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网地址：http://www.southacademic.com/
明末登州海防规划与实际效果的反差
撰文丨王日根 白宇翔
王日根，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白宇翔，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面对日益严峻的东北亚局势，明廷积极致力于将登州打造为战争后备地，希望登州能承担接纳辽人、布防兵士的任务。然而，登州的资源有限，本身无法承纳大量客兵客民，明廷对登州的大量财政投入不但未达到目的，反而引发朝中对建设效用的质疑。登州与东江等地的商贸往来是缓解明廷压力与促进资源流动的重要方式，但双方出现定位的争执，结果进展不佳。登州地区累积的矛盾最终以登莱事变形式爆发，直接导致明廷在本地的海防投入归于消散。将登州建设成海防重地的规划落空，当与海防建设的复杂性、财政管理与运行的失序、地方矛盾处理失误等密切相关。
[关键词] 登州 海防 明末 财政投入
边饷剧增是明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已有不少学者就此问题展开了研究。[１]不过，这些研究由于关涉话题较大，因此对财政与具体战争、社会、文化的互动和影响情况勾画还不充分。而在研究欧洲国家形成中的战争时，一些学者将目光投向战局中的“财政—军事中心”（如阿姆斯特丹、伦敦、维也纳等），认为这些“中心”因其政治地位、开放性、总体发展、资源区位、商业金融精英以及与战区的距离等多方面原因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服务。[２]在这些中心当中，各种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不断交互，影响着战争的局势。此外，从海防史的研究脉络来看，陈贤波提出要将海防研究回归到地方的脉络当中，且要关注海防过程当中的政治较量和人事纠葛。[３]这些研究启示我们可从区域—中心来反观明末清初的军事、财政历史。在明清战争中，东北亚海上战场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明廷在此战场中进行了大量的海上布防与谋划，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基于以上考量，笔者认为，明末的登州是一个理想的考察对象。登州不仅是海上用兵的前沿阵地和辽东、朝鲜方面重要的资源补给地，还是京畿的重要门户。目前针对登州的研究多集中在交邻朝鲜方面、[４]海防方面[５]等，将登州的社会、人事、地方财政等进行综合考量的研究还不充足。[６]因此，本文希望能够从登州出发，系统考察登州在明末战争中的海防谋划、资财流转与社会变迁，以期更加深入地理解明末财政和军事状态。[７]
一、客兵与辽民：天启初登州海防定位、人群流转与饷银规划
天启元年（1621）春，后金攻下辽阳，北方海上战局亟待明廷重新规划。明廷请回熊廷弼重任辽东经略，并对北方局势进行整体规划。针对局势，熊廷弼提出“三方布置”战略部署，将朝鲜、辽东、天津、登莱几方的人力物力进行了统筹安排。[８]其中，熊廷弼规划在登州地区安排巡抚，驻扎重兵，并编练团练，成为“奇兵”，将登州升格为镇。由此，登州成为战局当中的重要后备地，“其（指辽海四卫，笔者注）兵马钱粮，特借登州为屯练接济之地，盖于登莱储峙而于辽海施为”。[９]
在此战略安排下，山东巡抚赵彦提出“增兵戍诸岛，特设大将登州”。[１０]五月，明廷决定在皇城岛等处增兵，并任陶朗先为登莱巡抚，沈有容为总兵。明廷还决定增兵5万戍守山东，兵部计划将这些新兵全部布防于登莱，山东方面则认为登莱仅需布防4万，最终综合定为3万。从何处招募新兵？浙兵素号精锐，但此时兵源已渐萎缩。[１１]登莱监军道杨述程建议前往楚蜀募兵，但长距离征调花费较高，明廷未置可否。比较而言，招募淮兵调拨成本低，往募官员也相对熟悉，且可解决当地灾民生计等问题。[１２]天启元年六月，游士任奉命出海招募淮兵，十一月即已募到8000人。此外，沈有容本为漳南守将，其“在福建所收降寇袁八老等数百人，出没广洋如履平地”，因此福建调来3000闽兵。[１３]
登州本地人群也成为新兵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不用服役，因此本地人极为乐意于本地为兵，“北兵俱土人，土人藉当兵以避县重役，遇有一缺出，辄三四人争来报顶。既得选，亲戚邻里载酒相贺，谓之上差”。[１４]综上所述并根据户部郎中杨嗣昌的记载，天启元年登州共布新兵14000人，即1万淮兵、3000闽兵、1000本地兵。[１５]但这与规划的3万兵额仍有差距。
除驻兵之外，接纳渡海辽人亦为登州的一项任务。自明末辽东形势恶化以来，辽东金、复、海、盖四卫之人就在不断外逃，“南四卫之人望风奔窜，武弁、青衿各携家航海，流寓山东，不能渡者栖各岛间”。[１６]登州因航程较近，成为辽人逃难的选择之一，不少辽人偷偷潜入登州，如《山阴吴氏族谱》即记载“万历丙辰，辽左失守，公（指晴川公吴大斌，笔者注）遂浮海抵登州”。[１７]天启元年四月，原任辽东赞画兵部主事刘国缙向督饷户部侍郎李长庚递交揭帖，称“南四卫官民逃命山东等岛约数万人，国缙在彼招抚，恐日久食尽，皆为虏有，乞发天津登莱船只接济”，正式提出希望由官方出面接纳辽民。[１８]于是陶朗先初步接渡“辽左避难官民，原任监司、府佐、将领等官胡嘉栋、张文达、周义、严正中等共五百九十四员名，毛兵、川兵及援辽登州、旅顺营兵三千八百余名，金、复、海、盖卫所官员及居民男妇共三万四千二百余名，各处商贾二百余名”。[１９]
