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交流史》第63期 | 9世纪东亚海域的民间移动：以贞观新罗海盗事件为例

日本学界将9世纪中期——尤其是贞观年间（859—877）约二十年视作日本古代史上重要的转折点。

首先，贞观年间在位的天皇是清和天皇（850—881，858—876年在位），8岁即位的他是日本史上首位幼年即位的天皇。在此之前，日本皇室的继承人除了需要达到通常观念中的成人年龄（元服、加冠大致在15岁至20岁前后）之外，还需要一定的政治实绩来证明自己，因此实际的即位年龄通常更晚。清和天皇登基开创了日本史上的幼帝先例。幼帝带来的转变是由何人、基于何种逻辑代行幼龄天皇执掌政治权力。贞观年间藤原良房初次出任“摄政”，由此衍生出的“摄关政治”长久以来一直是日本史研究中经久不衰的热点问题。

其次，日本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贞观年间过于频繁的自然灾害为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人们留下了强烈的烙印：贞观六年（864年）富士山大喷发，巨量的火山灰和熔岩流大幅改变了富士山北麓的地表环境，目前的富士山五湖于此时形成；贞观十一年（869年）东北三陆冲地震，推定震级在8.3级以上，引发巨大海啸，造成大量伤亡。除此之外，贞观年间的各种地震、火山喷发等地质灾害数不胜数，在此不一一罗列。这一时期频繁的自然灾害，除了在自然地理层面之外，还对当时人的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造成一定的影响。在思想史研究领域通常认为，9世纪的日本逐渐从儒家合理 主义转向神秘主义，宿曜、阴阳、祈祷等占卜未来和解除灾异的手段日益兴盛，反映出当时人对未知充满恐惧并试图努力克服这一恐惧。

在日新罗人与东亚海域移动者问题正是发生在这一复杂的时代背景之下。他们为何来到日本，在日本受到怎样的待遇、何以维生，又为何在贞观年间引发日本人的集体性恐慌？

关于日本古代的对外认知，日本学界通常倾向于以贞观年间（859—877）为分界，认为在此之前日本保持着开放的态度，而在此之后则趋向于保守，并逐渐衍生出各种日本中心主义的思想，例如佛教领域中将中国相对化的三国史观、文学领域中逐渐兴起的本朝意识，等等。在由开放转向保守的过程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除了思想层面的因素之外，9世纪以来频繁往来于东亚海域的新罗海商及其给日本带来的恐惧被认为是重要的一环。

为厘清这些问题，需要关注8世纪后半叶以来新罗海商在东亚海域的活动——尤其是在日本北九州地区的活动。8世纪前期，日本与新罗之间的贸易关系正如正仓院文书“买新罗物解”所展现的那样，主要是正式前往日本的新罗使团的附庸活动。这一时期日本与新罗的贸易活动尚以国家贸易为主，从史料层面暂未发现民间贸易的踪影。新罗从8世纪后半期开始，由于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衰弱，致使地方势力兴起、社会混乱，诱发大量流民。从日本方面的记录可知，新罗流民从8世纪中期的天平宝字年间就以乞求归化的名义不断流入日本。初期日本律令国家政府尚且愿意接收这些流民，只是下令在接纳前需要详细审问，并向不愿居留日本的新罗人提供食粮，放归本国。随着新罗流民问题逐渐严重，宝龟五年（774年）日本终于出台新规，将前往日本而不主动归化入籍的新罗人全部遣返。对于宝龟年间处理新罗流民的新规，山内晋次从日本对漂流民的处置方式进行探讨，而田中史生则认为这其中有大量明确来日的新罗商人，他们以“漂流”为借口行民间贸易之实，这一观点值得赞同。

简而言之，新罗人在北九州地区大量出入并引发日本律令国家警惕，这大致是从8世纪后半期开始的。到了9世纪初，随着来航新罗人日渐增加，日本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例如在对马岛增设新罗译语、国博士以求能够满足与新罗人沟通的需求。到9世纪后半叶，甚至曾经一度将从属于肥前国的值嘉岛升格，设置与令制国平级的岛司，以担当与新罗的交涉往来之责。在这一系列应对政策中，天长八年太政官符反映了日本政府的转变。天长八年（831年）之前，日本对来航新罗人的处理仅根据他们是否愿意“归化”来决定，并收留愿意归化之人，遣返其他人等，而对民间贸易行为本身则没有任何相关规定。天长八年太政官符中，日本首度承认民间贸易的存在，并试图加以管制，因此可以视为相关政策的一次根本性转变。在这篇官符中，日本批评了百姓争相购买新罗商品的“愚行”，认为这导致了经济疲敝，所以下令大宰府禁止民间贸易活动。新罗海商来到日本时需先经由大宰府检定所携带的货物，落实了中央政府的优先购买权后，才允许剩余货物流入民间市场。民间贸易必须按照“估价”——也就是公定价格进行，禁止哄抬物价。天长八年太政官符是日本律令国家试图介入民间贸易的首次尝试，在此之后日本试图控制这一贸易活动的意图逐渐明显。承和九年（842年）新任的大宰大贰藤原卫（当时北九州实际上的最高行政长官）向中央提出四条建议，其中之一就是针对新罗海商的，认为他们“寄事商贾，窥国消息”，因此建议完全禁止新罗海商进入境内。这一建议，由于中央政府认为“专禁入境，事似不仁”而没有得到许可，但最终给出的处分是“比于流来，充粮放还；商贾之辈飞帆来着，所赍之物任闻民间令得回易，了即放却，但不得安置鸿胪以给食”，即承认了民间贸易的合法性，并且进一步放宽了对民间贸易的许可。与此同时，日本对新罗人入境定居的行为进行了更严格的管控，从法理上拒绝新罗人以“归化”名义入境的可能性。从9世纪以前将异族归化视为德治表现因而积极劝诱与接纳，到9世纪中期拒绝新罗人入境，这一政策上的演变通常被解读为日本趋向于保守。

