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伟教授主编《高丽朝鲜时代中国行纪资料汇编》第一辑出版

张伯伟教授主编的《高丽朝鲜时代中国行纪资料汇编》第一辑，近日由凤凰出版社出版。本辑共五册，收录李承休《宾王录》等珍贵文献二十七种。

据悉，《高丽朝鲜时代中国行纪资料汇编》将分五辑出版，收录文献近百种，总字数约五百万字。

值得一提的是，此类文献无论中韩，均是以影印原书的方式出版。张伯伟教授主编的这套《高丽朝鲜时代中国行纪资料汇编》，用现代方式加以标点校勘，尚属首次。

现与大家分享本书前言。

《高丽朝鲜时代中国行纪资料汇编》

前言

张伯伟

在东亚历史上，存在一大批较为重要的文献，这就是朝鲜半岛外交使臣到中国的行纪，以及类似的朝鲜通信使到日本，江户时代前的日本学问僧、幕末明治政界文化界人士、琉球使臣和越南北行使到中国的种种记录。其中朝鲜半岛的相关文献数量最多、历时最久、内容最丰富，它们虽然不如“朝鲜通信使相关记录”文献在2017年被列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那么显赫，但其价值非但丝毫不逊色于通信使资料，甚至远远超轶其上。以朝鲜时代的相关文献考察，其历史名称就有“朝天录”和“燕行录”两大类。当今学术界往往统称为“燕行录”，并且扩展到其他相关文献，比如将越南的使行文献也冠以“燕行”之名，这一方面名不符实，另一方面也可以见出朝鲜时代燕行文献在学人心中的影响力。尽管孔子早就说过“必也正名乎”，但我们很难奢望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可以有一统天下的名号。我们不妨有若干不同的称名，留待学术界讨论、选择并最终趋同。在我看来，总称“燕行录”虽然是一个学界“俗名”，但在学理上却不很合适。如果在学术讨论中追求较为客观、中性的概念，如果在东亚追溯此类文献之祖的名称，如果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寻求学术研究的共名，我们就应该选择“行纪”作为此类文献的总称。若专指到中国的使行记录，则可称为“中国行纪”。目前类似的称名还有“华行录”“使华录”“使行录”“入华行纪”等，暂可并行不悖。

本丛书处理的文献，就是自高丽时代末至朝鲜时代终，即十三世纪后半到二十世纪初朝鲜半岛的中国行纪。东亚学人对这一批文献的关注，可以追溯到百年之前。1930年日本学者中村荣孝在《青丘学丛》第一号上，发表了《事大纪行目录》，这是从目录学角度对这批文献的最初汇总，尽管远远谈不上完备，却堪称该领域的第一声嚆矢。1933年，中国学者金毓黼在编纂《辽海丛书》时，已收入柳得恭《滦阳录》《燕台再游录》和宣若海《沈阳日记》等，并有“异国人记中朝事迹之书，不参利害之见，颇能得真，故可贵也”的评论，虽然这样的断语在今天看来未必如此，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重视态度是显而易见的。相对而言，韩国学者的起步较晚，但在推动此类文献的整理出版方面，可谓厥功甚伟。先是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编纂了《燕行录选集》（1960-1962），收书32种。其后民族文化推进会（今韩国古典翻译院）编《国译燕行录选集》（1976-1982），收书20种。中国学界也很敏感，台湾珪庭出版社的《朝天录：明代中韩关系史料选辑》（1978），收书36种。就研究而言，较早利用这批文献探讨中朝文化交流的是日本学者藤塚邻，他在1935年提交的博士论文《朝鲜时代清朝文化的输入与金阮堂》，允为此类文献研究的奠基之作。就专书研究而言，如崔溥《漂海录》，最早引起美国学者John Meskill的关注，他在1958年提交了博士论文“A Record of Drifting Across the Sea, Pyohae-rok”。1965年正式出版时，易名为Choe Pu’s Diary: A Record of Drifting Across the Sea，将《漂海录》译为英文并加以注释。1959年，日本学者牧田谛亮《策彦入明记研究》下册出版，对《漂海录》作了标点整理，并将之与日本江户时代清田君锦编译之《唐土行程记》结合起来研究。至七十年代以后，韩国本土的研究论著也日益兴盛起来。因此，不夸张地说，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朝鲜半岛中国行纪研究，自形成伊始就是一项“国际化”的事业，这是其重要特色之一。

进入本世纪，随着“全球化”浪潮的高涨，国际学术界对行纪研究的重视也与日俱增。韩国学者林基中编纂出版了《燕行录全集》一百册（2001），继而他又与日本学者夫马进合编《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2001），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在此前基础上编纂《燕行录选集补遗》（2008），林基中又再编《燕行录续集》五十册（2008）。2013年，林基中编光盘版《燕行录丛刊》出版，收书455种；2014年再次推出《增补燕行录丛刊》，共收书556种。中国出版界也紧紧跟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燕行录全编》（自2010年起，至2023年已出版七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2011）等，可见对于此类文献的出版热情方兴未艾。但无论中韩抑或两岸，这些较为大型的资料集采用的都是影印（甚至影印之影印）方式。国际学术界在欣喜之余，不能不说存在着较为深重的遗憾。2013年，我在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主持了一项韩国中央研究院项目——“高丽朝鲜时代中国行纪资料汇编”，精选了有代表性的文献近百种，用现代方式加以标点校勘，每种书前皆有学术性解题。自2025年始分五辑陆续推出，每辑约100万字，希望能够对上述遗憾有所消释。