此次救援之后，更多的辽民还在渡海而来。熊廷弼上疏要求明廷进一步安抚辽民，并且希望“山东抚按不论官民、士商、男女、老幼一体赈救，其潜伏各岛闻风引领者，多拨船只接求安插，一并赏恤，以示皇上痛辽、念辽、不忍忘辽之德意”。明熹宗最终下旨：“辽人逃匿拒贼，不背朝廷，深轸朕心，这用人及发赈，该部作速议处。”[２０]熊廷弼认为可选避乱辽人精壮者在登州训练为兵，七月，明廷升刘国缙为山东按察司副使，要求其在登莱“招集归附之众，拣选团练，以图进取”。[２１]不过，招练的进度较慢，至十一月即有官员反映“数月来登州收辽人不下十余万，曾不闻二臣（指佟卜年、刘国缙，笔者注）拣选若干训练”。[２２]一直到天启二年（1622）刘国缙方汇集3000余人成兵。
与此同时，与登州相配合的东江镇也逐渐形成。天启元年五月，广宁巡抚王化贞令部下毛文龙出海对辽民展开救援，并积极策划“复辽”事宜。毛文龙联合陶朗先派出的王绍勋大军以少胜多，取得镇江大捷。王化贞由此认为可以辽人之力收复失地，进而提出了和熊廷弼完全不同的激进方案，扰动“三方布置”之局。天启二年二月，毛文龙进入朝鲜皮岛，建立起一些据点，“以为外可捣奴寨，内可捍登海”。[２３]六月，明廷正式以毛文龙为总兵，并成立东江镇。东江镇与登州镇共同成为稳定边海局势的重要军镇。
经历了如上安排后，登州日渐成为军事布局当中的后备基地，承纳了大量客兵与辽人，但这样的布局存在诸多问题。其一，在军饷层面上，明廷决定将山东新派辽饷40万两留充本省军需，但“不足之数该省酌量措处”。[２４]因此，在登州驻防的军队主要“坐支本省加派银”和自筹军饷。[２５]可本省加派银两并不能完全用作军饷，军械、船只等皆需要从辽饷中支出。所谓“自筹军饷”，一般即从民屯银、地方徭编银当中支出，或者由边镇将领通过种种方法自行筹集。按照一名兵一两五钱的月银计算，一旦满员一月即需要45000余两。[２６]登州的民屯、徭编银基本供给本地的水陆营兵，而陶朗先手上只有天启元年20万石未运出的粮食，且需分其中4万用于淮南造舟，3万运向天津方面招募兵员及购置兵器。朝廷派给的10万帑金也仅能抽出6900余两用作淮兵月饷。按照账面数目核算，军饷勉强可支应兵丁月饷，然而由于辽饷的实收不足以及饷银的各方调剂，随着客兵的不断调来，登州很快就无法满足月饷。至谭昌言担任登莱副使时，即发现由于缺乏军饷“西兵哄于登，淮兵噪于莱”，两地白昼闭门，人情惶恐。[２７]最终谭昌言说动沈有容采取紧急措施，局势方得暂时平复。驻军缺饷无疑对地方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汪崇孝带兵驻扎福山，由于兵饷未至，“兵噪虎视三昼夜，人心汹汹”，知县袁希颜“挺身抚谕”，方“兵民安帖”。[２８]
其二，登州并不适合大批驻兵纳民，“登莱地方有限，兵民招集数多，物价踊腾，流俗嚣乱，势所必至”。[２９]登州本身也长期处在饥荒状态，“（万历）四十三、四两年异常凶荒，四十七年灾异骈臻”，地方资源并不能长期支持布局。[３０]而且，登州长期承担海运任务，百姓已然疲敝。天启二年四月，御史李时荣结合登州状况提出质疑：“山东骤增军兵，谷价腾踴。陶朗先出海之师万人，刘国缙集辽三千，最骄横而难制。淮阳募兵七千为最，何以复建辽之策？”[３１]在他看来，明廷的规划存在诸多疏漏与隐患。御史董羽宸也认为：“登莱蕞尔，生理几何，而客兵一旦插入数万，弱肉强食，作奸犯科，官不能弹压，将不能统制，地方之祸，何可胜言。”他还希望游士任的淮兵与刘国缙的辽兵“分屯要害，不宜与登民杂处一城，以滋扰害”，但该建议仅“下部议”，未见结果。[３２]接任登莱巡抚的袁可立也认为登州人群太过复杂，“勿虞奴，且患内变将作，败形乱道皇皇也”。[３３]天启二年五月，兵科左给事中朱童蒙指出“登莱弹丸，兵民杂处则民苦，米价腾涌则军苦，月粮一万五千则官苦”，因此建议分一半兵力给东江，一半兵力给北部边防。[３４]接任辽东经略的王在晋则认为登州无法完全承担驻扎辽兵的任务，指出“登州之山城如斗，而海邦之稼穑惟艰。食指既繁，米价骤涌。甚以客兵结队，毂击肩摩，土人尚苦夺巢，辽人何从寄迹，于是民无半菽，市鲜一廛”。[３５]
其三，这些淮兵的能力备受质疑。一些淮人过分夸大自身能力，号称“力举千斤，弓开十石，火药、火器、战车、战船、没水黏竿、占风测象无所不有”，实则名不副实。[３６]而游士任招募士兵时也未能很好筛选，“凡思任微时所与订湖海之交及受一饭恩者，皆以部札授官，广陵城下同日黄盖腰金者三十余人，皆方术游手之徒，坐糜金钱十数万，招摇岁余，竟不敢渡辽”。[３７]王在晋亦指出这些淮兵“见海而惕，望登而避，惧奴而缩”，在发给饷银与武器后仍不参与军事训练，“思归若渴”。[３８]他建议调淮兵3000人入东江，其余分拨各地防守。
其四，辽人入内地的安全性也引发争议。光禄少卿刘元珍就称：“（刘国缙）忽拥数万众，欲问道登、莱，窜处内地。万一敌中间谍阑入其间，何以备之？”[３９]他认为这些辽人并未经过较为详细的调查，即便是积极抗清的东山矿徒也可能存有叛徒。兵部方面认为，辽东地区的诸多人员本就源自登州方面的调派，因此应当由登州方面在仔细区分登兵、川兵、辽东军户、辽东秀才等情况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处理。安全性的争议也影响到接纳辽人政策的执行，登莱巡抚陶朗先不仅顾虑辽人抵达登莱后的军饷供给问题，更担忧辽人奸细潜藏之患；而总兵沈有容则对辽人持相对乐观的态度。因此，当广宁被攻破时登州的两位主要负责官员意见相左，陶朗先坚决反对接纳辽人，乃至声言“敢渡一人者斩”，而沈有容则派船接纳了不少辽人。[４０]