藤原卫的四条建议中，第一条是禁止新罗人入境，第二条是禁止卸任官员继续逗留在任区内。弘仁十三年（822年）颁布的太政官符规定，卸任官员在得到解由（与新任官员之间完成业务交接的证明文件，由新任官员发行给卸任官员，卸任官员在获得解由前不得履新）或填补完任期内财政亏空前，必须被拘留于现地不许离开。这原本是追究官员财政问题的手段，但是在北九州地方却被反过来利用而成为卸任官员逗留任区的借口，其原因在于逗留任区内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这些利益一部分是藤原卫在第三、四条建议中提到的，驱使浪人开垦庄园从而获得收益，另外还与北九州地方繁盛的民间贸易活动不无关系，平安前期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富豪纷纷出自北九州地区，正是基于这一原因。

作为9世纪地方富豪的代表，学界关注的主要是中井王和文室宫田麻吕。前者曾任丰前国介（次官），在任区内有私宅及多片私营田，后者曾任筑前守，两人都在北九州地方扩展其势力，尤以文室宫田麻吕为典型。关于文室宫田麻吕的记载不多，最出名的事件是贞观五年（863年）举办抚慰怨灵的御灵会期间，他与崇道天皇（早良皇子，桓武天皇弟，因谋反嫌疑被流放，于流放途中绝食致死）、伊予亲王（桓武天皇皇子，以谋反嫌疑被拘禁于川原寺，后服毒）、藤原夫人（伊予亲王母）、观察使（藤原仲成，藤原药子之兄，与藤原药子一同煽动平城上皇发动政变，失败后被射杀）、橘逸势（入唐留学生，三笔之一，承和之变后被流放）五人同列，被指名为需要抚慰的怨灵，从而引发学界对他经历的关注。此人究竟何德何能，以至于足以和另五人并列为平安初期六大怨灵？此前，学者多从政治史角度分析，例如认为这六人的共性在于都是藤原北家排斥外系政策下的牺牲品，或认为这六人与天皇皇统传承相关，等等。基于这一逻辑，生前不过正五位的地方官文室宫田麻吕也成为政治史研究的核心人物。如果仔细分析史料，不难发现这一逻辑存在根本性错误：史料原文是：“所谓御灵者，崇道天皇、伊予亲王、藤原夫人，及观察使、橘逸势、文室宫田麻吕等是也。并坐事被诛，冤魂成厉。近代以来，疫病繁发，死亡甚重。天下以为，此灾御灵之所生也。”换言之，对于怨灵（御灵）的定义核心在于“坐事被诛，冤魂成厉”，而这六人只是其中的典型事例。所谓怨灵，是将这六人包括在内的上位概念，相关研究纠结于这六人的具体“冤情”并借此来探讨御灵会的政治意义，未免本末倒置。虽然如此，关注文室宫田麻吕的生平事迹仍然是有意义的。关于文室宫田麻吕的生平事迹，排除谋反事件之外，需要关注的是：（1）他在近江国有家宅田地，同时在难波和博多地区有私宅，推测这些田地私宅是用于贸易活动的；（2） 他与张保皋（宝高）及其属下存在经济往来。前者显示出他作为新兴富豪阶层拥有庞大财力，后者则有助于理解当时北九州地方与新罗海商之间的贸易形式。

《续日本后纪》载：

这一段记载揭示出文室宫田麻吕与张宝高之间贸易的端倪。由于现存《续日本后纪》版本不佳，在室町末年三条西家抄写之时就有部分根据《类聚国史》等其他材料补充的内容，同时还有将边注窜入正文等多种错简和误植。笔者根据行文内容分出五个部分：（1）新罗来使并提出要求，（2）至（4）日本公卿就此进行讨论，（5）与文室宫田麻吕直接相关。需要注意的是，（4）与（5）之间明显有行文脱漏，而目前学者多将（4）与（5）相 连，将（5）的内容视为公卿意见之一，这是明显的谬误。接下来，详细分析本段内容，并对前后因果进行简单剖析。

