最终的讲义,而我在完成了最终讲义之后,也就不再讲这门课了。为什么?因为既然已经完成,自己也已经没有新鲜感了,这就仿佛《世说新语》里说的王子猷雪夜访问戴逵,“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其实,好的讲课人自己讲述也是要“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那种凭一本讲义照本宣科讲几十年的事儿,我还真做不来。

讲义和著作毕竟不同。著作可能需要有思想和新见,而讲义最重要的不仅要明白,还要有知识。这个“葛兆光讲义系列”,收录了我多年讲课讲义的最终修订稿。除了已经丢失的《中国史学史讲稿》,已经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三册)之外,这个系列大概应该包括以下若干种讲义,即针对大学通识课程的《中国经典十种》和《宋代文学十讲》,针对大学历史系本科生的《古代中国文化讲义》和《古代中国艺术的文化史》,针对硕士生的《学术史讲义:给硕士生的七堂课》,以及针对博士生的《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

以上这些讲义,正在陆续整理出版中,如果还有余力,那么这个系列中也许还应该有一本给博士生的《亚洲中古宗教、思想与文化的交流》。

始于胡适曾任职的图书馆

《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是我近十几年在复旦大学讲“亚洲史的研究方法”这门课的讲义。

之所以要讲这门课,是因为2010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设立了“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博士招生方向,必须要有一门和“亚洲史”有关的基础课程。可是亚洲那么大,没有谁能包揽,没有谁愿意承揽这个活儿,我只能硬着头皮自己来,于是开始准备讲义。

讲义的初稿是2011年的春天,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时开始草拟的。胡适曾经任职的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亚图书馆(Gest Library),就在东亚系的Jones Hall隔壁Frist Campus Center的楼上。我真应该感谢这个图书馆!它收藏的东亚文献给我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收藏的东亚论著也刺激了很多的研究思路。至今还记得,我当时在葛思德东亚图书馆里,摊开稿本开始撰写课程大纲,想到什么就用笔在纸上写下来,看到什么也用贴纸记下来贴在大纲上。就这样,两个月里,渐渐积累了一大沓稿纸和五花八门的资料。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五月中回到上海,就开始把大纲和资料,另外手写,重新修改成讲稿,那时的讲稿很粗略,只是作为讲课时的提示性内容。我历来讲课,都是一边讲一边完善。这一年的九月开学,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历史系第一次讲这门课,当时的自我感觉,好像还颇像模像样。于是此后十一年里,陆陆续续讲了八九次,讲了再改,改了又讲。在十几年里,这份讲义渐渐地从手写的大纲和抄录的贴纸,变成录入电脑打印出来的讲义,打印的讲义天头地脚上,陆陆续续又写满了新的内容,旁边又贴上了好多写满字的贴纸,然后,再一次重新录入打印。周而复始,到了2021年,终于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经过近十轮讲述,2021年的秋冬学期,我最后一次上这门课,手中的讲义也渐渐成形。很多人都知道,多年来我的习惯是,一旦讲义完成并交付出版,这门课便不会再讲了,既是自信它已经完成使命,也是因为害怕再照本宣科让听众笑话。可是,也许是因为这门课完全是一个尝试罢,这回我还是感到了一点儿不自信,我总是在想,课虽然讲完了,但不知道这门课的目的,是不是真的达到。

不能不多讲一些“有用”的课

《学术史讲义:给硕士生的七堂课》是我近二十年来给硕士研究生开“中国学术史专题”课程的讲稿,这门课在清华大学讲过,也在复旦大学讲过,原意是想给刚刚进入研究之门的硕士生们一点儿有关学术史的常识,从学术史里学到做学问的方法。我一直觉得,从学习常识的大学生,变成创造新知的硕士生,是一个大转折,之所以叫“研究生”,就是说要开始自己独特的研究,而要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就得对自己从事的这个领域里前人的研究状况,多少有一点儿了解,而前人的研究状况,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学术史”。

不过,“学术”的内容太广,“学术史”的范围太大,我知识有限,只是讲了很小的一部分,也只是在我熟悉的思想史领域。所以严格地说,这本书的书名应当叫“古代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研究的学术史”。但是,作为出版物,书名不宜太冗长太缠绕,所以不避疑义,干脆就叫“学术史讲义”,为了说得明白,又在下面加了一个副标题叫“给硕士生的七堂课”。

我本来也没想出版,但听过这门课的学生,特别是同在文史研究院任教的张佳博士却很鼓励我出版。为什么?他说“这门课很有用”。“有用”这个词在如今大学人文学科里,多少有一些不合时宜。现在的大学人文学科,有人常常标榜“无用之为大用”。有时候说得兴起,甚至把坐在虚空云端里讲的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头,以及类似“安慰剂”一样的心灵鸡汤,也当作人文学科祛除自卑、傲视众生的本领。所以,他们不免对工具性的“有用”嗤之以鼻,以至于害得有些研究生也走上“游谈无根”和“放言高论”的路向。