其五，明廷在西部对白莲教的征剿亦促使其加快处置登州的相关隐患。《重修浙江通志稿》中即记载“（辽人）漂泊海滨将为乱，妖贼白莲党乘机煽动，陷邹、滕，围兖州，屡败官兵”。[４１]而淮兵被调往御贼时，竟然望风奔逃。因此，在登州的淮兵与辽人成为明廷亟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从经费上看，明廷无法加大投入帮助登州，兵部就指出除投入40万新饷与10万帑金外只有挪动京边银两，“此外更无点金之术”。[４２]袁可立提议增派帑金20万亦遭到明廷拒绝。天启三年（1623）由于乏饷，登州等地被蠲免的加派银两重新被派征。
综上所述，大批客兵无法再在登州驻扎。游击孟孔淑认为可以让淮兵在登淮间流动，“分作两班，三月为期，及瓜互代”，但如此则成本过高。[４３]天启二年六月，明廷要求游士任停止招募，返回登州约束淮兵。同时，袁可立开“日射之法”，“汰一客兵，补一土著，不半岁，土著充任者众，而思归远戍十不存一”。[４４]七月，袁可立组织调拨了大量闽兵、淮兵支援毛文龙，大大减少了登州本地的驻军。[４５]他还努力管制管大藩、王一宁、汪崇孝等海上将领及其手下士兵，制止了淮兵在福山地区的哗变。这样，登州的淮兵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淮兵被逐渐裁汰。闽兵也被明廷调往东江听用。
在化解客兵危机的同时，明廷亦对登州海防建设的实际效用产生质疑。天启三年二月，户科给事中李春烨向明廷控告陶朗先等人贪墨军费。四月，明廷派李春烨为钦差，查勘边饷情况。九月，李春烨向明廷汇报了调查结果。李春烨调查认为，陶朗先所招兵马与所接银两无法对应，且过度挪用辽人赈济银招兵，在赈济时还存在冒破、冒赈等侵饷的问题。此外，他还调查出不少具体的腐化案件，如樊化龙在雇募工匠时贪银、购买无用的骆驼军兵器、误用奸细杜茂导致银两被侵吞、误用奸商宋登科导致船队建设失败、用魏国臣假称前往家乡购船实则运输贿银、拒绝蓬莱县令汪裕复查前任段展的错账等。针对这些问题陶朗先进行了辩解，他声称对其指控乃是出于登州成镇之后的嫉妒之情。他在《听勘疏》中将自己掌握的相应情况进行了说明，认为调查仅依据当日登州情况统计兵马饷银等，并不全面。不过，明廷并未采信陶朗先的这些辩解，而是认定其贪污40余万两。[４６]然而，有关陶朗先等人究竟是否贪污一直在明廷中争议不断，事实上地方多次核查后也仅上报24000两左右。[４７]直至崇祯四年（1631），陶朗先之子陶学瞻、陶学易向明廷提交了其父留下的《登州兵马额数册》等5份清册，尝试进行翻案。时隔数年，陶朗先的案件已然难以考辨，“今日司道之登答者亦只任纸上为开释”，“今无案底可查，难以臆决”，但明廷考虑到新帝继位等因素仍进行了销案。[４８]
由于李春烨的政治站位，陶朗先案通常被学界定义为东林党与阉党之争。[４９]应当指出的是，此案与登州海防的特性也密切相关。海上防御具有流动性特点，三次报给明廷的数据就登州调往海外支援的兵丁究竟几何多有争执，这种流动性与明廷所希望的明确的数目字治理需求背道而驰，明廷很难判断财政投入的转化情况。因此，李春烨的这些统计数据自然引发明廷疑虑。[５０]同时，陶朗先案是内官财政管理体制的延续，正如万明所指出的，“追赃”成为明末王朝政治干预经济的重要政策与勒索社会财富行之有效的手段。[５１]质言之，陶朗先等人的贪污调查也是明廷获取军费的一种方式，如天启五年（1625）明廷即用陶朗先赃罚银购买了登州的鲜运米粮。从几次调查数据中也可看出，无论究竟哪方数目为真，实在登州的兵员数量应在4000至7000人左右，远远不及3万人，登州布防并未达成最初的设想。
总之，登州因地缘因素被纳入到“三方布置”之局中，成为战争后备地，逐渐承担了集中兵力、接纳辽民等任务。然而，由于登州本地资源不足，其盛纳客兵与辽民的能力较弱，明廷也无力继续加大投入，只能将客兵散出。这也意味着登州后备地建设的失效，这种失效引起朝中的质疑，再加上政派矛盾以及明廷“追赃”的考虑引发了陶朗先案。质言之，明廷在登州的海防财政投入转化情况显然不佳。自然，军事的投入有市场的配合，商贸在战争物资流转中也有着重要作用，可以补充财政投入之缺。这也是东江能够承纳登州转移的兵员的一大因素。
二、物资流转与军需商业：登州的商贸网络与争端
市场在海上防御当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是军事财政的重要补充。由于东江镇孤悬海外，而且“屯种无多，势不能尽辽民而仰食于太仓”，因此其必须招徕商贾，由登州和朝鲜方面进行相应的支援。[５２]这样，登州就渐渐被明廷规划入东北亚海上贸易网络当中。
探索通岛路线需寻觅熟知海上商贸之人。早在东江成镇之前，登州一些边海之人就在谋求入海展开交易，如与海岛上的辽人等展开贸易，“败残亡命之徒据岛屿以为生，乘隙射利之辈又结连以相通”，更甚者“有居近富势之家，结交远人，利其货物，与之通贩，即夹带违禁之物，以溃大防”。[５３]因此，登人对于海上商贸并不陌生。不过，前往东江的路线还不明确，贸然前往可谓危险重重。福山地方精英王氏即成为了海上商道的开拓者：“平（皮）岛初设镇，运道未开，防抚檄郡县，重购募官商，无敢应者。道增慨然曰：‘粮糈事亟，东江岂在天上耶？’遂凿空汗漫，极危险，卒致军需。岛帅奇而礼之，辟幕职，辞不就。归途所经岛屿纡近，上当事者，登、岛通运自道增始。”[５４]