（1）新罗使者李少贞等人来到北九州，正式告知张宝高死亡事宜，并向日本提出两点要求：其一，因担心张宝高余党潜入日本，所以如有“不执文符”前往日本的船只，希望日本能够加以调查；其二，要求遣返前年来到日本的回易使李忠、杨圆等人。针对这两点要求，公卿商量得出几点意见，文中以“公卿议曰”“或曰”“又曰”的形式进行区分。（2）公卿表明对李少贞不信任，要求检查阎丈所进牒状，假如不符合旧例格式就将其返却，这可以总结为不接受新罗提出的要求。（3）公卿忧虑李忠、李少贞等人分属二主，便将李忠等人交付李少贞之前征求了他们的意见。（4）由于内容不全，难以推断公卿的具体意见。从只言片语中推测，李忠等人在贸易结束后 曾一度离境归国，后因清海镇方面的问题再度返回日本并逗留至今。于是整理可知，公卿们的态度大致分为观望和拒绝两种，对于李少贞（及其代表的阎丈势力）的要求没有立刻全盘接受的打算，也没有主动卷入事变的意图。（5）涉及文室宫田麻吕与张宝高之间的交易细节。据这一段记载可知，李忠等人再度回到日本后不久，就被文室宫田麻吕扣留货物。其理由是，此前文室宫田麻吕委托张宝高购买唐国货物，且已交付了数额颇大的款项，但因张宝高突然去世，这笔贸易合约无法达成，所以扣留货物以作抵押。

文室宫田麻吕的相关经历在史书中留存不多。承和七年（840年）四月出任筑前守是他在史书中首次登场。虽然筑前守职位一年后被顶替，但他在北九州地方逗留了一段时间。接下来在史书中登场就是这次贸易纠纷。这一贸易纠纷的最终结果尚不明确，我们只知道文室宫田麻吕下一次出现在史书记载中是承和十年（843年）末被从者告发谋反，直到调查结案为止。文室宫田麻吕最终被定罪斩刑，减刑一等流放伊豆国，家族也分别被流放各地，从此于史书中消失踪迹。再出现关于文室宫田麻吕的记载，便是贞观五年（863年）御灵会中作为典型怨灵登场。同年，文室宫田麻吕在近江国的家地水田被国家施舍给了贞观寺。

由此，文室宫田麻吕与张宝高之间的联系应当是前者承和七年（840年）出任筑前 守之后至承和八年（841年）十一月张宝高去世之间，最有可能的是李忠等人作为进献方物的使者首次来到日本的时候。文室宫田麻吕委托使者代为购买唐国货物，并以絁絁（绢制品）预付货款，但由于张宝高突然死亡，使者失去了履约能力，因此文室宫田麻吕扣押其货物作为抵押。换言之，新罗来使要求遣返张宝高使者及其财货，是因为他们这时被控制在无职的文室宫田麻吕手中。律令国家对文室宫田麻吕扣押财物的行为进行了指责，要求大宰府仔细勘录被扣押的财物，将其返还给李忠等回易使，并为他们提供返乡资助。但是这一指示是否得到落实，我们暂时不得而知。

由于与文室宫田麻吕有关的史料有限，所以学界近年来倾向于将他谋反的事件与新罗贸易活动结合起来探讨，认为他与新罗势力私下勾结引发当权者恐慌，因此以谋反名义陷害他。更为阴谋论的解读则认为，他的活动干涉了藤原北家的经济利益，故而遭到排斥；抑或将他视为在承和之变中失势的文室秋津的近亲，当权者将他的贸易活动视为承和之变残党与新罗势力的相互勾结。这些观点虽然在细微之处有所区别，但在将贸易纠纷事件与承和之变前后日本国内政治局势、对外关系相联系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因此文室宫田麻吕的活动性质多被定义为与张宝高之间存在私交。学界争论的焦点在于，这一贸易活动是否有悖于国家规定。田中史生强调，文室宫田麻吕的贸易活动是对“官司先买权”的挑战，是严重违反当时日本国家贸易规定的行为。相对而言，松原弘宣认为这一贸易活动具有合理性。渡边诚的观点较为独特，他认为文室宫田麻吕与张宝高之间的贸易行为有政府暗中支持，是入唐交易使的前身，律令国家原本计划通过张宝高的海商势力构建一个大量输入唐物的交易体系，但由于张宝高势力崩溃而破产，日本政府则为了避免卷入新罗内纷，强行终止了这一贸易行为，并将负责人文室宫田麻吕以谋反的名义抹消，转而以“入唐交易使”的形式满足了国内对唐物的需求。

