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念达︱如何从档案记载中追问历史——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研究为例

从档案看决策者如何认知朝鲜战争

1950年6月25日，面对朝鲜半岛局势的骤然变化，如果你是当时的美国决策者，你将如何判断？这会是一场地方性内战，还是苏联在冷战格局中的一次战略试探？

这是一场讲座伊始，主讲人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姚念达副教授引导听众展开的一个思想实验。而开展这场实验的基础是，他事先向大家发放的一份FRU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档案材料。姚念达带领听众逐层解读这份报告，从中提炼出档案的三项核心判断：朝鲜的目标是彻底控制整个半岛；朝鲜军队将迅速攻占汉城；若无美国干预，韩国军队的防线将立即崩溃。沿着档案提供的线索，他进一步指出，档案的核心判断在于，朝鲜如此规模的军事行动绝非孤立之举，其背后必然有苏联的授意与支持。据此，在美国决策者看来，朝鲜战争已不再是一场地区性冲突，而是被纳入冷战的解释框架。在判断是否介入朝鲜战争时，美国决策者进一步强调国家威望与信誉，执意通过联合国框架将朝鲜界定为“侵略者”，其目的不仅在于为军事干涉获取国际法上的合法性，更在于捍卫美国所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

通过对这份档案的条分缕析，姚念达引导大家关注三个关键问题。其一，档案中的诸多推论，均建立在“朝鲜受苏联控制”这一前提性假设之上，若此假设动摇，整套推演便面临挑战。其二，将朝鲜定性为“侵略者”，实则是为美国后续的军事干涉提供国际法层面的正当性依据。其三，美国最终选择介入，并非简单的战术利弊权衡，而是强调美国外交政策的可信度。姚念达借此强调，回归档案的意义不仅在于复原事件经过，更在于洞察决策者如何在信息不完备、局势高度不确定的条件下界定问题，并将自身的认知转化为外交行动。

以此案例分析为引，姚念达正式展开本次讲座的实务内容。他指出，方才所举仅为个例，旨在展示FRUS档案在实证研究中的显著潜力。随后，他将讲座主体内容依次界定为五个部分：其一，明晰FRUS的基本性质及其庞大官方出版体系的形成过程。其二，剖析FRUS的编辑逻辑与史料属性，说明研究者透过某一卷《美国外交文件集》所能获得的究竟为何种材料。其三，分享两种他认为较为有效的研究路径。其四，介绍档案的具体检索方法、下载途径及下载后的组织方式。其五，探讨若进一步引入数字史学的方法与工具，将如何辅助乃至改变我们使用FRUS的方式。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姚念达副教授）

FRUS的史料属性与历史渊源

在充分展示FRUS的研究潜力之后，姚念达转而深入剖析FRUS作为史料的基本特质。他指出，FRUS由美国国务院历史学家办公室整理出版，属官方外交文献，其最显著的特质在于其权威性。它并非学者的私人汇编或事后回忆，而是在联邦的法律框架下编纂而成的官方记录。另一值得关注的特质是其系统性。通过对原始档案的系统化呈现，FRUS力求尽可能透明地还原重大决策从初始动议到最终落地的动态演进过程。

视线拨回1861年。FRUS诞生于内战硝烟之中。当时，林肯政府开始系统地向国会提交外交文书。林肯认为，外交政策纵涉国家安全，其相关“秘密”最终仍须接受国会与民众的监督。至19世纪后半叶，FRUS的出版与事件发生的时间距离较近，近乎同步公开，政府需借此向国会和公众解释当下所为，因此几乎每年皆有新卷问世。

但进入20世纪后，情况生变。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乃至冷战，美国广泛介入国际事务，外交的范畴已远超国务院与驻外使馆间的传统往来，而扩展至军事部署、情报合作、同盟政策协商，以至秘密行动、经济制裁与多边国际组织运作等诸多方面。在此背景下，其出版目标不再是逐年向公众说明政府行为，而须经由档案筛选、脱密与解密程序后，向公众、国会与研究者系统呈现政策形成的文献记录。

冷战期间，保密与公开的矛盾尤为尖锐。外交活动牵涉核战略、秘密行动、同盟体系及秘密情报来源等高度敏感内容，FRUS的出版遂面临一个深刻困境。公开太少则失去记录历史的意义，公开过多则冲击现实政治，乃至危及国家安全。