县志和家谱都极力描述王道增的无畏和决然，但是背后袁可立等相应的地方官员大概也进行了不少的动员和支持。[５５]这次运粮探明了登州到东江的海上路线，也为将登州纳入东北亚海上商贸网络的规划打下了基础。[５６]
至天启三年八月，在毛文龙的请求下，登州—东江的基本运营模式得到确立，即明廷从登州等地招商运粮，商人船只装载八成粮食、二成货物，运输到岛，“米必两平籴粜，货听其市卖取利”。[５７]此外，毛文龙还“奉旨通商，即以登饷二十万，收买客商布货，与丽易米，通融相济”。[５８]如果暂时缺银购买，东江方则会将商人记录在册并发给商人类似军事债券的“红票”，待获得军饷后再在登州由理饷官支给商价。不过，此时运输的米粮仅为商运，天启五年，登州正式被纳入运输本色米粮的体系中，登莱每年运送两次，天津每年运送三次，共300艘船只，每船运米四五百石，一年共计10余万石。
朝鲜方面也逐渐被拉入登州—东江商贸体系之中。天启三年仁祖反正后，朝鲜决定大力支持明朝。自天启四年（1624）开始，东江与朝鲜正式建立商贸关系，朝鲜逐渐成为东江重要的米粮供给地，但朝鲜米粮产量甚少，又逢荒年，且还需救济逃入国内的辽人，因此前往登州贸易米粮成为解决之策，“今闻登州三钱之银值米八斗，粟米则倍之，都督贸饷之银多在关西，以此贸米于登州，则可救此大无之患，而兼且接活辽民矣”。在每年朝天使经由登州朝天之时就可“以其船一二次转运于使行未还到之前”，携带银子与人参在登州换取米粮。[５９]如此，东北亚地区的商贸网络被建立起来，“登、津商货，往来如织，货至彼，一从帅府挂号，平价咨鲜易粮，以充军实。公自给价还商，市参以归。此一转移，每岁亦不下数万矣”。[６０]
应当指出的是，登州—东江商道的畅通与登莱巡抚袁可立的措施亦密切相关。袁可立在任期间正值登州局势紧张之时，“时莲妖在西，海寇在北，高丽擅废，征调烦兴，所在惊惶”，袁可立“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６１]他也考虑到商路的保障问题，由于后金方面“布帆草筏出没不常”，漕运船只和商贾船只无法正常通行，于是他又在皇城岛设置参将1员，守备1员，领兵3000，还在广鹿诸岛之间设南游、北游两营，使得后金的布帆草筏绝迹。[６２]
商贸也为登州带来了繁盛，《平叛记》即说明了贸易对登州的影响：“登州僻在海隅，阻山负海，素号荒阻……东江之师以登州为孔道，战饷八十万皆从登海往，于是熙攘成聚……辽地既沦，一切参貂布帛之利，由岛上转输，商旅云集，登之繁富遂甲六郡。”[６３]《崇祯长编》亦有类似记载：“初，登州僻在海隅，素称荒阻……毛文龙号召为一军，岁饷八十万，皆从登州达皮岛中。而辽地一切参貂之属，潜市中土者，亦由登地内输，由是商旅之往来云集登海上，登之繁富遂甲六郡。”[６４]以上两段材料都指出了以80万饷银为基础的市场促使登州从“荒阻之地”到“富甲六郡”的情况，但事实上每年运往东江的饷银绝不会达80万之数。按赵世瑜、杜洪涛的统计，天启三年至七年岁饷在5万至33万之间。[６５]这一饷银数额的实况亦催生了商欠问题，笔者将在下文讨论。
同时，《崇祯长编》更点明双方不止存“护躯布帛之利”，登州还存在诸多“潜市”，即私贸易，这些私贸易也是登州迅速繁富的因素之一。朝鲜译官可能正是登州—东江贸易中进行私贸的重要参与者，如天启四年九月，朝鲜译官皮得忱在登州贸贩军粮，毛文龙即向朝鲜方面移咨声称皮得忱不但没有将军粮交付东江，反而还携带客商违禁私贸。但朝鲜方面并未查出私贸问题，“管饷使南以雄状启，得忱等别无揽带南商越境贩卖之事，而都督之如是督过，至于移咨，其间曲折，未能详知”。[６６]当然，未查出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私贸，甚至很可能管饷使与译官共同瞒下了私贸行为，天启五年，朝鲜方面就发现“椵岛参商，不能禁断，京外采参贸参者，乐与唐人买卖”，并且“椵岛、登州等处，人参甚贱”，要求“请本道监司推考，今后各别设法关津及要路处，别定把守之人，痛加呵禁。如有现捉者，枭示警众。且译官之往来者，必使本道都事有江上搜银例，一一搜捡”。[６７]因此，私贸始终禁而不止。总之，贸易促使商人云集登州，登州的海上商贸由此臻于鼎盛。
在袁可立的积极治理以及商贸的不断展开下，登州呈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登人安堵……纪律肃然，农狎于野，商狎于墟，茫茫大荒，与通都等矣”。[６８]据李民宬《癸亥朝天录》的记载，登州水城“小海沿岸水榭遍布，歌乐之声通宵达旦”，“峰顶通望处，逐设烟墩，屯田农幕，处处相望，商船战舰之抛泊近岸者不知其数”。登州府城则是“城池壮固，闾阎栉比，市廛逼侧，物货堆积。辉煌茶酒之气，氤氲进鼻。城中缙绅第宅牌楼相望。人物之殷盛，拟诸圻辅，则永平府可以甲乙矣”。[６９]
李德泂也记载登州府城“城内市肆分列，青帘成队，锦绣堆积，珍货玲珑……其人物之殷盛华丽如此，实是海上雄藩巨镇也”。[７０]
不过，登州—东江的商贸运作中也存在不少问题。明廷给东江的采买款成为了引人觊觎的“肥肉”，其管理和经办乱象丛生。天启三年，毛文龙指派毛应时和吴宗武负责军饷管理与东江物资购买，但他们中饱私囊，“凡遇货客领价，营官领饷，每百两扣除二十两；及后商众饷迟，兵商争领，至以加三、加四扣之。兵受饥饿，商受折本，纷纷搞扰，词叠（疑为“辞牒”，笔者注）如山”。毛文龙于是改派韩文翼负责，并召回毛应时等人。但毛应时并未返回，反而在登州“肩舆黄盖，散诞逍遥，王法军令，付之不闻”，俨然成为一方豪恶。[７１]而且，韩文翼在登州依然“加三、加四”，克扣点数。很多军官假称自己前往登州购买粮饷，从商人和毛文龙处领取银两后逃回原籍或躲藏于登州内。部分登州商人还涂改相应的票据，“登州向有射利之徒，以六七十两之银，便可骗买百金红票。候得饷到，暗讲除扣瓜分。至有假印、假票，一样描标朱笔对半扣除，管饷者又何乐而不为。致卖货真商，盘费尽而典衣揭债，呆呆日坐，未领一分到手”。[７２]克扣与骗饷使得登州地区营商环境极差。