比对文室宫田麻吕的贸易行为与日本当时的规定可以发现，无论是中央政府优先购买的权利还是公定价格的设置只适用于携带货物前往日本贩卖的新罗商人，而文室宫田麻吕的行为则属于初级形态的信用贸易。严格来说，当时的规定并未涉及这一部分内容，因此不好直接断言他的贸易行为违法与否。笔者更注目于这一时期贸易形态的多样化，以及由此反映出的频繁的贸易往来。文室宫田麻吕的贸易虽然由于张宝高叛乱事件而未获成功，但是不难想见这一贸易形态的基础在于贸易双方共同信任商旅能够多次往返。同一时期，还出现“入唐交易使”这一形式，即由日本主动派出代表乘坐新罗或唐商人的船队来到中国采买所需物品。这一方面表现出日本极度需求唐物，另一方面展现出日本参与东亚贸易圈的积极态度。至于文室宫田麻吕的贸易活动是否有官方背景，以及是否可以将其视为“入唐交易使”的前期形态，反而是次要问题。这一时期，贸易的形态本就多样化，而不是非此即彼。

9世纪以来北九州地区频繁的新罗人往来，除了民间贸易兴盛之外，还带来了哪些新现象，学界又从哪些角度加以关注，本节将以贞观年间北九州地方发生的三起告发事件讨论上述问题。贞观八年（866年）肥前国基肆郡百姓川边丰穗告发同郡拟大领山春永，同年隐歧国浪人安昙福雄告发前国守越智贞厚，贞观十二年（870年）筑后权史生佐伯真继告发大宰少贰藤原元利万侣。三者告发的理由都是与新罗勾结。

职阶最高的大宰少贰藤原元利万侣被下属举报与新罗通谋，试图危害国家，其证据是下属呈交的新罗国牒。近年，保立道久将藤原元利万侣归为藤原良相、伴善男政治派系成员，从而将通谋事件置于应天门之变延长线上。具体来说，据《行历抄》天安二年（858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条记载，藤原良相派去慰问从唐归国的圆珍的使者就是“右京少进元利万侣”，这说明藤原元利万侣曾经担任过藤原良相的家司，两人有私人性质的从属关系。藤原元利万侣与伴善男的关系则通过藤原良相之妹、文德天皇之母藤原顺子可以确认。伴善男历任藤原顺子的中宫大夫、皇太后宫大夫和太皇太后宫大夫。据《安祥寺伽蓝缘起资财账》可知，藤原元利万侣曾向藤原顺子创建的安祥寺寄进土地，而这些土地原来属于太皇太后宫，由此推断藤原元利万侣与伴善男及藤原良相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伴善男在贞观八年（866年）由于应天门之变而被打倒，藤原良相也在贞观九年（867年）去世，藤原元利万侣由于派系势力崩塌而心存恐慌，于是试图勾结外国势力，这是保立道久的解读。

保立道久的论述是否妥当值得深究。松原弘宣不从政治史的角度而从经济史的角度进行解读，认为藤原良相、伴善男和藤原元利麻吕代表中央贵族与地方势力通过私人关系的结合，他们试图绕开国家独占贸易权而与外国海商进行贸易，由此反推应天门之变的起因之一是贸易利益冲突，这就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通观松原弘宣的研究可以发现，上述论述是为他预设的“濑户内海贸易圈”服务的，而“濑户内海贸易圈” 是否存在，本身问题尚且不少。

山崎雅稔认为，藤原元利万侣与新罗通谋属于诬告，这一事件的真相是新罗海商试图通过伪造国书与大宰少贰接触从而扩大其贸易范围，却被中央政府制止；这一时期发生的一系列通谋事件代表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的对立，地方势力试图扩大与海外势力的合作以求获得更大利益，中央政府则试图控制可能威胁国家统治的跨境贸易活动。山崎雅稔的观点可以说中规中矩，其特征是将对外关系作为探讨政治史——尤其是藤原良房政权形成的要因。

渡边诚的研究批判了根据与藤原良相、伴善男之间的政治联系来推断藤原元利万侣的政治立场，并参考远藤元男和平野邦雄的研究，将该事件理解为这一时期常见的富豪浪人与政府官员的对立，但是在对外关系与政权形成方面依旧采取“地方豪族VS中央政权”这一传统政治史构图。

第二件告发事件是隐岐国浪人安昙福雄诬告前国守越智贞厚。这一事件同样详情不明，在国史中的记载只有中央将此事判断为安昙福雄诬告，而越智贞厚则因所辖部内有不明杀人事件而受到责罚。越智贞厚曾经以史生身份参与承和遣唐使团，在圆珍渡唐公验署名者中“大宰府大典越贞厚”被推定为越智贞厚，因此学界普遍相信越智贞厚与新罗之间有密切联系。

第三件告发事件发生的时间更早，其内容也更荒诞不经。肥前国基肆郡百姓举报同郡拟大领与新罗人勾结，试图潜逃入新罗国境，并教导新罗制造兵弩器械之术用来攻占对马岛。这个指控本身有很多疑点。首先，前两个事件告发的对象还都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有任期限制的官员，而这一事件中被告发的拟大领则是地方推举的终身官员，属于地方豪族势力的代表，因此该事件很难用“地方豪族和中央政权”的构图来解读。其次，举报中关于拟大领试图教导新罗制造兵器之术并引领新罗攻取对马岛则根本不可能。我们很难相信，一介普通的地方豪族能够掌握足以教导新罗制造兵器的技术。