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争议愈演愈烈，学界与国会均批评若干卷册删减过甚，导致关键内容缺失。这场争议最终推动了制度变革。1991年，美国国会专门立法（即1991 FRUS Statute），明确规定FRUS的性质、出版标准与时限。该法案中常被征引的表述要求FRUS成为一份“全面、准确、可靠”（Thorough, accurate, and reliable）反映美国重大外交决策和外交活动的官方文献记录。

至今，FRUS仍在持续出版，其内容覆盖不同总统任期、地理区域与政策议题，每卷多以某位总统任期内某一地区、某项政策或某个专题为纲。卷中所收文件类型亦颇为多样，包括电报、政策备忘录、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记录、总统谈话记录、跨部门协商记录、使馆报告与部门行动建议等。

姚念达总结说，就研究美国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的学者而言，FRUS通常构成关键的入门文献，且尤为适用于决策过程研究。然须指出，该档案并非唯一可资利用的材料。FRUS经系统整理，体例井然，但其并非档案的全貌，而是一套经美国国务院筛选、排序、重新编辑与脱密处理后的文献集合。研究者在使用时，对此须保持方法论上的自觉与警惕。

FRUS的编纂流程与核心特征

姚念达随后梳理了FRUS的标准编制流程。他介绍说，第一步是搜集材料。来源远不止国务院档案，还涉及总统图书馆（Presidential Libraries）、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国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情报部门及国家安全体系中其他机构的记录。这其实提醒我们，眼前这卷极为规整的文献，背后对应着一套极其庞杂、分散的档案系统。第二步，编辑必须对这海量文献进行筛选。即便只聚焦一个时间集中的外交事件，原始档案的量也远远超出一卷书能容纳的范围。编辑要判断，哪些文件最能呈现政策变化的主线，哪些是决策的关键节点，哪些代表了最有意义的政策争论。姚念达特别强调，FRUS的规范目标是呈现重大决策的主要过程，而不是穷尽所有细节。最终收入的是被国务院判断为重要、且适合回溯整个外交决策的文件。第三步是脱密审查（Declassification Review）。即便已经是历史文件，只要内容涉及情报判断、密码通讯、军事部署或盟友间的秘密协商，公开前仍然需要经过相关机构审查，部分内容可能会被删节或以黑块覆盖（Redacted）。第四步是编排。文件并不是简单堆在一起的，而是按时间、地区或专题重新组织。姚老师提醒，这样的编排虽然给研究带来了很大便利，但也可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我们对事件的理解。

据此，姚念达总结说，整个FRUS并不是一堆未经加工的档案，而是一个经过制度化整理的档案出版物。这必然带来几重后果。首先，它是经过选择的历史，未入选的文件未必不重要。其次，它的排序方式会影响我们对因果关系和事件重要性的感知。最后，卷册的标题、导言和注释，也从国务院历史学家办公室（Office of the Historian）的视角，潜在地解释了什么才是当时的核心议题，哪些争论被边缘化。所以姚老师特别提醒，用FRUS的时候，不能光盯着正文看，还得去留意导言、编辑说明、脚注、文档编号和交叉索引，反过来揣摩一下编者的意图，看看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组织叙事。

基于这些特点，姚念达把FRUS的特征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它呈现的是决策者视角，重点在于高层讨论、战略判断与跨部门协调，极适合于外交史与政治史研究，却很难用来探讨舆论或社会心态的变化。第二，FRUS带有明显的美国中心取向。它能清晰地揭示美国如何理解世界，却无法提供对方国家如何看待美国。研究者若仅凭FRUS，便无从判断美国对苏联的认知是否准确。欲研究双边或多边互动，必须结合其他国家的档案材料。第三，它容易强化国家作为“理性行为体”（Rational Actor Theory）的刻板印象。FRUS本身带有很强的自我解释属性，研究者若不保持警惕，很容易将美国视作一个始终目标清晰、逻辑连贯的理性行为体。但真实历史往往更复杂，充斥着猜测、误读、误解或事后的文字包装。

最后，姚念达特别指出，如果研究中只用FRUS，可能导致若干偏差。例如，过度强调高层决策的理性，而忽视基层执行的混乱。过度信任政府的自我解释，而忽略其隐而未宣的议程。还可能导致弱化制度、文化、观念与历史偶然性等因素的作用。有鉴于此，他建议研究者不应仅从FRUS中寻找预设的答案，而应将其视作一个经过精心组织，同时又需要我们不断追问其缺失与盲区的档案集合，作为研究的起点。而那些被遗漏的部分，仍需从别处补充材料。