登州方面也关注到了这些问题。天启五年，登莱巡抚武之望向明廷汇报了本地的情况：“此地武弁与杂流最多，非平辽委官则内地差遣，非坐登买米则奉文领银。最可恨者，本以军需为名，而银既到手辄自花销；本以差解为任，而一出都门，遂难诘问。开鞘盗银、诱骗商货、强夺民船、违禁私贩，诚有如抚臣所言者。甚则市井狙狯、漏网余孽金紫累累，争衡道府而抗违部提，法令亦不能行。”[７３]可见，由于令出多门而且管理混乱，军饷领取事务在登州引发了一系列争端，即便是登州本地的官员也难以完全限制。就此，兵部认为需要裁汰虚衔。兵部要求除毛文龙麾下的官员可以便宜行事外，督抚所任官员不能管军管饷，兵部等部所派的官员也需要严格听从兵部约束，并要求他们“素服角带”，低调行事，如果有违则听从登州抚道申饬。即便是毛文龙方派来的人员，也必须带有印信并经审查，不许“招摇市城、宿娼酗酒”。不过，这些措施起到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毛文龙方面新派出的丁至德仍未改变行为，其“擅支饷银，恣意花费，兵丁饿死，漠然不顾”。[７４]
值得注意的是，登莱巡抚武之望与毛文龙方素有嫌隙，这恐怕也是武之望放任这些“武弁杂流”侵耗东江银两的一大原因。[７５]事实上，东江一直觊觎登州资源，希望能压制登州。早在建镇时毛文龙就提出希望裁汰登州兵员，将饷银挪给东江镇。谭昌言认为登州削兵乃有限度，最终勉强凑给了东江兵饷。至武之望任登时双方矛盾更甚。武之望十分不满东江镇方面的态度，认为“牵制敌国者，朝鲜也；联属朝鲜者，毛镇也；驾驭毛镇者，登抚也”，因此东江镇应当在登莱巡抚的控制之下。[７６]毛应时等人能在登州长期盘亘恐怕也有武之望故意为之的因素，毛承斗就在其所辑的《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的天头上点出：“何物毛应时等，能令登抚曲庇至此？”[７７]至十一月，毛文龙与武之望围绕商贸等问题产生激烈的冲突。毛文龙声称游击朱家龙在海外带走银两并在登州冒支饷银共26000两，还认为其向登州官员行贿。武之望认为毛文龙长期不尊重登莱巡抚，发信从无回复，“至七月中忽移文……一则赊欠商货，万口喧腾，而移文于臣，反谓登官挠阻，令臣究治之”。此外又声称“朱家龙得罪该镇，不知何故乃差官相继锁拿，而又移文于臣，谓家龙以饷银二万余，馈送登州士绅及各上司，令臣拘解过海究治之”。[７８]双方各执一词，矛盾颇多。
因东江镇在明廷的战略规划中地位抬升，明廷整体上偏向东江镇，甚至一度打算废掉登莱巡抚，仅留东江一镇。不过，明廷对东江利用通商的方式来运作也存有戒心。明廷最初虽借用商业网络构建了粮饷转运的网络，但对海禁大通仍保有顾虑。如前所述，登州地区存在不少私贸易，这也触动着明廷的敏感神经。私贸易除涉及参貂外还有军事物资的硝黄。天启四年三月，辽东督师孙承宗即“严海禁于津登，严越冒于山海，并行濒海郡邑，不许私买硝黄下海，向来自备资本，借官批上纳者，概行严禁”，对东北亚海域私贸问题进行了肃清。[７９]且因能够投入的兵饷有限，明廷也希望其投入直接作用于兵饷而非再进行商贸，徒增风险。
故而，虽然明廷相对偏向东江，但在处理具体商贸问题时仍持保守态度。如天启五年当皮岛商人前往登州领取银两时武之望拒绝给银，毛文龙疑心管饷都司毛应时“勒贿阻商”，便弹劾毛应时，并要求武之望代其向明廷要求增饷。户部认为新饷银应当率先支给兵饷而非商价，且新饷银仅有20万，登莱巡抚还需留出旅顺4万兵饷，不足以支付30万商价。除此之外明廷亦考虑到安全问题，最终要求“商可通而货不可征，登海为夷夏之交，往来盘诘不可不严；商价可兑，而数宜有限，兵饷非可居之奇货”。[８０]而且事实上登州自袁可立离任后，兵饷即从20万减少一半，登州饷银也根本不足20万之数。[８１]因此，明廷既不愿加大饷银投入，又担心放开商贸后引发不必要的麻烦与冲突，在投入商贸上左右踯躅，导致东江只能持续发出无法兑现的“红票”、商贸即随时有破裂之虞。再加上鲜运船只不时即报“飘没”，东江很难收到80万两饷银，这些都影响了东江商贸的持续。
由于登州与东江双方的扯皮、明廷限制商贸的考虑、东江饷银的有限以及债券模式的运营，商贸网络中商人利益不断受损。天启六年（1626）九月，工科给事中王梦尹巡查东江，发现从事贸易的商人“不下五六百人，半在登州，半在海外，约借欠不下五六十万，子母俱失，非招商接济之初意”。[８２]这些商人由于长期没有获得回银，生活极为艰苦，“有银不至手家不得归而竟缢死于登者；有贫已彻骨而挑水度日者；及有为人役使而寄食守候者”。而毛文龙“虑饷弁之多弊”，希望在登州的商人能够前往东江，可商人担心海上风浪，决定留在登州等待政策。[８３]最终明廷决定“在海外者，宜听文龙给与。在登者，自应就近取偿。但奸商冒支之弊不可不防，登莱抚臣须取有文龙商货实收，然后给发”。[８４]
同时，一些明廷官员也在优化登州—东江的商贸条件，王梦尹即指出：“商人及朝鲜贸易，统赖饷银，是辽人之存活，全赖内地之转输也。独天津粮米，运发及时，而山东饷银发解未免后时，彼管饷之奸弁，遂得借口，开报不清，以致海外造册，竟不收入。”[８５]他要求粮饷尽快运输，并且希望山东每年能在六七月间将饷银运送到东江。随即，王梦尹弹劾登州管饷都司毛应时、韩文翼等人侵夺饷银，陈奇圣、李大珊等人冒领船价，最终明廷同意对这些人进行追责，东江与登州间的贸易状况得到了一定的优化。[８６]