上述这三个事件，学界多将其与贞观新罗海贼事件并举，由此强调贞观年间日本对外认识的变化，主张外部环境的变化使得日本从9世纪中后期开始逐渐收敛内化，并且下启日本中世时期的对外认知。又或将上述三个事件视为地方官员、土豪势力成长，进而内外呼应试图与国家权力相对抗，这也是承接日本中世政治史的典型解读。笔者希望强调，这一时期的东亚海域——尤其新罗与北九州之间的往返变得更为轻易，虽然日本颁布了禁止新罗人入境的规定，却仍有大量新罗人往返于这一区域，或长期定居在北九州地区。众多先行研究都意识到这一点却未注目于此，相反基于这一事实而不断作出宏大叙事解读。日本北九州与新罗之间的便利往来是9世纪出现的特征，在此之前这片海域间往来的主力是有国家支持的使节团（这些使节团本身可能带有强烈的贸易使团的性质）。9世纪以来该海域间往返的主力变成了海商，或者更准确地说变成了民间力量。

以日本的情况来说，由于国家对进出东亚海域本身并不动心，结果使得日本与唐、与新罗的联系需要借助民间力量维系，例如圆仁在唐活动受到新罗人的帮助，日本国内与灵仙等在唐留学僧的交流也要借助往返两国的海商之力，甚至日本希望获取唐物而派出的使节也需要借助海商的船只进行移动。这在8世纪看来是很难理解的情况，而与日本中世之后的遣明船贸易则有一脉相承之处。关于为何这一时期民间力量能够迅速接管东亚海域这一问题，航海技术、造船技术的发展会是一个有趣的思考方向，然而这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内。

本文重点强调民间势力接管东亚海域跨境移动这一事件的表现及其影响。首先，往来的增加并不会简单地带来双方相互理解的增加。这一时期民间往来的增多一定程度上反而带来信息上的混乱，以及导致日本的恐慌。例如，藤原元利万侣通谋事件中的直接证据是下属呈上的新罗国与藤原元利万侣往来的国牒。虽然这份“国牒”的内容并不见于文献记载，但是可以推断这份名义上的新罗国书大概率不是来自新罗官方，而是新罗海商伪造的。日本方面是否明确意识到这一事实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新罗方面对海商伪造国书的行为早有认知。一封早在承和三年（836年）由新罗执事省发往日本的国牒就曾提到：“岛屿之人，东西窥利，偷学官印，假造公牒。用备斥候之难，自逞白水之游。”也就是说，新罗方面很早就意识到海商伪造文书的可能性。

其次是新罗执事省牒的发出背景。这一时期日本将要派遣承和遣唐使入唐，于是事先派遣使者告知新罗，万一遣唐使船队遭难漂流到新罗境内时能够及时获得新罗的援助。日本派往新罗的使臣纪三津不知什么原因与新罗沟通不畅，以至于新罗怀疑这不是日本官方派遣的使臣，便将其遣送回国并去信向日本求证使者真伪。日本对于新罗官方来信中的许多内容也难以理解，例如当时日本的遣唐使船队尚未出发，而新罗来信却称“小野篁船帆飞已远”，即认为遣唐使早在此之前就已经出发成行，因此日本认为“斯并闻商帆浮说妄所言耳”，推测是新罗方面从海商处获得了错误情报。承和遣唐使的经历较为波折，承和三年（836年）五月初从难波出发，由于风浪在大宰府逗留到七月初才正式起航，刚起航就又遭难，漂流至肥前国五岛列岛，结果船只受损必须重造，人员亦大量损失。经历种种波折之后，这次遣唐使推迟到承和五年（838年）才正式成行。遣新罗使纪三津在承和三年（836年）闰五月出发，同年十月归国。虽然不知道纪三津与新罗交涉的具体情况，但从新罗获悉日本遣唐使启程却不知道遣唐使遭难未成行来看，纪三津与新罗交涉大致发生在七月后不久。这反映出，该时期东亚海域之间消息流通异常迅速，是8世纪难以想象的情况。同时需要注意，频繁的情报往来包含大量不确定信息和误解，这同样是8世纪难以想象的情况。