以问索档与由档生问：FRUS研究的两种路径

姚念达将利用FRUS进行研究的基本路径概括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问题驱动型。此种路径要求研究者先形成一个明确的问题意识，再带着问题进入档案。例如，追问美国为何迅速介入朝鲜战争，其动机究竟出于维持威望与信誉，还是高估了苏联对朝鲜的控制。这类问题通常源于学术史的既有争论、特定的理论关怀，或对某一历史现象的长期思考，而非直接产生于FRUS本身。

在此路径下，姚念达认为研究的步骤大致如下：首先，明确问题，并据此定位相关卷册。其次，围绕特定时段、关键词与关键决策节点展开细读。最后，将档案解读所得与学术脉络对接，以回应初始之问。据姚老师分析，这一路径效率较高，研究者不易迷失方向，论证结构清晰，且材料与问题之间的逻辑联系易于建立。但其最大局限在于，研究者自身可能戴着有色眼镜查阅档案，致使其只看到与预设相关的材料，而忽略其他同样重要的问题。因此，在实际研究中，学者一般不会只采用这一方法。

第二种是材料驱动型。此路径要求研究者先对档案进行广泛泛读，再从材料中发现问题。它较适用于三种情形：其一，研究刚刚起步，对某一时段的档案结构尚缺乏整体把握。其二，需要寻找新的研究选题。其三，感到既有学术争论所设置的问题视野过于狭窄，有意从材料本身重新发现被忽视的议题。在此路径下，研究者并不预设核心问题，而是首先观察档案中反复出现的内容。这是一种更为开放的阅读方式，许多出色的外交史选题正是经由这一方式发现的。其优点在于，容易发掘被忽略的议题，不易受现有理论框架的过度限制，极适于问题的生成与修正。其局限也十分明显，即极为耗时，研究者可能读了大量档案仍不确定要研究什么，且对研究者的判断力有很高的要求。

姚念达指出，在实际研究中，上述两种路径并非相互对立，而应交替为用。较为稳妥的流程是：先对材料进行系统性泛读，形成整体感受后，归纳出具体问题，随即转入问题驱动型路径对材料进行深挖，最后在写作阶段再回到更广泛的材料结构中，检视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否过于狭隘。

FRUS材料的获取、阅读与整理方法

关于如何获取FRUS材料，姚念达首先指出，最重要的官方入口是美国国务院历史学家办公室（Office of the Historian）的官方网站，已出版的所有FRUS卷册均可在此查阅并下载官方电子版。他进而建议，研究者不宜完全依赖关键词检索，而应先对网站的整体结构有所了解。针对具体的使用方式，他区分了两种情形：若仅需快速定位某份档案、检索特定关键词或查阅某段内容，直接在官网浏览电子版最为便捷；若拟开展长期的系统性研究，需要做标记、笔记并建立个人资料库，则可下载Epub、Mobi或PDF等电子书格式，以便反复研读与整理。

在阅读方法上，姚念达特别强调，不必一上来便通读全文，而应首先阅读每一卷的导言。导言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该卷档案的使用说明书，它会交代该卷的时间边界，说明编者如何理解和界定该主题，指出哪些机构的材料被视作关键，阐明收入了哪些文件、未收入哪些、哪些部分经过删减，有时还会说明该卷与其他卷册之间的关联。

最后，姚念达论及如何将FRUS组织成个人研究资料库。他以朝鲜战争研究为例加以说明。研究者可将1950至1953年间涉及东亚、美国国家安全、对华政策、对联合国政策乃至对欧洲政策的相关卷册集中起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文本集合。他还结合自身经验指出，下载文件并不等于真正拥有了这套档案。在进入正式研究之前，尚需进行更精细的加工，按照自己的研究目标或议题做笔记，整理各卷的核心内容，梳理关键的外交决策节点与事件，或归纳不同概念的使用方式。惟有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更有效地利用这套材料。

数字史学方法在FRUS研究中的应用路径

随后，姚念达将视角转向数字史学方法。他指出，FRUS的天然优势在于其出版的时间边界清晰，拥有稳定的档案结构与文件编号系统，且官方已提供原生电子版，文本质量优于普通纸质档案的扫描件。此外，美国国务院历史学家办公室已在代码托管平台GitHub上开源了FRUS的元数据，对人物、机构、时间等要素均已作出标注。因此，它几乎是美国外交史研究中最适合进行定量分析的成套材料。