曾经读到宋人引用米芾(1051—1107)论书法的一段话,这个大书法家说,前人讲书法,常常是“征引迂远,比况奇巧,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是何等语?或遣词求工,去法愈远”。他觉得,这对学习书法的人毫无意义。他倒是要讲实在的方法,“故吾所论,要在入人,不为溢辞”。这里的“入人”二字,相当有深意,就是你讲的道理和方法,要让人能真的进入书法之门。我很赞同这个说法,当老师的,不能不多讲一些“有用”的课,让硕士研究生从一开始,就学一些基本知识和有用方法,免得将来成为徒有屠龙技却无所施展的空头学者。

那么,什么是有用的?我曾经说过,人文学科应该“给大学生常识,给硕士生方法,给博士生视野”。这门课是给硕士生开设的,我曾经强调这是给硕士一年级学生开设的,所以,格外注重入门的“途径”和“方法”。正如我在《开场白》里所说的,从大的来说,就是通过学术史了解你从事的这个领域或者这个主题,“现代学术”是怎样从“传统学术”中转型而来的,了解这一领域的“学术转型”之背景是什么,这一领域的当下学术研究的趋向、理论和方法如何,未来学术发展的可能方向是什么;从小的来说,就是通过学术史,看看各领域里前人做了什么,他们怎么做的,谁做得好谁做得不好,谁的研究是典范,还有什么地方什么课题可以做。

古代中国有一个人所皆知的故事,就是点石成金。当老师的,是给研究生现成的金子让他花,还是给他一个可以点石成金的指头?我觉得后者更重要。古人曾说“鸳鸯绣出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可现代学术和现代教育,却偏偏强调要“金针度人”。老话说,“授人以鱼,何如授人以渔”,我想,我这门课不敢说是“金针度人”,但至少我有“授人以渔”的愿望。

从樱花到跳跃的紫阳花

这本《古代中国文化讲义》出版于十五年以前。趁着今年(指2020年)在日本访问,遭遇新冠肺炎病毒流行不得不困守东京的时机,重新对此书进行大规模的增补修订。

这次增补修订,主要做了以下四方面的工作。第一,新增加了《开场白》和第一讲《汉字形塑了“中国”?》,在各讲中,也增补了若干节内容,使得全书的讲述更加完整。第二,给每一讲增加了“阅读文献”,选录数则古代有关文献,目的是让读者在听我讲的同时,也阅读一些关键文本,直接体会古代中国文化的各种传统论说;同时,也适当调整或补充了“参考论著”,增加一些新的研究著作,供一些有心深入研究的读者参考。第三,重新全面修订了文本,至少改正、调整和补充了上千处文句,也许,经过这番修订,全书的表达会更加流畅和准确。第四,把过去的插图重新做了调换,补充了近百幅图片,也许这更能呈现所谓“左图右文”的讲义性质。

回头翻看工作日志,发现这次增补修订,竟然从四月一直到七月,延续了三个月。在这三个月中,东京如云如雾般的樱花谢了,接着是姹紫嫣红的杜鹃,杜鹃花之后,到处是玲珑跳跃的紫阳花,等到修订完毕的七月中,则看到满池塘的荷花争相开放。面对如画般的美好风景,你想象不到这场疫情,会如此肆无忌惮地搅乱生活和工作,以至于我在东京大学的计划完全停顿。在这三个月中,唯一还能自我安慰的,就是终于定下心来,把这本讲义从容修订完毕。

差不多三十年里始终受欢迎

细心的读者如果看《中国经典十种(修订版)》这本书附录的几篇序言,就知道这部书原本是我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时,给大学生讲“通识课程”时写的讲义。这部讲义在1993年出了第一版(香港中华书局),2002年经过修订,又出了第二版(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经过再次修订补充之后,出版了第三版(北京中华书局)。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第四版,这次收入商务印书馆的“葛兆光讲义系列”时,我又做了一点儿修订补充,主要是增加一些新资料和新发现。在每篇之后,增补了“文献选读”,而在“参考书目”中,也增加了一些新近出版可资参阅的著作。

一部面对大学生(尤其是非文科的大学生)的,应该说是通俗浅近的讲义,居然能在差不多三十年里始终受读者欢迎,这让我很吃惊。前不久还有一位读者特意给我来信,说这本讲义很“有用”,仅仅是“有用”这两个字,就让我很欣慰了。它还“有用”,就说明如今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还需要对传统中国经典的阅读,也还需要对“什么才是中国经典”这个问题的解释,也还需要对“正确理解传统经典意义”的引导。

关于这些问题,我想,我在2008年版的序言中说得很清楚,这里就不再重复,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之前,看一看那篇序言。

栏目主编:顾学文文字编辑:顾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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