这一时期能够往来东亚海域的不再只有使者和海商，我们甚至可以推断日本北九州沿海地区大多数居民都拥有独自渡航新罗的能力。或许只有这样，第三个举报才多少存在一些可信度。另外，值得注目的还有一个名为卜部乙屎麻吕的对马岛居民。据《日本三代实录》贞观十二年（870年）二月十二日甲午条载，卜部乙屎麻吕自称是为了捕鸟前往新罗境内，结果被新罗抓获下狱，在囚禁期间他目睹新罗伐木造船、鼓吹练兵，私下询问看守人员得知新罗准备出兵攻打对马岛，他逃回日本之后迅速向大宰府报告了这段见闻。这一记载同样有许多难解之处。首先，我们很难相信这一时期新罗具备出兵对马岛的实力。从事后来看，这应该是一场子虚乌有的闹剧。其次，假如我们相信这一记载，那么需要注意两点。其一，乙屎麻吕以一个普通百姓之身就有能力前往新罗境内。其二，乙屎麻吕能够与看守交流而没有语言障碍，而且日本方面对这一陈述似乎完全没有怀疑。由此推想，这一时期北九州地方还存在为数不少的能够往返于日本与新罗之间的百姓。例如，承和十二年（845年）新罗将五十多个漂流至新罗的日本人遣返回国；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也提到日本对马岛百姓因为钓鱼而漂流至新罗武州地方。我们或许很难简单用日本人或者新罗人来定义他们的归属，也很难用海商来定义他们的身份，假如要在史料中寻找一个对他们的描述，或许前引新罗执事省牒提到的“东西窥利”的“岛屿之人”会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除了这些频繁往返的百姓之外，我们还需要注意另一批长期定居北九州地方的新罗人群体。

本节试图探讨一群略显特殊的新罗人集团，他们被大宰府怀疑为间谍而遭到缉捕，又受到中央太政官命令而被移配日本东北地区。通过他们，可以观察居留日本的新罗人群体的生活状态，以及日本对他们的认知情况。

贞观十一年（869年）末至贞观十二年（870年）初，以前年夏季发生的新罗海贼掠夺贡调船事件为契机，日本国内爆发出明显的忧虑“新罗入寇”的紧张情绪，并为应对此事而采取了多种手段，例如向诸神社、山陵奉币祈祷，向大宰府增派驻军，以及增强日本海沿岸地方防御，等等。在这一系列应对措施中，我们往往容易忽视以下这条。据《日本三代实录》贞观十二年（870年）二月二十日壬寅条载，这一天中央政府下令大宰府将“新罗人润清、宣坚等卅人，及元来居止管内之辈”通过水陆两道遣送入京。这批新罗人曾被大宰府视为掠夺贡绵的新罗海贼嫌疑人而加以逮捕，太政官下达的处理意见是将他们遣送回国，然而就在他们等待顺风期间，岛民卜部乙屎麻吕从新罗逃狱归来，向对马岛司报告了新罗可能入侵的消息，而同期又新有七名新罗人漂流入境。这重新点燃了大宰府对这一群人的怀疑，他们被再次拘禁，而且大宰府向中央申请将这批新罗人统一迁徙到东北陆奥地方，太政官同意了这一请求。

我们可以将这一批被迁徙日本东北的新罗人分为三类。其一，润清等以新罗海贼嫌疑而被捕之人。大宰府对他们的评价是“润清等久事交关，侨寄此地，能候物色，知我无备”，可知他们是相对典型的频繁往返于东亚海域的海商。其二，对马岛接收的七名流来新罗人。他们漂流入境日本在卜部乙屎麻吕归国之后，所以大宰府的判断是“彼疑泄语，为伺气色差遣七人，诈称流来欤”。也就是说，大宰府怀疑他们抱持探听军情目的而试图潜入日本。其三，被押送入京的“元来居止管内之辈”。大宰府对他们的评价是“又从来居住管内者，亦复有数。此皆外似归化，内怀造谋，若有来侵，必为内应”。即大宰府虽然明知这些人已经常年居住日本境内，名义上是“归化”的日本人，但仍然怀疑他们勾结境外势力，对己方不利，所以请求将这一批人统一迁徙出境。大宰府提到的三类人，假如以现代出入境管理方式理解，大致分别相当于长期商务签证持有者、短期入境签证持有者和“绿卡”持有者（或入籍者）。尽管如此，并不妨碍大宰府 将这三类人一视同仁地划归为“外人”并加以警惕。

假如我们追踪这批被迁徙的新罗人的有关记载，会发现更多有趣的内容。据《日本三代实录》贞观十二年（870年）九月十五日甲子条载，最终有二十个新罗人被移居，其中五人被移居至武藏国，润清为首的十人被移居至陆奥国，还有五人被移居上总国。被移居上总国的五人名为僧香嵩、沙弥传僧、关解、元昌、卷才，即移居者中至少有两名僧侣。被安置于陆奥国的润清等人由于擅长造瓦而被命令参与陆奥国的修复工作。除了负责造瓦，他们还需负责教导传习造瓦技术。