在具体操作层面，姚念达将数据分析区分为结构层与文本层两个维度。结构层分析暂不涉及正文，仅关注文件之间的外部关系。以朝鲜战争为例，统计1950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收文量的变化，即可辨识决策的高峰时段；考察国务院、白宫、国防部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中何者讨论最为频繁，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与决策建立联系，这类分析仅凭处理结构数据便可完成。文本层分析则聚焦于正文内容，具体方法包括关键词词频统计、概念及其共现词分析，比较不同机构文件在表述上的差异，考察政治话语使用频次的历时性升降，乃至展开主题聚类或语义变迁分析。

在工具层面，姚念达按照由浅入深的顺序介绍了若干选择。入门首选是AntConc，一款轻量稳定的语料分析软件，无需编程基础，可直接用于词频统计与词共现分析。若需处理更复杂的数据、绘制图表或进行批量文本清洗，则可进阶至Python这一通用编程语言。借助其正则表达式（Regular Expressions）模块，可高效实现句法分析（Syntactic Analysis）。结合Pandas等库，更能完成表格化统计与可视化。在此基础上，若面临更深层的语义挖掘需求，Python生态提供了丰富的专业工具：例如，利用SpaCy的命名实体识别（Named Entity Recognition）功能，可自动提取档案中的人名、机构名与地名。借助Gensim等库，则可进一步开展词向量训练、主题建模乃至网络分析。

在主题建模方面，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类。较为传统的做法是采用隐含狄利克雷分布（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LDA）等基于贝叶斯学习的概率模型，其通过词频共现来推断文档的主题结构。而较新的方法则转向基于语义嵌入（Semantic Embedding）技术，以BERTopic为代表。该模型先将词或文档转化为包含语义信息的向量表示，再通过聚类算法进行主题提取，从而在辨识精度上较传统概率模型有了显著提升。

姚念达还以自己为本次讲座准备的几个简单案例，展示了数字方法能够完成的具体任务。

其一是时间密度分析，即按时间排序观察文件数量的高峰，借此迅速定位决策的密集时段。其二是关键词域变化趋势分析，追踪某一概念随时间推移所发生的变化。其三是概念共现词分析，观察与某一关键词同时出现的高频词及其出现的高峰时刻。其四是不同机构的比较，以发现国务院、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或国防部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解读侧重。例如，国家安全委员会比国防部更重视“威望”一词。

其五是人物与机构的网络分析。姚念达发现，核心机构为国务院，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 JCS）同样居于关键位置。网络图中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CJCS）、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驻韩国大使等人，而一位表面上看似与朝鲜决策关联并不密切的驻印度大使也占据重要位置。他表示，这种从数据中浮现出的意外节点，正是值得深入追踪的研究线索。

与此同时，姚念达也明确指出了数字史学方法的局限。他强调，这一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者的作用，它可以帮助研究者识别档案结构中的异常，却无法给出历史解释。因此，就两种研究路径而言，数字方法各有其用：对于问题驱动型研究，它可以辅助检验假设，进行跨案例比较，避免仅凭少数经典文本便得出结论；对于材料驱动型研究，它可以快速识别某一议题或概念的出现高峰与变化时段，从而大幅提高泛读效率。

FRUS研究的适用范围与局限性

在讲座的最后部分，在充分肯定FRUS研究价值的同时，姚念达也对其局限性进行了冷静剖析。他指出，FRUS所主要反映的是精英层面的决策过程，极适于研究高层决策的形成、战略话语的运用、组织判断的机制、跨部门互动的方式，以及美国如何理解世界。然而，诸多问题仅凭FRUS难以获得充分回应，如社会舆论与文化情感的影响、其他国家的真实动机、基层外交官执行决策时遭遇的实际困难，以及完整的多边或双边互动结构等，均很难从FRUS中得到系统呈现。在许多情形下，真正推动外交决策的并非客观现实本身，而是决策者如何看待和解释这一现实。

姚念达认为，FRUS固然能为研究提供一把关键钥匙，但研究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此得出的解释亦非历史的全貌。在使用FRUS时，必须不断追问它遗漏了什么，遮蔽了哪些问题，始终将档案作为研究的起点，而非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