总之，天启年间的一系列安排，将登州进一步拉入了东北亚北方海上的局势当中。登州拥有了海上市场，其作为战争后备地得到成长与发展，本地获得了繁荣。但是在明廷、登莱巡抚、毛文龙三方的博弈之下，这条商路矛盾颇多。而且，这些贸易没有解决登州地区辽人密集、饷银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即影响到了崇祯年间的登州。
三、投入消散：登州地位的短期抬升与登莱事变
丁卯之役爆发后，明廷向朝鲜、东江方面加大了投入，抽调了登州的资源。登州方面对此安排颇为不满，登莱巡抚李嵩向明廷指出登州的难处，“登镇兵单船少，东江、高丽一时并急，力不能援，而又不得不援”。[８７]他认为登州的地位在规划当中不断下降，“登州原集重兵，足称雄镇。顷以逆虏犯朝鲜，东师孤注，于是尽撤防汛兵船从事海外。又以内臣开幕临戎，材官丁健皆不可缺。臣与镇臣各分标下官员家丁一半以备应用，计共四千八十九名，计船八十一只，俱于日内开洋，游艇战舰衔尾东渡，则抚镇标下索然一空矣”。[８８]进而建议利用登州裁掉的兵饷在旅顺增加两个兵营，并且由登州方面管理。孙国祯接任登莱巡抚后，亦强调“登非独防外，原以备倭及内地盗，此必不能虚内以奉外”。[８９]与此同时，明廷内部对东江糜饷的质疑甚嚣尘上，明廷对东江产生了怀疑，派出王廷试等人前往核查东江人数，最终厘定人数为28000人，对东江粮饷进行了大幅削减。
削减粮饷的行为遭到毛文龙的反对，毛文龙为了“收粮”，竟擅离汛地，“以漂风为名，突至登州夏家疃上岸。续到多船，见在登莱沿海窥探……村野之民一时鸟惊兽骇，莫知所向矣”。[９０]而根据朝鲜方面的记载，毛文龙等人在登州抢夺了不少资源，“戊辰，文龙领兵至登州，出其不意，劫制守将，夺其物货而归”。[９１]毛文龙的诸多心腹也在登州大肆掠夺，“毛有简、毛世科、沈世魁若干人深见宠信，有简往者跟往登州，纵臾作孽，无所不至，夺货还给。时抽好物，尽入其家”。[９２]甚至对在登州的朝鲜人员及货物也不放过，“都督自登州还椵岛时，夺取管饷及体府、巡营贸贩三船所载之物，并与译官等七人，而拿回岛中”。[９３]
由此，明廷派出蓟辽督师袁崇焕遏制东江势力。崇祯二年（1629）四月，袁崇焕上疏要求明廷更改一系列原有安排，重新严格执行海禁：“不许一船私自往来，即往东官船，不许泊近南岸。登莱自协营水兵之外，不许一舟出海。”[９４]并且他还要求朝鲜从登州改由宁远朝贡，向东江运输粮食的起点也从登州改为宁远。明廷同意了袁崇焕的请求，这种做法的确遏制了毛文龙势力的扩张，且达到了预设的效果，“今登州严禁，不许一舡出海，以至客米上舡者，俱畏国法不敢来”。不过，这也使得东江地区的生计情况堪忧。毛文龙不断向明廷请求重新派饷，指出绕道宁远觉华岛派饷不仅路途遥远，而且粮饷损耗严重。[９５]由于缺少粮饷，东江不断发生士兵哗变，大量辽兵逃亡。
而对于登州来说，虽然从制度上肃清了沿海人群，但登州方面商人利益无疑也大大受损。正如毛文龙所言：“历年欠下商价，臣百计支撑，陆续裨补未清。今一旦禁海，此辈血本商人，督臣如何着落？且登莱布物价高，臣犹以为不省，关宁买价倍之，督臣又未计及其费也。”[９６]这是对登州商贸市场的又一重打击。崇祯二年四月，毛文龙再次在登莱沿海游荡，“旌旗蔽海上，登人以为建州兵至，皆大惊”，[９７]各个州县“城门日闭，人心惶惶”。[９８]此次至登，毛文龙与毛九龙等官员进行了协商，声称只是为了能再从登州获取资源，但正如朝鲜的郑经世所称：“本自陈之事，单舸入往足矣。何用带去三千兵也？五十船只，浮入洋中，则登州近处必震惊。”[９９]这无疑是对登州方面的示威，也是对登州地区的一次严重滋扰。
崇祯二年六月，袁崇焕斩杀毛文龙，东江局势大变。袁崇焕将东江镇兵马分为四协，分别交给了副将陈继盛、参将刘兴祚、毛承禄、徐敷奏4人。后改为两协，陈继盛领东协，刘兴祚摄西协。但各方势力存在矛盾，难以互相妥协。不久，陈继盛污蔑刘兴祚投降后金并杀之，而接任西协的刘兴治杀陈继盛，控制了皮岛，并在后金与明朝间首鼠两端，还发兵船89只迫进登州。[１００]
登州的地位也随东江之变而得到提升。登州此前由于长期与东江争夺资源与战略地位，兵额由天启五年的5600余人降至崇祯元年（1628）的3600余人，兵饷由12万降至8万，崇祯二年受明廷“重山海，轻沿海”思想的影响，登莱巡抚也被废除。东江生变后，登州再次受到关注，“登镇设抚，原为恢辽，不为防海也。迨刘兴治告变，而东抚始急海矣”。[１０１]崇祯三年（1630）五月，明廷重设登莱巡抚，并派孙元化出任。孙元化要求朝廷解决兵员与饷银问题，指出“盖内廷向以登莱为虚抚，东岛为虚兵，今欲以臣实其虚，而户部不给全饷，工部不给军需，兵部不给马匹，则兵仍虚，兵虚而援恢亦虚，援恢虚而抚亦虚”。[１０２]他着力提升登州的地位，提出所谓“撤海用海之说”，试图将冬季解运的银米全数归登州调配使用。他还要求撤销东江饷司，将关宁辽兵调来登州，并提出“移辽饷以饷辽兵”，将辽兵“除辽册以入登册”，要求调黄龙东江兵入登州。[１０３]同时，他着力于为登州增加兵力2000、饷银4万，并在减少登州加派等问题上大加运作。[１０４]此外，他还着力引入西式武器，打造登州火器营，使得登州成为“东陲之西学堡垒”。[１０５]登州的优先度即于上述的安排中得到提升，“登、岛兵饷本折一以登抚经制为准，盖他处求省而于登不必求省，于别镇告苦而不必向登抚告苦，其一切支用钱粮即竭东省之物力以供之”。[１０６]孙元化甚至希望从辽东抽调精兵补登，导致枢辅孙承宗大为不满，认为“设登原以为辽也，既拔其强劲，而又今缺者不补，未悉登之佐辽何如，而先以虚辽撤有备之防而图难料之奇”。[１０７]