比对大宰府的申请与中央政府的处理结果，不难发现大宰府的要求是将这些嫌疑人等与潜在危险分子移送至陆奥地区空地安置，而中央政府的安排则是将他们分别安置在武藏、上总和陆奥三地。这一移居结果该如何理解，通常认为是出于对北九州地方盘根错节的新罗势力的警惕与防范，迁移至东北地方是试图隔断他们与新罗及北九州地区新罗势力间的联系。近年来，出现了以石井正敏为代表的新观点，认为这次移居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处理北九州在留新罗人群体，而在于借用他们的技术能力帮助东北地区灾后重建。贞观十一年（869年）陆奥地区发生了规模巨大的地震和海啸，《日本三代实录》的描述是：“陆奥国地大震动，流光如昼隐映。顷之，人民叫呼，伏不能起。或屋仆压死，或地裂埋殆，马牛骇奔，或相昇踏。城郭仓库、门橹墙壁，颓落颠覆不知其数。海口哮吼，声似雷霆，惊涛涌潮，溯洄涨长，忽至城下。去海数十百里浩浩不辨其涯，原野道路，总为沧溟。乘船不遑，登山难及，溺死者千许，资产苗稼，殆无孑遗。”这次大地震由于2011年发生的日本东北3·11大地震而重新受到关注，学界逐渐强调贞观十一年（869年）至十二年（870年）间日本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不是潜在的新罗入侵的可能性，而是现实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救灾问题。石井正敏的观点背后亦有这样的现实因素在内。笔者关注到这一现实因素的影响，但不赞同过度强调新罗技术工人在日本灾后重建中的作用，然而长久以来关于贞观年间新罗恐慌问题的讨论一直局限于政治阴谋论及外交思想史领域，石井正敏的研究在突破传统研究范式上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上述三类被迁移的新罗人分别代表该时期北九州地方新罗人的三种不同形态。第一种是“久事交关，侨寄此地”的典型海商，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归化”获得日本籍，但有资格“侨寄”，即有在当地或长或短的居留权，大致相当于现在出入境管理中的商务签证。第二种是“元来居止管内之辈”，他们名义上完成了“归化”手续，在法理上应当视为日本居民，甚至可以推断他们经过数十年的居留生活，已在当地落叶生根，繁衍第二代乃至第三代人，但是大宰府仍然认为他们“外似归化，内怀造谋，若有来侵，必为内应”，并不完全信任。第三种是短期来航者，他们由于种种原因（例如，短期经商，或是因风漂流）来到北九州地区，假如以现代社会的出入境管理类比，大致相当于短期签证持有者，以及非法入境者。以现代人的情况揣测，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当时的日本律令国家对于第三种短期来航者所抱有的戒备心理，但从法理层面而言，已经“归化”入籍的新罗人及他们的第二、第三代后裔不该成为戒备对象。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律令国家对于在日新罗人群体都采取了移配政策，这是因为三类在日新罗人之间原本就无明确界限，且三类人群之间随时可能相互转化，以律令国家的管理能力而言，实则无力分辨。这群在日新罗人的具体规模难以确定，鉴于其中还包括诸如僧侣、技术工匠等多种 职业人群，或许可以认为居留日本的新罗人的生活状态不是侨居海商、逃难流民等概念所能简单概括的。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提到的山东半岛新罗坊的情况或许可以作为参考，这一时期北九州地区的居留日本的新罗人可能已有颇为成熟的社群组织能力，而这无疑会令管理机构产生一定的危机感。

这种危机感和恐慌感并非古人独有。例如，百年前的关东大地震后，日本大量流传各种谣言，说居留日本的朝鲜人社群试图通过投毒、纵火等手段伤害日本人。这些谣言结集起来演变为虐杀迫害居留日本的朝鲜人，即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福田村事件”。贞观年间日本忽然爆发出来的、针对“新罗来袭”的恐惧或许就与此类似。考虑其现实背景的原因，首先是短时间内居留日本的新罗人社群突然增加，地方社会急剧变动，造成外来者与本地人之间发生利益纠葛；其次是大型灾害频繁发生，无论任何时代，都会深刻改变社会现状，点燃长久存在的矛盾纠纷。在古代，或许还需考虑古人基于神秘主义的思维逻辑。正如学界所关注，贞观新罗海贼事件之后，律令国家向诸神社提交的祈祷文中，除了提到“新罗海贼掠夺贡绵”“肥后国地区地震风水， 屋舍倒塌”之外，还提到诸如府厅楼上有大鸟停留，占卜结果认为是邻国兵革之预警等带来的恐慌。对于这一时期的日本人而言，自然灾害除了造成现实伤害之外，人们还会将其视作未来可能发生的某种危机的前兆性暗示，并由此产生恐慌和焦虑的心理伤害。假如细查上述祷文内容，可以发现日本人除了祈求新罗勿要来犯，还会祈求不要有“夷俘反乱”“国中贼寇刀兵”等战争动乱，不要有“水旱风雨”“疫病饥馑”等自然灾害和社会问题。

9世纪日本律令国家的恐慌心态固然直接来源于新罗海贼事件和地震灾害等已经 发生的现实事件，而令他们更为恐惧的却不仅是新罗将要大举入侵的流言蜚语，反是 某种更为宏大的对未知将来的恐惧。