孙元化还稳定了东江的局势，明廷一度试图将东江人群尽数移入登州，但刘兴治在乱中被沈世魁等所杀，孙元化派黄龙前往平乱并接任东江镇总兵，东江获得了稳定，此事遂作罢。东江与登州之间的通路也再次打开，“商船、民船往来诸岛，依旧不绝”，[１０８]《绵潭汪氏平阳家庙谱牒》即记载了德贵公由登州赴皮岛经商之事。[１０９]不过也应指明，崇祯年间的商贸当逊于天启年间，由于乏饷，登州—东江的贸易网络不断出现问题，“八角口居民程宵元以渔船载客至皮岛贸易，三月十六日刘五（即刘兴治，笔者注）集各客二百余名，责以无粮期诳，欲俱杀之”。[１１０] 而且，明廷最终欠下的商价也未能清偿，崇祯四年（1631）孙元化就指出“商人发粮于岛取偿于登者，又几十二万两，今皆无从拨补”。[１１１]
虽然登州短期内得到明廷重视，但局势及战略安排的变化也使其建设持续性受到挑战。其一，明廷经“己巳之变”，自需要将精力拨于辽西，登州方面已无暇花费大量精力，郑斗源即认为“皇朝专力于燕京、山海关，故山东则兵势寡弱矣”。[１１２]其二，登州海外为战的要求逐渐下降，“大凌之役，登兵以海隔风阻，未及效一臂之力。臣意东兵亦无越海而西向者，以有用之兵委之无用之地”。[１１３]登州作为后备基地的定位逐渐受到质疑。其三，孙元化的重辽举措也为登州埋下祸患。孙元化过于信任辽兵，对于登辽之间的固有矛盾欠缺考虑。长期以来，登辽双方矛盾重重。一方面，由于辽人动辄即乱，因此形象在登州百姓心中极差，“时论者言辽人必乱之势以及解散之策……辽人新集，自属流寓，而东人之暴无赖者，往往怙民土著，凌逼客子”。[１１４]另一方面，辽人对登人也多有不满，尤其是杨国栋任登时对辽人的磋磨更是使得辽人怀恨在心。毛文龙就曾对杨国栋的恶劣行为进行了记述：
吾侪小民，当辽陷时，挈妻孥渡登，播越他乡，艰苦万状。自国栋任登，出令强辽人住登者，悉隶官操。富者买免，每名百金，贫者愿隶，需索顶缺，每名十八两，且逐季查补。或一家而三四编坐，或一人而前后扎诈，甚至衣食无措者。复出拿奸一令，富商被拿者，动以千金贿之乃释。且水城中十家立一捕，报日有捕获者赏有差。为此捕者，罚使出椽木砖瓦，以助尚公生祠。吾侪逃生于彼，而受害如此，不能聊生，复投生海外。国栋实殴鱼之獭也，食其肉而寝处其皮，死亦甘心。[１１５]
杨国栋的措施使得辽人在登州的生活充满压力，“拿奸令”更是使得杨国栋在控制地方人群的问题上获得了极大自由，这无疑使得登人和辽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同时，双方长期存在文化习俗冲突，“惟是辽人自金、复、海、盖诸卫避难来登者不下十数万，寄寓登莱地方已十余年矣。登城之内，僦居者大半。辽人性桀傲，登人又以伧荒遇之，掯勒欺侮，相仇已久”。[１１６]而且，辽人是不稳定的因素，“毛文龙既诛，岛中所聚亡命必有望风趋登州者。登州安插辽民不下数十万，况文龙给礼加衔者甚众，登之街市黄盖腰金者不计其数，变生意外可虞”。[１１７]登州在商贸中积累的财富也引发辽人的觊觎，“此辈素犷悍贪婪，不知法度，观登州为金穴，欲得而甘心焉，非一朝一夕”。[１１８]故而，孙元化推动辽兵入登无疑是引狼入室。
崇祯四年，孙元化进一步调来8000辽兵在登州驻守，使得登州的矛盾局势愈发复杂。而新调来的辽海监军道王徵意识到了这种复杂纠葛，“到任之初，访知其情，乃以俚言细细劝谕登民，仍以俚言再四晓解辽人。间遇材官猛士及辽官辽士寄俸廪于登莱者，每以忠义劝勉，激起仇奴大恨，消磨忿登小嫌”，虽据其称双方“颇渐渐相安”，不过双方根本层面上的矛盾仍未解决。[１１９]
崇祯四年十一月，辽将孔有德等兵至吴桥而变，破临邑等六县，十二月二十日围登州。吴桥兵变迅速激化了登人与辽人之间的矛盾，“村屯激杀辽人于外，外党愈繁；登城激杀辽人于内，内变忽作”。[１２０]崇祯五年（1632）正月初二日，由于孙元化再次错误地相信了辽人，导致奸细入城，登州城陷，城中的6000旧兵、1000援兵尽遭屠戮，辽人“驱城中民出东门外尽杀之，壕堑皆平”。[１２１]正月十二日，黄县也被攻克，生员、乡约、耆老、街民死伤不可胜计，“杀戮之残，甚于黄巢，掳掠之酷，逾于刘七”。[１２２]不久，招远亦被攻克。
而一些州县在整合海防资源的基础上做到了较好的防守。如福山县在知县朱国梓的带领下进行了较为坚决的防守：
与教谕吴肇邵、乡官王道增谋婴城誓守，为文告于城隍之神，以坚群志，劝谕富家输粟，合众择子弟有才干者，假千把总红旗名色，部署所司，招散兵之晓行阵者以教战。道增搜括沿海枪炮若将军蹲、佛郎机、三眼枪、万人敌各名色者，悉备垛上，架木悬帘，分旗色，具灯火，立垛督战者，各有专人专司，设游兵备缓急策应，一一与边防无异。又联络四堡乡勇防御他盗，境内俨然巨镇……郡城久未复，乃缮疏间道遣人赍上备陈情形，朝廷始知海上州县尚为国守。招、黄既破，莱、栖恃有官军屯驻，惟县城孤悬无援，国梓用众力屹然中立，文、宁全资捍蔽。自二月后，无一骑敢东犯者，百姓安堵，皆其功力。[１２３]
福山之所以能实现有效固守，一方面得益于朱国梓本人深谙军事（其父为辽东名将朱梅，笔者注），另一方面亦因登州长期经营的海防体系与力量，在此次守御中得到了有效延续与动员，当地的散兵被聚集，新式武器也被搜括。而且福山还动员了本地的乡绅力量，尤其是王道增家族，“输粟百石，复为搜扩沿海枪炮，招散兵之晓行阵者以教战，军声渐振”。[１２４]因此，在一众乱局中福山得到了较好的保全。不过，此类地方自发的自保举措，终究难以挽回整个登莱地区的颓势。明廷紧急调来保定兵、天津兵、通州兵来进行平叛。收复的进程并不顺利。叛军坐拥登州城，借助海洋不断攫取资源。崇祯五年十月十九日，山东巡抚谢三宾向明廷报告“臣于初五日面审逃回□□□称初二日贼船至庙岛，时有天津米船二只□□□济旅顺者，亦被虏去……长山难民许成等称庙岛有贼船一二十号屯泊，又有贼差吴将官带领贼众坐在长山寺内，堵截粮船”。可见，由于叛军的到来，海上资源的获取出现了问题，包围登州城的大军也长期处在拮据的状态之中。同时，一些辽东军士甚至又投降了海上叛军，“辽兵争上贼船，取红帽加首”。[１２５]在经历一番争夺后，崇祯五年十二月明军成功恢复黄县。到了崇祯六年二月十六日明军终于复大城，十七日复水城，孔有德等随即亡命海上。
对于这次叛乱，毛霦认为正是登州的富有使得辽人觊觎，最终引发登莱事变，笔者认为，除了上文已分析的辽人的因素，此时的登州还有更为纠葛的社会状况。陈韦聿已经指出崇祯时期最终汇聚在登州双方军队的人员极为复杂，从地域来看有山东兵、辽兵、川兵、南兵，从士兵原先身份来看，有工匠、儒生、僧人等，极为多元。[１２６]此外，由于山东大乱，还有从山东运河一线脱籍逃海的，“河臣所报之逃兵于七月二十九日入山东境，至八月初四日入泰安。抚臣余大成提兵追蹑，于初十日入海矣。其沿海一带系青州、莱州、登州地方……恐其结连聚啸”。[１２７]也就是说，西部运河区的动乱也干扰到了登州地区。这些人群在登州汇聚，已经很难为地方所管控与处理。孙元化没有调动和安排登州的社会力量也是重要的原因。石康就指出明朝的士大夫们没有能够很好地动员和联系地方上的军事力量。[１２８]事实上，在明廷无法给予更多支援时，登州就应当考虑重新汇集整理本地已建设的力量，而非再次调拨辽兵。
登莱事变对登州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登州府志》当中即记载“城中食尽，啗妇女，燃人脂为灯”；[１２９]《福山县志》则记载“城市瓦砾，村落丘墟，以及男女流难”。[１３０]蓬莱县“时经残毁，无县治，亦无民，人布幕而居”，“官治无民县，人居有脚房”。[１３１]众多的家族由于战乱逃亡，积累的财富地位一朝荡尽。如登州阎氏，在登州之变前三世为官，但“启祯之际，辽寇不靖，忽警烽燧，流贱无忌，几危家室，而登郡城内不可久居矣。翀公之孙永德公、永绍公徙居福邑。歧祖之孙永成公、永胤公、永绪公徙居解宋营。遂以缙绅之族而为士庶之家”。[１３２]蓬莱张氏于天启年间刚刚进行了族谱修订，登州之变后，慌乱中“赖八世祖母丁太夫人克识大义，危急之中挟谱以逃”，后来才获得了重新聚族的机会。[１３３]在登州人口大减的同时，这次变乱使得明廷在登州的海防投入大量消散。大量的海防资源归于乱军方所有。“城中旧兵六千人，援兵千人，马三千匹，饷银十万，红衣大炮二十余具，西洋炮三百具，其他火器、甲仗不可胜数，及城中金帛子女，皆为贼有。凡辽人在城者悉授以兵，共屠登民，甚惨”。他们甚至获取了巡抚的关防大印并“檄取州县饷银，以万金犒岛兵，诱令同反”，引诱了不少东江之人渡入登州。[１３４]此外，明廷的海防规划也并未起到效用，天津、江淮等地的海上力量未能对登州实施有效驰援，即便是孔有德即将亡命海上时，也称“修桅阻冻，离登寥远”，不愿出水兵，而江淮方面亦迁延观望，未施援手。[１３５]“三方布局”的规划最终彻底破产。不过，明廷仍然对登州的后备地作用有所期待，至崇祯六年，明廷方面仍然有官员希望能够令登抚“择南之水师兼善火器者”，与东江方面形成犄角之势来提防孔有德。[１３６]
总之，登州在崇祯年间的规划当中短暂地成为“竭东省之物力以供之”的重地，看似实现了“后备重地”的目标。然而，随着明廷战略重点的转移，朝中也发出登州是“无用之地”的质疑。孙元化将大量辽兵调入登州，激化了本就存在的登辽矛盾，最终导致明廷的诸多海防投入消散，登州地方社会秩序遭到破坏。
四、结语
在应对后金的问题上，明廷的投入不可谓不多，时人即有感叹在面对蕞尔后金时投入反而远超“万历三大征”。[１３７]问题即在于，这些投入在落入区域时是否转化成为有机的军事力量，而不是仅考虑明廷是否开辟新的财源。
从登州的例子可见，明廷将登州定位为战争的后备地，希望它有着承纳辽民、驻扎大批量军队、沟通辽东与内地的作用。明廷也的确向登州投入了军事与财政资源，但在其建设的过程当中由于明廷内部政见争执、对商贸的警惕、东江方面的掣肘等因素，登州的海防建设与规划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尤其是对登州社会承载能力的错误估计，导致登莱事变的爆发，反而使得军事上的投入消散，军队和武器建设成为“无用功”，甚至最终为后金方所获取。与同时期的欧洲相较，事实上，登州运作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军事上获得了新兴的武器，物资运作上也考虑到了利用“红票”这种战争债券，可是上述提及的旧有因素阻碍了新生的这些因素，导致军事革命等并未完成，登州地区的投入最终云消雾散。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6年第3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篇幅原因有所删减，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学术研究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学术研究》，国内邮发代号：46-64，欢迎您订阅！您也可访问学术研究杂志社门户网站：中国（南方）学术网http://www.southacademic.com，免费获取往期pdf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