近些年来，学界开始反思古代东亚海域史研究领域中的自国中心主义色彩。郑淳一批判韩国学界对9世纪东亚海域史研究是“张宝高中心史观”，可谓鞭辟入里。日本学者多从政权形成的角度进行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路径。一种是就东亚海域问题，从对外关系史的视角展开解读。基于石母田正提出的“东夷小帝国论”，认为8世纪的日本在理念上将周边的“蕃国”（新罗、渤海等）和“夷狄”（虾夷、隼人）配置于自身之下，从而形成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对外认识，而9世纪日本的“蕃国”“夷狄”结构逐渐崩溃。对这一过程，学界有种种评价。有学者认为9世纪日本“东夷小帝国”的观念出现调整，抑或认为9世纪日本“东夷小帝国”的观念空洞化。总体而言，对于9世纪日本的对外关系、对外认识、对外观念，学界的评价相对负面。而以保立道久为代表的，将9世纪日本与新罗的关系结合藤原良房政权形成过程进行探讨的研究思路，可以说是自国中心主义视角的一种变体。另一种是以森克己为代表的交流史研究路线。森克己就古代日本对外贸易问题提出了由国家主导的官方贸易（大宰府贸易）转变为民间私人贸易（庄园走私贸易）这一构图，由此来论述日本在对外交流方面由“开放”走向“消极”的过程。森克己提出的主要论点包括大宰府荒废、以庄园领主为主导的与外国海商进行的走私贸易。学界目前的工作一方面是对后者进行证伪，另一方面则利用考古材料论述大宰府的政治功用一直存续到11世纪末，以此强调9世纪日本对外贸易仍然具有国家管理的成分。森克己强调9世纪以后日本对外交流的保守性，而现在日本学界则强调其开放性；森克己强调这一时期的民间私贸易，而现在日本学界则强调国家对贸易活动的管理和控制。这一转变，看起来是对前人研究的突破和超越，但其实仍被前人局限而不自觉。

除此之外，贞观年间的历史研究中，日本学界还存在一种窠臼，可以说是由日本史研究的时代划分而导致的。例如，受过日本古代史研究训练的学者通常倾向于关注中央政局变动，而受过日本中世史研究训练的学者通常倾向于关注地方势力兴起。贞观新罗海贼及9世纪日本与新罗关系的研究中，不同时段学者的关注视点存在差异——古代史学者往往将其与承和之变、应天门之变等政治事件结合在一起讨论，其背后的核心问题意识基本上是藤原北家如何在政治斗争中崛起，例如文室宫田麻吕事件、藤原元利万侣事件，古代史学者多会强调两人与中央贵族的联系，将两人失势解读为所属派系失势；中世史学者多受到所谓“在地领主制”的影响，往往从地方权力如何诞生、发展的角度展开讨论，而且多会利用三起诬告事件，试图描绘地方权力者借用民间贸易机会扩大自身权力，并且一步一步成长为地方势力。

总之，日本学界近年来虽然强调中世日本的“境界”与“内外”，但目前工作仍然囿于传统政治史和对外关系史的框架。究其实质，则仍然局限于日本传统的自国中心史观。前近代史能否简单套用全球史话语，笔者表示疑问。同时，笔者相信，某些问题并非近现代所独有，例如将关注对象从传统的政治权威转移至物品或人群。笔者试图强调的是一种可以跨越时代而得到共通的问题意识：通过文室宫田麻吕贸易案例，可以看见多种多样的贸易形态；通过北九州地区居留日本的新罗人的多种形态，以及由于这一生活形态而遭受的敌意，也不难意识到近现代与千百年前并无太多分别。

最后以一个相关案例的考订结束本文。频繁往来于东亚海域的人群集团，他们的国籍归属和自我认同不能完全嵌套进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理论体系。对于9世纪的这群人而言，或许更难以“某国人”加以定义。本文提到的新罗使者李少贞曾经在弘仁十一年（820年）漂流到日本北方的出羽国，当时日本对他的记载是“唐人”李少贞。换言之，日本方面对于他的国族归属认识是模糊的。所谓国籍判断，更多根据他的自称，或是根据他代表的势力团体。同样，本文探讨的移居日本的新罗人中存在已经“归化”的新罗人。对于他们而言，“归化”只是获得长期居留的一种手段，但从现代法理的角度来说，他们毫无疑问应该属于日本人而非新罗人。不过正如本文反复提及，“归化” 并不能为他们带来完全等同于日本人的待遇。

国籍认同问题直到目前，在日本都未得到完全解决。日本二战后对韩国移民的态度十分微妙，韩国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面临更为微妙的外界认同与自我认同问题。此外，日本接回国的大量二战遗孤及其后代面临的认同问题也迟迟悬而未决。由于现在全球范围内逐渐高涨的民族主义倾向，很多地方都出现旧国民与新移民的对立，这是一个令人感到忧虑的现实困境。

江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